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理是一种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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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理是一种教养

徐 贲

　学习说理不是学习一些能把什么话都“说圆”，把“无理”变成“在理”的技巧，而是通过提供真实的信息、事实、知识去说服别人。说理应当说真话，当然，在说服别人的过程中，有效地说真话，包括条理、逻辑、举例、语言的明晰与生动等等，也都是必要的。

　　说真话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即使对天真烂漫的儿童来说，也是细心教育的结果。人们往往把说真话，不说谎的教育看成是一种德行（道德或品格）教育，这固然不错，但应该看到，作为说理的说真话更是一种“教养”。

　　约翰·洛克在《教育片论》中把良好的教养（civility）视为德行在日常生活中的显现，教养与德行的不同在于，如果我们公认一个人有“诚实”的德行，那么我们是说，他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是诚实的。世界上如果有这样的人的话，那也一定是非常罕见的。大多数被认为是诚实的人都是在一些事情上诚实，而在另一些事情上并不诚实的，例如，再诚实的人也会有需要找借口或推诿的时候，虽然不见得“诚实”，但谁都有需要这么做的时候。

　　教养意义上的“诚实”标准不是绝对的，所有相应也就“低”一些。教养意义上的“诚实”不是必须做什么，而是应该不做什么。“诚实”只不过是在人际关系中维持别人对自己的信任，不要丧失可信度，因为这样对自己比较有好处。 一个人在说理的时候，要说服别人，没有别人的信任，没有好的名声，是很难取得效果的。如果一个人在别人的眼里是一个讲理的人，那首先是因为别人觉得他会说真话，比较诚实与诚恳，也就是比较有教养，是一个可以打交道的人。在对人的评价中，“讲理”是一种“长处”，不讲理是一种“缺点”，区别往往就在于教养。

　　洛克认为，应该从小培养孩子不要说谎，不要找借口，他没有说要诚实。不说谎和不找借口是比较低调和平凡的德行，更符合他所说的教养。他说，“幼童因为害怕他们的过失被别人一览无余，便会像亚当的其余子孙一样，去寻找借口。这种过失往往与虚伪相近，且也容易导致虚伪，因此不能加以纵容。”儿童说谎往往是因为以为，说了真话会给自己带来不利，或因为有过失而受到责罚。所以，洛克劝告家长，“您就必须注意，切不可让他因为坦诚而造成一丝的不安；恰恰相反，他自发的认错可使他免除所有的惩罚，此外还应用一些满意、赞同的标志给予鼓励。”这也就是说，要让孩子知道，坦诚对他不但没有害处，而且还会有好处。在我们的生活中，许多人说真话而不说谎，并不一定是受道理律令的驱策，而是出于实际的考量，聪明的政客或商人大多明白这个道理。

　　洛克还说，“倘若您从（孩子）的借口当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找出其间有虚假的成分，那就把它认作是真实吧，切不可表现出点点的怀疑。让他在您面前保持一种尽可能好的声誉，因为他一旦发现自己丧失了这一声誉，您也就丧失了一种重要的、最好的支配他的方式。”这是在说话问题上的无罪推理，在你不能证实是说谎时不要断言是说谎，甚至加以责罚。这是为了尽量维护孩子的自尊，因为没有自尊的人是绝对学不会教养的。这样对待孩子本身就是一种家长有教养的行为。你如果老是提防和怀疑孩子的“狡猾”，就会反而把他往狡猾的路上引，政府不应该像防贼一样地对待百姓，也是同样的道理。

　　说理是一种教养，这是就教养的两个方面而言的，“首先，从心底要保持一种不去侵犯别人的心思；其次，要学会表达那种心思的最为人接受、最为人喜悦的方法。从其一，人可称得上是彬彬有礼；从其二，则可称得上是优雅得体。后者指的是我们要在表情、声音、言语、动作、姿势乃至整个外部仪态都要表现得得体优雅，以使我们结交、交谈的人心悦、自在。这是一种我们的内心借以表达其礼仪的语言”。

　　说理是平等、尊重地对待他人，这就需要在说话时避免洛克指出的那些“无教养”表现，如，“粗俗”、“轻蔑或对人缺乏应有的尊敬”、“吹毛求疵，故意给别人找茬”、“嘲弄”、“刁难”。说理是一种尊重和自重的话语行为，只有尊重对方，才能被对方尊重，“与人争辩时，一定要用最温和的态度和尽可能委婉的言语。总之，要从整个行为举止上去表明您并不是故意要与人争辩的。同时，还要伴有对他人表示尊敬和善意的标志，这样我们才能在赢得争辩的同时不致失去了对方的尊重。”

　　说理是一种与他人交往的方式，应该给彼此带来快乐和教益，“彬彬有礼的人要比能干的人更受欢迎”。言辞傲慢、尖酸刻薄、油滑、暴戾，或者过分炫耀文采、装腔作势，都会给人带来不快，洛克说，有的人“虽然有能力、有诚心”，但“却也难以弥补因为其过于严肃和僵硬的表现给人带来的不安感”。同样道理，说理的人虽然很有文采、论点强悍、理由充足，但因为太咄咄逼人或者油腔滑调而难以弥补给读者实际带来的不快。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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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一种高级的学习方式

　教育界某“权威”人士曾撰文说：要多学习，少批判。在这里“批判”与“学习”竟然成了一对反义词。我想起“文革”时，在余秋雨先生主笔下，上海出版了一份理论刊物，就叫《学习与批判》。慢慢地“批判”之义，在中国变成了“批斗”“判决”，大有将不同意见者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脚，让其永世不得翻身的意思。甚至翻开1989年出版的《辞海》关于“批判”一词的解释，仍然是“揭批”，也就是“揭发与批倒”的意思。

