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育大讨论十年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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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育能否重披传统的长袍马褂 ——语文教育大讨论十年回眸 冉正宝 发表于2007年3月12日《中国教育报》 1997年第11期的《北京文学》在“世纪观察”栏目刊登了三篇署名文章，《女儿的作业》（邹静之）、《中学语文教学手记》（王丽）和《文学教育的悲哀》（薛毅），引发了20世纪末一场众所周知的语文教育大讨论。十年了，语文教育变没变？ 诘问传统的偏失 在嘈杂的讨论声中，有一种声音越发显得嘹亮：让语文回家。 “语文”是民族化程度较高的一种根植于传统的交际工具，它既不是没有国界的科技手段，也不是没有传统的人为规定的“世界语”。美国有美国的语文，埃及有埃及的语文，她们各有各的“家”。而中华民族的传统是中国语文的“家”，中国语文教育在百年的行程中偏离了从“家”门延伸出去的路，逐渐失去了“家”的牵挂和滋养。韩军先生曾在《百年现代中国语文教育的十大关系》一文中指出了这种“偏失”：偏了语言，偏了白话，偏了例子，偏了分析，偏了理解，偏了散文，偏了峻厉，偏了写实，偏了统一，偏了技术。 语文教育的传统由两个层面构成，一是千年中华民族的历史积淀下的文化传统，一是百年语文教育的历程沉淀下的优良传统。语文教育偏失了这两道传统的印辙，自然难寻回家的路，也自然难逃大众的诘问。 召唤传统的复归 十年来，语文教育开始艰难地寻找回家的路。 韩军先生倡导和实践的“新语文教育”，一方面主张回归“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的传统，另一方面又主张回归“五四”前民族语文教育根本文法的传统，并明确提出了语文教育复归传统的内容——应重视文学，重视文言，重视数量，重视吟悟，重视背诵，重视诗，重视雍容，重视写虚，重视多元，重视精神。 韩军们首要偏重的文学教育在语文“人文性”教育的呼唤声中较早地苏醒了。现代科技文明使得语文教育也开始走向了标准化、技术化、机械化和制度化的所谓“科技之路”，语文教育的“空心人”产生了，语文考试的“机器人”也产生了，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传统文学教育所含孕的审美特质、情感意蕴、丰富想象、个性感受与人文关怀。2004年12月12日《中国教育报》以醒目的标题《语文教育是什么？》刊文，提出了“语文课是文学自由飞翔的地方”的核心理念；全国首家针对文学教育的专业期刊《文学教育》于2005年1月在武汉创刊发行，他们的办刊理由看起来非常“简单”——“文学即人学，对人的教育当然离不开文学教育”；《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发行了一套包括初级、高级校园文学读本和中国当代、外国短篇小说欣赏的“文学教育丛书”，各类针对中小学语文教育的“文学读本”悄然走进了课堂；2001年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也给文学教育以特殊的地位，要求1到9年级的学生背诵古今优秀诗文240篇（段），课外阅读（主要是文学作品）总量达到400万字以上。 传统文学教育的复归，不是以文学为手段的“寓教于乐”式的功利复归，而是复原文学的本色，从中提炼和张扬“人文”精髓的复归，是复活文学的元气，让学生认识和感悟关爱、和谐、独立、尊严、公正、责任和创造的复归。文学教育可以为现代语文教育打上了重重的人文底色，使语文渐渐多一些“人情味儿”。 重披传统的长袍马褂 当然，复归的不仅仅是文学教育，“国学”又重新被拾起。 在很多人的眼中，“国学”就像中药，最适合医治中国当代语文教育的种种疾病。2001年12月15日《中国教育报》以《“四书五经”走进小学课堂》为题，报道了山东济南市大明湖路小学把《国学》课作为一门正式课程来开设的消息。课程所使用的教材以“四书五经”为主，选编了《论语》、《孟子》、《易经》、《左传》、《诗经》中的部分内容。