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现当代微型小说的交流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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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现当代微型小说的交流与发展

——兼谈渡边晴夫教授对中日两国现当代微型小说关系之研究

李玉珍

“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如果没有文化交流，我们简直无法想象人类今天的社会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季羡林语）。[1]
自唐代鉴真和尚九死一生东渡日本以来，中日两国之间在文化、思想、教育等各个方面一直有着良好地、不间断地交流，直至今天，这种交流却越来越频繁，特别是在两国文学方面的交流更是水乳交融般的密不可分。中国的明清小说随古代典籍流布到日本后，给江户时期的日本通俗文学以极大的影响，起着一股催生的作用。自此以后，日本江户时代的通俗文学家们纷纷对中国的明清小说进行翻译和改写、编纂、仿作、刊刻了一大批和刻本的通俗小说。如当时最著名的通俗小说家曲亭马琴，就根据《水浒传》编写了《倾城水浒传》、《新编金瓶梅》，岳亭邱山将《西游记》编译成《绘本西游全传》等和刻本通俗小说。近现代以来，中国的一些志士仁人到日本留学，又将日本的文学介绍到中国来，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别的暂且不论，就中国现当代微型小说的产生及其发展而言，就受到了日本微型小说的影响。如郭沫若写于1920年1月6日，发表于1920年1月24日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的微型小说《他》，经日本著名的中日微型小说比较研究专家渡边晴夫教授的考察与推测，就是受了日本著名作家菊池宽的关于比短篇小说更短小说评论《短篇之极》的启发而写就的，那是因为菊池宽的《短篇之极》发表于大正9年（1920）1月《东京日日新闻》上时，郭沫若正留学于日本福冈市九州帝国大学期间所创作的小小说《他》。
何谓微型小说？日本称之谓掌篇小说（或称掌小说，即短小说）、壁小说、小小说；中国称之为墙头小说、微型小说、迷你小说。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日本的掌篇小说作为独立的体裁，它的形成是在大正期中，因由留学法国而归的冈田三郎开先河创作《二十行小说》及其创办刊物《文艺日本》刊载短小说、推广短小说，使短小说迅速的得以传播，并积极从事短小说理论的研究；同时，武野藤介创作或改写广津和郎的短篇小说的短小说，即使在短小说流行消失后，他还继续创作了好几部短小说集；特别是著名作家川端康成以极大的热情进行掌篇小说的创作、评论以及理论研究等，使得日本的掌篇小说，即一种比短篇小说更短的短小说或掌篇小说新体裁与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等纯文学一样齐立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
日本的短小说，在其流行前后，曾出现过各种称名：亿良伸称之为“写在掌上的小说”；冈田三郎称之为“二十行小说”；中河与一称之为“十行小说”、“掌篇小说”；武野藤介称之为“一页纸小说”；中西伊之助称之为“三页纸小说”；冈田三郎最后又称之为“短小说”。“短小说”一称是由法国传入后被广泛使用，与有“宝石般的掌篇”之誉的“掌篇小说”一称，在日本文坛上如小说、散文、诗歌一样的纯文学而被使用。
中日文学比较研究，特别是中日微型小说之间的交流与比较研究发展，其发展过程又是如何？在日本掌篇小说的发展过程中，曾有两次对中国的小小说产生过积极的影响，这也拉开了中国与日本两国之间的微型小说交流的序幕。
第一次应是菊池宽的《短篇之极》对郭沫若的《他》的影响。渡边教授在孜孜不倦探寻、查考、研究现当代中日两国微型小说的发展、交流、比较、研究的二十多年的实践，深切地感叹：“我被当代中国微型小说的繁荣所触发，这几年一直把现当代中日两国微型小说的发展轨迹当做比较、研究的对象。在这些研究的过程中我发现两者之间有种种有趣的关系。”他说的“我发现两者之间有种种有趣的关系”指的是他“向来研究的心得”，即二十多年研究后得出的在近现代文学史上日本的短小说曾对中国的微型小说的影响有两次：“一、菊池宽的《短篇之极》和郭沫若的《他》；二、日本的壁小说和中国的墙头小说”。[2]