　　批判其实是学习与创造的基本形式。所谓批判，无非是用事实、逻辑及价值观，对某种现象、某个判断，用自己的眼光与大脑重新梳理与检验，作出判断。遇到说得好的东西，则指明好在何处；遇到说得有偏差的，则指明错在哪里。如果是逻辑不通，则用更通的逻辑来说一次；如果是基本事实不符，则展示基本事实；如果是价值立场出现问题，则标明自己的价值，并阐明要害。这个过程就是批判的过程。可以说，没有批判就没有真正的学习。因此，所谓的“多学习，少批判”纯粹是无稽之谈，在误解批判的内涵时，也歪曲了“学习”的真正意义。

　　学习与批判的一致性就在于，他们都是生命个体对某个问题重新思考、重新分析的过程。对这个问题，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而且这个判断都会受到自身知识结构、学术视野、价值立场、思维习惯、生命状态及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每个人的思考与判断都不会完全相同。没有思考分析，就不存在深层次的学习。一个人只有经过批判，才能更深入地求索这个问题的内核。

　　一般意义上的“学习”与“批判”这两个词，还有些细小的差别。一般来说，“学习”主要是从肯定的角度来接纳新知新论，而“批判”是从否定的角度来推敲、质询可能出现错误的环节。显然，后者需要学习者自身具备更广博精深的知识、更严密合理的逻辑，以及更高的思维素养。试想，当我们需要找出某个观点的漏洞与毛病，自然要对这个观点所涉及的信息做细致而深刻的研究；当我们需要超越这个观点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尝试更高级的创新。因而，批判常常能激发生命个体的求知欲和创造性。所以如果广义的学习就包含了批判，那么批判就是最好的学习方式。

　　其实苏格拉底的对话就是最典型的批判：大家平等自由地进行对话，你有你的观点，我也有我的观点，不妨拿出来探讨探讨。每个人都有权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其他人则可以指出对方的错误，可以是事实层面的、逻辑层面的，也可以是价值层面的。最终未必取得共识，甚至辩论的结果可能是双方更坚信自己观点的正确，但经过论辩交流，却能很好地推动双方调整视角、理顺思路、深入思考。继续深化批判，还可能形成不同的思想流派，以各自的方式进行思想集团式的思想交锋，从而促使精神世界丰富、多元，呈现出一种五彩缤纷的态势。真正的思想大师的诞生都离不开这样的观点碰撞和精神博弈。当年罗素还利用其声望和经济上的优势来援助自己的“论敌”出版著作。在他看来，只有思想上的真正对手，才是最了解自己思想的人。他甚至说，他死后的“悼辞”宁愿让高明的论敌来写，也不愿意让平庸的朋友来写。爱因斯坦与玻尔之间关于量子力学的辩论一直持续到生命终点，但同样持续到生命终点的还有他们的友谊。除了胸襟宽广的人格因素外，更多的或许是他们懂得批判更有助于自身专业生命的成长吧？

　　英国科学哲学大师，著名思想家卡尔·波普尔将科学发展的过程看成是一个批判的过程。他的论著《猜想与反驳》即表明，证伪比证实更能够说明问题。发现对方思想理论错误的过程，才是最好的学习过程。思想理论的进步，就是不同的思想观点之间互相博弈、相互推动的过程。你的观点是否正确，有无价值，需要通过批判来鉴定、辨别、论证。当然，被批判者也可进行反击和论战。一来一往，真正的学术才会有进步，真理之路才会不断向更深处延展。

　　当然，批判尤须遵守“游戏规则”，重事实讲逻辑，最忌人身攻击撒泼耍赖。像孔子与孟子动辄骂人“朽木”“禽兽”，既无事实证据，又乏逻辑过程，更与观点推敲、真理追索毫无关联，这叫“泼妇骂街”，无关“批判”。

       载于《读写月报 新教育》2008年第8期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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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锡良[/url]

[url=]　　教育界某“权威”人士曾撰文说：要多学习，少批判。在这里“批判”与“学习”竟然成了一对反义词。我想起“文革”时，在余秋雨先生主笔下，上海出版了一份理论刊物，就叫《学习与批判》。慢慢地“批判”之义，在中国变成了“批斗”“判决”，大有将不同意见者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脚，让其永世不得翻身的意思。甚至翻开1989年出版的《辞海》关于“批判”一词的解释，仍然是“揭批”，也就是“揭发与批倒”的意思。

　　批判其实是学习与创造的基本形式。所谓批判，无非是用事实、逻辑及价值观，对某种现象、某个判断，用自己的眼光与大脑重新梳理与检验，作出判断。遇到说得好的东西，则指明好在何处；遇到说得有偏差的，则指明错在哪里。如果是逻辑不通，则用更通的逻辑来说一次；如果是基本事实不符，则展示基本事实；如果是价值立场出现问题，则标明自己的价值，并阐明要害。这个过程就是批判的过程。可以说，没有批判就没有真正的学习。因此，所谓的“多学习，少批判”纯粹是无稽之谈，在误解批判的内涵时，也歪曲了“学习”的真正意义。

　　学习与批判的一致性就在于，他们都是生命个体对某个问题重新思考、重新分析的过程。对这个问题，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而且这个判断都会受到自身知识结构、学术视野、价值立场、思维习惯、生命状态及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每个人的思考与判断都不会完全相同。没有思考分析，就不存在深层次的学习。一个人只有经过批判，才能更深入地求索这个问题的内核。

　　一般意义上的“学习”与“批判”这两个词，还有些细小的差别。一般来说，“学习”主要是从肯定的角度来接纳新知新论，而“批判”是从否定的角度来推敲、质询可能出现错误的环节。显然，后者需要学习者自身具备更广博精深的知识、更严密合理的逻辑，以及更高的思维素养。试想，当我们需要找出某个观点的漏洞与毛病，自然要对这个观点所涉及的信息做细致而深刻的研究；当我们需要超越这个观点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尝试更高级的创新。因而，批判常常能激发生命个体的求知欲和创造性。所以如果广义的学习就包含了批判，那么批判就是最好的学习方式。

