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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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再复：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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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再复，1941年出生于福建。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院所所长、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学评论》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89年出国后先后在芝加哥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卑诗大学、科罗拉多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和访问学者。

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1-2）

    1

    在将近整整一百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火炬家族中，竟没有一个中国作家的名字。要探究其原因，就得“知彼知己”――知彼：知道诺贝尔文学奖是怎么评出来的，受到那些因素制约；知己：知道中国现状和成就如何，在世界文坛占据什么样的位置。
    一提起诺贝尔文学奖，就不能不涉及到对中国文学的评价。差两年便是整整一百年的这一世界文学大奖，中国作家诗人为什么完全缺席？这不是一个容易说清的问题。１９６７年，瓜地马拉的作家阿斯图里亚斯在获奖演说中称赞瑞典文学院选择的获奖作家，已组成一个影响人类精神的家族，“这个家族就是高擎着光明火炬的诺贝尔家族”。可是，站立在拥有数千年文化历史土地上的中国作家，背后又是站立着１２亿同胞兄弟的中国作家，却没有一个进入这个火炬大家庭。诺贝尔文学奖自从１９０１年设立以来，直至１９９８年，在９８年中共颁发９１次，成为这一家族成员的共９５名(１９１４、１９１８、１９３５、１９４０、１９４３年因两次世界大战无法评奖；１９０４、１９０７、１９６６、１９７４年同时颁奖给两位作家)。这一火炬家族的作品本身就构成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史的一种框架或者说一大线索，可是，中国作家却徘徊在大家庭的门外和这一文学史的框架之外，未能参与世纪性的火炬游行与文学狂欢节，这是为什么？这是瑞典文学院的问题还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自身的问题？或者是语言翻译问题？还是批评尺度问题？这一切都涉及到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评价以及对许多著名作家诗人的评价，都不是简单回答得了的。

    ２

    踌躇之后还决定写，完全是因为我个人和瑞典的缘分和情谊，并由此也对瑞典文学院和“火炬家族”有所了解。我在１９９２年夏天，接受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系主任罗多弼教授和他的老师马悦然教授的邀请，前去担任客席教授一年。
    我和马悦然夫妇第一次见面是在１９８７年，北京。中国作家协会设宴欢迎他们，我算是一半主人一半客人。我们一见如故，顾不得寒暄就谈论中国文学。我暗暗吃惊马悦然对中国文学竟熟悉得如数家珍，从古到今都熟悉。这次见面后的第二年，即１９８８年秋天，我接到马悦然和瑞典文学院的正式邀请函，邀请我参加１２月１０日举行的五项诺贝尔奖的颁奖仪式。马悦然告诉我，这是瑞典文学院邀请的第一位中国作家，最好是穿中国服装，不要穿西装。此次我所以没有谦让，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并非作家，而瑞典文学院请我也一定是把我当作一个中国文学的评论者和研究者，一个有资格参加推荐的学人。邀请其他作家容易有过敏的反应，而我去反而自然一点。
    诺贝尔(１８４４年－１８９６)在逝世前一年的１８９５年１１月２７日立下了遗嘱，将他的全部财产，即当时的３１００万克朗(相等于现在的２亿３０００万美元)设立基金，用每年的利息授予一年来在物理、化学、医学、文学、和平等五个方面对人类社会做出卓越贡献的人。瑞典政府立即建立基金会，并决定在每年１２月１０日诺贝尔逝世纪念的这一天举行颁奖仪式。被邀请的客人一般都提前几天到达，我也提前了一个星期。在这几天中，我参观了斯德哥尔摩城，还特别踏雪去拜谒了诺贝尔墓地。几位瑞典朋友都说，诺贝尔的墓地不好找，他的墓碑和普通人的墓碑一样。幸而《人民日报》记者顾耀铭先生记得墓地所在，就带我去寻找。诺贝尔虽然名布四海，墓地却很小，他终生未婚，只和他的另外四位家人合葬在一片普通的公墓里，墓碑上没有一个字记载他的功勋。站在雪地里，面对简单得让人难以置信的碑石，我心中升起了敬意。这位被称为炸药大王(发明８５种火药)的科学家，生前做着和平梦，死后还继续着和平梦。他不仅具有科学天才，而且喜欢文学，常常诵读着雪莱的诗，特别赞赏“人类皆兄弟”的句子，他大约不知道我国古圣人孔夫子也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名言，也达到一种大情怀与大境界，可见，全世界的人性是相通的，诺贝尔设立国际奖金，并非乌托邦。
    发奖前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是听取获奖者的演说。到了斯德哥尔摩，才知道诺贝尔物理奖与化学奖由皇家科学院评定，医学和生物学奖由瑞典皇家卡洛琳学院评定。负责评定文学奖的瑞典文学院并没有“皇家”二字挂在名称上，但和王宫一起坐落在斯德哥尔摩的老城岛上。文学院成立于１７８６年，是当时崇尚法国文化的国王古斯塔夫三世摹仿法兰西学院的模式建立的。只设１８名终身制的院士，在院内的会议厅内，每个院士都有一把固定的交椅。１８９６年，文学院接受了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任务。三家研究院分别举行获奖演说。我自然是去听取埃及获奖作家马哈福兹的演讲，可惜这位“阿拉伯当代小说的旗手”因年迈未能亲自到会，讲稿由他人代读，而几天后的领奖则由他的两个女儿代表。
    １２月１０日下午，斯德哥尔摩音乐厅里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奏起莫扎特的《Ｄ大调进行曲》，颁奖仪式隆重开幕。主客人全部穿上礼服，台下的前几排是内阁首相和全部大臣及获奖者的亲属，而台上的格局则特别有意思。主席台的中间是三个学院的全部评选委员，他们前面的左侧是获奖者，右侧是国王、王后和王室主要成员，看到台上的结构，我就感觉到结构的象征意蕴：在精神价值创造的领域里，国王并不把自己放在中心地位上。被放在文化金字塔塔尖位置上的是评选委员们所代表的知识分子。国王的风度很好，脸上总是带着微笑，他把奖品(一份写着获奖评语的证书，一枚带有诺贝尔头像和铭文的金质奖章和奖金)一一授予获奖者。马哈福兹的两个女儿领奖时激动而谦卑地站着，国王把奖品提到她们面前时谁都不敢先伸出手。颁奖完毕之后，便是国王的盛宴和会后的狂欢节。在宾客开始欢舞时，我走到大厅阳台上，看到斯德哥尔摩满城灯火辉煌，如同白昼，我意识到：人类精英的天才创造在这里赢得了天地间最高的敬意。
    参加了这次颁奖仪式之后，一种使命感开始在我心中觉醒：我应当履行一个中国文学研究者的责任，好好推荐祖国的几位诗人与作家。不管是谁，不管他们是身处内地还是身处台湾或香港，只要他们确实高擎着人类光明的火炬，而且具有不同凡响的创造业绩。
    后来，我又有机会再度来到瑞典，而且是整整一年。因为时间从容，我参观了几次瑞典文学院，观赏了室内的大书库。书籍层层叠叠，共有二十多万种。我特别留心翻译成英文或瑞典文的中国文学作品，但是找来找去，只有寥寥几本。院楼内静得出奇，每次到那里只见到两个人，一个是评选机构的秘书，一个是图书管理员(据说还有一个只上半天班的工作人员)。经秘书的热情介绍，我对瑞典文学院的结构和评选规则、程序有了了解。
    文学院共十八名院士，从院士中又选出五名组成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审议世界各处提出的候选人的名单。这些名单是世界各地具有推荐资格的推荐人提出的，有的则是上一届留下来的名字。按照诺贝尔文学奖章程的规定，下列四种人具有推荐资格：(１)历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２)各国科学院院士或相当于院士资格的人；(３)各国高等学府中的语言和文学的正教授；(４)各国作家协会的主席和副主席(不包括理事、会员)；推荐必须提交正式推荐书并附被推荐者的原著或译本，由个人签署，不接受团体的推荐，推荐书必须在每年２月１日午夜前送达瑞典文学院，逾时则算作下一年度推荐。候选人名单每年少则几十名，多则一百多名。委员会先对名单进行筛选，减到１５名，然后再继续讨论继续筛选，到了５月底，便减缩到只剩下５名。从６月开始，院士们便进入暑期阅读，审看最后五名候选人的作品，到了９月，假期结束，院士们便以书面形式报告自己选择的人选及其理由。这之后，每星期四晚上进行讨论、辩论、投票，直到人选中有一名候选人获得９票以上。如果一直无人达到９票以上，可考虑颁给两人或延期至下一年。我在斯德哥尔摩的时候，星期四晚上马悦然的夫人陈宁祖大姐最有闲空，她总是邀我的妻子陈菲亚去逛商场，因为这个时候，马悦然和他的同事们正在辩论得热火朝天。
    到了十月初，院士们进行无记名投票，最后执行主席挥动木槌在会议桌上重重地敲了一下，即决定谁是该年获奖者，院士们才松了一口气。整个过程严格保密，不仅谁得诺贝尔奖不知道，即使进入前五名的名单和其他提名名单也保密得严严实实的。我在瑞典这一年，后来赢得了诺贝尔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也到斯大东亚学院访问讲演，而马悦然夫妇却从未泄漏过他可能获奖的任何信息。嘴严，这是瑞典评审院士们的共同特点。尽管新闻媒介千方百计地想套出消息，但总是难以攻破。１９７６年之前负责评审的研究院与瑞典报刊有个默契，评审结果可在公布前４８小时通知他们，以让他们作准备，但不得泄漏。但是，１９７６年却有一家电台透露了文学奖得主乃是索尔·贝娄的消息，瑞典各家报刊自然像着了魔似地加以传播。此事激怒了文学院，现在新闻界再也别想得到４８小时的优先权了。不过新闻记者的本领往往是人们难以预料的。例如，有的记者竟然从瑞典文学院的书架上发现哪位作家的书籍全被借空而猜出获奖对象，但也只是猜测而已。瑞典文学院和皇家科学院保密的严肃性，毕竟经受了整整一个世纪的考验。
    因为瑞典文学院的１８名院士担负如此重要的工作，而且作业时又极为保密，我便产生一种好奇心，想看看他们。恰好我到达瑞典的那一年(１９９２)，文学院吸收了女诗人卡特琳娜·弗罗斯特森为院士。此时卡特琳娜年仅４２岁，属于“新鲜血液”。瑞典的朋友告诉我，她是个现代派诗人。接纳这么年轻的女性作家为院士，这在瑞典是件大事。因此，文学院公开举行投票选举仪式，并邀请国王、王后光临。此外，他们还邀请大约两百名各界人士列席观赏。我很荣幸也被邀请出席了仪式。
    会议厅灯火通明。厅堂正中间摆着长方形的古雅的会议桌，桌子两旁摆着椅子，座位空着。国王、王后和客人们分别坐在桌子的两侧，中间空着一条小道，等着院士们从另一间房子走过来就座。时间到了，我发现正好轮到担任执行主席的马悦然走在前边，接着就是卡特琳娜，后面便是每一年都在决定谁获诺贝尔奖的院士们，一个跟着一个地从我们眼前走过，然后进入会议桌。院士多数是些老年人，如果不算这位女新秀，平均年龄恐怕在７０岁左右。有两三位特别老的，但没有一个显得疲惫。坐在我身边的罗多弼教授小声告诉我，这些院士有一半是教授学者，一半是作家诗人，但都懂得三、四国文字。毫无疑问，他们是无私而可信任的。道义倾向可能有，然而，即使有，也是向善的。例如授予俄国作家的五名有布宁(１９３３)、帕斯捷尔纳克(１９５８)、萧洛霍夫(１９６５)、索仁尼辛(１９７０)、布罗斯基(１９８７)，这五人中有一个被苏联政府所认可的萧洛霍夫，其他四个人则是苏联政府的“异端”，三位流亡海外，一位拒绝流亡但也自我放逐于革命王国之外。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这种倾向后来被历史证明，他们的选择没有错。不管怎么说，文学批评家，尤其是像瑞典文学院这一大文学批评群体，其心灵之中蕴含起码的人类良知是完全必要的。
    院士们如何把握这种道义倾向，并非易事。我到瑞典时，才知道院士们为如何把握分寸这一倾向而发生争论以至三名院士辞职。辞职的原因是１９８９年印裔英国作家萨尔曼·鲁西迪的《撒旦诗篇》激怒了伊朗的宗教领袖霍梅尼。霍梅尼以鲁西迪亵渎《可兰经》之罪对他下了追杀令，从而震动了全世界。一向维护作家尊严与创作自由的瑞典作家纷纷表示抗议，有些人还建议瑞典文学院也发表抗议声明。可以肯定，瑞典文学院的道义倾向是和鲁西迪站在一边，但是，这种倾向要不要表现为直接对抗，以文学院的名义发表抗议声明却值得考虑，这就是个分寸问题。文学院内进行辩论，最后的结局是文学院以不干预政治为理由而拒绝发表抗议声明，而另一个结局是三名院士在此时宣布退出文学院。这三位院士虽然已经退出，但按终身制的规定只能等到他们去世之后才能补上新人，因此，从１９８９年之后，文学院便空下三个席位。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举世瞩目的文学评奖机构，它的工作是何等复杂艰难，文学毕竟不是存在于象牙塔之中，它处在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当世界发生了影响人类命运的大事件时，要求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应当“心如古井”，只埋头地阅读小说诗歌本文，似乎不大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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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3-4）

