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昌：哲学应塑造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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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昌：哲学应塑造民族精神




　　哲学是什么？它有什么作用？这是哲学本身的难题。它们曾经困扰并且现在仍困扰着许多人。美国哲学百科全书"哲学"这个条目的作者，著名哲学家C.I.刘易斯写道："哲学家们自己从来就没有一个关于其研究对象的明确定义"，"'哲学是什么'的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哲学问题"。刘易斯在这里陷入了循环论证，因为我们若问"什么是哲学问题"，我们又必须回答"哲学是什么"，可见问题有相当难度。
　　反思哲学发展的历史，不同时代、不同流派、不同哲学家有不同的哲学观。相应地，对哲学的作用也有不同理解。
　　在西方哲学发源地的古希腊，苏格拉底认为，哲学是关于人生知识和道德行为的一种学问，学哲学就是学做人；柏拉图认为哲学是研究理念的一种学问；亚里斯多德认为，哲学要研究"形而上学"问题即经验之后的实在的问题。"希腊三哲"都非常强调哲学追问人生的意义，注重道德实践。
　　现代西方哲学家对哲学的理解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新托马斯主义认为，哲学的任务是帮助建立一种基于信仰的真理，对神学的神秘部分进行解释，对坏的信仰的谬论进行驳斥，这是一种精致的神学；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哲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哲学的真正社会作用在于批判现存的不合理社会，探索一个合理社会，社会问题是哲学的中心问题，哲学是批判的社会理论；存在主义者认为，哲学是人学，是一种关于人的本体论和伦理学；语言哲学家以为，哲学的对象是语言，哲学的作用是借助逻辑使思想清晰，分析概念和意义，探索科学的基础和真理的条件；科学哲学家认为，哲学的对象是科学知识，哲学就是结合科学史和认识史研究科学是什么与科学是怎样发展的。我们还可以列举出许多不同的哲学观，但归纳起来，社会、科学和人始终是西方哲学家关注的问题。
　　中国哲学萌芽于殷代，至今已有三千余年，它的发展有自己的特点，但与西方哲学不无相似之处，那就是它们都认为，哲学必须研究人生的意义，注意道德实践。甚至可以说，从一开始，中国哲学就把伦理学置于哲学的中心，无论是谈天人关系、身心关系、形神关系、知行关系、名实关系，都是为了人生的目的，规范人的行为。例如《礼记·表记》谈到殷人思想时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思而后礼"，这里的"礼"既有祭礼仪式又含有伦理规范的含义；孔子提倡"正名"，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好像是在谈名实相符的逻辑问题，实质是在辨正礼制等级方面的名称和名分。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道德经》宣扬，"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实际上是一种伦理思想，美学思想。
　　这样看起来，尽管古今中外哲学家们的哲学观五花八门，各种各样，但对哲学究竟是什么也有共识：那就是哲学与人生密切相关，哲学应洞察人生真谛。人生的真谛是什么？那就是真善美。所谓哲学是爱智慧，也就是爱真善美，识别了真善美，也就掌握人生的意义了。康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建立他的批判哲学体系的。他的《纯粹理性批判》是为了解决数学和自然科学如何可能的问题，也是解决真的问题；《实践理性批判》是解决道德问题，善问题；《判断力批判》是为了解决什么是美的问题。三大《批判》综合起来是为了解决人是什么的问题，人的价值观念问题。
　　明确了哲学的本质，我们才能理解哲学的社会作用，在我国的理论界和社会上一些人心目中，曾对哲学的本质及其社会作用产生混乱的片面的看法。有一个时期，有人认为"哲学万能"，可以代替一切科学，解决一切问题；有一个时期，有人认为"哲学无用"，既不能立竿见影立即收效，又创造不了物质财富，赚不了钱。长期以来，哲学在"权势"和"金钱"的夹缝中苟延残喘，几乎难以生存。这些怪现象都是由于对哲学的本质及其社会作用的误解造成的。
　　哲学的根本作用，对个人来说是为了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问题。世界观和人生观都是具体的，体现在个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哲学帮助人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有了高素质的人，才能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哲学的作用在于塑造这个民族的精神或培养一种优良的国民性。什么是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这个民族大多数成员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的总和，它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又是民族文化传统孕育的。鲁迅曾经痛感旧中国国民性的软弱、卑劣、落后，想用尼采的"权力意志"、"超人"来改造国民性，他所看到只是我们国民性的落后的方面。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认为，实用主义是美国的民族精神，美国人的求实精神、开拓精神、进取精神、科学与民主精神是实用主义培养的。基辛格博士的看法，表达了哲学对培养民族精神的作用，有一定的启发性。从美国哲学史看，实用主义乃是美国上升的资产阶级要求发展工业自由和商业自由，建立和完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产物，同时，实用主义又继承了清教主义的传统。清教主义是最早到美洲大陆的英国移民的宗教信仰和哲学。正如《美国的哲学精神》一书编者杰德勒·迈尔斯所指出："文化的精神是其传统。贯穿于美国文化的传统之一是植根于殖民地麻萨诸塞的清教主义。它是一种宗教，一种哲学，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它的基督教神学解释了人类生存的目的；它的哲学反思探究了借以实现人类生存的方式。"②同时，清教徒都过着一种忠实、节约、简朴的道德生活，他们的伦理是一种严肃负责的工作和讲求实际的伦理。实用主义从清教主义那里吸取的营养，对美国资本主义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
