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季超‘神交’‘湘西刁民’黄永玉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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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永玉，1924年7月9日出生在湖南省常德县（今常德市鼎城区），祖籍湖南省凤凰县城。土家族人。笔名黄杏槟、黄牛、牛夫子。土家族人，受过小学和不完整初级中学教育。因家境贫苦，12岁就外出谋生，流落到安徽、福建山区小瓷作坊做童工，后来辗转到上海、台湾和香港。14岁开始发表作品，以后一段时间主攻版画，其独具风格的版画作品饮誉国内外。十六岁开始以绘声绘色画画及木刻谋生。曾任瓷场小工、小学教员、中学教员、家众教育馆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报社编辑、电影编剧及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黄永玉除了绘画外，还精于篆刻，刀法潇洒出尘，令人叹为观止，但他平生从不为人篆刻，平生只为朋友制过两枚印章，一枚为50年为其妻张梅溪所制金文藏书印“梅溪藏书”，另一枚则为近来所制，在《平凹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次印刷版）中《画家逸事》一文中曾提到黄永玉先生托 世南先生为石鲁先生带去一方石印（上海钱瘦铁所制），似为此石印。
　　黄永玉1952年偕同夫人张梅溪由香港回北京，被安排在中央美术学院工作。先后担任副教授、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1956年就出版过《黄永玉木刻集》，其代表作“春潮”“阿诗玛”，曾轰动了中国画坛。“文革”期间，被“四人帮”指控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判。而后，又因为在“北京大饭店”画了一幅《猫头鹰》遭到残酷迫害，被遣送回家乡凤凰。 黄永玉

“四人帮”倒台后回北京。黄永玉擅长版画，主攻国画，其画构思奇特，造诣精深。1978年，英国《泰晤士报》用六个版面，对黄永玉其人其画作了专题报道；1980年，香港美术家出版社出版了《黄永玉画集》。国内多家出版社相继出版了黄永玉的《湘西写生》《永不回来的风景》《黄永玉》等多本画册。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对他专题介绍，国内多家媒体也频频播放他的专题。他的作品在德国、挪威、法国、日本及东南亚各国巡回展出，曾荣获意大利最高荣誉奖“司令勋章”。
　　黄永玉自学美术，文学，为一代“鬼才”，他设计的猴票和酒鬼酒包装家喻户晓。其人博学多识，诗书画俱佳，亦是诗、杂文、散文、小说、剧本的大家，写过、出版老祖宗多种画册，还有《永玉六记》《醉八仙》《吴世茫论坛》《老婆呀，不要哭》《这些忧郁的碎屑》《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太阳下的风景》《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等书。画过《阿诗玛》、生肖邮票《猴》和毛主席纪念堂山水画等。在澳大利亚、德国、意大利和中国内地、香港开过画展，其美术成就曾获意大利总司令奖。在海内外享誉甚高。
　　黄永玉对家乡更是一往情深。近些年他满世界地走了不少地方，却始终未曾有一刻忘怀自己的故乡——美丽的凤凰城。他认为故乡是一个人感情的摇篮，它的影响将贯穿人的整个一生；故乡是自己的被窝，或许它的气味并不好闻，但却是自己最熟悉而又无可替代的气息。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我的血是O型，谁拿去，它对谁都合适。我的心，只有我的心，亲爱的故乡，它是你的……”
　　2010年8月31日下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黄永玉被聘为中国国家画院版画院院长。


形象人物　　2010年7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正式启动了《国家形象系列宣传片》的拍摄工作。作为参演人员，入选2010年《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人物。该片是为塑造和提升中国繁荣发展、民主进步、文明开放、和平和谐的国家形象而设立的重点项目，是在新时期探索对外传播新形式的一次有益尝试。 黄永玉先生参拍“国家形象宣传片”出场于版本二画面三。
　　版本一出场人物顺序：画面一：章子怡、范冰冰、杨丽萍、周迅、张梓琳；画面二：千手观音(邰丽华)；画面三：袁隆平；画面四：李彦宏、丁磊、马云；画面五：王建宙；画面六：非凡的中国人民(普通群众)；画面七：中国的设计师 画面八：时尚的中国模特 画面九：宇航员(杨利伟等)。
　　版本二出场人物顺序：
　　画面一：邓亚萍、姚明、丁俊晖、郭晶晶、郎平；画面二：丘成桐、吴敬琏、孙家栋、厉以宁、岑拯；画面三：黄永玉；画面四：谭晶、李云迪、宋祖英、刘欢、郎朗、谭盾；画面五：非凡的中国人民(普通群众)；画面六：白岩松、敬一丹、水均益、陈鲁豫；画面七：甄子丹、林浩、金晶；画面八：陈凯歌、吴宇森；画面九：宇航员(杨利伟等)。


全才鬼才　　黄永玉曾任瓷场小工、小学教员、中学教员、家众教育馆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报社编辑、电影编剧及湖南省吉首大学终身教授、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自学美术，文学，为一代“鬼才”。
　　黄永玉本名黄永裕，为了写起来省事而改“裕”为“玉”，是湘西凤凰县的土家族人。他初中刚读了两年就在抗战的烽火中打破了求学梦，不得不辍学到社会上四处闯荡，不但走遍了半个福建省，还到过江西、广州、上海、台湾、香港。这期间，他当过瓷场的小工，在码头上干过苦力，在中小学任过教员，在剧团搞过舞美，在报社当过编辑，还干过电影编剧。正是在此期间，17岁的他在泉州的开元寺巧遇弘一法师。这段奇缘后来被人们演绎成他对法师持弟子礼、得真传。而他自己的说法则是：上树摘玉兰花时被一老和尚发现，极不情愿地下来后随之来到禅房，开始时并不知道这位貌不惊人的和尚竟是赫赫有名的弘一法师。虽然并没有真的拜师学艺，但短暂的交往仍带给他一些启迪和不小的震撼。后来，弘一法师临终前曾留给他一张条幅，上面写着：“不为众生求安乐，但愿世人得离苦”。
黄永玉

　　社会是最大的学校，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生存是最强的动力。黄永玉16岁就能靠木刻养活自己，天性聪颖只是一个方面，恐怕更多的还要归功于勤于学习，勇于实践的精神。为了艺术他不惜翻山越岭，废寝忘食。在苏州写生时，他被司徒庙中有“清奇古怪”之称的四棵汉代古柏吸引，连续三天早去晚归为其写生。日后，面对被他用准确而流畅的白描线条展示在丈二大纸上的这四株阅尽人间沧桑的古柏，人们无不称奇叫绝。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黄永玉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盛夏时节，他背着画箱，顶着炎炎烈日四处写生，饿了渴了，就坐在路边吃点随身带的面包，喝几口凉水。而当时他已经年近七十。
　　正是凭借这种精神，黄永玉不仅在版画、国画、油画、漫画、雕塑方面均有高深造诣，而且还是位才情不俗的诗人和作家，出版的诗集曾一举夺得《诗刊》年度创作一等奖，写的散文、游记既有诗一般优美的语言，又充满智慧的哲理，自传体小说则边写边在湖南大型刊物《芙蓉》上连载。
　　黄永玉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有人说他小时候是艺术神童，版画、油画、国画、雕塑等均无师自通；有人说他曾是弘一法师的三个方外弟子之一，得其真传而练就了灵性十足的书法。但是如果仔细研读他的书，用心赏析他的画，并且有机会与他叙谈的话，神奇的色彩褪去后，人们更多体会到的会是他深厚渊博的学识、卓而不群的才情、耿直倔强的性格、睿智风趣的谈吐和笔耕不辍的勤奋。


斋号趣谈 黄永玉

　　舞文弄墨、刻木铸铜仍觉不过瘾，黄永玉又在京郊矗立起一件巨型艺术作品——占地六亩的“万荷堂”。这座完全采取传统建筑结构盖起的大宅院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住宅或画室，而是黄永玉平生最大的一件艺术作品。他亲自设计的建筑格局以及屋内的桌椅、壁炉、吊灯等等都在无言地诉说着主人非同一般的艺术品位。
　　万荷堂的中心是大殿，也是他的画室，有东西两个院落。东院是一个仿古江南园林式的建筑群，院中间有一方占地两亩多的大荷塘，荷塘里有来自颐和园、大明湖各地上好的品种荷花。每年7月，红花绿叶，是黄永玉最流连荷塘的日子，他最欣赏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精神，不论是在他的经历中、他的绘画中、他的书斋画室万荷堂中，都会得到充分体现。
　　从万荷堂大殿后门走出来，穿过庭院就到了黄永玉的起居室——老子居。
　　乍一听“老子居”，是不是有点自大，其实，这不是黄老自己起的名字，而是吕正操将军代他定下来的。说来其中还有一段故事：那是在黄老年轻的时候，曾在福建泉州住过一段时间，他住处附近有一座庙，庙里种有很多的玉兰花，有一次他禁不住爬上树去摘玉兰花，被一个老和尚看见，叫他下来。黄永玉开始时不知道这个老和尚就是弘一法师，跟法师讲话的时候满口“老子”，后来被人传了出去，成为笑谈。这次他要为自己的起居室取名字，吕正操就旧事重提，干脆就叫“老子居”吧!


钟爱荷花　　黄永玉被称为“荷痴”，不单是缘于他画的荷花多，还在于他画的荷花独树一帜，神韵盎然。国画传统讲究“计白当黑”，他偏偏来个“以黑显白”，这种反向继承不但使画面看上去主体突出，色彩斑斓，而且显得非常厚重，有力度。
　　有的人认为中国画的精髓在于水墨山水，一种很清雅的、表现文人出世的气质，但黄永玉的画却大多数是浓墨重彩的，所以也曾经有人说他的国画不正宗。对此，黄永玉说，谁再说我是中国画我就告他。当然这只是一种玩笑话。
　　黄永玉与荷花结缘于十年动乱那些恶梦般的日子。傲然展蕊的荷花显得分外高洁清逸，不仅超凡脱俗、临风亭立的仙骨神韵给他以绝妙的美感享受，那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气节品性，更成为他逆境中启迪心智的精神支撑。黄永玉一有闲暇就去荷塘赏荷，从用心灵捕捉到用画笔描绘，仅速写就画了八千多张。荷花的千般姿态被他描摹殆尽，荷花的万种风情被他展现无遗，蕴涵了他无限的情思。 黄永玉

在他的绘画题材里，荷花是一个非常具有风格的主题，但是荷花中国的文人也画了上千年了，各种流派的，比如说像明末清初的朱耷画的那种残荷就有一种孤傲于世的感觉。但是黄永玉画的荷花，没有给人那种非常清高、出世的感觉，而是一种很绚丽、很灿烂的气质。黄永玉开玩笑说荷花从哪儿长的，从污泥里面长的，什么是污泥呢？就是土地掺了水的那个叫做污泥，是充满养料的那种土。从土地母亲那里长出来的，回头再来骂它是污泥，这叫忘本。周敦颐说“出污泥而不染”，这是一种说法，某一种情况底下的一种说法。
　　小时候到外婆家去，外婆那个城门外就是一个荷塘，小黄永玉出了什么事了、调皮了，外婆要找他算账的时候，他就把一个高大的脚盆滚到荷塘，自己躲在里头。小时候个儿不高，看着荷花像房顶那么高，一动不动地呆两三个钟头之后，青蛙过来了，水蛇过来了，他仔细地观察它们。荷花底下有很多的苔、草，那种光的反映、色彩的关系，非常丰富。后来他开始画荷花，大部分都是从根底下这个角度来看荷花，画的就是当年外婆家池塘里头给他的那种感觉。
　　如今在北京家中万荷塘的池水里，黄永玉已经种下了来自山东、湖南、广东、北京的各色莲花。实际上画了这么多年的莲花，它们的形态与精神已经烂熟于心，即使睡觉的时候也有“十万狂花入梦寐”了。



关于自述　　余年过七十，称雄板犟，撒恶霸腰，双眼茫茫，早就歇手；喊号吹哨， 黄永玉

顶书过河，气力既衰，自觉下台。
　　残年已到，板烟酽茶不断，不咳嗽，不失眠数十年。嗜啖多加蒜辣之猪大肠，猪脚，及带板筋之牛肉，洋藿、苦瓜、蕨菜、浏阳豆豉加猪油渣炒青辣子，豆腐干、霉豆豉、水豆豉无一不爱。
　　爱喝酒朋友，爱摆龙门阵，爱本地戏，爱好音乐，好书。
　　讨厌失礼放肆老少，尤其讨厌油皮涎脸登门求画者，逢此辈必带其到险峻乱木山上乱爬，使其累成孙子，口吐白沫说不成话，直至狼狈逃窜，不见踪影。
　　不喝酒，不听卡拉OK，不打麻将及各类纸牌。不喜欢向屋内及窗外扔垃圾吐痰。此屋亦不让人拍电影及旅游参观。




爱情故事　　1924年，黄永玉出生在湖南常德，半岁后随父母回凤凰老家。他的父亲是当地男子小学的校长，母亲是当地女子小学的校长。对他来说故乡不只是记忆，不只是人到他乡之后的刻骨留恋，而是一种艺术上的必不可少的想象，一种不断地能够提供创造力的源泉。
　　那时候，黄永玉家就开始在院子里打糍粑。这是凤凰的一个习俗，几乎每一个人家都会打糍粑、置办各种各样的年货，因 黄永玉

为再过两天就是农历的新年了。这天，黄永玉的二弟黄永厚也从香港赶回来团圆，他们兄弟五个，老二和老四也都是画家，黄永玉排行老大。当年因为家境贫寒，12岁的黄永玉背着小包裹一个人坐船离开了家乡，在陈嘉庚先生办的集美学校读初中，慢慢接触到了更广阔的世界。念书念到中学，念了三年念到二年级，初中留了五次级。那个时候是抗战时期，集美学校是很大的一个学校，图书馆有六层楼，他基本上把图书馆的那些书从头到尾都翻了。图书馆中午关门常把他锁在里头，吃不成饭他索性就躺在过道的地毯上读起来。正是这些广泛的阅读让黄永玉终身受用不尽。14岁那年他已经是当时中国东南木刻协会的会员，并且开始发表作品，慢慢地小有名气。在离开集美学校后，十五六岁的黄永玉当过瓷场小工、战地服务团团员、学校教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流浪在福建、江西等地靠绘画和木刻谋生，历尽了沧桑。
　　十八九岁时的黄永玉来到了江西一个小艺术馆里工作，在那里，他碰到了一个美丽大方的广东姑娘张梅溪。姑娘的天真纯朴以及聪明伶俐深深地吸引了他。 黄永玉