    ３

    诺贝尔文学奖是按照诺贝尔的遗愿设立的，其发奖宗旨也是充分尊重诺贝尔的遗愿的。按照诺贝尔的遗愿，文学奖应赠给“文学家，他曾在文学园地里，产生富有理想主义的最杰出的作品。”在遗嘱的末尾，诺贝尔还表示：“我确切地希望，在决定各奖的得奖人时，不顾及得奖人的国籍；只有贡献最大的人，可获得奖金，无论他(或她)是不是出生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国家里。”
    诺贝尔的遗愿是非常美好的，然而，如何掌握理想主义则不容易。何为理想主义？理想主义的内涵中包含着多少道德原则，多少美学艺术原则？在掌握理想原则时是强调它的古典的、永恒性内容还是强调它的现代性内容？这不是像学生在考卷上做出几句理论答案就可以解决的，它需要文学院在评选中选择一些与人类理想、人类总体期待、总体希望相合拍的基本视角和标准。然而，即使选择了最符合理想主义的批评视角，也难以避免批评的主观性。视角、标准、审美判断毕竟是人创造出来的，文学作品极为丰富复杂，人的视野、眼光、能力极为有限，并非三头八臂的瑞典文学院士们尽管辛苦劳作，功劳很大，但也不能不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我们不妨共同作次世纪性的文学之旅，然后看看诺贝尔文学奖的得失。
    先看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名单。
１９０１年　莱涅·苏利－普鲁东(法国)
１９０２年　狄奥多·蒙森(德国)
１９０３年　比昂斯腾·比昂松(挪威)
１９０４年　弗莱德里克·米斯特拉尔(法国)，何塞·德·埃切加莱·伊·埃伊萨吉雷(西班牙)
１９０５年　亨利克·显克维支(波兰)
１９０６年　吉奥修·卡尔杜齐(意大利)
１９０７年　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英国)
１９０８年　鲁道夫·克利斯托夫·奥肯(德国)
１９０９年　塞尔玛·拉格洛芙(瑞典)
１９１０年　保尔·海才(德国)
１９１１年　莫里斯·梅特林克(比利时)
１９１２年　戈哈特·霍普特曼(德国)
１９１３年　拉宾德拉纳斯·泰戈尔(印度)
１９１４年　(未颁奖)
１９１５年　罗曼·罗兰(法国)
１９１６年　卡尔·古斯塔夫·魏尔纳·冯·韩德斯坦(瑞典)
１９１７年　卡尔·阿道尔夫·吉勒鲁普(丹麦)，亨瑞克·彭托皮丹(丹麦)
１９１８年　(未颁奖)
１９１９年　卡尔·斯比特勒(瑞士)
１９２０年　克努特·汉姆生(挪威)
１９２１年　阿那托尔·法郎士(法国)
１９２２年　哈辛托·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西班牙)
１９２３年　威廉·勃特勒·叶慈(爱尔兰)
１９２４年　乌拉迪斯拉瓦·斯坦尼斯拉斯·莱蒙特(波兰)
１９２５年　乔治·萧伯纳(英国)
１９２６年　格拉齐娅·黛丽达(意大利)
１９２７年　亨利·柏格森(法国)
１９２８年　西格里德·温赛特(挪威)
１９２９年　保尔·托马斯·曼(德国)
１９３０年　亨利·辛克莱·路易士(美国)
１９３１年　埃里克·阿克赛尔·卡尔费尔特(瑞典)
１９３２年　约翰·高尔斯华绥(英国)
１９３３年　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蒲宁(俄国)
１９３４年　路易吉·皮兰德娄(意大利)
１９３５年　(未颁奖)
１９３６年　尤金·奥尼尔(美国)
１９３７年　罗杰·马丁·杜·加尔(法国)
１９３８年　赛珍珠(美国)
１９３９年　弗兰斯·埃米尔·西兰巴(芬兰)
１９４０年－－１９４３年(未颁奖)
１９４４年　约翰尼斯·维尔内姆·延森(丹麦)
１９４５年　加波列拉·米斯特拉尔(智利)
１９４６年　赫曼·赫塞(瑞士)
１９４７年　安德烈·纪德(法国)
１９４８年　托马斯·史蒂恩斯·艾略特(英国)
１９４９年　威廉·福克纳(美国)
１９５０年　伯特兰·亚瑟·威廉·罗素(英国)
１９５１年　帕尔·法比安·拉格尔克维斯特(瑞典)
１９５２年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法国)
１９５３年　温斯顿·罗纳德·史本斯·邱吉尔(英国)
１９５４年　欧内斯特·米勒·海明威(美国)
１９５５年　哈尔多尔·基里扬·拉克斯内斯(冰岛)
１９５６年　胡安·拉蒙·希梅内斯(西班牙)
１９５７年　阿尔伯特·卡缪(法国)
１９５８年　鲍里斯·列昂尼德维奇·帕斯特纳克(苏联)
１９５９年　萨尔瓦多·卡萨姆多(意大利)
１９６０年　圣�琼·佩斯(法国)
１９６１年　伊弗·安得里奇(南斯拉夫)
１９６２年　约翰·史坦贝克(美国)
１９６３年　乔治·塞菲里斯(希腊)
１９６４年　让·保罗·萨特(法国)
１９６５年　米哈依尔·亚历山德洛维奇·萧洛霍夫(苏联)
１９６６年　撒缪尔·约瑟夫·阿格农(以色列)，奈丽·莱欧涅·萨克斯(瑞典)
１９６７年　米格尔·安格尔·阿斯图里亚斯(瓜地马拉)
１９６８年　川端康成(日本)
１９６９年　萨缪尔·贝克特(爱尔兰)
１９７０年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忍尼辛(苏联)
１９７１年　巴勃罗·聂鲁达(智利)
１９７２年　海因利希·鲍尔(德国)
１９７３年　帕特里克·维克多·马丁达尔·怀特(澳大利亚)
１９７４年　伊凡·奥洛夫·渥诺·强生(瑞典)，哈瑞·埃德蒙·马丁松(瑞典)
１９７５年　尤金尼奥·蒙塔莱(意大利)
１９７６年　索尔·贝娄(美国)
１９７７年　维森特·阿莱克桑德雷·梅格(西班牙)
１９７８年　以撒·巴什维斯·辛格(美国)
１９７９年　奥迪塞乌斯·埃利蒂斯(希腊)
１９８０年　切斯拉夫·米沃什(波兰)
１９８１年　埃利亚斯·卡内提(英国)
１９８２年　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奎斯(哥伦比亚)
１９８３年　格拉尔德·威廉·高登(英国)
１９８４年　雅罗斯拉夫·塞费尔特(捷克斯洛伐克)
１９８５年　克劳德·西蒙(法国)
１９８６年　沃尔·索因卡(尼日利亚)
１９８７年　约瑟夫·亚历山德洛维奇·布罗斯基(俄国－－美国)
１９８８年　纳吉布·马富兹(埃及)
１９８９年　卡米洛·何塞·塞拉(西班牙)
１９９０年　奥克塔维奥·帕斯(墨西哥)
１９９１年　纳丁·歌蒂玛(南非)
１９９２年　德列克·瓦尔科特(特里尼达)
１９９３年　佟妮·莫里森(美国)
１９９４年　大江健三郎(日本)
１９９５年　席默斯·希尼(爱尔兰)
１９９６年　维斯拉瓦·辛波丝卡(波兰)
１９９７年　达利欧·弗(意大利)
１９９８年　霍塞·萨拉马戈(葡萄牙)
    按照这份名单，我们看看各国得奖状况：
法国　１２人
美国　９人(不包括有美籍的布罗斯基)
英国　６人
德国、瑞典　各７人
意大利、西班牙　各６人
俄国　５人(包括布罗斯基)
丹麦、挪威、波兰、爱尔兰　各３人
瑞士、智利、希腊、日本　各２人
澳大利亚、比利时、印度、哥伦比亚、芬兰、瓜地马拉、冰岛、以色列、南斯拉夫、捷克、尼日利亚、埃及、墨西哥、南非、特里尼达、葡萄牙　各1人
    直至１９９８年为止，共有９５人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而法国、美国、英国、德国、瑞典、意大利、西班牙、俄国等八个国家有５９人，如果再加上丹麦、挪威、波兰、爱尔兰，则有７１人。很明显，诺贝尔文学家族重心在欧洲和美国，倾斜是明显的。不过，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诺贝尔文学奖确实具有国际性，它的眼光在努力跨洋过海，伸向世界各地，甚至伸向尼日利亚、特里尼达等小国家。尤其是从１９８２年授予马奎斯和１９８６年授予Ｗ·索因卡(尼日利亚)之后，２０年来，诺贝尔文学家族竟增添了哥伦比亚、捷克、尼日利亚、埃及、墨西哥、南非、特里尼达、葡萄牙等八国国籍，这又表明，瑞典文学院正在朝着更加国际化的路向走，努力减少倾斜度。１９９２年我在瑞典时，得奖者是特里尼达的德列克·瓦尔科特，这是一大冷门。瑞典报纸告知人们，这位诗人兼剧作家在消息公布时，正在美国波士顿，他已经起床，准备吃了早饭后坐飞机到弗吉尼亚去给弗大戏剧系的学生讲课。他一人独处，妻子在西印度群岛老家，身边清冷，当电话铃响，瑞典文学院秘书通知他的时候，他大吃一惊，和许多人一样感到意外。
    我被瑞典文学院邀请去听他的获奖演说，一进门，就拿到一份英文讲稿，题目是：《安德列斯·关于史诗记忆的碎说》，讲话表明了这样一种美学观念：一只完整无缺的花瓶纵使再美，也缺乏足够的魅力，但如果将若干从历史掩埋中挖掘的花瓶碎片加以细心拼合，则那弥合的花瓶便具有欣赏不尽的艺术魅力。一尊精心雕制的塑像固然美，但清晨凝聚于那雕像上的清纯的露珠，当更具有摇人心旌的瑰彩。瓦尔科特的演讲既有论文的思想魅力，又有散文的内在情韵与风采，确实很有才华。他的审美理想，也反映了瑞典文学院的部分审美理想与审美标准：不求完整无缺，但求能汇集人类历史的各种文化精华，凝合出一种清新而富有活力的个性。瓦尔科特这一讲演的主旨和他的作品内涵正好和瑞典文学院八十年代之后寻找的方向十分合拍，完全符合他们的文化理想。所以他们在颁奖辞中这样解释授奖给瓦尔科特的理由：他的诗作具有巨大的光能和历史的视野，这种历史视野来自他对多种文化的介入。末尾这句话：对多种文化的介入，正是瑞典文学院世纪末最后二十年的努力。所谓“国际化”，也就是各种文化的介入与融合。瓦尔科特得奖后，我的朋友陈迈平在一篇评论中对瑞典文学院这一路向说得十分中肯。他说：“近年来，瑞典文学院对所谓第三世界国家文学或者所谓边缘文学的注重是有目共睹的，欧美作家已经越来越难问津诺贝尔文学奖了。文学院自然也非常关注‘文化认同’问题，而且作品本身代表一种有效地解决问题的方法，那就是各种文化的介入与融合。一般瑞典人的性格都是宽容谦和的，他们不主张斗争的哲学，而是喜欢和平中立和互相忍让。院士们也都如此，他们不想站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立场来评价其他文化的作品，也并不主张各种文化之间互相对立、排斥和较量，而且主张互相联系、融合甚至介入。”
    从一百年来这份诺贝尔文学“火炬家族”的名单来看，我还觉得，二战之后的评选比二战之前评得更好。他们确实选择了一群世界公认的杰出作家，而这些作家作品的大思路，确实体现了人类之爱这一基本理想。１９４９年，福克纳在获奖的演说中说，一个作家，“充塞他的创作室空间的，应当仅只是人类心灵深处从远古以来就存有的真实情感，这古老而至今遍在的心灵的真理就是：爱、荣誉、同情、尊严、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如若没有了这些永恒的真实与真理，任何故事都将无非朝露，瞬息即逝。”他还说：“人是不朽的，这并不是说在生物界惟有他才能留下不绝如缕的声音，而是因为人有灵魂－－那使人类能够怜悯、能够牺牲、能够耐劳的灵魂。诗人和作家的责任就在于写出这些，这些人类独有的真理性、真感情、真精神。”瑞典文学院选择了福克纳，而福克纳的这席话又充分地体现瑞典文学院所把握的诺贝尔的“理想主义”和评价准则。一百年来，诺贝尔文学火炬家族确实共同展示了一种“心灵的真理”，宇宙的理性，这就是爱、荣誉、同情、尊严、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反此真理的另一极，即仇恨、暴力、堕落、冷漠、自私等等，瑞典文学院则给予断然拒绝，不管他们拥有多大的才能。
    近一百年来，诺贝尔文学奖所授予的每一个作家，几乎都有争议。很难找到全世界舆论一致认同的作家，甚至很难找到瑞典舆论一致认同的作家。据说，在头２５年里，只有１９２５年的获奖者萧伯纳被瑞典的舆论共同接受。萧伯纳之外，即使瑞典本国的作家，也不可能被瑞典完全认同，例如，１９７４年，两名瑞典作家伊凡·奥洛夫·渥诺·强生和哈瑞·埃德蒙·马丁松共同得奖，就遭到瑞典舆论的攻击，认定他们没有资格获奖。马丁松是瑞典的文学大师，他获奖后却遭到自己的同胞如此苛求，心情非常不好，得奖四年后便去世了。在我听闻的范围内，常被非议的是邱吉尔和赛珍珠。有人说，邱吉尔的得奖是政治需要，但是，就在邱吉尔得奖３０年后的１９８３年，另一位英国的获奖作家威廉·高登(其代表作《蝇王》是英美大中学校文学课程的必读书目)却在获奖演说中特别郑重地礼赞邱吉尔。他说：“……我们不能忘了邱吉尔，尽管评论家们百般挑剔，他还是获得了诺贝尔奖；他的获奖不是由于诗歌和散文，而是一部质朴简洁的叙事作品，它是真正表达人类战胜和藐视一切困难的充满真情的言论。那些经历过战争的人们，都知道，是邱吉尔诗一样的行动，改变了一个时期的历史。”他最后甚至这样衷心感叹：“我觉得我该走下这个讲坛了。邱吉尔、朱丽安娜，更不用说本·琼森和莎士比亚了，这是一群多么杰出的人物呵!”我不隐讳自己对高登的礼赞产生共鸣，这不仅在于我曾被邱吉尔的二战演讲录所蕴含的深广诗意所打动，而且觉得人类创造的文学，不应当屈从于教科书上的狭窄定义，像邱吉尔这样富有大诗意的言论，代表人类一代战士征服魔鬼的精彩言论，绝对是美丽的散文，而且是闪耀着理想主义光焰的散文。我对赛珍珠也有好感。她的本名是珀尔·塞登斯特里克·布克(１８９２�１９７３)，赛珍珠是她起的中文名字。她从小就随父母来到中国，直到３５岁时才离开中国，她不仅从小就读过中国经书，而且很爱中国并努力了解中国，因此，在她的心灵中，一直把中国当作她的第二祖国。１９３８年她在获奖演说中说：“尽管我是以完全非官方的身分，我也要为中国人在这里说话，因为不这样我就不忠实于自己，因为这么多年来，中国人的生活也就是我的生活，而且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在心灵上，我自己的祖国和我的第二祖国－－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都有一份对自由的热爱。”赛珍珠获奖时仅４６岁，属于最年轻的获奖作家(后来获奖的布罗斯基常被认为是最年轻的作家，其实获奖时已４７岁)。赛珍珠写作非常勤奋，一生共著８５部作品，主要是小说，还有传记、散文、政论、儿童文学等。瑞典文学院在给予她的“获奖辞”中特别指出她的作品恰恰符合诺贝尔的理想原则。祝辞这样写道：赛珍珠杰出的作品使人类的同情心跨越了种族的鸿沟，并在艺术上表现出人类伟大而高尚的理想。
    我虽未阅读赛珍珠的全部作品，但仅仅从她的代表作《大地》(１９３２)和《母亲》就不能不被她所展示的中国人民的痛苦命运所感染，尤其是中国妇女的命运，其双重奴隶的悲剧可说是被写得令人惊心动魄。在她笔下中国妇女生活在双重黑暗的夹缝中：一重是过去的黑暗－－过去那种不把妇女当作人的传统观念多么黑暗；一重是未来的黑暗，等在妇女面前的年老色衰，被丈夫所厌弃。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中，除了鲁迅之外，其他作家对中国妇女惨苦命运的描写，似乎没有超过赛珍珠的。因此，以赛珍珠为例来非议诺贝尔文学奖也未必妥当。当然赛珍珠是很难与福克纳、海明威等真正一流的作家媲美的。

    ４

    到此为止，我讲的都是好话，然而，我也看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局限，这些局限也常常使我惋惜。现在，我想从“不该缺席”的角度，谈谈瑞典文学院的缺陷，即他们遗漏了一些最重要的伟大作家，把这些作家排除在诺贝尔火炬家族之外，实在令人困惑。这些作家的名字可以列出几十个，但就我个人的感受，仅举几个：
     (１)遗漏了托尔斯泰：托尔斯泰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９日去世，有１１次被评选的机会。托尔斯泰是跨越两个世纪的举世公认的最伟大的作家，他的名字与成就作为人类文学的最高峰不仅屹立于世纪之交而且永远屹立于人类精神价值创造的历史。他的辉煌和无与伦比的成就是无可争议的。托尔斯泰不仅是个天才，而且他的整个人格和整个作品所体现(也是他公开主张的)的人类之爱－－完全拒绝暴力的无条件的人类之爱，正是诺贝尔遗嘱中所期待的“理想”。很难再找到一个作家能像托尔斯泰如此充分地体现人类关于爱、关于和平、关于同情心、关于大悲悯、关于非暴力的人类最高理性原则的向往与憧憬。严格地说，不是托尔斯泰需要诺贝尔奖，而是诺贝尔奖需要托尔斯泰。但是，瑞典文学院竟把他遗漏了。诺贝尔故国瑞典的作家从设立文学奖一开始就已感到这是一个巨大的缺陷。当１９０１年首次文学奖授予法国作家莱涅·苏利－普吕多姆之后，瑞典４２名作家曾联名写了公开信，向他们认为理所当然应得奖的托尔斯泰道歉。但托尔斯泰回信说，他幸而未得奖金，不然金钱“只会带来邪恶”。托尔斯泰这句话是一种境界，而瑞典文学院却为此生气，在托尔斯泰去世前的１１年里一直拒绝瑞典作家的呼吁，并屡次为自己的错误辩护，而辩护理由又相当可笑。
     (２)遗漏了易卜生与斯特林堡：易卜生于１９０６年去世，斯特林堡死于１９１２年５月１４日。除了生于也死于１９世纪的安徒生之外，易卜生和斯特林堡便是北欧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易卜生是挪威最伟大的戏剧家，他一生创作了２６部剧本，其作品不仅影响西方而且影响了中国整整一代知识分子和一代人。易卜生的名字成为中国五四运动妇女解放与人的解放的旗帜，他的缺席不能不使我感到困惑。斯特林堡则是瑞典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戏剧家与作家。他的作品包括戏剧、小说、诗歌、散文与政论，仅剧本就有五六十种。前些年瑞典出版的《斯特林堡全集》达５５卷之多。国内翻译过他的长篇小说《红房子》、自传体小说《女仆的儿子》和《斯特林堡戏剧选》等。早在１９２１年４月，雁冰(茅盾)就在《小说月报》第四期上发表了他翻译的斯特林堡的小说《人间世历史之一片》。两年之后，茅盾又进一步介绍斯特林堡并给予很高的评价。
    易卜生尊重妇女，为妇女的解放呐喊，而斯特林堡则敌视妇女，认定妇女永远在对男子施以欺骗、撒谎和劫夺，非把女子紧紧拴在地上不可。这两位北欧大作家观念不同，相互敌对，但都创造了属于全世界的一代文学丰碑。我始终不明白他们的名字为什么也被排斥在诺贝尔文学火炬家族之外。近一百年来，北欧作家获奖者共１４人(瑞典作家７人，挪威作家３人，丹麦作家２人，冰岛作家１人，芬兰作家１人)，获奖作家中的比昂松、拉格洛芙、汉姆生、海登斯塔姆自然都是杰出者，但毕竟不如易卜生、斯特林堡伟大。遗漏这两位文学巨人，而且是瑞典文学院身边的巨人，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
     (３)遗漏了乔伊斯：这又是一个巨大的遗漏。关于乔伊斯和他的代表作《尤里西斯》的评介文章已是汗牛充栋，我只想引用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编辑，剑桥大学皇家学院评议会会员约翰·格罗斯在他所著的《乔伊斯》一书中对乔伊斯的一段评价：“乔伊斯在以世界历史循环往复的观点开始撰写《芬尼根们守灵》的时候，他可能已经感觉到运用诸如‘现代’或‘传统’的范畴来研究他的作品不再有什么意义了，但是，在他的早期敬慕者的眼里，他首先是一位现代主义者，而且是那样令人陶醉的一位现代主义者。Ｊ·Ｓ·艾略特１９２２年谈到他时称他是一位宣告了十九世纪末日的作家。对艾德蒙德·威尔逊来说，在其所著的《阿克瑟尔的城堡》(１９３１)里，乔伊斯则是‘标志着人类意识新阶段的伟大诗人’。《尤利西斯》的出版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同意的有数几个里程碑当中的一个。”我所以要引这一段话，是因为它包含乔伊斯三个最重要的价值：１／乔伊斯是世界文学上里程碑式的人物；２／它宣告十九世纪文学传统的终结和二十世纪具有现代意识的史诗般作品的诞生与成熟；３／标志着人类意识进入新的阶段。《尤利西斯》确实难读，然而，一旦读过去，则会发现一个无比精彩的世界。福克纳曾说：“我那个时代有两位大作家，就是托马斯·曼和乔伊斯。看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应当像识字不多的浸礼会传教士看《旧约》一样：要心怀一片至诚。”
    这里，我特别要提醒关心文学的朋友们注意一下今年７月２０日《纽约时报》所公布的本世纪最好的一百部英语小说。当然他们挑选的只是作品，而且只限于小说，不是选择作家，但从他们选择的作品我们也可知道在他们眼里谁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小说家。在这一百部小说中，名列第一的是乔伊斯。把这一百种篇目引入本文会使文章过于冗长，但我们可看看前２５名：
(１)《尤利西斯》，乔伊斯
(２)《伟大的盖茨堡》，斯葛特·菲茨杰拉尔德
(３)《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乔伊斯
(４)《洛丽塔》，纳博科夫
(５)《美丽新世界》，赫胥黎
(６)《喧嚣与骚动》，福克纳
(７)《第２２条军规》，海勒尔
(８)《午间的黑暗》，科艾斯特勒
(９)《儿子与情人》，劳伦斯
(１０)《愤怒的葡萄》，史坦贝克
(１１)《火山之下》，罗瑞
(１２)《众生之路》，布勒特
(１３)《１９８４》，欧威尔
(１４)《我，克拉第尔斯》，格瑞弗斯
(１５)《灯塔行》，伍尔芙
(１６)《美国的悲剧》，德莱赛
(１７)《心如孤独的猎人》，麦克科尔
(１９)《第五号屠宰场》，冯尼格特
(１９)《隐形人》，艾利森
(２０)《土著儿子》，日瑞特
(２１)《雨王汉德尔逊》，索尔·贝娄
(２２)《在莎玛拉的约会》，欧哈拉
(２３)《美国》(三部曲)，帕里斯
(２４)《俄亥俄，魏恩斯堡》，安德逊
(２５)《印度之旅》，福斯特
    在这一百部黄金书单中，乔伊斯不仅名列榜首，而且三部代表作全被列入(第一名《尤利西斯》，第三名的《青年艺术家的肖像》，第７７名的《芬尼根们的守灵》)。我们不一定要完全接受《纽约时报》这种评价，把乔伊斯视为本世纪小说冠军，但是，应当承认，瑞典文学院忽视了乔伊斯是个很大的缺陷。
    在《纽约时报》的金牌书单中，被选上三部和三部以上的有四位作家。除了乔伊斯之外，还有康拉德、福克纳、劳伦斯。康拉德是数量之冠，选了四部。篇目如下：
康拉德：《特务》、《诺斯特罗莫》、《黑暗的心》、《吉姆爷》。
福克纳：《喧嚣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八月之光》。
劳伦斯：《儿子与情人》、《虹》、《热恋中的女人》。
选上两部的作家则有纳博科夫、海明威、赫胥黎、奥斯尔、享利·詹姆斯、菲茨杰拉尔德、福斯特、贝娄、奈博尔等。
    可以想象，在《纽约时报》的文学批评眼里，二十世纪最卓越的用英语写作的小说家，除了瑞典文学院看中的福克纳、海明威、贝娄之外，还有乔伊斯、康拉德、劳伦斯、纳博科夫、赫胥黎、奥斯尔、奈博尔、菲茨杰拉尔德、福斯特等。这些名字可能和获得诺贝尔奖的赛珍珠同等重要。
    《纽约时报》的书单，仅仅是一种参照系统。拿它作参照系并非说它的名单比诺贝尔家族的名单更重要更精彩。如果瑞典文学院一百年选择的是这份名单，恐怕仍然会有许多争议与批评。但是，这一参照系使我们看到瑞典文学院忽视了一些不该忽视的作家作品。这种忽视，显然是一种缺陷。
    比较这两份名单，我们会感到文学批评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其所掌握的批评原则、审美尺度有很大的差别。瑞典文学院把握的是诺贝尔所期待的理想原则，这自然是人类精神的美学理想与艺术创造的美学理想。而《纽约时报》掌握的则是艺术开创性原则，它所选择的以乔伊斯为首位的作家，固然有一小部分和瑞典文学院的选择重叠，如乔伊斯、海明威、福克纳、贝娄、斯坦贝克等，但大部分是诺贝尔家族的缺席者，而大部分作家又是带有先锋色彩，他们在文学创作上都突破了传统的写法，开了一代的风气，其创作个性特别鲜明，其文本策略均是把自己的观念与写法推向极致。他们特别看重乔伊斯，特别看重劳伦斯与康拉德，特别看重欧威尔甚至看重约瑟夫·海勒都与他们把握的开创性原则有关。像劳伦斯的几部作品，就把性的心理描写推向极致，性被视为生命的救星，被视为社会摆脱颓败的出路，被视为人类重新燃烧起热情的火焰，性就是美，就是美的极致。这种先锋观念要让当时的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视为理想主义的表现，确实困难。所以我们也很难把遗漏劳伦斯视为诺贝尔文学奖评审的缺点。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其中对毛莱的肉欲主义也作了非常细致的描绘，这些描绘在当时也引起抗议。但是，乔伊斯的极致却是艺术形式实验的极致。他的《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开创了“意识流”的写法，他的《尤利西斯》则进一步采用内心独白、倒叙、时空混淆的手法来强化意识流，而在独创的、全新的形式之下又包含着最深邃的现代意识，如果瑞典文学院的眼光更开放一些，也许是可以接受的。
    在议论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短时，前头的文字曾赞赏瑞典文学院近二十年来更注意边缘地区的文学，把眼光更多地放到欧美之外的作家作品，但是，在这一长处中我也感到诺贝尔文学奖出了太多的“冷门”。能有“冷门”，说明瑞典文学院士们的眼光不拘一格，不为批评潮流所左右，这是不错的。但是，如果“冷门”意识太强，就会忽视一些热门的但确有重大成就的作家。我常感到疑惑不解的是捷克的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为什么至今还站立在诺贝尔文学家族门外。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笑忘录》、《生活在他乡》，无一不是杰作。中国作家和中国知识分子喜欢这一“热门”，是比较高的文学趣味，而他在西方的广泛影响，也同样是很高的趣味，说句实话，最近十年瑞典文学院所评出的好几个“冷门”，都不如米兰·昆德拉。我希望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能更注意掌握一下“热”与“冷”的分寸，别漏掉对人类精神产生巨大影响的主流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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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5-7）

