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如何拯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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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如何拯救生活
　　                                                    福建 张文质

　　今晚到哪里寻找一本值得读的书？很多时候我会盲目地站在书橱前，看了又看，我失去了对智慧的好奇，似乎更关心读下去的姿势。"灰不溜秋，忧心忡忡"，拉金使用的这样的词语，也适合我用来形容自己无数个夜晚。夜晚，我总是不大有方向感，一个人在白天耗费太多精力对付生活的烦忧，似乎也预支了本来属于夜晚的生命的宁静。
　　因此要找一本合适的书便成了夜晚的主题。这样的工作一直持续着。
　　今天一早就有一位朋友发短信说："每次上你的博客，我也会少些怒气。"我告诉她，克制怒气其实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使命"之一。我为自己做的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理解"，所有的批判、敌意、厌倦、退避、自省和重新成为建设者的努力，都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缺乏理解，生命就有可能用偏方向，从而丧失自我觉悟与超然物外的圆融、诗意。比如，所谓的怒气，其实也仍然是一种复杂的值得审问的情绪。从教育说起，我们的教育首先是政治、意识形态、体制的用心，并不是要培植健康、健全的人格，使每一个人在他的可能性中得到最好的发展。体制不可能有对自身私心的警惕、节制和超越，同样，在体制的"曲木"上，也开不出"笔直"的人性花朵。我们就在体制所预设的各种欲求之中不停地摇摆。生命因为从未获得透彻的理解力，无法通过自问自悟找到答案，从而根本难以凭借理性，使自己能够在复杂的世界中确立人性的坐标，因为"理解"而成为一种改善和自新的力量。
　　活着，必须背负种种重负，又有谁能借你一臂之力？如果有一本书能够帮助我一点一滴的洗去身上的愚蠢与邪恶，如果我能一开始就走在正道上，那该多好！
　　往塞得满满的书架看一眼，确实有一种"仁人志士"都在那里争斗的架势，你到底愿意抽出哪一本呢？当我感到茫然、郁闷，像灰尘一样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时，我会读谁呢？费尔南多·佩索阿叔叔吗？随便翻开哪一页，一个坐在自己无望而自足的身体中絮絮叨叨的人，他说的不是深刻，而是可以绵长地进入我的生命的东西--"一道阳光突然照入我的心胸，我的意思是，我突然看见了它……"而在另外的时刻，我会想起本雅明，我想起的不是他的《单向街》，而是《柏林日记》--他并不是要写下自己的童年。他写下的是自己的文字，笔触梦幻，变化多端的自我炫耀。只有那些天才作家才有资格这样放任，"为艺术而艺术"吧？好像是在奥·帕慕克的随笔中看到这一句话：一个人如果能够精细阅读十本书，他大概就可以成为博学而聪慧的人。帕慕克怎么描写读书的快乐呢？"……有时在海伯利亚达，一个避暑的小岛，打发晚上的时光那样，当我在没有人光顾的路旁长凳上坐下，开始在路灯下读这本书时，我就觉得这本书像月亮、大海、树丛和墙上的石头一样成为了自然界的一部分。"
　　今天早上我不知为什么突然"不可救药"地想到了这些问题，突然发现"教育"仿佛已经隔了很远。想到那些教师朋友，如果他们不再是教师，或者我忘掉他们是教师，我会想到谁？谁仅仅因为他的文字，以及通过他的文字所传达出来的阅读趣味，我就能看见他更为生动而丰富的精神相貌？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教育研究者，因为我过于迷恋某些趣味、气息，某些天性中明亮而微妙的对美的"趋向力"（这是我杜撰的一个词）。就像所有因为读书而感到幸福的人一样，我总是发现那些精读者，所说出来的话语，大部分都是说给我听的。我也始终在听。当我的记忆力开始衰退时，我更信赖的可能就是这些不断地增加与重复。
　　我愿意继续消极地说一句，在看不到世道和自我有太大变化的将来，也许只有读书仍是一件比较可靠的工作。不要说到多么远去，今天早上我读到一个句子，常常是这样，哪怕就是一个句子，你就会发现那些强势再也无法统治到你的心灵，那些道貌岸然的人所建立起来的"体系""工程""行动"都变得荒诞而可怜。帕慕克说，他经常做图书清理工作，"剔除的书籍都是那些年龄大概在五六十岁之间的愚笨、平庸、小有成就、秃顶、江河日下的男性作家的作品"。我们是否也该动手做同样的工作呢？
　　可能这些话还是说得太远了。更贴近的应该是把我们的生命变成一种向智慧返归的过程。所有阅读的快乐，只有从阅读中慢慢培植起来。所有精细的体验，都是一种慢功夫，只能从一个个句子甚至一个个词开始。
　　阅读，耐心地写下一句两句，掩盖了我们在这个时代不具备"豪取巧夺"能力的羞愧感。一个教师--我还是要说应该回到我们的身份和职业的本色，在阅读和沉思中难免会添加很多忧郁。我们同样难免会把这样的精神色泽带到课堂上，实在也没有办法。"道理"也许不允许我们这样，良心却给我们开了一条通道。

　　张文质（1963- ），教育学者，诗人，《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执行主编，《明日教育论坛》和《慢教育丛刊》主编，198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系"生命化教育"的倡导者，生命化教育课题总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