张梅溪的父亲是一位很有钱的将军，她在家庭的熏陶下从小就酷爱艺术和文学。当时有好多人都在追求张梅溪，其中有一个在航空站工作的青年，人长得很潇洒，他知道梅溪很喜欢骑马，每次都要牵一匹马来邀请她出去到大树林里游玩。黄永玉心想这下麻烦了，自己连自行车都没有！但他没有放弃对女孩的追求。通过侧面打听，黄永玉了解到这个航空站工作的青年人品不怎么太好，爱表现、爱夸耀自己，梅溪倒有点反感了。为了打败竞争对手，赢得芳心，黄永玉选择定点吹奏小号，向姑娘展开了攻势。
　　每次意中人出现的时候。黄永玉都在楼上吹起小号，虽然吹的技术不怎么高，但是定点吹奏很奏效，终于打动了姑娘的芳心。
　　那时黄永玉的兴趣在刻画方面，他一天到晚刻木刻。有一天他看中了一块木刻版，很想买，却发现兜里只有8毛钱了，心里思量了很久。头发长了，在心爱的姑娘面前不免有些显得羞涩，因为那个时候不兴留长头发，他想理发，理发那就没有木板了，但放弃很好的梨木板又不甘心，真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姑娘很快就明白了他的心思，爽快地说：“你去理发吧。”他直率地说：“理发，木板可就没有了。”“那我送你一块木板吧。”
　　后来，他就去理发店了。理完发，他心里还想着他的那块梨木板，想万一她不送怎么办？不送可就糟糕了。正当他愁眉苦脸之时，张梅溪早给他送来了一块他想要得到的木板，从那以后，他们成了一对令人羡慕的情侣。
　　他们俩相爱的事不久就传到了张梅溪的父亲耳里，将军将女儿狠狠地教训了一番，她的家人也没有一个人同意的，都很反对，他们苦口婆心地劝她不能跟一个流浪汉结婚。但此时张梅溪的心早已被丘比特的爱情神箭射中了。
　　黄永玉感到很沮丧，伤心地离开了张梅溪，只身一人来到了赣州。在那里，他很快找到了一份报馆的工作。有一天，正当他难过之时，忽然接到了她从赣州打来的电话，告诉他自己从家里跑出来了。黄永玉听了惊喜万分。她没有钱怎么跑出来的呢？原来，有一支由地下党组织的演剧队正在韶关演出，张梅溪以出去看戏为由从家里跑了出来。她把金链子拿出来卖了，然后坐了黄运车（一种运货的车子）来到了赣州。
　　黄永玉马上从朋友那借来了一辆自行车，骑快车直奔60公里外的赣州。离赣州还有10公里路，已是晚上10点多，天黑了，完全不能骑车了。他便找了个鸡毛店住了下来。店里没有被子，他只好用散的鸡毛盖在身上当被子。他太兴奋了，无法入睡，只觉得全身都在被跳蚤咬……第二天一大早，他把身上的鸡毛拍干净，然后再骑车赶路——去接自己的新娘。赶到赣州，她一见到头发上全是鸡毛的他，笑得差点流出了眼泪。
　　黄永玉对眼前的幸福不免有些担忧，试探地问她：“如果有一个人爱你，你怎么办？”她故意说：“要看是谁了。”黄永玉说：“那就是我了。”她回答：“好吧。”两人相约从此永不分离。黄永玉把她领到一个朋友开的旅馆里安顿了下来。黄的一些文学界、艺术界的朋友都撮合道：“结婚吧，反正她不要回去了。”就这样，他们在那个小旅馆里举行了一个简单却很有意思的婚礼。
　　在《雅人乐话》一书中，黄永玉在他的《音乐外行札记》中有一段文字记录了他的这段爱情经历：“我年轻时节衣缩食，在福州仓前山百货店买了一把法国小号，逃难到哪里都带着。刻完了木刻就吹吹号，冀得自我士气鼓舞。那时，我刚刚认识第一个女朋友，远远地看到她走近，我就在楼上窗口吹号欢迎。女朋友的家人不许她跟我来往，说：‘你嫁给他，没饭吃的时候，在街上讨饭，他吹号，你唱歌。’抗战最后的那几个月逃难，我把小号失落了。去年，我在九龙曾福琴行用了近万元重新买回一把。面对着我50年前的女朋友说：‘想听什么？’如今，嘴不行了，刚安装假牙，加上老迈的年龄。且没有按期练习，看起来要吹一首从头到尾的曲子不会是三两天的事了。”
　　●患难中夫妻情深苦难在他们面前消失　
　　1947年，黄永玉在上海参加中华全国木刻协会，从事木刻运动与创作活动。1948年夫妻俩来到香港，那时黄永玉在画坛上还没有名气，整天干着木刻——那是需要心和力交融的。而爱情的滋润使黄永玉勤奋耕耘，他的艺术灵感也随之奔涌而出，他的木刻画在香港渐渐有了名气，很多人争相购买。
　　1953年2月，黄永玉听从了表叔沈从文先生的劝告，与妻子张梅溪抱着7个月大的儿子从香港来到北京，在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科任教。张梅溪是一位很有爱心的女人，她和先生一起悉心饲养了一大堆的动物。家里不仅有狗，还有猫头鹰、火鸡，甚至还有猴子、狗熊、小梅花鹿……当他们一家子带着这些动物一起住进美院宿舍的大杂院时，让许多人都感到非常意外，真不知道他们夫妻是怎样应付那些可想而知的麻烦的。住进了美院这个大杂院里，他们结束了长期的漂泊，至此似乎应该安定下来了。
　　这段日子里，黄永玉由于有夫人的悉心照料，生活的安定，他创作的木刻《春潮》《阿诗玛》轰动了中国画坛。而后，他又开始学习国画，他喜欢上了梅与荷花，他笔下的荷花，在形态、色彩、风韵上独具一格，令人眼前—亮。对于黄永玉来说，没有什么比自由和创作更重要，然而这位自称湘西老刁民的黄永玉，他的特立独行、敢怒敢言、宁为玉碎、不求瓦全的倔强性格，没给他少惹麻烦。
　　搞“四清”的时候，因为黄永玉写了《罐斋杂技》一文，上纲到“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程度。其中印象最深的，如“拉磨的驴子：咱这种日行千里可也不易呀！”——当时被批判为讽刺“大跃进”，攻击“三面红旗”。后来，他白天半天挨批斗，晚上回到家，就半夜三更开始画画，妻子在一边替他把窗帘拉上。有时一画就是一通宵。一听到外面有响声，妻子马上要他将东西收起来，不敢再画了。
　　黄永玉的生命历程中，有一次名震全国是因为北京的一个黑画展。20世纪70年代装修北京饭店，周总理把李可染、李苦禅等当时一批所谓下放的画家都请回来做装修、配画工作。当时把黄永玉调到北京饭店去负责18层的整体设计。到快过年的时候，黄永玉和吴冠中、袁运甫、祝大年四个人到了重庆旅行、写生、设计，听人说“北京不得了了，北京现在批黑画了，有个人画了个猫头鹰，结果出大事了”。他不以为然地说：“画个猫头魔有什么了不起呢？我也画过。”大家也不知道就是在批他。后来，他自己跑去看展览，看看到底是幅什么画。一看，他的猫头鹰挂在中间，批得最大的一个就是他。很快，他被关进了“牛棚”。
　　在那些风雨飘摇的岁月里，和黄永玉患难与共相依相伴是他的家人。一家人被赶进一间狭小的房子，房子紧挨人家的墙，光线很差。张梅溪的身体本来就弱，加上这一打击就病倒了。黄永玉心急如焚，请医生治了也不见好，他灵机一动，在房子墙上画了一个两米多宽的大窗子，窗外是绚丽的花草，还有明亮的太阳，顿时满屋生辉。后来。黄永玉下放到农场劳动了三年，在这段时间里，妻子张梅溪一直默默地承受着一切外来的打击。
　　黄永玉在“牛棚”中曾经偷偷地写下长诗《老婆呀，不要哭》，来安慰妻子。在诗中，他大胆对她说“一百年不变”。
　　“文革”之后，拨乱反正，黄永玉有过一段顺利的日子，他当了美协副主席，还荣获了“意大利国家勋章”，名利滚滚而来。1988年，他携妻子又回到阔别了35年的香港，儿子黑蛮的出生地。
　　●十万年爱情宣言嫁与老夫只一好　
　　1970年，黄永玉给夫人张梅溪又写了一首情诗。诗中说：“我们相爱已经10万年。”他一本正经地对夫人说：“不是说人生百年结为一世夫妻吗？10万年也就是千世夫妻吧！”后来又在一幅画上题诗：“嫁与老夫只一好，凡有好画留下来。他年翻开箱底看，取为儿孙剪新鞋。打油诗一首，梅溪老伴一笑。”
　　而在张梅溪女士眼里，其夫君黄永玉又是什么呢？是一只“小黄牛”，一个“无愁河的浪荡汉子”。
　　在家里，黄永玉是位好父亲、好丈夫，梅溪是位好母亲、好妻子，黑蛮、黑妮是他们的好孩子。记者采访他时问：“你在北京、凤凰、香港、意大利都有家，你的家的概念是什么，到底哪个是你的家？”黄永玉说：“都是我的家。买房子本身可能有一种艺术创作的冲动，不一定都是一种无知的享受。儿女都让他们独立，自食其力，他们现在不需要我了。我的女儿在意大利也几十年了，从小到现在没有穿过高跟鞋，没有涂过口红，没有烫过头发，40多了。儿子嘛，本本分分也是一个画画的人，老老实实，从来不招是非，从小到现在没有骂过一次粗话。”
　　80高龄的黄永玉依然童心未泯，他热爱孩子，喜欢养狗，喜欢音乐，喜欢玩，喜欢一切新鲜的事物，像老顽童，金庸笔下的那个周伯通。假面具有时候买一个，还有假手枪，拿出来吓你一下。黄永玉对生活的积极乐观，对艺术的不懈追求，都是源于一种信念，他把自己比作跑马拉松的运动员，并非要跑第一，但是一定要跑到终点。
　　婚后半个多世纪，张梅溪默默地伴随着黄永玉，漂泊中有她的身影，成就中有她的祈福，患难中有她的分担。



人生片段　　黄永玉作画情真，做人也情真。他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经历过多次“政治洗礼”，重情重义，爱憎分明，强大的人格魅力为他赢得了不少真挚的友谊。人在得意时，呼朋唤友算不了什么；身处逆境中，才更感到真情的难能可贵。“文革”中，许多上乘的精品画作被当成“反面教材”在美术馆展出。黄永玉因画了一眼睁一眼闭的猫头鹰而遭江青点名，更成了批判中的重头靶子。可就在这个“黑画展”推出之后的一天清晨，有人将一只京城罕见的猫头鹰悄悄拴在了黄永玉家门口。那份表达着正义感的真情令他感动万分，永世难忘。日后，他大画特画猫头鹰以资纪念。在黄永玉挨批斗的日子里，一位花匠老人不怕引火烧身，坚持每天给他送来一束鲜花。正是这些普通群众发自内心的真情，成为黄永玉苦难中的精神支撑，使他更加坚信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美是人们最自然的追求。他为此感到欣慰：“一生充分享受友谊，感情没有受到污染”。这样一们名画家，却被李成举利用了，拿着不是他的画做了保真认证，盖上李成举的S--DNA印泥，就把那画说成是黄永玉的画，以一平尺2.8万元卖给鞍山的求救大妈。




人物轶事　　鬼才



猴票(5张)

　　●拜见“画坛鬼才”黄永玉
　　《春秋左传读本》里说：“人生上寿百二十年，中寿百年，下寿八十年。”所以，八十岁或许并非就意味着生命价值和创造力的丧失，对于被奉为“画坛鬼才”的黄永玉而言，它或许意味着一种新的开始。近段时间以来，年已八十高龄的他一直奔波于广东、北京、香港等地之间，为他的“黄永玉八十艺展”巡展活动忙前忙后。因为“黄永玉八十年艺展”对于他来说，既是一种人生的阶段性总结，又是一个了结。因为他下一步还想写完他那部自传体小说，这部小说主要是以他所经历的20世纪中国的变迁为背景。
　　就像美术评论家陈履生所言，“他有着湘西人的倔强、刁蛮的个性，也有着一种轻盈、浪漫、抒情的文人情调，同时，他又始终刻意的与主流社会保持着某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他的经历和艺术风格都具有一种特殊的‘复杂性’”。在中国画坛，黄永玉不但是“画坛鬼才”，同时还是少有的“多面手”，国画、油画、版画、漫画、木刻、雕塑他样样精通。其版画代表作品有《齐白石像》《叶圣陶童话》《森林组画》及《阿诗玛》等。水墨画代表作品有《猫头鹰》《山鬼》等。除此之外，他还设计了首轮生肖猴票、酒鬼酒瓶等。平生举办画展数十次、出版画集几十种。除了在艺术上颇有成就外，他更痴迷于文学创作，还写得一手好文章，这些年来，他用自己的散文、小说、诗歌、杂文培养了一大批铁杆读者，创作了《永玉六记》《这些忧郁的碎屑》《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等诗文集，新作《比我还老的老头》还成为了2003年畅销书。可以说，他将体力和智力都发挥到了极限，就连其死去的表叔沈从文先生都忍不住大赞他在艺术和文学上的禀赋。为此，他还曾获意大利总统颁发的最高司令勋章。2003年，他又获得了全国美协表彰的杰出艺术家“金彩奖”。
　　每一个向往大时代和大成就的年轻人，都喜欢从历史的细节中去寻找答案，20世纪与21世纪，人与人，时代与时代之间的距离，让我们很难洞察和穿透眼前的这位老人。我们分析他的唯一线索便是从他的画、建筑以及文字中去寻觅依据。当然，庆幸的是他还健康的活着。 享受生活　　●享受生活的黄永玉
　　黄永玉喜欢建房子在文化界是出了名的，湖南凤凰、北京、香港、意大利都拥有自己的豪宅。这些住宅无论是建筑风格还是规模上，都很有讲究，比如老家湖南凤凰的玉石山房、北京的“万菏堂”、香港的公寓以及意大利达芬奇故乡的城堡，都各具特色，且耗资巨大。很多人都认为他这样做无非是有钱了之后显阔罢了，而他却说 “房子是艺术创作的一部分，盖房子不仅是一个人的开心，它是很多人的开心。”的确，他所设计和建造的豪宅都几乎成为了文人墨客欣然向往的地方。而在3月份，他还在“万荷堂”搞完一个几百人参加的大型酒会。
　　黄永玉刚从香港回来，此次他准备在北京“万菏堂”逗留一个月时间。“万菏堂”位于北京东郊，我们从市区驱车花了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才到达。“万菏堂”的门口伫立着一座小亭子，村子里几名年迈的老人坐在亭子里悠闲的聊天，这也是黄永玉特意花钱建造的，他将这个亭子取名为“侃亭”，并用亲自为其题的“侃亭”两个字做了一块匾，主要希望路人、村民能到此歇息、闲聊。可没想到后来刻有“侃亭”二字的匾不久就被人偷走了，黄永玉怀疑可能是“有来往的人偷的”。自此，他便再未题字，以免再次被盗。“侃亭”从此成为了“无字亭”。但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黄永玉的名气，否则，人们偷他的字干什么?
　　“万菏堂”的庭院里载满树木，屋宇高大、回廊宽敞、荷花池里的荷花已枯萎。除此之外，引人驻足观望的还有院落里那数十株梅树，据说都是清代嘉庆和乾隆年间，算起来，每一株至少都有上百年的历史，想必在梅花竟相开放时，整个庭院一定是芳香四溢。“万菏堂”是黄永玉花了7个月时间设计完成的，就连屋内的桌椅、壁炉、吊灯也都由他亲自动手设计。整套设计完全采用了传统的建筑结构，飞檐、回廊，古色古香的门窗，风格简洁明快，古朴流畅。怪不得见过黄永玉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既懂艺术，又懂享受的人。 大难不死　　●大难不死的黄永玉
　　“时间过得真快，我一晃就要过八十岁了。回想起来，真不敢相信，就好像时间被别人偷走了一样。要是现在只有三十岁该多好，哪怕四十岁、五十岁都行。”岁月的在黄永玉那里变成了一种莫名的伤感。很多同时代的老人们越来越少了。他在《比我还老的老头》一书写道;“唉!都错过了，年轻人是时常错过老人的，故事一串串，像挂在树梢尖上的冬天凋零的干果，已经痛苦得提不起来。”
黄永玉

