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个西部校长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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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个西部校长的心声(一）

作者：admin    2008-8-25    http://www.westsa.org/jydt/dt/200808/39.html

时间：2007年1月14日 地点：北京市颐和园路1号北大资源宾馆1308室乌有之乡书店 主办：《市民》杂志北京编辑中心，乌有之乡书店 主持人：黎光寿，《市民》杂志驻北京记者，“第九世界”发起人 演讲嘉宾：贵州省从江县雍里乡全体学校校长、教站负责人 特别鸣谢《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孙雷、《明报》驻京记者阮纪宏、惠黎基金会项目官员胡晶于本次活动主持人黎光寿一起分担了本次教师在北大学生食堂“家园”408元午餐的费用。 黎光寿：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来到乌有之乡，非常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活动。 对于教育，我们很多人都非常关注，社会各界人士还发起了许多有关教育的活动，但是教育的路该怎么走，却一直都众说纷纭。六十年前，陶行知老先生说：“中国的教育走错了路，他叫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他叫人住房不种树……”今天，我们有幸请来了来自贵州省月亮山区的13名小学校长和4名乡教育辅导站的干部，我们希望他们给我们带来一些真实的东西。 众所周知，我们国家前几年起，就在西部贫困地区做了“两免一补”，免去了学生的书本费，杂费，补助住校生的住宿费，2007年，国务院又宣布西部地区学杂费全免。中央政府做了很多工作，但工作效果后来怎么样？基层是因为这些政策变得更好呢？还是另有隐情？我们的许多机构做过很多调查，但很遗憾的是，许多调查都是单向度的，并不能全面反映这些状况。正好贵州省从江县雍里乡的这么多老师到北京来，我们就请他们来谈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在活动正式开始之前，我先介绍一下自己，我叫黎光寿，是《市民》杂志驻北京的记者，也是“第九世界”的发起人，经常在乌有之乡活动。现在，我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各位老师。首先介绍我身边的朋友，他是贵州省从江县雍里乡教育辅导站站长梁金生。 以下是各个学校的老师： 廖  胜 贵州省从江县雍里乡尧等小学校长 孟凡岗 贵州省从江县雍里乡滚玉小学校长 卢大锦 贵州省从江县雍里乡大洞小学、大洞复新小学校长 王金贵 贵州省从江县雍里乡敖里小学校长 梁顺福 贵州省从江县雍里乡令里小学校长 欧长林 贵州省从江县雍里乡高加小学校长 卢胜忠 贵州省从江县雍里乡宰略小学校长 钟成权 贵州省从江县雍里乡两料小学校长 石全忠 贵州省从江县雍里乡龙江小学校长 孟繁荣 贵州省从江县雍里乡中心小学校长 杨正忠 贵州省从江县雍里乡大塘小学校长 滚  炜 贵州省从江县雍里乡敖里小学教师 滚志灵 贵州省从江县雍里乡乌纽小学校长 吴德刚  贵州省从江县雍里乡教育辅导站 刘忠银  贵州省从江县雍里乡归林小学校长 现在，请梁站长对雍里乡教育基本的概括给大家讲一下，有请！     贵州省从江县雍里乡教育辅导站站长梁金生：     尊敬的黎光寿记者，尊敬的各位朋友，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乡里的基本教育情况，讲不好请大家原谅！     我们是贵州省从江县雍里乡，座落在从江县的南部，人口有16000人，主要居住者有苗、侗、瑶。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乡教育发展很快，特别是国家实施“普九”工程之后，中小学入学率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的小学入学率达到了99.4%，中学入学率已经达到了97%。小学在校生2237人，初中在校生836人。其中有校点14所，其中中学一所，初级中学一所，小学13所，其中还有两个教学点。有小学教师88人，中学教师54人。     国家“两免”政策实施之后，教育发展很快，但因为我们居住的环境比较恶劣，老百姓思想意识仍然比较低，所以在教育发展上，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个是学校的基础设施还比较差，因为到目前为止，国家只能提供教室和课桌凳，学校的操场、图书仪器等设备依然十分落后，有的甚至都没有。     还有，学生的生活依然比较困难，主要表现在吃饭饱了，但是经济收入比较低，因为他们能够满足的只有吃得饱，穿得暖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学生上学以后，国家每个学期补100元的生活费，但是100元一个学期怎么能够解决？所以学生在生活上还是比较的困难。学生到学校读书之后，因为生活上的困难，吃不饱穿不暖之后有的就打退堂鼓了。这是第二个方面的原因。     第三个方面存在的困难是师资。因为边远地区学校比较分散，按照国家的标准配备起来师资我们实际上是足够的，但是因为我们村寨居住比较分散，一个村有7、8个自然寨，而且每个自然寨相距都比较远，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村，有些寨子离学校所在地有15至20里路，但那村只有一个小学，学生上学的时候，从小寨里面到学校就有一二十里，孩子比较小，来之后比较怕，下雨天和冬天，家长不放心，就不让到学校来，导致学生有不同程度的流失。     第四个存在的困难是，学校的设施特别是现代化的教育手段、网络资源教学、电脑等等资源我们几乎是没有。电脑对学生来讲还是比较的陌生，这是我们在现代网络资源上跟城里面的差距是比较大。     我相信，今天各位有爱心的朋友，加入到这儿来，通过这一个平台希望大家了解我们，并通过你们的努力能够得到社会的支持。     情况就先介绍到这儿，谢谢大家！     黎光寿：     接下来，我们分别给两分钟的时间，让各位校长向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的学校。梁站长刚才讲得比较概括。现在让各位校长讲一下他们各自的学校。 再接下来的步骤是请几位老师做专题发言。发言的主题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两免一补”，我个人比较关注的是国家实施“两免一补”之后农村尤其是西部地区的农村有哪些改变，包括有哪些好的改变，还有哪些困难。 第二个话题就是撤点并校，这是教育部好多年来实施的一项政策，就是把一些小的学校撤掉，学生和老师充实中心学校，小学三年级以上就住校，关于这项政策的评议有好有坏，希望校长来给大家讲一下撤点并校。 第三个话题就是留守儿童。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农民在家种粮食，已经不能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了，不得已外出打工。但是他们又不能带走自己的孩子，只能将他们留在家乡，由爷爷奶奶等亲人照管，留在家乡的孩子就叫做留守儿童。2006年，留守儿童的话题被广泛关注，成为社会的热点。究竟这个问题怎样，我们也希望校长们能够给大家一个回答。 第四个话题是志愿者如何参与教育。从2004年开始，安徽复新学校派遣志愿者老师李光对到从江，开办了大洞复新学校。因为这个学校，我们碰到了李春燕医生和朱维娇老师，再他们的感召下，全国各地许多年轻人来到雍里乡做志愿者，几乎每个村都去了。志愿者对当地有哪些影响呢？这些影响是好的还是坏的？以后究竟需不需要志愿者？如果需要的话，又该怎么做？这也是一个专题发言。     第五，对我们教育方向的反思。陶行知在60年以前曾经说过，中国的教育走错了路，教乡下的人往城里跑，教人吃饭不种稻……我们想知道今天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什么样的学生，是不是陶行知所说的那样，是不是都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我们将请一位老师给大家讲这个问题。     现在，就按照我手里的签到表，先清雍里乡尧等小学校长廖胜介绍情况，时间是两分钟。     雍里乡尧等小学校长廖胜：     尊敬的各位朋友，先生、女士大家好！     我是来自贵州省从江县雍里乡尧等小学一名农村小学教师，今天有机会在北京和各位倾诉我们农村小学的现状，我感到非常的欣慰。下面我将我所在小学的基本的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校总共有学生110人，教师5人，开设1至6年级，学生全部属于苗族，这是苗族所在的学校。我所在的村是全乡比较贫困的村。     针对我们学校存在的问题，我总结了以下几点：     第一，学生家庭的情况比较困难。学生穿的衣服、鞋子都是破破烂烂的。饭只能够吃得饱，其他之类像城里的娃哈哈根本都没有尝到。这是学生的生活上的困难。     第二，我们学校的师资。我们学校开设1至6年级，仅有5位老师，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学校师资严重不足。一个人至少上一个班以上。比如说就是开设语文、数学，一天下来老师是很累的。 第三，由于我们西部的思想文化比较落后，受外出打工的热潮以及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们农村教育的发展。 针对我校的情况，我就说这一些。     谢谢大家！     黎光寿：     非常感谢。下面大家发言的时候，感谢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等等这样的话就不用说了，我们直接说我们是哪一个学校的，我们所在村庄有多少人，是什么状况，是什么民族，我们学校有多少人，开设了多少年级，有哪些特点，有哪些困难，这样简单一点。大家可以不用上来。这个话筒应该是交给大家。下一位是雍里乡滚玉小学校长孟凡岗老师。     雍里乡滚玉小学校长孟凡岗：     各位朋友好！     我是雍里乡滚玉小学的，我们滚玉村一共有人口1180，人口比较多，全部都是苗族的。我们的学校共有学生257人，其中女生有129人，我们学校的学生居住比较分散，有个自然寨离学校比较远，学生上学要步行8公里，不通公路，比较困难。学校设施方面比较差，特别是音体美的设施非常的差。其他的就不讲了。     黎光寿：     非常感谢。请把话筒交给敖里小学校长王金贵老师。     雍里乡敖里小学校长王金贵：     大家早上好！我是贵州省从江县雍里乡敖里小学的一名教师，寨子里面主要居住的是苗族，在那儿居住的是200多户人家，总人口是1000多人。在学校里面的设备基本上是非常差的，以前没有通过公路，直到今年年底，国家的公路才通，交通设备也很差。我们学校的黑板是木板做的，只能用一年，一年之后变成了花花脸，写字不好。     学生的理想是希望能够得到一台电脑，因为学生对微机非常的感兴趣，他们很想接触微机。我们有一台电脑，我们学生上微机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它，我们学生多了，一节课下来只能够四个学生在操作，其他学生在外面等待，等待心情是非常着急的。现在全校学生上微机课是很少的，没有机会接触微机。我想在这个平台上，希望能够得到别的朋友的理解。