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家庭策略”方法在教育史研究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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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家庭策略”方法在教育史研究中的运用（《教育学术月刊》2012年第1期)

摘   要：通过分析 “家庭策略”方法应用于教育史研究的可能性，以加拿大教育史学家进行的“家庭策略”研究实例来说明如何把“家庭策略”方法运用于教育史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展示了家庭史和教育史相结合在方法上的互补优势，从而强调“家庭策略”方法的介入是如何拓展和深化了教育史研究的手段。最后，还对“家庭策略”方法应用于教育史研究的不足做出了分析，以期给我国教育史研究一些借鉴意义。 　　关键词：家庭策略；教育史研究；加拿大 　　基金项目：江苏省2011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资助项目“创立与变革:英国教育史学的历史演变”（项目编号：CXZZ11_0848）；2011年度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资助项目“创立与变革：英国教育史学的历史演变”。 　　作者简介：武翠红，女，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教育史（江苏南京   210097）。 　　20世纪80年代，加拿大教育史学家运用“家庭策略”（Family Strategy）的理论和方法将教育史研究从“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理论的结构功能主义转向了“家庭策略”理论的个体化脉络之中，运用“家庭策略”的方法来说明各种家庭决定（Family Decision）和家庭利益最大化的关系，从而进一步丰富了过于强调“理性人”的理性选择理论，把理论重心进一步推向个体行为。发展到今天，“家庭策略”从弹性的“策略”概念入手突破了“结构与行动”的二元对立，已成为加拿大教育史研究的主流理论和方法。 　　一、从“家庭策略”视角研究教育史的可能性 　　20世纪60年代前后，随着新社会史的兴起，欧美国家的历史学家对西方家庭史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历史上的家庭进行跨学科研究，形成了史学的一个新领域：新家庭史。与传统家庭史不同，新家庭史不再附属于事件史，而是把家庭当做一个微观的社会组织来研究，以客观的历史研究阐述对历史上家庭的看法，借以揭示家庭与宏观社会历史进程的关系。新家庭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史学发展新潮流中形成的富有成果的一部分，具有新史学发展中的三个特点，即提出新的研究问题、提出改革史学传统领域的新方法、提出史学领域中的新的研究对象。[1] 　　新史学回答时代所提出的一切现实的社会问题，新家庭史的出现就是为了回答与家庭有关的现实问题。“今天的家庭危机就是感情上……依恋和抛弃……的危机，所以，追溯感情的往事，这是历史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2]在研究对象上，家庭史最能体现史学研究对象的变化，因为西方家庭史研究的重点正是历史上普通民众的家庭生活，同时把家庭史与社会变迁结合起来考察，尤其是研究家庭演变与近代社会形成的关系，从家庭变革的内部探讨了社会发展的动力，形成了一些理论模式和研究流派，如“生命进程”论、“家庭策略”等。在研究方法上，西方家庭史重视的是跨学科研究方法。由于历史学家面对着的是一些从来都是无声无息地生活着的人民大众，他们的日常生活本来就是一些琐碎的小事，没有人详细地去描写他们的衣食住行，记述他们的思想、感受。历史资料的零散和贫乏，迫使历史学家必须跳出传统史学的治史方法，放弃从文献记载、档案材料中寻找史料的做法，充分发掘和利用以前不曾注意过的材料，比如教区登记、税册、日记、信件、住房结构、玩具、服装等等，运用人口学、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理论和方法，对这些材料进行分析、解释，找出其中的意义。 　　20世纪70年代末，为了更好地理解工业化过程中家庭的作用，以研究家庭面临新的外部环境时的决策过程的“家庭策略”成为家庭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家庭策略被解释为家庭及其成员的决策过程和时机，例如，何时让孩子教育、选择什么样的学校、何时让孩子离家谋生、何时更换住所等。学者们试图利用个人日记、信件等材料去推断人们的家庭行为模式。80年代家庭策略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强调文化观念对决策过程的影响。家庭行为不完全由经济决定，也受文化因素的制约。[3] 　　谁在家庭决策中起主导作用?各个家庭成员在决策过程中分别在多大程度上和以什么方式最终影响了家庭策略?考察这类问题可以从中理解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和家庭的性质，进而理解家庭对社会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者在对东西方家庭研究中普遍注意到家庭决策不仅仅是一种相互商量和民主的过程，其中充满了支配与被支配、充满着夫妻争执和亲子争论。如在19世纪的“家长制”式的家庭中，丈夫由于是家庭生存的经济支柱，他在迁移、家庭成员工作这类问题上有较大的决策权。