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学人“第五代”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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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学人“第五代”点评[zt]

2007年6月21日

学林点将录     点将录 　　主榜 　　杨义 中国文学理论界扛鼎之人 　　杨义（1946———），广东电白人。杨义先生为中国文学理论界扛鼎式的人物，具有宏大的学术视野，古今汇通、中西兼容，文化气魄铺天盖地。为鲁迅之后少见的一位大师级的小说史家。通过对鲁迅的研究，杨义打通了中国文学史，势如破竹地进军古代文学史。《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本）凭一人之力，前后贯通，妙论迭出。 　　《中国叙事学》、《中国新文学图志》、《楚辞诗学》都有自己独特的体会，成一家之言。人民出版社已出版了9卷14册的《杨义文存》，这是没有先例的。杨义先生曾下工夫研究近代学术大师的学术路径，在学术方法论上达到了极高的程度。杨义旨在为中国文化发出一张中国式的身份证。 　　葛兆光 文史哲不分家的通人学者 　　葛兆光先生（1950———）生于上海，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清华大学教授。葛兆光先生的成就得益于他的文献学根底和文史哲不分家的通识。葛兆光先生曾在北大习古典文献学专业，能出神入化地了悟中国古代文化学术。《禅宗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禅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皆视角独特，清新可喜，不露斧痕，预示着中国思想学术史的转型，深为海内外学人所激赏。诸多单篇论文往往有相当的“问题意识”受到时贤的高度重视。 　　葛剑雄 在海派文化圈傲然独步 　　葛剑雄先生（1945年12月———）生于湖州。师从谭其骧先生，1983年和周振鹤一起获得史学博士学位。现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从事历史地理学、中国史、人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著有《西汉人口地理》《中国人口发展史》《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往事和近事》。葛剑雄和葛兆光先生文笔极其优美，学术界有口皆碑。葛剑雄深得谭其骧先生的真传，在善于造势的浮夸的海派学术文化圈中傲然独步。葛先生领导的历史地理研究所既有实事求是的学风，又敢于创造学术新境。两个方面结合得那么好，的确非常难得。 　　陈来 有气象的文化保守主义者 　　陈来（1952———），浙江温州人。1976年毕业于中南工学院地质系。1985年获北大哲学博士学位，师从张岱年先生。但通过协助冯友兰先生编《中国哲学史新编》，受到冯先生哲学气象的感染，把冯先生的学问路数都弄清了。《中国古代的宗教与伦理》（三联书店版）是晚近一部著作，气象较《有无之境》阔大。陈来先生认为中国文化与传统是保障价值理性的重要基础。笔者对这一观点报以同情的理解和温情的敬意。欧洲文化有古希腊爱智精神、罗马私法和基督教三个历史文化的后花园，而中国似乎仅有一个儒学的后花园，简直没有回旋的余地。文艺复兴把矛头对准教会，但西方还有另外两个传统。在这点上，中国便相当不幸了。如何进行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换，必是一个难题了。 　　梁治平 当代中国文化中的陈寅恪 　　梁治平先生（1959———）生于湖北。西南政法毕业后，入中国人民大学研习西方法制史。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梁先生起点特别高，且深具纯正的文化情怀。笔者目之为当代中国文化中的“陈寅恪”。单篇论文《‘法’辨》和《死亡与再生》乃当代文化研究中的纲领性文件。《死亡与再生》中有一段名言，感染和鼓舞着无数读者：“这将既不是重复西方的历史，也不是脱离开人类的基本追求，而是以人类社会一员的身份参与到人类中去。以全人类的精神养料滋养我们自己，又以自己独特的经验去解决人类的问题。这既是我们贡献于人类的所在，又是我们的自救之道。” 　　郑也夫 社会学界最“出活”的真学者 　郑也夫先生（1950———）是当代中国学术界一条真正的汉子。这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王铭铭先生对笔者所说的一句话评论。当代中国社会学界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学术共同体，所以，郑也夫先生的学术地位还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郑也夫先生2002年出版了《城市社会学》，篇幅不大，只有19万字。但在我看来，是一部呕心沥血之作，代表了大陆汉语学术界城市社会学的最高水准，可以称为社会学本土化的经典。这是真正能在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的基础之上有所前进、有所发明的著作。 　　秦晖 推动“身份到契约”的一代通才 　　秦晖先生是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少有的通才。北京大学有学者称秦晖先生为一醇儒，此语极贴切而传神。 　　秦晖先生曾跟赵俪生先生从游有年，颇得中国史学三味，在此基础上，横通当代人文社会科学诸多学科，在哲学、社会学（特别是农民学）、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历史学都有自己的卓越建树。