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诗人比盛唐热闹好几倍
作者:杨炼
文章来源:中国艺术批评
浏览:59 次
每个诗人的书房,都是一座建造中的“巴别塔”
每个诗人的写作,正像沿着诗歌的天梯上下于天地之间”——杨炼
搜狐文化:您编选的中国当代诗选《玉梯》刚刚在伦敦书展上首发,简单介绍下这本书吧。
杨炼:这部诗选的标题叫做《玉梯(Jade Ladder)》,集结了从文革结束后78、79年到现在这三十年间的当代中国诗的精品,我将它称为描绘当代中国文化的思想地图,包括它的困境,也更包括它的能量。我和英国诗人William Herbert一起编辑。全书大约400页,全部是英文翻译,由英国血斧(Bloodaxe Books)出版社出版。
《玉梯》是关于当代中国文学,或者文化的思想地图,因为诗歌本身是所有文化中最深刻的层次,我称之为“压舱石”。可以说,《玉梯》把中国文化里这块诗歌的“压舱石”以它足够的质量,呈现在了世界文学和世界读者面前。因此,我们在选择诗歌原作上,不考虑任何比如说容易翻译等问题,只考虑原作的内在质量,甚至要求它有极端的质量,比如它的观念性、它的实验性、它对古典诗歌传统的“新古典式认知”,以及长诗或组诗的思想深度与整体构思。
《玉梯》这本诗选分为六个不同的部分:叙事诗、抒情诗、组诗、长诗、新古典诗歌,实验诗。这种分类方式不但呈现出诗歌创作的各个层面,并且原作的内在张力也在挑战着译文的质量。我们甚至要求翻译者也具备极端的创造性,藉此构成中英或者中外文化之间交流的极致。可以这么说,在过去三十年里,以如此清晰的脉络和思路来介绍当代中国诗歌是前所未有的。值得一提的是,这本诗选里还包括一些去世的诗人,张枣、顾城等。张枣是首次被全面介绍。顾城的很多诗虽然以前被翻译过,但是他晚期非常难懂的诗《鬼进城》等这次是首次翻译成英文。这本书里每一行译诗的初稿都是我自己一一校对过的,这也是对去世的朋友们的一份责任。
搜狐文化:这本诗选里入选的当代诗人都有哪些?
杨炼:一共有53位诗人,相当大的数量。其中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我们这一代的朦胧诗人。此外,还有张枣、肖开愚、西川、臧棣等诗人。更年轻的,比如胡续东、姜涛,蒋浩等等。另外,国内知名的诗歌评论家秦晓宇也跟我一起对原作进行了筛选。秦晓宇生活在中国,比较年轻,与当下正在写作的、比较活跃的诗人有较多的联系。通过他,我能够比较容易地与后来这批诗人进行衔接,我自己则对较早开始写作的诗人相当熟悉,所以我们两人的头脑已经勾画出了一幅相对完整的成熟诗人的地图,这样再去筛选诗作就比较容易了。
搜狐文化:这本书取名为《玉梯》有什么寓意?
杨炼: “玉梯”第一个来源便是昆仑山,在古代被称为宇宙的中心,同时又是仙人上下天地之间的“天梯”。同时,李贺的诗中对“昆仑采玉”也有提及。李贺的诗可以说是既古典又现代的作品。我选择“玉梯”为标题还有一个含义,就是这座天梯犹如诗歌,基础落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而顶端又超越到高层次的精神境界之上。每个诗人的写作,正像沿着诗歌的天梯上下于天地之间。另外,天梯的意象与西方的巴别塔也遥相呼应。我曾写过:每个诗人的书房,都是一座仍在继续建造的巴别塔。
一首诗的基础,一方面立足于人类生存处境的最深处,一方面又通过写作抵达并超越人类精神的最高处。从这个意义上说,每首诗都是一架天梯,而且是极其精美的天梯,足以称之为“玉梯”。
中国诗人缺的只是深度,耐力,没有长气,不能发展自己”——杨炼
我觉得当代的中国诗虽然不像在80年代处在社会文化的聚光灯下,实际上就创作环境和总体创作状态来说,应该说是49年以来的“黄金时代”。诗本身在语言和思想上的超越性,使它远离口号和宣传式语言,也先天的与商业性相逆反。所以在今天,想写诗这念头本身就比较纯粹。在据说200万的“写诗人口”中,也确实可以看到一些很不错的诗人,比如70年代以后出生的诗人胡续冬、诗评家秦晓宇等,都相当出色。他们与我们这辈诗人的最大区别,是在知识和教育上比较完整,如果在筛选知识建立自己的思想上有能力的话,作品会很不错。