　　其实苏格拉底的对话就是最典型的批判：大家平等自由地进行对话，你有你的观点，我也有我的观点，不妨拿出来探讨探讨。每个人都有权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其他人则可以指出对方的错误，可以是事实层面的、逻辑层面的，也可以是价值层面的。最终未必取得共识，甚至辩论的结果可能是双方更坚信自己观点的正确，但经过论辩交流，却能很好地推动双方调整视角、理顺思路、深入思考。继续深化批判，还可能形成不同的思想流派，以各自的方式进行思想集团式的思想交锋，从而促使精神世界丰富、多元，呈现出一种五彩缤纷的态势。真正的思想大师的诞生都离不开这样的观点碰撞和精神博弈。当年罗素还利用其声望和经济上的优势来援助自己的“论敌”出版著作。在他看来，只有思想上的真正对手，才是最了解自己思想的人。他甚至说，他死后的“悼辞”宁愿让高明的论敌来写，也不愿意让平庸的朋友来写。爱因斯坦与玻尔之间关于量子力学的辩论一直持续到生命终点，但同样持续到生命终点的还有他们的友谊。除了胸襟宽广的人格因素外，更多的或许是他们懂得批判更有助于自身专业生命的成长吧？

　　英国科学哲学大师，著名思想家卡尔·波普尔将科学发展的过程看成是一个批判的过程。他的论著《猜想与反驳》即表明，证伪比证实更能够说明问题。发现对方思想理论错误的过程，才是最好的学习过程。思想理论的进步，就是不同的思想观点之间互相博弈、相互推动的过程。你的观点是否正确，有无价值，需要通过批判来鉴定、辨别、论证。当然，被批判者也可进行反击和论战。一来一往，真正的学术才会有进步，真理之路才会不断向更深处延展。

　　当然，批判尤须遵守“游戏规则”，重事实讲逻辑，最忌人身攻击撒泼耍赖。像孔子与孟子动辄骂人“朽木”“禽兽”，既无事实证据，又乏逻辑过程，更与观点推敲、真理追索毫无关联，这叫“泼妇骂街”，无关“批判”。

       载于《读写月报 新教育》200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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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著名的10个思想实验

　　思想实验是一种精神上的观念或假想，通常和谜语相似，是哲学家和科学家用以了解什么是大众思想的一种简单方法。他们的运用在如哲学和理论物理（理论物理无需做实验）等抽象领域是最为广泛的。他们像是为思想准备的一份大餐，最终给出复杂的答案。即使思想实验本身也会有无法理解的时候，这并不奇怪。下面是10个著名的思想实验，还有他们所要表达的哲学、科学和伦理意义。

　　10.电车难题

　　它是伦理学领域最为知名的思想实验之一，内容大致是：一个疯子把五个无辜的人绑在电车轨道上，一辆失控的电车朝他们驶来，且马上就要辗过他们。幸运的是，你可以拉一个拉杆，让电车开到另一条轨道上。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那个疯子在那另一条轨道上也绑了一个人。想想这个情况，你应该拉拉杆吗？

　　意义:

　　电车难题最早由哲学家PhilippaFoot提出，是用来批判伦理哲学主要理论的，特别是对功利主义的批判。功利主义认为，大部分道德决策都是根据“为最多的人提供最大的利益”的原则做出的。从一个功利主义者的观点来看，明显应去拉拉杆，只杀死一个人来拯救五个人。但是功利主义的批判者反驳说，一旦拉了拉杆，你就变得不道德——你要为另一条轨道上那一个人的死负担部分的责任。然而，其他人认为，这种状况下要求你要有所作为，什么都不做也是不道德。总之，不存在完全的道德行为，这也就是重点所在。许多哲学家都用电车难题作为例子来表现现实生活中经常强迫一个人违背自己道德准则的状况，并且有的时候根本没有完全道德的做法。

　　9.空地上的奶牛

　　认知领域中一个重要的思想实验就是“空地上的奶牛”。实验是这样的，一个农民担心自己获奖的奶牛走丢了。一个送奶工来到农场后，他让农民不要担心，因为他看到那头奶牛就在附近。虽然农民很愿意相信送奶工，但他还是自己去看了下，他看到了熟悉的黑白相间条纹，为自己的奶牛在那里感到很满意。过了一会，送奶工到那里再次进行了确认。那头奶牛确实在那里，但它躲在了树林里，而且有一大张黑白相间的纸缠绕在了一棵树上，显然，农民把这张纸错当成自己的奶牛了。问题于是来了，就算奶牛一直在那里，但农民说自己知道那头奶牛在那里时是否正确？

　　意义:

　　空地上的奶牛最初被EdmundGettier用来批判主流对知识定义的JTB（justifiedtruebelief）理论，即当人们相信一件事时，它就成为了知识；这件事事实上是真的，且可以被充分验证。实验中，农民之所以相信奶牛在那里，是送奶工证词和他自己所见黑白相间物所共同构成的结果。而之后送奶工的确认，这件事也碰巧是真实的。尽管如此，农民并非真正知道奶牛在那里，因为他认为奶牛在那里的结论是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上的。Gettier利用这个实验和其他一些例子，说明了将知识定义为JTB的理论需要修正。

　　8.定时炸弹

　　如果你关注近几年的政治时事，或看过动作电影，那么你对“定时炸弹”实验肯定很熟悉。它要求你想象有一个炸弹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藏在你的城市中，并且倒计时马上将归零。城市里有一个知情者，他知道炸弹的埋藏点。你会使用酷刑来让他吐出情报吗？

　　意义:

