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为“天下第一社”的百年名社西泠印社，是当代文化界、艺术界中的一个独特的存在。关于西泠印社的百年社史，不但有几部《西泠印社小志》和《志稿》等作为支撑，而且有百年社庆时隆重推出的《西泠印社百年图史》与《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两部巨帙。而在2006年，又召开了“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社史学术研讨会”，编辑出版了三卷本的论文集，研究相对较为充分。但在百年社庆
（2003）以后的这五年，由于时事较近，所以还较少有专门的研究与理论思考文章。或许，因为有古训“并世不论”，发生在当下的印社诸事，可能还难有一个相对客观的结论，因此大家会避免涉及它或是还无法轻易接近它。但其实，近五年西泠印社的活动，无论是治社理念还是活动策划方式，都有了非常明显的时代特色。面对新形势、新问题，与时俱进，解放思想，向百年的西泠印社交出了 一份相当有份量的答卷。从举办“国际印学峰会”、实施考试入社与特邀入社新办法、提倡“印文化”的大概念、鼓励分专业研究室开展活动，直到实施“百年西泠·中国印”海选……都是一次次解放思想的过程。而提出“名家之社”、“天下之社”、“博雅之社”的新百年新定位，表明西泠印社在发展中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基本方向。西泠印社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横贯百年的历史，是它的第一个特点。而横跨日韩欧美的国际视野、拥有海外社员，又是它的第二个特点；此外，以一个社团同时拥有“国家级社团”、“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博物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登录者”这四个“国家级品牌”，又是它的第三个特点。可以说，遍观各类社团，没有一个社团是同时拥有这三项优势内容的。如果再考虑到西泠印社还是一个综合体，同时拥有社团、出版社、园林景点、拍卖公司、商店等，所涉行业十分繁复，作为第四个特点也是其他社团所无，则更应该把它看作是西泠印社作为当代一个特殊存在、亟须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的主要理由。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西泠印社具有无可比拟的独特性与不可替代性。或许还可以说，五年西泠印社的当下历程，作为研究内容的现实意义并不亚于对西泠印社社史研究的意义。又如我们会对近百年的文艺社团、文联书协甚至一次展览评审活动作为一个对象进行研究一样。它应该是构成当代史中的重要一环——当西方史学界在大力提倡史学革命，计量史学、口述史学、性别史学等风行天下之时，我们对于当代、当下的事实，具有一种历史观与历史感的态度与立场，是极为重要的。百年历史是历史，五年历史也是历史，如果有丰富的内容，一年历史也未必不是历史，关键是有没有一个历史意识与历史立场。对于西泠印社这样一个百年社团而言，在做每一项工作时具有历史感，应该是我们必须具备的素质。
正是基于这一体认，笔者把这十个思考点作了相应的串联，从而形成了以下一组研究成果——笔者把它看成是西泠印社社史研究中当代史的初步研究成果。其实，所谓的历史，不过是一些有意义的事实确认与事实之间的逻辑关系解说。西泠印社在当下并不缺事实，如果有热心的研究者从多方面来解读它，那它就是当代史的一种形态，这样的形态多几种，西泠印社新百年的历史也就真正凸现出来了。
