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需要真正的教育家来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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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需要真正的教育家来办学

——访张鸣先生

■   王  芸

张鸣：1957年生。著名学者。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等。


问：中国教育改革进行了二十多年，但现状还是不尽如人意，有人说今天中国教育之弊在于教育的泛政治化，在于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均，在于应试教育的禁锢导致教育模式的单一呆板……在您看来，当下中国教育的症结主要在哪些方面？

张鸣：我觉得主要症结在于没有改变结构，还是想用行政的结构加一点市场技术来推进改革，整个教育体系还是行政体系、官僚体系。这个官僚体系在教育改革中不但没有弱化反而强化了，而强化之后不是教育家在办学，而是行政官员在办学，基本上是按照行政命令的一套程序和模式来做的，没有按照教育自身的规律，没有按照教育这个行业本身的特点，所以像基础教育、大学教育的种种问题，都是由这个导致的。实际上教育不能这样办，结构如果不变的话，就谈不上真正的教育改革，比如，经济改革的成就是将行政与计划结合起来的一种模式，走市场经济路子，由市场规律来决定，那个太成功了。而人的教育，并不是你给他什么，他就一定会接受什么，学校也不是你官大一级，行政体系完善，就一定可以办好的，还是需要真正的教育家来办学。

问：近些年“国学的复兴”被提上了教育议程，一些学校将《三字经》《弟子规》和“四书”引进课堂。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今的时代背景、社会语境已经与古代大为不同，那么“国学的复兴”究竟有没有必要，会不会只是沦为一种形式上的“求变”而流于形式？复兴国学，真的可以扭转今天的教育之弊吗？

张鸣：你说得很有道理，确实背景已经变了。当下“国学的复兴”有两个方面的需求：一方面来自上层，希望用国学，主要是儒学的复兴来弥补意识形态的缺失，加强思想方面的引领。现在大学的国学复兴已经很热了；另一方面民间也有需求。现在社会上礼崩乐坏、道德滑坡，儿子不肖、老人不养等现象比较普遍，民间复兴国学有让孩子学点规矩、懂得规矩的意思。这两种需求都是合理的，但是并不一致，搅和在一起的话就会很乱。我们也知道，传统是不能完全抛弃的。现在是“忠孝仁义”没了，“自由、平等、博爱”没来，古代的教育，私德和公德不分，由私德的孝悌发展成近似公德的忠义，应付社会，应付官场。但革命和“后革命时代”的我们，私从道德领域被赶走，私德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而公德则化为大公无私的道德高地，不是非常之境、非常之人无法实践。传统必须在比较良好的环境下复兴，放在当前背景下容易被扭曲，所以这样的“国学复兴”并不能承担起扭转今天的教育弊端的重任，就像袁世凯也曾提倡读经，反而将“孔学”弄得很臭，因为他是“别有用心”，结果自然是适得其反。

问：在您看来，“成材”的真正内涵应该是什么？

张鸣：“成材”有很多层次。对于多数人来说，就是做一个可以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一个有能力养活自己和家人的人，这不需要你有特别大的创造力、特别丰富的知识或是特别高的学历，有基本的技能就行，更关键的是要有健康的心理结构、完善的人格，而我们现在的教育只在智力上下工夫，而智力上又仅仅是在会考试上下工夫，只是知识的灌输而已，而对健全的人格、品质不去着力，所以，今天的教育在几个方面都有缺失。没有一所学校不强调德育，不声称自己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但学校的德育，仅仅在德育课上。在教育过程中，社会公德的培养是最为缺乏的。中国学生有别国学生所没有的政治课，还要加上课时不少的德育课，说起来目的其实都是德育。但是，这样教下来，一些基本的为人处世的道理，一些社会公共道德的准则，学生都很欠缺。如果一个人没有健全的人格，没有好的品质，就会出很多毛病，像很多好学生上大学后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证明。