谢谢大家！     黎光寿：我稍微补充一下，这个敖里村，在王老师手下有一位朱维娇老师，她是一位代课老师，非常了不起，他的事迹曾经惊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刚，他为什么能够惊动王刚呢？她过去在另外一所学校，那个学校校舍非常的差，学生上课非常艰苦，她想把这个学校建起来，但乡里经济比较困难，她也没有钱，怎么办？她认为最大的潜力就是动员人民群众，她就用自己的工资请村干部、组干部一起吃饭，然后再请这些村组干部动员老百姓修了学校。最开始她在下敖，建好一所学校以后就来到上敖，就是今天的敖里小学，用同样的办法建设一所更大的学校，县政府受到感动，还有一个美国的“燃灯基金会”受到感动，给他们拨款，建成了今天能够容纳100多人的敖里学校。现在，很多年轻人慕名而去，不怕辛苦，进出都要走四个小时的山路去做志愿者，在敖里小学开展支教活动。 闲话少说，现在，请把话筒转给雍里乡令里小学校长梁顺福老师。                                                                                                           十三个西部校长的心声（二） 发布时间：2007-3-27    来源：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   作者：WESAC    点击数：32       雍里乡令里小学校长梁顺福：     我来自贵州省从江县雍里乡令里小学，全村人口400多人，有97户，村子虽然很小，但是工作难度比较大，它是一个偏僻的小村。现在我的学校在校学生42人，女22人，三个老师，三个班，每天工作都是满的。     还有，其他的教学设备都是比较差，体育器材也没有。音乐器材也没有。过去政府支持了哪些都是哪些，其他的就没有了。我们学校学生的家庭和生活比较困难，有些不愿意上学，开学的时候，都是靠我们老师捱门捱户去动员，因为生活困难才会这样。我们学校的学生来自三个自然寨，有一条小河在中间，河上没有桥，上学放学的时候，为了人身的安全，我们都看着学生过河，有大雨时我们老师必须要送。没有桥的问题，是我担心的地方。     谢谢大家！     黎光寿：非常感谢，请把话筒交给雍里乡高加小学校长欧长林老师。     雍里乡高加小学校长欧长林：     我是高加小学校长欧长林，我们小学距雍里乡7.5公里，是雍里乡最边远、最高寒的地区。我们村还没有通公路。全村总人数是770人，我校学生总数是50人，全村的学生总数是106人。在我们高加小学教学开设1年级和2年级，3年级以上的学生要到乌纽小学或者雍里小学读书。 我校存在的情况是，现在处在村寨中间，村寨管理非常差，学生的安全难以保证，在此，我通过这一个平台希望大家给我校建设一个围墙，为了保护孩子的安全。 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各位。     黎光寿：感谢欧老师，请把话筒给雍里乡宰略小学校长卢胜忠老师。        雍里乡宰略小学校长卢胜忠：     我是贵州省从江县雍里乡宰略小学的本村人，就在本村任教，现在的学校有6位老师，学生有99人，其中女生50人。我们村从古到今都有学校，到现在为止，已经换了4个楼了。就现在的状况来看，我们学校的学生比较困难，教育设施比较差，连个基本像样的厕所都没有。通过这一个平台，向各位先生、女士汇报一下当地的教育的情况，目前来说，厕所问题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     黎光寿：请把话筒交给两料小学校长钟成权老师。     两料小学校长钟成权：     大家好！我是两料小学校长钟成权。两料小学居住于县国道883+1公里处，位于政府西北角，距县城16公里。（注，这条国道已经废弃，很多年都没有大车经过了。）我们村一共有165户，总人口800人。它主要居住苗、汉、瑶三个民族。全校学生是80人，入学率可以说还算比较好。但是学生居住分散，这个村一共有5个村民小组，离学校都比较远，学生上学比较困难。至于学校的各种设施，比如说围墙等设施都还没有很好的完善。学校现在最需要的是一台电脑。现在所有的材料都是教师们通过手写，如果有了电脑，可以让老师们从繁重的刻印卷子的工作中解脱出来，现在没有，工作起来比较困难，效率也难以提高。     黎光寿：谢谢，请把话筒交给雍里乡中心小学校长孟繁荣老师。     雍里乡中心小学校长孟繁荣：     大家早上好，我是雍里乡中心小学的老师孟繁荣，我们雍里村有210户人家，1000多人口，居住着苗族、壮族、汉族三个民族。现在有学生134人，共开设6个班级。老师有7人。在前几年，我们的教育成绩比较的缓慢，近两年呈现上升的趋势，但是存在一些弊端，教学设施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说根据数字教育，我们学校电脑是必要的，如果我们有一两台电脑，我们的教学成绩会更加进一步。     谢谢大家！     黎光寿：请把话筒交给杨正忠老师，他是大塘小学，因为我们有很多来自杭州的朋友帮助，这个村建立了历史上的第一个学校图书室，请杨老师说的时候稍微多说一点。     雍里乡大塘小学校长杨正忠：     我是05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李春燕所在的大塘村。我们的村寨人比较多，是雍里乡数一数二的大村，人口有2000多。在校的学生是345个，老师有13个。现在我们学校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安全问题。也就是说，有一条公路经过我们的学校，就是在校园内有一条公路，这样造成了学生安全方面的问题，造成了一些危险。需要改道，但是改道需要钱，要3万块钱，村里面说不知道怎么样找到这一些钱。我现在希望通过这一个平台向各位在座的关心我们的先生、女士，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     谢谢大家。     黎光寿：非常感谢！现在有请雍里乡乌纽小学校长滚志灵老师，这个学校和高加小学都在高山上，气侯和环境比较恶劣。我们曾经有一个志愿者在这里支教和用中医义务帮人治病，他在这里待了几个月，得到滚校长和村里干部群众的大力支持，离开后一直还在继续关注这个地方。     雍里乡乌纽小学校长滚志灵：     我是来自雍里乡乌纽小学的老师，全村有600多人口，学校有老师7人，学生是170多人，女生达到89人，这一个地方比较贫困、比较困难，是全乡最穷的地方，到现在还没有公路。有些学校还打赤脚，没有鞋穿，生活很困难。     黎光寿：     好，非常感谢以上几位老师的发言，大家都注意到，还有好几个校长没有对他们学校进行介绍，因为他们负有专题发言的任务，他们将在专题发言当中介绍他们的学校。 现在我们进入下一个阶段，请几位老师向大家演讲，告诉我们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个问题。这些问题是：     第一，留守儿童的问题。     第二，撤点并校的问题。     第三，“两免一补的”的问题。     第四，志愿者参与教学的问题。     第五，教育的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的问题。     一共有四个老师做专题的演讲。     先请雍里乡龙江小学石全忠老师讲一下他们的学校以及留守儿童的问题。他这个村在过去大概是5年以前曾经因为一场火灾把全村都烧了，是一个比较艰难的村，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行动援助现在正在这个村帮助重建。 因为艰难，这个村现在出去打工的人特别的多。现在我们请石老师，请坐到我身边来。     雍里乡龙江小学校长石全忠：     大家好，这一次到北京很有幸跟大家见面，是我们贵州省从江县雍里乡10多位老师一生中的荣幸。话不用多说，我是一个直人、爽快人，说爽快一点。我是龙江小学的一位教师，我也是龙江的本地人，是侗族。全村人有461户，1917人，有学生272人，女生121人。学校就是政府教育局、乡政府、县政府投资一部分，国际行动援助组织赞助了一部分，在1996年建造的。我们学校原来全是烂木房子，一个香港的老板到那儿来看太可怜了，才决定资助的，后来国际行动援助也参加到龙江村的重建中来，当时的操场、教室都破烂不堪，下雨的时候漏雨，学生在里面上课，是不可想象的。不能用一两句话介绍给大家。我们得到了各界的帮助，把学校建起来了。     现在学校有7个班，6个教师宿舍，是一个刚刚容纳一个球场的校园。黎记者到我们这儿来，想办法让我们得到很多的图书，还有其他地方都送给了我们图书，但是我们没有图书室。学校有学生272个，一个是学前班，一年级有两个班，二、三、四、五年级一共有7个班，教室坐得满满的，有图书而没有地方放。电教室是不可想象了。仅仅是有一个教室，有一个黑板，10个老师在半个接待厅这么宽的地方办公。住宿也是很窄的，我们龙江小学的情况就是那么一个情况。     我们村是在雍里乡算是一个大村，归林可以算是第一大，大塘第二大，我们龙江第三大。从我们那个乡来讲，我们村自然条件比其他的村要稍微好一点点，好在哪些方面？有山，山清水秀，还有一条美丽的小溪。这是好的条件。有了好的条件，为什么得不到好的日子？问题存在什么地方？ 我们距离乡政府是18公里，距离县政府是16公里，土地面积方圆10里，就是方圆5公里，土地肥沃。但在交通方面太差了。我们做老师，稍微有一点工资能够买一个摩托车，下起雨来，是一身的黄泥，不下雨可以将就过去，一下雨简直就是滚爬回家的。学校有教室，有课桌凳，还有10个老师共坐一个办公室。想得到图书室，随着社会的发展应该有一个电教室，还有阅览室，但是到什么地方找这些呢？     在2000年农历快过年的时候，农历12月24的晚上3点钟，由于不注意防火安全，遭了一次大火灾，惊动了贵州省，甚至惊动了北京党中央。当时快过年了，我们从28日过年，全村烧了两三个小时，因为居住比较密集，全部是木房，都是木皮盖的，烧了两三个小时，第二天天一亮一看全部是废墟，就象看电影画面似的。如果有摄像机摄下来，作为电影被火烧的一场场景，看起来是太害怕，太悲惨了。受到那一次火灾之后，到现在已经是5年到了，老百姓生活影响太大了。当时如果没有政府和各界的援助，又是一个冬天，可以说吃、穿都不用讲了。     这几年来，学生有那么多，但是父母为了培养孩子读书，现在很重视文化，很重视教育，为了培养孩子读书，虽然得到“两免一补”，我们是免去了书费、免去了杂费，但是这仅仅是免去一部分，这是事实。我们272个学生，免去了116个，还剩下多少？还剩下一大部分。现在父母也知道文化的重要，社会没有文化是无法生活的，基本上跟讨饭差不多。但是为了培养他们，想不能让下一代再苦下去了，想多让孩子们多学文化，拼命到外地打工，很多人到北京来，跟包工头搞铁路，像搞青藏铁路。剩下的小娃，爸爸妈妈都走了，剩下一两个娃在家里面，有一些跟着亲人住，有一个10多岁的姐姐带着两个弟弟或者一个弟或者一个妹，或者是哥哥带着妹妹在上学。上课的时候带着弟或者是妹到教室来，一下子哭了，一下子拉屎了，因为没有谁带他。这一种现象，其实是为了让孩子多学一些文化，恰恰又能够学到什么？     话很多很多，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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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光寿：
    非常感谢！现在我们请归林小学刘忠银老师。
    我们志愿者正在努力做一件事情，蒙牛集团有一个活动，就是通过网上投票，要让100个小学的学生能够每天喝上一斤牛奶，我们“第九世界”的志愿者每天在网上刷屏，归林小学票已经上升到了第二。归林小学的同学能不能喝上蒙牛的牛奶，也需要大家一起多多帮忙。归林村的具体情况请刘老师来说，这一个村有撤点并校的问题特别的突出。刘老师说的时候，对学校基本的情况介绍稍微简单一点，重点就是说撤点并校的问题。

