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解读：意义的选择

教师之友网

原文地址：转:文本解读：意义的选择(李安全)作者：我思故我apple
                                  文本解读：意义的选择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9年第3期
　　“文学的本性决定了对它的理解、阐释必然是多元，甚至无穷尽的，而且随着阅读对象、时间、空间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钱理群《〈雷雨〉的多重解读》，《中学语文名篇多元解读》第148页，广东教育出版社）作为“读者”，我们在每一次解读文本时会选择和突出什么样的“意义”自然是受到多种要素的影响与限制。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提出的“艺术批评诸坐标”理论认为，艺术批评有四个坐标：作品，即艺术产品本身；生产者，即艺术家；世界，即一般认为作品所涉及、表现、反映的某种客观状态或者与此相关的东西；欣赏者，即听众、观众、读者。可见，我们阅读一部文学作品，常常应当顾及上述四个要素，才可能较为恰当地解释它的“意蕴”。换言之，作为“读者”，我们在解读文本时，尽管可以“以心契心”，全靠自己的心性去感悟；尽管可以“裸眼读书”，全靠自己的眼光去审视；尽管可以“以自己的直觉去读，以自己的奇思异想去读”，读出自己的“哈姆莱特”；但事实上，我们又必然要受到文本的限制，必然要受到阅读的“语境”和“场境”的限制，必然要受到自身的心理因素和文学文化传统的限制，我们不可能是完全的绝对的“自由”解读。作为读者对文本意义的阐释，必须做出恰当的“选择”，确定我们认为最基本的、最主要的“意义”。
　　好的文学作品常常是多义的，但是，“多义也并非有义必收：搜寻不妨广，取舍却须严；不然，就容易犯我们历来解诗诸家‘断章取义’的毛病”，“我们广求多义，却全以‘切合’为准；必须亲切，必须贯通全文或全篇的才算数”（朱自清《诗多义举例》，《朱自清全集》，第8卷，第208页）。“以‘切合’为准”，则是我们对文本意义进行选择的总的原则。具体而言，这“切合”应该是包含着三个方面，一是要切合文本意旨，二是要切合作者精神，三是要切合读者体验。要努力追寻文本意旨、作者精神、读者体验这三者的谐和与统一，尽管事实上是较为困难的。
　　
　　一、“批评的对象是严格意义的诗篇的人格”
　　
　　“批评的考验必然包含作者寄托于诗篇的经验价值的有效表现，也即是依赖作品从内生而外现的综合效果；一句话，我们批评的对象是严格意义的诗篇的人格而非作者的人格。” （袁可嘉语）“我们批评的对象是严格意义的诗篇的人格”，解读文本的要义就是要透过文本来理解和“批评”“严格意义的诗篇的人格”。这就要求读者必须尊重文本，亲近文本，“虔诚地读”，以求真正“了解原文底意义”（闻一多《莪默伽亚谟之绝句》，转引自孙玉石《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第100页）。可见，“现代意义上的作品及批评，不必以‘作者’为中心，作品被作者完成后便自动进入另一个与读者对话之世界，作者不再能占有作品，作品可以在读者手中做任意解释，这种意义上的作者为‘writer’。现代意义的批评者在解读作品时不必回到作者，文本自身构成一个世界，而且其意义可由读者填充，在此过程中，文本意义便始终在延异之中。”（朱洪举《追体验、解码、暗道之寻找》，《名作欣赏》2005年第8期，第8-10页）
　　当然，“要了解他们感觉与思想的结合也有赖于读者根据诗篇的感觉曲线作自动的思索，任何直截了当的说明虽属可能但对于诗的欣赏终必是有损无益”（袁可嘉《诗现代化再分析——技术诸平面的透视》，原载于1947年5月8日天津《大公·星期文艺》，引自《论新诗现代化》第1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解读文本固然需要读者“自动的思索”，但是，这“自动的思索”的“根据”是文本，是“诗篇的感觉曲线”。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则，我们才会非常坚决地反对对文本进行“过度阐释”，反对对文本进行“天马行空”的“自由”的阐释。