《国学》课每周一节，并利用早自习、课前5分钟的时间进行集体诵读。一时间，诵读经书的声音屡屡从全国各地的课堂中传出。“国学”的捡拾更多体现的是人们对语文教育偏离传统道德教育和民族文化教育的忧虑与呼唤。其实早在1995年，赵朴初、冰心、曹禺等九位政协委员就联合提案，“呼吁尽快建立幼年古典学校”，以防止几千年来维护中华民族屡遭重大灾难而始终不解体的民族文化的消失。 与“国学热”相适应的是传统私塾教育方式的回归。现代大规模的学校教育和班级授课制有利于教育公平的实现，有利于课程资源的开发，有利于知识结构的均衡，但在开展“因材施教”的个性化教学过程中却是阻碍大于推动。成立于1998年5月的北京圣陶实验学校，在九年义务教育课程之外开设了武术、围棋、古诗文、传统戏曲、民族器乐、书法、篆刻、国画、中医药等选修课程。这种“实验”是以“公塾”的形式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课程”后，再以“私塾”的形式完成具有民族传统意味的个性化教育内容，是一种体制内的“实验”，完全尊重和保留了现代学校教育的基本模式。2002年7月在深圳成立的明道国学启蒙中心，利用了孩子进入现代学校教育之前的一段时间，采取完全私塾的形式，对幼儿进行国学的最初启蒙。而当孩子到了入学的年龄，就自然进入“公塾”体制内接受大众化的义务教育。2005年10月苏州首家现代私塾——“菊斋私塾”正式开课，每周末上课，也避开了与公办学校教育的冲突。然而，备受争议的上海“孟母堂”全日制私塾的出现，虽然是传统私塾教育方式的完全回归，但与现代学校教育体制是冲突的，还有违反国家义务教育法的嫌疑，因此被叫停了。 以“国学”为主要考量内容的科举时代，其中的一些做法似乎也有复归的迹象。比如科举考试中单纯的“标题作文”形式，近几年就颇受青睐：2006年北京地区题为《北京的符号》，天津地区题为《愿景》，安徽地区题为《读》，辽宁地区题为《肩膀》，湖南地区题为《谈意气》，给了学生更多摇头晃脑的余地。 追问传统的现代意义 “国学”是长袍马褂，新世纪的语文教育显然不能重新披上它招摇过市，但是长袍马褂所包裹的现代生命意义却能永远存留下来。十年来，语文教育对传统的诘问与追寻，显现了国人对生命意义的一场深刻体察。 首先是对生命中快乐意义的体察。快乐是一种美德，只有快乐才会让生命绽放出有益于社会的活力。语文教育应该是快乐的发源地，那些字、词、句、章、语、修、逻、文所编织的网，网住了幻想，网住了自由，更网住了快乐。邹静之想“把一个快乐轻松的女儿放进家门，而把那个书包关在门外”，是因为语文教育不是在给女儿的生命注入活力，而是在抽取女儿维系生命的精神血液。因此，语文教育首先应该复活的是“快乐”。 其次是对生命中情感意义的体察。情感是一种希望，只有情感才会让生命饱含对幸福生活的渴望。作家们为语文塑造了有血有肉的人物，语文教育就要靠有血有肉的人物来塑造具有情感的个体生命。情感是语文的血与肉，剥离情感的语文教育只能剩下一副硬邦邦的骨架。薛毅把语文教育漠视个体生命的情感归结为“文学教育的悲哀”，他在追问：“没有人情还怎么能理解文学？” 看来，语文教育还应该复活的是“情感”。 最后是对生命中智慧意义的体察。智慧是一种财富，只有智慧才会让生命充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量。语文教育的智慧不在于烦琐哲学式的解读，也不在于用若干道练习题“挖空心思捉弄人”，语文教育的智慧在于当学生忘记了练习题和考试内容以后，能够自己创造新的“语文”。王丽离开了中学语文讲台，留下了“中国的中学语文教育实在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的感慨，其实她最想改变的就是缺乏智慧的语文练习与考试。可见，语文教育也要复活“智慧”。 好在，十年来的语文教育没有盲目地一直走下去，她适时地回了一下头，而就在这回眸的一瞬间，她变了，她懂得了快乐、情感和智慧的意义。语文教育专家朱永新教授历经四年开展了“新教育实验”，他试图让学生“过一种完整幸福的教育生活”，这是发自生命深处最温暖、最体贴的话。真心希望所有的人都能过上一种完整幸福的语文教育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