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教材选文的五个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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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语文教材选文的五个向度

                           李明高

一、语文内质

　　语文内质，即语文内在的品质和精神。语文教材是语文课程实施的重要凭借和载体，强调语文内质，就是要求语文教材的选文能体现语文学科的性质，坚持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也就是说，选文既要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和运用能力，又要有利于学生形成高尚的道德情操、健康的审美情趣、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具体来说，教材的选文应该具有以下“三味”：

　　一是语言味。

　　“语言味”是就选文的言语形式来说的。语文教材的选文如何突出“语言味”呢？主要是通过精选那些“文质兼美”的经典文本来让学生感受优秀的言语形式，使他们产生认同、向往之感，从而激起他们探求文本、与文本对话的兴趣，培养他们对语言的感受能力。只有这样，语文教材才能真正回归到培养学生语文素养的本位上来。

　　二是文学味。

　　“文学味”是就选文的内容来说的。重视教材选文的“文学味”绝不仅仅是一个对学生进行文学陶冶的问题。文学作品阅读的功能几乎影响着母语教育的所有目标，即使是从语言学习的目标来看，字词、语法、修辞的习得、运用和积累，一般也都是在对文学作品和各种文体文章的阅读过程中进行的。尤其是文学作品，它是各民族杰出作家运用该民族语言的典范，对于学生母语的学习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那么，如何界定教材选文的“文学味”呢？是不是只有文学作品才有“文学味”，非文学作品就没有“文学味”呢？这个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有些即使是以“文学作品”冠名，也未必有“文学味”；但这个问题又并非那么复杂，许多作品是不是有“文学味”我们往往能够感觉和意会，譬如，没有人会认为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有“文学味”，也很少有人会认为曹雪芹的《红楼梦》、沈从文的《边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没有“文学味”。因为“文学味”归根到底是人类在长期认识中逐渐形成的一个概念，它固然笼统、广泛而又难以言传，但总是能给人以某种程度的意会。

　　尽管我们说教材的“文学味”并不是指所有选文都是文学作品，但文学作品必须在选文中占主导地位，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们应该用充满文学营养的教材来滋养学生的肌肉与骨骼，充盈学生的灵魂与血液。

　　三是人文味。

　　“人文味”是就教材的内蕴来说的。作为一门人文学科，语文的世界不仅是一个抽象的语言符号，它还是一个跃动着情感、思想与生命精神的文化载体。因此，其内容本身应该承载着人类丰富而深厚的文化内涵，蕴涵着人类关于生命的种种体验与思考，再现着人类生存世界的人生百态和自然万象。教材应该通过所选的名篇佳作、经典美文让学生领略关怀民生、忧国思家的情怀，体会至真至情、至爱至美的人性，收获解读人生、品味生活的哲理顿悟，感受坚忍顽强、浩然坦荡的人格魅力，让学生充分感受那一道道超越时空、沟通心灵的人文景观，为学生勾画出一道生命的底线。

　　语文教材选文的语言味、文学味、人文味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是“三味结合”的教材观，不能过分强调其中的某一点；否则，必然导致语文内质的缺损。

　　当然，我们在选择教材选文时，可以根据学生的年龄特征和认知水平有所侧重。湖南师大程达先生就从现代语文终身教育的观念出发，提出了学前侧重汉语言语、小学侧重汉语文字、中学侧重汉语文章、大学侧重汉语文学、大学后（或研究院）侧重汉语文化的学段划分原则，这倒是颇有创新色彩的。

语文学科不是其他学科的保姆，语文教材也不是“百宝箱”和“百科全书”，不要什么内容都往语文教材里放。语文教材要守住自己的学科本位，要切切实实地关注学生的语文素养，要从浩如烟海的历代作品中筛选出那些能体现我们民族的语言之根、文学之根、人文之根的文学佳作，要对语言文字的运用之妙和文学、化的神奇力量有异乎寻常的敏感与关注，也就是说，语文教材要有一种独特的“语文味道”，有一种内在的语文气质。

二、学生立场

　　语文教材的使用对象是学生，因此，语文教材的选文应该从学生的角度来思考，站在学生的立场来选择。关于这一点，许多语文教育先贤都十分重视。宋文翰在其《一个改良中学国文教科书的意见》一文中说：“教材是用以达到目的的工具，其选择标准，应以儿童是否有兴趣与需要为定；因为兴趣与需要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而增加教学的效能。”叶圣陶先生也强调：“国文教材普遍的标准，当为儿童所曾接触的事物，而表出的方法，又能引起儿童的感情的。”具体来说，强调选文的“学生立场”，应包含三层含义。

　　其一，教材的选文要关注学生心理，具有亲和力。

　　顾黄初先生说：“教材教材，是用来教学生的材料，而‘教’的规律是离不开教学双方的心理规律的，就以课文的选择为例，课文不仅是‘范例’，而且还应该是‘适例’，也就是说适宜于某个年龄段的学生的心理特点。”顾老先生的这段话是切中肯綮的。长期以来，我们在语文教材的选文上，更多地关注其“有用”、“有益”，对学生的心理世界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深度关照；我们的选文更多的是权威的视角，刻板的面孔，严肃的姿态，缺乏一种亲和的色彩，难以让学生亲近和喜欢。理想的语文教材应该尊重学生的年龄特征，关注学生的心理特点，走进学生的心灵世界，调动学生求知的热望和情感以及审美的期待，让学生有一种亲切感、温馨感。