所以，如果从《背影》读出的是“父亲违反了交通规则”；从《促织》读出的是“丑陋的蟋蟀是最有才能的，丑陋的人才是最有才华的”；从《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读出的是白骨精的“足智多谋，屡败屡战，锲而不舍，有坚强的意志”；从《愚公移山》读出的是“愚公”真是愚蠢，缺乏变通意识，或者是愚公破坏了生态环境……尽管这些解读是富有“创造性”的，甚至是与文本有着天然的联系的，但是，这样的解读不是“贯通全文或全篇的”，所以不“算数”；这样的解读违背了文本最本质的意义，未能体现文本最基本的价值以及作者的感情倾向，所以这样的“意义”不是我们应当选择的。
　　李商隐的《锦瑟》的“意旨”隐藏极深，也就引起了后人的众说纷纭。或者说是爱国诗篇，或者说是作者自比文才，或者锦瑟就是诗人的妻子的名字，或者说锦瑟是某贵人的爱姬的名字。真的是“众声喧哗”，也让一般的读者莫衷一是。其实，对于这样的文本，我们不要去“索隐”，不必去挖掘“本事”，最好的方法就是“就诗论诗”，就是对“诗篇的人格”作出我们的批评。你看，这“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以惘然”不就明明白白地点出了一个“情”字么？这“情”不就是文本所隐含着的“意旨”么？什么“情”？一种凄迷哀伤的、幽邃难言的、想忘记却又无法忘记的“情”。前面的四句“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就是“此情”的生动描述或象征性的表达。诗人采用四种“事象”来反复地表达着虚幻迷离的、刻骨铭心的、哀恸伤怀的、纯洁坚贞的“情”，这应当是一种“爱”，一种无法言说的“爱”。而“只是当时已惘然”的“当时”则可以从开首两句“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来进行解说，大致地推算起来，这“当时”就是“五十”年前了。（当然不是实数，而是一个大致的概说，而且还很可能是要以“五十”这一个数目来表达时间的久远，表达对已经过去很久很久的往事的无法忘怀）所以，这“当时”应当是诗人青春年少的时候，应该是诗人的“花样年华”，应该是诗人的多梦多情的时节。曾经的往事，曾经的情爱，曾经的美好，虽然时间流逝，但记忆永存。这里，我们不妨以陆游的《沈园》所记述的他与唐婉的深情来作为附注，不妨以李清照和赵明诚的恩爱和谐作为附注，不妨用柳永的《雨霖铃》作为附注，这样读来，就一定会更充实，更饱满。
　　当然，在这里，我们似乎还有必要“节外生枝”地讨论两种并非完全尊重文本的特殊情形：
　　其一，如果我们是纯粹的随意的休闲性的“悦读”，按照自己的需要来“误解”或甚至有意识地“曲解”也是别有一番滋味的，甚至还有利于培养我们的多角度理解事物的意识和创新的精神。而且，我们在科学研究或一些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有时还恰好需要以科学的眼光或学术的眼光来按照我们的需要进行“断章取义式”的理解。比如贾祖璋在《南州六月荔枝丹》中就用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来说明荔枝不耐贮藏，用苏轼的《惠州一绝》写荔枝的绝句“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来说明荔枝味美，深受人们喜爱，很值得开发。但是，我们必须明确，这毕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欣赏。
　　还有一种阅读，应该称为研究性阅读或学术性阅读，其根本的用意不是要对文学文本作出美学的阐释，而是要以文学作品或其中的部分词句为“引子”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论证问题。钱锺书在《读〈伊索寓言〉》中对《伊索寓言》的解读可谓别出心裁了，但是，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原来钱锺书根本不是在解读文本，而是在“借伊索说事”，这《伊索寓言》不过是作者批判现实人生的一个“由头”。
   二、“使自己的心和诗人的心相凑泊”
　　