那么，日本短小说对中国微型小说的首次影响。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呢？菊池宽写于1919年12月、在1920年1月1日《东京日日新闻》报上发表时题为《短篇之极》，在1月3日《大阪每日新闻》报上再次发表时题改为《世界上最短的小说》。这篇“比短篇更短的小说评论”（渡边教授语）分为两部分：前部分是500多个字的评论短篇小说的意义；后部分是200多个字的翻译哈巴特•霍利短小说《德军剩下来的东西》。菊池宽在短论中指出“虽然说日本的小说渐渐缩短了，也比不上我下面所翻译的短篇小说吧！这篇也许是短篇之极。”菊池宽以为他翻译的《德军剩下来的东西》是“世界上最短的好小说”（渡边教授语），所以他在译介哈巴特的这篇小说时，所撰写的短论题为《短篇之极》或《世界上最短的小说》。该译作已收入《菊池宽全集》。渡边教授还告诉读者，哈巴特的这篇短小说亦有中文译本，译者是易名。
郭沫若于1913年末东渡日本留学，1918年升入日本福冈九州帝国大学医科，1923年毕业回国。他在1920年1月6日创作的小说《他》，刊登于1920年1月24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这篇微型小说也有两部分：正文前有43个字，好似“前言”或“说明”；正文仅有500多字。据渡边教授将《他》与《短篇之极》进行比较、对照研究后，发现这两者之间有共同之处：“（1）都涉及西欧的短篇小说的现状；（2）都指出短篇小说中有很短的作品。”如此这样，渡边教授认为有三种可能性：“1、菊池宽影响了郭沫若；2、郭沫若影响了菊池宽；3、两个人都看到了同一资料。因为菊池宽不懂中文，所以郭沫若影响了菊池宽是不大可能的”。最后，渡边教授从刊载《世界上最短的小说》时，圈点部分有“短篇小说很流行”一句，完全符合郭沫若的《他》的开头两行“近来西欧文艺界中，短篇小说很流行。有短至十二三行的。不知道我这一篇也有小说的价值么？”中“短篇小说很流行”相吻合，从而推测出郭沫若“看到《世界上最短的小说》，得到启发，写了微型小说《他》”。[3]虽然郭沫若创作《他》是篇文短、内容薄的微型小说，它不过写了主人公“他”暮霭时上街买柴，路遇二八美女月娥和另两友之事；而菊池宽译的《德军剩下的东西》短小说写的是主人公“他”大战结束后回到故乡，在昏暗的路灯光照射的路上遇见女友之事。两篇小小说中的人物、时间、事件的相似之处，使渡边教授推测道：“这便不能不使人推测，郭沫若是看到了《大阪每日新闻》上菊池宽的文章后受到启发，带有尝试性地模仿创作了《他》这篇小小说。” [4]
从以上菊池宽的《短篇之极》与郭沫若的《他》之间的源流关系，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了日本短小说对中国微型小说的首次影响。在此，我们不得不敬佩渡边教授在探讨、研究中日微型小说之间交流的渊源关系时，是多么地仔细和认真，丝丝入扣，讲究的是实证精神，他在掌握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后进行缜密的梳理、客观的分析和逻辑的推断，得出了使人十分可信的结论：日本短小说首次对中国小小说的影响。从中我们更加看到渡边教授的治学是多么的严谨以及其做学问的真功夫！
日本短小说对中国微型小说的再次影响，是日本的壁小说和中国的墙头小说的关系。日语的“壁”字，即汉语“墙壁”。日本的“壁小说”，即中国的“墙头小说”。1931年，日本左翼文艺杂志《战旗》号召基层的进步作家，将自己身边及所处的环境中发生的人和事立即写成短小说，张贴在附近的墙壁上来揭露反动政府。该杂志2月号上，不仅刊载了两篇反映日本人民穷困生活、反抗斗争的“壁小说”，而在刊载时的“编后记”中郑重地告示读者“本期初次登载了‘壁小说’。‘壁小说’是完全新的尝试，希望得到诸君严密的批评。”自此到1932年期间，日本《战旗》、《无产阶级文学》等左翼无产阶级运动的报刊上登载了以小林多喜二、德永直等为代表的许多左翼作家所创作的壁小说。同时，著名的文艺杂志《中央公论》刊载专题文章论述壁小说，其他报刊《朝日新闻》、《时事新报》等刊载壁小说的评论。在这些壁小说创作及其评论当中，小林多喜二、川端康成等人评论壁小说，以及后来的活跃在文坛上的高见顺、武田麟太郎等作家创作的壁小说，充分展示了日本左翼文艺运动的蓬勃生机，深受日本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喜爱，但却不为当时的反动右翼政府所容忍，遭到了无情地镇压。燃起的壁小说之火，仅烧了一二年就熄灭了。
