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的困惑本质是就是社会的困惑。”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傅定涛说,目前德育的困惑,或者说社会整体道德水准的低下,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但总体上可以认为这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必须要经历的一种阵痛。教育是一种社会事业,教师也是社会人,社会困惑体现在教育上,就是德育机制僵化,很少有学校和教师能突破这种僵化德育机制。傅定涛认为,德育机制僵化是教师困惑最重要的原因。
“德育目标单一,而且德育目标的政治意味很强,而人的本体意味相对比较弱;内容知识化,比较虚浮,脱离生活、脱离孩子的实际;德育方式和手段比较生硬、抽相;考核的方式和标准不符合智育的本质。”傅定涛说,我国德育目标只注重方向性,缺乏时代性和层次性,目标过高而不切实际,未能靠近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假、大、空”的弊端,起不到德育目标应有的激励引导作用,结果使德育实践事倍而功半。
专家表示,目前品德评价的后顾性特点较为突出,习惯于用既定的品德标准衡量不断发展中的受教育者,当受教育者的品德言行不符合既定的品德标准时,不是用新的实践去重新检讨既定的品德标准,而是用既定的品德标准全盘否定受教育者的新品德发展状态。这导致对德育对象估计失真,从而德育关系失调、对立。德育不是去积极大胆地激励引导受教育者,而是想方设法约束防范受教育者。 同时,德育实践模式化问题严重,创造性不足,个性特点不明显。迷信和囿于既往德育经验(包括自己的和他人的成功经验),怀疑自己现实的创造力,不敢大胆改革、创新;德育的问题意识不浓,只看现象、凭感觉,滞留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水平,不善于提出和研究问题,探索规律,从根本上提高德育质量和效果;德育工作目标停留于任务式工作水平,以完成常规工作为满足,事业感不强,尚未进到激发每一位教育者积极性、创造性的目标式工作水平;相当多数的学校习惯于盲目照搬国外或国内其他学校的德育实践模式,不注意结合本国、本地和本校实际情况构建自己独具特色的实践模式。
“一些教育者错误地认为,只要讲授或灌输,受教育者就必然会听进去,考知识便是考品德水平,于是包教包办的意味较为浓厚,而受教育者的参与性较低。”傅定涛说,一些教师素质提升的滞后也是造成不少教师不适应的原因之一。老师在德育过程的本质特点如活动性、情意性体现不明显;德育活动中的形式主义较为严重,只对上(领导检查)负责,不对下(受教育者的品德形成和发展)负责,在设计和组织活动时,单独考虑德育任务的要求,较少考虑受教育者的品德基础和品德需要,为受教育者喜闻乐见和富于实效的德育活动较少。 “优秀的教育必须有优秀的教师做保障,德育中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的挑战,需要教师们及时提升自身的素质,去适应教育本身和教育对象的变革。”傅定涛说。
而厦门大学教育学博士徐萍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德育对丑恶的事物基本上是采取一种回避的态度,尽量呈现给学生美好、光明的一面。学校教育只注重树立正面的典型、解释正确的规范,忽视对社会上反面事例、错误观点的剖析,只教学生“审美”,不教学生“审丑”,长此下去,青少年就会对生活中的丑恶和不道德现象视而不见,那他就失去了道德敏感性,成了一个在道德上麻木不仁的人。道德教育中审丑的缺乏是难以培养学生道德智慧的重要原因。
她说,我们学校德育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如现代社会的公共性扩张产生了相应的对社会公共生活规则与秩序的普遍需求,这样“人人相善其群者”的公德就越来越显其重要。学校是养成公共道德的重要场所,在自1993年以来的德育大纲中虽也有公德的分量,但效果不显著,存在的问题是大而空,脱离学生的生活世界。此外,以往的德育偏重共同的规范、守则,缺少从个性的发展、个人的实际、个体的特点出发进行教育和引导,难以使学生真正成为道德的主体,实现道德上的自由和自治。由于德育的意识形态特性,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德育主要以满足社会需要为目的,发展人的功能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不少一线教师根据自身的德育经验也在反思。桑植县一中教师徐大雄认为,学校德育内容缺乏与时俱进精神。时代发展了,社会进步了,但如果德育内容过于陈旧,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脚步,或者没有增添新的内容,就会让人学生德育的假大空,甚至是无效的德育内容。同时,目前德育所追求的道德境界过于脱离现实,导致道德本身成为一种压迫人、压迫现实生活的力量。这种过分理想化、崇高化的道德教育,不仅很难达到提高人的道德境界的目的,反而会束缚人的发展,一幕幕悲剧的发生也恰好能说明这一点。再就是由单向的灌输与以人为本的思想存在着矛盾,不利于德育的顺利开展。