　　与电车难题类似，定时炸弹实验也是强迫一个人从两个不道德行为中选择其一的伦理问题。它一般用来反驳那些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使用酷刑的言论。它也被用作在极端形势下法律可以被放在第二位的情况，如美国严禁虐囚的法律。归功于《24小时》之类的电视节目，还有一些政治辩论，定时炸弹已成为最常被提起的思想实验之一。今年早些时候，一份英国报纸提出了更为极端的看法。这份报纸说，如果这个恐怖分子对酷刑毫无反应，那么当局者是否愿意拷打他的妻子和儿女来逼他吐出情报。

　　7.爱因斯坦的光线

　　很少有人知道爱因斯坦著名的狭义相对论是受到他16岁时一个思想实验的启发。在他的著作《自述注记》中，爱因斯坦回忆道他当时幻想在宇宙中追逐一道光线。他说如果他能够以光速在光线旁边运动，那么他应该能够看到光线在空间内呈现为“不断振荡但停滞着的电磁场”。对于爱因斯坦，这个思想实验证明了对于他作为一个富有想象力的观察者，”在有相同定律和一个相对于地球静止观察者的情况下，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

　　意义:

　　事实上，没人真正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科学家一直都在争论一个如此简单的思想实验是如何帮助爱因斯坦完成到狭义相对论这个巨大飞跃的。在当时，这个实验中的想法与现在已被抛弃的“以太”理论相违背。“以太”理论即存在一个隐性的空间供光线穿越。他经过了好多年才证明了自己是正确，但从某种程度上这个实验对于狭义相对论是“有害的”，他自己这么说，后者第一次让他站上了理论物理学的顶点。

　　6.忒修斯之船

　　史上最为古老的思想实验之一便是被称为忒修斯之船的悖论。这个实验最早出自普鲁塔克的记载。它描述了一艘可以在海上航行几百年的船，这归功于不断的维修和部件的替换。只要一块木板腐烂了，它就会被替换掉，以此类推，直到所有的部件都不再是最初的那些。问题是，最终产生的这艘船还是原来的忒修斯之船，还是一艘完全不同的新船？如果不是原来的船了，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它不再是原来的船了？哲学家ThomasHobbes后来对此进行了更深刻的探讨：如果有人用忒修斯之船上取下来的老部件来重新建造一艘新的船，那么两艘船中哪艘才是真正的忒修斯之船？

　　意义:

　　对于哲学家来说，忒修斯之船被用来研究身份的本质，特别是讨论一个物体是否仅仅就是其部件之和。一个更现代的例子是假设有一个乐队，到某一阶段乐队成员中不再有任何一个原始成员。这个问题还可以应用于其他如商业等领域。商业领域中，在不断并购和更换股东后仍然保留企业原来的名字；对于人体，人体不断地进行着新陈代谢和自我修复。这个实验的核心思想在于强迫人们去反问身份是否仅仅局限在实际物体和现象中这一普遍知识。

　　5.伽利略的重力实验

　　史上最早的思想实验之一，由物理和天文学家伽利略进行实验。为了反驳亚里士多德的自由落体速度取决于物体质量的理论，伽利略设计了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根据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如果一个较轻的物体和一个较重的物体绑在一起后从塔上扔下去，那么教重的物体会下落的比较快，且两个物体间的绳子会被拉紧。这时较轻的物体会对较重的物体产生一个拽力，使得重物的下落速度变慢。但是，伽利略认为两个物体绑在一起后的重量应比其中任意一个物体都大，那么一起下落的速度应该是最快的。于是他用这个矛盾证明了亚里士多德理论是错误的。

　　意义:

　　关于伽利略有一个著名的故事：有一次他从比萨斜塔扔下两个铁球，想要证明较重的物体并不较轻的物体下落速度快。现实中这个故事可能只是作为一种传奇，但这个思想实验证明了一个关于重力很重要的理论：无论物体的质量，所有物体自由落体的速率都是一样的。

　　4.猴子和打字机

　　另一个在流行文化中获得广泛关注的思想实验是“无限猴子定理”，也叫做“猴子和打字机”实验。该定理认为，如果有无数多的猴子在无限久的时间里，在无数多的打字机上随机打字，那么在某个时间点，它们“几乎必然”会打出莎士比亚的全部著作。猴子和打字机的设想在20世纪早期由法国数学家EmileBorel推广，但其基本思想，即无数多的人员和无数多的时间能产生任何/所有东西的理论，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

　　意义:

　　简单来说，“猴子和打字机”定理是用来描述无限本质最好的方法之一。人的大脑很难想象无限的空间和无限的时间，无限猴子定理可以帮助理解这些概念。猴子碰巧能写出《哈姆雷特》，听上去是天方夜谭，但当一个人考虑到所有的可能性后，这个说法在数学上是可以被证明的。这个定理本身在现实生活中不可重现，但这并没有阻止一些人的尝试：2003年，英国修读科学的学生在一家英国动物园“试验”了无限猴子定理，他们把一台电脑和一个键盘放进了灵长类园区。可惜的是，猴子们没有打出任何十四行诗。根据研究，它们只打出了5页几乎完全是字母“s”的纸。

　　3.中文房间

　　“中文房间”最早由美国杰出哲学家JohnSearle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这个实验要求你想象一位只会说英语的人身处一个几乎完全密闭的房间中，房间门上有一个小窗口。他有一台具有英汉翻译功能的电脑，房间里还有足够的纸、铅笔和文件柜。随后写着中文的纸片通过小窗口将被送入房间中。根据Searle的理论，房间中的人可以翻译这些文字并用中文写上他的回复。虽然他完全不会中文，但Searle认为通过这个过程，房间里的人可以让任何房间外的人以为他会说流利的中文。

　　意义:

