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大后谁就成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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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后谁就成了谁来源：新民晚报   2012年03月26日          《报刊文摘》2012年4月2日转载



吴非
有半年时间了，这件事一直压在我的心头，我只能写出来。哈尔滨的一位校长说起“公开课”见闻。他们一群人在某小学观摩四年级的语文课，课上有一学生回答问题，表述准确，语言生动，教师依例请同学对他的发言作些点评。有个男孩站起来说：“我还是想给他提点建议，如果他发言的声音再大点就好了。”执教老师有些诧异，说：“可是他的发言声音已经很大了呀？”男孩很认真地说：“如果他能再大点声，坐在教室后面听课的领导就能听得更清楚了。”
这位校长说，他当时很惊讶，这么小的孩子（大概只有十岁出头吧），竟然有这样的心思！他的心不在学习上，却一直在想着“坐在教室后面听课的领导”。我听了这个见闻，心里一直很沉重，我不能理解的，是教师为什么不在课上纠正那个男孩的认识，事后会不会对学生这方面的教育呢？我感到担忧。
一名小学生，在课堂上只想着“坐在教室后面听课的领导”，他为什么会这样？这样的孩子，长大后会是什么样的？
春天，我在某市听了节语文课，感觉那位青年教师上课潇洒自如，有智慧，学生的思维很活跃。以我的经验，公开课上，如果学生旁若无人，敢于阐述个人的观点，那这个教师平时都是“有两下子”的人物。课后问起，朋友说，的确是有故事的。有一回，省里有人要来学校视察，市里忙坏了，事先多次通知作准备；前一天，派个局长来“检查落实”。局长查过校园环境卫生，又查办公室，看到这位年轻的语文教师在看书，桌上也摊着书，有点乱，就说：“快点收拾一下！快点快点！”语文教师抬了一眼，慢条斯理地问：“你跟谁说话呢？”局长说：“我要你快点收拾一下办公桌！”语文教师不疾不徐地说：“我在看书，请不要妨碍我。”说罢，又低头看他的书了。——局长愣住了，下不了台，校长们则急坏了，赶快打圆场；事后再三解释：“是个书呆子！书呆子！”——我和那位老师说过话，他读书多，一点儿也不迂，思维很清晰。我的朋友说，如果不说他“迂”，恐怕会有麻烦呢。我说不见得。
那个我们不认识的“省领导”未必会到教师办公室去“巡视”（如果他肯去，那倒是好事），即使去了，可能也不会在意某位老师的办公桌有些凌乱；而如果他也是个读书人，说不定会有交流的兴趣；而如果他想知道真实情况，想倾听教师的真话，想看到教师的工作常态，那就更不在意有个老师没站起来鼓掌，而是坐在那里看书，或是厌烦地责备领导们挡住了他的阳光……他坐在那里静静地看他的书，但会有一群前呼后拥的跟班急得什么似的，非要他放下手上的书。
我记住了那位读书的青年教师，我认为，那才是教师应有的姿态，特别是面对学生。
可是我也分神了。我又想到那位检查办公室卫生的局长，他和那个说“如果他能再大点声，坐在教室后面听课的领导就能听得更清楚了”的四年级男孩有没有什么关系呢？不可能有直接的关系，两个城市隔了两千多公里呢。可是，为什么我会想到可能有什么联系呢？
有一首歌是怎样唱的？我记得不太清楚，好像是“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我是随便说说的，不要往深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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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少堂：和王栋生先生商榷