    雍里乡归林小学校长刘忠银：
    我是贵州省从江县雍里乡归林小学校长刘忠银，我们学校是全乡最边远、最大的一所山区完小，学生来自八个自然寨。八个自然寨，508户的壮族村，2098人，入学率98.8%。现在有在校生384人，分为11个班级，教师是13位。有的学生每天来学校上学，要走8公里的路程，每天还要往返。
    我们学校的基础设施比较差，离县是很远很远的。教室也是很拥挤的，地面全部是黄土，学生无法扫地，地下一扫都是灰尘，厕所也是破烂的。
    第二，学习的问题。现在国家政策好，执行“两免一补”解决了我们学校的一小半，还有一大半未得到改善。现在我们这一个村是经济比较落后，所以希望今后得到多多的关照。
    第三，我希望上级和有爱心的同志都要来关注我们学校，能够尽快的得到改建和改善办学的条件。
    谢谢大家！

    黎光寿：
    “两免一补”在行政的执行的层面，对“两免一补”会了解得深刻一些。我们就请乡教育辅导站吴德刚老师介绍一下“两免一补”的情况，以及现在所面临的难题。


    雍里乡教育辅导站吴德刚：
    我简单的讲解一下，跟大家做一个探讨。
    针对刚才几位老师讲的，我对这几个指标解释一下。
    刚才石老师说的村，归林第一大村，大塘第二大村，他单独是指面积上，人口最多的是大塘村，然后是归林，然后是龙江。
    还有，刘校长讲的“两免一补”。我们的杂费已经全免了，部分全免是指免教科书。
    进入专题：
    第一，我们“两免一补”落实的情况。从2003年起，各校、各地区都做了宣传和积极的落实。由于当时没有软件管理，只有书面操作，落实好签字手续的。2004年后实现了软件管理，就是实现书籍用软件管理，发放课本的时候实行三签字，老师、家长、学生签字，都是非常认真的落实。经过学校上报，教育辅导站审批，乡政府审核，同意通过了才发放。因为这不是全免，03年的时候还没有全免。直到06年秋季，我们的免费教科书已经达到了800人，占全乡学生数37%。05年秋季杂费已经全免了。这是“两免一补”的情况。
    还有一个是，住宿生补发生活费，这一些都在小学落实了，并且拿到了生活补助。
    还有，实现“两免一补”产生的社会影响和一些效应。
    第一，使得我们农村部分的贫困学生积极的上学，简单一点说，鼓励了我们的学生。这是一个。
    第二，鼓励了我们的家长，这一点上，使得我们实行“两免一补”之后，学生的家长更加理解和支持国家的政策，特别是在支持教育工作上这一点上是非常积极的。在一点上我们深有体会，一般老百姓讲到免除税收，就特别的高兴。更加高兴的是“两免一补”。上学没有交学杂费，这一点让老百姓非常的高兴，欣喜若狂，我们这儿有具体的图片。
    由于免除教科书是分步实施。因为是分步实施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第一，由于是分步实施，可以使得部分没有得到免费的学生产生一些抵触情绪。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那儿的学生大部分是贫困的，怎么样选择谁来免费的，谁不免费？这一点上，就由我们村的村长和学校的校长，还有学生班干部会议来确定，在这一个问题确定之后，没有得到免费同样贫困的学生就产生了抵触入学的情绪。这个问题，有些学校闹得轰轰烈烈，甚至无法向学生和家长交待。只能够解释：到目前还没有全免教科书的情况下，只能够这样先免一部分，另外一部分等到国家实现全免之后积极的落实。这是一个方面的影响。
    还有一个方面，由于是统一订购书，这是统一订的，在课本的发放上，有一些不适用的课本，因为我们很偏远，特别是像一些低年级的英语课和计算机课，国家规定了要买，但我们这儿又没有英语老师，这些教材无法上。而我们一些乡土教材像种植、养殖、民族工艺等等这方面的教材我们又无法订购。这就产生了一些矛盾。我们想要的书我们无法从免费教科书上免去，不适用的教科书先到。国家的政策我们是理解的，但是我们想通过这一个平台，“两免一补”在我们乡下贫困地区产生了什么样的反响，让大家来共同探讨一下。
    谢谢大家！