百年社庆之后的西泠印社在组织艺术、学术活动之时，以“天下之社”、“名家之社”、“博雅之社”为指标。在运行几年之后，有朋友在谈起西泠印社近期的繁荣情况尤其是“海选”的声势浩大之时，特别提出西泠印社应该有一句口号，叫“顶天立地”。“顶天”，是指它应该在组织活动时坚守住高端、精品的质量要求，每出手必是一流，又必须有原创价值。而“立地”是指它不能是文人小圈子孤芳自赏，要更深地扎根于社会。听了这番话之后，深受启发，回顾近五年走过的踪迹，大致可作以下相应的概括归纳。
首先是“顶天”。西泠印社在百年大庆之后组织的一系列展览、创作活动中，在形式上锐意创新，如在举办传统的篆刻评展中，特设边款项目与刻印、篆书项目并列；又专设印钮项目以倡导“印文化”概念；又如以书法展的原有项目为起点，以诗、书、画、印各项目的综合为指标的“书、画、印”综合大奖——“吴昌硕奖”为最高奖项。这些都为当代印坛带来了一种新的气息，体现出较新的办
展理念，也由此凸现出西泠印社作为天下第一社的精英意识与品牌意识。此外，遵照已故沙孟海社长要把西泠印社打造成“国际印学研究中心”的理念，以三年一届的“孤山证印——国际印学峰会”为抓手，配合每年的学术活动如吴昌硕诞辰160周年学术研讨会（2004）、陈介祺学术研讨会（2005）、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社史学术研讨会（2006）等。每次研讨会都出版论文集多册，估计几次论文集的总字数在350万字左右，在学术上也占了先机。
再来看“立地”。从2004年开始，西泠印社在吸收中青年专业才俊入社时大胆革新，采取推荐入社与考试入社相结合的办法，尤其是考试入社，连续三年，获得了极佳的效果，共吸收青年社员20多人。此外，在推荐入社方面，有意吸收古文字、古诗词、鉴定等方面的人才及其他社会名流，扩大了社员的身份结构。尤其是2007年“百年西泠·中国印”大型海选活动，在国内外设十个赛区，可
以说是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奥运“中国印”与篆刻艺术的大普及大推广，就西泠社而言，是把自己的专业之根更深地扎根于全社会，赢得了难得的国际空间。在此中，社会与国际空间即是我们“立地”意愿中的“大地”。
“顶天”、“立地”的说法，是出于一个局外人士的一种极有睿智、深思熟虑的思考。西泠印社的发展战略，似乎应该采言纳谏，从善如流，因为它也代表了一种“民间”的声音。
仅仅从文人篆刻的历史来说，已有500年之久，如果再算上“印宗秦汉”理念的贯通，则应有2000年的悠久历史。从文彭、何震、苏宣以下直到丁敬、邓石如再到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王福庵、赵叔孺、来楚生、陈巨来……历代文人印家群星灿烂，佳作如云。即以西泠印社而言，在这场篆刻盛宴中，也起到了中流砥柱的巨大作用。 但毋庸讳言的是，在经历了走向文人化、艺术化进程已有几百年历史之后，由于思维定势，我们的篆刻之路也越走越窄。在民国以降以及建国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以一手浙派或黄牧甫风而在印坛立身的情况极为普通，篆刻成了“一技”，而且是较狭窄的固定套路的单一的“技”。而古代印章所拥有的丰厚的传统形式，都逐渐地被淡化、削弱。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几乎无人去关注铜印之铸、陶印之烧（它也是传统之一），大家只盯着石章。又如历代印章样式极多，但现在都局限于汉印或浙派、吴昌硕、黄牧甫，却没有把艺术视野扩得更开。在百年社庆之后，我们对如何推动、倡导篆刻艺术表现的多样化思考了很多，并提出了一系列举措。如在评展中有意规定必须要有多字印与大印，又特别提出了一些特殊的形式风格规定：2004年，是要求有花押式，2005年是要求要有唐宋官印式，2006年是要求要有古玺与封泥式的，其目的是尽量摆脱原有的太固定的浙派细朱文或汉白文印的旧格式，在艺术风格样式上作一些开拓性提倡。以后在许多篆刻展中看到许多刻古玺、刻封泥、刻官印较好的作者，我想应该与近年西泠印社的提倡是有些关系的。
