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部自传性文本看当代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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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部自传性文本看当代知识分子

○　田崇雪

这里所说的三部自传性文体是指高尔泰的《寻找家园》[1]、周国平的《岁月与性情》[2]和余秋雨的《借我一生》[3]。之所以把这样三位多少有些距离的人物排在一起是基于如下的考虑：一是都是在过去的一年里出版了自传性的文本，而且都特别地畅销，业已成为书界的一个话题，一种现象。二是虽然成为一个话题，一种现象，但分开来谈论的比较多，合起来谈论的比较少，恕我寡闻，迄今好像还没有见到，但这恰恰是我思考最多的地方：三个人物的典型性足够支撑起“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立场和价值选择”这样一个宏大的命题。三则是我的一点私心、一点偏爱和一点期许。

　

一、 思想?学术?才情

　
在我看来，高尔泰的出场、出名靠的是他那一以贯之独立不依近乎异端的思想，即便是他现在出版了“非虚构散文”《寻找家园》，其所显露出的才情也是非常饱满和充沛的，但个中品质仍然属于思想的。周国平的出道、出名则是源于他独树一帜的学术，尽管后来他也是因为散文、随笔的创作有所越界，但其散文创作仍不单单是才情的展现，更是学术研究的别一种表达，所谓“哲理散文”即是指此。余秋雨的名满天下更多的是靠了他汪洋恣肆的才情，尽管其前期于书斋中也做出了一些学问，尽管其对传统文化也做出了较为深入的思考，但其于散文创作方面所表现出的才华之盛，当今文坛，无出其右。
思想、学术和才情在高尔泰身上体现得最充分也最完备，其次是周国平，再次是余秋雨。而思想、学术和才情恰是20世纪末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大关目，尤其是思想与学术，一度成为知识界论争的焦点和热点。
从20世纪70年代初年的那场较为功利较为迫切的“思想解放运动”[4]到80年代中后期的那场更为理性更为深刻的“新启蒙运动”[5]，原是中国文化思想界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发展脉络，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更为激进的要求变革的“风波”[6]彻底打断了这一脉络，一如这个世纪初的“救亡压倒启蒙”[7]，这一次则是“风波压倒启蒙”。但更深刻的精神和思想的自我反思却由此开始。既合乎历史也合乎逻辑的是知识分子走向了分化：“思想”与“学术”的分化，“学术”与“才情”的分化。中国历史有着太多的惊人相似，这一幕总让人不无郁闷地想起“乾嘉”[8]。与其说是源于“内省”的分化倒不如说是源于“外力”的分化：因为“思想”总是有锋芒的，所向披靡，伤人伤己；而“学问”则是最安全的，故纸堆中，皓首穷经；而才情，就要看其往哪个方向使了，即便不往任何一个方向使，单凭才情也能热闹一时。于是一批“识时务”的“通达”学人自觉地抽身于思想，进入了专业的学术界。最明显的例证就是这一时期“学术规范”高于一切，“国学热”持续升温。相当一批知识者彻底告别了启蒙，即便是一些青年学者也藏匿了锐气，削减了锋芒，放弃了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在国家控制的学科化知识体制中，热衷于做一个专家型的知识人。最让人伤心的是准学者——研究生的选拔，不是选拔那些专业最优秀的而是选拔那些政治、外语最优秀的，公共课高于专业课，而且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直至今日仍无松动的迹象，尽管遭受到非常猛烈的抨击。“学术”与“才情”的分离日益突出。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准知识分子们可以没有才情，但不可以不懂外语，不懂政治。