    ５

    实际上，目前正在执行评审工作的瑞典文学院也已正视自己的局限。最近，我读了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主席(他又是斯德哥尔摩大学文学教授、著名诗人)谢尔·埃斯普马克为庆祝文学院建院２００周年而写的《诺贝尔文学奖内幕》一书的中译本（漓江出版社），才知道瑞典文学院对自己局限的认识十分清醒。这本书把近一百年的评奖活动看作是一个互为关联的整体，又指出二战之后及近些年的评价原则与最初十年乃至三十年代有着巨大差别。这本书并非简单的内幕展示，它的境界是很高的。正如作者在开篇时就说明的：“我这本书的目的不是为了介绍诺贝尔基金会成立以来不同的创作生涯及其命运，更不是关于各种不同的奖金的‘丑闻编年史’。我把探讨诺贝尔文学奖背后的评价原则看成更重要的任务。”
    文学奖背后的评价原则，确实是个关键。尽管诺贝尔的遗嘱已提出理想原则，但是，如何把理想原则化为审美评价，这就是一大困难，即使确定了评价原则，在掌握与实现这一原则又是一大困难甚至是更大的困难。一位瑞典作家说过，这种评奖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而瑞典文学院在１８９６年１２月接到负责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通知时，有两位院士就发表声明，坚决反对接受诺贝尔的捐赠，其中一位担心此项任务可能冲淡人们对其本身职能的兴趣，把文学院变成“一种具有世界政治色彩的文学法庭”。另外一位除了怀有同样的担心以外，还补充说，国际舆论“对文学院神经施加的压力将会完全不同于对其在瑞典作家中分配六千克郎的批评”。两位怀疑者言下之意也是认为“不可能”。而瑞典文学院最终还是接受评奖的使命，也就是硬把不可能的事转变成可能。这种转变不能不遇到种种困难，尤其是确定和掌握评价原则的困难。谢尔·埃斯普马克说：“诺贝尔文学奖提供了一个文学感受的罕见例子，在８５年中，人们在深入而不间断地介绍和讨论根本的评价和遴选标准的情况下进行评选工作。过去没有任何研究课题面临这样多的材料，一群博览群书、经常是最富有文采和情感的人物，不断地讨论当代文学中的大多数作品，以便在使自身的感受及这种感受的局限性与捐赠者的意志(但这种意志非常模糊)，全世界的建议、期望协调一致的情况下，指出最杰出的作品，并给它们的作者金钱与荣誉……这种奖金之所以特殊，不仅因为院士们自己对评价的基础有着意见分歧，还因为阿尔弗雷特·诺贝尔的遗嘱要求奖励那些‘富于理想倾向’的作品这一硬性规定，实际上，文学奖的历史有很大部分是在煞费苦心地解释那个含混不清的遗嘱。由于评价原则的偏差和掌握评价原则的困难，使诺贝尔文学奖产生了一些明显的缺陷。”
    谢尔·埃斯普马克在谈论缺陷时，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很具体地叙述。早期－－最初的十年，可称为维尔森时代(维尔森身居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达３０年之久)。这个时代的主角维尔森，把理想解释为“高尚与纯洁”的道德理想，奉行保守主义。埃斯普马克指出：“在其任职期间，他是瑞典和北欧文学中新潮流的顽固反对者－－先是反对现代文学开拓性作家－－Ｇ·勃兰克斯，Ｈ·易卜生，Ａ·斯特林堡等－－继而反对以浪漫主义为先导的九○年代文学，赛尔玛·拉格洛夫和Ｖ·海顿斯塔姆为其伟大的先行者。他以少见的方式，同时反对互相打内战的八○年代和九○年代的两派作家。”
    维尔森的保守理想主义进而又从瑞典和北欧的舞台推向国际，从而否定了托尔斯泰、哈代等一代文豪。１９０１年发生４２位知名艺术家和评论家联名赞扬托尔斯泰之后，１９０２年托尔斯泰再次成为３４名候选人之一，但是，评奖委员会还是给予否决。委员会在报告中说，托尔斯泰在世界文学中有很高的地位，这位《战争与和平》的作者是散文创作的艺术大师。尽管他表现了“宿命论的特征”、“夸大机遇而贬低个人主动精神的意义”。《安娜·卡列尼娜》有“更高的艺术价值”，是一部充满“深刻伦理观”的作品。由于“这些不朽的创作”，人们本来相对比较容易授予这位伟大的俄国作家文学比赛的桂冠。带有“道德愤慨”的《复活》也属于这些杰作之列，然而有着“可怕的自然主义”描写的《黑暗的势力》和有着“消极禁欲主义”的《克莱采奏鸣曲》使他一落千丈。但主要是因为他的“文化的敌人和偏见”以及他本人所作的“与高雅文化生活无关的放浪本能生活”的辩解，给他脸上抹了黑，特别是对国家与圣经的批评。……他不承认国家有惩罚权力，甚至不承认国家本身，宣扬一种理论无政府主义；他以一种半理性主义、半神秘的精神肆无忌惮地篡改《新约》，尽管他对《圣经》极为无知；他还认真地宣扬不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没有自卫和防护的权力。
    １９０５年，托尔斯泰再次被提名，而评奖委员会的报告又再次声明：“即使对托尔斯泰很多作品很崇拜的人，也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在这样一位作家身上怎么能体现出纯洁的理想：他在从其他方面看是一部伟大作品的《战争与和平》中，认为盲目的机遇在重大历史事件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克莱采奏鸣曲》中，他反对真正夫妇的性关系；他在不少作品中不仅否定宗教，而且否定所有权，而他自己却一贯享有这种权利，以及反对人民和个人有权自卫和防卫。”我们可以看到，维尔森时代的瑞典文学院所掌握的评价原则是多么幼稚与武断，他们的“高尚和纯洁”的道德理想会导致怎样的失误。后来托马斯·哈代被排斥，也是这种重大失误的继续。
    埃斯普马克还检讨了两次大战期间的评选工作。他说：“严重的问题是，相当多中等水平的获奖者掩盖了同样多的疏漏者。安东尼奥·马查多或乌纳穆诺比贝纳文特更有资格获奖；维吉尼亚·伍尔芙比赛珍珠更有资格获奖等等。总之，针对这点的批评大体上是合理的；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两次世界大战中间时期的文学院，完全没有指导自己行动和评价西方世界文学中，最富有生命之时期所需要的正确尺度。……一大批伟大的作家，在两次世界大战的中间时期从诺贝尔奖金评选人的眼皮底下漏过，人们没有认识到他们的能力－－或者至少可以说他们的优秀品德大大超过由既定原则的衡量所造成的不足之处：哈代、瓦莱里、克洛岱尔、圣·乔治、冯·霍夫曼斯塔尔、赫塞(过了一个时期以后才获奖)、乌纳穆诺、高尔基和弗洛伊德(在授奖理由中排除了他对《魔山》之影响)。”
    埃斯普马克特别提到乔伊斯：“就乔伊斯而言－－最严重而又经常被指出的被疏漏的人物之一－－我们看到，由于不断年轻化而在文学院内部发生了观察问题角度的变化。他也从未被提名；至少他的伟大从来没有引起英语地区有资格提出建议的人的注意。在歌颂高尔斯华绥和赛珍珠的三十年代的文学院里，乔伊斯获奖是不可想象的。反之，他很有可能在厄斯特林时代获得诺贝尔奖，如果他能活到那个时候的话。１９４８年厄斯特林在对艾略特致颂词时说“与《荒原》同年出现的另一部在现代文学中能引起更大轰动的开创性作品，就是爱尔兰人乔伊斯有口皆碑的《尤利西斯》。”
    乔伊斯之外，人们常感到遗憾的另一些卓越的名字，埃斯普马克也注意到，他认为，遗漏了普鲁斯特、卡夫卡、里尔克、穆西尔、卡瓦菲斯、Ｄ·Ｈ·劳伦斯、曼德施塔姆、加西亚·洛尔卡和佩索阿等，无疑也有损文学院的荣誉。但是，这些名单的遗漏，其中多半是“客观”原因，即作品出版与作家逝世只隔很短时间或者代表作在逝世后才出版，有的实力主要体现在未出版诗文中。尽管有遗憾之处，但二战之后评奖工作的确不错，战后的获奖者，包括纪德、艾略特、福克纳、莫里亚克、海明威、卡缪、帕斯捷尔纳克和沙特等，他们所构成的在世的最优秀作家的比率，高过任何时期。
    从埃斯普马克对瑞典文学院的历史回顾与诚恳的自我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瑞典文学院对自己的功过相当清楚。将近一百年的评奖过程，充满着争端、交锋、批评，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工作有时问心无愧，有时感到遗憾，但他们毕竟为全人类的文学事业而耗费了心血与才华，并使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举世瞩目的拥有最高声望的文学评论机构。有它的存在，人类精神世界显得更加丰富与活泼。不管有多少局限，但它一百年的工作，应当说是成功的。
    中国人向来自我感觉很好，作家自以为是的也居多。但中国现代文学最伟大的作家鲁迅却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６

    诺贝尔奖的第一个世纪，中国作家完全缺席。亚洲国家获奖者虽然少，但印度毕竟有一个席位(泰戈尔)；日本毕竟有两个席位(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而中国却一席也没有。一百年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新文学运动一浪接一浪，文学改良，文学革命，文学走向世界，热情很高，到了世纪末，回顾过去，却觉得自己被某些眼光包括被诺贝尔文学奖所冷淡，于是，心理难免不平衡。
    伟大的作家自然不在乎身外之物，不在乎他人包括诺贝尔文学奖的肯定与评语，但是，作为一种现象，即中国的作家作品为什么不能在更广阔的国际文学批评范畴内得到肯定，却是文学研究者应当想想的，自然也是关心中国文学的人不免要问问为什么的。
    中国人向来自我感觉很好，作家自以为是的也居多。具有自大心理的人甚至传出谣言，说瑞典文学院就问过鲁迅愿意不愿意接受诺贝尔奖，而鲁迅不愿意接受。事实上，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最卓越的伟大作家鲁迅，尽管他有足够的文学成就与许多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媲美，但他却自己认为“不配”，对本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最初二三十年，他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这一认识在他给台静农先生的一封信中表现得格外清楚。１９２７年，瑞典考古探险家到中国考察研究时，曾与刘半农商量，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奖候选人，由刘半农托台静农写信探询鲁迅意见。这年９月２５日，鲁迅便郑重地给台静农回了一封信。这封信涉及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字如下：

静农兄：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学，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鲁迅这封信，写得极好。他是中国作家对待诺贝尔奖的一种最理性、最正确的态度。他既没有着意轻蔑诺贝尔奖的矫情，也没有刻意抬高诺贝尔奖的心思。当时他已完成了里程碑式的《呐喊》、《彷徨》、《野草》等作品，但他却清醒地觉得自己还“不配”、“还欠努力”。此信写于五四运动后十年，中国文坛上已出现了郭沫若、郁达夫、周作人、叶圣陶、冰心、茅盾等，但他觉得一个也不配，希望瑞典最好是不理我们。这封信之后的２０年，又出现了三四十年代一群作家：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李劼人、张恨水、丁玲、张爱玲、路翎等，这群作家写作相当努力，正是继鲁迅之后而代表中国新文学的希望，但是，其中一部分作家受时代政治风气的影响太深，使自己的作品过于意识形态化从而削弱了文学价值，如茅盾，当然无法进入诺贝尔文学奖的视野。而巴金、老舍、曹禺等，则在创作生命最成熟的年月，进入了本世纪的下半叶，结果他们整整三十年把才华浪费在一些无价值的写作上，有的甚至用阶级斗争的简陋观念修改和践踏自己的作品(例如曹禺)，令人惊心动魄。待到八十年代，巴金二度进入真正的写作状态，已是八十高龄了，尽管《真话集》朴实动人，让人感到宝刀不老，但在日新月异的国际文坛上，毕竟难以使批评家们读后衷心激赏了。
    在三四十年代有三位十分努力而且政治色彩较淡的作家——李劼人、沈从文、张爱玲，本来应是进入诺贝尔文学家族最合适的人选，可惜因为阴错阴差，也未能顺应人愿。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如果说《阿Ｑ正传》、《边城》、《金锁记》、《生死场》是最精彩的中篇的话，那么，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应当是最精致、最完美的长篇了。也许以后的时间会证明，《死水微澜》的文学总价值完全超过《子夜》、《骆驼祥子》、《家》等。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邓幺姑就是中国包法利夫人，她的性格蕴含着中国新旧时代变迁过程中的全部生动内涵。其语言的精致、成熟和非欧化倾向也是个奇观。１９８８年，在国内“重写文学史”的议论中，我曾说过，倘若让我设计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框架，那么，我将把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和《大波》作为最重要的一章。很奇怪，李劼人的成就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评价，国内的小说史教科书相互因袭，复制性很强，思维点老停留在一些“鲁郭茅、巴老曹”的名字之上，而对李劼人则轻描淡写，完全没有充分认识到他的价值。而更不幸的是李劼人在１９４９年之后也老是按照新的尺度来修改自己的作品以迎合“时代的需要”，因此，更没有人认真地推荐李劼人了。
    沈从文是一个特例。他的特别有两个方面，一是在三四十年代作家们都热心于政治并使自己作品的意识形态色彩愈来愈浓的时候，他却逃避政治，逃避政权的干预，仰仗自然神灵的力量，专注于人性的研究与描写，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的，沈从文的文学庙堂里供奉的仅仅是人性，这种选择使他的作品显得冷静并具有永恒的价值，他的创作路向类似日本的川端康成；第二是１９４９年之后，当其他作家紧跟政治而创作讴歌文学时，他却严格地选择了“沉默”，而且一直沉默到死。也就是说，４９年之前他献给世界的是文学的人性美，４９年之后他献予的则是作家的沉默美。沉默，使他从未糟蹋过自己的良心和作品。直到八十年代，这位把自己深深埋在“中国古代服装史”的故垒之中的作家，才重新被人们所发现，而有心的马悦然教授也及时把他的小说集翻译成瑞典文。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也很快地把他放在自己的第一视野之内。到了１９８８年，他的条件已完全成熟，据说，瑞典文学院已初步决定把该年的文学奖授予他了。可惜，他却在这一年的５月１０日去世。按照文学奖章程的规定，死者是不可以作为获奖者的。就这样，阴错阳差，中国失去了一个机会。听到沈从文去世的消息时，马悦然很着急，立即打电话去问中国驻瑞典的使馆，询问死讯是否真确，但使馆回答说：我们不认识沈从文这个人。对于使馆的这一回答，马悦然一直困惑不解，耿耿于怀，对我说了好多回。
    下半叶国内产生一群新的作家，但由于文学生态环境不好，作家创作陷入“敌与我”、“好与坏”、“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革命与反革命”、“先近与落后”等两极对立的统一模式中，因此在五六七十年代，虽然出现一些努力写作的作家，但其努力均成效不大。这群作家自然无法进入世界性的文学批评视野。直到八十年代，中国文学才出现新的生机，一群新起的作家，特别是中、青年作家，创作力非常旺盛，很快就显示出创作实绩，也很快地被国际文学批评的眼睛所注视，然而，他们创作的时间毕竟不长，成就毕竟有限。诺贝尔文学奖不管授予哪一个人，都有些勉强，都会使人想到是否“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的问题。但是，我又觉得，这群作家的杰出者在十多年的奋发努力中，已走向世界文学的队列，他们很有前途，２１世纪是属于他们的。