而中国的墙头小说，孙犁在《关于墙头小说》一文说：“墙头小说这名称，是从日本传来的。在1930年日本左翼文艺杂志《战旗》，曾向各工厂、农村、团体中的进步作家号召写这种文学，把他们所在的地方、所处的环境中发生的事迅速地写成这种作品，贴在附近。但结果还是印在刊物上的作品比贴上墙头的多。1931年中国文艺杂志《北斗》（丁玲主编）介绍了这种形式，也登载了几篇作品。但在中国，这个运动，据笔者所知当时也没有在‘墙头’上开展起来。” [5]从渡边教授所掌握的史料来看，日本的壁小说翻译介绍到中国后，中国作家才开始创作墙头小说。首先是三篇日本的壁小说被翻译介绍：A、1932年3月28日出版的《文艺新闻》第48号，刊载了适夷翻译的日本漥川稻子创作的壁小说《千人针》；B、同年10月15日出版的《文学月报》第1卷第3期，刊载了森堡翻译的日本堀田昇一创作的壁小说《凯旋》；C、1933年5月15日出版的《文学杂志》第1卷第2号，刊载了竹舟翻译的日本漥川稻子创作的壁小说《食堂的饭》。然后是中国作家创作的墙头小说：1932年4月11日出版的《文学新闻》第50号，刊载了它河创作的墙头小说《放工后》；1932年6月13日出版的《文学新闻》第59号，刊载了白韋创作的墙头小说《游戏》；1932年7月10日出版的《文学月报》第2号，刊载了沈端先创作的微型小说《两个不能遗忘的印象》（本篇是夏衍创作的微型小说“一•二八事变回忆”中的一篇）；1932年7月20日出版的《北斗》第2卷第3、4期合刊，刊载了白韋创作的墙头小说《夫妻》（四篇）。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30年代的墙头小说的情况，是“先有日本壁小说的翻译，然后有中国作家的创作”（渡边教授的结论语）。
此后，抗战时期的墙头小说创作的情况。墙头小说是一种短小泼辣，并用小说创作的手法来反映当时发生的社会事件，以服务于政治任务，富于战斗性的文体。墙头小说“抗战以前在上海仅出过两期的《文学青年》对墙头小说给予很大的注意，战争爆发后，除了间或从游击区油印刊物上可以见到这类东西外，后方的刊物或农村工作者好似都把它忘记了。有一个时期，《新华日报》上曾间或刊载一些墙头小说，多半是游击区的作品，内容也反映游击区生活的，大后方未见到更多的这类东西，而一般的人们也好像未予多大的关注。” [6]但是，解放区的墙头小说“一切条件都说明墙头小说这种形式可以在边区广泛应用。” [7]1936年《文学青年》第2期刊载了一篇怀紫创作的墙头小说《孩子的死》及关于墙头小说的短篇文章。短文所述：墙头小说发源于现代劳动者手编的宣传用的贴在墙头的壁报上的短篇小说。苏联十月革命后的学校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工厂与集体农场里，最风行一种手写的或印刷的小报，即名叫做“Wall Paper”或“Factory News”的东西上：常常有短篇的极泼辣而又尖刻、讽刺的或写真的故事体裁的作品发表，它的特点是须采用最经济的手法、最迅速的Tempo最煽动的笔调来勾引人的注目。它的题材是片断的，事件的一点或一面的刻画。作者总是大众自己，生活集团中伙伴的一个。它每每连同着漫画或特制的插图来一道发表，是极有趣的事情。”从这些壁报的编辑者、投稿者、墙头小说的创作者中可以训练出一些突出的作家、社会主义文学的后备军来！而“在日本，工厂劳动者和大家的新闻纸之间，便都学取了壁报与墙头小说这种方式，而推动了下层群众的战斗的文学运动，并有过一些收获与成果。”“我们中国呢？九•一八以至一•二八以来，壁报这个东西也广泛地有过，墙头小说也出现过。今日我们所以特别来提倡的，是国防文学的现阶段上，真正大众的或适合于大众的作品是应该多量地产生。便是从墙头移印在纸上，或从纸上抄到墙头上去，这都是何等有意味的一章事。”
从前面所叙述的史料，渡边教授总结说：“在中国墙头小说是在30年代和40年代断断续续地可是不断地继续写下来的。在1958年到59年大量的小小说出现在许多报刊上的时候，《北方》杂志还用过《墙头小说》这一名称。比起短命夭折的日本的壁小说，中国的墙头小说保持了更长的生命。” [8]