西泠印社既为“天下第一社”，当然应该在篆刻与书法方面起到“领军”的作用。我们会提醒篆刻家，要打开当代篆刻的视野：传统经典的范围极大极丰富，千万别让它狭窄化偏叶片嗜化。我们会把几千年篆刻经典都用倡导的方式“过一遍”。若干年后再来看当代这几十年篆刻史，若论到西泠印社的贡献，则在篆刻创作领域对经典的全面倡导之功，对篆刻创作在风格样式上的开拓、提示之功，并使它蔚为风气，应该是一项最重要的贡献内容。
一直到赵之谦、吴昌硕为止，篆刻家都是综合能力极强的精英人才。赵之谦的文字、金石学等学术能力极强，吴昌硕则是诗书画印皆为一流的大师。但在近几十年来，篆刻家的综合能力却呈现出单调、薄弱、技能化的倾向，比如篆刻家不善篆书，篆刻家不通文史，篆刻家不读印论，篆刻家不了解当代艺术，篆刻家不关心展厅文化……即使是讲“技能”，也有严重单薄化倾向：比如篆刻家不
会刻边款拓墨，篆刻家不会钤原钤印谱，篆刻家不辨印石印钮……
恢复古人的综合才能传统形态，或打造新型篆刻人才知识结构，无论于古于今，西泠印社都有意在这些方面作一些倡导。故而我们在展览评奖中，特设“边款奖”；我们在考试人才时，篆刻以外还要有篆书科目，并且如果篆书创作水平不够则评委要大声疾呼与警示，我们对评奖入社的青年才俊要设综合测试程序，这种综合测试立足于专业素养与文化能力。比如测试题分为“印学”、“书画现
论”、“文史”三大板块，还有笔试与面试——还要看篆刻家在面试时的口才、仪表、风范、修养程度，而在过去，这些都被认为是无谓之举，因为它与刻印并没有太大关系。
一个现代艺术意义上的篆刻家，应该拥有什么样的能力？首先，他当然得把印刻好，其次，他必须会刻拓边款，而为了刻好印，他又必须会写一手好篆书。这些都是作为一个实践家所不可或缺的。进而论之，他应该有一定的印学理论修养，对印史典籍应有大致了解，对历代印家印作印谱应该熟悉，这又是一种更专业化的要求。再进而论之，他还应该了解篆刻以外的书法、绘画、历史、文学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因为它们是篆刻的“近亲”，篆刻历史发展是离不开它们的支撑的。此外，篆刻在今天是一种艺术门类，因此，篆刻家还应该了解当代艺术的发展与思潮走向。惟有如此，篆刻才能真正介入当代艺术的时代进程。
百年西泠印社，当然是印人艺术家们的团体，但它有一个最重要的特色：视学术为根本。“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中的金石学之学术与印学之学术，都是讲求学术为根基。而从吴昌硕开始，马衡（金石学）、张宗祥（文史之学）、沙孟海（印学、书学）、赵朴初（佛学、文学）、启功（文学、鉴定学）等历任社长都是学界泰斗，领一代风骚。故而已故沙孟海社长专门提出一个把西泠印社打造成为“国际印学研究中心”的宏伟构想——不说把印社办成篆刻创作中心而要强调“印学研究”，当然也是立足于学术。
在过去，西泠印社倡导学术的主要方式，是每五年一次的学术研讨会和每十年一次的社庆大会学术研讨会。迄今为止已经办了五届，出了五种论文集。百年社庆（2003）之后，遵照沙孟海先生的遗愿，西泠印社高层在学术研究上进行了“提速”。首先在体制上进行了重新设计：新成立“社史与印学理论研究室”，把理论研究单独列出，除社庆大会研讨会之外，以理论研究室为单位也组织了很多活动。迄今为止，笼统地计算成果，则计有西泠印社百年大庆期间的“百年西泠·千秋印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纪念吴昌硕诞辰160周年学术研讨会、“孤山证印——国际印学峰会”、“陈介祺学术研讨会”、“西泠印社早期社史社员学术研讨会”、“当代人文环境下印章的文化功能研讨会”……平均每年一到两次的研讨会，都有厚厚的论文集问世。这种从五年一届的频率到每年至少一届的高密度频率，给外界的印象是西泠印社在学术研究方面极其活跃，成果丰厚，人才集聚，正在圆满实现沙孟海社长的愿望。