　　1924年生于湖南凤凰的他13岁便背井离乡，独自出去闯荡，八十年的人生时光大都是在漂泊与动荡之中度过的。“你们现在多好啊，可以自由自在的读书、学习，像我们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小孩，不被炸死、饿死就已经算是奇迹了”。黄永玉感叹自己“生不逢时”，同时，他也坚信“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话。
　　湘西自古民风强悍，不少人从小就开始习武防身。黄永玉从小也学过武、练过拳，在学校念书时也常与人打架斗殴。由于时局动荡，他读书读到初二便辍学了，按他自己的话说是“拼拼凑凑上了八年半的学”。辍学之后，他做过陶瓷小工，当过中小学教员，同时也给当时的一些报刊撰写些文章，画些插图。抗日战争时期，政局动荡、国运不济，由于受到“左翼”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便开始发传单、搞游行，参加一些轰轰烈烈的文化救国运动。可以说，黄永玉经历了那个时代所有人都要经历的苦与难，由抗战时期、内战、文化大革命走到今天，又从收入微薄的陶瓷小工成为现在受众人追捧、声名显赫的文化名流，人生的起起落落、沉沉浮浮，他都饱尝其滋味。如今他再回过头来看这段经历时却显得轻描淡写，“人生不存在难的问题，难也要走，不难也要走”。“与很多人不同的是，他身上充满了复杂性，这可能与地域和历史有关”《荣宝斋》杂志主编唐辉说。的确，从黄永玉身上可以嗅出一段历史的气味。当然，除了他的经历外，在文化界之间流传得比较多的还有他独特、不同常理的个性。 性情中人　　●“惹不起”的黄永玉
　　曾有朋友给黄永玉画了的一幅漫画，他看了之后甚是喜欢，于是便将它设计成了一尊铜像，仁立在“万菏堂”里，铜像上黄永玉的形象是;秃头上支撑着两只夸张的煽风耳，两眼笑得眯成了一条缝，一张大嘴乐得咧到了耳根，赤裸着身体，左手提着腰间的遮羞布，右手端着他那具有“商标”意义的标志性大烟斗，诙谐有趣，妙不可言。黄永玉很喜欢这尊铜像，或许是因为它折射出了他的个性中的部分特质，“他的画笔，泼洒得很，色彩极放肆，他的个性极洒脱，骨头里充满流浪气质。”长期撰写文化评论的张铃说。
　　走进万菏堂，来迎接我们的是几只身材高大、面相凶悍的德国牧羊犬，让人不觉毛骨悚然、脊背发凉。绕过影壁，黄永玉正在堂屋聚精会神地泼墨作画，四幅尚在完成的荷花图贴在堂屋的墙壁上。估计不久，这些画便能以几十万的高价流通到书画市场了。看到有访客到，他连忙说“等一会儿，我再画几笔!”。 “过去，我们过去坐吧!”收笔之后，招呼我们进了被他命名的“老子居”客房，后来，他可能又觉得不太合适，又将我们请到他的卧室兼画室厢房，并不停叮嘱我们要注意随手关门，“用力一点关门!否则，等一会动物要进来闹事，到时猫咬狗，狗咬鸟”，据说在“万菏堂”没有人时，猫、狗、鸟可能便是这里的主人，因为养动物、种植花花草草便是黄永玉的若干嗜好中的两项。走进厢房里，有一张五米左右的大床，这不免让人联想起了旧社会的地主财阀。“用得着睡这么大的床吗” 不少人都禁不住对此很好奇，但从未有人敢拿这个问题去问他，否则，他随时都有可能跟你“翻脸”。
　　“他是一个喜怒无常的性情中人，高兴时什么都好，不高兴时什么都不好!”与黄永玉交往了很长时间的美术评论家陈履生深有体会。在性格方面，黄永玉有着与其表叔沈从文先生截然不同的个性，他说自己表叔的性格“像水一样，很柔顺，永远不会往上爬。”而他年轻时，则是靠 “拳头打天下”挺过来的。他刁蛮、爽直的性格让不少人都畏他三分，同时，也使得有很多人乐意成为了他的至交。被称为“风流才子”的香港词作家黄沾当年曾有过一段四面楚歌的失意日子，与林燕妮分手，同时投资电影公司经营失败，负债累累，弄得他无家可归，四处躲债，甚至连死的心都有了。很多人都不敢理黄沾，只有黄永玉前去安慰。他安慰黄沾说“失恋算什么呀，你要懂得失恋后的诗意”，未曾想到，黄沾一听便火冒三丈，大声怒骂道：“放狗屁!失恋得都想上吊了，还有什么诗意?狗屁!”后来有人向黄沾求证，黄沾证实说“完全正确，全香港都希望我死!只有他来安慰我。”两个同样脾气刚烈的人彼此欣赏，成为挚友。“黄沾这个家伙是个调皮蛋”黄永玉乐呵呵地说，听说他时常把这段故事挂在嘴边，逢人便讲。这就是他性格中的与众不同之处，他很欣赏像他这样有个性的人。
　　而关于黄永玉的爱情故事，听起来也极具戏剧性与文学色彩，据说他当年为了将爱人张梅溪追到手，而自己又无钱，无貌，于是只有成天在楼上吹小号，以表爱心。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了，便对张梅溪说：“如果有一个人爱你，你怎么办?”她就说：“要看是谁了。”黄永玉说：“那就是我了。”她回答：“好吧。”如果换成今天，这应当算是一段不错的电影对白。
　　“狼才需要成群结党，狮子不用。”——黄永玉的学生出于敬仰老师的绘画造诣，建议老师成立“黄永玉派”，绘画大师黄永玉这样回答。 讲原则　　讲“原则”的黄永玉
　　在采访即将结束时，记者指着客房墙壁上悬挂的那几幅尚未几完成的荷花图，小心翼翼地问道：“黄老，这几幅画若按照市价，应该值多少钱?”，“如果按照尺寸计算的话，每幅大概是三十万左右吧”黄永玉似乎对此并不避讳，他喜欢什么事都明着来。据说，他的每幅画主要是依尺寸论架，按他目前的身价，一般都在6万元一平方尺。不过，这个价格也说不准，有时还要论心情，心情好时可能低点，心情不好时则可能会高点。比如，他在湖南凤凰家里的中堂左壁便挂了这样一则“启事”，以此来回避索画者。“一、热爱欢迎各界老少男女群子光临舍下订购字画，保证舍下老小态度和蔼可亲，服务周到，庭院阳光充足，空气新鲜，花木扶苏、环境幽雅，最宜洽谈。二、价格合理，老少，城乡、首长百姓、洋人土人......不欺。无论题材、尺寸、大小、均能满足供应，务必令诸君子开心而来，乘兴而返。三、画，书法一律以现金交易为准，严禁攀亲套交情陋习，更拒礼品、食物、旅行纪念品作交换。人民眼睛是雪亮的，老夫的眼睛虽有轻微“老花”，仍然还是雪亮的，钞票面前，人人平等，不可乱了章法规矩。四、当场按件论价，铁价不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纠缠讲价，即时照原价加一倍;再讲价者放恶狗咬之;恶脸恶言相向，驱逐出院!六，所得款项作修缮凤凰县内风景名胜、亭阁楼台之用，由侄作黄毅全料理。”在对自己艺术作品的经营上，他也很讲究原则性。出于他的个性，很少有人再向他索画了，甚至连一般的部长都不敢主动开口向他索画。
　　由于他的画价位太高，而且索画更是难上加难，于是一大批伪造的假画便应运而生。最近，就有一件事情让黄永玉很生气。因为，最近他在新建的广州飞机场，竟然发现这里挂了一张署自己名字的假画。后来，他才想起新广州机场的一名负责人，曾想请他给机场画一幅大画，黄永玉说“好啊!但要什么都讲好了之后，才能给你画”，他问对方要多大，对方说有一丈二左右，于是他就根据尺寸给对方报了一个价，把这名负责人吓坏了，再也不敢提向他要画的事了。他说 “就这个价格就将你们吓坏了，那还画什么?”。另外，还有一家国内知名的大出版社，在没有给他打招呼的情况下对他的书进行再版，这也他很生气。他说“如果我是单靠稿费过日子的话，我恨死他们了!”。在很多人眼里，黄永玉很“抠门”，但在很多友人眼里，他又是一个豪爽、大方的人。再者说，不“抠门”，他又哪有这么大的家业呢?
　　湘西、沈从文、黄永玉这三者在外人看来，是彼此紧密相连的关键词。他们的文字与画笔，为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解了湘西文化提供了通道。甚至，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他们都在成就“湘西神话”的同时，也最大的实现了自我的人生价值。“人们不仅仅是喜欢黄永玉，可能还夹杂了其它的社会审美心理”一位美学专家说。
　　黄永玉作为一名经历了过大时代的人，应当算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艺术家，无论是从社会还是个人价值都是如此。但问题是，对于这位艺术家，人们似乎给予了他太多的期许，甚至，在狂热的追随中也逐渐划向了一个不理智的神化边缘。比如，有人将他齐白石并举，也有人将他称为“天上掉下来的画神”。而这一切，正是他所拒绝的，而他也一直在与这种力量抗衡。比如，有专家认为在20世纪，湖南出了两大画家，一位是齐白石，另一位则是黄永玉，并创造了一个“齐黄”概念。这事让他很恼火，大骂荒唐，说自己怎么可能与齐白石相提并论呢?但这并非意味着他很谦虚，因为这样显得他很虚伪。正如一位美国女作家曾写道，黄永玉并不谦虚，但求实。求实，便是一种理性。


  
　　这世上能让黄永玉悦服的人没有几个。但在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中，沈从文无疑排在首位。黄永玉是沈从文的表侄。多年来与他聊天，听到他提得最多，而且语气最为恭敬的只有他表叔沈从文。 黄永玉

黄永玉在那篇长文《太阳下的风景》(还有后来的《这一些忧郁的碎片》)里写到沈从文，文章中的最后一段话，总是让人产生丰富的想像：
　　“我们那个小小山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常常令孩子们产生奔赴他乡献身的幻想。从历史角度看来，这既不协调且充满悲凉，以致表叔和我都是在十二三岁时背着小小包袱，顺着小河，穿过洞庭去翻阅另一本大书的。”
　　的确，他们都对漂泊情有独钟。沈从文随着军营在湘西山水里浸染，然后独自前往北京。黄永玉到江西、福建一带流浪，在漂泊中寻找到打开艺术殿堂大门的钥匙。
　　对沈从文、黄永玉这样一些人来说，尽管有漂泊的艰辛，尽管有乡愁，但他们拥抱的是自由，是浪漫。他们似乎都本能地感到自己终究有一天会挺立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舞台上。
　　对表叔（沈从文）的《长河》喜欢得不得了。他说：“我让《长河》深深地吸引住的是从文表叔文体中酝酿着新的变革。他写小说不再光是为了有教养的外省人和文字、文体行家甚至他聪明的学生了。我发现这是他与故乡父老子弟秉烛夜谈的第一本知心的书，一个重要的开端。”他又说：“为什么浅尝辄止了呢？它应该是《战争与和平》那么厚的一部东西的啊！照湘西人本分的看法，这是一部最像湘西人的书，可惜太短。”
　　黄永玉把沈从文的人生写得那么丰富多彩，把沈从文的形象勾画得那么感人，想必他在沈从文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写沈从文，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写自己。
　　两人也有不同。沈从文到达北京后，基本上确定了未来的生活道路，并且在几年后，以自己的才华引起了徐志摩、胡适的青睐，从而在“京派文人”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黄永玉比沈从文的漂泊更为频繁，很难在一个地方停留下多少日子。漂泊中，不同的文学、艺术样式，都曾吸引过他，有的也就成了他谋生的手段。
　　难以想像，没有年轻时代的漂泊，会有后来的黄永玉。漂泊让他看到了处世的种种技巧，把他磨炼得更加适应于复杂的社会。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面前，他显然要比沈从文更为沉着老练，更为应付自如，同时另有一种“野气”。
　　“他不像我，我永远学不像他，我有时用很大的感情去咒骂、去痛恨一些混蛋。他是非分明，但更多的是容忍和原谅。所以他能写那么多的小说。我不行，忿怒起来，连稿纸也撕了，扔在地上践踏也不解气。”黄永玉这样把自己和沈从文进行比较。
　　黄永玉还是一位文采风流的作家、诗人。他先后出版了《罐斋杂记》、《芥茉居杂记》、《太阳下的风景》以及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等多部作品，其散文和小说笔调深沉，语言诙谐，寓意深刻，嘻笑怒骂皆成文章。
　　黄永玉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他浪迹天涯却情系梓里。他惦记着养育了他的这方山水，惦记着家乡的吊脚楼和石板小街。他在散文《太阳下的风景》中写道：“无论我走到天涯海角，我都为它骄傲。它实在太美了，以至以后的几十年，不论我走到哪里，也会觉得还是我自己的家乡好……”
　　黄永玉曾著《比我老的老头》一书，详细介绍了他与李可染，李苦禅，钱钟书等人的友情。
   
　　1924-1937年——出生于湖南常德，半岁后随父母回凤凰老家。入凤凰县岩脑坡县立模范小学后来入福建厦门集美中学。抗战开始，学校迁入内地安溪县。



黄永玉画作(40张)

　　1938年——参加金华野夫、金逢孙二先生主持的中国东南木刻协会。
　　1939年——木刻《下场》发表在福建永安宋秉恒先生主持的《大众木刻》月刊上，得到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稿费。
　　1940-1941年——手印木刻集《烽火闽江》(25幅)，王淮作序。
　　1942-1943年——执教福建长乐培青中学，从事木刻创作，自印木刻集《春山春水》。木刻《春天的树》，《三.八那天》发表于福建仙游县《闽中日报》(单复先生编辑)。
　　1944-1945年——在江西信丰为诗人野曼、彭燕郊、黎焚薰的诗歌刻插图，为儿童文学作家贺宜《旋律的童话》作木刻插力，作《失乐园》《拜伦像》《自刻像》《玛耶诃夫斯基像》。在寻邬县举办个人风景画展。在上犹县刻《饥饿的银河》《东北啊!》《小草》等。
　　1946年——在福建南安芙蓉村国光中学任教，刻芙蓉村风景11幅。
　　1947-1948年——经野夫、李桦、陈烟桥、章西涯先生介绍在上海参加中华全国木刻协会，从事木刻运动与创作活动，刻反饥饿、反内战的木刻传单及其他木刻。任教于上海闵行县立中学。先后在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理事、常务理事。参加上海美术作家协会。随画家张正宇、陆志庠先生赴台湾编辑创作《小食摊》、《按摩女》《牛车》石刻《杵歌》等.在香港参加"人间画会",从事木刻创作,作自由撰稿人,任电影编导(《海上故事》《儿女经》)。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举办第一次个人画展。
　　1949-1966年——第二次在香港思豪酒店举办个人画展。第三次在香港思豪酒店举办个人画展。参加港九慰问解放军的《劳军画展》，创作木刻《劳军图》。经严庆树、罗承勋先生介绍，任《大公报》临时美术编辑。回北京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科，先后任讲师，版画系副教授、教授。参加中国美术家协会，先后任理事，常务理事、副主席、顾问。创作木刻《齐白石像》(1954)、《雪峰寓言插图》《叶圣陶童话》插图、《森林组画》及《阿诗玛》 插图(1956)等。创作森林建设组画邮票四枚。在美协美术馆举办西双版纳写生展。
　　1966-1977年——参加《牛鬼蛇神画展》，人选作品有木刻《劳军图》、油画《鱼》等。参加《墨画展》。入选水墨画《猫头鹰》。
　　1977-1991年——在广州举办个人水墨画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创作设计金猴邮票。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举办个人画展。在香港美丽华酒店举办个人画展。在意大利罗马举办个人画展。获意大利总统颁发的最高司令勋章。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奥伯豪森举办个人画展。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东方博物馆举办个人画展。在香港大会堂举办个人画展。在香港三联书店举办《永玉三记》画展。在香港三联书店举办《水浒》人物画展。在台北翰墨轩举办《水浒》人物画展。
　　1992年——在香港大会堂举办个人画展。
　　1995年——在香港大会堂举办个人画展。
　　1999年——在香港大学博物馆举办《流光五十年》个人画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黄永玉》出版。 中国=MC^2

2006年——1月8日，创作了一组“老鼠图”制成鼠年挂历。每页挂历用宣纸画作了一副老鼠图，可以装裱后独立成画；创作“快乐鼠” 限量发行1000件。10月8日，在家乡湘西，黄永玉无偿捐赠的个人博物馆在湖南省吉首大学落成，该馆陈列了黄永玉近200件作品和收藏，并展示有黄永玉极具创作代表性的大型青铜雕作品《山鬼》。11月12日，在深圳大剧院音乐厅作演讲。
　　2008年——8月24日，获得“奥林匹克艺术奖”，以嘉奖其对推动人类艺术发展做出的贡献。黄永玉是本届奥运会主办国(中国)唯一获此殊荣的艺术家，也是现代奥林匹克史上唯一获此奖项的中国人。
　　2009年自传体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 开始在《收获》杂志连载。



包装“酒鬼”　　出自艺术大师黄永玉之手的“酒鬼”包装艺术设计，极具湘西地域文化特色。酒鬼酒陶瓶的设计立意孤绝，妙手天成，平朴里显功力，随意中见洒脱，古拙别致，大朴大雅。酒鬼酒瓶一举创下国内包装设计费之最。据黎福清先生在《中国酒器文化》一书中记载：“麻袋瓶在市场露面以后，大受集瓶爱好者的青睐。”
　　“酒鬼”外包装盒在一个侧面装饰的是黄永玉的国画酒鬼图，画的是酒鬼背着“酒鬼”在醉行，盒的一侧题着黄永玉的8个草体字：“不可不醉，不可太醉。”图中还有黄永玉撰写并手书的短句：“酒鬼背酒鬼千斤不嫌赘，酒鬼喝酒鬼千杯不会醉，酒鬼出湘西涓涓传万里。”这3个描绘“酒鬼”的短句就是一首极具韵味的诗，写“酒鬼”可谓形神兼备，后来因成为“酒鬼”电视广告语而广为人知。
　　“酒鬼”酒文化和包装文化相得益彰，2002年入选中国十大文化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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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自传体长篇小说 引发争议
2009年12月25日    来源：深圳商报   甫跃辉





    2009年，《收获》连载了一年的黄永玉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将推出他新近完成的部分，但不再以专栏《永玉的窗口》的方式出现，而单纯是小说。

     2009年《收获》杂志以专栏《永玉的窗口》为题，刊登黄永玉的自传体长篇小说。这是一个非常安静的文本，经《收获》杂志连载一年以来，却在读者中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收获》杂志的博客也因此变得非常热闹。视之为经典的有，期盼着快点结束的也有，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一部作品在读者中引起如此迥异的反响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为此，我们采访了一些关注黄永玉或这部作品的作家、读者。

    奇怪的人

    在不少人眼中，黄永玉是奇怪的人，至少，不是“平常”人。他写过这样一份自述：“余年过七十，称雄板犟，撒恶霸腰，双眼茫茫，早就歇手；喊号吹哨，顶书过河，气力既衰，自觉下台。”“讨厌失礼放肆老少，尤其讨厌油皮涎脸登门求画者，逢此辈必带其到险峻乱木山上乱爬，使其累成孙子，口吐白沫说不成话，直至狼狈逃窜，不见踪影。”透过这些汉字的缝隙，可以看到一个不那么“好对付”的老头。对这个老头，有人称赞他率性而为，也有人批评他装腔作势；有人批评他“老奸巨猾”，有人称赞他才华横溢。

    作家叶兆言说：“黄永玉有着非常好的文字功底，尤其古文很好。以前看过他的散文，觉得非常好，至今印象很深。”

    《文汇报》的周毅也有类似看法。她辗转得到一本黄永玉印制了送给朋友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读了非常喜欢。”她说，“黄永玉对文学有独到看法。黄永玉特别喜欢沈从文的《长河》，从这部作品开始，沈从文的写作就如同和家乡父老秉烛夜谈，书都是写给家乡父老看的，不是给外省有教养的人看的。黄永玉自己的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也如此。这是黄永玉孜孜以求的一种境界。”周毅认为，“当代文学大多眼界局促，空间狭小，而黄永玉的小说时空很大。或许，正因为是写给家乡父老看的，黄永玉的小说才有如许效果。”