二十世纪50年代末期，日本的掌小说第三次兴起，使用的名称是小小说，其来源和中国的小小说名称一样，均译自美国英语。只不过日本音译，中国意译而成的。自昭和34年（1959）日本专门介绍英美推理小说的杂志《爱拉利•奎因推理杂志》1月号，在刊登翻译美国布朗与萨里邦作的两篇推理极短篇小说时，所加的编者按语，指出这两篇为“这类极短的小说在美国称为Short short，是从short short short中截取前两个词而得名的，意为极短的故事。”“可容纳两页纸内，是些灵巧的小故事，这样的作品可称为小小说。”渡边教授说：“小小说一词最早出现在刊物上大概就是在此时。”自此，该杂志每期都刊载翻译美国的小小说，小小说一词也就在社会上逐渐传播开来，不仅纯文学作家、名作家、小小说作家参加，而且连诗人、漫画家、翻译家、编辑等各行各业的人都参加小小说创作，使日本“目前小小说呈现出大流行的状况”（1961年1月号《Hitchcock Magazine》编者按语）[9]可是这一次小小说，在日本“大流行”仅维持了两年就转入了低潮。
日本小小说的兴起和发展，从星新一在昭和32年（1957）发表《对性感兴趣的人》小小说起，到昭和35年（1960）他在推理小说杂志《宝石》上连续发表多篇小小说后，奠定了星新一在当时的日本文坛上最优秀的小小说作家的地位。随着美国小小说作品的大量翻译介绍，美国小小说的理论也传播了进来。特别是美国对小小说的定义：“小小说除了具备短篇小说的全部技术、技巧外，还应凝缩，更洗炼。”“小小说在1500字中包括了短篇小说的全部内容。”以及小小说创作的三原则：“完整的情节，新鲜的立意，意外的结尾。” [10]而此时中国的小小说，随着大跃进运动的轰轰烈烈地开展，也迎来了创作的春天即创作高潮。自老舍评论文章的《多写小小说》在《新港》杂志1958年2－3月号刊载后，犹如一股强劲的东风吹拂着正在进行大跃进的中国大地，随之《北方》、《作品》、《长江文艺》、《长春》、《人民文学》、《萌芽》、《人民日报》等许多报纸杂志纷纷刊载小小说。小小说创作队伍，不仅有著名作家老舍、巴金等，而且主要的是第一次写小说的业余创作者，充分显示这一时期的群众性文艺运动的蓬勃开展。《北方》使用的是“墙头小说”名称；《萌芽》专辟“墙头文艺”专栏，指出“这一栏是继承历次革命斗争时期老解放区的普及文艺传统，以通俗的文艺形式，迅速反映当前各项政治运动，工厂、农村、部队里各种新人新事新气象，有‘小小说’、‘墙头诗’、‘说说唱唱’、‘革命斗争小故事’、‘灯谜’、‘漫画’等栏目。”这一时期的小小说像其他短小精悍的通俗文艺形式一样茂盛地在中国大地上流行着，但最盛期不过一年。1961年，尽管开先河的《新港》仍在坚持刊载小小说，但已成不了气候。后来，“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小小说创作出现了“新闻特写化”的倾向，渐渐失去其“本体意识，它在发展过程中偏离了自己的艺术轨迹而最终陷入落潮。” [11]在这次小小说流行的过程中，不仅产生了大量的作品，而且也产生了不少评论小小说的文章，据渡边教授“根据所能见到的报刊不完全的统计，从1958年－1964年有关小小说的评论文章有46篇之多，与日本相比，这的确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12]
70年代末至今。日本1979年《小说现代》开辟“新星一小小说广场”专栏，并举办以新星一以评奖人的小小说大奖赛，有5000多篇作品参赛；其他报刊也纷纷刊载小小说，使日本小小说再次流行起来，重现“60年代的小小说热潮”（渡边教授语）。1981年2月《小小说天地》创刊，专门刊载小小说，虽只出了22期，却刊载了著名作家、纯文学作家、通俗文学作家、诗人、演员、导演、编辑、画家、评论家、剧作家、歌词作家、儿童文学作家、广告撰写人、电视节目主持人、服装设计师等众多行业的人参与创作的大量的小小说作品，使小小说呈现出空前的繁荣。《角川月刊》1983年5月创刊时，就开辟“掌篇小说专栏”，每期征集作品，三次举办以纯文学作家吉行淳之介为评奖人的掌篇小说大奖赛，获奖作品积集2册出版。后随着《小小说天地》的停刊和“掌篇小说大奖赛”的中止，这一波小小说的流行暂告一段落。上世纪末，日本的小小说、掌篇小说发展势头不够旺盛，刊载小小说的杂志很少、出版小小说个人专集不多，翻译介绍外国小小说也有限。但是翻译的外国超短篇小说，其中根据《Sudden Fiction International》翻译的《超短篇•世界篇》中，就收录了中国作家冯骥才、白小易创作的微型小说。[13]