　　Searle创造了“中文房间”思想实验来反驳电脑和其他人工智能都能够真正思考的观点。房间里的人不会说中文；他无法用中文思考。但就因为他拥有某些工具，他甚至可以让以中文为母语的人以为他能说流利的中文。Searle还说，电脑就是这样工作的。它们无法真正理解他们所给出的信息，但它们可以运行一个程序、处理信息、然后给出一个具有人工智能的印象。

　　2.薛定谔的猫

　　薛定锷的猫最早由物理学家薛定锷提出，是量子力学领域中的一个悖论。内容是：一只猫被封闭在一个盒子里一个小时，和它一起的还有一些放射性元素和一瓶毒气。在一小时内，放射性元素的衰变几率为50%。如果发生了衰变，那么会触发一个连接在盖革计数器上的锤子，打碎瓶子，释放毒气，杀死猫。因为这件事是否发生的概率相等，薛定锷认为在盒子被打开前，盒子中的猫可以同时被认为是既死又活的。

　　意义:

　　简而言之，这个实验的核心思想是因为事件发生时不存在观察者，盒子里的猫可能同时存在所有的状态（实验中既死又活）。这个观念同一个古老的谜题相似，谜题内容为，如果一棵树倒在了树木中，且没有人听到声音，那么它有没有发出声响？薛定锷最早是在回复一篇讨论量子态叠加本质的文章时提出这个实验的。薛定锷的猫同时也说明了量子力学的理论是多么奇怪。这个思想实验因其复杂性而臭名昭著，同时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最古怪的是“多重世界”假说，这个假说表示有一只既死又活的猫，那么两只猫是存在于不同的宇宙间，且永远不会有交集。

　　1.缸中的大脑

　　没有比所谓“缸中的大脑”更有影响力的思想实验了，这个思想实验涵盖了从认知学到哲学到流行文化等各个领域。这个实验要求你想象有一个疯狂科学家把你的大脑从你体内取出，放在一个装有维持生命液体的缸中。大脑是连着电极，电极还连到一台能产生图像和感官信号的电脑上。因为你获取的所有关于世界的信息都是经由大脑过滤，这台电脑就有能力模拟你日常的体验。如果这确实可能的话，你要如何来证明你周围的世界是真实的，而不是由一台电脑所产生的模拟环境？

　　意义:

　　如果你觉得这一切听起来很像《黑客帝国》，你说对了。这部电影以及其他一些科幻小说和电影，都受到了这个实验很大的影响。这个实验的核心思想是让人们质疑经历的本质，并思考作为一个人的真正意义是什么。这个实验的原型可以追溯至笛卡尔，由希拉里·普特南推广。在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录》一书中，笛卡尔提出了是否证明能他所有的感官体验都是他自己的，而不是由某个“邪恶魔鬼”所产生的幻想。笛卡尔用他的经典名言“我思故我在”回答了这个问题。不幸的是，“缸中的大脑”将问题复杂化了，因为连着电极的大脑仍然可以思考。这个实验被哲学家广泛讨论，也有许多针对实验前提的反驳，但仍没有人能有力的回应其核心问题：你到底怎么才能知道什么是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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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式思维的五大逻辑缺陷

　　芦笛

　　如果问：中国人会思维吗？这个提问本身看上去似乎就是挑衅性和污辱性的。敢怀疑中国人是否会思维，本身就是对民族的极大污辱。谁敢说咱中国人不会思维？咱们不是世界上最聪明、最优秀的人种麽？而且，你说中国人不会思维，你自己是不是中国人？如果是，你不也照样不会思维麽？还配写什麽文章！你这不是自打耳光麽？

　　然而无奈的事实是，咱们似乎就是一个不怎麽聪明的民族。老芦下海之初，写了篇《论闭著眼睛嚷》（此文至今还在被人换了作者名字反复转贴，甚至把题目改成了《精神手淫》，似乎是指导读者如何“意淫”的）。在其中我说∶

　　“一个民族只要干出‘大跃进’、‘文革’这两件事中的任何一件，该民族就能进入‘耻辱吉斯尼大全’而永垂青史。可我们干了这两件事还嫌不够，如今，又正是这浅薄的民族虚荣心亦即廉价爱国主义席卷风靡了海内外大多数华人知识分子，让他们在人民刚刚脱出饥寒之后又开始仇外鼓噪，号召内战！”

　　就是最狂热的爱国志士，恐怕也不能否认以下事实∶第一，无论是 “大跃进”还是“文革”，都是史无前例的举世无双的蠢事。第二，这两件无比壮观的蠢事都得到全民族的狂热拥护与全身心参与。第三，在干了这两件蠢事后，竟没有几个人痛感我们是何等的蠢笨愚昧，纳闷当初是什麽糊涂油蒙了我们的心，去认真找一下我们脑子里的毛病，让我们今后变得聪明一些，反而欣欣然地去重犯以前犯了一百次的错误，甚至越活越聪明，巴不得老美把核武库扔到咱们脑袋上来，以成全咱们“宁为玉碎”的骨气，更从此一劳永逸地治好咱们的蠢病。这当然也有道理──不管是什麽顽症，“人死病断根”的话总是不会错的。

　　所以，任何一个良心未泯的人，无论如何爱国，恐怕也不得不沮丧地得出结论∶咱们确乎是不那麽聪明。至少，没见过别的民族干出咱们那些聪明事来。而所谓不聪明，其实是说咱们不会逻辑思维，情绪过剩，理智不足。用这八个字来考量从义和团到今天的爱国壮士，那的确是度身定做的。该用脑袋的时候，我们用上了热血。就是这满腔沸腾的热血驱使三十年代、六十年代、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走上街头，干出了一桩又一桩事与愿违的蠢事，在使国家民族蒙受深重 灾难的同时，还使得全民的智力和道德一天天烂下去。