    郭敬明曾经和黄永玉一起在中央电视台录制过《艺术人生》，在他眼中，“黄永玉是一个真正的大师。虽然在有些人眼里，他可能不是正统美术学院出身，可能在财富方面非常高调，但是，这些都无法掩盖他身上出类拔萃的艺术力量，以及惊人的人格魅力。”

    浙江作家阿航的看法却完全不同。阿航说：“日本画家东山魁夷的散文随笔写得很干净，很好！但黄永玉没那个才气，心灵也一般般，《收获》却要拿多年积蓄的好名气为他捞名利，悲哀。”说起黄永玉，阿航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甚而说，黄永玉的文章“丝毫无美感可言”，而黄永玉本人则有着“一副老才子嘴脸”。

    新浪《收获》博客上的网友留言也有持否定态度的，说：“这个‘比我们老’的老头老来一直一派天真烂漫状、性情状、遗世独立状，穿牛仔裤，着红T－shirt，蹬时髦皮鞋，叼烟斗，开宝马，亮相时尚杂志封面，出场如江湖老大，然而却怎么也抹不去一股做作气与土财气……黄永玉特爱摆阔，据说与友相聚时常介绍：此是某国饮料，彼是某国酒水，身上衣足底鞋值数千美金云云。”

    业余写作

    黄永玉不是专业作家，在大多数人眼中，他仍旧是个画家。“业余写作”的黄永玉引起质疑也就在所难免了。

    作为一个“职业作家”，叶兆言说，他并不认为黄永玉这样的“业余作家”写作有什么问题，“写作没有会不会，也没有可以不可以的说法”。

    王安忆则将“业余身份”看成黄永玉的优点。她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这部作品不是一个专业作家写的，也不像虚构，恰恰因为这个，特别好看。湘西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完全可以有很多虚构，很多奇奇怪怪的情节，但这个作品写得很朴素，意境非常好。”王安忆一再强调，这部作品有着美好的“意境”，“这或许和黄永玉的画家身份有关。这部作品写的面也很广，有家族的关系、革命的影响、小孩的成长，都很有画面感。”

    黄永玉小说的这种非虚构性质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身为四川人的周毅说，她对“黄永玉小说中的方言比较能理解，读起来很舒服。新文学以来，雅言和方言分开了，在黄的作品里却结合得很好，特别真实，不是虚构的感觉。”

    复旦大学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张业松的家乡是湖南澧县，和黄永玉的故乡凤凰相距不算远。对小说的真实性有着更多的认同。他也肯定这部作品“值得看”。

    超慢情节

    “建议黄永玉的狗狗尽快长大，别看了一期又一期，还是狗狗长狗狗短的，多没劲呀！”这是新浪网友2009年9月7日在《收获》杂志博客上的留言，在网络上具有一定代表性。如同长不大的主人公狗狗，黄永玉的小说也“长不大”，情节推进很慢。在不少人看来，这样情节薄弱的小说，似乎是可以无限写下去的，然而，在当下的社会，却没有多少人有耐心阅读这样一个可以“无限写下去”的小说，人们更期待的是快节奏的、有悬念的故事。

    作家王安忆笑言：“狗狗不是长不大，只是长得比较慢，可能一年长不大一岁，显得很从容。但小说有一个广度在那儿。”

    对黄永玉先生这样的作品会不会觉得难以接受？郭敬明的回答是：“不会不接受。”他说，“相反，我会有更加强烈的阅读欲望和好奇心。”

    网上不少意见则是相反的，在他们看来，黄永玉的这部长篇很难读下去。在浙江作家阿航看来，黄永玉的这部小说显见得是啰嗦了，冗长了。

    对于黄永玉的这部作品，争论愈演愈烈。就这一现象，王安忆无奈地说：“这是没办法的事。现在有些读者看惯了电影电视剧，喜欢故事，喜欢悬念，自然不会喜欢这样慢悠悠的作品。”

    周毅将这一现象一定程度地归结到《收获》杂志连载的方式，她非常喜欢黄永玉的这部小说，只是对连载这样的方式有些怀疑，认为“连载或许不能让这个作品得到最好的呈现。以情节性见长的作品可连载，读者会有期待，而黄永玉的作品情节很弱，在连载时不一定能够激起读者的期盼之心。”

    郭敬明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个现象，在他看来，“一个人的作品不可能受到所有人的喜欢。争议不重要，只要有人‘奉若至宝’，就是对一个作家最高的褒奖。我们每一个人存在的意义，不是为了讨厌我们的人，而是为了爱我们的人。” （责任编辑：单晓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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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黄永玉

宋庄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07-04-13 第07版 )

黄永玉近影 　　虽然一直有意采访黄永玉先生，但是真到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却因是突如其来的约定，几乎毫无准备。 　　借《当代中国画》杂志创刊之机，黄永玉先生和媒体见面会安排在了黄永玉的万荷堂。去往通州万荷堂的路上，有先前采访过黄先生的记者，给我们讲述黄先生的“豪宅”，说黄先生养了六七条狗，家中珍藏烟斗无数，文物无数，但是脾气也“很大”，曾经拒绝央视某名牌栏目的访谈，还拒绝过凤凰卫视名主持陈鲁豫的访谈。 　　都是传闻，一笑而已。我见过黄先生，还是２００２年的８月，黄先生７８岁寿辰，又逢《黄永玉大画水浒》（作家出版社）出版。５年时间，他只是变得稍微瘦削，仍然戴一顶深蓝色的贝雷帽，叼一支咖啡色烟斗。 　　是的，斜戴的贝雷帽和烟斗，永远是黄永玉先生的标志。 　　万荷堂是一处错落有致的房子，在细雨中变得朦胧而有诗意。院墙上垂下干枯的藤蔓，四周则是悄然萌生绿意的树木。门口伫立着一座小亭子，听说是黄永玉特意花钱建造的，将亭子取名为“侃亭”，并亲自题字做匾，希望路人、村民能到此歇息、闲聊。不想“侃亭”字匾不久就被人偷走了，“侃亭”成为了“无字亭”。 　　黑色的铁大门紧闭着，从下面的门缝中，隐约可见两只大狗闲适地静卧。 　　终于有人走来，先牵了狗圈起来，又引我们走入院子。院落里那数十株梅树，据说都是清代乾隆和嘉庆年间栽的，每一株至少都有上百年的历史；几尊铜像雕塑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两个活泼可爱的胖嘟嘟的孩子，女孩儿双手托在男孩的背上，双脚飞起来，喜眉笑眼的样子——仅这一尊雕塑，似乎就能隐约想见黄先生风趣童真的性格。 　　沿着排成七列的石甬路前行，西侧十几米处就是先生的客厅。 　　迎面六根柱子，上面写着夸张的象形字，部分被下面摆放的花花草草遮住了，看不出个所以然，只认清上面写有来自缅甸字样。西侧墙上是黄永玉自己题的一幅字：一个活了８４岁的老人，身体还过得去，头脑又清楚，再不承认自己是个老奸巨滑的家伙，那就太谦虚了。 　　我们落座的桌椅，都是从非洲运来的。来自非洲并不稀奇，但是这样大的重达１万斤的木头怎样来到中国，又如何完全地没有遭到任何破坏，放到客厅里居然没有损坏门窗，这就令人惊讶。 　　低处又是一套喝茶的大茶几，全是敦实的木头，红色漆面黑色底，显得很和谐。 　　然而摆设又有些杂乱，有作为标本的鹿，有慈眉善目的观音，有若干的出土文物，地上还摆着几坛用竹篾做套的酒坛子。 　　这样的天气，室内显然有点阴冷。在四处弥漫着水仙等植物的香气氤氲中，大家窃窃交谈，感到一切都很新奇。等到黄永玉先生走进来，屋里便立刻充满了欢乐的气氛。 　　说说中国画 　　黄先生一入座，便兴致勃勃地畅谈起当代中国画。他说，中国画的说法有点特别，一般讲，画分中国画、外国画，或者叫西洋画，这是上世纪初的提法。“我没有觉得画还要分好多种，因为我什么也没学过，中国画、西洋画都没学过。我来谈中国画实际上不够格，也没有正式的老师。我不是正统的学画的，不是延安来的，也不是徐悲鸿的学生，我就用自己的方法画。” 　　他回忆自己在干校三年时间，每天排着队，拿着农具走１６里地去劳动，还得唱着歌，表示高兴。那时是不准画画的。“我就在心里画。我当时说我大概以后不会刻木刻了。有人说你不刻怎么生活。我说画画。他就冷笑。他不知道我其实每天就在心里画画。回来后用纸画。那时房子没有现在的桌子大，我画大画，先用棍子卷起一边，画一点，就放一点。” 　　他的画画实际跟苦难结合在一起，诚惶诚恐地度过了漫长的苦难的时代。现在，黄永玉看到现代人画得这么好，感到很开心。因为他几乎能在每本杂志里都发现很精彩的画。他说：“不是少数，是普遍开花，中国很多年轻人都画得好。我曾经给胡永凯的画册写过一个长序，他的创作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体系。人家说建立什么派、什么画风。这我不理解，我理解画家建立自己的体系，是从小就形成的，有了体系，就成为一种风格。不是今天没风格，明天找个风格可以来做做。胡永凯早年就做研究，是一个整体、立体的东西，逐步形成了风格。他的画很讲究，我欣赏。现在的很多画，认识的不认识的，叫我惊叹。” 　　他又谈及前卫画。因为他不止一个朋友，国画画得好，忽然要画前卫画，结果一塌糊涂。黄先生说：“我告诉他，前卫画是另外的一种东西，是很难画的。我不讲历史发展，讲本身结构，前卫画也需要基础，需要很好的修养来画，才画得好。比如素描，素描的修养好，前卫画才会更细腻，更好看，前卫画的构成就是元素的构成，光的色彩，粗细快慢，各种各样的东西，抓一个来表现，即使有整体形象，也要表现距离关系。” 　　对艺术首先要快乐 　　黄永玉最早的时候学习漫画，然后是木刻，靠木刻为生过了几十年。他谦虚地说：“唐玄奘去印度取经花了１９年，到２００３年，我木刻花了３个１９年。唐玄奘把经取回了，我到现在什么经也没取回。” 　　他认为，对艺术首先要快乐，要赤诚。有了画，他就忘记了其他，忘了困难，忘了生活中的忧伤。“文革”中，有个批斗黄永玉的人指着他说：“你这个人创作上从来不严肃，从来都是玩。”黄永玉说：“我当时低着头想：你这个老小子，平时你这么说我一定请你吃西餐。画画心里不快乐，画什么画呢？我心想你说的是艺术最重要的东西。” 　　有一次黄永玉画了一幅画，有两个记者很感兴趣，问他：你在创作时在想什么？ 　　黄永玉回答：就想着赶快把它画完。 　　记者觉得他的回答并不令人满意。可是黄永玉很坚持：工作时一边想一边画，还能画画吗？这是工作，要快乐要开心。他表示，文学上有伤痕文学，人们不能光靠受伤受苦过日子，画画要开拓创新，用快乐的胸怀，开心地画锐新世界。“我这个人是这样，痛苦的年月太长，我在痛苦的日子里，也很开心。” 　　有人说黄永玉画的不是中国画。朋友特别生气，比黄永玉自己还生气。黄永玉对他说：“你告诉他，他再说我是中国画我告他去！” 　　５０年代批判印象派，艾青曾说：“人应该画美好的东西，想方设法表现新鲜的东西……”黄永玉很认同：“我们只能在艺术里、绘画里，开心地画画。” 　　不停地后悔不停地画画 　　黄先生身后，正有一幅他未完成的画。我问他现在有多少时间用在画画上？他说：“现在我有两样事情。一是读书，没一天不读书；二是工作，没有长时间不画画。一时高兴就画画，画完就悔，赶紧画第二幅填补后悔；不停地后悔，不停地画画。”他的话引来一阵大笑。 　　又追问他在看什么书？他说：“我一辈子不停地看书，看书的毛病就是记不得。学问家看书，但是他们家里的书不多。我问钱钟书：你的书呢？他说书在图书馆。我看马克思《资本论》，从来不记得，但是陈寅恪读了都能记住。我们画画的人读书是读感觉，都读了，你说哪件事我知道，画画不是大学问家，显示书本的学问干什么？因为读了书，所以画画会用感觉鉴别。我们是在书本上滚过来的。” 　　那么，做学问的人和画画的人，这两种不同的读书方式，哪种更好？他“不客气”地说：“当然是我们的好！我是这一行的么！一天到晚像学问家那样读书，还能画画吗？” 　　黄先生说，他有个计划，准备开个书画展，他说，现代语言很丰富，用现代语言画一些画，比如“上当上当，当当不一样”。他说：“我不是搞书画革命，是丰富。” 　　似乎每一句话，经黄先生一说，都成了趣说。前几天经过北京火车站去同仁医院看病，别人问：怎么这么久？黄先生回答：“让全中国不守交通规则的精英挡住了。” 　　作为一位热爱自然的画家，他也同样关注环境变化。“越落后的越先进，越是没有开放的地区，绿色越多，环境越好。２００４年，我的家乡有个化工厂，把废料倒进寒洞，洞里废物流到河流，污染了河流，都已经中毒了，政府也没办法。我们几个人商量着：怎么办？打他一顿吧！我们几个人准备好棍子，去他办公室砸他一顿——真打了！结果没过几天，这事儿就解决了。所以有些事要用一点技巧。”他说，爱护自然要像讲卫生一样自觉。 　　“自然，贴着地过日子，开开心心的，别认为自己有多么了不起。”这是黄先生崇尚的生活。宋代王观有《红芍药》词：“人生百岁，七十稀少。更除十年孩童小，又十年昏老。都来五十载，一半被睡魔分了。那二十五载之中，宁无些个烦恼。”这也是黄永玉老头在时间里的喟叹。故事一串串，像挂在树梢尖上的冬天凋零的干果，已经痛苦得提不起来了。而他与他所怀念的那些比他还老的老头老太，都配得上叶芝写的那首《随时间而来的真理》：虽然枝条很多／根却只有一条；穿过我青春的所有说谎的日子／我在阳光下抖掉我的枝叶和花朵；现在我可以枯萎而进入真理！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07-04-13 第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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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记忆中的老人
央视国际 www.cctv.com　　2007年01月19日 11:07 来源：CCTV.com

　　主持人：有人说，黄永玉是位奇才，诗、书、画、小说、散文无所不通，而他却只受过小学和不完整的初中教育。他生于湘西却一生在外漂泊，如今83岁高龄的黄永玉仍会在北京、香港、他的故乡凤凰和意大利弗罗伦萨的四处住所间飞来飞去，2006年岁末，《大家》栏目在黄永玉北京的家中第二次采访了他，这次他没有谈自己，而是谈他人生交往中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几位老人。

　　解说：2006年12月15日，在位于北京通州区的万荷堂，黄永玉北京的住所，《大家》栏目第二次拜访了他。十天前他刚从凤凰老家回到这里，一进门，迎接我们的仍然是黄永玉满院子的大狗。作为画家，晚年的黄永玉似乎更倾心于写作，近些年他相继出版了散文集《太阳下的风景》、《火里凤凰》、《比我老的老头》、诗集《一路唱回故乡》，并正在写自传体小说《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我们的访谈便从他的书和他笔下的人开始。

　　主持人：您现在很愿意写一些东西，过去的一些东西。

　　黄永玉：只能写一些，写一些零零碎碎的，没有什么。大概是明年开始要务正业了，要写我那个小说了，再不写死掉了。

　　主持人：但是您写别人写了很多。

　　黄永玉：我以后也是写别的事情多，写社会、写别的人、写各种脾气各种性格，因为写这个东西快乐，写自己不快乐。写自己老忙着吹牛了，不快乐，没有意思。

　　解说：黄永玉在他的散文集《太阳下的风景》一书中这样说：文章是为纪念一些山水和人物写的。山水长在，尊敬的人物已经消逝，只由于接近的方便，我提供一些他们的生活、思想片段，也许对今人或后世有些用处。而在近年黄永玉的几本书中都曾提到一个人，就是他的表叔——著名作家沈从文。

　　主持人：您先给我们聊聊沈从文先生。

　　黄永玉：非常单纯，生活也非常简单，他唯一最奢侈的都是喝一点绿茶，有点蜜饯啊什么的。平常蜜饯招待客人，生活上你给他吃什么他吃什么。

　　主持人：他是您的表叔？

　　黄永玉：学不会的，学他是学不会的。

　　主持人：您觉得您学他也学不会？

　　黄永玉：学不会。

　　主持人：但他还是教了您不少东西？

　　黄永玉：没有，影响我一点，精神方面的影响。

　　主持人：您指的影响是怎么样的影响？

　　黄永玉：影响就是人格的影响。

　　解说：黄永玉12岁离开故乡凤凰到福建，开始四处漂泊。他16岁开始便以绘画及木刻谋生，他做过小学、中学教员、报社编辑，并参加抗战救国的宣传，他从福建到江西，从江西到上海，从上海到台湾，从台湾再到香港。抗战胜利后24岁的黄永玉开始与表叔沈从文通信往来， 1948年到1953年在香港期间，从文表叔写过许多信给他。解放后，沈从文是第一个要黄永玉回北京参加工作的人。

