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高中生出诗集 同学们纷纷表示"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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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岁高中生出诗集 同学们纷纷表示"看不懂"

作者：梁静 吴凡 发布时间：2012年06月05日

本文来源于：东南网-海峡导报

    周钰淇今年17岁，现就读于厦门六中高中一年级。日前，在学校本届读书节的最后一天，他的诗集《拼凑》正式发行，虽然同学们纷纷表示“看不懂”，但他仍“淡定”回应“可以理解”，并一如既往执着于写诗。
　　值得一提的是，和周钰淇一起出书的，还有同校化学实验室实验员老师张美高，她的新书《温暖的味道》则写满了对母亲的爱。今天，这两位作者的新书都将在校初中部签售。
　　我的诗就是“指桑骂槐”
　　“我把流星装进梦里，带着它，一起去寻找幸福的曙光。幸福，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简单，而是你是否懂得真正的幸福！”
　　这首名为《关于幸福》的诗，被收录在周钰淇刚刚出版并正式发行的诗集《拼凑》里，而这本《拼凑》中的100多首诗，是他从三年来的400多首作品中“精选”而出的。
　　虽然很多同学反映“看不懂”，但周钰淇仍很“淡定”，并表示“可以理解”。
　　他说，“我的诗都是用意象来借代的，是通过本质延伸出去的东西，也就是你们平时所说的指着桑树骂槐树，读不懂可以理解。”
　　一有灵感就要及时写下来
　　周钰淇的这些诗，都是“突然间迸发出灵感之后所作的作品”，坐公交的时候，他会迸出灵感，看见苹果熟了，他会迸出灵感，就连考试的时候，他也会迸出灵感。“一有灵感就要及时记下来，考试的时候也不例外，可以先写在草稿纸上。”
　　“有灵感的时候一天可以写很多篇，没灵感的时候一篇也不写。”
　　周钰淇说，这里面记录着他在彼时彼刻的所见、所闻、所想，是他成长的印记，“但也不仅仅是印记”，周钰淇认为，他的诗是有“深度”的，是能让读者“读出很多东西”的，所以他希望能“把美好的东西与大家分享”。
　　“11岁，我看懂了《半生缘》”
　　和同龄人相比，周钰淇算得上是“很能推销自己”的人。
　　在采访过程中，周钰淇能滔滔不绝地介绍自己的新书，还有成长历程、喜好以及他在文学方面的“过人之处”。
　　11岁时，周钰淇看的书是 《半生缘》和《红楼梦》，他说，“我都看懂了，11岁时，我看懂了《半生缘》里讲述的是很复杂的东西，到了13岁重新看一遍，我觉得里面所有的人都很可怜。”
　　但周钰淇最喜欢的，还是泰戈尔的散文诗和冰心的《繁星》、《春水》，而在周钰淇的《拼凑》中，也不难看出这两位诗人对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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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的、温婉的、宿命的2012年04月1日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王小妮
　　
王小妮，1955年生于吉林省长春市。198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1985年定居深圳。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散文、随笔等。2003年获得“中国2002年度诗歌奖”。2004年获第二届华语传媒文学大奖年度诗人奖。曾获美国安高诗歌奖。现为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

“吴念真先生不一定是为历史而写作《这些人，那些事》，我却拿它当个人讲述史来读。”

　　学生带来《这些人，那些事》介绍给我说：好看。

　　接过书的那一刻，潜意识动了一下，他们的推荐多半会是“轻”的，起码是“不重”的，神马都是浮云吗？

　　果然，这不是一本“重口味”的书。30多篇短故事，絮语般的讲述。明明是沉重，却想定了要往轻里说。作者吴念真和我是同代人，我们都使用汉语来写字，但是地域和成长经历完全不同，这种不同对人的塑造和隔绝真是绝然无情，它依照不同的文化脉络，使各自的体验和讲述有了全然不同的面貌。