除了学术研讨会，西泠印社在鼓励、提倡社员个人研究出成果之外，还在主抓两个重点项目：第一是新编《西泠印社志》，第二是编撰多卷本《中国印学》，以体现出印社在新时期对于“重大历史题材”的高度重视。
百年社庆后新办的《西泠印社》社刊，每季一期，以它为窗口，不断推出具有高度学术理念的一些专辑。比如关于社史人物的王福庵、丁辅之、韩登安、青山杉雨、吴昌硕，比如关于印学的早期社员社史、陈介祺、丝印、浙派与西泠八家、赵之谦、汉《三老碑》，又比如关于创作的特殊印材、几次国际艺术节专题，等等。根据几年来学术界、印学界的反馈，对这几年社刊在倡导学术风气方面所起的作用，评价是非常积极的。
最近，听说西泠印社又准备“铁肩担道义”，对逐渐趋于消亡的“金石学”作一番存亡继绝的大倡导。可以想象，它又会成为新百年社史中的一个亮点。希望西泠印社作为百年老社，在学术研究中始终保持活力，保持永远探索、永不满足的年轻心态。
篆刻是一项非常小众的艺术。篆刻家或印史学者习惯自居于象牙塔中，满足于书斋斗室之内，津津于布白朱墨之间，得意于铁笔纵横之趣……要说篆刻家必须具有多少报国之志，显然是太为难我们这些印人了。
要篆刻家持铁笔如刀枪去上阵杀敌，当然过于牵强附会。但要在历史板荡之际，看看篆刻家们不屈的脊梁，却是并不罕见的。抗战之际，杭州沦陷，西泠印社的元老们都避居上海租界，但大家辛苦劳作，聚集生活费送到杭州，交给当时守护孤山社址的叶秋生父子假以度日，遂使得西泠印社在最艰难的时代，也仍然一息尚存，不绝如缕。又比如解放前后，丁辅之在病榻弥留之际嘱咐王福庵与吴振平，要把西泠印社交给新政府管理，而王、吴二位随后赴杭拜会军管会领导，将西泠印社孤山社址与社藏悉数交与政府……此外，20世纪60年代西泠印社的韩登安，以绝大的政治热情为毛主席37首诗词刻镌了多字印，每词一印，遂成绝世孤品。这些，都是西泠印社的篆刻家们关心时事、关心政治、不以印人自囿的生动例子与鲜明事迹。此外，正逢“十年浩劫”、动荡混乱之际，西泠印社的干部职工们为维护孤山社址和社藏文物，呕心沥血、竭尽全力，可以说为百年社史立下了不世功勋。
新百年征程中的西泠印社，在切合时事、书生报国方面具有更大的推动力度与重视程度，但统
观印社的举措即能看出，这种切合时事的高要求，不宜使它简单地等同于政治表态。政治是一门专业，篆刻家不是政治家，没有必要用政治家的方式来理解时事。相比之下，能用自己的铁笔、专业知识与技能来报效祖国，应该是比简单通常的政治表态方式更有价值的选择。 今年我国成功地举办了北京奥运会，而奥运会的会徽是“中国印”，印社策划了面向社会、以宣传推广“中国印”、迎奥运、宣传（篆刻界）爱国主义精神和提升民族自信心的“百年西泠·中国印”大型海选活动和“人文奥运”西泠印社社员百印谱创作活动。“海选”分国内外十个赛区，堪称是发动面最广、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篆刻创作和推介活动，社会影响超乎寻常的巨大。而“人文奥运”百印谱则堪称是印文化最高端的创作活动——但它们和印家自己刻印的情况截然不同，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理念统率，这就是体现国家繁荣富强的政治意义上的“2008北京奥运会”。篆刻家，是用自己的刻刀、技术、创作理念，在为国家的大政方针做出贡献，这样百年不遇的机遇，是篆刻家们关心时事、贡献绵力的最重要的契机。 