　　黄永玉：到了1946年才开始写信，我那个名字，我那个永玉的“玉”本来是富裕的“裕”，他说你这个名字像个卖布的。他说我给你改这个吧，我说好，就改这个了。

　　主持人：名字是他给改的？

　　黄永玉：他那个名字也是别人给他改的。我们家乡一个有名的文人叫做肖选青，他本来是叫做沈岳焕，家乡的名字，后来改成从文。

　　主持人：那您回到北京还是跟他有关系，他给您写信，劝您回来？

　　黄永玉：他当然影响很大，他知道他处境很困难，人家说他是反共，其实他反什么共？他都不懂得政治，他反什么共？

　　主持人：但在这之前，他给你写信的时候还提到他的境况，其实生活境况很不好？

　　黄永玉：他就是说，他在学校做教授，那么有的左派骂骂他，他就回骂两遍。就这么一种关系。后来郭沫若说他是粉红色作家，这个那个，解放前期，就顶起牛来了。当然他有很多生活的不幸，也是因为这些问题，因为他以前年轻的时候，评论过郭沫若！专论过，一篇一篇的。这些都不足道，他这个人是很了不起，他自己本身所遭遇到的东西，同他很客观地看共产党是两回事。所以他写信给我，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军队，这么好的共产党，如果我早知道的话，共产党里头就会多一个很好的随军记者。充满好意，没有见这么好的军队，你应该赶紧回来值得为之献身，是这样一个意思，排除他本身的遭遇。

　　解说：1902年，沈从文出生于湘西凤凰，1928年以后，他先后在上海、武汉、青岛、北京等地的大学任教，并写下小说近300万字。他先后发表了《边城》、《长河》、《从文自传》、《湘行散记》等名作，1949年之前，他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文学成就，19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曾尊称沈从文为“中国当代最伟大的在世作家”。

　　黄永玉：解放军进城之前他写信：我很可能含笑上绞架。

　　主持人：预期不好？

　　黄永玉：政治上，有的文人了解政治的多少那是有区别的。

　　主持人：您觉得他是了解得很少的？

　　黄永玉：唉，你看我从小就在左派的圈子里面，对吧？

　　主持人：沈从文先生那时候实际上是无派的？

　　黄永玉：说他是右派也不公道，他就是大学教授。你要给他来一篇什么文章，他就回一篇。那么左派就认为他是向左派进攻，实际就是上文章的来往！

　　主持人：他那时候就没想过离开北京？他既然想到自己有可能含笑（上绞架）。

　　黄永玉：他不会离开北京的，这就是湘西人的一个脾气。湘西人的脾气就是这样子，宁愿含笑上绞架也不愿意走。

　　主持人：您说湘西人的脾气，我看到那个您的新出的诗集《一路畅回故乡》，凤凰和凤凰人，凤凰人的脾气。您说凤凰人，看凤凰人的眼睛，你明白什么是忠诚，看凤凰人的身段你懂得什么叫辛劳，看凤凰人的脚你知道什么叫千山万水，看凤凰人的手你清楚什么叫灵巧。特别好，最后一句：看凤凰人的头发顶起了帽子，“狗日的”你不好更待何时？所有人看到这儿都要笑，是不是凤凰人都有那种，不管什么样方式表现出来的那种执拗，那种犟？

　　黄永玉：比较诚挚对待人，但你不能被出卖，要出卖了可饶不了你。

　　主持人：您说（沈从文）他表现的像是水一样，您表现得是像火一样。

　　黄永玉：我们湘西人，我们两个人是湘西人的一个圆球的两半。

　　主持人：太极？

　　黄永玉：他是水一样的，所以钱钟书说他：他说你不要看从文微微笑，微微笑的，对任何事，他说他不干的时候，你刀架在他脖子上试试看，他也不干的。那是真的。我，你怎么能刀架在我脖子上，怎么可能呢？

　　主持人：您会把刀架在他脖子上。

　　解说：1953年，黄永玉听从表叔的劝告回到北京并在中央美院任教，回京后他与表叔才有了真正的接触与交往，也开始更深入地了解表叔沈从文。

　　主持人：你回来以后第一次见到沈从文，那个时候你什么印象？

　　黄永玉：我一回来，他是一个人到前门火车站接我们的。我们一家三口，我妻子、我七个月大的孩子，抱着黑蛮，下火车。从广东来，包一床小绒毯子，两只光脚露在外头。他说哎呀你，三月间，脚就要冻坏了，赶紧把脚包起来。从广东来不懂事嘛！来了他接我们，坐了马车到北新桥大头条他家里，他租的房子。

　　主持人：您那时候看到他的生活境况怎么样？

　　黄永玉：这个人从来不告穷的，从来没有让朋友感觉到他需要帮助，从来没有。你也不可能敢在他的面前帮助他，也不可能的。

　　主持人：您不敢在他的面前帮助他？

　　黄永玉：因为他对这个事情很敏感，不喜欢人家帮助他。

　　解说：解放前沈从文已是成就卓著的文学家，而解放后他却不再从事文学写作。1950年起，他开始在历史博物馆工作，从事文物的整理与研究，甚至担当文物讲解员的工作。

　　主持人：那个时候那时候他已经开始不写小说了？

　　黄永玉：一解放就不写小说，你说他多聪明，是吧？他怎么会想到，湖南人不写小说搞文物了，很多文人还不清楚呢，还准备写小说，写这个写那个，他已经就是一刀两断不写了。

　　主持人：您觉得是他聪明？

　　黄永玉：当然是他聪明了。那不聪明的人有的是，解放后还在写的人有的是，哪一个不挨棒棒？问题是他不当官不写，有的人是身兼要职还在写，矛盾就当文化部长了！谈不上写了，巴金也写不出大文章了，曹禺也写不出大剧本了，老舍在忙，老舍算比较成功的，写了几个，《龙须沟》、《茶馆》。

　　主持人：好像您还给曹禺先生写过一封信。

　　黄永玉：（大笑………）

　　主持人：批评他，他的这个。

　　黄永玉：好长一封信。

　　主持人：那是什么时候写的？

　　黄永玉：八十年代，八十年代初。

　　主持人：您为什么要写这封信，还是就是要批评他？

　　黄永玉：有个来往，他在写《王昭君》，他到我家来，我也到他家去玩儿，我们的长辈嘛！前辈嘛！他跟我这个表叔（沈从文）也是好朋友，他说他对不起他，因为解放以后没有胆去找他。

　　主持人：没胆去找，去找沈从文先生？

　　黄永玉：他说你看你的朋友这么多，我的朋友这么少，都没有人找我了。曹禺自己这么说。我也到他家去，也去陪老人家聊聊天。为什么写不出来？所以我就用了一句话，比较不客气的话，你 “势位所误”，势是势力的势，位置的位，一种仗势力的势，得势的势。郭沫若就是得势的是吧！“势位所误”你怕你的力量，你怕你的位子掉了，不敢乱写了，是吧？我说你是我们，抗日战争解放前你是我们的大山，是我们的大河，现在是一个小土堆，现在是一个小沟渠。

　　主持人：您很直言不讳地跟他谈这些？

　　黄永玉：（吴祖光）就说完了完了，他不会再同你来往。

　　主持人：您在信里面就这样说？

　　黄永玉：没有想到，他也回了十五页纸给我，而且把我这些表成一个册页。

　　主持人：收起来了？

　　黄永玉：阿瑟•米勒到他那儿，他让英若诚翻译给他听。

　　主持人：他很看中他封信？

　　黄永玉：我是实在很诚恳地讲，你为什么写不出来。你怪谁，怪他？谁写出来了？那么就等于罗稽南问毛泽东那句话嘛！鲁迅如果活着会怎么样？毛说在监牢里面还要写。

　　主持人：在监牢里面还要写？

　　黄永玉：或者是放出来老老实实一声不响，那个意思是这样子的。

　　主持人：所以您觉得沈从文先生当时是自己选择的不写了？

　　黄永玉：沈从文想到了，他在文物方面还挺有成效的。

　　主持人：那沈从文先生后来在包括反右、文革期间，有没有受到什么样冲击？

　　黄永玉：所以他本质好，我们的党对他的认识也是逐步逐步地深入，他的本质实在是很好。他在反右以前，他到上海，大概到上海去办什么事，写过一封信给他的妻子。他说现在好多人写不出东西怪共产党，是吧？这一个人写不出东西，应该说自己发奋的问题啊！跟共产党有什么关系呢？你要是怪共产党的话，那你解放以前也有不少人写过好东西啊！

　　主持人：他这封信里写的？

　　黄永玉：对，写给他妻子。后来沈从文家书把他发表了。所以他不是右派的道理恐怕也在这里，他从来没有要求待遇，要求条件，在很坏的条件，他照样做他应该做的工作。

　　解说：在文物研究领域，沈从文可称得上是位全才，他对瓷器、铜器、玉器、漆器、绘画、家俱、舞蹈、服饰、丝绸、染织、图案等都有研究，并发表了许多的相关论著。他最突出的是服饰专题的研究。沈从文编纂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一部有史以来资料最完整、插图最丰富、考据最确实的中国服装历史专著。

　　主持人：我说您回来的时候，包括您，包括沈从文先生可能对回来以后，对解放以后的境遇的一些预期，对自己创作的一些预期，可能和自己真正经历的生活还是很不一样？

　　黄永玉：白银时代，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布洛克他说过，艺术这个东西命定得要穿过漫长的死亡地带。

　　主持人：上一次我采访您，印象特深的一段话是，您说您文革的时候挨打，我问您打的时候想什么了，然后您给我来了一句说，一看就是没有挨过打，打你的时候还想什么。

　　黄永玉：我挨打的时候，打得我背心沾着血。恰好是我的生日，我爱人就说话，因为那个时候美国人让我去教书我都没有去嘛！她说，把我背拿热水敷敷，血沾在背心了，她说了一句话，她说，哎呀，当时有人叫你不要回来，你都不会听的。我说不能这么讲，我说不会永远是这样的。

　　主持人：不会永远是这样的？

　　黄永玉：不会永远是这样的。那么有运动挨批，批也不是个大事情。他也不是什么，我对社会主义我挺满意，你怎么说我都满意。大跃进的时候，我也给你说你什么几万斤稻子上面跳舞啊，猪啊羊啊比牛还大啊！我也都刻过，人民公社盖房子，公众食堂啊什么的，而且发表都在《红旗》杂志。

　　主持人：这些木刻，这些画你也都做？

　　黄永玉：都做嘛！现在要算，我自己想想，八十岁的时候想想，恐怕我的作品的发表恐怕是最多最多的。你想想看，你算这个细帐看看，好不好咱们不管。

　　主持人：但您觉得您在这里头，您是找自己的乐趣，但你做的时候你相信，相信有那四个牛猪吗？

　　黄永玉：不相信？《人民日报》说的，怎么不相信呢？

　　主持人：还是相信的。

　　黄永玉：后来都没有，就不相信了。

　　主持人：那要是沈从文先生知道这个事儿，他会怎么样？

　　黄永玉：他连这个事儿都不知道。他没有空去管这个事儿。

　　主持人：没空管这个事儿。

　　黄永玉：他不管这个事。他每天扫厕所，扫厕所挨斗，这个算什么？

　　主持人：他挨斗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

　　黄永玉：他，我估计不太会有人打他，不会的。可能是凶一点，摁呢，那是有的。不忍心，对他不会忍心的。他平常很善良的，而且身体也不好，他身体也不好，我估计人家不忍心对待他的。

　　主持人：文革的时候他的罪名是什么？

　　黄永玉：反共文人。香港的朋友对这个文革是怎么说法呢？文革就是大人做小孩的事，小孩做大人的事，这也讲的很科学。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好好的一个中国，比如像今天，一合理化，一切都进步了。多大的事啊现在，不要农业税，这个多大的一个事，修了西藏铁路，真的，不是假的。你稍微这么冷静，这几十年，讲科学化，什么就做到了。

　　主持人：那时候你们还有往来吗？

　　黄永玉：没有。有一次在路上碰见了，擦身而过，他说了三个字：要从容。

　　主持人：要从容，他跟您说要从容？

　　黄永玉：就三个字，我们不敢站着说话，东堂子胡同，我去美院去，他从那边回来，走路就看见，要从容。

　　解说：沈从文有着传奇般的人生经历，未上过大学，却因文学成绩卓著而登上高校的讲台，解放后改行研究文物，同样成就卓著。他的才智与勤奋贯穿整个人生。对于表叔的才华与品格今天的黄永玉仍然记忆犹新。

　　主持人：您再给我聊一聊晚年的沈从文。

　　黄永玉：沈从文晚年就坐在椅子上，耳朵大概可以听得见，嘴巴不能说话了。我找到一幅（书法）拓片，是他18岁的时候，在芷江给一个人写的墓志，18岁写的。现在当然是一件重要的事了，就是拓（碑）那个拓片，我拿给他看，他就哭了。他不能说话，也不能什么，看见我拿的拓片哭了。耳朵能听得见。然后呢，我的爱人就说，表叔你哭什么，他现在60岁了，我那个时候60岁了，他写不了你这个字，你18岁就写得这么好，你有什么好哭的？他慢慢就笑，耳朵听得见。黄苗子看见这个拓片，说他没有天才是不可能的。这么了不起，写得这么好，已经这么成熟。

　　主持人：他后来在历史博物馆，他工作得很高兴？

　　黄永玉：并不是真的得意，但他无私这是了不起的。他一辈子的积蓄，到琉璃厂看到有什么好东西就买回来，买回来就送给国家，到现在很多东西捐赠的人都没有。所以他有一句话，这句话是影响我的，他说有好东西当做是自己的东西，真是笑话！他有所指，某些收藏家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拿回家来，那简直是笑话。

　　主持人：您怎么评价沈从文先生？如果从成就上，从上世纪他在文化史的地位上，您怎么评价？

　　黄永玉：他文章是写得很好。文化来讲，为什么好？不是他故事编得好，不是什么，他是一个整个一个文字结构啊很讲究。忘了这一点，往往就会把沈从文简单化。你看他的《边城》，用词、讲句子，就象旧诗一样，很讲究，一般都理解是故事，就跟福楼拜的小说同斯汤达的小说一样。你研究福楼拜尔的东西，不是斯汤达、巴尔扎克，你研究福楼拜尔的文学，你再来看看巴尔扎克的文学，你就觉得巴尔扎克有很多不够的地方，不够讲究。

　　主持人：您认为沈从文是一个很讲究的作家？

　　黄永玉：他那个《边城》啊，为什么说值得去深入研究呢？这个句子像诗一样读起来朗朗上口，文字结构啊！很深刻很讲究的。

　　主持人：您觉得他是个天才吗？

　　黄永玉：我呢，不太相信天才，但是又不能不承认他，要不然就没有道理。你18岁能够写字比几十岁的人写得好，凭什么？是不是？另外呢就是，天才呢他起码包括这么一个内容，他努力的时候你没有看见。

　　（编导：王成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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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愈老愈纯真(图)