    黎光寿：
    非常感谢吴老师。
    下一个做两个专题演讲的是卢大锦老师。
    2003年的时候，我在安徽采访了复新学校的殷永纯和这个学校的许多志愿者老师，他们想到贵州去开办分校。同年10月份，我在河北省定州市翟城村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接触了来访的印度喀拉拉民族科学运动领导人，对喀拉拉民众科学运动非常入迷，尤其对他们所提出的“人人都是科学家，人人都是哲学家”这个口号非常认同，我就写了个《关于新乡村建设的构想》，复新学校的李光对就因为这篇文章找到我，表示愿意到贵州去。
所以从2004年开始，我们很多青年朋友都怀着一种崇高的理想，特别希望在中国开展中国的民众科学运动，就有许多志愿者到农村去支教，我们还希望社会各界更多的朋友和我们的志愿者一起，把家搬到农村去，做一点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呢？我的老本行是建立乡村图书馆，从十二年前就开始了，现在我们可以做的一方面是支教，另外一方面普及科学，再一方面，是开发一些适合于农村的科学技术，让科学简单化，农村科学化。
但是话我们说起来非常的容易，但做起来非常的漫长。
    在黔东南州政协副主席邵平南先生的支持下，我们选择了大洞小学做我们的合作伙伴，创办了大洞复新小学，确立办学的方针是“为新乡村培养人才”。在合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大家有很多突破的地方，也有很多苦涩的地方。究竟怎么样来评估志愿者在农村里的工作和活动，现在我们请卢校长，卢校长他的演讲应该是非常富有激情的。下面有请！

    雍里乡大洞小学、大洞复新小学校长卢大锦：
    大家早上好，乌有之乡算是我在北京的一个家，在2004年的时候，这个名字用于我们学校。04年我和志愿者李老师也到过乌有之乡，这是第二次到乌有之乡。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卢大锦，是大洞小学、大洞复新小学的负责人。我们学校有8个班，有6年级两个班，6年级的学生覆盖大洞等三个村的学生，还有一个学前班，还有一个志愿者老师成立的复新班。第一次来乌有之乡的时候就参加了这样的交流会，从那一次之后我的体会很深，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写了北京之行思想转变，这一篇文章有7000多字，在乌有之乡也发过了，大家可能也看过。
    在2005年7月份，我得到了戴民老师的帮助，在凯里师专学习了5天的陶行知教育思想，现在教学思想和理念和家乡的教育观念有了质的变化。
    我对这两个话题跟大家谈一下。
    第一，志愿者老师到我们那儿已经有两年多了，他们在我们学校各方面的情况，好的和负面的都和大家说一下。
    第二，我们乡村孩子的学习的情况和现在的教育改革，和我们教学的方法，教学的路子怎么样走的问题谈一下。
    志愿者老师是从2004年9月份到我们学校支教的，那个时候李老师是团队负责人，贯彻的是“做人第一，学习第二”的思想理念，把陶行知教育思想在教学中渗透和发扬光大。李光对老师在这里做了一年时间志愿者，因为滋根基金会把他挖走了。他后来在北京做了一段时间，现在是我们那边“滋根”的项目负责人。那年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产生了一些效应，得到了社会群众的好评。
    第一，开展大课堂，把学生带出去、走出去，到农民家里做一些农活，就比如帮助农民扫地，挑水等等，教孩子们做人的道理。
    第二，带学生到小溪边、稻田边写作业。上数学，有一次做圆柱直径、半径的计算，李老师就把学生带到一棵树下，问学生怎样才能不把一棵树砍下来怎样计算圆的半径和周长和面积，让学生体验这一个事情。
    还有，我们把村里面有一技之长的农民，比如说种植方面，一些老的、参加革命工作的领导、家长、老人请到学校来，给孩子们讲故事，还请李春燕这样的乡村医生到学校来给学生讲卫生保健的知识。
    还有，我们成立了组织学生开展了小先生制，成立学生小组管理图书，让小学生教家长识字，还组织学生开展了校园广播站活动。
    管理图书这一个理念，因为国家匹配了一批图书，一般是要求学校老师管理，而且上面也三令五申交待，校长要负什么责任，相应的管理人员要负什么责任。但是因为各种原因，这些图书的管理不尽如人意。
    第一，因为我们教师师资比较少，一般每天的课是忙的，开放的时间比较少。借的也是一些常用的字典或者是小学生作文选等等常用的书，其他的书都有灰尘了。我们开展学生管理图书之后，学校书籍借阅率也是非常高。当时李老师说，这些图书放在那里不看，就等于浪费，宁愿有人偷去看效率更高。所以我们宁愿有人偷着去看，也不要放着起灰尘，这一句话对我们启发很大，偷肯定是有的，丢失也是有的，但是这些书利用起来了。还有志愿者老师到来，还有外面的资助，资助的书越来越多，还有一位老师和杭州联系，我们近两年已经拉进两大车书。
    还有广播站，我们把当天的信息，学生的好人好事，学生的坏人坏事，打架骂人的事情，还有学校做的事，都在广播站上报道出来，还有学生好的作文也念出来给学生听。
    还有学生上门扫盲。我们要求学生回家给父母亲倒洗脚水的时间教父母亲认字。因为年长一些的父母，40、50多岁的父母大部分家庭不认识字。因为我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扫除青少年文盲，我们结合这个事情开展得比较好。
    再有一个，志愿者老师给我们搭了平台之后，很多外界人士和志愿者、基金会、记者到我们学校考察比较多，也是因为我们学校有了志愿者老师，所以才会有乡村医师李春燕成为2005年的感动中国人物。我们学校也因为有志愿者老师的到来，才得到了一个将近10万块钱的项目，就是做一个生态果园，这一个生态果园叫可持续性生态果园项目。这个生态果园项目的负责人就是驻北京“惠黎”基金会的胡晶先生。我们项目进展比较顺利，今年是进入第二年，我们种的是金秋梨。原来有30多亩果园，那些树基本上老化了，我们改种了金秋梨。去年砍了一部分老化的树，种了一批金秋梨，现在正在开始种第二批树，这是刘老师在负责的。有6万块钱直接做项目，有3万7千块钱作为学生的助学。原来每一个学期是4千块钱，一个学期是4000块，第一年是8800多块。第二学年是12000多块，就是给学生助学，第三年也是10000多块，这三年都是给学生助学的项目。
    后来两年，因为李老师走了之后，有一个曹智老师负责这个团队的工作，老师也增加到了5、6个，他的夫人也来了。曹智夫妇一个是安徽人，一个是江苏人，他们对教学是尽心、尽职、尽力。父亲去年病重了都没有时间回去看。今年，岳父已经在病重在家里面几个月，没有人看，后来要去世了，他们才赶回家，回家时爱人也是怀孕六个月。他们赶到家里面才2、3天，岳父就去世了。因为志愿者老师生活费都是外界资助，有时候不及时，他们的生活非常困难，走的时候没有钱，没有办法，我从学校借了5000块钱给他。我到杭州的时候，第九世界的好心人马上捐钱，我第二天就把钱打到他的帐上。
他们现在已经不再我们学校了，因为有孩子了，家里面比较困难，所以他们两个回去了。现在有一个徐老师，已经有一年半了，还在负责志愿者的工作。
    总的来说，志愿者老师的到来给我们雍里乡甚至给我们县带来了很多外界的信息和外界的资助和外界的帮助，还有他们的奉献精神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第二个方面，志愿者老师的到来有一些对我们教学方面和其他方面有一些不大好的地方，我也说一下。
    最大的一个是，志愿者老师服务的时间不定，一个月也有，半年也有，一年也有，一年多也有，两年也有。如果说是短期考察一个月、十来天、一个星期无所谓，但是支教的话，至少一年我们才同意安排他的课。有的志愿者老师来了，我们安排课下来，又有其他的各种原因途中又走了，这一种情况也有。那一个班换老师的情况特别严重。对学生来说，如果一个班的老师换得比较频繁，对学生的影响比较大，这是不大好的地方。
    还有，因为去的人不一定都是教育专业的，没有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修养，也没有教学经验，上课方面还在摸索当中，精神可嘉，但是还在摸索当中。虽然带去了一些先进思想，但是教学方法学生不太适应。这是比较大的情况。
    还有一种，现在志愿者老师去的途径比较多，有的是通过黎记者去的，有的是通过杭州《今日早报》那边去的，有的是通过杭州第九世界去的，有的时候通过乡政府领导和我们邵主席介绍去的，还有的是听到李春燕或者朱维娇的故事以后慕名去的，渠道比较多，面也比较杂、杂乱。杂就难管理，没有一个正规渠道。有的志愿者老师自己的身份、地址什么的都不知道，所以我们也造成了当时去敖里小学的一个志愿者，去了一个多月，后来说是通缉犯，公安局在调查，他就溜了。
    还有一个志愿者，上课随便体罚学生。安排他上课的时候，他要去农民家里考察或者是家访，课都没有上。一个学期下来，他的课还没有上到一半，考察但是又考察不出什么东西。这样的情况也有。
    他们的精神是值得大家学习，都是民间志愿者，不是中央派过去的公派志愿者每个月有600块钱生活费，他们没有，纯粹都是好心人募捐生活费过去的，有的时候没有饭吃，有的时候借钱给他们做生活费。
     他们的精神确实可嘉，我们学校条件比较差，我们学校相对其他学校还好一点，还有一台电脑。因为有志愿者在，领导比较重视，我们有网线。所以13位校长只有我一个有邮箱，其他校长没有邮箱的原因也是这一个。
    志愿者老师要去：
    第一，统一途径，甚至统一培训还要有思想准备，要知道我们很苦。前一段时间通过杭州《今日早报》知道了雍里乡，他说要去一年，我说还要20多天放假了，我说不安排你任何课程，你考察吧，你考察我们的学校，我们的雍里乡教育情况和生活情况，如果你考察了，20多天放假了之后，你认为能够留下来教学，能够胜任和生活习惯的话，下一个学期安排你的课。后来他说可以。有一次，我们过苗年，我安排学生带老师去一个比较偏远的村里面做家访。家访下来，回来之后，星期天我还没有到学校，他就走了。志愿者老师就说我们对他不大好。不大好的原因是，他认为他是从大城市来的，从上面来的，老师和学生应该时时陪着我，他到哪儿去考察，或者我的生活方面，好象你们对我不够重视，他就走了。
    说实在的，这两年志愿者老师比较多，媒体也是比较多，到那儿的人也是比较多。每一个人派专门老师陪同我们也没有时间。我们一般是派学生跟着他去了解情况，一般是这样的情况。
    今后，在原单位工作的，需要有身份证，还有原来单位的地址、联系方式，还要毕业学校的情况，我们也要有统一的管理和统一的途径，而且要有县团委通过等这样统一的途径，通过培训之后到我们那儿，也至少有一到两周短期的考察和学习时间，甚至是听课和试教时间。如果本身能够胜任也愿意留下来支教，可以留下来，不然的话也只能叫他们回家。
    志愿者的情况就说到这儿，谢谢大家！

