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张汝伦：最被铭记的知识分子一定是思想类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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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张汝伦：最被铭记的知识分子一定是思想类型的2012年04月24日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李宗陶



张汝伦1953年生于上海。1981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先后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88年赴德国，先后就读于图宾根大学和弗莱堡大学。现为复旦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4月初，其新著《<存在与时间>释义》即将上市，一百多万字，写了8年。
2012年2月27日，复旦大学西光华楼305教室，新学期第一堂德国古典哲学课。张汝伦带来一本黄色硬皮封面、页面泛黄的《小逻辑》，翻到某页，开始朗读40年前在淮北农村初遇即为之动容的段落——1818年10月22日黑格尔在柏林大学的开讲辞：
……青春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时间，尚没有受到迫切需要的狭隘目的系统的束缚，而且还有从事于无关自己利益的科学工作的自由。
……我首先要求诸君信任科学，相信理性，信任自己并相信自己。追求真理的勇气，相信精神的力量，乃是哲学研究的第一条件。人应尊敬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精神的伟大和力量是不可以低估和小觑的。
200年前德国哲学家的句子抽象、晦涩，它们的意思，对应于底下满室的iPad、触屏手机、Hello Kitty文具，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但在张汝伦元气充沛、朗声动情的宣读之下，别有一种力量。
30年来，张汝伦一次次在课堂上、演讲中带出他的青春，供一茬茬底色不同的青春参照。
我看王安忆的《69届初中生》很亲切。上海69届下乡的比例是百分之百。我去的是安徽省阜阳专区太和县，靠近河南省的一个穷地方，土地贫瘠，种不出东西。许多年后母亲说，你下乡时我们有万箭钻心之痛，是因为你不能受教育了。
父母是解放前的大学生，父亲在工厂，母亲是教师。父母平时的言行态度透露着，他们所尊重和推崇的，都是读书人。记得杨振宁、李政道得了诺贝尔奖，父亲说，这是真孝。
下乡之前我基本上是以书店为家的。那时还有一些旧时代的老人——你不晓得他是什么身份，可能从前是洋行的高级职员，也可能是北洋军阀的后代——有学问。我记得有一位老先生天天来，一支雪茄，一根拐杖，跟我们一样，他不买，只是翻各种书，你愿意聊，他就跟你聊，我最初的国学知识就是从他那里来的。我的哲学知识也从书店里来——有人告诉我康德有三大批判，又有人说，有个人比康德还了不起，叫黑格尔……
1971年尼克松访华前夕，春节我回上海探亲，看到《参考消息》上说，北京书店里可以买到汉译西方名著了。我想北京开放了，上海一定开放，第二天一大早赶到南京东路书店，果然！那里可以买到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还有卢梭的、洛克的、康德的……一下子买了好多。虽然当时接受起来还有困难，但跟平常看到的“东风吹战鼓擂”完全是两个世界！它给你打开了一种文明呵。
我儿子小时候不理解：饭都吃不饱，怎么有心思看这种书。我跟他讲：我在书里看到人类最好的东西，是好东西，我就要拥有它。有它们做启蒙老师，还有什么话好讲，你不会只看到个人那点事，会把自己放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中去考虑问题。
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1979年，高考不理想，张汝伦入安徽芜湖师专读英文专科。这点挫折不算什么，他与同一批进校的心气颇高的知青一样，都明白自己的归宿不在那里。