最近从2012年4月2日《报刊文摘》上读到著名杂文家王栋生（笔名吴非）先生的时评《长大后谁就成了谁》。王栋生先生在我国语文教学界有广泛影响，是最近三十年来南京地区少有的产生全国性影响的语文教师。我个人也很尊重王栋生先生，受过他文章的一些影响。不过，对王栋生先生这篇文章，我有一点不同意见，不揣谫陋，谨写出和王栋生先生商榷。 我对王栋生先生这篇文章中的两个事例及其所支撑的观点，在总体赞成的前提下，有一定程度的质疑。 关于第一个事例。为方便读者，我整体性引述王栋生先生文章的第一部分： 有半年时间了，这件事一直压在我的心头，我只能写出来。哈尔滨的一位校长说起“公开课”见闻。他们一群人在某小学观摩四年级的语文课，课上有一学生回答问题，表述准确，语言生动，教师依例请同学对他的发言作些点评。有个男孩站起来说：“我还是想给他提点建议，如果他发言的声音再大点就好了。”执教老师有些诧异，说：“可是他的发言声音已经很大了呀？”男孩很认真地说：“如果他能再大点声，坐在教室后面听课的领导就能听得更清楚了。” 这位校长说，他当时很惊讶，这么小的孩子（大概只有十岁出头吧），竟然有这样的心思！他的心不在学习上，却一直在想着“坐在教室后面听课的领导”。我听了这个见闻，心里一直很沉重，我不能理解的，是教师为什么不在课上纠正那个男孩的认识，事后会不会对学生这方面的教育呢？我感到担忧。 一名小学生，在课堂上只想着“坐在教室后面听课的领导”，他为什么会这样？这样的孩子，长大后会是什么样的？ 我首先怀疑王栋生先生文章转述的这一事例的真实性。具体说，我怀疑哈尔滨这位校长讲的情况并不准确。按一般情况，小学四年级的孩子，对后面听课的人称呼“领导”而不称“老师”，违背常情。在他们这个年龄，把所有来学校的领导称为“老师”，是合常情的；把所有听课的“老师”称为“领导”，是不合常情的。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听课的真是“领导”而非老师，班主任或任课教师事先给同学们打了招呼，比如老师事先提醒同学们注意，有领导要来听课等等，所以学生才称呼后面听课的人为“领导”，并非学生小小的就奴颜婢膝。退一万步说，果真是学生潜在地受社会风气影响而拍“领导”的马屁，但是就课堂发言这个具体情况而言，更大的可能是，学生这里的“领导”，只是一种虚化、泛化的尊称，因而没有必要对学生这句话深文周纳。其次，王栋生先生对这个事例的意义阐释是一个角度，不过也许还要关注另外的角度。具体说，现代教育要培养学生的独立人格，这是一个角度；但是，另一个角度是，独立人格不是只尊重自己而不尊重他人，也不是可以只尊重一部分人而有一部分人可以不尊重。尊重他人，在一堂课上，就是要尊重教室里所有的人，表现在学生发言，就是首先要尽可能让整个教室的人都能听到，至少要有这个意识。实际上，“发言的声音要让教室里所有的人能听清楚”也是教师对学生课堂发言的基本要求。我们不能说，学生的发言让后面听课的“老师”听得清楚，就是合理的，就“现代”，就“公民”，而发言让后面听课的“领导”听得清楚，就是不合理的，就“封建”，就“奴化”。况且，学生所说的“坐在教室后面听课的领导”，显然是包括现场所有听课的人，并非只指其中的“领导”。总之，要求学生无论是课堂交往，还是社会交往，要尊重所有的人，不能只是尊重一部分人；既要尊重领导，也要尊重群众；对领导，既不能目中只有领导，唯领导是尊，也不能目无领导，唯领导是反，这才是真正的现代人格教育。 王栋生先生文章继续写道： 春天，我在某市听了节语文课，感觉那位青年教师上课潇洒自如，有智慧，学生的思维很活跃。以我的经验，公开课上，如果学生旁若无人，敢于阐述个人的观点，那这个教师平时都是“有两下子”的人物。课后问起，朋友说，的确是有故事的。有一回，省里有人要来学校视察，市里忙坏了，事先多次通知作准备；前一天，派个局长来“检查落实”。局长查过校园环境卫生，又查办公室，看到这位年轻的语文教师在看书，桌上也摊着书，有点乱，就说：“快点收拾一下！快点快点！”语文教师抬了一眼，慢条斯理地问：“你跟谁说话呢？”局长说：“我要你快点收拾一下办公桌！”语文教师不疾不徐地说：“我在看书，请不要妨碍我。”说罢，又低头看他的书了。——局长愣住了，下不了台，校长们则急坏了，赶快打圆场；事后再三解释：“是个书呆子！书呆子！”——我和那位老师说过话，他读书多，一点儿也不迂，思维很清晰。