德育百年发展趋势 教师们对德育的困惑,显然应该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去考察。梳理百年来的德育之路,我们会发现一个百年难题始终在困扰着学校:学校德育在塑造国民人格的过程中如何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构现代国民性,在各种价值取向的差异与冲突过程中,寻求到学校德育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可能的切入点。 中国近代,一批又一批中国新式知识分子和启蒙思想家,以严复、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和胡适等为代表,他们运用西方的学术知识体系解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在如何对待传统道德培育现代国民人格上,不论是“中体西用”,还是“全盘西化”,其思想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岳德刚表示,在新文化运动中,由于认识到“国民”之于国家的意义重要性以及“臣民”普遍存在的现实,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发动了一场旨在以西方“科学”和“民主”造就新型“国民”的兼顾启蒙与救亡的新文化运动。不难看出,新文化运动中的这批急先锋使得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又一次受到西方科学民主思想的洗礼,他们以传统读书人的忧患与担当意识,不仅承担着将西方价值移植进入本土的重任,同时还身体力行积极推进为其铺路,以实现对国民现代思想和国民意识的启蒙。但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先进分子,大多带有一些偏激情绪,尤其是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价值的看法上,存在着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非此即彼”倾向,把反传统、反专制、反封建与争取“人权”、“民主”和“科学”严格对立起来。而且这种思维模式或思想立场一直影响到后来,直到今天。 从晚清学堂开设修身科到国民政府时期实施公民训练,是学校德育课程目标涉及公民素养维度的最大一次转换。在传统德育的“修身”课程目标中,十分注重个人私德的修养,试图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修身实践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或个人抱负。近代以来对独立人格的执着追求,使现代人格的模塑自觉化、系统化、生活化。无数志士仁人希望通过公民教育来改造国民性、养成共和精神和健全国民人格,以确保“国民素质”逐步得到提高。 “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始终伴随着“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和融通,而且这一过程与国人对传统落后元素的不断否定以及对现代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的认同和追求交织在一起。”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岳刚德认为,学校德育课程的历史演变就发生在上述时代背景和历史脉络中,它在内容选择中必然通过价值标准体系的传承和更新不断对历史和时代做出回应。 岳刚德认为,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华民族虽然取得革命的成功,但是国人的思想观念、现代意识和道德水准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与时俱进,相反,中国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反复挣扎与“中西文化”价值冲突形成的张力交织在一起所构成的日常生活方式,已经凸显中国传统道德“修身”功能的软弱无力,而这一现状的延续表明中华民族在全球化的压力下正在逐渐丧失成为现代国民的文化血脉和根基。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文化、思想交流越来越频繁、密切,价值观日趋多元化,当代中国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比民国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学校在德育方面重新遇到了“百年难题”,许多教育界人士在苦苦探索答案。一些学校在着力进行适应现代社会的公民素养教育,而另一些学校则在进行着旨在继承与发扬传统的诵读《弟子规》等经典的国学教育,以保存和发扬“文化根基”。
回首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小学德育,经历了62年的历程,基本观念和实践过程借鉴了前苏联模式。改革开放后,学校德育内容越来越丰富。从德育的范畴看,心理素质教育、道德素质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日常行为规范教育等都成为学校德育涉及的领域;从具体内容看,传统美德教育、国情教育、“五爱”教育、时事政治教育、理想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法纪教育以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等 30多项内容都进入了学校德育。
傅定涛表示,近几十年来,由于我们国家特殊的发展历程,德育思想发展的主要脉络也比较复杂,总体趋势是政治化——知识化——人性化,也就是说,在我国相当长的时期里,德育主要是政治教育,后来德育慢慢转化为一种知识的教育,到现在开始有向人性化发展的苗头。这一发展的趋势总的来说是在向教育的本质、德育的本质回归,是一种好的趋势。
“德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有“德”的人,德育是教育的一部分,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健全的人,促进人的和谐发展。”傅定涛认为,我们目前教育是培养的人都应该符合某种统一的要求,导致了我们的教育体系培养的人才大多差不多,就是拿一个模子去做出来很多人,没有个性也没有创造性。事实上,人是千差万别的,人应该成为他应该而且可以成为的那样的人,而不能用统一的标准去套所有的人。