正是在这一时期，有“思想”的高尔泰被迫停止了“思想”；有“学问”的周国平专注于“学术”，接二连三地出版了他的《尼采与形而上学》（专著）、《谢林传》（译著）、《断肠人远在天涯——元代散曲欣赏》等等；有“才情”的余秋雨在挥洒着“才情”——在中国最权威的文学期刊《收获》上连载着他的“文化苦旅”，直至最后结集出版，其印数一路飙升，行情看涨。
行文至此，我想我该给“思想”、“学术”和“才情”下定义了，至少也得做出属于我自己的解释，否则就太不“规范”，太不“学术”了。
所谓思想，在我看来应该有两层意思：从心理层面上来说，就是一种由经验（身体力行）和认知（信息获得）相结合，循着思维程序所产生的心理意识的结晶。如果以动词来说，则是一种思维程序的连续；从精神层面上来说，就是一种内省的言说，一种言说的内省，一种对真理的探索、靠近和发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便是在于人具有缜密思想的能力，动物本身的“思想”大部分皆停留在求生存这一层面，而人在满足了基本的口腹之欲后还会有更高的思想：理想、价值、意义、信仰之类。
由是观之，思想的根本特征应该是探索性、原创性和排他性以及建筑于这三性之上的超越性。
所谓探索性就是指思想作为产品的来之不易，需要思想者长期的、艰苦的思考和探索。所谓原创性，也是思想的最根本属性，就是指思想的“开拓性”、“创造性”和“专利性”。凡思想皆原创，凡原创皆思想，是一种“接着讲”而不是“跟着讲”，思想与原创有着根本的同一性。而排他性则是指思想与思想的互不兼容性，其本质是思想信仰与实践其理论方式的冲突。其特征是各自强调自己所信奉思想的优点，同时反对其他的思想。
因为探索，所以超越；因为原创，所以超越；因为排他，所以超越。
上述四性便决定了思想者的孤独、高傲和反叛以及建筑于这三者之上的先锋。无论是“思想”还是“思想者”，从众、随俗和凡庸都是其天敌。但有一点必须强调，思想不一定非得有形式上的体系性和完整性，思想非但不能系统和完整，从其本质上来说反而排斥系统和完整；思想一旦系统和完整起来也就走向了僵化，而僵化的思想也就不成其为思想了。那种动辄就要求思想者拿出其完整的体系的思想来的说法是压根就没有理解何谓思想。
所谓学术，学是指学问、知识；术是指方法、工具。概而言之就是用一定的方法和工具求得一定的学问和知识。系统性、规范性和职业性连同建筑其上的继承性是其主要特征。所谓系统性就是指学术研究的整体性，学术不能片儿连三、断简残编地呈现。规范性就是指学术及其研究的法度和边界的不可攒越性：源流、门派、方式、方法都要讲究。职业性则是指学术可以作为一种谋食的职业，因此，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一个著名演讲其题目就是“以学术为业”，这个“业”指的就是可以吃饭的职业。
因为系统，所以继承；因为规范，所以继承；因为职业，所以继承。
上述四性便决定了学者的规矩、平易和谦和以及建筑于这三者之上的传统。无论是学术还是学者，激情、自由和野性是其天敌。
所谓才情即是指才华与情感的合称。才华天赋，指的是一种汪洋恣肆的气度，一种超凡脱俗的禀赋，一种与生俱来的品格。而情感更是如此，性格、性情之谓也。值得特别强调的是，才华具有时限性，随着岁月的老去，才华也会消逝。那种才华可以相伴终生的诗人艺术家们真是天大的福分。情感还具有不确定性，随着年岁的增加，情感也会发生变化：由外射转向内敛，由单纯转向复杂，由真诚纯洁转向虚伪世故。
综上看来，“六经注我”是思想，“我注六经”是学术，“我创六经”则有可能是才情。“学问”总是崇尚“规范”，“思想”总是打破“规范”，“才情”根本就不承认“规范”。“才情”距“思想”较近，距“学术”较远。先师有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一语点中了学术与思想的关系。是的，思想、学术与才情原本是三位一体的，合则大家，离则名家。
高尔泰远去的背影，恰是一个思想者的造型。《寻找家园》朴素深沉的春秋笔法给我们复原了这样一尊造型。
当所有人都说“美是客观”的时候，他却说“美是主观的”。
当所有人都说“美感是相对”的时候，他却说“美感是绝对的”。