　　７

    尽管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很难，但是它在瑞典和西方还是找到不少知音。这些知音们的热情是很让人感动的。１９８８年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第一次到巴黎，１９８９年和这之后我又到巴黎五次。在与汉学家们的接触中，我知道他们不少人喜欢巴金，而且竭力推荐巴金，这固然与巴金曾到法国留学过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巴金确有成就，在幸存的产生于上半叶的一代作家中，巴金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代表。如果诺贝尔文学奖能授予他，倒是较为自然，至少中国作家群会比较服气。尽管他在下半叶的头三十年，因人文环境的原因未能创作出较有价值的东西，但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中，也是他近入八十高龄之时，还写下了散文巨著《真话集》，这部大书负载的是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觉醒之语。只要熟悉中国国情和中国文坛，就会知道，能像巴金这样做的人很少。与巴金同一时代的作家沈从文，倒是在瑞典找到知音，而第一个知音就是马悦然。马悦然告诉我，早在他的青年时代就喜欢沈从文，但不敢译，美丽的文字是不能轻易译的。直到１９８５年，他被选为瑞典文学院院士之后才着手翻译沈从文的作品。１９８７年，他所译的《边城》瑞文版正式出版，紧接着，沈从文作品集又出版，沈从文代表作的翻译和出版，成了瑞典文学界的盛事。沈从文也立即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并进入最前列。
    据懂得瑞典文的朋友告诉我，马悦然翻译的沈从文作品漂亮极了。从１９４８年翻译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开始，到了１９８７年，马悦然已经历了４０年的中国文学翻译生涯。４０年间，他翻译了老舍、闻一多、艾青等许多中国作家诗人的数百种作品，并翻译了《水浒传》(《西游记》是九十年代才完成的另一工程)和四卷本的二十世纪中国诗歌与散文选集，因此，到了翻译沈从文的作品时，译笔已完全成熟，因此，瑞典文本的沈从文作品集一旦问世，马上赢得瑞典人的审美之心。
马悦然是瑞典文学院中唯一懂得汉语的院士，因此，他在担任院士后便更加努力翻译中国现代、当代的作品，更加关注中国当代文学。沈从文去世之后，他又选择了北岛、高行健、李锐作为他的主要译介对象。他和北岛认识得比较早，并翻译了北岛的全部诗作。这也许是缘分，马悦然真是非常喜欢北岛、顾城、杨炼的诗。我在瑞典的时候，常常听到马悦然谈起他们的名字。那时顾城在德国，马悦然多次和我说，真想请顾城再到瑞典，就是一下子找不到钱。他称顾城是“会走路的诗”，衷心地爱他，可是顾城后来却发生那样的悲剧与惨剧，辜负了马悦然一片情意。他认为北岛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语言，是前人没有的，而杨炼则是寻找的诗人，可以回到先秦的时代。马悦然觉得他们都年轻而富有活力，也许可以展示中国新诗的未来。也因此，马悦然非常关注他们前行的足音，把他们当作朋友。９２年深秋的一天，马悦然夫妇听说我和妻子采蘑菇采得入迷了，非常着急，就警告我说：以后不许你再去采了，中毒了怎么办？他还告诉我，杨炼来瑞典时也采得入迷，为了安全，不得不把他的住房搬迁到一个没有蘑菇的地方。
    高行健是他喜爱的另一位作家与戏剧家。他首先看中高行健的戏。１９８８年１２月我初次到瑞典时，他就对我说，高行健的每一部剧作都是好作品。当时他很高兴地捧起一大叠手稿，告诉我说，这是高行健刚刚完成的长达４０万字的长篇小说，可是都是手写的，他读得很费力，不知道怎么办？我因为也喜欢高行健的剧作和他的其他文字，所以就说，让我把稿子背回中国，打印好了再寄还给你。于是，我把《灵山》初稿带回了北京，打印校对好了之后，我请瑞典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交给马悦然。马悦然接到打印稿后立即译成瑞典文，因此，《灵山》的中文本尚未出版，瑞典语《灵山》译本已经出版了。《灵山》长达六七百页，而且与中国小说的传统写作很不相同，它没有连贯性的人物与故事，结构十分复杂，第一人称“我”同第二人称“你”实为一体，后者乃是前者的投射或精神的异化。第三人称“他”则又是对第一人称“我”的静观与思考。全书８１章，便由这三者分为三个层次。除了结构心理复杂之外，文化内涵也相当复杂，它揭示了中国文化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即他所定义的中国长江文化或南方文化，换句话说，也就是被历代政权提倡的中原正统教化所压抑的文人的隐逸精神和民间文化。这部小说，上溯中国文化的起源，从对远古神话传说的诠释、考察，到汉、苗、彝、羌等少数民族现今民间的文化遗存，乃至当今中国的现实社会，通过一个在困境中的作家沿长江流域进行奥德赛式的流浪和神游，把现时代人的处境同人类普遍的生存状态联系在一起，加以观察。对许多读者来说，《灵山》可不是那么好进入的，阅读起来非常费劲。而马悦然，一个非中国人，却能如此欣赏《灵山》，译得非常漂亮，我相信，翻译者如果没有一种感情，没有一种精神，是难以完成如此艰巨的工程的。《灵山》的法译本在１９９６年于巴黎出版。出版时法国左、中、右各报均给予很高的评价。
高行健还有其他许多作品也已译成瑞典文、法文、英文、德文、意大利文、匈牙利文、日文和弗拉芒文出版。他的剧作在瑞典、德国、法国、奥地利、英国、美国、南斯拉夫、台湾和香港等地频频上演。西方报刊对他的报导与评论近二百篇。欧洲许多大学中文系也在讲授他的作品。他在当代海内外的中国作家中可说成就十分突出。
    除了北岛与高行健之外，马悦然还努力译介、推崇立足于太行山下的小说家李锐。
    李锐的短篇小说集《厚土》，马悦然在十年前就注意到，并很快就翻译出版。近几年，他又翻译了李锐的长篇小说《旧址》，大约不久后也可以问世。李锐的两部最新长篇��《无风之树》与《万里无云》马悦然也很喜欢，他告诉我，这两部小说就像诗一样。在和我的几次通讯中，他都对《旧址》称赞不已。马悦然本人具有很浓的诗人气质，一旦遇到自己心爱的作品，则表露无余。从１９９６年开始，他就一直念着，希望９８年秋天能到太行山下去看看李锐，只是因为太忙，至今还未能成行。
    马悦然是有艺术眼光的，李锐的《厚土》、《旧址》确实是不同凡响的杰作。我在一篇短文中这么说：“我真的非常喜欢李锐的小说。他的《厚土》早就让我沉醉。吕梁山下那些贫穷的庄稼汉，那些纯朴中的狡黠，善良中的愚昧，那些让人发笑又让人心酸的性纠葛的故事，每一篇都那么精粹又那么深厚地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李锐的短篇是真正的短篇，短而厚实，精粹而精彩。而《旧址》则是真正的长篇，这个‘长’不是篇幅的冗长(仅三百页)，而是它容下了从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整整一个革命历史时代，并气魄宏大地书写了跨越三代人的中国革命大悲剧。”我的这篇短文，是读了我的朋友葛浩文教授的《旧址》英译本之后写的。葛浩文是李锐的另一知音，他把《旧址》译为《银城》。出版不久，美国最权威的书评杂志Publisher Weekly就加以推广。美国作家Iisa See评论说：“这是我读到的有关中国的书籍中最令人惊叹的一本，它是中国的《齐瓦哥医生》。”近日葛浩文告诉我，《银城》的销路不太好，这虽可遗憾，但也不奇怪。如果说马悦然是把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瑞典文的最积极、最有成就的翻译家，那么，葛浩文可以说是把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最积极、最有成就的翻译家了。夏志清教授去年在《大时代——端木蕻良四十年代作品选》的序言中，说葛浩文是“公认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这一评价是公正的。葛浩文的英文、中文都出类拔萃，偏又异常勤奋，因此翻译成绩便十分惊人。
    迄今为止，被他译为英文出版的中国小说和其他文学作品有萧红的《呼兰河传》、《商市街》、《萧红小说选》；陈若曦的《尹县长》；黄春明的《溺死一只老猫》；杨绛的《干校六记》；李昂的《杀夫》；端木蕻良的《红夜》；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白先勇的《孽子》；艾蓓的《绿度母》；贾平凹的《浮躁》；刘恒的《黑的雪》；老鬼的《血色黄昏》；苏童的《米》；古华的《贞女》；王朔的《玩的就是心跳》；李锐的《旧址》；虹影的《饥饿的女儿》；王祯和的《玫瑰玫瑰我爱你》，朱天文的《荒人手记》以及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选《毛主席看了会不高兴》等。葛浩文特别推荐莫言，他的代表作，几乎每部都译，已出版和译毕的有《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苔之歌》、《酒国》，正在译的有《丰乳肥臀》。我到科罗拉多大学“客座”多年，感到老葛口里最积极的词汇便是“莫言”二字。其对莫言的爱超过了萧红。幸而我也喜欢莫言，所以就有许多共同语言。去年我有一篇短文，题目叫做《莫言：中国大地上的野性呼唤》。文中有一段我这么说：
莫言没有匠气，甚至没有文人气(更没有学者气)。他是生命，他是搏动在中国大地上赤裸裸的生命，他的作品全是生命的血气与蒸气。八十年代中期，莫言和他的《红高粱》的出现，乃是一次生命的爆炸。本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作家，没有一个像莫言这样强烈地意识到：中国，这人类的一“种”，种性退化了，生命萎顿了，血液凝滞了。这一古老的种族是被层层叠叠、积重难返的教条所窒息，正在丧失最后的勇敢与生机，因此，只有性的觉醒，只有生命原始欲望的爆炸，只有充满自然力的东方酒神精神的重新燃烧，中国才能从垂死中恢复它的生命。十年前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和赤热的红高粱，十年后的丰乳肥臀，都是生命的图腾和野性的呼唤。十多年来，莫言的作品，一部接一部，在叙述方式上并不重复自己，但是，在中国八九十年代的文学中，他始终是一个最有原创力的生命的旗手，他高擎着生命自由的旗帜和火炬，震撼了中国的千百万读者。
    在北美，除了葛浩文之外，还可以看到其他中国文学的知音和积极传播者，如王德威、詹森、杜迈可、戴静等。王德威主编的《狂奔·中国新锐作家》，收入莫言、余华等作家的小说(也有香港作家)，已于１９９４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詹森翻译的残雪的两本小说集《天堂里的对话》(收入短篇小说十几篇)和《苍老的浮云》(收入中篇小说两篇)。詹森与中国学者张健合作，使翻译更为成功。《纽约时报书评》通过译本发现中国也有类似卡夫卡的描写颓败的杰出女作家。这位女性作家笔下的“讽刺性寓言”和绝望感，让书评家感到惊讶。残雪的确是个具有独特思路、独特视觉、独特文体的作家，我在自己的文字与讲演中，多次推崇她。王安忆近年突飞猛进，她与残雪应是中国当代两位最有才华的女作家，我衷心祝福她们前程无量。
    由于葛浩文教授如此努力译介、推荐，莫言应当会逐步进入瑞典文学院的视野。除了文学研究教授有推荐权之外，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也有推荐权。而日本的大江健三郎在获奖不久就发表了一个讲话，表明他欣赏中国当代的两位小说家，一位是莫言，一位是郑义。这自然使莫言更引人注目。但莫言的小说至今没有瑞典文译本，他要在瑞典赢得知音还需要时间。而郑义的小说则连英译本也没有。郑义的两部中篇��《老井》与《远村》的确是难得的精彩之作，《老井》比较著名，而我则特别喜欢《远村》。这两部中篇出现之后，郑义到广西对吃人现象做了实地调查，写了长篇报告，但这部作品恐怕是社会学价值超过文学价值。我９２年刚到瑞典时，罗多弼教授和陈迈平先生就告诉我，因为他们把郑义长篇中的一章译成瑞典文在报上发表，立即引起强烈争议。几位社会学者谴责报纸发表这种文章。文明发展到今天，怎么可能发生吃人现象。瑞典报纸说中国吃人，这是不是种族偏见？问题提得很尖锐，罗多弼教授让我写一篇文章谈谈看法。我就写了一篇“也谈中国的吃人现象”，由罗教授译成瑞典文发表在斯德哥尔摩的报纸上。我在文中说明：广西的吃人现象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时间，那时社会处于无序状态。而中国自古以来确有吃人现象，“五四”时期鲁迅在《狂人日记》中以“吃人”二字批判中国的虚伪文化后，吴虞便写了《吃人与礼教》一文，例举了史书上所记载的确凿无疑的吃人事实。鲁迅和吴虞自然不是不爱国，也不是种族自虐。在本世纪日本文学中，川端康成与大江健三郎分别属于相对的两极，前者是唯美主义者，远离社会风烟；后者则热烈拥抱社会，批评社会。瑞典文学院能以宽阔的文化情怀兼容两者，是值得称赞的，只是这两者之外更大的作家三岛由纪夫却未能进入诺贝尔文学家族，却是可惜。作为一个热烈拥抱社会而取得成功的大江健三郎，他喜欢莫言与郑义是可以理解的。
    放下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汉学界不说，仅谈马悦然、大江和北美译界，就可知道，中国文学在世界上并不缺少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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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8-11）

　８

    与内地的作家相比，台湾作家应当会感到寂寞一些。其实，台湾文学是很有成就的。在下半叶前三十年，台湾的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一直处于相当兴盛的状况。上半叶中国的新诗运动在台湾得到继续，其形式、语言、技巧日益成熟，以至出现了一个包括痖弦、余光中、洛夫、郑愁予、杨牧、周梦蝶、罗门、商禽等在内的杰出的诗群。我曾表明过，从整体上说(不是指单个作家)，本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最突出的两大成就，一是五六十年代(延伸到七十年代)的台湾诗歌；一是八十年代(延伸到九十年代)的中国内地小说。台湾的小说，就个体而言，白先勇的《台北人》，王祯和的《玫瑰玫瑰我爱你》，陈映真的《将军族》，李昂的《杀夫》，张大春的《四喜忧国》等都是杰作，但就整体来说，内地的八九十年代小说家因为经历了时代的大动荡、大折腾，展示的大爱大恨也更动人心魄，所以引起更大反响和更多的关注也是不奇怪的。而台湾诗歌总的来说却更有光彩，也就是比起内地诗群来说更有成就是因为他们具有两个明显的长处：一是诗中文化底蕴比内地强；二是汉语表达能力尤其是古汉语的修养与表现能力比内地强。这是我读两岸诗歌的总感觉，倘若要论证，则需要作学术论文。
    我到瑞典的那一年，曾留心过台湾文学在瑞典的评介状况，发现几乎是空白。除了有一小本商禽的诗集《冰冻的火炬》之外，看不到别的诗集。很明显，在九十年代之前，台湾文学是被瑞典汉学界和瑞典文学院忽略了。
    但是，作为瑞典汉学界的泰斗式人物马悦然，他对台湾并没有偏见，顶多只能说顾此失彼，即顾了一头，台湾的另一头就忙不过来了。值得高兴的是，我到瑞典时情况已在变化，马悦然和他的学生们已开始在阅读台湾的诗歌。我和马悦然交谈了好几次，兴致很浓，谈得很热烈。我从马悦然的书架上借阅了余光中、痖弦、洛夫等诗人的诗集与诗论集，《痖弦自选集》、《痖弦诗集》以及痖弦的诗歌研究集《中国新诗研究》，我都是从马悦然那里借阅的，余光中、洛夫的几本诗集也是因为借阅的方便，才第一次认真地读。“写得真好!”读后我向马悦然衷心感叹，马悦然回答说：“他们都是非常杰出的诗人。”“你为什么不翻译？”“以后会译一些，不过有的诗很难译，比如余光中先生的诗，就很难译。像你的散文一样，真难译。”马悦然也觉得，台湾诗人的古典文学素养比内地的诗人高。内地的一些年轻诗人，古诗词读得不勤，甚至连三十年代李金发、徐志摩、闻一多的新诗也读得很少，创作全靠灵气与才气。我回美国后，特别是近两三年，马悦然对台湾诗歌更为关注，几次在电话上赞口不绝。他还告诉我，他已和奚密、向阳组成一个编译小组，开始翻译台湾诗选。并会分别用中文、英文、瑞典文在中国、美国、瑞典出版。这真是令人高兴的好消息。
    香港文学同样也被忽略，在瑞典一年，我从未见到任何一部香港诗歌或小说的瑞典文译本。像金庸这样的小说大家，他的《雪山飞狐》和《鹿鼎记》英译本，也是近一两年我才看到的。１９９８年我参加召集的《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者(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学者教授)多数都认为，金庸的贡献恰恰是把本属通俗文学范围的武侠小说提高到杰出严肃文学的水平。在会上，我提出一个论点，即本世纪的中国文学在世纪的前二十年发生分裂，之后便形成两大流向，一是在“五四”命名并占文学舞台中心位置的“新文学”流向，这一流向的代表是鲁迅、周作人、胡适、郭沫若、闻一多等；二是处于文坛边缘地位的“本土文学传统”流向，这一流向的代表是李伯元、鸳鸯蝴蝶派诸君、张恨水、张爱玲、金庸等。金庸是本土文学传统的集大成者。他真正继承并光大了文学剧变时代的本土文学传统；在一个僵硬的意识形态教条无孔不入的时代，保持了文学的自由精神；在民族语文被欧化倾向严重侵蚀的情形下创造了不失时代韵味又深具中国风格和气派的白话文；从而把源远流长的武侠小说系统带进了一个全新的境界。金庸小说本不容易被学院派文学教授所接受，但它却以自己不平凡的艺术魅力和最广大读者的支持，逼使教授们不能不注意和研究，但因为它太畅销、读者覆盖面太大，而瑞典文学院向来不喜欢畅销书，所以反而不容易进入他们的视野。香港文学的另一极的代表，恐怕要算是西西了，在异常热闹的大繁华世界里，她却异常冷峻地看世态人生，这实属难得。不过，我也没有见过她的作品的瑞典文译本和英译本。

