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极端主义”，也要反思现实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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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极端主义”，也要反思现实土壤      曹林 《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06月15日   02 版）

    有媒体的评论提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反思当下中国的“极端主义”，即那种非此即彼、非友即敌、非红即黑的思维方式。因为有消极腐败现象，就把国家说得一无是处；因为有为富不仁，就对所有富人怨、恨、怒；批评社会存在一些矛盾，就被斥为“抹黑中国”；强调一下阶段性国情，又被讥为“高级五毛”； 小悦悦事件发生了，就断言世风日下已至道德末日；“最美”出现了，又认定道德滑坡根本不存在。
    这是一个很有洞见的观察，抓住了当下舆情的一个重要特征。极端并不可怕，当极端成为一种流行的“主义”时，就需要警惕并反思了：一定是这个社会出了什么问题。当舆论空间被极端言论充斥并主宰，理性的判断、客观的分析和均衡的观点被边缘、被漠视、被压制时，这个社会是危险的。
    “极端主义”有一个发生的背景，就是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传播语境。这么说，并非将责任归咎于新媒体，而是陈述一个现实。很多极端言论，都是在网络传播语境中产生的，从网络最流行的符号中就能看到这种极端取向：最美、最牛、最帅、最雷人、最让人感动、最丑陋、最恶……生活在网络上的人，似乎很容易走极端。现实中的温良谦逊者，一到网上就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站队分敌友、偏执走极端：要么就是“最好最美”，不惜以最美丽、最动听的语言来赞美；要么就是“最坏最丑陋”，恨不得以最尖刻、最恶毒的语言来标签。网友情绪也很极端，要么被某个事件、某个场景感动得一塌糊涂，恨不得掏心掏肺；要么被某个图片、某种行为刺激得火冒三丈，恨不得将作恶者碎尸万段。
    令人忧虑的是，不仅仅是语言和思维的极端主义，还有由此带来的极端行为。极端语言的熏陶，会让人变得急躁，极端思维的暗示，会诱导人以极端方式解决问题，或者说为那种极端行为找到了一种合理性。比如，挥刀砍向孩子制造幼儿园血案的人，很难说没有从那种“报复正义”的极端思维中找到正当借口。
    而讨论“极端主义”这个问题，也不能仅仅停留于浅层的道德批判，更要反思其后的现实土壤——到底是哪些原因导致了极端主义。
    首先是网络的传播特点。语不惊人死不休，偏执狂才能成为舆论领袖，这是网络时代一种病态的价值取向。客观理性的观点，很难吸引眼球，极端的道德判断才是吸引注意力的手段。在网络这个信息海洋中，谨慎的言辞根本没人注意，只有激烈的言辞、夸张的姿态和极端的判断才能被关注、被转发，才能使自己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和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舆论领袖。尤其是微博兴起之后，140字的限制，更加短瞬、碎片的传播压力，加剧了言论极端化，挤压了理性表达的空间。
    然后是媒体标签化的误导。极端的言论和极端的思维，很多时候是被媒体牵着鼻子走，被其预设的极端化标签诱导。一事当前，某些媒体不是客观地报道真相和还原事实，而是热衷于贴标签。出了车祸，先贴一个“富二代宝马闹市飙车撞人”的标签；发生冲突，便去寻找“官二代”、“富二代”、“官员”、“富人”之类易点燃情绪和引发争议的标签。标签引导之下，受众就不会细读新闻，而是根据标签的想像去构造事实，作出极端判断。当然，“极端主义”还与媒体的选择性报道相关，其实，舆论中有不少客观中立的理性判断，可一些媒体为了追逐冲突，根本不会去打捞和发掘那些理性的声音，而只会选择性地夸大极端和放大冲突。不是发挥舆论的引导作用，而是消费那些偏激的情绪。从这个角度看，“极端主义”有时是媒体报道营造的幻象，理性的声音缺乏报道的价值，选择性的传播屏蔽中，就成了“沉默的大多数”。
    最后，极端主义泛滥，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就是阶层的两极化。贫富差距拉大的现实下，富人是垄断着财富资源的少数，穷人是充满着“相对被剥夺感”的多数，而作为社会稳定器的中产阶层则并未壮大。这是一个危险的失衡和断裂状态，这种状态最容易滋生极端主义情绪和思维。极端主义情绪，一方面是阶层的对立冲突所产生的，吃肉者与喝粥者是无法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地交流的，惟有话语暴力相向；另一方面，垄断着权力和财富资本的精英是少数人，而多数的穷人却容易利用人数众多和道义优势制造舆论，这种阶层对立和博弈的格局，极易形成极端主义的思潮。
    所以，化解中国当下舆论空间中的极端主义，需要新媒体的净化，需要民众的理性，需要媒体的职业自律，更需要解决贫富拉大这个制度性问题。媒体不要总盯着那些极端言论，而忽视平和沉默的大多数，要善于打捞沉没的声音；政府要容忍那种言论上的微词，怕的不是言论和思维的极端，而是改革停滞所导致的行为极端。当然，最重要的是，要通过触及体制核心的关键改革，来消除滋生极端主义思潮的土壤。