　　这当然也不完全是现代中国人的错，从咱们的老祖宗起就不懂逻辑思维。除了墨子有点萌芽观念，诸子百家拿手的只是模糊思维。从《老子》开始直到鬼子们打进来，祖宗们就没有给我们留下一本象教科书那样编写得有条有理的学术书籍。《老子》、《庄子》和《四书》，其编写之混乱重复令人咋舌。直到鬼子进村了，咱们这才知道天下原来还有“逻辑思维”这玩意儿。连“逻辑”二字都得音译，“以字造词”都造不出来，可见国学中不但没有等价物，连个稍微沾得上边的东西都没有。当初严复译这个词，把它译成莫名其妙的“名学”，可见其捉襟见肘。

　　进口来的东西当然难养驯，何况咱们还没有日本人的学习能力，所以直到今天，咱们这些肖子孙还是没有多少长进。中国到现在也没有一本《福尔摩斯探案集》式的推理小说。而你若问一般人（哪怕是大学教授也罢）什麽是逻辑思维，恐怕他只会说∶“那就是不要自相矛盾”。如果韩非子没给咱们留下“卖矛又卖盾”的寓言，恐怕咱们连这点认识都没有。

　　一、概念不清

　　弄清脑子里的各种概念，而咱们的拿手好戏，便是把概念弄得如同梦中仙女一般模糊，这就是咱们思维的第一个毛病。

　　从老祖宗起，咱们就从不知道给出概念的逻辑定义，从来不会准确界定所讨论的概念的外延，使概念变成了一堆边界不明的气团。“道”、“仁”、“圣人”、“君子”、“小人”乃至后世的“理”、“气”等等重大概念，从来不曾明确地严格地定义过。凡国学和中医中出现的貌似“定义”的东西，如“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胃为水谷之海”、“头为诸阳之会”、“舌乃心之苗”等等，在逻辑学上都是一钱不值的。

　　概念不清的第一个后果，是我们不但热衷于奢谈某些连自己都莫名其妙的东西，而且还会为它们而激动，而疯狂，而大打出手。百家争鸣时，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墨子、荀子无不谈“道”，吵得沸反盈天，却从未想到他们心中的“道”可能根本不是一回事。“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研究问题不应该从定义出发”，文革来“反修防修”，直到十多年后中央《关於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才发现“对什么是 ‘修正主义’没有作出明确的定义”。为了莫名其妙的“反修防修”和“打倒走资派”，竟然有那麽多的热血青年在武斗中送命，这恐怕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黑色幽默。

　　然而事实证明我们就是专演此类幽默大品的大师。老芦自上网来经历了三大围剿，每次都是常识和愚昧的混战。壮士们不论打的是什麽旗子，一律都是混“帐”（按∶此非骂人话，而是说他们心中的那本账太混乱），既不想想什麽是“国家”、什麽是“民族”、什麽是“政府”，这些概念之间有无重合之处与重大区别，也不想想什麽是“民主”和“民主运动”，更做梦也不曾梦见这“爱国主义”究竟是一种感情宣泄，还是一种理性行为。我说∶“所谓‘芦笛现象’的出现，是这个民族的耻辱和悲哀”，决非危言耸听。咱们这种毛病已经深入骨髓，有时连我自己也会奋不顾身，跳进泥坑。前两天和人乱吵“文理优劣”，直到某先生出来大喝一声，才意识到所谓“文理之分”的模糊，可见问题之严重。

　　概念混乱的第二个恶果，是使得中国无法产生大思想家，既有的学问也无法深化。在这方面中医就是最好的例子。由於不懂给概念作精确的逻辑定义，使“脏”、“腑”、“阴”、“阳”、“寒”、“热”、“虚”、“实”、 “表”、“里”这些最基本的观念全成了不确定的无从捉摸的东西。概念混乱更使得起码的逻辑分类都无法进行。“三焦”既包括五脏六腑在内，本身却又是六腑之一就是证明。因为没有明确的逻辑概念，逻辑学的基本规律都没法应用到其中去，於是一门应该是科学的东西却成了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禅理，变成任由实践者个人凭悟性和灵感发挥的艺术。这就是中医永远无法用逻辑方法整理、从而学术化、现代化的根本原因。

　　概念混乱的最后一个恶果，是即使遵循正确的思路也会导出错误的结论。为了说明这一点，我这里“借头示众”，把前两天和某网友的争论拿来作个示范，请务必不要介意。他的基本思路是∶文学只是文字的艺术，因而是不能翻译、无从比较的，所以外国人无法欣赏中国文学，谁是中国最杰出的作家只能由中国人自己决定。而作品的文学价值就是它的市场价值，所以谁拥有最多的读者，谁就是中国最好的作家。因为金庸拥有最多的读者，所以金是中国最大的文豪。外国人不欣赏他并不证明他不行。

　　这里的推理过程是缜密的，没有什麽毛病，问题出在“文学只是文字的艺术”和“作品的文学价值即市场价值”这两个错误概念上。概念错了，便不免南辕北辙，车再好，马再快，离开楚国却只会越远。可见清晰、准确、正确的概念是正确思维的第一步，而我们中间似乎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一点。

　　二、不证而论

　　咱们的第二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不懂逻辑学上的“充足理由律”，给出论点来往往不证而论，只有论点，没有论据。这里随便引两句《老子》∶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这里的三句话，每句都是论点，毫无论据，实际上是三个彼此毫无相干的结论。翻成白话就更一目了然了∶“古代善于实行‘道’的人，是去愚弄百姓，不是教育他们明白事理。聪明的人民是难以统治的。所以，用开发民智去治国只会坑害国家；反过来就会给国家造福。”