　　“现代诗通过象征、意象、暗示、隐喻等种种艺术手段表现作者的内心世界，追求在一种表现自己和隐藏自己的艺术效果中，吐露自己隐秘的灵魂。”（孙玉石《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第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其实，恰如现代诗一样，所有的文学创作都常常是运用象征、意象、暗示、隐喻等种种艺术表现手法，在“表现自己和隐藏自己”之间来形象化地表现作者的主观情感和“智慧”。所以，我们解读文学作品其实也就是要通过文本来与作者对话，进入作者的内心世界，领悟作者所要表现的情感与“智慧”。但是，另一方面，文本解读不可能不受作者和文本的制约。我们也要尽量地透过文本，“得作者之用心”，通过“追体验”去追寻作者的内在精神，从而“复原作者的经验”。而且，我们对于文本的阐释也只有最大可能地与作者所要传达的“经验”一致，才可能作出最尊重原著的阐释。
　　臧克家的《老马》：“总得叫大车装个够，／他横竖不说一句话，／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他把头沉重地垂下！／／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他有泪只往心里咽，／眼里飘来一道鞭影，／他抬头望望前面。”从表层的意义上来看，这“老马”确实是一匹苦命的“马”，沉默的“马”，坚韧的“马”，甚至是绝望的“马”。我们作为读者，可能会很自然地想到一种人，想到一种命运，一种无法把控的“未来”，甚至也会“绝望”。不是吗？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之中，总有很多的不幸，很多的酸辛，很多的凄苦的人生，就像这匹“老马”。这样的解读，肯定是审美的解读，是“用诗的眼光读诗”的“解读”。
　　“对于解诗者和读者，就要设身处地想象，不但设身处在诗所写的地位，还要设身处在诗人的地位，拿他的身世背景和性情品格套在自己的身上。”（孙玉石《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第153页）这与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中所倡行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等观念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其根本的意义就是要了解作者的创作的动因、背景或诗的意图，“进入诗人们的深心去探索”（唐湜《〈新臆度集〉前记》，《新臆度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进而“使自己的心和诗人的心相凑泊，相共鸣”（朱光潜《无言之美》《朱光潜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72页）。阅读臧克家的《老马》，如果我们能够联系到诗人写作的特定的历史背景，就可能会琢磨到诗人要表达的不是对于一般的不幸人生的同情和呼号，而是对旧中国苦难农民的不幸遭遇的同情。这里一定要注意两个词，一是“旧中国”，二是“苦难”。尽管这首诗在“现代”是可以包含更为复杂更为深广的哲学“意义”和人生命意，隐藏着更为永恒的主题，但是，仅就作者的“胸臆”而言，他主要是要表现旧中国苦难农民的不幸。这是特定的写作情境和特定的时代背景赋予诗人特定的创作动机所决定的。所以，如果可能，我们要尽量地把作者的经验还原出来，尽量地“复原作者的生命体验”。
　　“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特别是那些饱含了作者强烈的情感的、深邃的哲思的文学文本，我们尤其要努力接近作者的心灵，努力还原作者隐含在文本深处的真实情感和智慧。比如，鲁迅的散文《风筝》，内容的确是十分具体的，其“核心”内容不过是一件“小事”：小时候，“我”不容许小兄弟放风筝，不准小兄弟弄这种“没出息”的玩意儿，非常粗暴地干涉小弟弟做风筝。等“我”人到中年，才醒悟过来，明白了“游戏”对儿童的意义。虽然事隔久远，可“我”内心非常惭怍，一心想补过，只是小兄弟却全然忘却，“我”的沉重的心就只得一直沉重下去。