说到心高气傲，小学生时代他就觉得天下没什么事能难倒他。青年时代，“错误地认为接近知名学者就是攀附”，被朋友领到王元化先生家后一言不发，以至于90年代二人真正交往后，元化先生怎么也想不起数年前此人曾来造访。前不久学生问他，年轻时对自己有怎样的期望，他半玩笑半认真地说：“成为一个伟大的人。”
“不管有没有恢复高考或者改革开放，我想我都会走哲学这条路。在哲学里，我看到了我在人类精神文明的其他门类，像文学、音乐、艺术里看到的一切好东西，哲学最能满足我，而且它比较难，我喜欢挑战有难度的东西。”
对文学、艺术、绘画、雕塑、建筑、戏剧，他都有兴趣进入，“感觉它们都是在讲形式。接触西方文化越久，越能体会到形式的重要。”
研究生时代他声名在外：狂。1986年12月6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有一篇记述他的小文《狂者进取》，作者陆灏借夫子之言来理解其“狂”。当时，张汝伦刚刚发表一系列解读尼采的文章。待他留校任教，渐渐有了名号：复旦的尼采。
那时候，李泽厚先生到复旦讲学，问：海德格尔的“存在”是什么？张汝伦答：这个问题不能这样提出，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不是what，而是how。
在学生时代，张汝伦的演讲场面就很可观，朋友笑他“煽动力这么强，不搞政治可惜了”。他1米65的身躯里浓缩着激情、求知欲、批判力和理想主义，仿佛象牙塔里一座会移动的火山。
1988年，张汝伦在洪堡基金的支持下赴德深造，受教于两位导师：一位是Bubner教授，伽达默尔的弟子；一位是冯赫尔曼教授，海德格尔晚年的助手，也是其全集的主要编者。
张汝伦不止一次向学生描述Bubner教授开讲《存在与时间》的景象：教室里坐满，地板上坐满，然后延伸到讲台四周，以至于Bubner先生转身、挪动都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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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海德格尔诞辰一百周年时，德国出版其著作《哲学贡献》（全集第65卷），被认为是仅次于《存在与时间》的重要著作。此书极难读，冯赫尔曼教授开了一个研究生讨论班，下午5点到8点上课。有一位老太太，驼背，拄双拐，风雨无阻来听课。“因为上完课跟她搭同一路电车回家，所以印象深刻。她不要学位，也没别的想法，就是求知。”
德国人严肃古板、不苟言笑，但这个民族对思想的热爱、对问题的穷尽，令他喟叹。康德的先验方法论、黑格尔的大小逻辑、一战后德国思想界生成的所谓“1918年人”，令他嗅到崇高思想的气息——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一把年纪了，上课还那么激动”
在旁人眼里，谈起理想、道德、人等等与哲学有关的命题，他“凛然不可侵犯”；谈起周遭丑恶，他每作狮吼。“作狮子吼”，这是他的词汇，用在他欣赏的一类人身上：熊十力、梁潄溟、苏珊桑塔格、费希特……他赞成“我批评你不留情面，就像你批评我不留情面”的风范，压根儿没想做一个虚心谨慎、四平八稳、看眼色行事的学院中人。所以，他得罪不少人；所以，当他将开《论语》课时，有同学私下议论：且看老张怎样讲解“温良恭俭让”。
张汝伦脾气不好，常常骂人，有时候一句话讲得不对他就翻脸——有学生说，他其实是孩子脾气，阴晴圆缺都在脸上，直来直去。学生私下也交流：去请教张老师，千万不能谦虚，起首就讲“我书读得不多”，张老师多半眼睛一瞪，没好气地请你先回去读书。
他也全然不像是花甲将至。同事看不懂，“一把年纪了，上课还那么激动。”他上课中气之足、身心之投入，实不多见。有一次，收上来的作业表明同学们对“观念”的理解不过关，他半夜醒来仍在苦想，第二天把咀嚼后的“观念就是事物向我们呈现的形式”写在黑板上。一不小心，他也会在讲台上漏出一句：“我是爱你们的。”
这种爱，表现在他的备课讲义里，表现在针砭时弊的淋漓中，表现在对北校门卖螃蟹的博士生、热衷于炒股的数学系高才生、忙着找工作而无心上课的实用主义学生的痛骂里。
痛骂，是与时代潮流相反的牵引之力，蕴含一种奇特的磁场。他的课常常人满为患，有从外校来的，也有中年面孔。这学期开讲《德国古典哲学》，正式选修的是8位，来听课的却有130多位，不得已，换到大教室。2011年，他被选为复旦最受喜爱的研究生导师之一，得票数名列前三。