    黎光寿：
    非常感谢卢校长。
    现在请他给大家说他见到另外的东西，就是学生都是什么样的情况。

    雍里乡大洞小学、大洞复新小学校长卢大锦：
    第二个话题，当前的教育现状和乡村教育思路问题。
    当时在2004年11月份还没有来北京之前，还没有接触陶行知理念之前，教育路子是渺茫的，就象无头苍蝇。只要领导布置的任务我都按时完成，领导要我们完成的资料、表册等我们都完成。平常没有事干就回家帮家里面干农活，剩余时间再做一些小生意，能够多赚一点钱给孩子读书。
    那次到北京之后，6、7天去5、6所大学开了交流会，我接触了陶行知思想，我对乡村理念、乡村教育现状做了一些思考和现状的回顾。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并不是代表谁，这是我个人的想法，我是这样想的。
    首先第一，现在我们那儿的教学是金字塔型，小学学生人数整个雍里乡是2300人，现在普九了，因为政治各方面的影响，因为要完成任务，人数增加比较快，在校学生是600人。初三毕业之后，最多有三分之一学生考取高中，从高中考取大学只有几个了。我们老师从培养小学生到初中到高中毕业，在这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老师现在一个月拿的工资是1000多块钱，我们有这么多老师培养出来的学生只出来几个尖子大学生，剩下的人去哪儿了？大部分就是初中毕业打工的为主，有一些在家里面无所事事，就是打牌、打麻将，打台球，甚至有一些偷盗打架的社会的渣子，到处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是读大学毕业了，又怎么样呢？很少一部分学生，县里面资助他的钱，因为是才子，乡里面给他们送了钱，父母的血汗钱培养他了，大学毕业之后肯定不会回到乡村工作，肯定是到县城、州、甚至到北京工作。他自己变好了，但我们缺变穷了。这是导致我们农村经济、生活落后的原因。
    还有一些学生变懒了。我们农民赶牛回家，老爷爷50、60岁挑一头柴禾或者一挑（担）草回家，如果初中毕业那一批学生跟着老人养牛的话，他们就只在屁股后面放一本杂志或者叼一只烟就回家了。我们的教育路子对还是不对？我们不知道，但是现状就是这样。
    我们通过学习陶行知理念、思想之后，我们对乡村教育应该怎么样发展，应该怎么样培养乡土人才，为农民、为乡村、为自己的家乡做贡献的人。国家在这一两年出了这一个政策，就是实行技术学校。就是初中毕业过后，就读技术学校，甚至和外面老板和厂家联系，先给你培训，再输送人给你。现在也开始做这一些事。但是很多学生毕业过后，还是技术没有，去打工就是干苦活，就是做建筑、铁路这一类，刚从学校毕业体力也跟不上。去打工，父母亲卖了一头牛、一头猪给他做路费打工了，回来没有钱，还要父母亲卖牛卖猪给他做路费回家，这样的情况大有人在。
    现在这一种现状怎么样改变？按理来说，我们老师是主要责任，社会、家庭这三方面的责任。怎样教学生做人？怎样教学生转变思想观点，就是靠社会、老师、大家的努力。我们在车上听别人说一个现象，像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这样的大学，每年拿了国家大量的钱，培养的学生许多到国外留学发展奋斗了，只有一部分人在中国。这个道理和我们乡村教育的道理是一样的。我听到有一位教授在北大门口碰到卖假证的小贩。教授问他，为什么你做犯法的事？那假证贩子你猜怎么说：我卖假毕业证是做的无本生意，你们北大清华收了那么多学费花了国家那么多钱，培养的学生能力还不是一样的有问题，况且，我培养的那些人还在中国做贡献，你们学校培养的人为国外做贡献。这是开玩笑，事实也是这样。为什么农村反差越来越大，经济条件越来越差？农民欠信用社帐的人越来越多，原因也是这样。开发项目大部分领导需要政绩才开发。开发这一个项目盲目性的开发，先贷款，然后农民开发，开发之后还不了帐又逼着农民还帐，就是这样的情况。
    现在我们的教育是否走错了路？这值得我们大家思考。我们怎么改变我们家乡把学生初中毕业之后、高中毕业了，能够热爱家乡，热爱自己地方的思想能够转变过来，为自己的家乡，为自己的当地做贡献，有一份热发一份光，这都是值得大家思考的。具体怎么样做，希望大家给我们一个好的解释或者一个好的方法。

    黎光寿：
    非常感谢卢老师。
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来互动。在互动的时间里面，应该是面对面。请13校长把椅子搬到前面来，面向大家来坐。
    在调位子的过程当中，我稍微介绍一下梁晓燕老师。她最开始也和我一样是一个很优秀的记者，后来她做了NGO。现在据说是想到农村去支教。所以今天非常荣幸她能够过来。
    刚才我给大姐介绍了胡晶，现在大家都认识他了，下面请胡晶简单介绍一下他们的基金会。