我的朋友说，如果不说他“迂”，恐怕会有麻烦呢。我说不见得。 那个我们不认识的“省领导”未必会到教师办公室去“巡视”（如果他肯去，那倒是好事），即使去了，可能也不会在意某位老师的办公桌有些凌乱；而如果他也是个读书人，说不定会有交流的兴趣；而如果他想知道真实情况，想倾听教师的真话，想看到教师的工作常态，那就更不在意有个老师没站起来鼓掌，而是坐在那里看书，或是厌烦地责备领导们挡住了他的阳光……他坐在那里静静地看他的书，但会有一群前呼后拥的跟班急得什么似的，非要他放下手上的书。 我记住了那位读书的青年教师，我认为，那才是教师应有的姿态，特别是面对学生。 可是我也分神了。我又想到那位检查办公室卫生的局长，他和那个说“如果他能再大点声，坐在教室后面听课的领导就能听得更清楚了”的四年级男孩有没有什么关系呢？不可能有直接的关系，两个城市隔了两千多公里呢。可是，为什么我会想到可能有什么联系呢？ 有一首歌是怎样唱的？我记得不太清楚，好像是“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我是随便说说的，不要往深处想。 王栋生先生文章中的第二个例子，很《世说新语》，很魏晋风度。甚至在古希腊哲人那里，我们也见识过这种风度：古希腊哲学家弟欧根尼有一天躺在街头晒太阳，国王亚力山大走到他身边，问他有什么需要。他说出了一句流传至今的名言：“我唯一的需要就是，请你走开，别挡住我的太阳。”不久前，学术批评网上发表过浙江工商大学教授徐斌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大学岂能“谋食不谋道”》，其中写道：“我亲历过一件事，2006年吧，搞过一次什么‘保鲜’活动，当时一位省委副书记到中国美院检查。有位老师正在创作，说搞不懂，不予理睬。该副书记大为光火，对美院的‘保鲜’活动严厉批评，推迟验收。”引述这些例子，是想说，绝对有产生王栋生先生文章中的“牛”事例的土壤。我个人也很倾慕这种“牛人”。但是，我还是有点怀疑，古希腊哲人可以如此“牛”，中国美院的教授可以如此“牛”，王栋生先生当然也可以如此“牛”，但是，一位中学青年教师能够如此“牛”，能敢如此“牛”，我多少有点怀疑。就是不怀疑这一点，我也怀疑下一点：在中国，一个局长会亲力亲为管到一个教师的办公桌是否整齐这一点吗？当然，我也不能说绝对没有这样的局长。 最后我想要说的是，王栋生先生的文章绝对是有现实针对性的，他文章字里行间涌动的理想情绪，他对“教师不要跪着教书”，以及对教师、学生要有现代人格的呼唤等等，我都是非常赞同的。中国教育的痼疾之一的确是缺少个性教育，或者通俗地说就是不让人“牛”甚至扼杀“牛人”的教育。不过，至少在理论上应该关注到：现代人格教育就是培养人具有该“牛”则“牛”，不该“牛”则不“牛”的人格的教育，而不是不问时间、不问地点、不问事件对象等等都敢“牛”的人格的教育。 2012-5-1 （补记：忽然想起，上个世纪末，由语文教学界以外的学者作家发起的那场声势浩大的批判中国语文教学的“运动”，其中有一个语文教师的提问成为全民“公敌”——教师问“雪化成了什么？”，学生答“化成了春天”被老师批评，因为正确答案是：“水。”我早就想写篇文章指出这是批评中国语文教育的人的“迁移”和“嫁接”，因为我书架上有一本温良华教授1989年10月在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教育未来学》（我买到这本书是1991年，我买书的当天晚上就读到这个印象深刻的例子）， 这本书第200页在谈到世界教育中存在的扼杀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倾向时有以下文字—— 在日本小学的语文课本中有这样一个提问：“雪化成了什么？”，有个学生答：“化成了春天。”这本来很美，很有想象力，也符合逻辑，可是不行，正确答案是：“水。” 当年那场批评中国语文教育的思潮自有其历史必然性、深刻的合理性。但是，当年这个著名的靶子，是一些人从日本“迁移”、“嫁接”到中国语文教师头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