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以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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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以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复兴

现代中国的国学传统

作者：梅约翰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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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对于当代国学倡导者来说，难题在于如何将国学作为一门学问的整体呈现出来。保证国学学科地位并进行学科细分的要求越强烈，国学作为一门整体学问的力量就越薄弱。





　　在中国，近年来人们对“国学”再度萌发了兴趣，这常被称为“国学热”。针对国学的现代诠释各不相同，常常是大相径庭，但大多数中国学者都比较赞同一种广义的定义，类似于“中国过去一切学问的同义词”、“传统中国文化的总称”、“中国传统学问”或“中国文化研究”等说法。



　　国学的复兴与传统的概念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按照某些学者的说法，传统，从根本意义上讲，意味着一种世代相传的东西，是从过去遗留或传承下来的一切。然而，传统不仅仅是风俗习惯。比如大卫·格罗斯（David Gross）主张：“我们不能主观臆断地认为一种行为曾经发生过即足以构成传统；而恰恰因为过去所发生过的行为经过有意的复制后才足以构成传统。任何真正的传统中都含有一种指定性的元素。”在当前的国学复兴中，这种指定性的元素当然也没有缺失。然而，我们有必要对国学的复苏（作为一种学术或社会现象的国学），以及更加本质性的问题，即确认被复苏的对象究竟为何事何物这两者加以区分。



　　近代有关国学的学术著述都有一个特点，即重点关注20世纪前30年的国学发展。很多当代国学学者都将这个早期阶段视为确立国学范围及性质的有力标准。比如，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将20世纪前30年的国学分为三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前10年，他认为这段时期国学的特点从本质上讲是一个政治概念。第二阶段从1911年左右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国学是一种文化概念。第三阶段，即1920年过后，他认为国学越来越变成一种学术概念了，反映在紧随“整理国故”运动的这段时期内，有多家学术机构开始建立国学研究所。按照陈来的说法，也是在这一时期，国学的概念开始变成一种研究体系，或一种学术体系，特别是研究中国过去历史和文化的一个学术领域。



　　在20世纪早期，梁启超等知识分子将国学的概念引入中国，主要动机在于通过保护“国粹”培养国民。国粹的概念源于日本学者，如活跃于19世纪80年代的志贺重昂（Shiga Shigetaka，1863—1927），其国粹主义运动（kokushishugi）倡导日本在步入现代的同时应当保存自身的文化认同。



　　国学作为政治概念的另一个重要的早期代表是章炳麟，他的关注点主要在先秦诸子，在20世纪前10年的初期国学倡导运动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诚然，在将传统中国知识译介到现代学科知识的过程中，先秦诸子的著作是主要的文本语料，这些文本经过重新诠释成为中国哲学的基础文本。这在晚清诸本土传统的发明上可谓被广泛忽略的一大创举。



　　至于国学作为一种学术，甚至是学科概念的出现，大体是源于20世纪20年代以后。这时的中心人物是胡适，他将国学描述成“国故学”：“依我看来，国学只是‘国故学’的省称。中国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整理国故无非是研习历史；是将个人熟练的技能应用于学术；是在事实中寻找证据，它从来都不是用来唤起民族精神情感的工具”。



　　从体制意义上讲，这种新的学科定位立刻产生了影响。1920年，国学已成为北京大学研究所的四系之一。在随后的10年里，国学研究所在北京大学（1922）、东南大学（1923）、清华大学（1925）、厦门大学（1926）、燕京大学（1928）、齐鲁大学（1930）相继建立。



　　和90多年前一样，近年来中国的学术界人士再度视国学为一门学科。紧随国学研究中心以及大学本科、研究生国学课程的设立，人们要求在高等教育学术学科分类体系中授予国学一级学科地位的呼声越来越高。



　　尽管有这种热忱，当下知识分子视国学为一门学科的努力却也陷入了一种长期存在的身份危机。在20世纪初期，国学正逐步转变为一门学科，五四以后成立的国学研究机构基本是借鉴了西方分科的方法对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进行分类，一般分为文、史、哲，加上语言、文字、民俗、考古等。甚至连带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早期国粹运动都表达了对学科独立的渴望，参与国粹运动的学者们“预备设立‘国粹学堂’”，学制三年，科目包括经学、文字学、伦理学、心性学、哲学、宗教学等，虽然所学内容均来自中国传统的学术资源，但显然已经借鉴西方的学科体制进行了新的分类。



　　回顾、反省这种情况引起了当代国学提倡者的担忧，有人认为经学乃国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将经学化约为哲学、文字学或者历史学、人类学，结果是造成方法的错乱、意义的遮蔽。甚至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即中西学分类方法的差异就好比传统中医的整体疗法与西医的局部分析疗法之间的差异一样。对于当代国学倡导者来说，一个复杂的难题就是如何将国学作为一门学问的整体呈现出来。保证国学学科地位并进行学科细分的要求越强烈，国学作为一门整体学问的力量就越发薄弱。而20世纪前不存在与国学相应的学问，国学这一概念是从日本借入的，它与四部之学的目录分类都无法对应，并且无论是个体上还是整体上，与引自西方或日本的任何学科都无相似之处。国学是19世纪欧美兴起的知识学科化与专业化的产物。这个知识学科化与专业化过程的特征是“建立永久的体制结构，旨在创造新知识与再造知识生产者”。



