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美而智慧地书写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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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美而智慧地书写城市

2012年02月20日
来源：蔡 东
　　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深圳注定成为传奇。但作为一座以超常规速度发展的城市，其都市文学并未取得相称的成就。仿佛中了魔咒般，以深圳为背景的作品易于浮在表层，充斥着浮光掠影和陈词滥调。邓一光由深圳作为特殊人才引进后，已发表了11个深圳题材的中短篇小说，一次次漂亮的出手，化解了深圳都市文学长期拿不出重要作品的尴尬，也让人惊叹资深作家面对新生活时灵敏的触觉。对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创作并以军旅题材成名的作家来说，这种转向并不多见。
　　邓一光深圳系列小说中既有强力介入生活的现实主义佳作，如《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当代》2011年第3期)、《宝贝，我们去北大》(《人民文学》2011年第4期)；更多的则是空灵旷远的小品，象征地、写意地表达生活，如《仙湖在另一个地方熠熠闪光》(《上海文学》2011年第8期)、《深圳在北纬22°27′-22°52′》(《人民文学》2011年第5期)、《所有的花都是梧桐山开的》(《天涯》2011年第5期)等。
　　第一类小说可归为底层叙事，高出同类作品之处在于：描述得“不隔”，不乏令人怦然心动的细节；调性上不煽情也不滥情，显与晦处理得甚为得体；以情怀来看，充满了作家对社会矛盾的觉知和忧虑，而且，除了关怀，还有讽喻。
　　对比起来，我认为第二类小说更值得关注。在生活严重同质化的城市里，这类小说以梦为马、想落天外，优美而智慧地解决了“怎么写”的问题。既是作家本人创作的突破，就城市文学而言，其艺术层面的机智、哲学层面的深沉、精神气质上的卓而不群，也飞跃性地提升了此种文学类型的品质。
　　《所有的花都是梧桐山开的》是一部挑战难度的作品。深圳是一座公认的没有过去的城市，邓一光恰恰写出了簇新都市的历史感。小说里，为考察花木的来历，网站编辑来到梧桐山采访隐居的土著。围屋里氤氲着工夫茶的芳香，在老者平静的叙述中，逃港的惨烈岁月破空而来，几千字的小说举重若轻，充盈着史诗般的荡气回肠。梧桐山成为通向历史的奇妙入口，这里有品名繁多的奇花异草，这里也曾是求生的起点，或者永久的葬身之地。小说标题散发着动人的诗意，这是一首寻根溯源的长诗，一个探讨生死的哲思小品，也是一部中国式生存的备忘记录。
　　而要解读《仙湖在另一个地方熠熠闪光》，首先要明白何谓“仙湖”。在深圳，梧桐山谷，仙湖之上，弘法寺遗世独立，远离浊世恶苦。仙湖是一个清净的菩提道场，化解积存的怨戾之气。无法想象，没有寺庙的深圳将是何模样。在日本地震、核辐射的世纪灾难到来时，离异的男女重聚于仙湖民居，试图从有轨生活中逃逸而出。但是，改变的只是生活形式而已，情感依然漂浮失重，两人身居仙湖之畔，心却留在了尘世。小说对人物没有明确交代，情节飘忽无定，弥漫着迷离的气息，如《倾城之恋》般流动着不安的情绪。作家借助小说提出了有质量的疑问：当物质享受已格外充足，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却仍然很低，栖居和筑居的距离分外遥远，人心何时才能真正抵达仙湖？
　　第二类小说的共性在于：现实的题材、现代的叙述、先锋的气质、寓言的品格，散发出内倾的神秘的气息——像关于深圳的一场场梦，具有形而上的色彩、多重解读的不确定性、宽广的阐释空间和无法言尽的复杂意味。同样反映住房之痛，《我在红树林想到的事情》与《蜗居》的艺术品格迥然不同，前者兼具问题意识与美学功能，以出世的笔法来做入世的小说，形式别致而精美，与现实意脉相连，又灵巧地飞离了现实，像一颗沉潜在时间深处的祖母绿，光华内敛。
　　轻盈跳脱的叙述、身份不详的人物、敞开的结尾，使上述小说喷薄出一股不受约束的狂野气。邓一光对小说的理解是通透的，也是深刻的。他反叛平庸的艺术形式和笨拙的现实主义，当讲故事蔚然成风，作家们令小说肥大臃肿、不堪回味时，他更懂得舍弃和留白，用幻觉和梦境点染城市，用象征和隐喻影射现实，形成一种真幻掺杂、虚实相生的文本质地。他又似乎具备神奇的异能，能与植物、水鸟、昆虫进行隐秘的交流，作品里弥漫着物我交融、接通天地般的梦幻、超逸和辽阔。
　　城市书写有相当的创作风险，因读者太熟悉，对素材的处理更强调慧心和才情。邓一光兼有丰厚的阅历、天赋的艺术感觉、稳定的小说技巧和成熟的社会人格，已齐备了书写都市并构建一座审美世界的素养。
　　人们常有先入之见，认为深圳的文学素材并不丰饶。事实上，即使放诸世界范围，它也是一座独特的城市。人们从内地南迁至此，身心往往受到剧烈冲击，这就具备了浓烈的文学性。在这里，邓一光呈现出喷发式的创作状态，原来此地的文学材料如此富足，美玉如斯，可堪琢磨，遍地小说，火花四溅。邓一光于深圳文学界的意义，不是名望、领军之类，而是具体创作上的启发和开示。写得浮泛，写得陈旧，写得滥俗，罪不在城市。新城的文化内蕴不足，但这里的创作资源并不匮乏，匮乏的是提取能力、艺术识见、思考力度和开拓书写空间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