附：人民日报6月14日“人民论坛”文章：
摈弃“狭隘的极端主义”（人民论坛）——我们时代需要怎样的价值之二                                江柳依

生活中，围绕一个具体事件，常常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极端化意见。不仅一方根本不理会另一方的意见，即使中允的看法，往往也会“两头不讨好”。这种非此即彼、非友即敌、非红即黑的思维方式，则是“极端主义”。
“极端主义”大多固守一隅而放弃全面、客观、公正的视角，习惯性地从一个角度、一个方面、一个层次看问题，又下意识地遮蔽了其他角度、方面和层次，狭隘是其主要特征。在“极端主义”者眼里，一说到“文凭腐败”，似乎所有官员的在职文凭都是以权谋私的结果；一论证某人抄袭，所有寻常的细节、片语都被牵强附会成有力论据；说点本土实情为本土利益辩护的，则被指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当某个具体事情被上升到“爱国”层面讨论时，一方往往指责对方是崇洋媚外的“卖国贼”，另一方则斥之为误国误民的“爱国贼”。
在立场上，旗帜鲜明本没有错，是非分明更值得嘉许。我们反对骑墙和圆滑世故，批评在价值观上模棱两可的中庸主义，倡导坚持真理。但这并不代表一事当前，就能以自我价值判断为准，顺乎吾心便全盘肯定，不合己意便彻底否决。极端主义的危害正在于，他们常常自以为把握唯一道义标准，觉得自己的话语诉求是唯一正确的，因此无视其他见解和认识。这样的极端思维之下，不仅思想观念难以交流，基本共识难以缔结，社会和谐也无从谈起。
因为有消极腐败现象，就把国家说得一无是处；因为有为富不仁，就对所有富人怨、恨、怒；批评社会存在一些矛盾，就被斥为“抹黑中国”；强调一下阶段性国情，又被讥为“高级五毛”；看到国企亟待改进，就干脆主张全面私有化；指出国企问题不少，就是对公有制的“攻击”；小悦悦事件发生了，就断言世风日下已至道德末日；“最美”出现了，又认定道德滑坡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极端思维，在我们身边并不鲜见。不管是哪个极端，都不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当今社会存在的问题，真实判断我们所处的方位，客观评价国家社会的进步，更无益于形成社会合力、促成问题解决。
我们生活在一个价值多元的世界。在这样一个时代，开放包容的观念，健康理性的思维，不仅是个体修养的重要标志，也是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杆。作为一种偏激的价值观，“极端主义”的判断扭曲了事物的本来面貌，有悖于行为的内在规律。作为一种片面的方法论，“极端主义”审视和思考问题的方法，违背了事物存在的现实逻辑。作为一种情绪化的社会心态，“极端主义”的言行不仅是对他人权利的漠视和侵犯，更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正走向现代化的大国，十分不利。
越是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社会就越需要理性的思维、健康的讨论。每个社会成员若都能以清醒的头脑、客观的视角、辩证的思维，平和的心态，看待问题就会更加公允持正，与人相处就会更为和煦宽怀，我们的社会必会少些矛盾、多些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