他也是高校学生团体最喜欢邀请的演讲者。“不喜欢扮演青年导师”，但每每有推不掉的人情或架不住的热情，又会出现在演讲台上。他喜欢现场那种心灵间的互动。他说，接触学生，对他们有帮助，那种成就感不亚于撰文著书。
康德、蒙田，以及斯多亚学派的哲人说：我们的责任不是制作书本，而是制作人格；我们要赢得的不是战役和疆土，而是我们行为间的秩序与安宁；真正的大师杰作是一个合宜的生活方式。科学是硬心肠的、技术是冷冰冰的，这世界需要一点人文精神。张汝伦嬉怒笑骂、苦口婆心、翻来覆去讲的，也就是这些。他试图将已被时代抛弃的旧词语：理想、道义、崇高、生命的意义……重新植入人心。他反复告诉学生：生命不等于生计，生命的本质是自由。
思想来自信和疑
人物周刊：思想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
张汝伦：信和疑。像康德和黑格尔，你看他们的书，一上来就是许多的疑。尼采也是有疑有信，有破有立。疑和信相互支撑，才能成就一个学者。没有疑的信，是盲信。中国现在这票朋友，聪明啊，只要把流行的意见用自己的话讲一遍，就变成他的“信”。这里面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水平不够，一种是出于某种目的假装信——当然这可能是人类的常态。
学者真要有点自己的东西，我想还是要“独”一点，冷清一点。如果走到东走到西，都是座上客，哪怕有八辈子武功，迟早都会废掉。
18世纪以来，人类的思维水平在不断下降。表现在日常生活里，就是大家都没有思考的习惯，人云亦云。媒体尤其如此，什么事情发生了，先找专家说说。有一次记者打电话给我：张老师，延安中路绿地放了几只天鹅，请您谈谈看法。我也不生气了，跟他讲，地铁里随便找个人，都能讲清楚的。
晚清有识之士就看到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开启民智，但我理解不是向民众灌输思想，而是让民众养成批判思维的习惯。我为什么这么卖力讲课，就是希望我的学生里能出一些哲学水准较高的人——这种人多出20个好了——如果他们有公共关怀的话，进入公共领域发言的时候，可能情况就会改观。
在人类文明历史上，那些最被铭记的知识分子一定是思想类型的，远的不说了，近代有哈贝马斯、罗尔斯、以塞亚伯林、理查德罗蒂、查尔斯泰勒……不管政治立场是左还是右。如果一个国家推向前台尽是些研究斗蟋蟀的、种菊花的、收藏明代家具的文化英雄，我就觉得有点可疑了。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知识分子成为利益集团代言人？
张汝伦：有人说，左派多跟领导接近，自由派多跟老板打交道。我可能读书中了毒，比较幼稚，就相信知识分子应该始终独立，责任有两个：一是替没办法发声的人讲话，二是担当社会的良心。
现在左右都有一个想法，人是阶级利益的代表，现在这些思想阵营已经划好，只要站站队就行了。其实，我认为左和右都是现代性一根藤上结的瓜，是一币的两面。如果抽象地讲，每一派我都有赞同的东西，但它们的理念，在许多重要问题上采取的手段，包括它们的逻辑都是现代性的，我是都不同意的。
有时候我也怀疑，高唱这主义那主义的人，也许什么都不信。所以说中国缺少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共产党领导，但中国就出不了帕斯捷尔纳克，出不了茨维塔耶娃。这恐怕跟制度没什么关系，有更深层的原因。张东荪讲过，“五四”以后再也没有像他老师梁启超那样的人，有“高尚洁白的心胸，昂首天外的气概”。我至今记得1980年央视转播萨特去世、巴黎五六万人给他送葬的壮观场面，总统国王的葬礼也没这么多人。左派右派都去了，其中一定有人不同意他的政治立场，但作为知识分子，他够格。他能写出那种东西，背后是有理想支撑的。
人物周刊：我们的思想文化产品，看看也蛮繁荣，但总像缺点什么。
张汝伦：就是拿不出让人感动的东西。托尔斯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人真是“人类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而且超越了个人的际遇、一己的苦难。我们现在的人，不晓得好糗，那只胃口好像就接受不了崇高的东西了。
人物周刊：从1980年代的“纯真”、“理想”到现在它们贬值，不过短短30年。