    ９

    讨论起中国作家为什么在诺贝尔文学家庭中缺席的问题，总是争论不休。我曾听到几位朋友说，主要是语言障碍问题，也就是没有做好翻译的问题。
    我并不认为这是最主要问题，但也确实是重要问题之一。瑞典文学院的１８名院士只有马悦然教授一个人可以直接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其他人都要借助翻译，这自然有个语言转换和转换中的障碍、误差甚至变质的问题。张承志有篇文章说：美文不可译。这在某种范围内是个真理，但不是绝对真理。我们读朱生豪、傅雷的中译本，仍然会觉得莎士比亚、罗曼·罗兰的作品美不胜收。可惜，不管是中国内地还是台湾、香港，把外国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译成中文而且译得相当漂亮的很多，而把汉语写作的本国文学作品译成外国文学的则很少，这一逆差非常明显。在我国的翻译史上，出现过英译中的，诸如朱生豪、傅雷等杰出的翻译大家，但缺少把中文翻译成英文的杰出人才。现在能把当代中文作品译成外国文字并保持原著文学水准的，几乎都是外籍翻译家(如马悦然、葛浩文等)，国内办的外文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一些中国小说，但在海外几乎没有影响。
    有的学者把语言障碍问题看得特别重要，因此建议瑞典文学院改革评选办法。这个办法的要点就是，每经一段时间后，瑞典文学院把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金，预定赠给一位用某一种“不通常”文字(即非英语及非西方主要国家语言)写作的作家。文学院一旦决定后，即可征求使用这种文字的国家的文学专家的意见和全世界专家的意见，以寻找出适当人选，然后译成“通常”文字，最后由十八位院士投票决定。
    １９８４年，黄祖瑜先生(欧洲华人学会会员)正式致公开信向瑞典文学院提出这一建议(《欧华学报》第二期)，意见书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而且得到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宇冷斯藤认真的回信。这一复函写得很诚恳、很有意思。它坦白地诉说了瑞典文学院的困难、苦衷和他们坚定的工作态度，它甚至这样诚恳地承认诺贝尔奖天然的局限：
    诺贝尔奖金，每年每项只有一个；在某种项目，最多只有三位，共分奖金，可是世界上的文学作家和科学家——所有科学范围，包括物理，化学，医学，经济学以及促进和平——为数很多，决不只这几位诺贝尔奖金得奖人，其中有些可能有同等资格得到奖金，甚至于有些人的资格，比奖金得奖人的资格还要高。诺贝尔奖金，无论是文学奖金或其他项目的奖金，并不赠发给世界上那种项目里最优秀的作家或学者，因为所谓“最优秀的”，根本就不存在。在极复杂的科目像文学，医学或物理或奖金的其他科目，其中除原有材料外，有新创造的材料，我们如何能以客观态度，来比较同一项目中的作家或学者？
    而对于黄祖瑜先生的建议，宇冷斯藤教授也作诚恳的回答。这一回答主要是两点意思：
    （１）承认黄祖瑜提出的问题(偏袒使用“通常”文字的作家作品，忽略使用“非通常”文字写作的作家作品)的存在。他说：
    瑞典国家文学研究院深深地感觉到这些问题的存在；这种感觉，非自今天开始，从赠发奖金开始时即已有了。诺贝尔氏本人对这些问题也已顾虑到，因为在他的遗嘱中，明明地写着：“我确切地希望，在决定各奖的得奖人时，不顾及得奖人的国籍；只有贡献最大的人，可获得奖金，无论他(或她)是不是出生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国家里。”诺贝尔奖金的国际性，已在这里预先肯定。遗嘱的最后一短语，特别有用意，因为由此可见诺贝尔氏本人，也自然地感觉到斯堪的纳维亚三国的作家和科学家，在开始时，因为语言文字关系，就已占优势；若与欧洲以外的作家和科学家相较，当更占优势了。以后果不出诺贝尔氏所料，这种趋势的确存在，尤其在赠发诺贝尔奖金(各种奖金)的初期。
    到了后来，尤其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大家积极地感觉到我们住的世界，并不只包括欧洲和西方的国家。在我们的世界中，国际间的联系，无论是在文化或政治方面，愈加活跃；过去西方国家的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元老派唯我独尊的观念，不能继续存在了。这种思想，当然影响到诺贝尔奖金的赠发，特别是文学奖金。大家热烈地要求，在物色文学奖金的可能得奖人时，也应注意到大量西方文字以外的语言文字和文化领域。我们常常得到各地的来信，提醒我们注意到这件事；这些批评，不仅来自中国，还有来自印度(其中的语言文字以百计)，非洲以及大洋洲内国家，一齐抗议瑞典国家文学研究院把他们国家的文学忽略了。不惟这些欧洲以外的文字区域认为不公平，就在欧洲之内，还有很多义愤的作家和科学家，为他们(或她们)本国抱不平。
    因为正视这一问题，所以他说，“有目的地注意那些所谓‘不通常’文字的文学作品”，正是“研究院工作的路向”。
     (２)认为解决问题要靠翻译家，要靠研究院本身的努力，要靠院士、译者、文学研究者的“密切合作”，而不能单靠“文学专家”。他说：
    瑞典国家文学研究院不能把赠发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工作，交托给文学专家们办；最终决定人选，还是要研究院的同人自己负责，所以我们要依赖翻译家。要读欧洲以外文字著作的翻译——其实欧洲以内少数人用的文字，也有些须要翻译——我们也和一般书友和读者一样，高度地听任偶然性赐给我们的产品，这里所谓“偶然性”，大多是越来越商业化的文学出版事业。所出版的翻译作品，不一定都是自己不受约束和最优秀文艺家的作品。国际出版事业是一个超级市场，为一种专利货品所操纵；这类货品，随着当日的文艺风尚产出，或由高度成功的文学市场推销员所经营，有很多这类的出品，来自美国。这个市场里的作家，不一定都是坏的，可是常常有这种现象发生，就是不在这个市场里的作家，反而比较在这个市场里的作家，更惹人注意。市场里真正优良的作家，所出版的常常是他(或她)的作品中少量且无系统的选集，读者不能由此可窥文学家作品的全豹。
    瑞典国家文学研究院，有时自己找人翻译某种文学作品，但自然不能大量地这样办。说也奇怪，翻译诗歌反而比翻译散文简单，因为诗人的作品，可由其少量的作品代表，而散文家的作品，必须读了他(或她)大量的作品，才可加以评判。为促进文学的传布，并且打开文字和文化的障碍——这些障碍把西方国家和中国及亚洲分开，也把西方国家和非洲，大洋洲等国家分开，同时把“不通常”文字区域的文艺，封闭在他们语言文字的壁垒内——最好的办法是发扬翻译的技术，把认为优秀的文学，译成所谓“通常”文字，出版问世。
    瑞典国家文学研究院当然不能只坐在那里，瞪着眼，等候优美和丰富的翻译作品，源源而来。我们必须在当时情况之下，尽力工作。有些方法，我已在上面提到了。困难之处，并不完全在作品的文字方面，而在乎如何渗透入作家本国的传统思想，设身处地地懂得作家在写作时所处的文学及文化背景；我们必须要这样做，才能使翻译的作品，不完全失掉原文的风格和意义。这样我们就必须先读很多其他有关的材料，才能稍稍地了解一位住在另一文化世界作家的思想和写作。在这一切工作中，一位局外的文学专家，自然应和最后决定得奖人的文学研究院院士们，密切合作，做对这位作家的最后评价。
    瑞典文学院这一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不愿意把大权交给“局外的文学专家”们，他们不能在文学专家们选择之后最后起一个“橡皮图章”的作用。这除了他们本是一群把独立自主性原则视为生命的人之外，还因为他们对文学专家们的主观偏激态度怀有戒心。宇冷斯藤坦率地说：
    最后一件事，是如何鉴定文学专家，他们能选择适当的文学作家，对作家评价时，能够保持可靠和公正无私等等的态度。这件事并不是那么容易。很多的专家，爱国的热忱太大；也有很多专家，自己的爱憎太强，不能以客观态度，评判作家；也有些专家，在评判其国内作家时，特别注意作家的年龄，使年纪长的有优先权；还有些专家，遮蔽地或明显地特别注意到作家的政治立场；还有其他等等。在这一方面，也常常遇到文化上的差异，例如特别注重作家的年龄或其在外交上的地位，在日本或中国或其他国家，比较在西方国家内，重要得多。
    宇冷斯藤先生对文学研究者、推荐者的这些批评，值得中国的文学教授们借鉴。他的这封回函的主要意思很清楚，语言障碍、文字障碍的困难不能交给非西语国家和非北欧国家的文学专家们，还是要由他们自己通过翻译文字进行鉴别与选择。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选择了五位俄国作家获奖，这并非他们懂得俄文，没有语言障碍，而是他们在译文中仍然感受到这五位作家诗人的天才。
    翻译的确重要，如果不是《边城》、《沈从文作品集》及时译成瑞典文，沈从文就不可能站到诺贝尔文学家族的门口，但是，这毕竟是沈从文自身的卓越，是他一生的创作成就和杰出的作品所决定的。其实，在沈从文之前，已有不少中国当代的小说、诗歌已译成瑞典文和英文，但是，他们都未能像沈从文那样：作品的瑞典文本一旦问世，便立即在地球的北角大放光芒，让文学院的院士们个个眯着眼睛读得连连点头。
    何况，现在分布在世界各大国的翻译家们都在追踪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步伐，一旦有优秀作品出现，他们就抓住不放，瑞典的文学院士们必定很快就可以看到葛浩文所翻译的李锐、莫言的作品，这之后，就看李锐、莫言们是江郎才尽还是马力无穷了。关键还是自身的精彩与强大，但愿他们个个都能面壁十年，面壁一生，写出不仅让当代评论家欣赏而且让今后千百代知音感动的作品。

    １０

    中国文学的百年缺席，似乎是令人不快的事，但也可以藉此反省一下自身。我们不怪别人，却必须求诸自己。这个“自己”，一是本世纪中国文学的大思路；二是本世纪中国文学的生态大环境。应当坦率地说，两者都有大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在二十年代才刚刚从传统的观念中解脱出来，在三十年代却又走入政治意识形态的牢笼；文学变成意识形态的转达，阶级斗争的观念变成文学的灵魂，“主义”对世界的解释变成作家的创作前提和创作框架，这样，从三十年代一直到八十年代，文学写作都形成一种与大爱、大悲悯、同情心相反的“一方吃掉一方”的两极对立的大思路。这种大思路是一种黑洞，它几乎吸尽文学的本性和吸尽作家的灵性。在“五四”之后出现的一些很有希望的作家，如郭沫若、丁玲、茅盾和大群的左翼作家，以及下半叶的内地作家，都先后陷入黑洞之中，从而耗尽了自己的才华。这种大思路的出现，又与文学的生态大环境有关。文学被要求为政治目标服务，甚至要求文学成为工具，作家被组织化、制度化，把作家变成手操另一种武器的军队。这种军队自然没有写作个性的存身之所。许多作家又组织各种政治性的文艺团体，为不同的主张而打派仗，争阵地，抢旗帜，以喧嚣代替创作，也就是所谓“功夫在诗外”。文学本来是孤独的事业，是充分个性化的事业，它面对的不应当是党派的现实目标，而是人类永恒的困境和未来无数年代的知音，但是，孤独的诗人无地彷徨，逃避集团、逃避政治的作家无藏身之所。身在集团中的人，借集团的名义说话，没有自己的声音；身在集团外的人，一旦发出自己的声音便被围攻与消灭，这怎么会有辉煌的精神创造？此时，我想起海明威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话：“写作，在其处于巅峰状态时，是一种孤独的生涯。各种各样的作家组织固然可以减轻作家的孤独，但我怀疑它们未必促进作家的创作。一个在众人簇拥之中成长起来的作家，固然可以摆脱他的孤独之感，但他的作品往往就会流于平庸。而一个在孤寂中独立工作的作家，假如他确实超群出众，就必须天天面对永恒，或面对缺少永恒的状况。”
    海明威的演讲词不到一千字，他把自己一生写作的最重要的体会作了如此表述，可见，作家的孤独状态，即不受“集团”、市场等外在干拢而独立不依的写作状态是多么重要，这是作家成功最重要、最基本的前提。在２１世纪到来的前夕，中国作家如果不是陶醉于“成就”，而是面对“代价”，从痛苦的代价中学到一点东西，那么，明天一定是属于中国作家的，可以肯定，拥有表达自由的作家不仅会跨进诺贝尔文学家族的大门，而且会跨入更伟大的精神价值创造之门。

    １１

    在批评中国作家的大思路和社会的大环境时，我想还应该批评一下我和我的同行从事的工作——文学批评与文学史写作。
    本世纪下半叶中国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写作一直是非常糟的。其原因是这种批评与写作已完全变质，即文学批评及文学史写作完全变成按照长官意志而设置的政治法庭，文学史变成左翼政治史的文学版。这种版本的文学史公然把现代文学史最优秀的作家如沈从文、张爱玲等开除出历史之外，实在是荒谬到极点。八九十年代所作的文学史，包括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现代诗歌史等，比起前三十年固然好一些，但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复制性太强；二是以讴歌代替审美判断。内地出版的现代文学史与当代文学史(包括通史与分类史)恐怕不下两百种，但都是大同小异，现代文学史(包括小说史、诗歌史)基本上是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的翻版、延伸、扩充和分类写作，框架没有大的变化。有人把小说史愈写愈厚，但内行的人士一看就知道这是“纸老虎”，因为它的建构、它的框架、它的线索、它的评价都和以往已出现的文学史差不多，也就是骨架是复制的，只是血肉有点增减，文字有点差异而已。更糟的是在漂亮的叙述文字掩盖下，文学史作者把所有的出版物，不管它的优劣，几乎都放在自己的框架内；然后按照习惯性的看法和评价标准重新做个“英雄排座次”。坐在“章”的位置上自然是“鲁、郭、茅、巴、老、曹”，坐在“节”的位置上则是沈从文、李劼人、张爱玲、张恨水等，坐在“段”的位置上则是新感觉派、现代派作家。这种文学史的缺点是让人读后如入迷宫，宫中的六大菩萨、十八罗汉、三十六小鬼虽被浓妆艳抹但却模糊不清。六大菩萨到底哪些作品是精华、哪些是糟粕，哪些是成功之作，哪些是失败之作，放在人类文学创造的背景下，他们在贡献之中有什么根本局限？时代造成他们何种局限？个人应负何种责任等等，我读后常常一片朦胧，掩卷之后只记得一片颂扬之声。这类文学史教科书对于正在进入文学之门的大学本科生可能有些帮助，但不可能提供真切的审美判断，一些关注中国文学的海外的文学评论家、翻译家很难从中得到启发，只能觉得这种被笔墨打扮的中国作家个个可爱但个个不可信。
    八十年代中国内地出现的非学院派的文学批评情况要好得多。这些新出现的批评家，不像文学史作者靠“复制”过日子，而是靠自己敏锐的艺术鉴赏力，因此他们发现一些初露锋芒的作家并为他们的生长呐喊。可是这些中、青年批评家多数并非文学教授，并无向瑞典文学院推荐的资格。而具有推荐资格的文学史教授，则缺乏艺术鉴赏力，对当代文学发展的脉搏懵懵懂懂，结果能向世界推荐的批评家变得非常稀少。中国没有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无法有力地推荐本国的作家，在近一百年的历史上，只有异国的赛珍珠推荐过林语堂和大江健三郎推荐过莫言、郑义(后者是口头上说)两例。中国有代表性的作家协会只有一个(台湾有没有我不清楚)，埃斯普马克先生《诺贝尔文学奖内幕》一书谈到亚洲国家的推荐情况，他说，本世纪上半叶只有１９４０年赛珍珠推荐过林语堂，“不过完全无法使人相信”。他们只能从探险家斯文·赫定那里得到某些帮助，还有就是从高本汉那里得到一些情况，在六十年代前期，赛珍珠还推荐过日本的谷崎润一郎，日本文学院推荐过西胁顺三郎，日本笔会推荐川端康成，美国方面则推荐三岛由纪夫。１９８５年５月３日《亚洲周刊》曾发表文章批评瑞典文学院对亚洲的忽视；文中提到几个作家的名字：日本的井上靖，中国的巴金，印尼的Ｐ·Ａ·多埃，印度的长篇小说艺术代表人物Ｒ·Ｋ·纳拉扬。
    瑞典文学院的常务秘书在回答记者时说：亚洲作家的提名仍然不是很多，特别困难的是，即使在文学专家中也缺乏统一意见。还有一个问题是，对于有着非常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完全不同的文学目的的作家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而且在西方对上述的提名者也缺少译本。在记者的穷追不舍之下，这位常务秘书还透露，亚洲不少国家有权提出建议的机构放过了提出候选人的机会。中国笔会主席巴金就说，他得到过提候选人的邀请，但是没有回答。在其他国家，笔会也白白放过机会，比如瑞典文学院与泰国笔会每年都有联系，但是对此没有反应。泰国笔会主席尼拉万·炳通就不是很确切地知道，他的国家是否有作家被推荐为候选人，而且说：“在泰国，就翻译文学作品而言，我们没有做多少事情。我们可以从我们自己的语言对他们作出判断，事实是我们还没有看到某一部作品真有资格，因此我们没有认真对待这件事。”埃斯普马克批评：“这段话清楚地表现了多次阻碍有意义的候选人被提名的失败主义。”我不知道台湾、香港有没有这种“失败主义”，而中国内地，我敢说是没有的，有的只是缺少推荐的热情和虽有热情而不知从何入手。推荐是需要认真态度、需要时间和需要情怀的，茫茫的中国大江南北，有几位认真的、酷爱中国文学、毫无私心和妒嫉心的推荐者呢？庞大的中国作家协会机构又真的严肃地、下过功夫地推荐过自己的作家吗？我不清楚。
    不过，也不必悲观，只要作品杰出，即使国内缺少知音，国外也会有知音。而且瑞典文学院特别找了一位中国文学知音作为自己的院士。埃斯普马克说：“当１９８５年汉学教授和翻译家G·马尔姆奎斯特(即马悦然)被选入文学院的时候，人们确信，他是一位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杰出专家，同时他个人与其他东方文学的专家保持着密切关系。”马悦然确实正如埃斯普马克所评价的那样，他是杰出的，而且是积极的，他的眼睛时时在寻找中国文学的星光。１９９３年我“客座”斯德哥尔摩大学时，曾与罗多弼教授及陈迈平先生组织“国家、社会、个人”国际学术讨论会，邀请了５０多位世界各地的汉学家。会议期间，马悦然特别邀请了余英时、李欧梵、刘绍铭、李泽厚、王元化和我到院士们经常聚会的小楼上座谈，他诚恳地征询大家对中国文学现状的意见，在那个夜晚明亮的灯光下和温馨的氛围中，我感到：诺贝尔文学家族是个有趣的存在，中国作家缺席只属于２０世纪，绝不属于２１世纪。“代价”是“成就”的母亲，２０世纪的中国作家已付出巨大的代价，包括心灵饱受折磨的代价。他们已把一部分代价化作成就，还将孕育更大的成就，可以肯定，２１世纪的诺贝尔文学火炬家族将会迎接不止一个的中国天才。

（全文毕）

教师之友网

中国作家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
文/傅光明

    一
    对一些具有浓重诺贝尔文学奖情结的中国作家来说，每年底的诺奖揭晓都是一种精神煎熬。其实，期盼中国作家荣登诺贝尔文学奖奖台，远非许多中国作家的梦，它也让那些把此奖项与国家荣誉链接在一起的国人，魂牵梦绕了许久。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关于中国作家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的报道屡见媒体，并不时掀起争议。

    诚然，中国作家有这样一份情结是可以理解的。单单看一下我们的邻居，早有印度的诗人泰戈尔在1913年获此殊荣。1968年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获奖。1994年，该奖再次垂青日本，大江健三郎登顶。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有两位日本作家获奖，这会让许多对日本充满矛盾情感的国人心里超不爽。若从被称为新时期文学发端的1978年算起，至今也整整过去了30年，虽然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话题炒做得沸沸扬扬，比如某机构提名谁谁为诺奖候选人了；哪个国际著名大权威发话说谁谁是最有可能获奖的了；还是鲁迅最牛，人家早早的连提名都拒绝了；最遗憾的是老舍，本来（1966年？或1968年？）可以获奖，结果投身太平湖，让日本人拣了个便宜；1988年，若沈从文不在诺奖揭盖儿前驾鹤西行，那年就非他莫属了……

    今天回想，觉得有两件事最有意思。第一件事发生在2000年，国人的诺奖情结那时已达到一个高潮，许多人已在心里估算，从1901年颁发首届诺奖，到世纪末，正好百年，坐庄也该论到自家了。据不知是否可靠的口述版本，有些媒体已经像下赌注一样，准备好了谁谁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专题特写报道，只要谜底揭开，正中下怀，便可以普天同庆，并可把此作为献给新世纪的一份厚礼。结果，也许除了不感意外的瑞典学院的那几个院士，或许还有极少数的知情者，所有人都发出惊叹。这其实也是诺奖百年的最大特点之一，充满了神秘感，即除了瑞典学院的院士（而他们要金口紧闭缄默不语50年，直到当年的评奖档案解密），没有谁会提前知道花落谁家，包括获奖者本人，像已88岁高龄的2007年诺奖最新得主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得知自己获奖时正在街上。照此理推论，2000年诺奖得主、已经加入法国籍的华人作家高行健应事先并不知晓他会获奖（也许得到过暗示就未可知了）。但从他获奖之后的客观效果来看，倒好像是那几位瑞典院士故意跟中国人玩了把“黑色幽默”：你们不是盼了100年吗？那我们就给一个中国人，但他代表法国！也不知在第一时间听到这个消息的中国作家，心里是否瞬间泛起了“难言之隐”的五味，岂可“一洗了之”。