    胡晶：
    大家好，我是“惠黎”基金会的胡晶，“惠黎”基金会是1995年在美国注册的非营利性组织，主要是致力于乡村教育的改善。1995年成立以来，已经在中国18个省市建立了47个助学项目，我们助学项目不同于希望工程。我们是一次性捐助4000至3万美元，用这些钱在当地学校建立一个生态农业的助学项目，这个项目的全部收益用来改善孩子的学杂费生活费以及教学设施的改善等等。
    2004年与大洞复新小学有过这样的合作，现在的项目进展比较的顺利。可能在今年4月份如果没有变动的话可能会去贵州。我们主要是做这一块。
    第二块，我们开展国际城乡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我们把外国城市学生和中国城市学生带到乡村，与乡村的孩子们一起进行互动交流，比如说各种交流、文化体验、社区访问等等一些活动，打破他们之间的局限性，让他们更加促进两国文化教育的交流和了解。
    目前，我们现在在做的有一个助学项目，我们基金会的网站是“www.phelex.com/cn”，以前一个网站的内容都是根据时间流程来做，比如说每一个月发生什么事情。今年5月份我们将会改版，所有报道是关于乡村学校的，包括乡村学校、学生、社区、学生家长这一块。今天来的老师、校长如果有这一方面的资源和文章之类的可以提供给我们，我们为大家做一个平台，给大家带去一些信息和资源。
    再有一个，我们每一个季度有一个“惠黎”简讯，里面的内容很多，有的来自学校老师的文章，来自NGO经济研究学家、教育学家的文章，同样也是一个宣传平台。
    其他的主要这一块，希望在会后跟贵州老师们有一些交流。有一些事情要了解一下。

    黎光寿：
    非常感谢胡晶。
    现在还是请梁老师说说自己的想法。

    梁晓燕：
    我想问几个校长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具体问题，你们现在每一度电是多少钱？学校用电脑对你们来说电费是不是负担？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呢？刚才听你们的需求，好几个学校都提出需要有电脑，但是我在想，对一个特别是深山里面特别偏远的地方，电脑的用处到底是什么？对学生的用处是什么？那么迫切的需要电脑究竟是为什么？能不能给我一个说法，也就是对你们来说，为什么觉得电脑最重要？第二，使用电脑的成本对你们来说是不是要考虑的成本？是否会造成学校的负担？我希望了解这一个情况。

   卢大锦：
    我们那里一度电是四毛五。电费是没有问题，不算贵。我们那儿上网费每一个月是105块。
    为什么需要电脑？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新编教材很多东西它都要通过图象或者用电脑显示出去才能够具体的讲解。如果没有，我们就不能适应新教材的教学方法。如果有电脑了，教室变成电教室了，对新教材教学方面才会有所帮助。

    梁晓燕：
    我不是谈电脑需要不需要，怎么样解决小孩素质问题。电脑是需要，需要干嘛啊？需要把家里面口粮卖了来玩游戏吗？对不起，这是我在一些地方看到的现象。

    吴德刚：
    教材是全国统一的，如果我们农村自编一套教材，那就好办了。再说，考试体制改革还没有落实，还是以成绩为主，所以电脑还是非常需要的。

    梁晓燕：
    刚才很多老师讲了乡村教育的问题，我们中国城乡差别这么大，但是我们的教育是在一个基础之下、一套指导思想之下、一套评价体系之下，因此变成了刚才吴老师讲的那一些事情。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现在也有我们乡里面的教育指导站，如果从乡村小学开始，某一个乡村小学，比如说卢老师的学校，有意愿想自己相对独立来做一点教学改革，有没有这一种空间，有没有这一种可能性？我想问一下教育主管部门的同志。

    梁金生：
    我们现在也是鼓励大家能够搞教学改革、创新体制，这都是有空间的，可以大力发展。

    梁晓燕：
    比如说，对校长、老师的评价还是以考试为主导的指标。就在你这儿，有没有可能说，因为这一个校长他们学校做教育改革做得非常出色，因此给予这一个校长特别的承认？或者对他的东西有特别的评价？在政府系统教育里面能够做到吗？

    梁金生：
    可以做的。

    梁晓燕：现在有吗？

    梁金生：
    这两年大力开展普九空间。

    观众：普九是国家指标之下，普九不具有地方教育特色。你是完全循着国家指标做普九。这一点全国是一样的，普九没有问题，问题是普九的内容。今天讲到的问题，今天卢老师讲的问题，教育要搞没有问题，国家要投钱也是没有问题，问题是什么？教什么？让学生学什么？有没有可能让地方的学校尤其是特别基层的学校有一些自己的空间去教一些跟统一教材不相干的，是和我们这一个地方有关的东西，有没有这一种可能性？

    梁金生：
    这是肯定的。我们县已经享受到中国和英国在西南三省实行中英教育项目，主要的目的有三个：
    第一个，对老师的培训。
    第二，受益者就是学生，就是资助。
    第三，开展教学交流。
    我们实施这一个项目过后，我们可以逐步向你说的那一个方面发展。

    梁晓燕：
    中英教育在西北已经做过，做得比较成功，我基本上了解中国教育，我参加过中英教育项目，基本上还是在一个国家指标之上。虽然对老师的培训、城乡的交流有一定促进。但是以学生为本，学生需要什么我们教什么，这一个指导思想是没有达到，我想在西南会不会进一步？这一个我不知道。
    刚才黎光寿说我想自己有一个可能性去一个乡村小学做一段时间的老师，但是我想下去做什么。今天来了很多志愿者，我自己心里面想我们下去做什么？教一门课，把这一个课考好，这是我们职责吗？或者说我们下去后对中国乡村教育以及包括我们自己有很多的比如说，我跟卢老师，卢老师在2004年已经见过，而且也参加过我们的会议。我们的会议上就是在交流，就是乡村学校有没有可能做得跟城市学校有一定差别。
    虽然说现代化是一个大目标，毕竟在中国尤其是现阶段，可能我们在30、50年之后中国的城乡差别是不会有根本性的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乡村教育有没有可能有它一定的弹性和空间，让基层学校的老师尤其是校长能够有一定创造性，去面对、回应学生本身的东西。学生学了这么多东西，除了升学之外一点用都没有，但是有几个学生能够升学？刚才讲的数字，2000多学生最后升上大学才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我们所有的教学是为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服务的，而不是为了2000多留在当地生活的孩子们服务的。
    刚才那一位老师讲到课本的问题，虽然课本是免费的，但是课本是统一调配，学校里面真正需要的课本还是没有解决，不需要的课本呼啦啦来了一大堆，课还没法儿开，因为没有老师，什么都没有，没法儿开这一个课。
    有没有这种可能？乡或者是县里面这一部分课本不采购。把钱腾出来，我们NGO有可能来帮助农村学校开发自己的乡村教材，我们在做这一项工作。我自己是民间教育机构的负责人，我们开发乡村教材已经搞了4年了，我们已经为10个地方乡村学校开发乡村教材。但是我们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一次性制作，比如说，我给你100套，但是学生是年年换的，这一个教材怎么样持续使用？因为你是教育部门的，我特别想跟你沟通，有一些统编教材乡村学校用不着，不发了，没有可能上这个的课，我们把这样的钱省下来，用到乡土教材，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梁金生：
    在一个学校是没有问题的，但需要协调。

    梁晓燕：
    我只是问这一些问题，我只是想跟大家交流。因为我觉得，志愿者下乡不仅仅是说我们有爱心，我们就到哪儿就做了。当然做老师把课上好、对学生负责很重要。同时，志愿者下乡应该成为乡村教育变革的一个动力。但是这一个动力把劲使到哪儿去？因此志愿者跟学校老师尤其是跟校长要有很多的沟通。我们在现有的条件下，突破点可能在哪儿？有可能在哪一个方面使劲？乡村教育尤其是在特别偏僻的农村，升学对它来说现在完全不可能作为主要的指标。在这种学校，我们能不能够开拓出空间来真正面对学生的需求。
    这是我想要讲的。谢谢！
观众：
    我毕业之后当老师将近一年，我担任课改辅导老师，在将近半年多内，我在这一个课程里面跟其他老师，课改老师我是年龄最小的，但是实施过程当中发现一些问题。虽然是课改，但还是成绩挂帅。抓了将近半年之后，我班上学生期末考试语文成绩是5个100，90分是20多个，最低分是84。但是同期下来我还是倒数第一。我倡导说我不打学生，因为我从小捱过老师的打。但是在这种课改人性化的情况下，我还是动手用书打了我的学生了，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为了成绩，跟老师争得特别的激烈。
    我从此脱离教师岗位，我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人，老师、社会、家长给我的理念我传播出去，让一个孩子得到他应该要的。因为一个孩子在1到6岁之前家庭教育是特别重要的。但是进入学校之后，起步是非常重要的。我当过记者，现在我做图书编辑，我现在也写过小学作文的书籍，出版也有十几本。我们现在做的是关于学校安全的。因为我刚才看了你的介绍，你作为一个校长，你们师资各方面还是挺不错的，我只想问一个，你们一个老师一天带什么课，除了基础课程之外还开了什么兴趣课？