当所有人都说“美是有阶级性”的时候，他却说“美是自由的象征”。
当几乎所有人都皈依了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无论是真心还是被迫，是信仰还是策略），他却站立着与马克思对话。
当另一个美学家洪毅然反问他难道所有人都错了，只有你一个人是对的？他说真理不是由投票表决的方式来决定的，它需要证明。[9]
背影虽然远去，但历史已无法否认：20世纪50年代的那场“美学大讨论”是由一个刚满20岁的小青年发起的，把一些本想安享尊贵的学界名宿都牵扯进来了，启蒙之功，千秋万代。
历史业已证明，高尔泰不是在标新立异、胡说八道、哗众取宠。
历史业已证明，除了思想者没有谁敢拿自己的前途和生命去标新立异、胡说八道、哗众取宠。
思想者的强大不在于身躯，而在于思想：独立不依、至大至刚、正气浩然。

周国平不无柔弱和清秀的身影恰是一个学者的造型。《岁月与性情》娓娓道来的叙说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幅剪影：勤奋、好学、深思、与世无争、永远执著于内心，多少有点自闭。这样的性情适合于做学问。周的实绩也的确证明着他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宁静的学者，尽管也经历了那样一个喧嚣的时代，而且还是漩涡的中心。但喧嚣过去，他仍然执著于学问，执著于内心。是的，在当代文化学术史上，周国平的名字更多的是与德国那个超人尼采联系在一起的。
下面该说说余秋雨了。
关于余秋雨已经说得太多太多，然而，依然有太多太多要说。其南来北往，东跑西颠，周游列国的身影恰是一个羽扇纶巾风流倜傥谈笑风生的才子造型。《借我一生》给我们描画出的就是这样一个才子成长的历程：小学时代天资聪颖，中学时代崭露头角，大学时代及至后来进入那样一个漩涡的中心都是因为其天赋的才华——所谓“笔杆子”不就是指此吗？进了学院、当了院长，虽然不得不以学术为业，但其四部学术专著（《戏剧理论史稿》、《艺术创造工程》、《戏剧审美心理学》、《中国戏剧文化史述》）与其说是学术专著倒不如说是才情挥洒的创作更恰切，尤其是《艺术创造工程》和《中国戏剧文化史述》，所呈现出的是一个与戏剧、与艺术有着很深的缘分的天才的再度创作和发挥的才子学人形象。照理说如此堂皇的学术专著应该是逻辑的、思辩的和严谨的，至少也必须是钉是钉铆是铆的，然而，余秋雨好像全不以此为念，常常借题发挥地阐释着他愉悦人心的才智。具体地表现在其话语方式的铺张扬厉。
对自己的才情，聪明的余秋雨不可能没有自觉意识。所以他辞去了在普通人看来非常值得艳羡的职位——余秋雨用来一再表白其淡泊而不从俗的依据——正厅级的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因为案牍劳形的日常俗务对其超人的才情无疑是一种扼杀，他自觉到自己应该有更为广阔的疆域可供驰骋。于是他抽身了。在一个以官本位为传统的社会里，辞官不做的确显出了其超凡脱俗的淡泊情怀。然而，聪明的余秋雨不可能不知道，呆在那个位置上直到退休，（即便是仍然有升迁的机会，最多也只不过是一个省部级官员）至多也就是上海戏剧学院的院史上会记载下某年某月至某年某月余秋雨任院长，哪有现在如此的风光，整个中华大地为其热烈地论争了10余年。昔有“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之说，那么今天，“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会有余秋雨的散文”的说法，我想大概也不算过头。得耶？失耶？余秋雨比任何旁观者都清楚。骨子里是个传统文人的余秋雨面对“立功”、“立德”和“立言”三不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立言”，当事人无需标榜，局外人也无需惊诧。
事实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他的传统文人的才子本质决定着他的所有言行，他的所有言行都表现着他的传统文人的才子本质。关于其“传统文人”本质这一点下节还要论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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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悲剧?正剧?喜剧