专家表示,梳理百年来的德育历程,学校德育“成”人目标由圣贤人格到公民人格,是百年来德育发展趋势。显然,只有认识到历史的进程,才可能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德育之路。
破解德育困惑的钥匙 21世纪的世界,社会需要日益多样化,经济结构更加复杂,面对的教育对象也越来越复杂,孩子之间的差异也越来越突出,对德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众多教师在迫切地寻求答案。不少专家表示,人性化、生活化或是破解目前德育困惑的钥匙。 专家认为, 从宏观上讲,21世纪的世界,迫切要求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克服单一和统一规格要求的积弊,逐步体现多样化和多层次化的特征,从而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实现个性化。 从教育自身发展来看,素质教育的实施要求面向每一个学生,让他们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个性特长都得到充分的、生动活泼的发展;现代教育技术,特别是多媒体网上教学的广泛应用,为每个受教育者不同能力、兴趣、特长的发展奠定了科学技术基础。这就是说,21世纪教育发展对人才的个性化要求空前增长。学校德育能否适应这一时代的新要求,将决定其能否保持旺盛的活力。
从国际范围德育改革与发展来看,德育个性化是世界发达国家共同追求的目标,而且初见成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生存》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应当培养人的自我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促进人的个性全面和谐的发展,把之作为当代教育的基本宗旨”。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酝酿开展的第三次教育改革,把促进人的个性发展作为培养目标,从而把个性化作为整个教育和德育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美国从本世纪初杜威开始就一直致力于儿童个性的自由发展,主张把德育与生活有机结合起来,在丰富多彩和充满个性的生活过程之中培养学生良好的品德和优良的个性。
许多专家认为,21世纪中国学校德育改革和发展的价值取向可表述为:“生活化”。即让学校德育从政治化、抽象化、空洞化的说教王国里走出来,回归生活,关注、指导和引导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教育帮助受教育者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新生活,并以文明健康的方式享用新生活。近些年来,人们日益关注德育的个体发展与生活享有性功能。由此,适应社会发展和德育本身发展的需求,德育回归生活的指导思想呼之欲出。当代中国著名教育理论家、道德教育研究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鲁洁教授对生活化德育进行了精辟的概括:在生活中进行德育、通过生活进行德育、让儿童过有道德的生活。
针对众多教师困惑的具体的道德教育,徐萍认为,学校应加强公民道德教育。公民的道德教育包括认同普遍核心的价值观,学习参与公共生活的技能和知识,以及培育自由思考和自主行动的批判和反思能力和承担维护公共生活的任务和义务。在当今社会,公民道德教育尤其是中小学公民道德教育应着眼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同时学校要着力培养学生的道德能力,具有道德能力的学生应兼具道德判断力、道德敏感性和道德行为习惯。再是发掘“恶”的德育价值。关于“恶”的教育与关于“善”的教育是一个完整德育生活的有机构成,二者的统一才是对生活世界的真实反映。道德教育要承认生活中“恶”存在的客观性,但这并不是向生活中的恶妥协,而是以积极的眼光看待生活中的恶。
针对网络对学校教育和学生带来的影响,南京师范大学高德胜教授指出,虽然电子媒介和网络给学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学校不是反电子媒介和网络的,坚守自身特性不等于排斥将电子媒介与网络运用于教育过程,充分挖掘其教育潜力。与此同时,学校教育还要向学生和社会大众揭示电子媒介的危险性,培育媒介与网络批判意识。
许多学校在实现个性化、生活化的德育上也作出了努力。桑植县一中每年评选的感动校园十大新闻人物活动,在师生心目中树立了来自学生身边的榜样。开展“尊老爱幼”等德育活动教育周,每星期一个特定的主题,定期进行德育活动,将整个德育活动分成若干个小的子课题,不断深入开展,最终形从思想上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念,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
桑植一中主管德育副校长熊虎说,学校以班为单位进行德育主题班会活动,创设一定的情景剧,让学生参与现场情景,将自己融身于特定的环境中,增强德育过程的情感体验与感悟,提高德育的心理教育功效。大力表彰学校德育先进,弘扬正气,努力营造良好的德育氛围。同时充分整合教育资源,将社会、家庭和学校及师生个人等有利资源进行整合,通过家校通、家长会及社区学校联谊会等,增强社会参与学校德育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创设良好的教育小环境,最终让学校德育活动开展起来。
很多教育工作者也呼吁,学校德育不是万能的,从宏观角度看,社会方方面面都应该为道德教育创设环境,形成一种合理的、优化的大环境,才能为孩子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