在今后一段时间里，比如西泠印社重振金石学的计划，也并未停留在雅玩、嗜古的水平上，而是把它置于一个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家文化政策方针的大背景之下。它表明，西泠印社越来越意识到自己作为“天下第一社”的历史使命与责任。 以篆刻为立身之本的西泠印社，在向外扩展以形成自身雄厚基础时，选择了诗、书、画、印一体化与艺术创作、学术研究一体化的道路。近百年来社中大贤无一不是诗书画印数绝集于一身的艺术大师与集艺术、学术于一身的学界班首。但除此之外，从印社的专业立足点上说，如果不取扩展的姿态，我们是否就只能限于印章、篆刻自身而无法开拓创新？换言之，如果仅就印学而言，除了刻印之外，我们是否就只能无所作为？ 在西泠印社创始人丁、王、叶、吴这一代，对印学自身的开拓（而不是书画印并举），他们是做得多说得少，但却也并非是固步自封，比如，编辑大量的名家印谱甚至原钤印谱，是当时西泠印社丁敬、吴隐等人的煌煌业绩。而在新时期以来的西泠印社，尤其是百年大庆以来的西泠印社，我们还能就印章与篆刻这一极称小众的内容做出什么样的新名堂？ 在定期举办西泠印社国际印文化博览会之前，我们曾经对之作过较为缜密的思考。比如在2004年西泠印社第五届篆刻艺术评展举办的前期策划之时，印社中的几位高人即提出：在评选篆刻作品（印蜕）和篆书——它是老项目之时，能否同时也评选其他一些“印文化”的项目？当时设置的项目是：（1）边款及墨拓；（2）印钮与薄意雕刻；（3）印屏设计的创意度。待这些思路提出来之后，也曾有过一些不赞成的声音，一则认为边款是附属，不必作为正式项目，二则认为印钮雕刻是工艺美术，不是篆刻内容。但细细思考，连篆书都可以作为评选项目单列（它更不是篆刻而是书法），本身在印石之内的印钮却不能列入，岂非自相矛盾？于是从2005年开始，篆刻评选之外，边款与墨拓必定作为一个单项独立计分，而钮制也作为重要项目单列计分。虽然第一届评印钮由于投稿者与评选者皆缺乏经验，尚未达到理想效果而只能说是开了一个头，但万里长征第一步，总是一次艰难跋涉的成功的开端。 2006年举办西泠印社第一届印文化博览会，本着弘扬印文化的理念，遂开始对印钮、薄意包括四大名石即青田、寿山、鸡血、巴林各项进行了认真的评奖，此外还对印文化的其他如印文房用具也进行了研究、开发与弘扬倡导，2007年第二届博览会这种势头得到了更大的提升。除此之外，在一个印文化的大格局中，还应该倡导原钤印谱的拓制研究。这样，以篆刻艺术为核心，包含印石名品遴选、印钮薄意制作、边款墨拓制作、原钤印谱与印屏制作以及还有印文房用具的研究开发，庶几可以构成一个“印文化”的大局面——它告诉我们，除了诗书画印综合、学术艺术综合之外，还可以有一个“印文化”整合的巨大空间。遍观这五年来的西泠印社的工作业绩，这些极有价值的努力与贡献，是有目共睹、广受称赞的，因为它体现出了西泠印社思路创新、工作方法创新的立社精神。 西泠印社之所以承续百年而不稍衰，与社中几代前辈对史料文献不遗余力的保存、整理有极大的关系。故而在我们研究社史时，20世纪20年代叶铭的《西泠印社小志》、60年代王福庵《西泠印社志稿》以及还有几种不同的社志抄本，是我们学术讨论的主要文献依据。80年代以后，比较有价值的，是为配合赴日本展览而编的《西泠印社展》和九十大庆时所编撰的《西泠印社九十年》。 承续这一优秀传统，在百年社庆时，集社中同仁之力与社外专业人员之力，编成了《西泠印社百年图史》《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两部大书。《百年图史》以左图右史的思路，汇聚了西泠印社的珍贵历史图片1 000多件并以论文统率，为社内外同仁提供了一部“图像的历史”。《百年史料长编》则以年代为纲，事实为目，原始文献引录为据，对历来散见各处的社史相关文献作了较系统的辑录梳理，为社内外同仁提供了一部“文献的历史”。