    老师：
    都是中师以上到大学的老师。一天下来都是有课的。像一年级的王老师一天下来都有课。

   观众：
    一个老师一天能够带什么课，身兼多少职务？

    老师：
    早上三节课，下午三节课。一天下来是6节课。

    观众：
    最多多少节课？负责多少个班？

    老师：
    最多6节。

    观众：
    像刚才那一位老师说的，我们会普及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一方面会不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相应的空间？我们会普及一些像国粹，我们有一个国粹学，我们有一个老师在全国各地开私塾。如果到你们学校普及国学，有没有可能？除了这一些课程之外，这一个可以设到兴趣班里面去，可不可以？有这一个空间吗？

    老师：
    可以。

    黎光寿：
    还有哪一位朋友需要问问题的？

    清华大学王茂密：
    各位来自贵州一线教育工作者，我去年是从北大研究生毕业，现在在清华大学工作。我想问一个问题，很多学校都是村小，学校在村里面，校长有的是本村人，有的不是本村人，跟村委之间有什么矛盾，特别是处理留守儿童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样跟村委打交道的，村里面有没有给学校提供帮助？
    另外，还有寄宿生的问题，有一些老师也是外村的，离学校很远。老师有没有住在学校，他的宿舍是怎么样解决的？

    卢大锦：
    有一部分教师住校，有一部分教师回家，当地本村的老师就在家里面住。离家里面比较远，像我们离家三公里就不回家，就住校。我们一栋房子有7、8个教室，有的一间有10多平方米的房子。
    和村干部联系方面，一般来说都是比较通畅的。村里有义务为我们做这个服务。在硬件设施方面，比如说学生入学、学杂费收不到位，甚至家访还有留守儿童等等方面的沟通不成问题。留守儿童在目前是我们最难管理的学生。他们的父母亲打工了，在家里面只有和奶奶爷爷或者姐姐住，有的时候寄宿在亲戚家，有的时候违反纪律或者有其他成绩差的情况，根本没法找人及时沟通，这对我们来说很苦恼。对学生特别是学习方面很难做得到。
    前段时间我到滋根去做会议的时候，当时也讨论了这个问题。大家的想法就是只要我们当地的老师、校长我们能够尽心尽职把这个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关爱和关心，多花一点时间和精力在他的身上，也许我们会转变这一部分孩子的学习和思想。

    观众：
    留守孩子里面有一些坏习惯，就是偷盗，村委和村民有什么作为或者是不作为？

    老师：
    村里面对这一部分的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我们老师、班主任，主要是班主任做这个事。村里面事比较多。这样的情况下，特别突出的学生，比如说在班上打架或者是伤人了，家里面没有人，可以把村干部请过来。我们学校原来发生过这样的事，这个村的学生打了那个村的学生，父母亲不在家，只有两个村干部调节。而且村干部也愿意、乐意帮我们处理这个事，根本不想把这个学生送到派出所去解决，如果送过去，既罚款又拘留，反而不好。通过两个村寨适当赔一些医药费、赔礼道歉，就把这个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

    《明报》记者阮纪宏：
    我是明报记者阮纪宏，学校的经费来源是什么样的？是中央跟村分成比例，给你们经费是什么样的比例？现在免农业税，因为税收减少了，会不会影响你们经费的下浮？

    老师：
    “两免一补”的经费，从财政直接划拨到学校。全部按中央的文件划拨到学校。
    第二个问题，农业税从2005年取消之后，就没有跟老百姓收过。

    梁晓燕：
    免农业税对学校行政经费有没有影响？

    老师：
    没有影响。


    观众：
    能不能请校长跟我们说一下经费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受到影响？还有教师的工资有没有拖欠？

    老师：
    前几年有拖欠的情况，上个月工资下个月再发，现在没有这样的情况了，现在有工资册，按时每个月12号可以领到工资，这是没有问题的。
    “两免一补”下来之后，有将近一半免了书费，全部免了杂费。不过不能及时到位，开学了钱还没有到位，一般到开学中一到两个月钱才会到位。其他方面没有什么问题。

    梁晓燕：
    撤点并校事情我们知道已经实施几年了，从一个乡来说，拆了多少，并了多少？同时也有一个问题，因为撤点并校，在很多边远地方的孩子来上学非常困难。需要增加住宿费用和其他额外的支出，因为撤点并校会不会带来一些学生的新的辍学？

    老师：
    我们是2002年开始撤点并校，当时我们有13个村，13个村都有完小。随着教学不断变革和调整，因为我们村大部分村是比较少，人口也是几百人以下，当地设一个完小得有6个班，6个班得有6个老师，但学生还不足100人。为了调整师资，我们把5个学校把完小拆了，把完小变成教学点。基本上就是住校。

    梁晓燕：
    三年级学生8、9岁，9岁的孩子已经离开家庭了，完全不在父母身边，到了一个学校，全部生活都在校园里。9岁孩子离开家就住校，而且住校条件并不好。宿舍非常的紧，生活条件相对比较差。在家里面，父母最好的东西给孩子，但是在学校不一样，在撤点并校之后，年龄很小孩子全部集中住校，对孩子的教育和孩子身体成长，从你们感觉来说有利吗？从孩子本身来说，你们第一线、成天接触孩子，你们觉得这一种情况，你们看得下去吗？请哪一位老师回答一下。

    吴德刚：
    撤点并校这一个问题我认为是这样的，也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
    先说好的一面，把几个村的小娃娃集中在一处共同学习，得到各方面老师的教育，这是好的一方面。
    不好的方面就是在安全方面有一点担心。农村依山傍水，下雨涨水，7、8岁不懂事，打架斗殴会发生，安全问题有一点担心。
    还有在生活方面，在住宿方面，我认为如果非要并，这一些方面必须要加强。要有一部分的资金的投入在住宿和生活方面。
    正如你所问的，住宿你可以想像，几十个学生就是住宿在那么小的地方，全是地铺。好一点的有上铺下铺，太拥挤。住宿带来很大不方便。
    在生活方面，从家里面带来酸菜，农村都吃酸萝卜等等。学校杂费维护学校日常的开支，基本上照顾不到学生的生活。如果非要并才能对学生有好处，我认为在生活和住宿方面多加考虑。
    还有，如果不并又怎么办？我们就听上面的政策。

    梁晓燕：
    从你们判断来说，如果不并，比如说我们要达到现有的教学的水平，不并行不行？

    老师：
    我不知道怎么样回答。
    我的小娃7岁入学，8、9的时候走5、6里的山路，翻山越岭，我作为一个家长不放心。但是为了文化，也没有办法。同是父母，人心都是肉长的，谁不爱自己的孩子。你不放他去学习怎么样学到文化。哪有什么办法？

    梁晓燕：
    有没有可能把这一个时间推迟，就是说在村教学点的学校再延长几年，让孩子们稍微大一点。

    梁金生：
    首先，雍里乡大部分学校有了外面六年级的学生，其他5年级以下的学生都还没有到其他的村里读书。
    第二，高加小学现在只有三年级，4年级以上就到乌有小学上课，他们离得比较近。我们那儿还不存在低年级到外面读书的情况。

    梁晓燕：我就了解一些情况。贫困地区的教育政策是教育部主要的措施在实施，但是措施实施了几年之后，反应非常的强烈。我们不从教育主管部门的角度，我们从学生身心成长角度来讲，这一个政策负面影响非常大。你们是在第一线，很多感受比我更加强烈。
    我今天想问一问，想了解在你们那一个地方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因为底下的反应非常的强烈，教育主管部门可能会调整政策。但是这个调整，我又要讲到一个问题，我们所有政策是由国家教育部制定的，因为中国这么大，中国的教育状况差别这么明显，差别这么大，但是我们只有一个指挥部和一个头脑来指挥。这一种情况落到最最具体的问题上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我想跟大家问问这方面的情况。