张汝伦：现在是缺少做梦的人，缺少理想主义者——这些都是要被嘲笑的。常说，西方有为真理而真理的人，而中国人没有这种思维习惯，追求实用者居多。但翻翻中国历史，“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朝闻道，夕可死矣”的人是有的啊——南宋时，岳蔍书院的山长张栻，跟朱熹关于《中庸》里“已发”、“未发”的问题有不同看法，于是提议二人当面讨论。朱熹骑着马从福建到长沙，走了一个多月。四面八方的读书人也骑马、步行赶去听。一个土台，两把椅子今天还在。除了吃饭、睡觉，两个人整整讨论了三天三夜，底下的人也听了三天三夜，跟他们同来的马，把前面两口池塘里的水都喝干了。
人物周刊：现在大师没了，大学也变成“教师企业家的松散联盟”。
张汝伦：大学今天的问题在于教的人和学的人大多都没有神圣感，向道之心没了。我有时候跟学生讲，我们相聚在这里为了一个东西：道！就是真理。
现在为什么出不了大师，首先要想想，这是一个怎样的人。熊十力的文字背后有一种天地英雄之气，不是学院里斯斯文文的教授所能有的。这背后，是一种淋漓的生命元气，它在今天的学术工业中越来越萎缩、式微。
张中行晚年回忆老师熊十力，说老师真是很可怜——特别不会照顾自己，而且从来就是一个字：穷。冬天穿的是空心棉袄，里面没有衬的。熊师母要去北京照顾他，他坚决不要，他跟张中行讲，她来照顾我，我总要跟她讲话，总要耗掉一点时间吧，没必要。他有使命感，觉得老天爷就是要他为中国做事情的，所以要把全部的生命押在学问上。
古今中外大哲都是这样。萨特晚年写《辩证理性批判》时，身体已经很差了，大把大把吃激素，为了保持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别人问他，你还要不要命了，他反问，一个人要命是为了什么？ 福柯查出患艾滋病后，跟法国国家图书馆馆长说，你这里查资料方便，也清静，给我留间工作室——拼命在那里写他的《性史》。
有一种西方来的论调，一个人的水平跟他这个人没有关系——错！学问在一般的阶段，人格很差的人也能取得小成就，但想攀登顶峰，知、情、意中的情和意会起到很大的作用。看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大小逻辑”，虽然不像诗歌小说那样感性和容易接近，但如果你有心，会被它感动。我十七八岁就读黑格尔，现在想来，可能读懂的部分很少，但从此一辈子就被它迷住了，因为它内在有一种日常生活中缺少的崇高的气味。你会感觉到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你会觉得，做人当如是。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做出那样的丰功伟业来，但至少可以向这种生活靠一靠。
哲学应该对认识生命有所贡献。它不是形上、形下、先验、超验这类抽象概念的游戏，它是一种对自由生活的追求，是一种道德的事业，是一种生活方式。
现代性结的果
人物周刊：您觉得贫富差距大、教育不公平等等，它们产生的根源，从哲学的角度怎么分析？
张汝伦：在探讨这些问题之前，有几条是不容讨论必须确立的。比方：人人平等，强者对弱者关爱，人与人相互依存。这相当于哲学中的“第一原理”。但是，在全人类都以利为第一原理的现代性轨道里，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关爱和相互依存，这就是症结所在。
所以儒家首先要讲清楚义和利。读书也好，做官也好，先懂这个。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掌教的时候，请陆象山去讲学，陆就讲义利之辩。那是初冬，史书记载，朱熹在旁边听得汗流浃背，不停地在扇扇子——内心震动啊。但现在人们对历史上出现的宗教圣人也好，舍生取义也好，都觉得没有必要。
人与人之间不可能有绝对意义上的平等，这是无法消除的事实。庄子有个命题，“以不齐为齐”，不是说取消个体的差异性，把大家拉齐，而是在承认这个自然的不平等前提下，如何照顾到平等。这就跟制度有关了。梁潄溟厉害，1930年代就看出，穷人的孩子不能出头了，教育这样下去怎么得了。过去科举制度能把穷人的孩子选拔出来，像范仲淹这种家里穷得不得了的，最后能当上“副总理”。但到近现代却不可能了，因为教育已经变异为一种产业、一种需要购买的商品。优质教育资源要求付出的也多，而其培养出来的人多半在社会上占据要津，长此以往，一定是穷者愈穷、富者愈富。