应该说，在原有的《小志》《志稿》和《九十年》基础之上，我们完成《图史》和《史料长编》，为百年社史研究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新百年的社史研究，究竟应该如何来推进？根据目前西泠印社的学术动向，大致可以提示出如下几个方面的具体内容。比如2006年召开的“西泠印社早期社史社员学术研讨会”，即是一个为社史研究专设的重大项目。围绕这次研讨会，西泠印社以“社史与印学理论研究室”为主干，编成了学术论文集共三册。第一第二册是前几十年关于社史人物、社史事迹的各类文字的选编；第三册是本次研讨会的专撰论文汇编。象这样的近百万字的文字汇集量，就一届研讨会而言，本来不是非做不可的，但正是基于一种社史研究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学者们知难而上，为社史的谱写不断贡献自己的力量，才有了今天这样恢宏的气象与规模。 新的《西泠印社志》的编撰正在进行之中，其中有关于社团发展主脉络的大量叙述与关于产业发展以及作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各种文献汇集与数据汇集。西泠印社高层把本次修志的指导思想作了非常形象的概括——“科技与人文结合，文献与图片结合”。可以想象，在把社中库藏、社址测量等新内容加入新《社志》之后，我们会看到一部非常有特色的、富于时代气息的崭新的《社志》的产生。 对社史研究，应该提到一个相适应的高度来认识。没有社史文献的条理清晰，就不会有百年社史的赓续。西泠印社之所以有“天下第一社”、“百年名社”的令誉，在海内外有如此的号召力，而其他民国时的文艺社团以及今天仍有的许多印学社团之所以时兴时灭，正是因为一则不重视自身的历史文献积累，二则活动组织规范化不够或内容不丰富立体，也拿不出什么文献记录。相比之下，我们更应该重视西泠印社百年著史的深远价值与意义，并视它为印社新百年历史的立身之本。 关连到书画篆刻界的印社社务工作，重中之重是两块，一是调动人力物力组织大规模有影响的艺术学术活动，二是对西泠印社吸收新进人才与邀请名家的审查机制的建立。相比之下，西泠印社内部的机关管理应该起到一个支撑作用，但与专业、专家有直接关连的，应该是上述两项。 在过去，西泠印社的活动受政治时势的影响，逐渐从原有的文人雅集过渡到作为一个纯粹艺术社团的协会模式，办展览、开研讨会、办社庆等。新时期以来，这种协会活动模式也带来了正反两个方面的问题。正面的效应，是在极困难的客观条件下，坚持了西泠印社的一贯宗旨，不使它中道辍止，同时也推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聚集了一批人才。负面的问题是，印社原有的文人雅集的风姿逐渐消失，越来越像一个普通的协会，有趋同、雷同化的问题。为此，印社领导层经过了反复思考，觉得应该重新恢复雅集模式以彰显西泠印社的特点。首先是确定了春秋两季雅集的制度，春季为小雅集，秋季为大雅集。其次是恢复了每年清明祭祖活动。在孤山祭四位创始人，在超山祭吴昌硕……此外，召开各种不同形式的鉴赏会、名品观摩会、诗会，祭祖要有祭文，有正规的仪式，这些，都是老祖宗持续了百年的老传统，我们今天来做，本来并不是创新，而只是恢复优良传统而已。但相对于中断50年的历史现实而言，它或许也具有些须创新的含义。 关于吸收新社员，向来是全国艺术界最为关注的问题。西泠印社是百年名社，能成为社员，是终身不易的荣誉，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在早期文人雅集时，由于整体的人才品质甚高，是以社中两人推荐介绍为制度的。但在近50年印社向协会模式转型之后，这种文人式的推荐介绍因过于私人化、人情化而显得不太合时宜了。为此，印社建立起了一种新的吸收人才的机制。首先，是对元老前辈级的资深人士，采取特邀入社不进行投票表决而是讨论通过的办法以显示印社尊重人才的决心。