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病相与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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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的病相与疗救

2012年01月10日
来源：周思明
　　放眼文艺批评现场，那些游弋于其间的“魅影”，像鲁迅笔下的坟头磷火低飞乱舞、时隐时现。貌似可以照亮文学现场迷途的“万能手电筒”的批评，其实已经风化成了一支无力于指点创作迷津的“银样蜡枪头”，此乃风习的侵袭与批评家向俗世缴械的双向运动所导致的癌肿。不幸的是，在此危机时刻，批评却仍自我感觉良好，且以现在进行时现身于各种文艺现场，以致业界内外对批评都有着强烈的“疗救”之共鸣。悉数当下批评痼疾，窃以为以下10种较为典型：
　　1、学养断供，嘴尖皮厚。不少顶着批评家头衔的人，自身学养有限甚至“断供”。其中，琐而不慧、博而不专，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所谓“隔靴搔痒”。一个批评家要搞好批评，必先胸罗万物，读万卷书，看破世相，经历沧桑，然后方能写出富于生命活力的批评文字。可惜，就本人视野所及，不少批评文本，充其量只能算是“作品情节介绍＋印象点评”，并无多少学理内涵，也无几多美学成分，读之有如一碗白开水，无色无味，却貌似滚烫，缺少社会历史分析和美学文艺评判的力度。
　　2、言必称西，鹦鹉学舌。现在不少批评家，尤以所谓“学院派”为最，大都经世未深，囿于学府，既无创作经验，亦乏社会体察，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因此只堪当西学名词术语的“搬运工”，满足于且得意于从西方趸来现成批评理论，施以改头换面的“旧城改造”。所以，别指望他们能写出有多少原创力、冲击力的批评，倒是可以从中看到一些令人头晕目眩、不知所以的“客里空”之类的怪词奇语。虽然，文艺批评可以借鉴西方理论，但借鉴只能是手段，决不是批评武器本身。一味借鉴没有原创，结果只能是“生搬硬套”。
　　3、匮乏真诚，为“名”而“评”。这个时代的确不缺有纸上言说能力和逻辑推论本事的批评家。这些人借助媒体的力量，迅速完成了作为“学术达人”的历史进程。但是，成名之后的不少批评家，缺乏起码的真诚之心和人文情怀，少见其对具体作家作品的批评文字，批评之于他们已然疏离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写作，他们更像是专事发射“空对空导弹”的炮手，那架势充满着炫技的高傲意味。在他们眼里，具体作品的评论工程太小，收益甚微，以他们的才华能力，等同高射炮打蚊子，非不能也，是不为也。这样的批评家，已经失去对文学的虔敬之心，对批评的真诚之意。
　　4、丧失良知，甘为“钱奴”。随着出场费、讲课费、讲演费、评审费、评论费等等的攀升，随着文坛“生杀予夺”大权在握的自我感觉日见良好，有些人作为批评家的质地也日渐褪色。事实上，文学批评定义非常明确：就是对于“文学”的“批评”。批评最基本的要义就是鲁迅所说的“有真意，去粉饰，勿造作”，“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就是要勇于做“剜烂苹果”的工作。而视野所及，许多有建树的批评家，对于成长中的作家作品视若无睹。在他们看来，读成长中的作家作品，收获不大，费劲不小，又何苦来者？而金钱，已经成为不少批评家头上的紧箍咒，难以摆脱也不想摆脱。如果利润可观，他们甚至愿意充当商业炒作的吹鼓手或唢呐王。不是说批评家就不能言利，但是，真正的批评家绝不能以赚钱作为其写作大前提或第一目标，他(她)应当始终牢记以“文学之业”作为第一生命这个根本，要像雷锋同志那样，“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
　　5、人格矮化，文格低下。不少头顶批评家桂冠且著文表示向鲁迅学习的批评家，实际上却在私底下偷偷拿自己与商贩比较，艳羡后者的获利速度与赚钱方式，懊恼批评的薄利与清苦……
　　比来比去，比高了别人，矮化了自己，异化了人格，矮化了文格。这些人的批评，或为广告，重在推广；或为表扬稿，偏于溢美；或只管掉书袋，玩弄玄之又玄的西方理论概念，陶醉于新名词爆炸，完全忽视受众阅读心理感受和接受效果。更令人失望的是，有的批评家为了金钱、地位，以“帮忙”、“帮闲”为己任，不惜毁坏批评家和批评的名誉。