哈佛许多专业都有奖学金，惟独出路最好的商学院和法学院是不设奖学金的，意思是回报高，所以投入也要高。以知性的逻辑看，这个制度是合理的。所以福山说，美国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早已不存在，阶级一旦形成，就是铁板一块。不独美国、中国，全世界都如此，而且变成大家都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制度。
人物周刊：所以现在有“拼爹”一说。
张汝伦：要么怪你老爹没本事，要么怪自己投胎投错了。现在跟制度决定论相配套的，是什么事情最后都归过于执政党。要看到，政治也是现代性的产物——为了完成一个任务、目标，不惜一切手段。譬如救国、反压迫，譬如维护正义，只要动机是美好的，意图是正确的，目标是正义的，那么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而且要求大家都容忍由此而来的各种手段，这就是所谓的意图伦理。
人物周刊：好比捉到一个嫌疑犯，刑讯逼供。
张汝伦：对，这就是现代性。全世界如此，只不过不同政体之下的执政党有的做得隐蔽点、温和点，有的做得赤裸裸点。看人类，为了过上所谓中产阶级的生活（目标、意向），把地球破坏到今天这个样子（不对后果负责），而且，我们能说过上中产阶级生活这个目标是正确的吗？我们今天所谓的舒适生活中，有许多是不必要的，代价是把属于后代的资源提前消耗掉了，但每个人都安之若素，因为背后有一整套制度的支持。
人物周刊：为什么说现代性是野蛮的？
张汝伦：现代性这3个字，不等于合理、正确、文明，很有可能指向野蛮。荀子说，春天不要砍柴，因为树木正发芽，春天也不要打猎，因为动物正孕育生命，猎一物很可能害两条命；夫子也说，“钓而不网，戈不射宿”。这是前现代的文明。
而我们今天，水、空气、鱼、熊胆，没有一样是不能下手的。我看电视上的辩论，围绕的是熊疼不疼的问题，不疼，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取胆汁——这实在是低层次的讨论，如果康德在世，他会说，万物一体！人和自然界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关系是超越功利的。
现代性的野蛮是从人类为自己谋利这个角度来讲的。现代性所有的义，是用利来解释的，义是相对的，利是绝对的，是最高原则，毛病就出在这里。黑格尔伟大，他讲现代性从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普罗塔戈拉那句“人是万物的尺度”就开始了。现代性“以人为本”，忘记了要对世界上有生命没生命的其它东西作出让步，这就很可怕了。技术无止境的滥用，对环境无止境的攫取、破坏……看看虚伪的哥本哈根会议，1600辆大排量轿车里走下替地球操心、呼吁减少环境污染的大人物，会务费不算，还得用掉1亿美元的保安费。熊十力先生很早就看到科学技术和资本结合在一起，将贻害人类——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局面。
恢复完整的人性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最不坏的”民主制度。
张汝伦：我们初识民主制度，觉得先进，觉得好，都是情理中事。但能否站在一个更长的历史脉络里来思考它？民主制度最不坏的一点可能就是，如果有人做了坏事，我们可以惩治他。但一个好的社会不能永远停留在制止坏事上。如果今天孔子和苏格拉底活着，他们会觉得今天的人怎么会这样想问题，怎么这样愚蠢。
《论语》一万六千字，有一句话出现两次：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你说孔子对人性是乐观还是悲观？孟子更悲观：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荀子说：人性本恶，其善伪也。这个伪不是虚伪，是人为的、后天努力的意思。朱熹也说：天人交战。如果性善，还要交什么战。但苏格拉底相信，除了知性的世界，还有一个崇高的理性世界存在。康德不是一样吗？作为人，我们是要服从自然规律，七情六欲皆有，但我们同时还是另一个世界的公民，精神世界是有的啊。
人物周刊：那么，怎样才能做个有道德的人呢？有人提出要设道德档案。
张汝伦：开什么国际玩笑。资本主义的第一个受害者一定是道德；启蒙运动的第一个结果就是从此不能信任任何人。15-16世纪，从热那亚开往英国的商船，十船染料九船是假的。罗马帝国晚期，欧亚大陆一片混乱，从上到下处于糜烂之中。基督教像一阵清风吹来，不过一个世纪左右，风气丕变，那是因为人把自己的人生目的和人生观给改变了，它靠的是“觉悟”。