南方人物周刊

自称湘西老刁民 图/曾忆城 荷花无言 1950年代的黄永玉夫妇 小孩子黄永玉，老头儿齐白石 图/李可染 　　现在的黄永玉，在意大利、北京、香港和湘西的故乡凤凰游走，意大利世界著名画家达·芬奇故居隔壁，就是他的别墅。北京占地数十亩的“万荷堂”里，有他的狗和满堂的荷叶荷花，这个愈老愈纯真的老人，感受着童年般的快乐。他在艺术领域，过着纸醉笔醉的奢侈生活 　　本刊记者 江华 　　实习记者 赵佳月 　　“黄永玉八十”画展在广东美术馆开展的前一天，广州大酒店18楼，一个豪华套间。 　　刚刚午睡过后的黄永玉，像一个黑社会大佬，被人们簇拥着。老人脸上泛起的红晕让人想起他笔下的荷花。黄老随意地坐着，笑眯眯地用他几千烟斗中的一个抽着烟，身边放着自己打造的“黄家”专用的茶杯。他的每句话，都让屋子里的人哄堂大笑。 　　这简直不是接受专访，简直是一个可爱老头在哄大家乐。 　　记者请他起身照相，他斜着眼犹豫片刻，那片刻让人看到这个80岁老人不愿被人摆布的倨傲。终于决定要照相了。高楼顶上，手衔烟斗，一手插腰，一副气壮山河的样子。 　　诗歌、散文、杂文、小说，文学顽童。水墨、雕塑、木刻、版画，丹青怪杰。凤凰、北京、香港、意大利，处处为家。人们几乎很难界定到底哪种身份更适合他。 　　“搞艺术创作不容易，年轻人靠的是本事，像我这样的老人，就只有靠牌子了。”黄永玉笑呵呵地说，搞不清是自嘲还是自夸——不论如何，他都有资格这样。 　　少小离开凤凰、中学时各科成绩总和100分，到远离科班教条，自成画派一宗；被过去的时代狂扁，被当下的时代狂捧，老头却将这一切轻松化解，称自己为刁民。与岁月互为表里的黄永玉将自己的一生作为，总结为或轻松或尖刻的幽默历程。被他轻轻一抖，便满地生花。 　　言谈中，他放不下的，是变得越来越认不出来的故乡凤凰。手持烟斗的老人在追问下，竟对此刻的凤凰“古城”，顾左右而言他。 　　留级大王和天价艺术家 　　1924年出生于湖南常德，半岁后随父母回凤凰老家。入凤凰县岩脑坡县立模范小学，入福建厦门集美中学。在这里，变成了一个著名的留级大王。一个人，竟然有几百个同班同学。 　　1938 年参加金华野夫、金逢孙二先生主持的中国东南木刻协会。1939年 木刻《下场》发表在福建永安宋秉恒先生主持的《大众木刻》月刊上，得到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稿费。1947年后，参加中华全国木刻协会，从事木刻运动与创作活动，刻反饥饿、反内战的木刻传单及其他木刻。先后任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理事、常务理事。参加上海美术作家协会。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举办第一次个人画展。 　　1977-1991年，步出“文革”炼狱的黄永玉，等到了他的黄金时期：他创作设计的金猴邮票成为目前炙手可热的珍藏；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举办个人画展；获意大利总统颁发的最高司令勋章……1999年，在香港大学博物馆举办《流光五十年》个人画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 2003年7月，荣获第二届美术金彩奖。 　　黄永玉，现在他的一纸书法的草稿，也许就会让人的眼睛发出绿光。1986年他的画作拍卖价格在5万元以下，3年后达到13万元；1990年他的一幅《春图》卖到16.5万元；1992年他的《好鹤图》拍到19万元；2001年他的一件作品在嘉德拍卖会上拍到了77万元。 　　苦难只是一碗汤中多加点盐 　　2004年秋天，黄永玉回忆一生时，最刻骨而且乐道的，却是毁了他以及他表叔沈从文等人大好时光的“反右”和“文化大革命”。 　　“文革”时期，几千个著名的文化人被关在京城郊外一个叫“社会主义学院”的地方，那些被黄永玉称为“爷爷、叔叔、伯伯”的人们中间，有夏衍、田汉、周扬等等。 　　音乐家马思聪在那里与黄永玉相邻而居，每天会有人给马思聪送《参考消息》，于是黄永玉沾了他的光，每天早晨从他那里要过来看，晚上马思聪又从黄永玉这里把《参考消息》拿走，就这样来来往往，日子悄无声息。 　　突然有一天，黄永玉被告知：不要学马思聪。黄永玉暗自犯嘀咕：学马思聪？学得了吗？人家可是大音乐家！后来有传言说马思聪全家逃到巴黎去了。黄永玉怎么也想不明白，这怎么可能？ 　　“嘿——他还真去了！”黄永玉仍然吃惊地对记者说。 　　“那个时候我心里在拼命琢磨他究竟是怎么跑的。有什么办法跑呢？而且全家都跑了，这是多么奇妙啊！要我一个人跑我肯定不会跑，全家少半个人跑我都不干。但要是全家人能一起跑掉，那可真是精彩啦！哈哈！他们让我不要学他，嘿嘿，我心里可真想学啊！可就是学不了啊！” 　　“牛鬼蛇神”的岁月，屈辱与迫害，在黄永玉眼中只是“一碗汤中盐的多少问题”。“老舍和马思聪当然会受不了。对我就像喝汤，咸了一点，皱一下眉还是能喝下去。” 　　彼时的黄永玉在中央美术学院教书，没有太多的大是非，“革命”的风暴刮起来之后，他的教学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教学方法”，黄永玉觉得“这在当时的环境下也能理解”。同样的道理在其表叔沈从文身上也有同样的演绎：沈从文从一开始就没从时代的变迁中得到厚遇，“文革”到来后的惨淡生活，也就没有引起他过分的心理失衡。 　　但是到了老舍那里，一切就相反了：“他那碗汤天天调得非常妙，忽然多加了点盐他就受不了了，再加一调羹盐，他就死了。”黄永玉回忆老舍的离世时，瞪大了眼睛。 　　黄永玉挨打的那天正逢他的生日，回到家，脱下衣服，贴身的背心被血牢牢粘在身上，用温水焐了以后，才脱下来。“文革”开始后，黄永玉执意要回北京，这样的境遇之下，黄太太所有的抱怨和辛酸只成了一句话：“唉，那时叫你不要回来你都不相信！”然而黄永玉的回答是：“不是这样的，将来不会永远这样的！”听起来像临危不惧的口号。 　　黄永玉心里很清楚：“那个时候逞英雄肯定是死路一条，早被打死了。” 　　“四人帮”垮台后，廖承志询问黄永玉是如何同“四人帮”斗的。黄永玉说：“我哪还敢跟他们斗争啊，他们不想斗我就不错了！” 　　“文革”后黄永玉找到了曾经动手打他的人，他的朋友表示要帮黄永玉“收拾”他们，他拒绝了：“全国人民家家都在遭遇不幸，你打他没有用。要使全国每家都幸福，那可能更难一点，但让全国每一家都痛苦也不容易，而那时就是家家都痛苦的。年轻人是不会了解我们的痛恨的，就像我奶奶和我讲她小时候怎么痛恨太平天国一样，说他们当街强奸妇女，抢东西杀人，但我们听起来是不会有切身体会的。和我们现在讲‘文革’一样，年轻人不一定能理解，到了将来就更不懂了。” 　　金庸太浪费自己了 　　与黄永玉一同在历史波涛中起起伏伏的“武林高手”金庸和梁羽生，在黄永玉的嘴里说出来，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意味。 　　“直到现在，我还认为他们不是写这个东西(武侠小说)的料。”黄永玉评价说。 　　作为旧时同事，金庸在黄永玉的眼中是个“普普通通”的“杰出人物”，不爱说话。初中时金庸就可以编写出流通全国的会考指南，梦想着从事外交事业，终未遂愿，只得从事武侠创作的“旁门左道”。 　　这个名字在黄永玉的记忆里显然有着无限可惜：“好几次，他送我书，我看一两页就不看了。他怎么能写武侠小说呢？！人才这样浪费太可惜了！但他认为他并不可惜啊，觉得自己成就很大呢！” 　　梁羽生矮矮瘦瘦，是个戴着两圈“瓶底眼镜”的文弱书生，“吹弹得破”。因为报纸销路不畅，只能通过武侠来吸引读者，于是梁羽生才抄起武侠的笔杆。黄永玉很戏谑地说起梁羽生：“他还没开始写，大家就嘲笑他了。” 　　站在痛苦和欢乐的外头 　　“不管痛苦和欢乐，都要站在痛苦和欢乐的外头。”黄永玉说。 　　上世纪40年代末，黄永玉经野夫、李桦、陈烟桥、章西厓介绍，在上海参加了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先后任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理事、常务理事。在这些人的影响下，黄永玉和他们“团结得像一个人”。“后来说的团结得像一个人，那都是靠不住的。” 　　在全国青年“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中，黄永玉被召集去刻传单，几个人用毯子把窗子钉起来，通宵达旦地干，心里想的是：如果被国民党抓去，是绝对不会求饶的。有人笑他们说：你们不钉毯子人家可能不注意，突然钉了个毯子，人家就知道你们肯定不是在做好事。黄永玉和当时任何一个有志青年一样，满怀神圣的使命感，生活充实得一塌糊涂。 　　初到上海，黄永玉依靠刻木刻维持着紧巴巴的生活，5块钱一张木刻，一个月刻10张用来交房租。 　　“如果那时候我一个月能有100元的收入就好了，50交房租，还有50零用！”那些前辈们总在帮助这个年轻人。黄永玉拿着自己的木刻叩开了臧克家和唐弢的门。“他们看着我的木刻就说：这5张，我拿去找他们，你就不要管了，钱我就先垫吧。现在到哪里再去找这么好的老头啊！” 　　穿梭了80个春秋之后，黄永玉依然心存迷惘：“解放前，党的领导就像我们的叔叔伯伯爷爷一样亲切，凡事只需一声令下，我们便奋不顾身，马上去做，而且衣食住行都是自己管；解放后，有吃有住有房子了，我们反倒觉得压抑了，连叔叔伯伯爷爷也挨整了，为什么要这样子呢？现在‘四人帮’垮了，改革开放了，但是大家又都散了——奋斗的目标、人与人的交往都把钱摆在了前头。” 　　现在的黄永玉，在意大利、北京、香港和湘西的故乡凤凰游走，意大利画家达·芬奇故居隔壁，就是他的别墅。北京数十亩占地的“万荷堂”里有他的狗和满堂的荷叶荷花，愈老愈纯真的老人，感受着童年般的快乐。 　　“所以如果我死了，我的墓碑上应该刻这几个字：爱、怜悯、感恩。” 　　黄永玉透彻地看过历史和现实，他是否真正地轻松和快乐，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人物周刊：什么样的人是最不幽默的？ 　　黄永玉 ：官做得长了、做大了之后，就不会幽默，也经受不住幽默。 　　人物周刊：您的绘画和写作，您对哪一个比较满意？ 　　黄永玉：很难说满意不满意，写东西对我是比较容易做的，写起来也快活。但画画更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卖钱，可以赚钱请朋友吃饭，可以玩。 　　人物周刊：您胃口很好，对吃怎么看？ 　　黄永玉：到了不能吃的时候我就不得不停下了。好多东西平常我都能吃，吃饱为止。但是不要一天到晚想吃好东西，一天到晚想吃好东西会死得快，和我一样年纪的画家都死了，因为他们吃好东西，喝酒，都死了。(大笑) 　　人物周刊：您都80了，身体还这么好。 　　黄永玉：养身之道就是多吃饭。打乒乓球啦，画画啦。拳击现在不能打了，最多打打沙包。 　　人物周刊：行走天下，口味还是地域主义吗？ 　　黄永玉：用鼻子吃辣椒不行，用嘴巴就行。你说广州人的口味怎么样？天下的口味都一样，我干校都去过，还有什么口味挑？ 　　人物周刊：您在干校“洗澡”的时候都干些什么？那是您生命的旺盛期。 　　黄永玉：每天上工走16里去种地，再走16里回来，要唱歌表示高兴。不许画画。25年啊，25年搞运动，下乡，“文革”。我现在80岁，睡觉睡了一半，小的那段十几二十岁不算，去掉；真正干活也就10年。我怎么一下子就80岁了？好像抽奖抽到的。这么有意思的时光给耽误了，我们也不是懒惰的人，愿意工作。我要是现在50岁，多好啊！ 　　人物周刊：除了盖大房子、画画、写书，有什么业余爱好？ 　　黄永玉：弹钢琴的水平和我日文差不多，只懂中国字的那部分。再就是看电视剧，不管好坏。有的故事很糟糕，看着骂着还要看。《还珠格格》、乾隆、康熙啦，《走向共和》都看。电影院是不去了，我家里有上千影碟。《十面埋伏》看了，那是张艺谋最失败的东西了，张艺谋不学好。不过张艺谋拍《图兰朵》，公主穿的那件衣服我在意大利买了。那个公主很胖，非常胖，不是普通的胖，衣服做到第4次才合适。那件衣服非常漂亮。 　　人物周刊：您曾写过，人在狗的眼睛里是长得比较奇怪的狗，您在凤凰、北京有一个狗的联合国，您觉得人有哪些地方比不上狗？ 　　黄永玉 ：狗单纯得多啦，人太复杂。人会说：我想我喜欢的人一定天天在想我，事实上他想不想你你也不知道。但狗它可真是在天天想你，你要回家的话，一进门，狗都会过来。每只狗有每只狗的脾气，有的狗真的喜欢你就用嘴巴咬你；真的喜欢你，有的就拿脸去贴你……它们表达感情的方式都不一样。我有一只老狗在北京，我这次要离开它的时候，那只狗就一直拿脸贴啊贴啊，他知道我要走了他就贴我。我在凤凰的那只狗呢，看到我就咬我，到处咬，它是这么来表达感情。狗的最大特点，就是它不会嫌家贫，讨饭人的狗也一直跟着他，有钱人把它买了，让它跟着有钱人，它不会的。人就不要说了。狗没有那么多利害关系，没那么复杂。 　　人物周刊：它们之间的利害关系也有啊。不同的狗和人一样，也要打架啊。 　　黄永玉：会打的，但是只有一次，就是争领导权的时候。成功了就不打了。现在家里领头的狗是一条意大利的大狗，但很快他会没有领导权了，大约再过一年就不行了。另外那只竞争的高加索的狗，很大。 　　人物周刊：您似乎是个全才。 　　黄永玉：你不要在我面前讲我是全才，你背后去讲好了。(笑)我喜欢文学。 　　人物周刊：但您年轻时没有发展写作，老了却妙笔生花。 　　黄永玉 ：那会儿写作就成右派啦！我敢写吗？一些讨好的文章我也写过。汪曾祺他没有写，他敢写吗？他没有写就变“右派”了，就只讲了一句话。 　　人物周刊：您好像说，在“文革”的时候，有个人攻击过您，后来您把他打了一顿？ 　　黄永玉 ：没有。不敢。他们打过我，两个人拿皮带打，打了240下，我受不了了，那是真的。 　　人物周刊：您的性格是怎么形成的？天生的吗？您和沈从文先生的区别呢？ 　　黄永玉：他是在文字里头长大的，我是在江湖长大的，不一样。他的文化是很纯粹的，从小写字，听老人家们谈文学。老人家抽鸦片烟，他在旁边伺候着，老人家讲话他在听，听到好点的东西就去学。就是在旁边逐步逐步听老人家嘴里流露出来的东西，连他的名字沈从文三个字都是一个姓萧的老人家给他取的，说“你喜欢文学就叫从文吧”。钱钟书先生有次对我谈起他，说，“从文这个人，你不要认为他总是温文典雅。骨子里很硬。不想干的事，你强迫他试试！” 　　人物周刊：您现在80岁，您怎么看待您年轻时候做的这些事情？ 　　黄永玉：我觉得很可爱的！ 　　人物周刊：您觉得您自己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黄永玉 ：(沉默)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也想过这个问题。我看到人们生活上的差别这么大，有的人这么苦，有的人用一百多万买一个月饼，一公斤黄金才十一万多。所以就不能不想这个问题。但想有什么用啊？你当了毛主席也救不了了啊。 　　我的人生意义容易些，就是别嚣张。 　　有人说活着太没有意思了，我说还可以啦，死了有什么意思啊？鲁迅说，任何一个人不活在人的心上，他就真正地死了。 　　我对死有几个方案，一是把骨灰放在抽水马桶里面，请一个尊敬的老先生拉一下。我的爱人反对，说会塞住水管的，还要找人来修，多麻烦，那就说明第一个不能用；第二个方案就是一小包一小包地包起来栽花，送给朋友。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这个朋友晚上睡觉的时候知道骨灰在花盆里，会害怕，睡不着觉。那也没有意思。我说，那只好让朋友永远痛恨我，咬牙切齿地骂我。我把骨灰糅在面粉里头，包饺子给大家吃。哈哈！——完了宣布：你们刚才吃的是黄永玉的骨灰！(大笑) 　　(广东美术馆对此文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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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 一个关于天才的艺术与爱情