　　请看，这里哪一句话不是先入为主，强加于人？最后那句话用“所以”（“故”）引出，看上去貌似基于前面的论证的结论，其实只是与前两个结论并立的另一结论。比起西方那些“难治之民”来，中国百姓是最易治理的驯服工具，然而西方却不会象中国那样周期性地发生暴乱，可见“智民难治”的结论并不自动导出“以智治国是祸国”的结论。就算勉强把最后这个结论说成是由前面的论点引伸而来的，它仍然只不过是建筑在未经证明的两个论点上。愚民如果是暴民，又何尝“易治”？

　　这种“不证而论”的传统在近代得到空前的发扬光大。人民似乎也毫未感到世上有讲道理的必要。於是中国便成了一个世上独一无二的实行“口号治国”的国家。我每次回国，都要震骇于国外见不到的那些巨幅标语，它们以上帝般的权威口气，不容置辩地命令或教育人民应该怎麽去过日子。我们早已习惯于不加思索地接受这些毫无根据的命令，如同敬爱的林副统帅说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古代，咱们埋头做忠臣孝子，在现代，咱们埋头“斗私批修”，同样的毫不踌躇，同样的无怨无悔，却没人问一声∶“什么算‘忠’？什么算‘孝’？为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为什么要‘痛打落水狗’？提出这些口号的根据是什么？难道它们是《摩西十戒》，不必说出理由何在？”

　　三、乱用类比推理

　　咱们第三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乱用类比推理，从毫不相干的事物或自然现象中推导出人生大道理。这里再随便引《老子》作例证∶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按，此据马王堆帛书，下不注），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以其身后之。是以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为之争。”

　　这里由一连串的“是以”连接起来的连锁推论方式，本来在逻辑上就是毫无价值的。然而这一切推论，竟是从“水往低处流”这个自然现象中导出来的！因为江海位置低下，能纳百川，所以圣人为了爬上去统治百姓，就必须先伏低做小，这算是什么推理？就算“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道理成立，它与促使水流动的地心引力又有什么鬼相干？

　　类似地，中医“理论”中的那些“天人感应观”也令人哭笑不得。自然界有的东西，体内似乎全有，“风寒暑湿燥火”无一不备。老芦是个“肝火旺”的人，哪怕泡在游泳池里也淹不灭这“三昧真火”。如果它一直这样熊熊地旺下去，恐怕到了六十岁那天就要“中风”，让手脚象风中的树叶那样抖个不停。而本人的“舌苔”其实就跟墙角长的青苔一样，只是颜色不同而已。如果体内“湿度” 大了，舌头就长出厚厚的白苔来；如果体内“热”了，苔就给烤干了，如同青苔无法长在墨西哥沙漠中似的。我有时不免纳闷∶黄帝、张仲景、孙思邈他们当年怎么就没想出个体内的日月星辰来？

　　这种病态联想，使我们象尼采笔下的“超人”那样，从此山的山巅一步就跨到彼山的山巅，在概念之间作狂野的“飞跃”。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早就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例子指出过这种“连锁推论”的荒唐。该“理论”从“个人”到“天下”层层放大，连续飞跃，毫无逻辑上的联系，却被读书人奉行了两千年，其间竟没有多少人想想∶一个人就算是修身修到活佛的境界，难道就会自动具备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能力不成？两千年下来，似乎只有一个曹孟德敢于公开承认他愿意使用象陈平那样的“盗嫂受金”者来治国。

　　这个乱用类比推理乃至文学比喻的传统，至今仍在让咱们每时每刻发扬光大。这方面的问题，我在《明月何处圆？把酒问青天》已经痛驳过了，此处不赘。

　　四、以“经典”作为论据

　　第四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以“经典”作为论据甚至论点的来源。中国的古代“思想家”，似乎离开了权威的话就写不了文章。老子没有权威可引用，便捏造个“古之圣人”出来。到了庄子，便虚构了一个“仲尼”，一会儿把他当神灵附身的巫师，借他的口来假传圣旨，一会儿又把他当批判嘲笑对象。孔子离了文王周公，孟子离了孔子，似乎都要害失语症。

　　到了后世，读书人的全部智能都用来“代圣贤立言”，全国人民两千年如一日地靠三四个死人的智慧讨生活。就连弄点闲情逸致的诗文歌赋，也要把它们变成王恺与石崇式的斗富，比赛谁家囤积的典故多。宋儒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如果孔子不生出来，古往今来的几十亿甚至几百亿人便统统没了脑袋。这种“吃死人大户”的千年“人民战争”，蔚为文明史上的奇观！

　　哪怕是鬼子的大炮，也没能轰垮咱们这种吃祖产的败家子家风。敬爱的林副统帅真是吃透了中华文明的一位好同志。他仿照《论语》的方式，下令编篡了小红书，用“一句顶一万句”的格言治国。该同志虽然不幸魂断大漠，却忘了把这种“三八作风”随身带走。只要看看网上那些稍微认真一点的文章，不是引古圣人，便是引洋权威，这其中理由何在却忘了说。

　　五、以偏概全

　　最后一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以偏概全，乱作归纳推理，把个别的、一时的现象当作普遍的和永恒的。这样的例子，翻开《四书》比比皆是∶
　　“巧言令色，鲜矣仁。”此话当然适用于敬爱的林副统帅和“星宿派”（注∶见金庸《天龙八部》），但似乎并不放之四海而皆准，因为倘如此，西方从推销员到政治家就没有一个好东西，因为他们推销或竞选时没谁不巧言令色的，而国内那些晚娘脸售货员似乎可以据此坚持她们的“丰矣仁”了。