但在教育、家庭开支等方面妻子仍有很大的发言权。在传统型家庭向近现代型家庭转变中，儿童中心趋势就变得越来越显著了。[4] 　　“家庭策略”加深了对个人、家庭和社会变迁相互关系的理解。家庭不是被动地受社会变迁的影响，而是要以自己的特点对社会做出反应，这种反应的结果就是家庭各成员之间的合力，合力的方向或家庭策略的取向取决于各成员在家庭中的地位，因此，家庭的性质又必然影响社会的变迁，而教育变迁属于社会变迁的一部分，由此可见，从家庭策略的角度探讨教育的变迁亦是可行。 　　二、“家庭策略”方法在教育史研究中的兴起和运用：以加拿大为例 　　（一）“家庭策略”方法在加拿大教育史研究中的兴起 　　20世纪70年代中期，加拿大教育史学者开始意识到，在研究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公立教育系统时，“社会控制”的理论和方法就很难运用。从“社会控制”理论方法的两大特点：集权化和官僚化来分析，19世纪加拿大还没有实现城市化，直到20世纪早期加拿大还是单级或者单班学校，加拿大政府国内服务和教育官僚机构还处于萌芽阶段。之后，“社会控制”理论的倡导者开始反思该理论的局限性。[5]80年代初，加拿大教育史学家开始将注意力转到对父母和父母群体的兴趣或者物质需求对待学校教育的态度。历史学家发现非英国移民工人阶级和农村孩子的父母对教育形式产生了重要影响。1980年，加拿大教育史协会（Canadian History of Education Association,CHEA）成立，该协会的成立有力促进了“家庭策略”方法的运用。在该协会的第一次会议上，与会学者就以“家庭策略”方法在教育史研究中的运用为主题进行了讨论。原为“社会控制理论”倡导者之一的苏珊·休斯敦（Susan Houston）指出：“19世纪教育机构的多样性被不同的社会阶级以不同的但是有效的方式所利用，为工人阶级进入现代城市社会做好了铺垫。”[6]普伦蒂斯（Alison Prentice）由妇女史的观点指出“尽管女性在学校中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处于受压迫的地位，但是女性在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仍旧争取教育的权利”。[7]查德·加菲尔德（Chad Gaffield）则推断“教育史不能简单的被看做对被压迫人们的强迫实行的学校教育，完整的公立学校教育史不仅是一部从属史和欺骗史，还应该是地方适应和干涉史，社会控制和社会同化史”。[8]威尔逊（J Donald Wilson）则提出有关加拿大少数种族教育史的看法，“少数种族和主流文化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固定的，传统观点认为是压迫或从属的关系，让受压迫者没有独立行动的自主权，这种观点如今已经不被接受了。”[9]这次会议就是否引进“家庭策略”的方法及如何引进进行了深入讨论，以前被忽略的研究对象、史料、方法进入教育史家的视线。 　　（二）“家庭策略”方法在加拿大教育史研究中的运用 　　加拿大教育史学家运用“家庭策略”方法研究教育史成果丰富，其中尤其以研究家长对公立教育的需求和态度最为著名。罗伯特·吉德尼（Robert Gidney）和道格拉斯·劳伦斯（Douglas Lawr）在《埃杰顿·莱尔森斯和安大略中学的起源》（Egerton Ryerso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Ontario Secondary School）一文中，运用“家庭策略”的方法对19世纪安大略湖省教育发展的情况进行研究。这个研究显示，尽管在19世纪中央控制教育还占主导，然而，人民会不厌其烦地向政府及教育机构阐述自己的教育需求，并且这些需求大部分会得到关注，即使是独裁者埃格顿·瑞尔森（Egerton Ryerson），他也会做一些改变使自己的控制变得隐蔽些。同时，作者还强调人民在教育和官方机构制定措施时所起的作用，极大地修正了激进主义修正派关于将官僚化看作中产阶级统治的砝码观点。罗伯特·吉德尼和道格拉斯·劳伦斯注意到家长的教育需求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相关，将家庭所具有的价值和规范，也包括家庭成员的心理所构成的一个氛围，尤其是由社会和家庭主要成员个人的价值观所型塑的家庭价值取向，与大的社会背景也即社会变迁联系起来，证明了在19世纪官僚组织形式怎样服务于全体人民的兴趣而不是精英人士的。只是到了20世纪初，官僚机构变得集权化和工具化，很少服务于下层人民尤其是工人阶级。[10] 　　1986年，艾尔西·艾娜·沃茨（Elsie Ina Watts）运用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方法，探讨了温哥华岛维多利亚殖民地时代家长对公立教育发展的态度。沃茨认为过去教育史研究过多地关注政府、教育者和教育机构，而忽视了孩子父母的态度对国家公立教育发展的作用。研究发现，孩子根据父母的选择入学，父母一般选择私立学校，但是如果符合父母价值观和态度的私立学校学费很昂贵，那么父母一般选择将孩子送到非宗派的公立学校。因此，在维多利亚周围广阔的农村，专门的私立学校是不可行的，公立教育更多地被农村孩子父母接受而不是城市孩子的父母。[11]在运用“家庭策略”方法时，沃茨将关注点放在教育选择的形成过程上，即谁在教育选择的形成中起主导作用？各个家庭成员分别在多大程度上和以什么方式影响了家庭策略的形成。显然，沃茨想考察的是家庭策略的形成机制及在它形成中反映出来的家庭成员的关系，这种关系可能会因为地区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从而成为比较研究的前提。另外，沃茨在研究中还使用一种综合的研究方法。也就是说，从变动、相互联系和个性与共性的结合这一视角去把握父母在选择教育时家庭策略的产生和执行。