人活着的过程就是漂泊的过程。思想有多远，漂泊就会有多远。     黄永玉，这个自称无愁河边的浪荡汉子，他从沱江走来，淌过江河，漂过洞庭，奔向大海。他带着凤凰的气息游走于外面的世界，又带着对世界的认识回到凤凰，出走与归来，似乎涵盖了他人生的全部。在不断的漂泊中，他见证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化史的变迁。这个艺术的精灵在漂泊中成长，在和异质文化的碰撞中走向艺术和人生的深处，在大雅大俗间成就艺术的个性，在悲喜缄默中缔造智慧的人生。这是一个来自凤凰青山绿水间，时刻处于变化当中的艺术鬼才，一个不老的老头。     黄永玉的父母是凤凰第一对自由恋爱的新式夫妻，他们分别担任男校和女校的校长。毕业于省第二师范的母亲杨光蕙有很多新的风尚，在凤凰城里她是第一个剪短发、穿短裙的女性，而且还敢带着学生跳现代舞，被县里保守的行政长官认为“有伤风化”。父亲黄玉书会画画，爱音乐，能弹一手全凤凰独一无二的风琴。据说两人的结合就是风琴为媒。在父母的熏陶下， 黄永玉从小就喜欢艺术。     80年前的凤凰是湘西地区最繁华的小城，东来西往的商人穿行于老街古巷。对于还是孩子的黄永玉来说，凤凰城里好看东西实在太多了：大傀儡戏、傩园戏、划龙船、重阳登高、元宵舞狮、清明挂坟、放风筝……这些层出不穷的节目，几乎让他的每天都成了快乐的节日。黄永玉很小的时候，就经常喜欢在这些青石板小巷里闲逛。他最爱去的是边街，那里是各式各样的民间艺人的天地。有一家姓侯的风筝画得最漂亮，他常常站在这家店铺前，一看就是半天，这间作坊也就成了黄永玉逃学的庇护所。即使坐在教室里，心仍在铺子里，想象着不同木雕的模样。正是在这些充满了艺术气息的街巷里，他看到了在别处从未看到过的完整的民间文化。在他童年的记忆中，纸扎的风筝和边街的菩萨，就如同母亲在远古呼唤他还睡在摇篮时期的感情。凤凰天然而成的艺术气质就这样一点一滴地融入到了黄永玉的血液之中。多年以后，这样的文化环境给了黄永玉丰富的创作源泉。     在湘西王陈渠珍的统治下，湘西有些落寞却又怡然自得地维持着一种偏安一隅的局面。但学校的老师们依旧感受到了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他们订阅了大量进步的书刊互相传阅，黄永玉从那里发现了书本以外和县城以外的世界，最让他受益的是《上海漫画》和《时代漫画》，这两本读物成为黄永玉绘画人生最初的启蒙老师。很快，学校的壁报里出现了大量从《上海漫画》和《时代漫画》改头换面的摹仿品，嘲讽凤凰的一些社会现象和开学校的玩笑。这其中就有一些黄永玉的作品。      在小群落里的自我得意，巩固了黄永玉一种终生从事艺术的勇气和毫不含糊的嘲讽眼光。1936年的儿童节，父亲的礼物是一本《漫画小事典》，受这本书的启发，黄永玉给父亲的一位朋友画了一张像，一脸的麻子。方麻子叔叔看了以后追着他到处跑，满院子鸡飞狗跳。父亲看了以后说：“不能只是像，要象张乐平的三毛一样，有神。”     黄永玉家有一棵奇大无比的椿树，诗意盎然的“古椿书屋”也因此而得名。正在黄永玉沉缅于画画的时候，曾在凤凰城显赫一时的黄家开始中落。祖父黄镜铭过世，父亲黄玉书也不再担任校长的事务，一人远赴外地谋生。几代相传的“古椿书屋”不再有往日风琴低回中的欢歌笑语。黄永玉决定去长沙寻找父亲黄玉书。然而，在长沙军队里做参谋的父亲过得并不如意，不久就离开长沙去沅江的青浪滩做了一个驳船站的站长。黄永玉则跟着他的一个远房叔叔去了福建的集美学校，这是他漂泊人生的第一站。那一年，黄永玉十二岁，从此远离“古椿书屋”的温暖，独自一人开始新的生活。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集美这所由华侨陈嘉庚创办的学校，是当时全国师资最好的，集中了一批在各个门类都出类拔萃的老师。据说，陈嘉庚吸引优秀师资的方法，是用最好的待遇邀请一些著名学者去执行终身教学。黄永玉1936年成为集美的一名学生时，他的名字是黄永裕。后来，熟谙中国文化的表叔沈从文认为，“裕”是开布店的，建议他改名成了今天的黄永玉。     在集美，黄永玉的生活过得很苦。开学第一天，他就把领来的新书卖了，换钱买袜子和肥皂。上课的时候没有书，他就泡在图书馆。由于不安心学习，黄永玉一共留了五次级，他成了集美同学最多的学生，前不久他回到厦门，请他吃饭的同学有两百多人。尽管学习成绩很差，但集美“兼收并蓄”的氛围还是让黄永玉找到了自由生长的空间，学校所有的图画老师都成了他的“好友”。     学校还有一个毕业于中央大学美术系的朱成淦先生，他成了黄永玉正式的美术教师。在他的帮助下，黄永玉参加了野夫负责的东南木刻协会。他按照野夫写的一本《怎样学习木刻》的书，开始了一生中最早的艺术实践。很快，黄永玉从木刻中找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与兴奋，他开始临摹投稿。这是他和美术真正结缘的开始。黄永玉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他此后７０％的时间都花在了木刻上。     1937年，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国破后的山河哀鸿遍野，到处是流离失所的人们。来到集美还不到一年的黄永玉，不得不跟随学校转移到了离厦门一百多公里的山区小城安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黄永玉，如同回到了家乡的凤凰，他经常和同窗的好友逃课到那条穿城而过的小河边游玩。对于黄永玉来说，再好的学校也是牢笼。学校和社会相比，知识和有趣范围的悬殊是显而易见的。由于糟糕的学习成绩，还帮别人打架，多次留级的黄永玉不得不中止学业离开集美。     离开集美后，为了谋生，黄永玉来到德化一个瓷场做小工。德化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山城，在历史上，却是著名的瓷器产地。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那些还没有烧制的陶胚上画上一些花花草草。这对于黄永玉来说，这不是在工作，简直就是在享受，所以有没有工资他也不在意，老板给他三顿水平极差的伙食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抗战期间，美术青年们组织木刻、漫画学习小组蔚然成风。黄永玉和一个木箱雕刻工、一个小学教员三个十多岁的青年也成立了一个木刻小组，合用一盒简陋的木刻刀。当他们把完成的木刻作品寄给一位报纸的编辑时，却收到了一封强烈的鄙视和嘲笑的回信，说他们寄去的东西简直是“安徒生的童话”。唯一安慰的是，让他们和安徒生排在一起。后来，在朱成淦先生的推荐下，《大众木刻》月刊上发表了黄永玉的木刻《下场》，15岁的黄永玉领到了他有生以来的第一笔稿费。     告别瓷场小工的生活，黄永玉到一个码头上干过苦力。一天，他在码头上偶然遇到中学时的军训教官，这个教官把他介绍到军队里成了一名司书。这是一份很轻闲的工作，每天只是抄写几篇公文，一个月收入8块钱。这在当时是一份令人羡慕的俸禄。偏偏他不是个会享清福的人，抄完公文后嫌它呆板无趣，闲着没事把它加以美化。结果惹得长官大发雷霆。     16岁的小司书上任没几天，就失去了这份美差，黄永玉只好重新开始流浪生涯。后来，又有好心人为他介绍了一个“肥缺”，去税务机关当股长。工作之余，别人喝茶聊天，他却致力于木刻创作，又是刻又是印，把机关办公室变成了木刻作坊。看在介绍人的面子上，上司奉送了两个月的薪水后请他“另谋高就”。     在以后漫长的日子，黄永玉和大多数的美术青年一样，揽着木板和刻刀，到处流浪，不停地认识新朋友，又不停地离别。1941年，离家五载的黄永玉来到泉州，在一个战地服务团做美工。一天，他在一座寺庙游玩时，看到院子里盛开的玉兰花，忍不住摘了几枝。过了两天，当他再去庙里摘花的时候，一个老和尚劝阻了他。让他惊讶的是，这个不起眼的和尚竟然是他最尊敬的丰子恺的老师。四天后，老和尚给黄永玉留下了“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条幅就过世了。     这次缘悭一面的交往，给黄永玉传奇般的艺术生涯抺上了一层神秘而忧伤的色彩。老和尚叫李叔同，一位盛极一时的艺术和佛学大师，他被人记住的是他的法名弘一，还有那曲传唱经年的“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送别》 。     六十年后，黄永玉回忆起这一段因缘时说，其实只是一次让人慨叹的偶遇，被一些好心人渲染成了一个合乎常情的大师如何启迪顽童在艺术上开窍的故事。     战地服务团其实是一个剧团，是抗战时期文艺青年的沙龙。黄永玉来到这里做了美工，画布景，写海报，但有时也得串演一两次不太重要的角色。直到有一次，两句排了两个月的台词，居然在上千的观众面前卡了壳，剧团才决定永远不要黄永玉这个美工上台，如果大家实在忙不过来，就让他拉幕。此后，他完成本行的工作后，就沉迷在书本和刻刀的世界里。     1942年，因为逃避战乱，十九岁的黄永玉来到了江西的信丰。在这里，他遭遇了人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爱情。信丰是一个距离赣州不远的小县城，黄永玉在民众教育馆里找到了工作，碰巧广东姑娘张梅溪也因战乱来到了这里。张梅溪父亲是一位很有钱的将军，她在家庭的影响下 从小就酷爱艺术和文学。 当时年轻漂亮的张梅溪有很多追求者，其中有一个航空站的青年，人长得英俊潇洒。这个青年知道张梅溪很喜欢骑马，还牵了一匹马来。也许，黄永玉听说过父亲黄玉书用风琴吸引了母亲杨光蕙的往事，他如法炮制：大清早见张梅溪从老远冉冉而来，他便吹起小法国号欢迎。后来他的同事们也都逐渐明白了，原来张梅溪的上班跟他的号声大有牵连。     张梅溪最终选择了只会吹小号却会刻木刻的黄永玉。那时候的日子，黄永玉过得十分拮据。一次，他手里的八角钱在理发还是买他看中的木刻板时出现了矛盾，把木刻看得比吃饭都重要的他，宁可蓬着头发也不肯放弃木板，但他又不愿以这样的形象在出现在心爱的姑娘面前。最后，在张梅溪答应送他一块梨木板后，黄永玉才去理了发。     尽管赢得了姑娘的爱情，但这个穷且漂泊的流浪汉却没有得到张梅溪家人的认可。他们把张梅溪关在家里，也不让她回信。外表柔弱的张梅溪作出了一个她一生中最重大的决定：跟着黄永玉私奔。结婚后，两人在《赣州日报》登了了则结婚启事，算是对张梅溪的家庭作了个简短汇报。     当年毅然决然的选择，在今天看来，无疑是张梅溪人生中最正确的重大决定。六十年来，两人不离不弃，从南到北，从解放到文化大革命，历经风雨亦历经苦难，他们的爱情始终如一。1970年，黄永玉在动荡的岁月里给夫人张梅溪写了一首情诗。诗中说：“我们在孩提时代的梦中早就相识，我们是洪荒时代，在太空互相寻找的星星，我们相爱已经十万年。     抗战时期的信丰，有很多逃避战乱的作家和诗人，其中有野曼，林紫群等人。因为战乱，他们才留在信丰做编辑。在野曼的介绍下，黄永玉开始为这些写诗人和作家做木刻插画。慢慢地，黄永玉和这些报纸的编辑成了好朋友。后来，给了黄永玉艺术摇篮的大漫画家张乐平也来到了这里。     抗日战争胜利后，黄永玉只身来到上海，生活相当困难。他先寄居在版画家李桦家里，后来弟弟黄永光也来投靠，更增添了生活的压力。为了生存，黄永玉每三天刻制一幅木刻。二十一岁的青年，已经有了一双沧桑的手，满是胀鼓鼓的青筋，厚厚的老茧。     现实生活的压力和艺术的真诚就这样经常发生矛盾。后来，他搬到了一座庙里，然后在一家中学教音乐和美术课。每到周末，黄永玉就带着一些刻好的木刻和油画，去给一些老一辈的画家和朋友看。有一次不小心，还把辛苦了几个晚上的油画遗落在了公共汽车上。不少前辈总是一手接过他的木刻稿，一手就交出了预垫的稿费。     楼世夷也是黄永玉常去“骚扰”的对象。在拥挤不堪的《时代日报》编辑部，他不但要给黄永玉安排投稿的计划，给介绍木刻拓片的欣赏者和买主，有时还步行带领去看一些前辈。     1947年的上海，左翼民主运动风起去涌，声势高涨。和大多数的热血青年一样，黄永玉也一起加入到了这场“反内战、反饥饿、反压迫”大游行的洪流中。他和其他的一些木刻家躲在一间小屋里，刻了两个通宵，创作特殊的地下传单。     在一些前辈画家和楼适夷、臧克家等人的提携与鼓励中，黄永玉的木刻技巧有了很大的进步，逐渐有了属于自己的风格。     1948年，黄永玉的作品在“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在上海的一次展览中展出。一对年轻的夫妇买下了黄永玉的部分作品，男的叫黄苖子，是国民党财政部的要人，女的叫郁风，是郁达夫的侄女。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黄永玉一直没有收到稿费，他在好友王琦的陪同下，去南京郁风家上门“收帐”。     1948年，参加了左翼运动的黄永玉，为了逃避迫害，不得不离开上海远赴香港。在这个陌生而充满竞争的城市，他一边给电影公司写剧本，一边坚持刻木刻。在萧乾等人的帮助下，24岁的黄永玉在香港大学的冯平山图书馆举办了他人生中第一个正式的个人画展。     画展后不久，黄永玉进入《大公报》担任美术编辑。非常凑巧的是，后来因写武侠小说而在华人文化中影响深远的金庸也在这里担任评论员。两个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传奇人物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1952年，祖国大陆沉浸在刚刚解放的喜悦中。     此时，身在香港的黄永玉，生活的压力仍然很大。《大公报》的薪水在交了房租后已所剩无几，他还得靠刻木刻、画速写、写点散文投稿过日子。尽管生活依旧清苦，但黄永玉总是一个善于发现快乐的人。他居住的屋子很窄很小，但窗口很大，他骄傲地称这个栖身之所为“破落美丽的天堂”。 一封来自北京的信让这个美丽的窗口又成了一个过渡，表叔沈从文在信中告诉了他明天的窗口：回国工作。不久以后，黄永玉从这里踌躇满志地踏上了北归的路。     1952年，《大公报》美术编辑黄永玉接到了表叔沈从文的来信，信中说：你应速回，排除一切干忧杂念速回，参加这一人类历史未有过又值得为之献身的工作。 1953年早春的二月，黄永玉和张梅溪带着七个月大的孩子坐火车来到了北京，又从北京火车站坐着古典的马车到了沈从文的四合院。 “啊！北京，我要来征服你了。”二十八岁的黄永玉豪情万丈。     从孩提时代那次短暂会面后，黄永玉再没有见过表叔沈从文，但两人一直保持着某种精神的共鸣。1947年，沈从文在一篇谈到黄永玉家世的文章中，道尽了旧时代小知识分子与小山城相互依存、哀哀欲绝的悲惨命运。还在大上海的黄永玉，在大街上买到了发表这篇文章的报纸，就着昏黄的街灯，他一遍一遍读着自己的故事，泪流满面。     两个山城长大的孩子，在少年时代远离了故乡的山水，却在异乡的城市装着同一个温暖的旧梦。在那个梦里，也许是一间残破的小屋，一只古旧的渡船，或许真有一个在渡口永远守望的翠翠，而他们就是那个从此远行，永在漂泊，也许明天回来，也许永不回来的傩送。有了它，所有的痛苦与辛酸才有了依托，有了它，每一个未知的明天才不至于灰暗和冷酷。     凤凰，就这样由沈从文铺排成诗意浓郁的世界，经黄永玉倾泻为光彩夺目的画卷。     回国后，黄永玉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工作。五十年代初期的中央美术学院精英荟萃，院长是徐悲鸿。这里曾经是黄永玉梦想中的天堂，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在他28岁的这一年，他居然成了这里最年轻的教授。黄永玉在教学的同时，也在不断吸取各种艺术流派的长处。     就在同一年，他被中央美院派到荣宝斋学习“木版水印”的传统绝活，“木版水印”是一种完全依靠手工技艺印制中国绘画的雕版印刷技术，可以和原作书画一样秀润生动。黄永玉很快掌握了彩印木刻这一技艺并将它发扬光大。     1956年，黄永玉的木刻艺术进入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创作了中国版画史上的经典之作《阿诗玛》。黄永玉以美丽的撒尼族姑娘为原型，用十幅木刻讲述了阿诗玛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与崇尚用黑白两色的传统木刻画不同的是，他大胆添加了丰富的色彩。这是中国版画史上创新的一页，那一年他才32岁。     也许是受到这一次创作的启发，黄永玉的中国画也慢慢形成了水彩与水墨结合而相得益彰的一种新风格，正因为如此，曾经有一段时间，一些人认为黄永玉的作品“离经叛道”。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画。     1966年3月，在河北邢台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而在此之前，黄永玉一直呆在那里搞“四清”运动。闲闷之余，他写了一些“动物短句”来消遣时光。一位同去的朋友看了觉得很有意思，甚至笑不可抑。     也就在这一年，给中华大地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中央美术学院也未能幸免，学院的门口挂出了一张颇有份量的大字报，内容是揭发黄永玉在邢台写的“动物短句”。其中有一只飞蛾说了一句：人们，记住我的教训，别把一盏小油灯当作太阳。让他意外的是，那位笑不可抑的朋友站在大字报前微笑着说：“你这是攻击革命领袖”。     黄永玉没有想到，一样的微笑，会和蒙娜丽莎有着千差万别。     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八十多个“动物短句”成了黄永玉沉重的十字架。一位艺术大师的黄金岁月就这样被无情掠夺。因为这张大字报，黄永玉被关进了牛棚，并被毒打了一顿。那是一个暗无天日的年代，但在牛棚里的黄永玉坚守着内心的光明，信奉着自己的真理。相信总有一天他会走下那个让他背负多时的十字架。     也就在这时，表叔沈从文下乡了。走之前，他把积留下来的一点点现金，分给所有的孩子，黄永玉也得到了一份。     这是一个悲壮的骊歌。沈从文已经相信，再也不可能回到多年生活过的京华了。但到了湖北的咸宁后，尽管天各一方，在那多雨泥泞的地方，他还给远在河北“五七干校”的黄永玉写信互相鼓励。     1969年的秋天，对于黄永玉来说太过萧瑟。在北京和沈从文分手后不久，他自己也被送往河北磁县的“五七干校”改造。     在那样动荡的岁月里，家人的担心是可想而知的。为了让妻子忘却暂时的艰辛，黄永玉回忆起近三十年来的爱情，那些刻下了美丽伤痕的岁月，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写下了长诗《老婆呀，不要哭》，以此来鼓舞和慰藉心情懊丧的张梅溪，让她得以排遣那段难解的哀愁。 你深远的眼睛驯服我来自山乡的野性 岁月往复 我们已习惯于波希米亚式的漂泊 我们永远欢歌破落美丽的天堂     1999年，在北京举办的黄永玉个人画展上出现了唯一一个剪彩的嘉宾，也是历次画展中唯一的一次。他叫李复友，是一个花匠。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黄永玉黑画事件的艰难岁月里，两人结下了患难与共的友谊。     1974年，周恩来总理把黄永玉、李可染等当时一批所谓下放的画家，都请回来为刚建好的北京饭店做装修、配画。黄永玉终于又可以拿起放下多时的笔了。一次偶然的机会，经一个朋友介绍，黄永玉给别人随笔画了一只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快过年的时候，黄永玉和吴冠中等人去了重庆写生、设计，听人说“北京不得了，现在批黑画了，有个人画了个猫头鹰，结果出了大事”。他不以为然地说：“画个猫头鹰有什么了不起呢？我也画过。”大家也不知道就是在批他。回到北京后，他自己跑去看展览。一看，他的猫头鹰挂在中间，批得最大的一个就是他。     这就是有名的黑画事件。黄永玉再一次开始了他的艰难岁月。     1976年早春，周恩来总理没能看到窗外枝头初萌的春意，一个伟大的灵魂就这样永远地沉睡了。 走在十里长街上的黄永玉，他看到了哭泣的老人，流泪的战士，还有广场上拿着花圈的少女，一切都是那么悲伤。回到家里的黄永玉为总理刻下了一幅画像，写下了《哭泣的墙 》： 警卫员同志 让我们进去 和总理告别吧 警卫员用沉默回答少女的要求 却肃立着和少女们一起哭泣 警卫员象一堵哭泣的墙 哭泣的少女趴在墙上     文革十年的风雨，让黄永玉遍尝人间的冷暖悲欢。漫长的苦难，如同一出起伏跌宕的戏剧，让人遗憾的是所有的人都付出了高昂的票价，多少光阴、生命、血、眼泪，还有青春和梦想。但他坚持着，也坚信着，风雨过后的彩虹会更加绚烂。终于盼到神州大地雨过天晴之后，一度被摧残得百花凋零的艺术之花重新恢复生机。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的是，黄永玉在文革后不久就举办了一次个人画展，不论艺术理念，还是创作手法，黄永玉都有了相当大胆的突破。     走过那段泥泞的岁月，黄永玉又重新焕发了青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个电视摄制组要拍摄一部《鬼才黄永玉》的纪录片，跟随黄永玉来到了凤凰。此时的黄永玉彻底放下了那个沉重的十字架，他似乎忘记了过去十年的风雨和磨难，又回到了遥远的孩提时代。     八十年代中期，黄永玉再次来到香港。这座城市在时隔三十多年后再次包容了他。在这个宽容的城市，他有了新的创作，也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这时的他已在凤凰之外漂泊了60年。新家位于太平山的半山腰，所以取名为“山之半居”。号称“香江四大才子”的黄霑曾是这里的常客。有一次，黄霑失恋了，黄永玉为了安慰他，在一幅送给他和画上写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失恋是一件有诗意的事。这个因《沧海一声笑》而让人熟知的才子词人说：你这个浮沉随浪的江湖客只谈了一次恋爱，不懂失恋。（用《沧海一声笑》音乐）     "玉氏山房"强调的是一种恢弘的气势。仅主楼的两扇铜门就重达两吨，而大厅的面积则超过了六百平方米。大厅的中央最具特色的是一棵从三峡运来的阴沉木，要三四个人才能合抱，重达八吨，有1100多年的历史了。"玉氏山房" 就是以它为轴心建造的。而在此之前，黄永玉已经在凤凰建造了小巧别致的“夺翠楼”。     每个人都有自己灵魂的故乡，地理意义上的故乡可能千差万别，但精神上的故乡却都一样，永远都散发出生命最初的气息，成为生死不移的眷恋与诱惑。生长在沱江边的黄永玉，童年时代有过很多离奇的梦想，其中之一就是要在沱江边造一所美丽的房子。在黄永玉童年的梦中，“夺翠楼”所在的清沙湾总是带着忧伤而肃穆的诗意。在他建房子之前，那里只是一个废弃的斜坡。一处不起眼的地方，最终被黄永玉雕琢成了一座具有艺术气息的建筑作品。     黄永玉继“夺翠楼”之后兴建了又一座具有古建筑风格的宅院——北京东郊的“万荷堂”。 “万荷堂”坐北朝南，分成两个跨院。西侧的院子是黄永玉平常起居和进行创作的地方。东侧院子的中心是一个面积将近两亩的荷塘，四周回廊环绕，点缀着一些楼阁，可以供客人们居住。和“夺翠楼”一样，“万荷堂”没有过多的粉饰和雕琢，却又在细节之处显示了黄永玉在建筑设计方面的独具匠心。黄永玉将这些风格各异的建筑，视作是自己艺术创作的延伸。     难以想象，如果黄永玉没有漂泊，而漂泊中的黄永玉没有总在夜里入梦的故乡，是否依旧有这许多美丽与哀愁的故事。这两年，黄永玉在创作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他借写自己的一生，把这个时代的各个侧面勾画出来：故乡的民俗、童年的影子、还有如烟的往事。 这是 一次漫长的晚年漫步。 在给夫人张梅溪的一首诗中黄永玉说： 我们有过悲伤， 但我们蔑视悲伤， 她只是偶尔轻轻飘在我们发尖上的游丝， 不经意地又随风飘去。 我们有太多的欢笑， 在我们每一颗劳动的汗珠里， 都充满笑容     去年底， 黄永玉获“第二届中国美术金彩奖——成就奖”，但今天的黄永玉依旧笔耕不辍，上午写书稿，下午画画。这就是黄永玉，一个不老的的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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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黄永玉

