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均衡”更需要关注的是“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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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均衡”更需要关注的是“质量”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   周彬

作为教育大国，中国教育最缺乏的究竟是什么？让大家一目了然的，肯定是区域间的不均衡，肯定是不同教育类别间的不均衡，肯定是不同学校间的不均衡。北京的初中生均教育经费有可能高达贵州的十倍；在基础教育阶段，与高中教育的热火与小学教育的多元相比，初中教育的短板效应非常明显；在不同学校之间，有的学校门庭若市，家长拿着钱也进不去，而有的学校无人问津，不要钱都惟恐躲之不及。于是，在众多不均衡现象面前，教育均衡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希望区域间的教育经费能够缩小差距，希望不同阶段的教育能够协调发展，希望不同学校间的差异越来越小。
可是，当大家都在呼吁教育均衡发展时，家长却在想着另外的问题。在他们的眼中，均衡当然应该是教育发展的理想，也是教育发展永恒的追求；但就自己孩子的成长而言，还是以适应教育的不均衡发展为原则，尽力让自己的孩子到质量更高的学校就读，尽力帮助孩子就读学校提高教育质量，尽力帮助孩子以更好的学习方法掌握更多的学科知识。似乎对学校教育质量的关注，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教育均衡发展的理想虽然应该追求，但却不能将其置于教育质量之上。
在学生眼中，只有让自己学得开心还是不开心的教育，只有让自己有进步还是没有进步的教育，只有让自己学得有成就感还是没有成就感的教育。如果这位学生在贵州，他肯定也会向往北京学生良好的教育条件，但这些都只是在看电视的时候偶然的想法，真正在自己的学校里，教育条件与设施的差异会因为适应而消失，教师教学水平差异也会因为师生关系而被削弱。对于在北京的学生，那些良好的教育条件并不必然会提高自己的学习质量，教师教得好固然重要，但教师与学生间的关系却有着更重要的教育意义。因此，教育均衡发展可能会导致学校教育资源的增加或者减少，但对于学生来说，最重要的并不是学校教育资源的增加与减少，而是学校如何使用教育资源，如何让这些教育资源真正地帮助自己的成长。
对于不均衡的教育，任何一方都没有过错。北京的生均教育经费高了，这并不是北京市政府的过错，反倒是他们支持教育的一大功劳；贵州的生均教育经费低了，这也不是贵州省政府的过错，只要尽力了自然也就不应该被指责，反到是应该在政策上给予更多的帮助。那么谁来让不均衡的教育变得均衡呢，既不是北京市政府，也不是贵州贵政府，而是中央政府所应该努力的。那么对于北京市政府及其所属的学校来说，对于贵州省政府及其所属的学校来说，面对这种不均衡的教育，他们的职责应该是什么呢？前者获得了更多的教育资源，并不意味着可以浪费，而是应该承担更多的教育责任，更有效率地使用好这些教育资源；后者既然教育资源过于匮乏，那就更应该使用好这些教育资源，让这些教育资源在最需要的地方最有效率地发挥教育功能。所以，中央政府的责任是促进北京市和贵州省两地教育的均衡发展，但中央政府的职责丝毫不影响两地办好本地教育，更有效率地使用教育资源，更高质量地办好本地教育的职责。
假如在某区域内，学校A比学校B的教学质量要高，这是导致择校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教育不均衡的根本表现。可是，出现这种不均衡状态肯定不能怪学校A，人家把教育质量搞好了，不但不能怪他还必须表扬他；也不能对学校B有更多指责，因为学校B在提高教育质量上也可以花了不少心思。那消除这种不均衡状态的责任是谁呢，当然既不是学校A也不是学校B，而是两校所属的教育行政部门。是不是把这种均衡发展的责任转嫁给了教育行政部门，两所学校就没有教育责任了呢？肯定不是。学校虽然决定不了教育资源如何配置，但却始终承担着如何有效使用教育资源，如何提高教育质量，让学生获得最大可能发展的使用。因此，不管教育资源丰富还是匮乏，只要教育资源成为一个事实，那么学校就有义务利用教育资源来铸就学生的成功，而不是一味地抱怨或者期待获得更多的教育资源。
从政府来说，制定政策来推动教育均衡发展，为每个学生提供公平的受教育机会，这是应该的，也是有必要的。但对于每一所学校，对于每一位教师来说，有责任地、有爱心地、有质量地对待每一位学生，这就是学生学习的最现实也是最有效的教育资源。让学生在自己所读班级，在自己所在学校，过着有尊严的生活，过着有成就感的生活，这可能比为他们提供一个更漂亮的课桌，提供更漂亮的校舍，或者多提高几本课外读物更有教育意义；当然，在这儿强调学校教育质量，强调给予学生更有尊严和更有效率的学习生活，并不等于说更公平地配置教育资源，更均衡地发展教育就不重要了。而是说就推动教育发展的动力来说，学校与教师对教育质量的不懈追求，比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更值得我们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