　
高尔泰，1935年生；周国平，1945年生；余秋雨，1946年生。之所以排列出三者的年龄不是在比大小，而是在强调他们都是“过来人”,对时代、对国家、对民族不可能没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思考；对政治、对民主、对自由不可能没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体认。然而，是什么决定了他们如此殊途的归宿？一为残酷的流亡，一为寂寞的边缘，一为热闹的中心。性格？禀赋？环境？抑或不可知的命运？
人生是一部大剧，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他自身。三个人连最小的余秋雨虚龄都要60岁了，高潮已过，演得怎样？是该交给观众评判的时候了。
作为一个还算懂点艺术的观众，我给三位的评判是：高尔泰是悲剧的，周国平是正剧的，余秋雨是喜剧的。三位自身也都与文学艺术有着很深的缘分，而且也都可以称得上是美学家，尤其是余秋雨先生，那更是戏剧的专家，倘不是有意识地在欺骗自己的话，《借我一生》应该是“喜剧”的一生。
当然，这里不是在讨论戏剧，而是在讨论一种精神。
《寻找家园》，说实在的，我一开始并没有看好这样一部书名，因为它差不多有些俗不可耐了，无论“有家者”还是“无家者”都在高喊着“寻找家园”，想一向特立独行的高先生不至于江郎才尽到连个更好的书名也寻不到。认真读罢深长思之：也只有高尔泰先生这样的灵魂与肉体的双重的无家可归者才配使用这样一个多少有些悲怆感的名字。
高尔泰先生身材高大胡子拉碴邋里邋遢，一生都好像在躲避着什么却偏偏躲避不了；一生都好像在寻找着什么却偏偏寻找不到。不正像一幕大剧中悲剧主角的身影？自然、善良、真诚、执著。这里仅举一例可见一斑。高尔泰刚到美国的时候，可以说是举目无亲身无分文,巧遇佛教宗师星云上人，一见投缘，为解其燃眉之急，上人以一幅1000美金的润格求他为100罗汉画像，而且锦衣玉食豪华别墅。渴时一滴如甘露，醉后添杯不如无。任何时候都是锦上添花者众，雪中送炭者寡。高尔泰夫妇也把上人此举看成是天大的恩惠。然而，在勉强完成任务后，他还是谢绝了星云上人的美意，理由是没有办法做到“媚俗”。万里奔逃原本就是为了灵魂的自由而来，怎么能够为了区区名利而放弃自我呢？这就是高尔泰，一个发誓永不从俗的艺术家，赤子情怀，日月可鉴。这样的艺术家在这样的一个不懂得妥协就没法生存的国度里不是悲剧能是什么？所以，高尔泰的悲剧是性格悲剧，是社会悲剧，又何尝不是命运悲剧呢？
《岁月与性情》中周国平所扮演给我们的就是一出自身好像永远置身于局外的正剧角色。所谓正剧，在我看来可以用十六个字去概括：没有视角，只有事实；没有思想，只有思考。因为真正的艺术讲究的不是激情，而是敏锐；不是超越，而是宁静。淡泊利于明志，宁静才能致远。一部好的正剧，个人的看法应该是呈现真实，启迪思考。我相信历史留下的只能是真相，而不是争辩。无论是导演还是演员，如果总喜欢把自己的眼镜挂上观众鼻梁，总喜欢做自我宗教的传教士，甚至背起教育大众的神圣职责，那么，这样的导演或演员是难以打造出不朽的作品的。其实，剧中人完全不必怀疑一部没有自己视角和思想的电影的独特性和生命力。所谓大象希形，大音希声。没有视角才是能让人长久注视的电影。没有思想的电影才是能带给人无尽想象的作品。蒙娜丽莎无价在于她那让人捉摸不透永恒神秘的微笑。《圣经》伟大因为它那超越时空永垂不朽的信仰……周国平算得上是这样一出正剧的好演员：他既做不到像曹秋池那样对朋友利用和背叛，也做不到像郭世英那样慷慨和决绝（曹与郭都是周北大时期的同学——笔者注），于是他只能扮演自己——宁静地呈现，冷静地旁观，默默地守望。