    第二件事同样发生在2000年，即台湾作家李敖的历史小说《北京法源寺》，借获诺奖“提名”之威，一时令洛阳纸贵。结果，除了李敖赚得不菲的人民币版税，什么也没有发生。事后很久，有一家媒体这样写到：“作者宣称此作品被提名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不过，由于提名诺奖的门槛很低，只要大学副教授就可以提名任何作家了，因此诺奖从不公布每年有哪些作家被提名，所以这种说法的真伪可能永远也无法得到检验。”

    这就引出了“提名”的话题。到底谁有资格提名，谁又有资格被提名呢？光我就零零碎碎地听到一些关于中国作家谁谁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情况，鲁迅、林语堂、老舍、沈从文、巴金、王蒙、李敖、余华、莫言，也许还不止如此。

    前瑞典学院院长埃斯普马克数年前曾在北京大学就诺贝尔文学奖做过一次演讲，关于提名，他说，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有提名权。有四组人可以提名，第一组是瑞典学院的委员们，还有一些其他相关的学院的相关委员们。第二组是最大的一组，世界上所有大学里面的语言学和文学教授。第三组是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提名。第四是各个国家学会的主席，他们是作家的代表，有资格提名。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任何与诺奖有关的事情，都有50年的保密期，如果你提名了某人，这件事情绝对不能泄露，50年以后才可以再说。

    因此，依照此说，近些年关于巴金获提名，王蒙获提名，李敖获提名，等等，都是在提名以后马上在媒体公布。看来这是有违诺奖评选规范的。

    只要稍加留意，我们便可从这位前院长的演讲中了解到诺奖评选的年度工作程序：每年的2月1日提名工作结束，每年都接到无数的提名，抛去重复的，大概每年会有200个不同的候选人。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5个人）会准备好这200个人的资料，向瑞典学院的全体院士汇报。进入4月份，200人的大名单会缩减为15人的名单。到5月份，剩下最后5个候选人。最后以投票来决定诺奖得主。瑞典学院有18位院士，每次投票必须有超过12位的委员，投票才算有效。而只有得到超半数的票，12人投票要超过8票，这个人才能得奖。

    请注意，这里同时出现了两个机构，一个是5人的“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一个是18人的“瑞典学院”。瑞典学院成立于1787年，它不叫“瑞典皇家学院”，而是独立的“瑞典学院”，诺贝尔奖其他的奖项都是由瑞典皇家学院评选颁发，唯独文学奖由瑞典学院来操作。我也曾像许多人一样，曾误以为诺贝尔文学奖当然是由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来决定，其实非也。诺贝尔委员会与瑞典学院根本就是两码事，这个机构的5个人，其主要任务就是准备很多材料，而这些材料是为瑞典学院讨论用的，他们并没有决定权。换言之，决定权只在瑞典学院。

    搞清楚诺奖的评选程序，便可以对中国作家的诺奖情缘做一番梳理。先说鲁迅，这段话几乎是谈到鲁迅与诺奖时的恒定版本——“鲁迅是第一位受外国人关注并有可能获得诺奖提名的作家。1927年，来自诺贝尔故乡的探测学家斯文·海定到我国考察时，在上海了解了鲁迅的文学成就以及他在中国文学上的巨大影响，与刘半农商量准备推荐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被鲁迅婉言谢绝。”由以上程序，我马上想到这样三个问题：第一，这位探测学家是否具备提名的资格？第二，若他没有资格，鲁迅拒绝提名本身，面对的就是空穴来风。第三，即便获得提名，也是200人之一，并没有什么太值得炫耀的。

    因此，重要的已经不是讨论鲁迅的拒绝提名，而是他对于诺奖的态度，这就引出了鲁迅在1927年9月25日就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事写给台静农的那封著名的信。

    静农兄：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可笑。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学，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我以为，鲁迅当时对诺奖的态度，对今天还做着诺奖白日梦的中国作家来说，也不失一针清醒剂。一，鲁迅认为诺奖确实是有水平的，它不是靠侥幸可以得到；二，拿诺奖衡量当时中国的文学状况，鲁迅自认中国还有距离；三，鲁迅是以一颗平常心观之，即世界上优秀作家多的是，而诺奖不可能颁给所有的优秀作家。

    这其实也是瑞典学院中因唯一懂中文而被国人格外看重甚至想要倚重的马悦然曾经表达过的一种态度，他说：“我想告诉中国的作家们，不要把这个奖看的太重要了。它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的，它不是‘世界的中心’。我们选出了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但不能说这个人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作家。我们只是认为这个人写的东西是个很好的作品，仅此而已。现在这个世界上有500个作家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每年只能发一个。”

    关于林语堂获得诺奖提名，我从相关材料中了解到是四次。第一次是1944年，这使他成为第一个被推举预选的中国作家；林语堂用英文写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出版后，先后被译成多种文字，仅在美国就卖了10多万部，被国外评论界誉为“中国现代的《红楼梦》”。他的《生活的艺术》也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仅在美国就重印了40版，被列为当年畅销书之一。林语堂的书是直接用英文写的，不存在翻译问题，而且畅销，影响大，也仅是获得提名。第二次是1972年；第三次是1973年；第四次是1975年被国际笔会举荐为诺奖候选人。我注意到，媒体报道常慨叹出这样一句话，“由于种种原因，他仍无缘入选。”所谓种种原因，又给人留下了诸多神秘感。其实，清楚了诺奖的评选程序，也就没那么多神秘可言了。因为，即便获提名，也只是200人中的一个而已。

    除了下面将要单独描述的老舍与沈从文，其他一些见诸媒体的获得过提名的中国作家还有巴金、王蒙、北岛。若从网上搜索，很容易就能找到以下三份报道：

    一，美国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打的旗号是“美国”，其实是在美的华人组成的一个提名机构，它提的名如被瑞典学院接受，也是最初的那200人大名单——笔者）曾推选中国著名作家巴金角逐公元２００１年诺贝尔文学奖，称赞巴金“为中国当代最为杰出的作家和思想家，他的文学创作奠定了享誉世界崇高声望和国际文化界尊崇的优异基础，他对人性和人类尊严的执着探讨和神圣理解，已经被载入了当代中国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史册”。

    二，美国一文学团体曾提名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王蒙参加２０００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称其“是中国当代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伟大作家、文艺理论家和思想家，他的巨大的文学成就和人格造就了他成为一代文化大家和享誉世界的伟大作家”。

    三，北岛，本名赵振开，１９４９年出生，１９７８年同诗人芒克创办民间诗歌刊物《今天》。１９９０年旅居美国，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的诗刺穿了乌托邦的虚伪，呈现出了世界的本来面目。一句“我不相信”的呐喊，震醒了茫茫黑夜酣睡的人们。


如前所述，只有关于老舍与诺奖的情缘留下了似乎完整到无懈可击的“史料”，然而却是破绽百出。
    我最先看到的是这样一段不容质疑的描述：“1966年8月24日这张日历，在整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沉重的。随着韶光流逝，它的重量正越来越被人们掂出来。不仅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一个作家之死在国内严密封锁消息，甚至焚尸扬灰的情况下，却引发了国际性的悼念热潮；而且今天我们才知道：就在老舍愤而跳入北京德胜门西边豁口外太平湖的那一刻，国外在对他的境遇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正准备授予他一项威望很高的国际性的文学奖，只是在最后核实被授奖人是否健在时，才得知他不幸逝世的消息！于是，这项文学奖授给了另一位健在的同样杰出的亚洲作家了。而这项国际性的文学奖的荣誉，正式逐步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家们至今仍衷心向往的……”

    这是老舍研究者宋永毅在他出版于1988年的《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一书，在《气节和风骨：一种古典人格美的完成》一节论及老舍之死时开篇的一段话，里边提及的那项没有点名的“国际性的文学奖”，不言自明指的是诺贝尔文学奖。

    类似的文字，远不止这一篇。至少我还看到另一位老舍研究专家关纪新，在他2003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的《老舍评传》里，也有一段十分明确的描述：“在神州大地邪火攻心的整整十年间，世界忧心如焚地关切着中国，也关切着老舍。诺贝尔奖的评奖委员们曾经动议，要向老舍颁发他们的文学大奖，结果是经过了一番艰难的核实证明老舍已不在人世之后，不得不撤消了该奖，这项全球瞩目的奖励，从来只授予在世者。”

    有意思的是，几乎从没有人去怀疑在这样的“历史叙述”中存在着一个根本无法解释的矛盾，即老舍去世是在1966年，而“另一位健在的同样杰出的亚洲作家”——川端康成获奖是在1968年。我的推想是，第一，绝没有可能把1966年“原本”要授给老舍的诺奖给川端康成保留两年。第二，1968年授给川端康成的诺奖，是否“原本”要授予老舍？

    我曾向老舍之子舒乙核实，他清晰地记得，是前日本老舍研究会会长藤井荣三郎，曾于1978年受该会委派，专程到北京，向老舍的家人通报：1968年，川端康成获得诺奖从瑞典载誉回到日本以后，受到盛大的欢迎。据参加庆典活动的瑞典驻日本大使披露，当年的诺奖原是要授予中国的文豪老舍，后经查此人已经去世。而诺奖只授予在世的人，于是授给了川端康成。

    这个说法至少在提及老舍差点获奖的年代上是不矛盾的。

    还是在2000年，诺奖揭晓前，有媒体对舒乙的演讲报道：“舒乙说，中国作为文学大国，始终没有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原因除了政治偏见以外，还因为中国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外文的太少，在交流上存在着技术上的难题。而老舍当时在中国作家中恰恰是作品被译介最多的，连瑞典文的也有。另外，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程序也很复杂，先是由国际著名学者进行提名，被提名者可能有几百人，然后层层筛选，最后剩下5位候选人，再由评选委员秘密投票，得票最多的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老舍在1968年被提名，到了最后5名还有他；秘密投票结果，第一名就是老舍。

    “但是在1968年，中国已经进入了‘文革’高峰。各国谣传老舍已经去世，瑞典就派驻华大使去寻访老舍下落，又发动其它国家进行联合调查，中国官方当时对此没有答复（编者注：老舍死于1966年8月24日），瑞典方面断定老舍已经去世。由于诺贝尔奖一般不颁给已故之人，所以评选委员会决定在剩下的4个人中重新进行评选，条件之一，最好是给一个东方人。结果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成了日本的川端康成。

    “‘文革把一切都化为乌有！’舒乙感慨，沉默，稍后介绍说，这个悲哀的事实是在当年庆祝川端康成获奖宴会上，由瑞典大使透露出来的。舒乙同时列举出两个证人：一个是瑞典大使馆文化参赞。另一个是已故作家萧乾的夫人文洁若。萧乾夫妇曾经到过瑞典，证实过此事，文洁若将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此有所记录。”

    有意思的是，这家媒体在向文洁若求证以后，发表了题为《文洁若对老舍曾获诺贝尔奖不予证实》的报道，原文是：“前几天舒乙在一次演讲中提到，老舍先生获得了196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但因为他已过世所以奖就给了川端康成，他说文洁若了解情况。当记者向文洁若求证时，她说：‘这件事是挪威人伊丽莎白·艾笛和萧乾谈话时透露的，后来我告诉了老舍的家人。不过西方人是成心的，人一死就说要给奖，沈从文不也是这样吗？要说真想颁奖，为什么不给还在世的巴金呢？’”

    更有意思的是，文洁若大概已经忘记她确曾写文记述过此事。她在文中写到：1980年，挪威汉学家伊利莎白·艾笛因研究萧乾的小说《梦之谷》，开始与萧乾通信。1981年秋，为了研究“易卜生与中国”，专程访华，到当时还在天坛南门附近居住的萧乾家拜访。“记得她是用英文这么说的：‘那一年，本来已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然而查明老舍确实已于八月间去世，而按照规定，诺贝尔文学奖是只颁给仍在世的人的，所以就给了另外一个人。’”而且，文洁若“情不自禁”地很快将此事告诉了当时与她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且办公室与她“只隔一个门”的舒济，还“给她写了一份不足四百字的书面材料。”

    另外，文洁若推断，“我不相信直到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才得悉老舍的死讯。当艾笛女士向萧乾透露‘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那番话时，我认为她所说‘那一年’，指的是1966年。”我想，这至少是在年代上把老舍死的“那一年”与川端康成获奖的“那一年”混为一谈的始作俑者之一。[笔者按：此文还用日文发表在2001年8月号的日文版《人民中国》上。]

    最有意思的是，发表文洁若此篇文章的2000年第11月号香港《明报月刊》，在文尾特别加了一个“编按”：“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讲师陈迈平及本刊驻瑞典特约记者傅正明曾致电文中所提到的关键人物挪威汉学家艾笛女士求证。艾笛女士回复从没有跟萧乾和文洁若谈到老舍，她谈的是沈从文。”

    就这样，众口难调的口述版本出现了，几乎所有的“口述”当事人都矢口否认自己如此“说过”，甚至使曾做如此说有了编故事之嫌。

    为此，我专门请日本友人向这个“说法”的源头藤井荣三郎求证。藤井先生在回信中说（着重线为藤井先生所加）：“从《日本文艺杂志》上见到原本考虑授予老舍的诺贝尔文学奖可惜又失去的消息，并把这些告诉舒乙先生和老舍夫人的，确实是我。当时他们听了也感到吃惊，我想这些您也许不清楚。可是，时间上并非“1978年或79年”，而是1981年4月。清楚地记得那是我第一次访问北京的时候。拜访舒家，是在滞留北京的那几日，……在同（舒乙、胡絜青）两位畅谈中，我记得向他们说起，‘日本文艺杂志载，日本国际笔会的一位作家谈到，川端康成获奖后，他从瑞典大使馆的朋友的电话里得知，原本获奖者是考虑到老舍先生的，可是因为文革，对中国的印象很差，加之老舍本人已经去世，于是该奖授予了川端。这个笔会的人说，川端先生是非常杰出的作家，但作为人道主义的受奖者来说，还是老舍先生更为合适。’

    不记得我向舒乙先生说过（诺奖）筛选获奖者的经过，因为那杂志的文章上，在‘秘密投票’方面，有没有记述方面的详细说明，我全然没有印象。

    ……总之没有把杂志名称、刊行月号和作者名字记录下来，是个大失误。在1981年和舒乙先生、胡絜青先生会面数年后，忽然舒乙先生向我打听杂志名和作者名。本当把杂志邮寄过去，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了。那时我的书斋曾做过一次大扫除，清理过一些没用的杂志，也许当时就把那本杂志错误地归入无用的书籍和杂志当中了。但是，不管怎样，关于老舍和诺贝尔奖的文章曾刊载于《文艺杂志》上，这件事情是不会错的。说实在的，收到舒乙先生的信，我连忙跑到中之岛图书馆，查找川端先生获奖后一年以内出版的杂志，在《文学界》等杂志的目录中，寻找可能的文艺消息、短篇随笔，可是我无法确认是哪个人。以上，只能向您做一些不是很确切的答复，实在是抱歉。……”

    不知写完信的藤井先生是否尚觉言有未尽，又特意在信尾补上一段“附记”：“我向舒乙先生说‘这件事，在日本老舍研究会大家都知道。’当然不是在1981年我们初次见面时说的，应是两年后在名古屋老舍研究会成立（12月），我出任关西地区常任委员的时候，而1981年我是不可能这么说的。从那以后又经过了几年，在老舍研究会的闲聊中，也曾和几个人提起前述那本杂志，谈过老舍和诺奖的事情。也许您知道，我是惦记着这桩事的。总之，真想找到那篇文章！”

    从藤井的信中看，他的“记忆”与舒乙的“记忆”在一些细节上，有不吻合的地方：一是时间，舒乙记得他们的会面是1978或1979年，而藤井记得是在1981年。这是次要的；二是内容，出入就更大了。关键有两点：一，藤井“不记得”他向舒乙说过诺奖筛选获奖者及“秘密投票”方面的经过。二，藤井只“记得”他向舒家说的是：他是从“日本文艺杂志”看到，是“日本国际笔会的一位作家”从瑞典驻日本“大使馆的朋友的电话里得知”老舍与诺奖的事，而非在庆祝川端康成获奖的仪式上由瑞典驻日大使亲口说出。

    这未免有点儿让人“尴尬”。其实，在此之前，已经有了另一个“尴尬”，即瑞典学院院士，担任过某届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执行主席的马悦然，在刊登文洁若《老舍差点获诺奖？》的那期《明报月刊》，同期发表了《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在马悦然的“记忆”里，老舍是他及妻子“当年的亲密知交。”并由于1966年时他还不是瑞典学院院士，故而可以就其所知，公开诺奖中关于老舍的事情。“老舍确实曾被几位法国汉学家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提名者中的保·贝第（Paul Bady）曾经就老舍的一部著作写过论文。我曾数次被法国友人揪住，寻求我对老舍候选人资格的支持。那时我对这个奖的候选人，则心中另有所重。此外，我觉得老舍作品的翻译质量不足以代表他小说的真实水平。就我所知，那时他仅有的被译成英文的作品是《骆驼祥子》和《离婚》。在英译《骆驼祥子》中介绍的幸福结局全然诋毁了小说的本意。我断定老舍因而不可能进入候选人的终审名单。事实果然如此。”

    由此，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马悦然和艾笛女士说她“从没有跟萧乾和文洁若谈到老舍，她谈的是沈从文。”的“记忆”取得了一致；而舒济、舒乙的“记忆”，又与文洁若“不予证实”前的“记忆”相吻合。只可惜那位当年瑞典驻日本大使，没有提供任何“口述”或文献的佐证（藤井先生的信未证实有瑞典驻大使如是说）。看来那唯一的历史真实，即到底1966年或1968年老舍是否进入了当年诺奖的最后5人终审名单，只有等到2016年或2018年老舍去世50周年或川端康成获诺奖50周年之际，诺奖评选档案揭秘的那一天，这段由“口传”遗留的“历史”公案才能真正大白于天下。也只有到“那一天”，一切谁是谁非无休止的争论，才能真正就此打住。不过，就老舍是否差点获诺奖这件事来说，我想，等到真相揭开的“那一天”，实情有可能是，它作为“过去的真实”根本就没有存在过，而一直是个“神话”。而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愿意相信“神话”，甚至希望它永远都不要被打破。

     马悦然无疑在中国作家与诺奖的情结中，扮演了一个极富意味的角色。他的话常常“一言九鼎”，并时常掀起波澜与争议。近二三十年来，经他嘴里说出的某某将是“最有希望获得诺奖的中国人之一”远不止一次。结果诺奖还是一次次地与中国作家无缘。

     事实上，仔细分析马悦然的话，是大可不必较真儿的，其字里行间也是很有些琢磨头儿的，就拿不远的最近一次来说，在曹乃谦的中短篇小说集《最后的村庄》出版以后，媒体报道，“在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看来，这样一个只读到高一、会唱要饭调的‘乡巴佬’，（指曹乃谦），是‘最有希望获得诺奖的中国人之一。’”

      我相信马悦然说的是真话，也是客气话，他说的是“之一”，又不是“唯一”。“之一”是西方人通行的词令，比如，西方的大学教授给学生写推荐信，通行的体例是“这是我所教过的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在我的印象中，马悦然从来就没说过“唯一”。而我们的新闻媒体为了炒做的噱头，却常常故意要将“之一”去掉。以这篇报道为例，记者明明已经在第一段文字写明了“之一”，却一定要在醒目的大题目标明“诺奖评委称其最有希望获奖。”