进入80年代后，中国由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欧美与日本的小小说新作品及其小小说创作理论的相继传入，引领中国众多作家参与微型小说的创作，随之出现了“千字小说”、“极短篇小说”、“超短篇小说”、“迷你小说”、“袖珍小说”等多种称名；微型小说专刊发行量越来越大，说明人们对微型小说的喜爱之甚。尤其是微型小说的理论研究，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出现了一批很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不仅学者出专著，而且微型小说作家也发表论文、出版专著。特别是进入新千年以来，中国的微型小说呈几何级数的发展，仅2004年，文学权威杂志《人民文学》10月号上，首次开辟微型小说专栏，发表了四位作家的作品。中国小说学会第一次同意微型小说进入本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年底来自18个国家与地区的200多位参加第五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在印尼万隆举行，这次研讨会被称之“印尼华文界百年未遇的盛况”。《微型小说卷》将进入《中国新文学大系》，这说明微型小说第一次真正进入中国文学史。上海辞书出版社拟推出《微型小说鉴赏辞典》。这不能不使人有“千年得媳妇熬成婆”之感！20多年的微型小说的发展，起初不为主流媒体屑顾与厚爱，但凭着自身的发展，终于登上了大雅之堂。以凌鼎年等的第一代、以秦德龙等的中间一茬、以孙禾等的新生力量等等参与创作微型小说，使得中国微型小说的创作队伍日益庞大，形势十分喜人；著名作家王蒙则身体力行，同样创作了不少引人注目的短小说；专门刊载微型小说的杂志发行量大得居高不下，创作的作品数量，年年递增。据不完全统计，2004年全国报刊公开发表的微型小说（小小说），就有3万多篇，加上网络上发表的至少有4、5万篇。因微型小说有如此多的创作数量与普遍较高的质量，使得出版机构积极出版微型小说专集，景象红火。与此同时，国外对中国微型小说也很青睐，争相择译其精品选编进大学教材。渡边晴夫教授不仅连续翻译、主编了两本《中国的短小说》作为日本大学的教材，供日本的中国语学科大学生与研究生学习与研究之用；而且还将自己20多年来对中日微型小说研究的心得与见智，集撰成20多万字的《超短篇小说序论——中日微型小说和日本掌篇、小小说》专著，由日本非常有影响的出版社白帝社2000年3月15日初版发行。渡边晴夫教授不仅从历史的纵向，而且还与国际的横向比较研究中国微型小说的发展及其成就，并对此作出了准确的评价。他早在十年前就评价道：“最近十几年来，中国的小小说无论在创作上还是理论研究方面，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所呈现的繁荣不仅是中国小小说历史上没有的，也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 [14]
渡边晴夫教授二十多年来对中国微型小说的时时关注与潜心研究，最终取得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值得称道；他的研究成果也为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谱写新的篇章，令人感佩！
随着中日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中日两国微型小说的创作与研究相信会取得更加显著的成就！

【注释】
[1] 季羡林：《梵典与华章》开卷题词。
[2][3][8] 渡边晴夫在首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上所做发言《现当代中日两国微型小说交流的一端》。
[4][10][14] 渡边晴夫：《日本近现代的掌篇小说——兼谈与中国小小说的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12月4期。
[5] 孙犁：《耕堂杂录》，1981年河北人民出版社版。
[6] 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7] 孙犁1940年写的提倡写墙头小说文。
[9][12][13] 渡边晴夫：《当代日中两国微型小说的发展及其特色》，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4期。
[11] 刘海涛：《现代人的小说世界—微型小说写作艺术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