所谓变动，就是把家庭策略的决定和实施看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首先它产生于家庭成员的互动；其次，它会随社会的变动而改变，因此，它在与社会不断的相互作用中实施与完成。另外，沃茨还注意到单个家庭的家庭策略固然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但是作为“类”的家庭(比如工人家庭、农民家庭、知识分子家庭)也会表现出其共性，所以沃茨在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去达到对家庭策略的产生机制的一般过程及其对社会作用的认识，并由此窥视在家庭策略制定过程中，人际互动中反映出来的由教育变迁导致的家庭关系的变化，及这种变化所具有的家庭制度变迁的性质。 　　在关注“家庭策略”的教育史家那里，教育史实际上是有关孩子受到的教育形式，政府的愿望和孩子父母的愿望之间不断相互影响和对话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并不像注重“社会控制” 理论的教育史学家所说的那样。早在1966年，马斯格雷夫（Frank Musgrove）就明确指出：“孩子受到的教育形式实际上取决于中产阶级家庭父母的态度。虽然中产阶级家长父母与政府的目的一般是相符的，但是也会存在一点冲突。而劳工阶级和移民家庭，由于面对国家官僚机构的压迫而会有敌意和挑战行为。”[12]其后，皮瓦（Michael Piva）、科珀（Terry Copp）、戴维（Ian Davey）都对19和20世纪加拿大教育发展受家长对公立教育的态度影响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当家庭经济条件不能承担起学费时，家长会有各种理由让孩子辍学。[13] 　　除了研究家长对教育的需求及态度外，加拿大教育史学家还成功地运用“家庭策略”方法研究种族教育历史和儿童教育历史。他们认为由于个人不同的生命轨迹，不同职业、社会地位和价值取向的家庭对公立教育的态度不同，在面对教育变迁时，家庭所采取的策略也就不同。同时，在家庭策略形成过程中的互动、家庭结构的特征、家庭成员的人格特征等因素相互作用下，家庭策略的形成过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也使不同家庭的家庭策略的实施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因此，加拿大每个种族群体都在调整自己以适应政府的压力，或根据自己的兴趣进入公立教育，或顽固的抵制公立教育。但是有一点在加拿大教育史学家那里是非常清晰的，就是少数种族和主流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辩证的关系，总是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14]而在儿童教育史方面，关注点已经由学校的排外性转移到社会福利性的政策系统以及其他帮助儿童的机构。[15]教育史学家调查发现在对儿童的关注下，家庭和学校之间的关系不断改变，在这方面，加拿大教育史学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16] 　　三、“家庭策略”方法应用于教育史研究的评述 　　“家庭策略”方法在加拿大之所以取得成功，与战后加拿大修正派的“新教育史学”实践分不开的。从凯茨开始，修正派教育史学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将新兴学科的理论及新型的研究方法应用于教育史研究中。加拿大著名教育史学家威尔逊（J Donald Wilson）评论道：以加拿大教育史协会为中心的加拿大修正派的教育史学家们，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方面批判“社会控制”理论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引用“家庭策略”的方法，深刻改变了是什么构成教育史以及是谁创造了教育史的各种概念。他们提出了一种与20世纪70年代之前大多数教育史学家所主张的单一研究路数大为不同的路数。实际上，从加拿大传统教育史学家查尔斯·E．菲利普斯（Charles E. Philips）和亨利·约翰逊（Henry Johnson）以及其后朝着社会科学定向的加拿大教育史学家，都是通过单一维度观察教育历史，而采用“家庭策略”方法的教育史学家则强调影响教育因素的相对性和多维性而修改了教育史研究的路径。[17]从某种程度上正如威尔逊所说，运用“家庭策略”方法的教育史学家扩大了教育史概念的内涵。“他们在主题和方法方面扩大了教育史学家对父母、孩子和教育各侧面感兴趣的范围。”[18]他们把教育史和最广义的“家庭史”结合起来，向教育史著述的传统的狭隘观念进行了挑战。[19]总之，加拿大教育史学家运用“家庭策略”的新方法、新视角，新思维模式重新审视教育史，为研究教育历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首先，“家庭策略”方法倡导将宏观社会变迁的背景与家庭成员互动结合起来进行考察的观念使人们容易摆脱传统教育史学的线性思维方式下的一些错误认识，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教育史研究在打破了老教育史学的局限之后出现的过度分散化的危机。将家庭策略具体化为孩子策略、父母策略以及策略之间的动态对话过程，既弥补了以往研究对家庭策略的忽视，又注重孩子的主体视角，强调孩子的主体性，是构建整体教育史的一种新路径。从“家庭策略”方法在教育史研究中的运用看，家庭策略表明家庭不是被动地受教育变迁的影响，而是以自己原有的特点对教育变迁作出反应，体现了家庭对教育的反作用。