      然而，也许是对中国作家的诺奖情结深有所感，又因“对沈从文的钦佩和对他的回忆的深切尊敬”，马悦然“打破了严守秘密的规矩”。他证实：“沈从文曾被多个地区的专家学者提名为这个奖的候选人。他的名字被选入了1987年的候选人终审名单，1988年他再度进入当年的终审名单。学院中有强大力量支持的候选人资格。我个人确信，1988年如果他不辞世，他将在十月获得这项奖。”他认为，虽然沈从文到1950年代就不写作了，但《中国历代服饰研究》是一部非常有刺激性的、最精彩的一部长篇小说。沈从文没有文学家的自负清高，因为他是一个土包子，一个乡巴佬，他懂得下层人民的疾苦，懂得历史上人民生活的疾苦，所以他会写《边城》、《长河》那样伟大的小说。他即使不写小说，写服饰研究也很出色。在中国，要得诺贝尔文学奖，除了沈从文，有谁能得呢？

     也就是说，马悦然以1988年参评诺奖的瑞典学院院士身份，没等50年的保密期到，就公开透露，沈从文在1988年，成为5位最终候选人中的一位。哪怕他的生命能再支撑几个月，中国就将诞生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样，又一个意味深长的对比浮出水面，即1968年的老舍差点获奖可能只是无中生有，而沈从文在20年之后的1988年几乎获奖，则是货真价实的。

     不过，马悦然所说也并非“句句是真理”，仅举两个例子。第一个，鲁迅拒绝诺奖提名的信已经变成了白纸黑字的文献，马悦然以为此事只是口传，没有直接的证据。他说：“鲁迅是在1936年去世了，那个时候，1930年代根本就没有外边的人知道鲁迅是谁，也没听说过他的名字。《呐喊》、《彷徨》是1950年代才翻成外文，是杨宪益翻译的，翻译得很好，但是那个时候鲁迅已经不在了。”

     这显示出马悦然中国现代文学史常识的缺乏，鲁迅的作品最早被翻译成英文，是1936年8月英国乔治·Ｃ·哈拉普公司出版的由斯诺编选，萧乾和杨刚协助翻译的《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里面收录了《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等多篇作品。

     第二个，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出19卷本《老舍全集》的第15卷书信卷中，收录一封时间标明写于1956年至1957年间老舍致瑞典驻华使馆人员的短信，原文只有一句话：“‘I am not Cao Yu,I am Lao She,且不一一。’译为中文为‘我不是曹禺，我是老舍，且不一一。’”

     乍一看，这封信有点令人摸不着头脑，不知所云。编者的脚注为：“瑞典大使馆的两位年轻的女工作人员告诉该使馆文化参赞马悦然说，与她们住在同一胡同里的是剧作家曹禺，并要马悦然替她们用中文写一封信，邀请这位著名的邻居去喝茶。结果收到信的是住在灯市口丰富胡同19号的老舍。老舍用此简短的一句话，回复了她们。”

     是否可据此判断，当时担任驻华使馆文化参赞的马悦然，至少在他任职时，或准确到1956年至1957年间，他还没和老舍成为“当年的亲密知交”，否则应不会不知道住在丰富胡同19号的是老舍，而非曹禺。

最后一个话题，是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标准。瑞典学院前院长埃斯普马克坦承：“这只是文学院（不知是否翻译的缘故，此处说的是文学院，而又不是瑞典学院了——笔者）设立的大大小小奖项中的一个，因为它的历史最长，而且国际影响最大，其标准的确立也就更为谨慎。当年，炸药发明者诺贝尔在弥留之际写下遗嘱，规定文学奖应当‘授予在文学领域里写出富于理想主义倾向的最杰出作品的人’。
    “这个标准无疑是相当宽泛和含混的，各个时期的评委会委员们（此处也没有说是瑞典学院院士——笔者）自然对之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在开头的一二十年里，委员们在评选过程中往往显得谨慎有余而大胆不足，致使一些该得奖的优秀作家受到不应有的忽略，比如托尔斯泰、易卜生、卡夫卡、乔伊斯等。为此委员们曾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压力，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并试图弥补时为时已晚，因为根据诺贝尔的遗嘱，奖金不授给已经过世的作家。在其后的几十年里，委员会吸收了一些有着锐意创新思想的委员，尤其是一些既精通多种语言又有着深厚的文学造诣的著名学者，评奖的原则和标准也做了相应的调整。按照委员们的看法，有的作家之所以有着极高的知名度，并非因为他们真的写出了不朽的佳作，而是因为他们积极参加各种活动而把自己搞得声名赫赫，但实际上文学成就平平，对这样的作家诺贝尔奖是不能授予的。与其相反的是，有的作家虽没有什么名气，但写出的作品却有凝重的历史感和思想深度，艺术上又独树一帜，他们完全有可能被未来的读者和研究者发现，把奖金授给这些作家，一方面帮助他们成名，同时也体现了诺贝尔文学奖着眼于艺术探索和创新、着眼于未来理想这一原则。为此，我们把奖金授给了威廉·福克纳和写出了《荒原》的艾略特，尤其是前者在当时几乎鲜为人知，但现在却已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

    我以为，埃斯普马克的这段话十分中肯。除了说明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历史上确曾出现过有失公允的存在，与一些世界文豪级大师失之交臂，不无遗憾。同时，也表明，诺奖又确实独具慧眼地挖掘出一些世界大师级的文豪。

    当然，还有一点不能否认，这也是许多作家都指出过的，诺奖在某些历史时段，明显受到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使诺奖有失文学的纯粹性，也曾受指责成为了冷战时期的政治工具。

    我想今天中国的作家仍然可以拿鲁迅当年对诺奖的态度心平气和地对待诺奖。一，从总体上看，“诺奖确实是有水平的，它不是靠侥幸可以得到”；二，单从2000年以后这几年的诺奖得主来看，虽然中国不缺乏具有天赋写作才华的作家，但与奈保尔（2001年）比一比，与库切（2003年）比一比，与耶利内克（2004年）比一比，与哈罗德·品特（2005年）比一比，与奥罕·帕慕克（2006年）比一比，与多丽丝·莱辛（2007年）比一比，以当下中国文学之生态，是否存在距离？三，世界上优秀作家的确多的是，而诺奖不可能颁给所有的优秀作家。

    也正因为此，马悦然在客气地殷切希望中国的文学教授和批评家们多为瑞典学院推荐优秀候候选人的同时，也向中国作家提出了疑问：“难道我们的作家就是为了某种文学奖而写作的吗？现在有许多事等着我们去做，为什么非要瞄准某个奖项去写作呢？再说，诺贝尔文学奖也并非衡量一个作家优劣的唯一标准。”近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强调，“诺贝尔文学奖是颁发给作家，而不是给国家的。我想告诉中国的作家们，不要把这个奖看得太重要。它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得奖人并不是‘世界冠军’。”同时，他提到，中国作家在过去100多年里没有获奖，跟没有好的翻译有关。在瑞典只有两人翻译中文作品，一个是他，一个是他的学生陈安娜。他说，近百年来中国诞生了很多优秀的小说家、诗人，很多人完全有资格拿诺贝尔奖，或多或少因为翻译的原因，这些作品未能被西方接受。比如，像电视节目为收视率而迎合“大众”一样，为迎合美国读者“大众”的需求，《骆驼祥子》的美国译者，竟把小说原来最后一章的悲剧结局完全篡改，改成祥子跟小福子团圆了。“这样的翻译，怎么能让读者了解到作家的真实水平？”

    差不多有20多年了，诺贝尔文学奖在每个岁末揭晓后，都会有一些中国作家对于为什么把诺奖授予了某国的某某，感到有些不理解，不服气，不平衡。特别是从中文译本上看，甚至觉得自己完全具备了拿诺奖的水准。即便真的如此，也属正常，没必要气大伤身。别说中国作家，我们不是总喜欢拿美国人的话当权威么，今年诺奖揭晓后，已有美国评论家对诺奖不以为然，认为莱辛也就是个文学写作上的四流选手。这下，我们可以平衡了吗？

    早听说有的作家在为投马悦然的口味而创作，还有自以为高智商者研究历年得奖作品，试图从中寻出一些规律，如法效仿。这颇有些考托福、考研之前猜题赌注的意味了。据我所知，还有更甚者。恩师萧乾先生在世时，曾亲口告诉我（在这里，我也成了“口传者”）：有位还算挺知名的中国作家，给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美国著名汉学家寄去一部长篇小说。这位汉学家翻译的几部中国现代作家的小说影响很大。这位中国作家在信里说，我相信，如果您能将我的这部作品翻译成英文出版，我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我一旦获奖，奖金咱们可以平分。

    类似这样的诺奖情结就已属不健康，甚至带有明显病态的了！

    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一项国家荣誉，不错，它确是一项举世瞩目的国际性文学大奖，每到年终岁末，都牵动着各国文学界的神经，似乎对中国尤甚。毕竟在上个世纪的百年，诺奖榜上还没有写下中国作家的名字。至于提名，顶多也就是个精神自慰，明明被放了鸽子，还一厢情愿地抱憾终生，何况有的可能还纯属子虚乌有。

    总之，一句话，诺贝尔文学奖绝非国际认证的衡量文学的唯一标准，文学也不可能有唯一标准。中国作家不必心理负担过重，不必心里泛酸，更不必感到尴尬与难堪，甚至患上精神偏执。再简单不过的道理是，管人家诺奖怎么评和评谁，那是别人家的事，咱只眼瞧着自己，即便从宽泛的标准看，能否成为诺贝尔先生遗嘱中所说的“写出富于理想主义倾向的最杰出作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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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获诺奖，中国作家像乞丐想娶公主                                        古清生

我觉得，讨论中国文学要不要诺贝尔奖没有意义，这就像一群乞丐坐在公园的草坪上讨论明日能否娶到公主，如此的遥距，不如回去努力地劳作，把这样的距离缩短，或许下一代人就有了机会。中国文学现在的问题是，作家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表述什么，读者不知道作家都写了些什么，这样的境况，如何去优秀作家如云的世界文坛角逐？
不论是自谓大师的余秋雨，还是江湖游侠余华，这些在中国图书卖场极具号召力的作家，拿起作品来抖一抖，其份量都不够让世界仰目，中国没有可以让人集体仰目的作家及作品，就不会有让世界仰目的作家与作品。或许，史铁生的作品较之接近，但是史铁生近期的写作似也少了过去的执著与从容。不必归咎于时代，亦不必归咎于历史，作家本来就是应该站在历史桥头堡上的巨人。然而，中国作家中没有巨人，只有侏儒。
在2008年的这个十月展望中国文学，遍地遗憾，一个世纪的文学欠收，中国文学没法子去世界展销。在中国文学的历史承传方面，中国作家丢掉了良好的文化传统与文字表现，在世界文学横的比较方面，中国作家严重缺乏超凡的眼界卓识，亦无惊美于世人的审美逸趣的文本，在如此严峻的事实面前，调侃或贬低诺贝尔文学奖的意义，堪称贻笑大方。梳理一下当今还活着的中国作家，搁下诺贝尔文学奖不论，能否对应上中国人自己的心灵尺度？这可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设若自己都没有谱，自己都不满意，何来令全世界瞩目？
在中国文学的贫瘠的土壤上，庄稼作物生长得十分艰难，中国文学的农夫们，谁人是世界上最智慧与勤劳的文学农夫？中国作家内心怯弱，又狡猾过人。我记得韩石山先生的一句话，读当代中国文学从来不用词典。此话甚以为是，当代中国作家的人生体验及信息拥有量不及读者，这恐怕是中国文学的致命缺陷。在当代这个世界，世界充满了困惑，作为文学人的作家，无法洞明一些世事，对历史则完全是一种趟浑水的态度，你自己的意志之灯都不能将自己的心灵照亮，何以成为世界文学的灯塔？
即便是有一缕清流也罢，我们可以认为，你的清纯保留世界的原生态，那遥远而美丽的世界，映照当代人的灵魂，以构成现世的精神的家园。可是，这样的一缕清流也无，大气磅礴的时代洪流，那是不敢企望了。故此，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日，不如成为中国文学的反省日，中国文学有什么可以奉献于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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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岁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

马悦然：我的任务不是给中文作家弄到奖

马悦然在瑞典学院 陈文芬/摄

　　□羊城晚报记者 吴小攀
　　托马斯是一位顶大的好诗人
　　羊城晚报：今年瑞典的托马斯·特兰斯特勒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评奖过程中有什么争议或其他值得一说的“内幕”？
　　马悦然：我不回答关于所谓内幕的问题。但是托马斯真的是一位顶大的好诗人。我早在1983年翻译过他的《狂暴的广场》诗集，又有《蓝房子》散文诗集英译，最近即将要在台湾出版《悲伤的凤尾船》、《巨大的谜语》中文译本，是他中风以后的两部作品，合成一本集子，取其一名《巨大的谜语》。他的诗作更加凝练，也使用俳句的格律，这样的格律在中文的翻译，我很感兴趣，2004年《巨大的谜语》刚出版时，我带着书到台湾旅行，找我妻子文芬，又碰巧遇上台湾选举领导人以后的游行，我们避到宜兰去，很快就翻译出中文俳句。托马斯的得奖，使我想到翻译他的作品是很愉快的事情。
　　羊城晚报：托马斯·特兰斯特勒默的诗在中国有多个译者，包括北岛、李笠、董继平、黄灿然等，您认为谁比较好地翻译了原作？
　　马悦然：我没有读过黄先生的译文。我认为董继平的译文，使用了最好的英文译者Robin Fulton的译文，远远地超过其余的翻译家的译文。
　　羊城晚报：在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结果出来后，有人说他事先准确预言特兰斯特勒默获奖，并由此质疑评选有“内定”的嫌疑。您如何回应这种质疑？
　　马悦然：谁都会猜，谁都会有猜中的时候。“内定”之说是无稽的。（我当然也知道质疑诺奖“内定”的这个人，还发布消息诬陷我收取翻译订金、赌钱被瑞典警察逮捕，我相信中国人有许多有品德有良知的人，不会相信这个无聊的谣言。我这样的信念来自最近半年许多中国朋友在网络表达意见、写信给我表达支持，在此我表达感谢）。瑞典的媒体有时很会猜。如同许多报导已经陈述了托马斯的名字这么多年来，一直是人们猜测的对象。瑞典的文化记者因为每年都猜托马斯得奖，有一群他非常忠心的粉丝，会在等候宣布时，固定到他家门口安静地等待，要是宣布不是他得奖，大家就默默地一起走到他家楼上的顶楼，开一瓶香槟酒来喝。希望他明年会得奖。这是我听说的一个故事了。
　　好的作品需要好的翻译
　　羊城晚报：您在1985年当选瑞典学院（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院士，18名院士中，是否只有您精通中文？如果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中没有懂中文的人，中国作家就完全没有可能获诺贝尔文学奖了？
　　马悦然：我当瑞典学院院士有很多工作要做，我的任务不仅是给中文作家弄到诺贝尔文学奖。世界上的语言很多，可能多到几千种吧。要求瑞典学院的院士们必得学会几千种语言，为的是比较公平地颁发诺贝尔文学奖，是不是有一点太过分？瑞典学院的院士可以掌握欧洲德文、法文、英文、西班牙语等几种主要语言，对于院士不懂的语言，也会请其他语言的文学专家翻译，或者做评论。比如1968年日本川端康成得奖以前，不仅是邀请专人翻译，也经过日语文学专家评论、研究长达八年的时间。这些为了语言译本的专业问题，确实花费漫长的时间去准备，但这样的准备工作是必须的。
　　我要再度说明，并不是由我翻译的中文作家才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不是必须要翻译成瑞典语，才能得奖。我的同事们他们可以同时阅读中文作家好几种不同语言的译本，只要是中文作家出版上述的几种语言译文，瑞典学院的图书馆一定购买，每周四开会以前摆好在图书馆房间里，我们很方便立即拿回去阅读。
　　我多次强调好的文学作品需要好的翻译，而且翻译家必须要有好的文学修养，向作者与读者负双重的责任；这样的文学价值特别会彰显在我们的工作里头，如果每位翻译家能秉持这样的信念，忠实呈现中文作家（或者各种语言的作家）作品的价值，今天的世界文学就会更进步了；我还想借这个机会说明，现代中文作品的翻译一直到这几十年才开始有比较多的译文跟译本的出现，杰出的翻译家还是太少了。瑞典从事翻译现代中文作品的专家只有陈安娜和我两个人。   
　　中国作家未能获奖问题在于译本
　　羊城晚报：目前身处大陆的中国作家（2000年获奖者高行健在海外）一直未有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您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如何去补救？
　　马悦然：我更愿用“中文作家”这个名称。你应该知道，中国的文学发展从1942年一直到现在受到什么样的制约。反右派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有多少作家与诗人受迫害?反精神污染运动对中国现代化的诗歌有什么影响?不能看高的小说和戏剧对中国文学发展会有什么影响?真正的问题还是在译本，只要好的译本足够充分，那就是时候到了。
　　羊城晚报：您认为中国文学有没有过比较好的或最好的时期？
　　马悦然：我在这儿不谈我自己非常欣赏的中国古代文学，只谈二十世纪的文学。1920和1930年代是中文诗歌，尤其是短诗的黄金时代。1930年代也出了比较多的很好的小说和个别的很好的戏剧，像夏衍的《上海屋檐下》和李健吾的戏剧。这些戏剧据我看比曹禺的作品好得多。1970年代末出来的朦胧诗人的诗我很欣赏。1980年代中叶也出了一些我很欣赏的小说。
　　羊城晚报：茅盾文学奖是中国长篇小说的官方最高奖，鲁迅文学奖是包括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等的官方最高奖项，您对它们有何评价？
　　马悦然：对中国官方的奖我的认识不够。   
　　沈从文若在世肯定获奖
　　羊城晚报：您从1948年起即与中国结缘，中国老一辈作家中您与谁有较深的交情？据说鲁迅、沈从文等人曾经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
　　马悦然：我跟老一辈的中国作家交情最深的是艾青和老舍。鲁迅的情况纯粹是他的译文跟译本出版非常晚才出现。一直有谣言说鲁迅拒绝提名，瑞典学院因此不给他奖，这个说法完全违反常理。鲁迅自己不肯提名，据鲁迅所留下的文字可能是真的，但瑞典学院从来不问任何一名作家愿不愿意接受提名；我已经破例说过，如果沈从文1988年5月没有去世，肯定能得奖，我这有点违反了诺奖守密的原则了。但我的同事们完全理解我为什么愿意说出来。
　　羊城晚报：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在微博上称，您接受60万美金“翻译定金”，就此事您曾经给清华大学及其他相关部门发函件，如今有何进展？此事对您有何影响？
　　马悦然：你提的这件事我一点都不挂在心上。像李希光那样的人对我有什么看法我一点都不在乎。如我预期，我不曾得过清华大学任何人给我一封回信或任何口信。
　　羊城晚报：最近有无准备什么时候到中国大陆访问或探访朋友？
　　马悦然：我大陆的朋友们不少，但我最近不会到大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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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谁更有诺奖相？

张放

在我们一些文化人的心中，有两个痛，却令我们不快乐着：一个是奥斯卡奖，这里不论；另个则是诺贝尔文学奖。

此诺奖奖牌为含金量最重的文化人的奖牌？
这两个奖最大特点就是每年颁发一次（呵呵，废话？），之所以被我认定为有特点，是因为一到颁发时刻，人们心态就会起很大的变化。中国国力正在逐渐增强，四年一次的奥运会也在近十几二十年由金牌零的突破至大面积丰收后于2008年，莅临我们自家门口。很多人在媒体的一再暗示下，开始意识到我们中国人应该在世界的各个奖项中，都拿冠军，或至少不应该空缺中国人的名字。当年复一年地眼看着诺奖与中国人无缘，很多人开始产生焦虑感，怨言不绝于耳，更有人不堪忍受这个世界级大奖与我们无缘。

