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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奖辞
徐晓的文字谦逊、沧桑而沉痛。她的写作,因为来自命运的私语、人心的呢喃、灵魂的召唤,而深具理想主义的光泽。她记忆中那些悲欣交集的断片人生,经她冷静而理性的处理之后,依然洋溢着痛彻心腑的感人力量,而她浩大的悲悯和同情,也不时地挣脱时代的边界扑面而来。她以生命的专注领会疼痛,以往事的灿烂化解苦楚,以自己的静默成功地反抗了遗忘和失忆。她出版于二OO五年度的《半生为人》,作为一种个人史的表达,关乎的却是整整一代人的往事和随想。她的坦然和承担,使她面对命运的各种馈赠时,既不躲闪,也不逞强,既不夸饰,也不渲染。她所描述的那些庄严的人生,不求活得更好,只求活得更多,这样的生命绝响,在今天这个时代,不仅难以重现,甚至它的价值也只能为少数人所分享。
徐晓获奖演说:写作给我生活的力量
亲爱的朋友们:
我很荣幸,在广州这个陌生的城市,获得这一虽然年轻、却被写作者向往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首先,设立这一奖项的《南方都市报》的从业者们,以最大的可能遵循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精神,因而得到了同行和公众的尊敬。
其次,虽然这一奖项的历史短暂,但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出,与另一些看起来更有权威性的奖项相比,它更加强调文学的文学性。我试图用“文学性”这个词区别于“纯文学”。后者更加强调文学的形式感,而前者更加强调文学本质的属性。有人注意到这个奖所具有的倾向性。但是,仅就我们这一代所经历过的生活来说,我甚至认为仅仅有“倾向”是远远不够的;或者说,仅就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现状来说,有倾向已经是难能可贵。技巧永远不是文学的全部。
另外,这个奖的名单中已经有了一些我熟悉的名字。他们是:我的朋友也是我在散文写作上默默追随的史铁生;恰好是我的散文中所记述的那个群体中的诗人多多;曾经与我同事多年的林白,以及在出版业的合作伙伴李亚伟:我的名字排在他们后面,就像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突然遇上了一群老朋友,让我既兴奋又深感安慰。
是的,文学始终既是我热爱的也是我特别陌生的。时至今日,站在这个讲台上,我感到意外甚至惭愧。我写得那么少,《半生为人》是我十年来陆陆续续写成的散文合集,也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本书。
早在七十年代,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很偶然地闯入了一片令我着迷的天地,后来,这一圈子被说成是对中国文学的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群体。当亲历者沉默的时候,神话便应运而生。而事实上,事件对历史的意义与对个人的意义常常完全不同。真正对我产生影响的并非事件,不管那事件是否被载入史册,或者是否真正成为历史的财富。在事件中活动着的始终是活生生的个人,他们是历史脉管里流动的血液。这些人经历时间的波浪,有的成为历史的符号被反复地提起,有的默默无闻,有的从来不为人知。
我记录下这些人,我的亲人,我的难友,我的同道,我爱过的和爱过我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不只是我描述的对象,也许我真正要表达的是我自己,我的生活在与他们的关联中展开,也可以说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自传。
我回忆过去,过去的遭遇,过去的理想,过去的人与事。正如人不可能蹚过同一条河一样,人也不可能哪怕一刻占有完全摒弃过去的现在。健忘常常出于自卫的本能。如果说我的回忆是怀理想主义之旧,是对遗忘的拒绝和反抗,那么,不管我的努力是否成功,我仍然要说:越是拒绝,越是反抗,就越是生活在现实之中。
论者和读者在谈论我的散文时,常常提到“真实”二字。我并不试图书写历史,虽然有不少读者谈到,这些文字把他们带回了八十年代的精神氛围。准确、条理与全面不是我的写作标准。相反,我的书写是零星的,无序的,极为个人化的。我想,真实在文学中并不等同于真相,在写作之前,你也许并不知道真实的边际在哪里。这是一个寻找的过程,穿过幽暗,抵达灵魂,触摸疼痛——此前,伤也在那里,但你感受不到那疼痛,同时也不能真正懂得幸福、绝望、遗憾这些词汇的含义,反而会抱怨生活的无聊与平庸。而此刻,你拥有了一片精神的天空。通向精神之路需要的不是才华,不是教养,不是学识,而是真诚的态度,然后才是还原与呈现真实的勇气与能力。
所以,写作对我来说不只是兴趣,或爱好,而是一种需要,它给我生活的力量!
谢谢主办方!谢谢评委!谢谢在座的所有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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