　　作为读者，从对语言的感受和理解出发，从文本自身的结构出发，进入作者的心灵世界之中，“阐释”文本中所蕴含的“意义”，才是真正的“阅读”，才可能真正地体验到“阅读”的快乐。于是，我们就可以从这样几个“触发点”来讨论文本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意义：
　　其一，文章开头写到“北京的冬季”“在我是一种惊异和悲哀”。为什么是“一种惊异和悲哀”呢？身在北京的“我”是客居他乡，是断肠游子；故乡的童年的“我”，则是在“家”中，尽管少年鲁迅的日子也很艰辛（参见《鲁迅自传》《〈呐喊〉自序》），但至少没有漂泊感。可见，对北京的冬天的风筝的描写只是一个“引子”，意在引起作者对故乡的回忆，对童年的回忆。显然，作者的“惊异”，是因为“久经诀别的故乡的久经逝去的春天，却就在这天空中荡漾了”，是因为客居他乡竟然看到了“故乡”的“影子”；作者的“悲哀”，是因为漂泊他乡，是因为童年不再。我们由此可以发现文本中隐含了一种强烈的游子情怀和深刻的生命意识。
　　其二，文章中间似乎不经意地写到的：“然而我的惩罚终于轮到了，在我们离别得很久之后，我已经是中年。我不幸偶尔看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这一句好像是“闲笔”，悉心揣摩，似乎恰是作者刻意营造的“点睛之笔”。过去，“我”没有看过“外国讲儿童的书”，只以为小孩子爱放风筝是没有出息的，小孩子贪玩是没有出息的，所以“不但不爱，并且嫌恶”。现在，“我”觉醒了，“我”悔恨了，“我”明白了做人的最基本的准则，“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这里，显然是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来控诉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对儿童自由、活泼的精神的扼杀，对“人”的精神的毒害，“对人的精神的虐杀”。所以，作者的忏悔就不仅仅是为自己，更是为中国传统的教育。这批判与控诉所表现的是关于国家与民族的忧患与责任，是关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的忧患与沉思。
　　其三，文章结尾写到的：“现在，故乡的春天又在这异地的空中了，既给我久经逝去的儿时的回忆，而一并也带着无可把握的悲哀。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罢，——但是，四面又明明是严冬，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在这异地的冬天的天空中发现了一二浮动的风筝，让“我”想起了故乡。故乡的春天才是美好的，故乡的风筝才是美好的。然而，“我”却又“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质言之，作者就是要逃避“现实”。“肃杀的严冬”自然是与“儿时的故乡”相对立的。“儿时的故乡”是“温和”的，“肃杀的严冬”是“寒凉”的；“儿时的故乡”是“美好”的，“肃杀的严冬”是“凄惨”的。然而，“我”却又无法“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要逃避也不可能，这才是最大的悲苦。这里表现了人生的无奈，也隐含着对现实的不满。
　　看起来，这种种解读都是合理的，甚至是深刻的。但是，作为读者，我们在阐释文本时，到底当“选择”何种“意义”，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似乎也需要“问问”作者：“你到底要表现什么？”如果作者的“意图”的确是非常鲜明的，而且是适宜的，我们自然需要尊重，应当“切合”作者的“本意”。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就可以看到鲁迅的《朝花夕拾》中所收录的文章大多是回忆“童年”生活的，表达的是对于已经流逝的岁月的怀念。所以，初中语文课本就将这《风筝》归入了“亲情”这一单元，这种“简单化”的做法，或许更加符合作者的原意，尽管文本所表达的“意义”的确是要复杂得多，丰富得多。
　　