《借我一生》中的余秋雨所扮演给我们的应该是一出喜剧。鲁迅先生说：从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从水管里流出来的都是水。余秋雨有着非同寻常的表演天才，而且还是“戏中戏”那样的复杂结构，有时候连他自己都因为入戏太深而自己也分不清是现实还是演戏。远的不说，单单看看他给自己的书所起的名字你就看出很多意味：《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笛声何处》……多为琅琅上口的四字句。这能说明什么呢？说明余秋雨非常地会“做”文章：大气中透着小气，小气中透着精明，精明中透着演技：我相信，当他为自己起下这么多好听的名字的时候，连他自己也会被自己的聪明才智所感动的。殊不知，到底是《石头记》好，还是《红楼梦》好，凡是有素养的读者都会分出个高低的。难怪连凤凰名记吴小莉生了孩子也得找余秋雨给其命名。好名字总会博得满堂彩的，结局肯定是皆大欢喜的。所以，我判定，余秋雨是一个喜剧家，他与赵本山的心有灵犀也证明着我的判断不虚。
记得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他喜欢革命时期的章太炎先生之类的话，那么对余秋雨先生我也想说我喜欢《文化苦旅》时期的余秋雨先生，因为在那里，还能看到他因“忧患”而仆仆风尘走得又黑又瘦的清癯的面影。
　
笔者天性喜欢对比，《南方人物周刊》当中所筛选出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中并没有上述我所论及的三位当中的任何一位，但正如编选者所言：“我们推出这50人，并不意味着没有进入这个名单的人就一定不是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是说到底有谁当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公共知识分子”业已成为一个话题，《南方人物周刊》此举作为一个事件介入了中国的当下，也必将影响未来；重要的是这次筛选为知识者们树起了一个非常高的标画：多元并不是什么都可以，宽容也并不是没有原则。如果说萨义德、布隆迪埃、哈维尔们太遥远，没法学，那么以下这些个名字距离我们应该很近，愤而出走的陈丹青，打捞“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的丁东，“民间防艾第一人”的高耀洁，“只身挡住推土机”的华新民，为民请命的艾晓明，当然还有那些已经故去的：李慎之、顾准、殷海光、王若水、黄万里、杨小凯……这些名字，想起来都让人周身发热，感到温暖，给人希望。
现代化是中国民族的百年梦想，现代化的首要条件是现代人，现代人的首要担当者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立场和价值选择直接决定着民族的百年大梦能否实现、如何实现。知识分子无论如何都应该是社会的良心，应当为社会提供超越性价值意义的规范。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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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来历史叙事的几种面相
——《软体动物——中国古代文人的B面》阅读杂感
梁卫星
《软体动物——中国古代文人的B面》，阿丁所著，我不认识这个人，但我喜欢这个书名。
我讨厌文人、作家、老师之类的称呼，对于他人的以此呼我，我起先是恼怒与羞耻，继而欲作辩解，但发现这是鸡同鸭讲，只好作罢，最后便当作是一种反讽：我身上有太多我所讨厌的东西。于是揽镜自照挖心剖腹，果不其然，只得释然。我身上终究有着太多的无耻文人习性、无赖作家根性、流氓老师作派。中国人大抵如是，总是自己极度憎恶的那种人，总不是自己自以为是的那种人，于是，一种无意识的精神分裂支配了几乎所有的生命伦理。而对那些沾沾自喜于跻身所谓文人、作家、老师之列的人，我则白眼看之，不过是入鲍鱼之肆，不过是逐臭之厮，却还自以为在芝兰之室，自以为兰桂齐芳。缺乏基本正常正确的价值判断，向来是国人最大的悲哀，似乎于今为烈。