　　1.凡人的

　　被《这些人，那些事》记录的没有大人物，只是街巷市井中时常擦肩而过的凡人：矿工，出租车司机，警察，乡村教师，士兵，落魄潦倒的女人，矿主，学徒，都是名不见经传的角色，是生活中最平常的成分，众多的尘埃。像《琵琶鼠》中的“老鼠”父子，父亲“老鼠”连矿工资格都没有，只是个杂工，而“老鼠子”因身份来历不明，连正常入户和读书都不能。作者舒缓细致地讲出“老鼠”在近于原始状态的生活中显露出的粗粝和亲善，“老鼠子”的憨善助人和对学堂的好奇，以及四十年之后偶然相遇时，后者默默递上的丧葬业人士“琵琶鼠”的名片。

　　往往人们习惯了占据书本的尽是赫赫的大人物，而吴念真让一些实在太过平凡的百姓踢踢踏踏在书页间穿过，读过以后才知道，原来哪一个人都有他的不平凡，哪一个都是“有故事的人”。

　　被众多人熟识牢记、倒背如流的历史，曾经印满教科书，正确到了耀眼，似乎大历史必高于日常。这种书写的前提，是屏蔽掉平凡百姓的出场，无数个人经历的痕迹被涂抹、被擦掉、被覆盖、被淹没：你习惯了甘为英雄伟人之下永远的仰望者和诵读者，有人创造历史，有人接受历史，你的身份永远都是后者，你的经历是不值得书写的。

　　时间久了，对大历史中具体的常人的缺席已经麻木，正像胡适先生曾说的“更少人能保存着许多难得的‘第一手’史料”，待后人们想返回头去寻找曾经的历史细节时，在“英雄”和“伟人”以外，无数的情感空隙得不到真切具体的填充

　　被宏大叙事所覆盖的结果是，后头看60年、50年、40年之前，事事都难以真切还原，只剩条款和说辞，那年灾荒，怎样灾荒？那年挨饿，怎样挨饿？都说不清。我们失去了足以服人的，活着的记忆中的“那一年”，它逐个逐个成为人们记忆中的黑洞，望进去，空荡荡。时过境迁后寻找亲历者，变成了无数近似探秘或解密的行为。

　　当人们意识到了这些重要的缺席，想找寻几十年前某一细节时，能以亲身经历讲述和举证的人已经越来越少。有个大学生对我说：“老师讲知青的事我都不知道，其实我大伯就当过知青，但是他从来不说，难受的事，谁都不愿意再提。”凡不提起的目的，自然是有意忘记，而有意被回避的，恰恰都是难以清除的刻骨记忆。曾经的活着的记忆，被亲历者和他的时代合力涂抹掉了。

　　在人类避苦趋乐的本能驱使下，众人选择噤声和逃避，最后，人们对亲历的自我扫荡将是彻底决绝的。而如吴念真所做的，不过是还原一个个曾经活生生的人，看这些鲜活生命经历过什么，他的徐徐道来，自有最具说服力的纪录性。

　　2010年春天，在四川大邑县看到四处张贴标语———“打造中国博物馆小镇”。一条街上，不同名目的博物馆好像都在酝酿中，而大邑这一系列打造的核心前提，是依托曾经的“大地主刘文彩庄园”，这座建筑物的保留恰恰是宏大叙事下的一个偶然，如果当时的历史不需要这座建筑群做斗争的实证，今天的人很难再看到曾经的大邑，很难靠想象复原某年代某阶层的日常生活。

　　大量的平凡百姓的民间讲述史，才是大历史中最可供后人感知的基本内容。吴念真先生不一定是为历史而写作《这些人，那些事》，我却拿它当个人讲述史来读。

　　2.温婉的

　　据说吴念真是台湾最会讲故事的。他的故事讲得真够温吞隐忍，再凛冽凄凉的事儿，被他一讲也不凛冽凄凉了。他有能力消融和淡化那些并不平淡的事情，原本触目惊心的故事，被他讲述过，就像被拖出来翻晒一下，很快会重新拖回到最日常的生活中，隐回到足以淹没它的庞大悠长的淡然寡味中去。吴念真说到它，好像就准备让人们放下书后把它淡忘。