　　三、“诗人挡不住读者”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桩耐人寻味的公案，那是关于卞之琳《断章》解读的有趣的“争鸣”。“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断章》的确是一首简短的诗，也是蕴含着丰厚“意味”的诗。批评家李健吾先生把这首诗“看作寓有无限的悲哀”，而作者本人则恰恰相反，着重在“相对的关联”。显然，批评家的解释与诗人的本意出现了歧义。而批评家李健吾则认为，“我的解释并不妨害我首肯作者的自白。作者的自白也并不妨害我的解释。与其看做冲突,不如说做有相成之美。”（李健吾《答〈鱼目集〉作者》，《咀华集》）李健吾还与诗人卞之琳就《圆宝盒》的解读进行了讨论，并且就自己的阐释作了如此聪慧的辩诘：“如今诗人表白了，我也答覆了，这首诗就没有其他‘小径通幽’吗？我的解释如若不和诗人的解释吻合，我的经验就算白了吗？诗人的解释可以撵掉我的或者任何其他的解释吗？不！一千个不！幸福的人是我，因为我有双重的经验，而经验的交错，做成我生活的深厚。诗人挡不住读者。这正是这首诗美丽的地方，也正是象征主义高妙的地方。这不是笨谜。一个谜，等你猜出来以后，除去那点小小得意的虚荣之外，只是一个限制好了的呆呆的对象。但是，一首诗，当你用尽了心力，即使徒然，你最后得到的不是一个名目，而是人生，宇宙，一切加上一切的无从说起的经验——诗的经验。”（《答〈鱼目集〉作者》，《咀华集》）所以，是不是诗人的自白就可以抹煞批评家的理解了呢？显然不是，“一行美丽的诗永久在读者心头重生。它所唤起的经验是多方面的，虽然它是短短的一句，有本领兜起全幅错综的意象：一座灵魂的海市蜃楼。”（《答〈鱼目集〉作者》）“读者生活和诗的经验可以从自己的‘视界’出发，与对象的‘视界’相互交融互补，形成一个新的再创的‘视界’。这正是现代解诗学自身的特质给予批评家和读者的权利。”（孙玉石《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第12页）
    现代诗人袁可嘉也说：“让我们以明净的心境，带着对人生的虔诚，工作的尊敬去接近作品！给我们解放，自由，使我们进入完全有利的接受作品感染的境界。这实不只是大家鄙夷地说的‘纯’与‘不纯’，‘功利’与不‘功利’的问题，它包含一种至高的人性的美感：愿意控制自己，愿意了解别人。”（袁可嘉《批评的艺术》，《论新诗的现代化》，第147页）“给我们解放，自由，使我们进入完全有利的接受作品感染的境界”，这就是要读者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和阅读经验来“自由”地阅读，富有个性地解读文本；这就是要读者凭借的是阅读的经验和人生的经验，以及阅读的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现实语境，“以现代的眼光去阐释”，对文本做出自己需要的解说。这与德国哲学家迦达默尔的观点也是一致的。迦达默尔认为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时间间距是不能克服的，也是不需要克服的。换句话说呢，我们在阅读中不需要孜孜以求地去追寻作者写作的本意，我们完全可以从文本中读出对我自己有意义的东西。恰如朱光潜先生所言，“欣赏一首诗既然就是再造一首诗，每次再造既然要凭当前情境和自我性格经验，而这两个成分既然都随时变化，每次所再造的诗就各是一首诗。生命永不会复演，艺术的境界就永不会复演。大同之中必有小异，诗于‘常数’之外必有一个‘变数’。这就无异于说，一首诗做成之后，并非一成不变，它在不断的流传于欣赏中，有随时生长的生命。同是一首诗，作者与读者各时所见所感不能相同。”（朱光潜《诗的无限》，《朱光潜全集》，第9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06页）这就是说，读者在解读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文本时自然就会联系阅读的“当前情境和自我性格经验”来选择“意义”。