人物周刊：现在皈依佛教的人越来越多了。
张汝伦：假的呀。一个星期6天半做坏事，半天吃斋念佛。我认识一些富婆，给庙里捐很多钱，跑得来得个起劲，叫她把房子换小点，别开车了，肯吗？我有个德国朋友，住在教堂边上，每周六来做礼拜的人都把车停在他楼下，极吵。他跟我讲，如果我是上帝，只要他们不开车、不给世界制造噪音，不来做礼拜都行。
人物周刊：树几个典型看样子不行，那么，请您设计一套制度来帮大家做有德之人。
张汝伦：现在的人都得了制度依赖症。这不是能靠制度设计出来的，这事要靠人的自觉，而人的自觉又是最没把握的事。但康德相信：只要是一个人，都会觉得做一个有德的人比做邪恶的人要好。一个人为什么要做对自己不利的事？比方看到一个小孩很饿，自己也饿，只有10元，宁愿买东西让小孩先吃自己饿着。康德最后就说，不要来问我为什么，因为你是人不是动物，人是自由的、自律的！但是今天的人很轻易地把康德丢在一边，用经验的事实（我看到每个人都是为自己的，所以这是合理的）来驳康德所谓先验的自由（我必须悬置知识，为信念留出地盘）。
人物周刊：苏珊桑塔格谈到资本主义时，一下子点到它的虚无主义价值观。现代人的精神状态、道德表情多少跟虚无接轨了。
张汝伦：在桑塔格看来，资本主义是有史以来最激烈的社会思潮，它摧毁过去的一切，使世界荒原化和简单化。现代文明的核心是理性，卢梭是近代第一个指出理性内在吊诡的人。他说，理性产生了科学、艺术、等等，把地球变得一片荒芜。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理性在运用的过程中失去了其目的，沦为工具理性，成了满足人欲望的工具，跟意义、价值无关了。但工具理性解决不了生命意义、人为什么活着这样的问题，这就是近代虚无主义的根源。近代以来人类道德的堕落、社会的邪恶和苦难，人被欲望（七情六欲和工具理性）所把持，要负很大的责任。所以卢梭讲，重要的是恢复完整的人性。
人物周刊：说到荒芜——有时候想想，物质虽然丰富了，但“我想怎样生活”的路反而越来越窄了。
张汝伦：伯林早就讲过，20世纪的人的自由比18世纪的人来得少。因为解释生活的意义、价值、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那套方法被规定了，它一定会收窄思想的广度，就像都在给孩子请家教、报这个班那个班，不随这大流，倒显得另类。号称自由的时代，其实最没有自由；号称个人主义，其实没有了个人。这就使得社会朝着一个很奇怪的方向发展，就是平均化、同质化、平面化、娱乐化。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常识？
张汝伦：常识（common sense），在古典哲学里译为公感，放在日常的、平均的生活里没有问题，但把它当作普遍真理使用就有问题。常识往往是对一时一物的认识，它是片面的、相对的，有效性是有限的。在急功近利的时代，有些人会把常识等同于真理，迷信常识只能说明他的肤浅和短视。接触过德国哲学的人都知道，哲学家就是在追问中得出超越常识的重要思想，它代表人类超越有限性和习惯性的努力，就是要揭露似是而非的问题。宋儒所谓“于无疑处有疑”也是这个意思。但凡有点头脑的人应该对千篇一律、麻木不仁的日常生活和经验保持警惕。超越常识会带给人一种新的感受力，是对生活的拓展而不是脱离。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微博？
张汝伦：吃饱饭没事干。这世上值得花时间的事情太多了，比方每天都有新知识的产生、旧知识的积累，一个人穷一生之力也只能得其万一……大好时间花在140个字的游戏里？发表一些随兴的、不成熟的意见？我是没功夫。有时候在地铁里看到一车厢的人都盯着手上那只小玩艺，都在滑动或者按键，好像一车厢的人都成了终端、接收器，变成一车厢的塑料心。微博是什么？是现代人虚荣心、表现欲、孤独感等等东西的集中之地。我向来不想当意见领袖，那种被粉丝簇拥的感觉说实在的，会让我起鸡皮疙瘩。
人物周刊：大众又是什么呢？
张汝伦：很容易被欺骗被操纵的一群人。也不用我说，从19世纪克尔凯郭尔开始，就有人说明了。现代传媒工具发明之后更是如此，乔姆斯基对“宣传”的揭示够深刻了。所以当年金克木先生跟我讲：不要太在意舆论，我是办过报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