回顾过去30年,中国的变化真是天翻地覆,速度不是太慢,而是太快。具体到文学和诗歌创作,我觉得诗人面临亟待转型的现实。诗人既要能够深刻地理解诗歌的价值和意义,还能够用思想表达和创作呈现出一种质量,我觉得对诗人的要求和诗歌的要求极高。国内文学界,首先是作家或者诗人的质量不够,或者说作家和诗人作为思想家的分量不够。
至于诗人和诗歌是否“边缘化”的问题,其实不太重要。据说中国现在写诗的人就有两百万,这已经是整个斯洛文尼亚全国的人口,那么你说什么是边缘化?如果真把这些诗人搁在一起,那就是中欧的一个小国。如果中国的诗歌界真能建立比较正常的诗歌判断标准和诗歌判断能力的话,就这200万写诗的人,已经比盛唐时代热闹多少倍了。所以我不认为数量构成问题,重要的是质量,这是中国作家或诗人最大的问题。
中国诗人缺的不是聪明,中国诗人缺的只是深度,耐力,没有长气,不能发展自己。中国的诗歌,每一拨诗人都在从零开始,因为已经走完的路,就是小聪明的那几步圆舞曲,重新跳一遍。中国诗歌没有真正的思想积累,到现在为止,我认为还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当代中国诗歌传统,传统是指有积累,有发展,有自觉的一个过程。比诗人还难得的就是好的诗歌批评家,因为他们是直接建立判断标准的专业群体,而他们的批评实践就是价值判断。(整理自:南方周末)
中国诗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必要的自觉
如何能够配得上非常精美的古典诗歌传统,这一直是折磨着中国当代诗人的一个美梦或是噩梦。从诗经、楚辞开始的古典诗歌传统将汉语的感受、表达、思维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当代创作如何与古典诗歌传统相衔接?这个问题包含着很丰富的内容。
对传统文化的自觉,中国在这方面走了很多弯路,从五四时喊出“全盘西化”等口号,到后来文革的“破四旧”,中国文人在一种很情绪化的状态下,把原来过分的自豪,变成了过分的自卑, 以至于产生了比俄国还激烈的文化虚无主义态度,一脉相承地对传统采取极端情绪化的否定态度;其结果是中国诗人、文化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必要的自觉,不是自觉反思,汲取精华,加以现代转型,而是盲目抛弃,只给自己留下一片空白。很长时间里,这是中文现代诗弱化的根本原因。我认为直到90年代中期以后,诗人们在思想、语言和诗学的思考上才“转过这个圈来”。
《玉梯》中的 “新古典诗歌”强调与中国古典诗歌形式之间有一种“神似”的关系,将中国古典诗歌的音韵能量、视觉意象、形式结构、“形式主义”的美学要求,以及蕴含在形式结构内的哲学内涵(时空观念)等等,创造性地转型到当代诗的形式内部,从而使传统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过去时,而是生存在当下的东西。这是当代中国诗非常有独特性的一方面,环顾世界,只有中文(汉字)从甲骨文创造以来,基本的构成和使用方式没有根本改变,而是不停在内部转型,一直发展到今天。所以“新古典”在思想和哲学上对当代世界的启示性,甚至超过了它的诗歌意义。
当年我们被称为朦胧诗人,我们被称为反传统,甚至被人批评西化。但实际上我们通过真正的跟诗歌有关的思维,衔接了中国古典诗歌,通过我们对自我的追问,衔接上了我称之为屈原《天问》的传统,以及杜甫的七律那种极端和无比精美的诗歌形式。所以我们当年那些被称为朦胧诗歌的作品受到过影响的远不是波德莱尔,其实真正呼应我们内心的是古典诗歌。我突然发现我跟整个传统文化的精神联系,确实我的诗歌创作一直在不停地回到屈原的《天问》,他是从宇宙开创之初问起,穿透整个神话历史和社会现实,回到诗人自我,屈原叩问二百个问题,没一个有答案,他不停地用更深的问题涵盖以前的问题。这种专业提问者的姿态,就是我们今天作为诗人和思想者的姿态。(整理自:ARTINFO中国、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