　　特别是那些写作的特定情境无法真实还原的文本，似乎已经从写作的历史背景中超越了出来，赋予了读者更多的解读的自由，我们也就更需要按照自己的奇思异想去解读，这不但有利于丰富优秀文本的“意义”，使之成为真正的经典；也有利于古典文本从沉睡中苏醒过来，进而获得新的生命。比如，《装在套子里的人》，如果我们“知人论世”，联系到作者创作的特定历史背景来分析，必然看到文本中所蕴藏着的对于沙皇统治的讽刺和批判。但是，如果我们以今天的现代人的眼光来读，我们似乎就可以超越作者对沙皇统治的讥讽，而分明地读出隐含在别里科夫形象之中的典型性格——蜗牛人格。这“蜗牛人格”的最基本的内涵，就是忍让退缩，过度的自我保护；就是畏惧怯弱，害怕新生事物；就是卑微顺从，一点也不敢违背社会的律令……其实，就像似乎还需要一点“阿Q精神”一样，我们现代人似乎也还需要一点别里科夫这样的“蜗牛人格”，因为这忍让与畏缩中也确实是包含着强烈的“自我保护”的“品格”，包含着“奉公守法”的“公德”，包含着“防患于未然”的“忧患意识”。当然，这一切必须是适度的。
　　朱正新著的鲁迅传叫做《一个人的呐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11月版）。这的确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或者是“一个人”的“呐喊”，这里强调的是“一个”，先觉者、思想者其实就是孤独者，隐含着鲁迅的孤独而高远的精神世界；或者是“一个”“人”的“呐喊”，重点在“人”，隐含的是鲁迅对人性对自由的呼唤，亦颇为深刻。至于作者的用意何在，似乎又难以寻绎。在这部有趣的传记里的“兄弟失和”一章中还写了这样的趣事：1925年10月12日，周作人在《京报》副刊上用“丙丁”为笔名发表了一篇短文《伤逝》，借罗马诗人的一首诗和英国画家的一幅画来传达他对已经不可再得的兄弟之情的追念，“只嘱咐你一生珍重”。鲁迅看了这篇散文，当然就明白了它所传达的信息，于是也就用《伤逝》这个题目写了一篇小说作答，后收在《彷徨》里，署的时间是10月21日。而周作人也看懂了这是鲁迅发回给他的“密码电报”。在周作人的《知堂回忆录》（一四一）中还有这样的记述，“《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一个人的呐喊》，第153-154页）。看来，这确实是一段有趣的“故事”。但是，如果要让我们读者按照这样的“密码电报”来解读《伤逝》，那肯定是我们不情愿的，甚至是极端地反感的，就像青冈卓行反对给“米洛斯的维纳斯”“复原”两条玉臂一样，我们所使用的也是“艺术的名义”。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正常的读者，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读出“兄弟阋墙”的意思，我们必然会违背作者鲁迅的“意愿”——假设鲁迅真有这样的“创作意图”——把《伤逝》当作“恋爱小说”来解读。也只有这样的解读，才富有更为丰厚而深刻的“意义”，才是审美的解读。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骆宾王的这首《鹅》真的是“妇孺皆知”了。尽管我们可以设想诗人创作（准确地说，应该是口占，即兴地就说出来了，或者说是脱口而出）这首诗的“用意”仅仅只是一个少年的天真纯洁的口吻，表达的也是对于自己所喜欢的动物的喜爱之情。但是，我们作为今天的读者，作为成人的读者，作为现代的读者，却完全可以甚至是必须把它当作一个深刻的读本，读得更复杂些，更丰沛些。“鹅，鹅，鹅”，三个“鹅”字连用，应当是读成“鹅——鹅——鹅——”，仿佛是突然发现了新大陆一般的惊喜，惊奇，快乐，这简单的“文字”却隐含着复杂的“情绪”。“曲项向天歌”，这“歌”应该是读得特别的响亮，特别的高扬，其中所蕴含的是一种放旷与自由，仿佛是一个天才的诗人在歌颂爱情。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两句所写的则是一种生命状态。“绿水”“清波”暗示着一种美好的生命处境，而“白毛”“红掌”则是“鹅”的清洁高雅的生命形象的概括描绘，一个“浮”和一个“拨”字则是悠闲的自在的生命活动的概括叙述。这里是一种自由自在的生命状态，是一种自得其乐的生命精神，是一种“物与境谐”的美学境界……有着这样的阐释，这古典的文本就获取了现代的生命意义，这简单的童谣就演绎成了真正的经典。可以说，是“现代的读者”“以现代的眼光去审视”才将它阐释成了“现代经典”。这就是“读者”的价值，这就是“阐释”的价值。
　　作者系重庆外国语学校语文高级教师；重庆市中小学学科带头人
　　（责任编辑：古卫红）
　　E-mail：guweihong007@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