自1901年开始第一次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给一个法国诗人开始至今，连个花瓣也没有落到我们中国人身上。（2000年的不算，因为那人已经入了法国籍，并不被官方承认。）于是“吃不着葡萄嫌葡萄酸”的心理自然产生，于是就听有很多文化人自圆其说地解释，此奖得与不得都无所谓。但谁都明白，那绝对是最辉煌最伟大的奖项。试想如果去年此奖没有落到那个土耳其人身上，他的那本叫什么《红》的书，能得到最讲求市场效应的中国人的吹捧么？连翻译者都极难找的情况下，勉强把那本《红》推了出来，还不就因为此作者与诺奖结缘？中国文化人们也只能挨着煎熬，尝着苦楚，嘴上却还很硬，毕竟还得要个脸面。

不过，如果说我们中国作家中究竟谁应该得到此奖，或者说谁更具有诺奖相，每个读些书的人的心中，都有个自己的排行榜，而且都会说出来自认为最充分得奖的理由的，似乎也感觉一定有说服力的。

从1901年到今天已经过去106年，诺贝尔文学奖总得奖人数为103人。其中亚洲人只占四个。一个是印度人泰戈尔于1913年获得，一个是日本人川端康成，1968年得此奖。另外一个是日本人大江健三郎，1994年得此奖（网友提醒的。呵呵。不好意思。谢谢了。见下面二楼评论。__博主注）。另外一个就是入法国籍的华人于2000年得到的。从1901年到1913年，是13年的时间。再从1913年到1968年过了55年，瑞典人将目光投向了亚洲人。又从1968年到1994年经历了26年的时间，将此奖颁给了另个日本人。之后于2000年，再将目光聚焦亚洲，给了一个法国籍的中国人。如果还要争取的话，恐怕得等上一些时间了。另外，诺奖有个规定，不颁发给故去的作家。（尽管历史上，一共颁发过两次。）于是，作为一个作家，或者自我感觉不错的有可能获得提名的作家，不但要把作品写到令洋人服膺的程度，还得把洪昭光的书读好，得一直坐在健康列车上，不能中途下车。

那么，为什么中国作家这么难以受到那十几个瑞典评委们的青睐呢？中国作家的作品真的如德国汉学家所说的那样糟糕吗？这里，我不去参与辩论。我只想从中译英翻译角度层面，分析一下为什么中国作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有诺奖相的问题。

刘心武不懂外语，但有一次跟我聊天中，却说过一段很有道理的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所有作品在翻译成外语时，都存在一个“符码”问题。我后来仔细地思来索去，的确很认同他的这个“符码”理念。

汉字本身的表达，产生出自有的一种内涵与外延。读者在读到一个“汉字”时，脑中产生出一种或大或小的意义，对这种大小程度的把握，是中国人自幼学习与培养的一种自然而然的把握，其中中国人几千年积淀的集体无意识也起更重要的作用。此外，经过多少年的特定环境的耳濡目染，使读者能以最准确的概念理解其中的意思。简言之，作家们知道用什么样的字眼可以使读者准确地产生怎样的心理感受。
当被翻译成英语后，这种或大或小的内涵与外延的范围的把握，成了外国读者（包括那十几位评委）理解作品的唯一手段。倘若被翻译或转述到正好程度，那就有可能使洋读者产生与中国读者一样的共鸣。不过，更多时候，却必须对一些字眼或句子或段落进行最详细的解释，才有可能期待外国读者大小正好地把握与理解原文的意思。有时，即便做了这些解释性的工作，也未见得到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彻底理解。

在符码这一问题上，旅美华人作家哈金则来得聪明些。他的一些作品很好地处理了这个“符码”问题。比如在描述中国现当代历史时期的一些人物时，他不是用可能更准确但却更容易引起“阅读反感”的词来打扰读者的顺畅阅读过程，而是简单地使用了“红卫兵”等已经被外国读者非常理解的词，替代现当代史上一些作恶多端的人，这样，就可以不再宥于解释困扰外国读者的中国各历史时期的专有名词上面，又极大地提高了读者阅读兴趣，可谓一举多得。现在看来，这一点对于哈金在美国用英语写作并获得巨大成果起到了很大成效。至少可以说，他的作品没有破坏掉人们阅读的快感。作为一个小说阅读者，最不能忍受的就是，一面看情节紧凑的小说故事，一面却被强行要求到每页的天头地角去读过多的背景或名词解释，况且有些东西即便解释给老外，也几乎是等于对“洋牛”弹琴。

1997诺奖证书


2000年时颁发的诺奖证书

但纵观现在翻译界状况，却令人心寒。英译中翻译人才已经不是很多，这里我指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翻译人才，而不是只翻译合同、简单口译或电子邮件等。至于像杨宪益老先生那样的中译英人才，则可说是凤毛麟角。最有可能的是，我们寄希望于一些老外汉学家们。但问题是，很多老外“汉学家”们，还只徘徊于深刻认识汉字与汉文化的更深层次的门外，只识皮毛，不得要领的阶段。

如何使中国的活着的大作家们走向世界，获得诺奖，其实，根本不是作家们的问题。说句公道话，高行健的获奖作品与中国很多大作家们的作品相比，并没有什么太过特殊之点，也无明显傲人之处。不过是因为他的作品被更传神地翻译给了瑞典人，使他成为第一个华人获奖。中国作家们目前应该做的，不是唉声叹气，而似乎更应该细心培养几个真能把自己作品翻译出去的大翻译家，不管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么。呵呵。

我更建议一些大牌作家们，将自己的作品用真正的“符码”翻译给老外，或者至少像哈金那样，用“更符合老外思维方式”的形式，把自己的作品介绍出去。这其中必须包含翻译家的费尽心思和绞尽脑汁。

假如这样，我想，中国很多作家可能会一下子具有了诺奖相。不过，这得需要不短的时间。只是每年颁奖时刻，我们还必须面对众多的负面评论，还得给自己找出自圆其说的借口，再默默地等待着下一年此时此刻的来临。

附：从1901年到2006年得此奖的总奖金数为：1901年为15万；1913年泰戈尔得奖金14万3；1968年川端康成得了35万；1994年的大江健三郎得了7百万，2000年高行健得了9百万。到了2006年已经高达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一千多万人民币。关键不是钱，而是成为100多位诺奖获得者的小小俱乐部中的一员了。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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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的新观点带来新震撼

张放

常言道，远来的和尚好念经。一个叫顾彬的德国的家伙，这两年不断地给中国文化界带来新的“经文”，也同时，带来不小的震动。这次，他又放炮了。他说，金庸无法替代鲁迅，并说，100年后，如果德国人看中国人写的书的话，还是会看鲁迅的书，而不一定会读金庸。因为鲁迅是思想家，而金庸不是。他并且就写作手法坚定地下结论说，金庸的写作手法早已经在德国过时了。

面对中国有些学校开始在中学课本吸纳金庸而放弃鲁迅的趋势，顾彬的这番话，我以为，还是有让国人深刻思考的广大空间的。首先是在思考方面。

顾彬认为，“鲁迅是中国20世纪最能代表现代性的作家，金庸只是个传统的作家。”他接着说，“对我来说，金庸在写作上代表的是一种退步，”他理解为什么很多读者不愿意读鲁迅的作品，“因为鲁迅作品中的叙述者是一种不可靠的现代性的叙述者，读者不愿意在阅读的时候需要不停地思考‘叙述者的立场是什么’、‘主人公的立场是什么’、‘我自己的立场又是什么’这样的问题。而金庸作品中的叙述者什么都告诉读者了，读者也不需要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

这，正是一个来自德国的学者对金庸与鲁迅的根本看法。显然，德国是个更倾向于产生思想家的地方，有黑格尔，康德，尼采，……。（尽管也会出现希特勒式的非理性人物。）顾彬显然被印上了这一非常鲜明的德国人思维的痕迹。至少他喜欢鲁迅，因为鲁迅常常会令他思考。金庸在顾彬的眼中却很不幸，并不具备这一功能。

当然，我们中国人会说，你德国人读与不读金庸与我们并无什么干系，我们还是喜欢读金庸，而反对读鲁迅，因为鲁迅总在催促我们思考问题。况且，我们中国这个地方不是德国，更不是一个习惯于产生思想家的地方。我们有一个孔子就够了，还要什么呢？或者我们还可以加上一句说，我们中国人根本就不喜欢思考，那是几个德国哲学家或什么地方的哲学家或思想家玩的把戏，我们要的是电视秀场，要的是太平盛世，要的是快男快女，要的是80后作品的不断的炒作，要的是频频“出彩”的杨二车娜姆。这些东西多么简单易懂，多么让人感到愉悦，又多么不让人伤脑筋，最重要的是，多么让我们不用思考！

因此，不出意外的话，顾彬的这一观点，也会像他发表的其他观点一样，可能会招致众多中国人的谩骂或攻击。

接着，顾彬并没有只提出这一观点了事，他继续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他提出一个更辛辣也更令人思考的问题。他认为，现在大部分中国学者看不懂鲁迅作品中深层次的意义，因为他们不懂外语，他们不会德语和日语。因此他们无法透过德国文化和日本文化来阅读鲁迅的作品。很明显，顾彬又捅到了我们很多学者或作家们的软肋上面。

他不无恶毒地以尼采举例：“鲁迅读过尼采的德文原著，他的作品中有很重的尼采的痕迹。所以有人把鲁迅比喻成‘中国的尼采’。尼采是一个伟大的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思想家。”顾彬在此显然强调的并不是鲁迅是不是中国的尼采，而是更偏重地提出，鲁迅是个思考者，而且是个“非常可怕的”思想家。如果看他在接受《德国之声》记者的采访内容，我们就不难得出结论，他对当今的众多中国作家相当不以为然，他甚至对中国很多作家三个月内就能出版一本书的速度，感到害怕，因为那样的作品中，很难有什么深度思考的痕迹在里面。他的参照值又是那个可恶的喜欢思考的德国。

顾彬感慨地说，在德国，一个中等水平的作家，一年充其量只能创作出100页左右的东西出来。也就是说，如果是一本350页左右的书，至少要花上三年半以上的时间，才能算基本完成。这三年半，作家要耐得住寂寞，吃得了辛苦。作者要不断地修改，加工润色，更要不断地思考。这样，也才刚刚够得上一个所谓的“中等水平的作家”的要求。更不会有人轻易就把“著名”“闻名”等字眼冠以这些人的头上。

显然，在一个年经济增长率为10%左右的中国，这种写作速度就非常落伍了，这种写作态度也因之令一些焦急的读者不满意，也更不符合“时代的要求”。况且，我们真有那么多可以让作家们思考的事情吗？或者说，真有经过鲁迅那种思考才能发表的作品吗？。所以，当顾彬称赞鲁迅说，“对我来说，鲁迅也是一个非常可怕危险的思想家。”时，我们很多人其实并不懂得顾彬在说些什么，也就是一件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我们可以勿论顾彬对鲁迅和金庸的评价正确与否，更不去谈论中国作家还有没有可能写出类似鲁迅那样的作品，也不说鲁迅催人思考的写作技能。单说顾彬评论中国的大部分学者（或作家）的外语水平的观点，我看，就非常有见地。

君不见，现在还有一些所谓的学者或作家，还仍然以读不上来26个英语字母，为一骄傲幸事；这些人还仍然承袭着中国文人骨子里的那股酸臭劲，硬在不懂的地方装潇洒，楞把“不会外语”当理说。其实，顾彬所说的关于中国学者或作家们不懂外语，却还要装的事情，早在80年代就已经露出端倪。那时有个所谓写西藏的作家，也是连26个英文字母也读不上来的人，居然白纸黑字地赞扬起英国小说家毛姆来。他念念有词地说，读毛姆的作品（事实上是翻译作品），才感受到毛姆写人物的对白之精彩，是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说句实在话，连26个字母都背不下来的人，单凭翻译作品，竟这样大胆评价毛姆，尤其是评价毛姆对白写得好与不好，只让我等之人当时感到一阵阵惊愕。现在感到的，除了惊愕以外，更多的是一种无奈的悲哀或者说某种黑色幽默罢了。

他的这种评论是廉价的，也是不负责任的，也会令人不禁发问，连26个字母都不会的人，或者说都懒着学会的人，在并没有能力读懂原文的前提下，评价一个具有思想家气质的作家的作品，会有什么真正意义的建树吗？实际上，读原著与读译文的感受之差异，任何有读原文作品经验的人都会有同样感受：有时那种差异之大，真让人连呼吸都感到了困难。正如顾彬上面所说的那样，如果连原文都“看不懂……的学者”，他“又怎么能比较出……和……之间的相似性”或特殊性呢？

鲁迅是研究过外语并在外语方面有相当造诣之人。他的作品也因为深受德国哲学家原文的影响，而更具有让人思考的能力。这一点我们不能不一再强调。反观我们的一些作家甚至包括研究鲁迅的人，又有几个能称得上哪怕是个“会点儿外语”的人才呢？难道这些人也要步那个80年代写西藏者后尘，要好生评论一番什么什么伟大作家的（翻译）作品有多么伟大么？

当然，一个极受到德国学者吹捧的鲁迅，到底有没有可能被金庸所替代，并不是顾彬之流所能决定的，不过，至少顾彬所提出来的观点，还是应该值得我们好好思考的。尽管顾彬一再强调的是，“一个学者不应代表主流。他应该是少数的。”如果有很多中国人都同意他的观点，那只会让他觉得自己有问题了。

他的观点诚然有可能不代表多数，但他的观点到底有没有问题，或者说有没有可能被国人所接受，则又成为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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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文学奖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差别

张放

(新浪读书独家约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我是学洋文出身的，所以，当新浪读书编辑希望我就茅盾文学奖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时，我首先想到的，不是预测今年茅盾文学奖会“花”落谁家，因为我真的不太关心究竟谁会得这个并不具有什么影响力的奖项，或者说不关注谁会得到这个对我而言，一点没有什么影响力的奖项。所以，我也就不会太有心情，把全部入围的作品都拿来一看，尽管侯小强那边弄了一个网站，可以把全部作品都免费地读。可那我也不想读。因为，我是有过很多“吃苍蝇”一样的阅读不快经历的。我于是总担心，如果真把全部入围作品给读上一遍，一准会再次出现至少一部作品或一部作品的部分文字内容，让我再有“吃苍蝇”的感觉。

说实在的，这跟我看国产电视连续剧的感觉，非常相似。因为电视不比阅读，面对电视，人总有一种被动性，或者家里别人看时，也就自觉不自觉地会看上几眼。但有时，就这几眼，也会让我感到“巨恶”（极大的恶心感）。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不是从头开看，当不当正不正地直接看，立马就会发现很多国产电视连续剧中的内容，是多么没有“生活逻辑”，或者说，就一“瞎掰”，胡编滥造。记得有一次随家人一起看了几眼叫什么《奋斗》的连续剧，恰巧看到一对新人办婚礼。女男主角就不出来，在屋子里讨论究竟新娘婚前好友到底来还是不来参加婚礼的事情。最滑稽也最瞎编的场面出现了，外面规规矩矩地坐着十好几桌的来宾，一眼看上去，就知道都是演员在演戏，个个使用着筷子，有节奏地敲着餐桌，一起不愉快地喊着男女主角的名字，叫他们快快出来。这种事在生活中，可能发生吗？不整个一胡编吗？也就是说，“生活逻辑”不存在的事情，导演与编剧就在那里侮辱着观众的智慧，（如果观众们还有什么智慧的话，）看着看着，我就一下子又产生了一种“吃苍蝇”感觉，赶忙丢下那些无耻的只为拼凑剧情，不顾生活逻辑的电视连续剧，落荒而逃。

那么，茅盾文学奖的入围作品又怎么样呢？心里不是太有把握，至少我知道，并不是每部入围的作品，都个个震撼心灵的。因为我知道，一提这个奖项，我就不由自主地想到早年读过的几部获奖作品。“吃苍蝇”的感觉，立马本能地涌到喉咙口。

我不禁又要拿诺贝尔文学奖说事儿了。尽管有许多中国人写了无数文章，或公开批评，或冷嘲热讽。但都无济于事。因为，那奖项实在太厚重了。因为得了奖的作品，读起来就一定会使人有所收获。即便过了十几二十年甚至几十年，一想到曾经阅读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的感觉时，就仍然感到一阵阵麻酥酥的感觉，这感觉绝对不是“吃苍蝇”感，而是一种与心灵震撼相关联的感觉。

比如，读快一百年前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读八十来年前尤金·奥尼尔的剧作《天边外》，读六十多年前莫里亚克的《爱的荒原》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读五十多年前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读二十几年前马乐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或《百年孤独》，也包括读八年前高行健的《灵山》…… 这些诺贝尔文学奖作品里，哪一部给过我“吃苍蝇”的感觉？端起任何一部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哪一部不让人感到一种沉沉的重量感？

当然，会有人说，全世界就只那么一个诺贝尔文学奖。难道除了那个，我们中国就不能自己弄个有影响力的文学奖出来吗？此言正对吾意啊。就应该弄个有世界级水平的奖项出来，或者至少弄个跟Booker奖（也是全球比较瞩目的）相类似的奖项，好与现在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有个匹配不是。但不瞒诸位啊，这牛皮真不是吹的，火车也真不是推的。得拿真货啊。啥叫真货？就是简单地说，作品本身首先不要具备给我洗脑的功能，相反，你却必须具有一种文学意义上的功能：让我更深刻地了解人性，更深刻地受到心灵震动，更深刻地思考人类的命运。否则的话，那些入围作品，都只能从广泛意义上说，算个“出版物”罢了，与“茅盾文学奖”所承载的历史责任，或承载的巨大希望，好像关系不太大。

此外，说句题外话：我是真讨厌“跟风之作”的。几年前，我编辑出版了一本《红镜头》，结果呢，一下子就冒出来一大堆“镜头”，有“黑镜头”，“黄镜头”，这镜头，那镜头的。这几年，看到有人出版一本《给加西亚的信》，于是，一下子，就“信山信海”地出现了什么“加西亚的回信”，“再给加西亚的信”。有人出了本《执行》，于是后面猛然冒出一大堆什么“执行力”，“经理人执行力”等。有人从洋人那里弄来了本《谁动了我的奶酪》，好家伙，那段时间一去书店，满眼都是“奶酪”，什么“我动了谁的奶酪”，“谁敢动我的奶酪”。靠，就好像中国人就剩下这么一点儿创造力了。那四大发明都是怎么发明出来的啊？是不是也是靠跟风跟出来的呢？

最后再说一个跟风的东西吧，与这次的“茅盾文学奖”有关。人家有人出了个《狼图腾》，把狼给说到那个份上，受到读者的追捧，于是你一看，我也行啊，你写狼，我就写狗。你写蒙古，我就写西藏，也争取把它写到“图腾”的份上，于是，华丽而狡猾地一转身，弄出个《……獒》来。还居然要入围得茅盾文学奖，奇了怪了，出版业里盛行的却被我等人极端鄙视的“跟风之作”，居然会入围茅盾文学奖？呵，呵呵。哈哈哈。有意思，太有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