　　如今，国学与现代化前的各种知识传统间的联系是建立在一种浪漫空想基础上的，这种空想认为现代以前的知识传统会以某种方式构成一个整体的甚至是有机的知识体。当然，这并不是说现代以前的知识没有自己的传统，即便目前大多数已经濒临消亡。倘若一切正如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所说，“通常只有当传统消失、没落或面临挑战时，传统的拥护者才会意识到它们是传统并开始围绕它们建立一些理论”，那么100年前中国仁人志士率先选择传统学问的某些方面来进行国学的理论建设便不足为奇了。但让人奇怪的是，如今国学以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复苏，其原因竟是出于“国学代表着一个知识整体”这一说。



　　                                                （作者单位：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文化、历史与语言学院；仁可/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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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研究与传授学
2012年02月07日
来源：《光明日报》
　　弘扬国学精华，是振兴中华文化的大事。国学版创办以来，发表了不少好文章。作为“70后”的一个语言学青年，我想谈谈读了若干篇邢福义先生的文章之后生发的感想。
　　邢先生的好些文章很注意“承传”与“授受”。其突出特点，也许可以总结为两点。
　　第一点：贯通古今，引人入胜。比如《“人定胜天”一语话今古》(《光明日报》2007年7月19日)，对“人定胜天”的古代原本用法和现代通常用法进行了追踪考察和细致思辨，让读者懂得：古代原本用法是“人定丨胜天”，而现代通常用法是“人丨定胜天”。前者是是客观理性式的表述方式，适合在对事物进行冷静分析时使用；后者是主观意志式的表述方式，适合在鼓舞人们排除万难去夺取胜利时使用。文章篇幅很短，却能引导读者在短短的时间里不仅增长了知识，而且感悟了哲理。
　　第二点：闪现亮点，深入浅出。比如《大器晚成和厚积薄发》(《光明日报》2011年7月1日)一文就有两个亮点。一个亮点，是指出“大器晚成”和“厚积薄发”都是褒义成语，但它们各有其语用偏向性。“大器晚成”的语用重点指向成才的某个时段，“厚积薄发”的语用重点指向成才的某种学风，它们都不宜在对青年学生的培养中作为一条教育原则来提倡。这样的阐述，超越了文字、训诂的范围，涉及了教育学、人才学，很有深度。另一个亮点，是指出以“大”起头并且排比在一起的小句共4个：“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按照传统的解释，4个小句中，只有位居第二的“大器晚成”具有顺承关系，不能加上“反而”；前头和后头的3个小句却都具有逆接关系，它们都可以加上“反而”。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大器晚成”的本义，有没有别的解释？邢先生这个问题，作者是从语言结构对举排列的角度提出的，但却触及了怎样才能更加准确地理解和阐释老子哲学思想的问题。总体看来，作者邢先生讨论了很难讲清楚的问题，然而，他娓娓道来，读者很容易理解和接受。
　　对于学术论著写作者包括国学研究者来说，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这十分重要；发表见解时讲究“传授学”，这同样十分重要。“传授”是一门学问。作为具有数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中国学人历来强调“传”与“承”、“授”与“受”。两千多年前，孔子提出了“因材施教”、“循循善诱”、“循序渐进”的教育观；一千多年前，韩愈提出了“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的命题。现代，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提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指出“要想到你究竟为什么人写东西，向什么人讲话”；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写了“文章写就供人读，何事苦营八阵图？洗尽铅华呈本色，梳装莫问入时无”的诗句(《未晚斋语文漫谈》，语文出版社1992)，都是希望我们能处理好“传”与“承”、“授”与“受”的关系。邢福义先生常常说，不管是写大书还是写小文，都要让读者“看得懂，信得过，用得上”，实际上也是强调要讲究“传授学”。
　　国学思想博大精深，国学原著文辞难懂。年轻读者缺乏“文字、训诂、音韵”等方面的严格训练，如何让国学研究成果贴近年轻学者，“国学版”任重而道远。由此，我特别想说：一定要提倡论著的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深入浅出是合群，深入深出是离众；浅入浅出是底薄，浅入深出是皮厚。
　　西方早已建立起“接受学”。我这里所说的“传授学”与西方的“接受学”有相通之处，都是强调写文章要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但侧重点不同。“接受学”关注的是读者接受什么？如何接受？而“传授学”关注的是作者传授什么？如何传授？我以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授学”，本身就是从教育学、人才学与科学学等等角度对国学的承传与发展，将大大加强我们在学术活动中的国际话语权。
　　(邓天玉，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