其次，是保留原有的推荐入社的方式，由社员推荐，在适当考虑分门分类分区域分层次的前提上，理事会审查投票表决。再次，是新设考试评奖入社的制度，即以西泠印社所主办的大型活动为平台，以参展、获奖、综合评审、综合考试（笔试、面试）等一系列测试程序，选出最优秀中青年人才吸收入社。这套新机制建立实施近五年来，印社吸收社员数十人，因为有规章可循，社内外对吸收新社员的意见少了，新入社员在水平上的公认度高了。而且最可喜的是，一则资深国内国际老专家多了，有发展前途的青年才俊多了，二则原有的“地方化”痕迹、地域视野限制影响弱了，全国性与国际化程度高了。此外，由于特邀入社名额把关极严，人数极少，且提名要有充分理由说明。推荐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入社则要以“名家之社”、“天下之社”、“博雅之社”三个条目分别针对性提名并经过审查投票。考试入社则有一整套初评、复评、终评、现场专业测试、综合文化测试等程序，其公平、公正、公开的品质要求也得到了极大的贯彻落实。 社会各界看西泠印社，最诱人的并不是它的社团性质，而是它有一系列其他团体无法做到的“文化举动”。民国初年的西泠印社为什么会成为海内独家，地处沪浙却能凌京津而超然其上，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展览与出版，这些北方也都有。但西泠印社承续江浙士大夫文化的一些文化行为，却是在当时独此一家而“并无分店”，其中最典型的，即是清明祭祖与雅集活动。 有一个孤山社址，是百年西泠的“福份”。在孤山上聚会，祭祖祀贤，不仅仅吴昌硕是老祖宗，创社四君子是老祖宗；遍观孤山，丁敬、邓石如像、西泠八家，乃至《汉三老碑》与“三老石室”，都是祭祖祀贤的最理想对象。这样丰富的对象，使得每一次祭祖，必然会成为有声有色的重要文化行为并成为社史赓续的当然内容。 祭祖是一种仪式，仪式中凝聚了民族精神维系、民族价值观展示、民族伦理观认同等一系列关键内容。西泠印社的祭祖，其实是西泠印社精神、文化的具体反映。而提到印社文化，则有显性文化与隐性文化之分。至于显性文化，则以祭祖所需要的一系列程序、内容为标志。比如祭祖现场设置、祭祖仪式宣告、祭文宣读、祭祀礼仪程序、焚香上香祝祷、唱仪鞠躬等，都是显性的文化行为；至于隐性文化内容，则通过这一整套礼仪所呈现出来的信念、理想、制度、行为规范、礼仪方式、专业自信心，都是西泠印社维系百年的最重要精神支柱。 正是基于这种体认，2004年春季雅集在举行（恢复）祭祖仪式之时，印社坚持要有祭文撰写与宣读，要有春季雅集序文与宣读。虽然在白话文时代，这些古色古香的古文（祭文、序）会让人听不懂，但宣读本身即是一种行为示范，它告诉全社会，只有西泠印社在坚持一种“旧”传统，它在坚守、守望一种理想。从现象上说，可能是一种“过时”的理想，但就本质而言，它却是永恒的精神文 化贯通的内容，它是立社之本，其本身不存在“新”、“旧”之分。 西泠印社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所在。百年历史只是它的第一个特殊，而同时拥有“国家级社团”（其实是国际社团，这在中国是唯一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孤山社址）、“国家级博物馆”（中国印学博物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金石篆刻文化）四个“国”字号品牌，则是它的第二个特殊。业内专家认为，就西泠印社而言，金石篆刻文化的技能传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中包括刻碑、铸金、拓墨、鉴定等一系列重要技术承传。