文人、作家、老师这三个称呼中，我最讨厌的是文人这个称呼，当然，我是讨厌文人这种两栖动物。不错，纵观三千年有记载的历史，我以为中国实在盛产文人，这种类型的人，用阿丁的话说，表面属于脊椎动物，实则是一种软体动物，体形绝对柔软，上下绝不分节，真真颠覆了动物学分类。而对于那些表里如一名副其实的脊椎人属前辈，我强烈抗议称他们为文人，这是对他们的严重污辱。事实上那些欣享文人名利的软体动物也不愿自己的圈子里有这样的脊椎人，那会遭到他们一致的构陷攻击，直至置对方于死地。所以，我喜欢称这三千年史上寥若晨星的脊椎人前辈为伟大的战士，英勇的叛徒，孤独的吊客，他们才是这个种族苟延至今的唯一理由。为什么这样的战士、叛徒、吊客集漫漫三千年而屈指可数？我想阿丁一定深深思考过这个问题，并且大为迷惑。也许是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他转换了思维路径，把眼光投射在了那些浩如烟海的软体动物身上。看他对软体动物的描述，表面嬉笑怒骂，实则深藏苦涩，当他剥开那些文人堂而皇之的面皮，露出下面的肮脏下流腐臭，他的舌头底下一定压着一个天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会说“不”？吐出这个字，你就把自己从软体动物的沼泽中超拔出来，升格为了真正顶天立地的人，为什么你就是不说？为什么？
这其实是一个无解的问题，阿丁也无意提供答案，他只是从真正的现代意识出发，描述了这些文人花样翻新的丑态，繁复缤纷的奴相，看似嬉皮笑脸的字里行间实则渗透着严厉的价值判断，从而引发读者深刻的历史反思，希图读者在娱乐开心的同时，也能稍稍想想，我们民族稀薄的历史正义安身何处，没有心灵深度与人格高度的所谓成功是一种怎样的伦理沦陷与道德败坏。
老实说，我越来越不喜欢中国人的历史叙事。培根曾说过，读史使人明智。余世存先生也说过，读史热的盛行体现了国人对历史正义的期待。哲人们深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历史的思考与批判，实则是在参与现实的改造。遗憾的是，十多年来，中国历史阅读热潮及其引发的历史叙事从呼唤历史正义的角度来说经历了一个每况愈下的堕落直坠。
十多年来，国人最早的历史叙事的确有一部分突破了官方史学，破除了历史成见，是一种严肃的思想启蒙与现实抗争。而后，历史叙事成为影射史学的一部分，一些有良知的历史叙事者绕过权力钦定的历史禁区，精心选择古远的历史叙述对象，以期影射当代。但是影射史学的意义始终是有限的，更何况这类历史叙事者在长期的影射叙述中大多慢慢沉溺于遥远的历史烟尘之中，慢慢忘记了他们最初的胆怯与无奈，手段褪化为目的，历史叙述于是越来越安于所谓牵强附会自以为是却全不为读者知晓的影射，丧失了直面现实的勇气与愿望。影射史学本来是为了呼唤现实思考，引发现实叙述，最后却成为了反思现实、叙述现实的阻碍，真真令人扼腕长叹。影射史学异化后抵达的是我之所谓同情史学。所谓同情史学，无非是说对历史人事要采取历史的同情态度，要充分同情人性的弱点，同时张扬人性的丰富。同情史学观念下形成的历史叙事往往多违反历史正义的翻案，却又以所谓人性的名义获得了相当的阅读支持，其实这类历史叙事内含官方史学的结论，属于极其阴险的历史叙事。比如说有人为秦桧翻案，既打人性牌，又打政治牌，为秦桧辩护，生生把秦氏打造成了一个忍辱负重的大政治家。这样的历史叙事无非宣传存在即是合理，既迎合了肤浅的人性论者，又迎合了权力喜好。同情史学笼罩下的历史叙事其价值观是相对的实用的，其目的不在叙述历史，而在原谅自己。他们的舌头底下都压着这样一句话：瞧，人性与环境就是这样，人做什么都是身不由己啊！要同情要理解嘛！他们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迎合了国人堕落的欲望，真正是无多少历史正义可言，而还有两种历史叙事干脆就是可耻的。一种自然是成功学历史叙事，这种历史叙事没有任何现代价值担当，极力宣扬成功就是最大的价值，为了成功，一切都是可以的，也是值得同情甚至赞扬的。这种历史叙事已经完全异化为了厚黑学。另一种即娱乐史学，或者说是故事史学。这个时代除了可以歪说历史，什么都不可以说，这便造就了历史叙事的畸形繁荣，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眼红无识之辈于是急吼吼投入此市场分一杯羹。这类历史叙事似乎不关心任何价值，唯以讲故事娱乐大众为乐。