问：有学者说：“微博是一个很个人性的东西，每个微博的后面都是一个鲜活的、具体的个体生命，这个具体的生命借用这个工具把声音传达出来，然后可引起成千上万的心灵的同感和回应。微博在这个时代的兴起，以这样的工具和平台来表达我们的声音，是上天给中国人的一次机会……”您怎么看待忽然间蓬勃起来、而且还在急剧蔓生的“微博”这一新事物？

张鸣：有了微博，大家可以畅快地“说话”，这是好事，但从总体上看还是因为大家还没有太多表达的渠道。对于微博，我们的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还有很多忧虑。他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微博的所谓“负面现象”，网络的暴力、粗口、无理性的发泄、谣言四起，等等。人在一个虚拟的空间，发言会更大胆，更不顾忌道德，这是很正常的现象，由此造成负面效果，并不奇怪。但是，同样，更多的人也可以利用微博的平台做好事，比如微博的监督功能。微博使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公民记者，随手拍，随时发，不仅可以解救被拐儿童，还可以盯牢贪腐的官员，让他们的不法行为更有可能被曝光。有了微博，一些地方民众原本无人理睬的冤屈，也可能因曝光而得到审理。更重要的是，微博这个广场，各色能人都有，以往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在这里被削弱。任何谣言，都可能被揭穿。在微博上无理性发泄的人们，当发现四面楚歌之时，多少也会收敛。从某种意义上说，微博也是一个课堂，随时随地，都在上公民教育的课。这样的课，对于教育民众，效果虽然缓慢，但一直在起作用。我想，一旦中国更加民主化了，民众有许多表达的方式和渠道，微博可能就没有这么蓬勃了。

问：这是个全民焦虑的时代，您曾在文章里说“焦虑的背后，其实是不安。我们这个社会，发展到今天，最缺乏的是安定感”。我觉得这个是说到了点子上，当今中国社会一个很大的症结其实是“信”的问题，相信与信仰。很多社会现象背后，像被汽车碾压的孩子无人呼救，像跌倒的老人路人不敢搀扶，其实都是因为人们不敢信任他人，那么在这份“不信”背后，是不是还可找到更深的根源？您怎么看待这些社会现象、这个问题？

张鸣：民众的不安定感，主要来自公权力的伤害，加上法制又不健全，个人的一些基本权利无法得到必要的保障。加上现在的市场社会没有规范化，中国人又欠缺宗教信仰，社会普遍缺乏诚信，这样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成本”很高，随时随地都可能受骗，这就逼得你遇事首先要搞清楚“他是不是真的”。

问：去年是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这场革命成了媒体热议的话题，有回忆、有反思、有肯定、有质疑。作为一位学者，您怎么看待这场革命的意义？

张鸣：所谓历史，就是人的轨迹。人的路，经常有岔路口，历史也是。在以往的历史学家眼里，凡一件大事发生了，必定是必然的。他们的使命，就是找出为何必然的理由。但是实际上，历史中往往存在好些岔路口，之所以这样拐弯，而不是那样拐弯，往往取决于某些很偶然甚至很细微的因素。中国的辛亥革命，烈度不大，但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也最具变化的一个事件。整个的发生发展过程，充满了变数，面临多个岔路口，无论在哪个岔路口，哪怕一丁点因素加入进来，历史的路径就会因此而拐弯。后来的历史，也许就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个样子了。辛亥革命在当时的世界，不算是一件大事，西方列强甚至不屑派一个政府的副部级官员到中国来指导各方下棋，明里暗里活动的只是西方的驻华使节。但是，这件事对中国，却是个头等大事，两千多年的帝制就此告终，亚洲一个庞大的古国变成了最年轻的共和国。

问：最后，您可否为本刊读者推荐一些好书？

张鸣：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论美国的民主》，钱穆的《国史大纲》《历代政治得失》，林汉达的《东周列国故事》《上下五千年》，都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