而家庭在对教育作出反应的前提，则是教育变迁对家庭产生的影响，这也正是我们想了解的。 　　其次，家庭策略的研究使我们关注家庭决策的产生过程，因而也必须关注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及在互动中体现出来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拓宽了教育史家的视野。按照家庭策略理论的要求,其分析框架一般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1.从弹性的“策略”概念入手突破“结构与行动”的二元对立；2.注重个体生命历程与教育历史变迁的结合；3.关注“家庭”、“家庭成员”这些分析单元的多层次性。具体到历史上家庭对教育选择问题上，整个家庭最后做出是否上学以及上哪种学校等最后决策需要考虑几个因素：“1.决策主体。家庭策略是一个集体概念，但是在分析的时候具体决策者仍然落在父母、子女的身上。2.决策过程。整个决策过程是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博弈,因此研究的重心应该放在行为主体的角色力量对比和博弈过程上。3.影响因素。我们需要弄清楚有哪些因素影响了个体决策,又有哪些因素最后超越个体层面促成了家庭决策,这也是整个家庭策略动态研究的关键。”[20]“家庭策略”方法促使教育史学家对人们观念及文化习惯进行研究，而这些东西对于得出人类教育选择行为的一般性结论具有重要价值，也是以往传统教育史学所不能提供的。 　　最后，“家庭策略”方法应用于教育史研究极大地改善了教育史学家们对“史料”的看法。应该说自从 “社会控制”理论和方法运用到教育史学以来史料观念就得到了某些更新。但是真正使教育史学家“对什么构成史料”这一观念产生彻底改变的还是在“家庭策略”的方法引入教育史研究之后。运用“家庭策略”方法的教育史学家比“社会控制”理论的倡导者更关注微观的文本材料：如教区登记、点名册、日记、信件、遗嘱等，除此之外实物、语言和行为材料等非文本的材料也进入教育史学家的视野，如研究学习工具、玩具、服装等等，大大扩充了史料的范围。 　　“家庭策略”方法应用于教育史研究中在彰显成功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明显的弱点。教育史学家在对“家庭策略”进行分析时，往往不自觉地将“家庭策略”视为重大决策，与日常生活脱离了关系。如罗伯特·吉德尼和道格拉斯·劳伦斯从官方机构中找寻家庭在面对突发事件中的态度和决策的证据，忽略了日常生活对教育选择的影响。因为，家庭策略具有在一个时期中会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状态的特性，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家庭决策则都从属于这一策略从而形成一个彼此互相联系的过程，同时又表现出一种整体的特性。因此，在运用“家庭策略”方法研究教育史时，应避免将日常生活与重大事件截然分开，尝试将具有转折意义的家庭决策还原回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中，从细微之处体察家庭面临教育变迁的关键性选择时看似意外、实际必然的做法。 　　综上所述，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家庭策略”理论和方法的责难不断，同时“家庭策略”理论和方法本身存在着上述缺陷也日渐暴露，但总体看来，“家庭策略”理论和方法对教育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批判了“社会控制”理论的极端，寻找教育的另一方对教育的态度和影响，拓展了研究教育历史的手段，推动教育史学成为一门“更为科学”的学科。但是，“家庭策略”方法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社会教育史学和传统教育史学的研究方法，它和传统教育史学、社会教育史学的研究方法也不是一种更新换代的关系，而是更为强烈地体现出一种互补性，教育史学家的这种努力增大了教育史学的价值。 　　参考文献 　　[1] 姜芃主编.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流派[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274. 　　[2]Edward Shorter,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Family,NewYork,1975,P.9. 　　[3]张永健.家庭与社会变迁：西方家庭史的新动向[  ].载《社会学研究》1993，（2）：97-104. 　　[4]T.K.Hareven:Family Time and Historical Time,Daedalus,1977(106),pp.57-70. 　　[5]Ian Davey, Book Review,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Vol.21,no.3,Fall,1981,p.376. 　　[6]J.Donald Wilson,From Social Control to Family Strategies:Some Obervations on Recent Trends in Canadian Educational,in Roy Lowe(ed)History of Education :Major Theme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Fakmer,Volum 1,pp.299-315. 　　