　　从浅显的层面看，吴念真是靠语言的散淡松弛做到的。他的文字有点过于随意，它是不挑剔读者的，谁翻开来读，都没有距离感，或者说没有“文学感”。书中的人物对话，都保留着脱口而出的原色，这可能和吴念真本人是个很好的剧作者有关。可以想象，一部影片的人物对白如果一张口就是书面语，不断招来观众出位笑场，会毁掉它精心编织的全部剧情。不过，我们身边更多的是见到这种场景：似乎世间已经没什么可笑之事、可笑之人，无论多荒诞的词语，权当清风浮云，左耳溜进右耳溢出，感官的麻木让今天的人们快丧失尽了笑场的本能。

　　很多年了，只要是印到纸上的字，只要登爬上略突起于平地的台子，人们的语言常常会自动自觉地转换成高亢浩亮的书面语，自然地张口就把“我”变成了“我们”。能白纸黑字印在书上的自然是光鲜正确的，只有脱离了书本台面，人和人之间的私语言才潜行着、欢腾着。亲近温情的方言俗语们的潜在，又使得另一种语言越来越超离人间自我言说。

　　有人说，吴念真喜欢汪曾棋老先生的语言，他是在接续一条由汪那一代而来的汉语的文脉？这让人想到近年热起来的民国老课本。就在今年，我试着在每周用一次课来读两段老课文，不足百字。第一次，听说是小学课本，大学生们直嘀咕，随后安静下来听，渐渐会有人低声跟我一起读出来。有一种温雅，唤起潜藏的久不表露的东西，格外使人意识到汉语中深沉着的温情，它同我们内心深处的某种情绪有了呼应勾连。

　　我想，对语言的选择应该与吴念真的生命观相关，他需要软化沉重，让世间的苦都淡下去，淡到能被不太艰难地咽下。

　　《这些人，那些事》全书中，《茄子》一篇的突发和惨烈都是“重口味”。而吴念真牢牢把持住他的讲述疆界，只靠现场细节，靠有一定疏离空间的描述来呈现那惨烈。在事件突发前，看来轻描淡写的，他细说了这位士官长的与众不同：独来独往，看英文像翻报纸，泡了茶读《古文观止》，床下很多书，绝不外借的“禁书”（当年的台湾，连武侠也禁），吴念真先埋伏了一个“特立独行的‘兵’”：没可能升迁的，一个“注定孤绝”的人物，永远“有一堆人等着看他倒霉出错出糗”的家伙。围绕着这个人的所有“潜伏”的信息都作为整个惨烈事件的欲燃的火捻儿，等待着即将出场的刚烈的“撞火车”。事件发生了，他只是有保留地讲述一个士兵的看见、守候、清理现场和随后的大病高烧，以及那一大通副营长粗鲁的骂天。下面，使故事得继续延续的是刻有士官长私人信息的一把铁梳子，最后，连它也淡淡地找不见了。吴念真在做的好像就是提起一件事再把它消解掉。

　　《母亲们》中，有轻微智力障碍的阿荣涉嫌结伙抢劫被指控，最后被判刑十年。除阿荣本人外，这事件受伤害最深的当然是父母，而这里写到的不是一个母亲，是同村的一堆母亲们的携手相扶相助，她们先是自虐似的斋戒百日以求阿荣不死，后又和阿荣母亲一起为怎样往监房夹带现金费尽心思。看到这里，我实在驱赶不掉脑子里不断叠加的画面：呼天抢地，匍匐喊冤，涕泪长流……吴念真写的这些母亲们，面对一次又一次悲伤和艰难，都忍受了，都在求得化解，而不是纠结囚困于痛苦。在看来漫不经心的平缓讲述中，在不见心惊肉跳中，有着更深广的心惊肉跳。

　　曾经，我那一代和我的上代人口里最常用的语言多是坚硬的重口味的词：苦难、浩劫、战火，冲突的，强暴的，讨檄的，感叹号的，舍得一身剐的，互相争斗互相中伤的，这一切默默地侵浸我们前后几代人的血液，暴戾融入潜意识，影响着最日常的思维、讲述、判断、论辩和接人待物。怒目而视，恶语相向，猜忌仇恨，人与人之间的反目成了常见状态。