当然，他们会加进一些后现代元素，比如语言的无厘头化，比如人事的嬉戏化。这类历史叙事太多也太轻易，所以，叙述者们挖遍三坟五典，寻找能够想得到的种种之最，以期吸引眼球。他的目的只是纯粹地迎合大众，刺激大众的好奇心，只要能掏大众的腰包，其目的就算达到了。应当说，自同情史学以下的几种历史叙事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他们多有交叉，既娱乐又厚黑，有时还以同情的名义迎合读者的现代优越感和生存沉陷感，他们合流占领了当今历史叙事的绝大部分市场，毒害着国人的心灵与德性，极大地损害了国人正当正大的的伦理共识与人生认同。
看这十多年历史叙事的变迁，我能够感受到这十多年中国社会人心世态和政治经济状况的下行变化，也能感觉到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堕落和中国民众集体素质的下滑。所以我讨厌看历史叙事。除了少数极具良知与个性的历史叙事，他们能让我感受到历史正义的激荡与呼号。比如我年初看过的长风所著《秦汉风流八十年》即属此类。
阿丁的历史叙事属于哪一类呢？我想，看这个标题就已经很清楚了，阿丁以真正现代人的视野，站立在人类普世价值的基点之上，心忧当代中国的道德与价值乱象，通过严厉的历史书写，批判鞭挞中国数千年来文人的劣行失德，追寻他们失德无良的深层根源，其实严厉谴责的是当代中国文人更为可耻下贱丧德败行的集体表演，呼唤公民社会与限权体制的降临。其间有深痛存焉，其间亦有历史正义存焉！
阿丁以严厉的价值关怀，把中国历史上几十位成功的文人大佬们置于历史正义的审判台上，烛照出了他们为获取权势富贵弃一切道德廉耻于不顾的丑恶嘴脸，示众了他们舔屁沟、尝粪便、舐脓疮而得以作威作福作享的下贱生存，是对当下成功学弥漫，厚黑学大行其道的乱象颓风的辛辣嘲讽与努力反抗，是对当下那些满天飞的牛B哄哄的所谓成功人士的剥皮照妖，也是对我国人久乏一见的历史正义的深情招魂。即此一点，也可一观了。
显然，王小山与孙献涛亦作此想。他们热情洋溢地为此书作了序文，我录一段于下：
看看吧，中国过去“知识分子”的德行，就该知道现在以至更加宽广的未来，我们该如何避免重入窠臼——说实话，读书稿时，我不时在为祖宗脸红，希望我们或者我们的后代，能做得比祖宗强点。
——《中国人可以说不》/王小山
王小山的这一序文取名“中国人可以说不”，可不是针对老外的，他没吃成功学春药，而是冷眼慨对自身。读此书，我们的确会忧心忡忡：中国人什么时候可以对自己的劣根性不以国粹特色宝之而理性地说不呢？中国人什么时候可以理直气壮义正词严地对笼罩在他们头顶上的权力不面之以谄媚而大声说不呢？
这本书是对一个个人物的言行叙述，其间自然不乏现代意识极强的史识与史见，而且作者行文极具个性风采，具有极强的阅读快感与阅读痛感。但我更喜欢读对一个历史时段的条分缕析的历史叙事，以期感受作者分析综合推理判断的心智运行，在鲜明史识与精彩史见中感受历史正义的浩荡之气。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偏好，板子打在阿丁身上，只能算是我的可笑。不过，这本书在我看来还是有一个巨大的遗憾，那就是，虽说阿丁搜罗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众多成功学大佬，对他们剖心挖腹，读来自然是不亦快哉，然而，感觉还是范围小了一些，他的题目是“软体动物——中国古代文人的B面”，这些被选中的文人当然不折不扣正在此列，可是，把成功仅仅限定在权势富贵范畴内不免狭隘了一些，为什么不放宽一些，把名垂青史也列入成功之列呢？那样，像中国文人宗师级的人物——遗憾的是，这些人物阿丁一个也没说——诸子文人、屈原、阮籍、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我以为这些超级文人的B面才更能让读者思考中国文人人格结构和中国文化的残缺，才更能让读者痛感现代普世价值的可贵！
也许，阿丁的下一本书，就会让我们看到这些吧？但愿。
《软体动物——中国古代文人的B面》/阿丁/花城出版社
2011年7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