　　“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此话不知根据什麽归纳而来。要让它成立，首先得定义何谓“祯祥”而何谓“妖孽”，在老芦理解，后者似乎是指那些气功大师们。然而此辈在汉武和明嘉靖之时极多，也没见人家亡国。孔子晚年，有人打到了麒麟，据说那是祯祥的象征，他老人家原该高兴才是，却吓得从此绝笔，不久便死了，也不知是什麽原因。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这是我在《四书》里能找到的最好的归纳，适用于大多数情况。错是错在那个“凡”字上，把话说死了，说得没有例外了。老芦天天开车去上班，这也算“凡事”之一吧。然而这种事我哪怕在梦游状态中也不会“废”，并不需要预先计划安排一番。相反，一场科研实验，无论事先计划的何等周密，却也不一定“立”，完全可能惨败。

　　这乱归纳的传统，到了后来便登峰造极∶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反对嫖娼，我们就要嫖娼，敌人拥护民主，我们就要反对民主。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在某些情况下，这个归纳是成立的。不破了邪的、坏的，好的、善的确乎立不起来。然而如果把它推广到“破旧立新”上便大错特错了，因为第一，新和旧并不一定是水火不相容的，不破旧，不一定便不能立新。第二，旧的不一定就是坏的，新的也不一定是好的。

　　“诸矛盾中必有一个是主要矛盾，解决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了。”在微观上，办事自有轻重缓急，此论作为一种策略尚有参考价值，虽然解决了急事、大事不一定导致“缓”事、小事的顺利解决。例如我现在有吃饭和写文章这两件事要做。如果我饿得眼冒金星，文章显然是写不出来的，所以必须先去吃饭。然而胃里充足的食物只提供能量，并不提供灵感。“吃饭”和“写文章”这两个“矛盾”在本质上毫无联系。我就是吃了山珍海味也未必就能“纲举目张”而“一饭诗（矢）百篇”。在宏观上，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此论也确实成立。例如打仗，一旦突破了敌人防线的最薄弱处，对方也就溃不成军了。然而将此上升为国策，提出什麽“以钢为纲”、“以粮为纲”就是笑话。试问国民经济中什麽是纲，什麽是目？有哪一个行业是可以忽略、哪一个行当又是重中之重？科学中又有谁是“万王之王”，必须优先发展？

　　以上五种重大逻辑缺陷，使诸子之书成了格言集锦，而不是思想家的理论著述。它们当然是古老智慧和人生经验的结晶，但却不是逻辑上井然有序的思索推理结果。然而两千年下来我们却只为其中的智慧闪光而迷醉，看不到其思维方法的缺陷。“先天不足”（传统）加上“后天失调”（现代教育），便害得中国人成了不会逻辑思维的民族。
　　咱们的教育，实质上和当年八股文开科取士的应试教育没有什麽不同。无论学哪一科，都是教你一套繁复的规矩，让你把这套东西操演得精熟，彷佛是教八十四式（？）武当长拳似的，而一个高材生的本事，就是拳来足挡，刀来棍迎，按师傅教会的套路“打出少林寺山门”。西方的教育是教你“万人敌”的本事，强调的是教会学生“the way of thinking”（思维方式），去想前人之未想，立前人之未立，而咱们却是教学生一套好拳脚，去应付考官想得出来的一切招数。

　　这种教育的结果，便是连数理化的高材生也不一定会逻辑思维。许多人学会的是本行里那套严谨的规矩，却不会融汇贯通，看出其中具有普遍性的思维方法，把它应用到别的领域中去，一进了社会人文领域便如同白痴，偏偏还要 “挟理自重”，以为方程式便是洛书河图一般的东西。小芦在初中时即已攻读了苏联出的逻辑学教科书，而且是学校的平面几何状元，然而并未真正掌握逻辑思维的要旨。所以后来给“辩证法”风魔得迷迷登登的，成天琢磨“否定之否定”，死也不明白为什麽一个数乘上零被“否定”了，再乘上一个零还是零，并不会“螺旋式地上升”，向原来那个数回归。后来又短暂地狂热投入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文革，根本不去想想一个中国从未有过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又如何谈“复辟”。

　　甚至在启蒙后，刚听到“基本路线”的“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时也并不觉得滑稽，没想起这“五十年内外”其实是个包括“一百年内外”的“开区间”。

　　因为不会逻辑思维，我们便成了“什麽都懂，什麽都会，什麽都敢信，什麽都敢说”的愚昧、幼稚、狂热的民族。不管是何等荒谬的名堂，一出笼便能风靡亿万人民，人人如痴如醉，个个似癫似狂。“大跃进”、“文革”不必说，什麽“鸡血疗法”、“针灸治聋哑”、“饮水疗法”、“甩手疗法”、“磁疗”、“红茶菌”、“气功热”、“风水热”、“易经热”……实在是琳琅满目，蠢不胜收！至今我一闭眼，就想起当年某好友清晨起来愣灌下几升白开水，而未来的芦娘子在竹林中如中风魔，每日数千次地来回猛甩纤纤玉手。当然，比起后来那些在北海里抱著大树亲嘴“吸树精”、躺在地下 “接地气”、参加张大师香玉的语言短训班学习“宇宙语”、“宇宙歌”的疯子们来，这实在也算不得什麽。

　　为了使本民族稍微有些理智，我们的教育制度必须作根本的改革，废除那种制造工匠的应试教育，采取西方那种旨在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想象力、创造力的教育方法。为此首先必须将逻辑学开为所有学科的必修课。虽然西方现在已经停止教授逻辑，然而那是因为逻辑思维已经成了人家的深厚传统，不必再多此一举。但在中国这却是非补不可的一课。此外更要停止将学生造成解题机，以彻底摧毁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的野蛮作法。其实在这方面，早有合理的教导∶“启发式，废止注入式”。要引进西方那种让学生在课堂上自由讨论，由集体或个人搜集资料，在教师指导下主动研究，完成课题的教育方式。说到底，治疗愚蠢的良药是合理的教育，我觉得这是国家应作最大投资的项目，是咱们学习西方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