　　为什么哲学能够塑造一种民族精神呢？首先是因为，哲学可以为一个民族提供正确的价值观念，一个民族的活力首先表现在组成该民族的成员能够从思想上明辨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什么是新事物，什么是旧东西；什么是社会正义，什么是社会不公正；它的所有成员能够对后者嫉恶如仇，为前者努力奋斗。其次，哲学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正确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架构和工具。没有正确的思维方式我们既不能反映世界，又不能改造世界，相反却要犯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错误。所以，思维方式的变革比任何科学技术的变革更重要、更根本。抛弃旧的过时的思维方式，要比抛弃旧的过时的生产工具更重要。第三，哲学是民族文化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如果我们把文化理解为科学技术、知识、信仰、哲学、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习惯和社会成员通过学习而获得的能力和技能的总和，那么，哲学是一种文化的"体"，而文化的其他形式只不过是它的"用"。哲学为其他文化形式提供指导思想、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没有发达的哲学就不可能有发达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正因为哲学具有上述重要作用，所以，它是塑造民族精神的强大武器。没有先进的哲学，就没有先进的民族。
　　什么是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这种传统在塑造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中起过什么作用？在今天我们如何发扬这种传统，振兴我们民族精神？这是学者们曾经探索或正在探索的问题。梁漱溟先生在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认为，人类文化无非是"意欲"的产物。由于"意欲"具有向前、向后、持中的不同，故形成"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的"西洋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这样概括三种文化取向，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当然值得探讨。但是，对中国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儒家学说，对中华民族讲仁义、礼仪、中庸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形成无疑有重大影响。但是，要把它们作为民族精神，在社会和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显然不够了。何况，广义的传统文化，还包括传统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生产方式，它们都是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了。所以，我们必须重建以哲学为核心的民族文化，塑造新的民族精神，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西方的文艺复兴，创造了资产阶级新文化，这种文化包括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思潮，这两股思潮内容和形式不断变更，经久不衰，推动了西方社会的发展与变革。这两种文化的形成，有三个重要原因。第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科学的发展，带来了生产力的和经济基础的变革，由此又推动了上层建筑即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变革；第二，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基础较好，这主要表现在古希腊罗马文化内涵的人性多于神性，科学多于迷信。这就可以从两方面满足资产阶级的要求：一方面，古典文化能够更容易地克服教会的宗教禁欲主义和神学世界观；另一方面，古典文化能够以自己的政治理论、意识形态、艺术形象促进资产阶级新文化的诞生。第三，东学西渐，中国的四大发明，阿拉伯东方的犹太教和早期基督教思想无疑对西方文化的发展起了触媒剂的作用。所以文艺复兴不是"复古"而是古典文化的"再生"和"新生"。
　　参照西方文艺复兴的经验，我们必须加速发展市场经济，挖掘我们文化的优良传统，吸取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创造我们自己的新哲学和新文化。这种哲学和文化将具有民主和科学的精神，能够启发个人的智慧和创造力，尊重人的价值和权力，为时代的进步和社会发展提供动力。由这种哲学和文化孕育和培养的民族精神将是生气勃勃、勇往直前、不断进取的，同时也是讲求实际的！
　　（原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