一些学人以为先生的学术太散，究其实，我们以为先生的学术形散而神不散，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推动中国现代化，推动中国由身份到契约的转变，是先生神圣的职志。先生的博大精深的学问岂能用一个简单的“问题与主义”所能概括耶？ 　　点将录 　　副榜 　　各领域的一时之选 　　王铭铭先生实际上是二十五年来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界非常出色的一位学人。我们只是为王铭铭深感惋惜，因为它毕竟是抬高北京大学学术声望的人。通过“王铭铭事件”应该反思的太多了，首先就是逼良为娼的学术规章，王铭铭是现行学术规章的牺牲品。 　　科学文化人，李醒民、江晓原、刘兵、吴国盛四位先生是其中的佼佼者。宗教学界，刘小枫、何光沪、赵敦华先生都是一时之选；伦理学界的赵汀阳、何怀宏、王海明、肖雪慧、王润生的成果都值得关注；国际关系学界，当代中国的第五代几乎没有任何贡献，只有陈乐民先生、资中筠先生的工作可以存在久远的文化价值，但是两位先生都是百年中国学术历史上的第四代。经济学史的研究，像秦晖、李伯重、朱英、马敏先生都有出色的成就，厦门大学的傅依凌先生在自己的学术接近终结的时候，妙论迭出，异彩纷呈。当代中国法学研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邓正来、梁治平、朱苏力、贺卫方四位先生。中国政法大学张晋藩先生开创的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的“政法学派”，尽管人数众多，但是没有出活的成果，因为，他们已经淡忘了杰出的学人———瞿同祖先生。但是，出于政法的王健、陈夏红、许章润都在自觉地寻找中国法史的精神资源。在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中，谢泳、陈平原、杨东平都不是主要研究中国教育史的，但是他们的工作，别有贡献。章开沅先生主持的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义理和考据并重，令人耳目一新。中山大学桑兵先生的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深沉厚重。华东师范大学陈旭麓先生晚岁郁郁不得志，他的贡献明显被我们忽略了，但是，不要忘记，中国近代史和城市史研究非常出活的人物———茅海健和熊月之都出于“陈门”。他们都不读博士，个中深意，不言自明。 　　中国研究鲁迅，能够具有自己的文化事业与气魄的，在我看来，前面有曹聚仁、后面有杨义。其他大陆的鲁迅研究者，大概只有王晓明能够浮出水面，王富仁、钱理群、汪晖、孙郁都是研究鲁迅起家的，钱理群先生深厚的人文关怀，令我们感动，但是，正是鲁迅研究家的光环，放大了他们的成绩。 　　点将录 　　别章 　　钱理群被高估，许倬云被低估 中国当代的学术评价机制，与当代中国劣质的学术生态圈是互为依托的。由于学术共同体没有真正的建立，所以，有学术圈子，没有学术流派。学者学术声望的取得，几乎完全依赖政治权力，所以，学者政治地位的高低，几乎先天性决定了学者的声誉。 　　北京地区的学者，由于接近政治权力，所以，在学术课题、学术会议、学术出版、学术评奖、学术广告方面，获得了其他地区的学者难以匹敌的资源。所以，北京地区的学者，有很大一部分，依赖这种学术之外的资源，获得了自己所谓的学术声望。我们可以说：北京地区及有中国最出活的真正的学者，同时，又有大量的通过政治权力和商业利益炒作出来的所谓的学者。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孕育了大量的经济学家。但是，大部分经济学家被高估了，张维迎、林毅夫、温铁军莫不如此。 　　北京大学的王瑶也是被高估的学者，他的弟子钱理群更是被人们高估。 　　海外的学者，黄仁宇、唐德刚辈，被大陆学术界高估了，许倬云先生被大陆人低估了。 　　与大学相比较，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对比较落寞。晚年寄居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瞿同祖、徐梵澄先生的学术贡献，似乎已经被大陆学术界所遗忘。这里面有一个因素：中国社会科学院可以说是知识分子最不理想的社区。 　　现场答问 　　听众：我有个想法要和您交流一下，在俄罗斯沙皇时期，那是一个专制时代，就能诞生一批对世界文学、艺术、思想都有重大影响的天才。我觉得大环境对学术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我们是否把这个因素强调得太重了，好像环境不好，体制不好，就成了不作为的理由。我们现在不出大师，是否也要在自身寻找原因？ 　　谢志浩：俄罗斯的确有一个文艺复兴，我们中国五四时代也类似于文艺复兴，类似于俄罗斯那种气象，尽管整体的质量上，鲁迅这些人物达不到托尔斯泰的高度。但是按照李泽厚先生的观点，启蒙被重挫了，变成了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再一个，沙皇时期的社会文化环境究竟如何？也是需要深入分析的。 　　听众：如何评价当代学者的独立性？ 　　谢志浩：有的文章不管谁写都不要看，有的人不管写什么文章都不要瞧。不少学者，好像处于被圈养的状态，丧失了野性。因为道德的选择往往是理性的就是说。在生存等压力之下长期的煎熬，不是忍者神龟也得忍了。 　　听众：我比较关注你做的这方面的工作，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你构建百年学术地图，就是为了寻找失落的文化传统，找回五四时代的文化梦想？ 　　谢志浩：谢谢你这么理解我，社会有无限的变数，我不敢对未来有特别的期待，我只能说对未来40年，因为我自信还可以活40年，我觉得在那以后的学者会比较“出活”，因为他们可以行走在旷野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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