　　6、装腔作势，立场偏移。许多批评家在觊觎利益的同时，渐渐偏离知识分子的立场，默认“靠山吃山”之理念，历练得脸皮厚了，他们偶尔也“批评”一下某些远离权力的文坛“恐龙”，这样做不仅胜算在握，且可借此扬名。自古名利一家，有了名，何愁不能获利？有些“做稳了”的批评家，为其思想视界、既得利益所囿，满足于隔靴搔痒，自负于盲人摸象，对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学作品缺乏批判之力，对新生文学力量冷漠蔑视。相对佳作迭出的创作界，甚至可说是无所作为发不出声，但其自我辩解倒是振振有词：没有好作品，所以没有批评。面对创作界的相对活跃，这种装腔作势的辩解，显得如此苍白和不靠谱。
　　7、心存杂念，为“情”造文。造成批评的公信力丧失的原因，分析起来，无非是一些批评者心存杂念，或碍于人情只写些捧脚式批评。有些搞批评的人，只是瞄准那些有全国影响的名家进行肯定性“研究”，还有的人专搞绝对正确的批评(官样文章)，提出所谓“奥斯维辛之后”有无写作的问题。有些人忙于写一些口水文字，以期在媒体既混个脸熟又捞足稿费。有的为了加强批评的“针对性”，也勉强穿插进去一些作家作品的名字，以一种“六经注我”式的批评，制造出一张张“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这种批评给我们增添的只能是反讽的佐证。他们更愿意做的事情是像张天翼笔下的华威先生，忙于在各种各样、各省各地的大小会议之间游走，乐此不疲地做人情批评家、风头批评家、鉴定批评家，评委批评家，上镜批评家、红包批评家，等等。
　　8、只说好话，但愿栽花。批评家的天职就是说真话，求真务实是批评家的基本职业道德。即便面对一些影响很大的作家，批评家也不能采取仰视的姿态，只说好话不说缺点。可是，看看那些充斥于大报小刊的批评文章，很少有否定性的批评，有的多是表扬的文章。这点上，我们的批评家该借鉴欧洲同行的经验。欧洲的批评家们是很活跃的，往往一针见血，不留情面，他们不顾忌作家的面子，不必认识作家，从不加入到出版社的包装工程中去。甚至有的欧洲作家这样呼吁：“请讨论我们，请批评我们，必要的话，请得罪我们。但是保持沉默，是你们放弃了责任。”遗憾的是，在我们的文艺现场，很难见到如此真诚勇敢的批评。
　　9、言不由衷，假话连篇。当下文坛，许多评论家囿于各种主观因素或外部压力，往往不敢或不愿说真话，甚至“人前唱盛，人后唱衰”，耍弄两面派的伎俩。批评因为针对具体作家作品，往往会涉及到作家个人的影响、地位、脸面、感情、关系，对作品的批评经常被作家认为是对他们个人的创作水准、地位等的贬损或否定，因而甚至还会招来官司缠身。一些作家艺术家也承认批评的使命即去伪存真，臧优否劣，然而一旦当批评落到自己身上，往往难以承受一触即跳，老虎屁股摸不得。这从客观上也成为批评家言不由衷、假话连篇的推助器
　　10、慑于压力，选择逃避。浮躁和虚荣心使得不少作家对批评的忠言逆耳产生抵触情绪，这对批评家自然形成了很大的压力，压力面前，不少批评家于是选择逃避，选择说假话，且毫不脸红，心安理得。明代书法家王铎说：“文要胆。文无胆，动即局促，不能开人不敢开之口……笔无锋锷，无阵势，无纵横，其文窄而不大，单而不耸。”如果批评家面对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患得患失，举棋不定，连基本的批评胆魄都没有，那就势必连文字都无法站立，哪里还能期待他(她)有什么真知灼见？这样的“批评”，哪里还有一点批评的风骨和价值可言？
　　批评的弊端，其实远不止以上所举，还可列出更多。造成以上结果之因，是批评家的伦理维度和美学维度的流失，是批评家在文化多元化时代失去修身养性的耐心，是批评家在新经济代社会责任感和知识分子良知的退场。回望当年，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胡适《文学改良刍议》、鲁迅《文化偏至论》、茅盾《论无产阶级艺术》、梁实秋《文学的纪律》、李健吾《创作评论集》、沈从文《论技巧》等批评著作，读来是多么解渴和振奋！反观当下的批评，除了名词、概念的翻新、仿制以及对外国文学理论成果、特别是西方理论的移花接木，真正有“根”的批评真是不多。
　　有人说，鲁迅的离去，带走了一个批评的时代。的确，鲁迅的人格和文格是高度一致的，其嬉笑怒骂尖锐泼辣的大量杂感式批评足以警世。不管形势多么危机，纵在最最黑暗时刻，在国民精神极度脆弱的时候，他仍挥动着一支如椽之笔，给痛苦麻木的民众以强大的精神支持和思想启蒙。鲁迅那种“砭固弊常取类型”、“痛打落水狗”、“一个都不饶恕”的战斗精神，至今仍是我们的批评家学习的榜样。应该看到，在当前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批评家们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面临的诱惑也确实太多。顶着压力伸张正义、仗义执言，显然要比趋炎附势、多赞少弹要来得艰难尴尬得多。但是，一个真正的批评家，既然选择了从事批评的伟大事业，就应该在责任与艺术、沉钝与跳脱、启蒙与自觉等等对立统一的矛盾悖论中，勇于找到那个至关重要的“点”，坚守批评的人间正道——这应该成为批评家们“心向往之”的一个神圣庄严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