    戴民：
    各位好，我是戴民，非常高兴见到了梁老师，见到了贵州来的卢老师和各位。
    我在2004年曾经去贵州工作过两年。在两年期间也走了贵州省许多乡村学校。贵州的乡村教育有它自己的特殊性。今天我们在这个范围内来讨论贵州的教育，来自一线的老师最有发言权。时间过得比较快，我尽可能简短地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做了一个教师培训项目，卢老师和另外一个老师参加了我们的教学项目。同时我们在贵州金沙地区，也是开了一个支教培训，第二次培训比第一次有一些进步。我们培训一般是通过教育局联系乡辅导站，然后让乡村老师帮忙。教师培训活动我们也正在反馈，我们在贵州地区有一个执行结构，叫阳光志愿者之家。
我们的项目没有选择雍里乡，原因很多，今天不展开。将来我们会把我们的经验免费送给我们去雍里乡支教的朋友，因为我们是贵州大学生团队到贵州的农村去，这两方面是我们重点的领域，我们刚刚完成了注册，也准备下一步在贵州开展深入教学活动。
    今天各位老师从贵州赶来了。我非常想了解一下，无论是从你们教学经验还是贵州实际情况，包括你们乡村的实际情况以及你们学校的事情，你们认为，最需要什么样的教师培训？我接触了三个教师培训机构，他们想积极跟我们谈合作，但是我想要摸一摸我们老师最需要什么，然后我们跟他们谈合作和谈支持。
    至于其他硬件方面先不谈了，你们哪一位老师说都可以，我非常想听你们最真心想说的话，而不是站在高高的政治层面上，也不是站在教育局立场，也不是站在其他立场，就是作为一个乡村老师、一个可爱的老师，你想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培训。谢谢！

   黎光寿：
    应该是最后一个问题。谁要提问题，我们不给机会了。

    老师：
    音体美老师的培训。

    老师：
    各有各的想法。我认为，思想上的培训，怎样来搞好农村最边远地区的培训。

    老师：
    第一，如果有培训，老师思想会有很大转变。
    第二，新教材，按道理来说，新教材、新课改也是很重要。

    老师：
    我们的思想，还有教学能力这一方面可能有待于加强。希望能够有机会到上级学校深造、学习，这样才能把我们农村教育做好。

    老师：
    课件的制作。

    黎光寿：
    大家的问题都已经回答完了。下面的时间留给我自己，我就来讲一下两年多来我们志愿者在贵州的支教活动的一些感受和一些想法。
    志愿者到农村去支教，过去我们作为记者对志愿者支教活动进行报道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把自己心目中的形象强加到志愿者身上，似乎他们成了我们的偶像，继而社会很多人也都对志愿者抱有极大的希望，最后出了一点点事情，大家的怨气都很大。
这是为什么呢？实际上志愿者并不能达到那一些目标，志愿者也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我是觉得：首先我们要把志愿者放在一个很普通人的角度来看。第二，志愿者必须要了解当地的情况，两年以来，我们的感受是很多志愿者很有理念、很有想法，但是不了解当地的情况，甚至有的人不屑于了解当地的情况，我觉得这一个是矛盾的地方。第三，要学会当地的语言，用当地的语言和当地人沟通。如果是我们去少数民族地区，他应该学会少数民族的语言。至少我们地方的方言要学会，但是我们很多志愿者无法达到这一个要求，甚至也不愿意去学习。第四，我们非常需要志愿者的地方，比如说，有一些撤点并校以后没有老师的地方，这样的地方我们非常需要志愿者，但是志愿者去不了这一些地方，为什么？有几个问题，一是安全问题。二是语言问题。三是条件实在太艰苦了，很多人不愿意去。
    一年多以来，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事情，我们没有想清楚，也没有行动。我们认为，志愿者要经过最基本的培训，就是语言、教学能力、调查能力等等基本的培训。经过培训之后，各方面的能力才能得到提升。也就是说，让他们更有思想，更有能力从事志愿者的工作。
    为什么会这样想？
    首先，这一个人作为志愿者，首先要有思想，愿意接受更多新生的事物，这样才会学到更多东西。
    第二，志愿者在当地必须要解决生存问题。我们最开始提出来的目标就是要通过劳动养活自己，也就是说，我们虽然有社会资助，但是社会资助往往非常不稳定，我们青年人要做志愿者是自己的事儿，在生活来源不稳定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想办法通过一部分的体力劳动来解决团队的不时之需，比如说有地应该种蔬菜，种蔬菜以后我们自己可以解决自己吃菜的问题。我们志愿者也是种了一些菜，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认识了这一些问题。老是争一个问题，就是保障志愿者生活费的责任应该谁来承担，很多人认为保障的责任应该是外围志愿者来承担。但这就面临另外一个问题，谁是外围志愿者？谁有义务给你承担这些费用？谁想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我们要想做志愿者的朋友，我觉得：
    首先，有思想。
    第二，要有一些从事相关工作的能力。
    第三，要有学习的能力，能够接纳当地基本的文化。这样才能够去。
    第四，必须要服从当地的管理。
    我们想做的一个事情，最近和上海的朋友正在谈一个事情，希望建立一个培训志愿者的学校，根据各地的需要，给要去农村开展工作的志愿者进行培训，培训之后，就把他们送到各个学校去。
    然后在经济上支持，一方面是社会资助，另一方面像政府这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哪一天政府开这样一个口子能够给民间志愿者以承认和经济上的支持，这个事情就会做得非常好。因为这一些人非常有理想，非常希望做一些事情。
    志愿者在农村里面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其实应该是一个组织，应该是和所有老师一起讨论如何解决我们所面临这一些问题。我个人认为，志愿者的责任应该是让科学普及化、让科学简单化、让农村科学化，如果达不到这样的目标，我们光是到农村宣传城市先进思想和先进理念的话，志愿者到农村做苦行僧其实大可不必，因为农村里面的卡拉OK、网络这些东西也都在逐步的普及，电视上每天都在宣传的先进思想、先进文化。所以，我们需要从另外一条路往前走，这一条路究竟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大家最后一起来寻找。
    我最后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第九世界”，是怎么来的呢？最开始也是因为大洞复新学校而来。因为2004年9月份我们的志愿者老师李光对得到黔东南州政协副主席邵平南先生和世人雍里乡党委书记罗朝明先生的支持，开办了大洞复新学校，才有了2004年10月份我们组织北京、上海的朋友到贵州去开展的教育、医疗方面的社会调查，我们才碰到了不顾一切抢救孩子的乡村医生李春燕，才有我写的《一生只有八小时》那篇文章。就在那篇文章里我提到了第九世界。
第九世界是什么意思呢？1998年我还是大学生的时候，我就到位于黔桂交界的月亮山深处开展社会调查，从榕江县计划乡听到的这个词。这个词的意思是“中国本来就是第三世界，贵州是中国的第三世界，月亮山是贵州的第三世界，合起来正好是第九世界”。很多朋友看了之后觉得这个词特别好，我们又作了新的解释，就是说第九世界过去、现在都是一个贫困的世界，但是这里特别的真实，特别的纯朴，特别的坚强，这里拥有爱和真情，这里是我们疲惫心灵最后的家园，通过我们大家一起的努力，就可以创造一个美丽、永恒、和谐的世界。
    “九”这个字其实很多地方都用来表示永久的意思，我们希望这个美丽的充满真情的世界永恒存在，所以我们取了第九世界这一个名字。我们的志愿者在北京有一部分，在杭州大概有1000人，在上海大概有300、400人，在广州、深圳、成都、武汉都有不少。我们主要做的：
    一个就是在雍里乡的很多学校，我们设立助学金和奖学金，每一个班会要求两三个人，我们会给他申请奖学金，大家来捐款之后给他设奖学金。
    另外，助学这一方面，虽然2007年国家全面解决了农村中小学学杂费。但我们发现还有很多人需要帮助。这一些人是什么人？父母双亡的、单亲，有一方是残疾，或者双方是残疾的，或者他的爷爷奶奶那一辈有人长期卧床的，这些是特别需要我们长期的帮助。未来我们对困难、贫困的定义应该细化到这一个水平上，不会再继续过去那样简单贫困就给他们进行资助。可能会资助他们生活费等等，都在探索中。我们非常希望大家以后能够一起来做这一些事情。
    会议最开始的时候，我提到印度喀拉拉民众科学运动，我们特别希望能够有更多城市里面的人能够到农村去，这一次《南方农村报》、天涯社区、中山大学评了一个2006年中国十大最具行动能力的三农人物，许多人都非常优秀，他们也在农村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我相信他们有的人就是中国的民众科学运动的先驱。我也非常荣幸荣列其中最后一名，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有更多的人到农村去，做更多事情，让科学简单化，让农村科学化。
    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远道而来。他们这次到北京是因为教育辅导站给每个校长提供了800块钱，他们每人希望来北京，自己也出了800块钱才得以出行。前天晚上卢校长给我打电话后，我就把他们请到这边来了，我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好，可能大家交流还不够深入，大家下去再进一步、一对一的交流。
    今天会议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