　　
　　西闪/文




　　我最早是把黄永玉当诗人看的。高中读过他的一本小诗集《我的心，只有我的心》，那是1986年。现在想起来，当时整个时代的精神已经有些上气不接下气，故而觉得黄永玉的诗歌很有精气。那一年，《北岛诗选》、《会唱歌的鸢尾花》出版了，“朦胧诗”到达顶峰，也接近终点。同一年，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加上早一年阿城的《棋王》也面市了，标志着小说创作开始摆脱亢奋与笨拙。像黄永玉那样的玩票者，夹在中间，既不先锋，也不落伍，实在不容易。与同一系列的诗人比如牛汉绿原相比，他的诗歌以讥诮讽刺见长，颇有时代特色。
　　后来什么时候看到黄永玉的画作，记不清了。有段时间，我又将他当作了漫画家，笔力略似廖冰兄，才情明显差一截。最初他所从事的，的确是漫画创作，只不过在人才济济的圈子里算不得出众。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漫画的黄金时代，早先的丰子恺不用说了，他用的是传统笔墨，尚未完全脱离国画的范畴。后来的张光宇不得了，称得上中国现代漫画的奠基者。如今记得他的人恐怕很少，然而说起动画片《大闹天宫》，大概就无人不晓了——张光宇是这部影片最重要的一员：美术设计。他的很多作品放到现在来看，仍是惊人的完美。不仅如此，张光宇还与邵洵美、叶灵风、林语堂等合作，出版多种期刊，推出了不少漫画新人。如叶浅予、张乐平、张仃、丁聪、特伟、陆志庠、廖冰兄、华君武等等，这些人后来都是漫画界的核心人物。
　　在张光宇之后，叶浅予、张乐平等人的艺术成就也值得重视。张乐平以“三毛”的形象名世，叶浅予在造诣上还略胜一筹。早年他的两个漫画人物“王先生”和“小陈”风靡上海滩，风头压过三毛，后来的速写功夫更是独步画坛，非晚辈黄胄可比。其余如张仃、丁聪、华君武等人，为大众熟悉，不予赘述。中国的漫画家大多长寿，遗憾的是去年和今年，丁聪、特伟、张仃、华君武等人仙去，不知带走了多少故事。
　　回头再看黄永玉，当年几乎没有像样的漫画作品让人记得住。当然，那时他比同行们年轻十岁左右，尚不能以此论英雄。
　　其实当年的画家们无不一专多能，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特别是木刻这门被鲁迅誉为特别能战斗的艺术形式，大家都是得心应手，黄永玉在这方面亦有所长。范曾与黄永玉私怨极深，在痛批黄的木刻缺乏内涵，“不善黑白对比”之余，也不得不承认黄的作品极尽工细，“善用刀法变化”。这说明黄永玉在运用线条方面的确有过人之处。而线条，于中国画家来讲，其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上世纪50年代初，黄永玉为撒尼族民间叙事长诗《阿诗玛》创作了一组套色木刻插图，充分证明了他的才华所在。
　　范曾揭黄永玉的“老底”，说他在造型上欠缺甚多，这话谈不上公允。中国画家在造型上普遍平庸，尤其是未经科班训练的画家。有的画家一辈子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比如丁聪，比如戴敦邦。黄永玉的缺点并不明显，反倒比不少同行强。我倒是认为，黄永玉的“短板”有二，一是色彩，二是布局，或者说构图。而这两点，都有一定的历史成因。在中国，漫画和木刻向来被当作投向敌人的匕首，因而追求力度，讲究“刺激”，不大注重艺术语言的多样性，手法较为单一。当这种“刺激”失去了现实基础，缺少了批判意识，很快就蜕变成一种政治艳俗。而一旦政治退潮，它们又立刻显露出粗鄙暴戾的一面。不客气地讲，是政治促进了中国的漫画与木刻，也间接成就了黄永玉的艺术。但这同时也是一种限制，后期的黄永玉想摆脱这种限制，无奈并不成功。这和吴冠中等科班画家们形成了不小的反差，也跟他的“江湖”画友们落下了距离。像后来的叶浅予转向人物国画，张仃转向焦墨山水，都有所成。黄永玉也尝试国画，只有小品较好，大幅则不能藏拙，问题就出在色彩和构图上。
　　更让人遗憾的是，后期的黄永玉抛弃了他最擅长的线条，最拿手的小幅构图，要搞鸿篇巨制，结果可想而知。拿他最叫座的荷花来说吧，色彩粗野，画面凌乱，几近涂鸦。不少巨幅敷金洒银，似乎华贵之极，其实内蕴空泛，用做火锅店的屏风隔断，或是旅馆落地窗帘均可，挂到厅堂则勉强了。更有不少画作只能用“脏乱差”来形容，比如他画的张家界，跟吴冠中一比（吴的这幅作品也不算佳作），高下立判。说到用色与构图，他实在应该去读一读叶浅予的《画馀论画》，想想“大哥”当年是怎么说的。
　　万顷风荷成了庸脂俗粉，一众梁山好汉，于笔下竟如跳梁小丑，何以这般用色，奈何如此构图？归根结蒂，还是画家的眼界问题。
　　以上议论，因最近一本名为《传奇黄永玉》的新书而起。当代汉语太贫乏了，除了大师，就是传奇。这些评价放在黄永玉身上尤其不合适。说实在的，他的最大长处也就是活得够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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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老还童”黄永玉


杨卫

黄永玉也是宋庄的老住户了，入住时间跟方力钧他们差不多，只不过不属于一拨人，也不是走的一条路线。 　　黄永玉，1924年出生于湖南凤凰县，跟著名文学家沈从文是亲戚，属于沈从文的表侄。黄永玉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多次提到与表叔沈从文的交往，他在文学上显示出的才情，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些交往有关？但在美术界，黄永玉以文采出众已是公认的事实。早在1980年前后，黄永玉的一本诗集就曾获得全国的诗歌大奖。以业余的写作状态挤进专业的写作队伍，并摘得桂冠，可见黄永玉的造诣，绝不是某一行某一业可以束缚的。 　　据黄永玉自己透露，他的学历并不高，只受过小学和并不完整的初级中学教育，后来因为抗战爆发，他不得不辍学开始在社会上四处闯荡，足迹遍布大半个福建，也到过江西、广州、上海、台湾、香港等地。这期间，他当过瓷场的小工，在码头上干过苦力，在中小学任过教员，在剧团搞过舞美，在报社当过编辑，还干过电影编剧。他的博学多识，就是跟这些飘泊闯荡的经历有关，黄老将其称之为“社会大学”。可见知识无处不在，并不只是课堂才能获得。宋人刘彝早就说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其实，人只要敏感，善于观察，生活就会成为最好的老师。 　　上个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需要建设人才，政府向海内外广募专家。这也就有了黄永玉一家从香港归来，搬进老美院的故事。起初，黄永玉是在中央美院版画系任教，是为数不多的几位不是延安鲁艺出身的教授之一。“文革”期间，黄老因画了一眼睁一眼闭的猫头鹰而遭江青点名，成为批判中的重头靶子。但黄老身处于逆境，却表现出了一种难能可贵的信念。这些都为他在“文革”后复出，赢得了盛名。此后的黄永玉当过中国美协副主席，可以说是位高权重，名噪一时。1989年之后，黄老远离了权力中心，开始过上半隐居的生活，宋庄就是他为自己在北京选择的一处隐居点。不过，出乎老爷子意料之外的是，宋庄除了他是外来的艺术家，还有一大群年轻的艺术家在此盘踞。这使得老爷子的隐居成了幻影，而跟宋庄一起不断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 　　其实，黄永玉在宋庄居住的时间并不多，一年的多半时间他都是在世界各地游历，即便回到宋庄，他也很少出门。所以，宋庄艺术家了解黄永玉的并不多，只知道他在宋庄有一处占地多亩的“万荷堂”，至于其他信息也都是道听途说了。据说，老爷子喜欢玩跑车，80多岁了还自己开一辆红色的法拉利；还有就是他正在变换自己的艺术风格，准备创作一些现代油画……看来，对于脾气倔强且永不服输的黄永玉，晚年是想跟毕加索有一拼了。 　　（《通州艺术家演义》连载之十三） 　　黄永玉，1924年出生于湖南省凤凰县，土家族人，受过小学和不完整初级中学教育。少年时期就以出色的木刻作品蜚声画坛，被誉为“中国三神童之一”。16岁开始以绘画及木刻谋生。曾任瓷场小工、小学教员、中学教员、“家众”教育馆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报社编辑、电影编剧及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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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黄永玉写荷精品欣赏

	2006年06月21日

黄永玉，1924年出生于湖南省凤凰县，土家族人，受过小学和不完整初级中学教育。少年时期就以出色的木刻作品蜚声画坛，被誉为“中国三神童之一”。十六岁开始以绘画及木刻谋生。曾任瓷场小工、小学教员、中学教员、家众教育馆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报社编辑、电影编剧及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副主席。 　　黄永玉自学美术、文学，为一代“鬼才”，他设计的猴票和酒鬼酒包装家喻户晓。其人博学多识，诗书画俱佳，亦是诗、杂文、散文、小说、剧本的大家，写过、出版老祖宗多种画册，还有《永玉六记》、《吴世茫论坛》、《老婆呀，不要哭》、《这些忧郁的碎屑》、《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太阳下的风景》、《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等书。画过《阿诗玛》、生肖邮票《猴》和毛主席纪念堂山水画等。在澳大亚、德国、意大利和中国内地、香港开过画展，其美术成就曾获意大利总司令奖。在海内外享誉甚高。 　　十万狂花入梦眠 　　有的人认为中国画的精髓在于水墨山水，一种很清雅的、表现文人出世的气质，但黄永玉的画却大多数是浓墨重彩的，所以也曾经有人说他的国画不正宗。对此，黄永玉说，谁再说我是中国画我就告他。当然这只是一种玩笑话。 　　在他的绘画题材里，荷花是一个非常具有风格的主题，但是荷花中国的文人也画了上千年了，各种流派的，比如说像明末清初的朱耷画的那种残荷就有一种孤傲于世的感觉。但是黄永玉画的荷花，没有给人那种非常清高、出世的感觉，而是一种很绚丽、很灿烂的气质。黄永玉开玩笑说荷花从哪儿长的，从污泥里面长的，什么是污泥呢？就是土地掺了水的那个叫做污泥，是充满养料的那种土。从土地母亲那里长出来的，回头再来骂它是污泥，这叫忘本。朱敦儒说“出污泥而不染”，这是一种说法，某一种情况底下的一种说法。 　　小时候到外婆家去，外婆那个城门外就是一个荷塘，小黄永玉出了什么事了、调皮了，外婆要找他算账的时候，他就把一个高大的脚盆滚到荷塘，自己躲在里头。小时候个儿不高，看着荷花像房顶那么高，一动不动地呆两三个钟头之后，青蛙过来了，水蛇过来了，他仔细地观察它们。荷花底下有很多的苔、草，那种光的反映、色彩的关系，非常丰富。后来他开始画荷花，大部分都是从根底下这个角度来看荷花，画的就是当年外婆家池塘里头给他的那种感觉。 　　如今在北京家中万荷塘的池水里，黄永玉已经种下了来自山东、湖南、广东、北京的各色莲花。实际上画了这么多年的莲花，它们的形态与精神已经烂熟于心，即使睡觉的时候也有“十万狂花入梦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