但“孤山祭祖”及它所包含的仪式、行为、程序等一系列文化内容，更应该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重视的文化行为空间与技术承传空间的种种要素。它显然是“非物质”的，但又是具有足够的文化行为指向的。 焚香祷祝、香雾缭绕，常务副社长郭仲选朗声宣读祭文，刘江副社长以下列队三鞠躬，并依次在祭祖供桌上分别上三柱香…… 在当代印学振兴方面做得轰轰烈烈的西泠印社，在赢得社会各界广泛好评的同时，还在永不懈怠地寻求着新的发展机遇。但在这一次，西泠印社仍然秉承百年传统，尽量从既有的前贤框架中寻找新的聚焦点。与自我作古的“创新”方式相比，“以古为新”、“返古求新”或许是一种更有价值也更成熟的“新”。 西泠印社的宗旨，是“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后来加上“兼及书画”，其实是三个点。“研究印学”与“兼及书画”，因为有篆刻创作研究室与印学理论研究室，以及书法、国画研究室，工作推进极有成效。但“保存金石”这一块，却还很难有一个适合的公共平台。目前稍有参与的，是“鉴定与收藏研究室”。但鉴定收藏本身也是一门独立学科，与金石学未必重合，捎带着做一些当然可以，但 要提示出作为创社宗旨的“金石”之学，则显然还未臻理想状态。 基于此，在对“印学”、“书画”两个方面投入了巨大的精力、时间、人员、经费之后，我们反过来认识到也可以再对“金石”进行认真的倡导与研究（当然还有保存）工作，以确保西泠印社创社之初所确定的几个学术基点不至于流失与遭到削弱。 “金石学”是一门古学，自宋代欧阳修、赵明诚、李清照开创以来，历代学者专家付出过无数的努力。到清乾嘉之际，金石学可谓是达到了“顶峰”状态。但在清末新学兴起之后，“金石学”却遭到了分解。以现代学科分类立场来看，它已被分别归类到古文字学、古文献学、古器物学、考据学、鉴定学、考古学、历史学、博物馆学、书画之学与碑帖之学等十几个项目中去。从好的方面说，是化身千万，从坏的方面说，则是原有的学科形态已接近自然消亡。西泠印社早期的“保存金石”，之所以在20世纪50年代后一直难以存续，很大程度上即是基于这个原因——既不能以完整的学科形态进入高校与科研机构，又不能自外于学术体制而得不到人才、经费的保障。而新设置的文物管理部门与博物馆部门，又将许多内容接收过去。这种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不身在其中是很难体味出来的。 “重振金石学”，是基于不希望这样的学问失传于当世，不希望长期积累下来的学术内容与成果消失于无形之中，更不希望它原来作为一门严肃的学问，而今却变为玩古董式的无可无不可。“金石学”是否一定必然在现代学科体系中消亡或衰退，其实并不是一个已被证明的结果，而是我们当代对金石学有兴趣的印人学人们无奈选择的结果。在过去，我们的学识能力有限，看不到它“浴火重生”的可能性，只能无可奈何地认为它走向衰亡了，但那是我们的问题而不是金石学本身的问题。那么在今天，当我们的认识又进了一步，开始重新认识“金石学”的价值之后，我们对它的复兴与重振，应该是一种顺理成章的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应该是西泠印社新百年的责任，并且，我们也倾向于把它作为新百年印社的一个新开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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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5-3 20: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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