[7]Alison Prentice,Towards a Feminist History of Women and Education,in Ibid.,p.64. 　　[8]Chad M.Gaffield,Demography,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History of Schooling,in Ibid.,p.111. 　　[9]J Donald Wilson,The Picture of Social Randomeness;Making Sense of Ethnic History and Educational History,in Ibid.,p.34. 　　[10]R.D.Gidney and D.A.Lawr,Egerton Ryerso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Ontario Secondary School,Canadian Historial Review,Vol.LX,no.4,Dec.1979,pp.442-465.and “The Development of an Administrative System for the Public Shools:The First Statge,1841-50”,in McDonald and Chaiton(eds.),Egerton Ryerson and His Times ,chap.9. 　　[11]Elsie Ina Watts, Attitude of Parents T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Schooling in Victoria,B.C.,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M ASimon Fraser University,1986. 　　[12]J.Donald Wilson,From Social Control to Family Strategies:Some Obervations on Recent Trends in Canadian Educational,in Roy Lowe(ed)History of Education :Major Theme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Fakmer,Volum 1,p.302. 　　[13]See Terry Copp.The Anatomy of Poverty.Mcclelland and Stewart,Toronto,1974;Michael J.Piva,The Conditions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Toronto,1900-1921,University of Ottaa Press,1979;Ian Davey,The Rhythm of Work and the Rhythm of School,Chap.p.10. 　　[14]See Jorgen Dahlie,No Fixed Boundaries:Scandinavian Responses to Schooling in Western Canada,in Danielle Juteau Lee(ed.),Emerging Ethnic Boundaries,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for Canadian Ethnic Studies Association,1979,pp.11-129. 　　[15]See Joy Parr(ed),Childhood and Family in Canadian History ; Patricia T.Rooke and R.L.Schnell(eds.)Studies in Childhood History:A Canadian Perspective,Calgary,1982;W.Norton Grubb and Marvin Lazerson,Broken Promises:How Americans Fail Their Children. New York : Basic Books, 1982. 　　[16]J.Donald Wilson,From Social Control to Family Strategies:Some Obervations on Recent Trends in Canadian Educational,in Roy Lowe(ed)History of Education :Major Theme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Fakmer,Volum 1,p.309. 　　[17][18][19]J.Donald Wilson,From Social Control to Family Strategies:Some Obervations on Recent Trends in Canadian Educational,in Roy Lowe(ed)History of Education :Major Theme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Fakmer,Volum 1,p.299-315. 　　[20]韩晓燕等.“隐性抗争”与“隐性合谋”:城市新移民家庭策略的互动模式-以上海市流动人口家庭的初中后教育选择为例[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136-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