　　词语可以是至美，也可以演变成伤人的“暗器”，每日面对“禁止”、“遏制”、“抹杀”、“誓死”、“悍然”、“抗议”这些词语的酣畅淋漓铺天盖地，使用者会被其“中伤”而不觉，它潜在地怂恿、培育着特质的内心。特别是我们使用的是以形状规定影响内容的象形文字。常常遇到有粗鄙暴力的语言脱口而出，我就想到“冷兵器”。

　　我意念中理解的遗产是个中性词，谁说遗产一定就是褒义词？无论怎样，暴戾麻木都不可以被习惯被接受，被当作好的遗产。

　　3.宿命的

　　借用吴念真对他父亲的比喻，他说有一个“父亲的生命主轴”，那么，《这些人，那些年》的前言《四个相命师》，应该是全书的“主轴”。

　　冥冥中自有掌控者，它暗中助人消解超度所有苦难。像第一个相命师说的：“闻者便认命地忍受这理所当然的艰辛”，“一切皆属必然”。自有高人，叮咛人们遗忘困苦，平和温顺，遵从一切自有的“大安排”。生命既然这么渺小无力，争和不争的结局大致相同，人们借助这些空灵的“决定”，持守安慰礼待自己，不然，一个生命来到这世上实在太不忍了……相信这正是吴念真所信奉的，所以他才能柔润淡然，多厉害的事儿，一千多字就淡淡地讲了一遍；多小的小事凡人，都能夹带大哀伤和大命运。这不可见的力量无形无影地支撑住各种不同的人，承受他必须承受的，搭救所有的苦难，使其安稳地落地收声。

　　正是《这些人，那些年》所记录的年代，世上有冷战，台湾有铁腕，这些在吴念真看来或者都是每个人必须经历承受的。因为大事件总是远的，而每个个人所经历的只能是他具体到琐细的生活本身，每个人一定不是历史的承担点，却又都是它的散发点。

　　假设人的感受有个绝对的数值，如果“难过”就可以用指数来体现，那么，也许这世上就没有谁比谁更苦难、更痛切：五岁孩子丢掉一枚一块钱的硬币和一个在资本市场损失上亿资产的家伙，绝望指数是类似的。如果这样说，人类自然就该与痛苦同在。而得自于冥冥中的救赎也就只能靠自己消化完成，不可得救于别人和外力。

　　只要每个人都承担了他的那一份，就都是尽了责的担当者，我想。

　　而现实的事实是，一直以来，我看到身边大多数威猛豪迈的人生，他们只相信、只屈从于具象的力量，别的什么也不信，或者，他们对于具象的力量忍无可忍。因为与宿命并行的还可以有另一个词：抗命。这是另外的故事，和吴念真无关。

　　书的前言《四个相命师》，我读了三遍，发现吴念真完全可以写作“三个相命师”，因为他笔下的“出镜者”明明只有三个，另有个看来完全可以不存在的人，只在结尾被提到了一句：“所说诸事皆未验证的一位，姑且不表……”吴念真安排了这个不必出现的人的偶然一晃，实在离奇。这个不能被应验的人占了一个“相命师”的位置，一定有特殊的用意。我把这神秘的最后一位想象成一个违逆者或对违逆的鼓舞者。或许他才是全篇，或远远大过全篇的最负内涵和张力的一个，不露面无言语的一个预言者。他的言说也许只是暂且不表。

　　现在的大学生们对书的评价简洁到家了，说《巨流河》“好感动”，说《夹边沟纪事》“重口味”，说《这些人，那些事》就两字———“好看”。

　　由不同气脉文脉的传承所记录下来的不同感受，对于90后的年轻人，似乎吴念真更容易接受，他们多言必称“苍老”和“历尽沧桑”，才20岁好像就匆匆看淡看透，过早地把自己划归于书中“8点档”的系列剧中的一坨片段，他们中很多人想学吴念真的消化力来顺应和藏匿，逃避未知的生活挑战，恐怕很难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