　　其二，教材的选文要富有趣味，具有可读性。

　　从建国以来的语文教材来看，在选文上的确存在着情趣寡淡的严重缺陷。先是政治的泛化，接着是德育概念的狭隘化、公式化，极少考虑趣味的因素，使语文教材失去了应有的魅力。其实，我国历史上一些影响较大的语文读物都是非常注重趣味性的。据张志公先生估计，我国古代的蒙学读物不下千百种，但流传久远、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三、百、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三、百、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除了朗朗上口、便于诵读和记忆外，还十分注重选材上的趣味性。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其三，教材的选文要难度适宜，具有适切性。

　　教材选文，难易要适度。太难，学生学不到手；太易，学生感到没有味道，学不到东西。选文要符合各年级段学生的认知程度，具有可接受性。《论语·雍也》里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意思是说，对中等水平以上的学生，可以给他讲些高深的知识和道理；对中等水平以下的学生，就不能给他们讲高深的知识和道理。这就体现了选文的适切性。周兴嗣的《千字文》在识字教育中影响最大，后世各种续编本和改编本虽然很多，但没有一种能与周编本相抗衡，原因何在？张志公先生认为：“周编本早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习惯力量不容易打破，这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这些新编本大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内容艰深，文句古奥，不符合儿童的接受能力，也不符合初步识字的需要。”张老的分析应该说是很有道理的，我们语文教材的选文应该从中得到启示。

语文教材是“教本”，更是“学本”。一本好的教材必须以学生为本，从学生的角度来考虑我们的选文。当然，这并不是说要采取极端自然主义的态度，一切都要迎合学生的趣味，以一些“时尚”、“流行”的读物博得学生的欢心，而是强调要从成人立场走向学生立场，从学生的心理、趣味以及发展角度思考教材的选文意义和价值。

三、典范精神

　　语文教材不同于一般的阅读文本，它是学生语言学习和文化陶冶的范本，因此，应该具有一种典范精神。

　　选文的典范精神是指选文的思想内核、文化内涵、情感精神、审美意蕴和语言表达都能经得起时间考验，具有共时性、恒常性和耐读性，不仅在当时，而且直到今天、未来都有其自身存在的空间和意义。关于典范的标准，叶圣陶先生提出“文质兼美，堪为模式”八个字；刘国正先生则具体概括为：“语言文字典范，思想内容健康，篇章结构完美，体裁和题材广泛多样，适合教学需要。”

　　教材选文的典范性应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选文思想精神的典范性。

　　语文教材选文的思想精神应该是崇高的，向善的，尚美的。语文教材范文的意义和价值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阅读、欣赏，它要提供给学生的是一种思想的滋养和精神的哺育，它要对学生进行一种生命的启迪、审美的陶冶和心灵的唤醒，它是我们为学生未来发展铺下的一层底色，它对学生的影响是终身的、久远的。因此，语文教材的选文要站在学生生命发展的高度，为学生提供那些最有思想价值、最有助于学生精神成长、最有永恒生长力的范本，引导学生通向真善美的境界。范文选取应该是那些“具有活脱脱的情感，具有爆发力的心灵和思考的灵魂，拥有觉醒的人的个性化的意志之光和生命之采，以人性光照生活，以生活开拓人性，以刷新和升腾学生创新的品格和生存的勇气”（张华《语文教材中范文编选策略初探》）的优秀作品。

　　二是选文表现形式的典范性。

　　语文教材的选文在语言文字、篇章结构等表现形式方面，也应该是具有典范意义的。语文教材应该是学生学习语言文字的样板，只有规范的语言表达和艺术表现，才能使学生真正领悟到祖国语言文字的准确、鲜明、优美、形象，才能激发学生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之情，也才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理解与表达能力，使他们养成良好的语言习惯。语文教材要为学生提供生动传神而又合乎规范的语言运用范本，通过学习让学生习得母语的语法规则、母语的运用规范、母语的修辞方法、母语的表达技巧。也即“利用他人成熟的、典范的言语成品去指导学生的言语实践，使他们的言语行为和言语成品从随意走向规范，从幼稚走向成熟”（韩雪屏《深入研究母语教材的结构原理》）。

　　典范精神常常是在“经典”作品中实现的，所以，语文教材的选文应该以经典作品为主。所谓经典，是指那些承载人类普遍的审美价值和道德价值的典范的、具有超时空性和历史穿透力的作品。中外经典名著是经历史筛选而沉淀下来的精髓，代表了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进步精神，是学生认识社会、了解中外优秀文化的重要途径。对经典的阅读，可以让学生穿越时空，与圣者、智者对话，感受伟大的心灵、深邃的思想、超凡的智能和创造的力量，从中得到真知灼见和审美乐趣，并有利于优化学生的思维方式。在当下这样一个读图时代、影视时代、网络时代，学生的阅读变得越来越浮躁、单薄、表浅，因而“更需要强调经典阅读，更需要强化经典教学，把经典的种子播撒在学生的心田，这样才能把根留住，才能扎得深、站得稳、长得高”（张伟忠《播撒经典的种子》）。

强调经典，不是说只有古代的作品才是经典。经典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文学史上已有定评的，另一种是尚待确定的。从现代语文教材发展史来看，有些作品当初选入教材时还未被确认为经典，但经过时间的检验，今天看来已成为经典了，像巴金、朱自清等人的作品。选用这类选文关键要看教材编者的胆识和眼力。

四、开放气度

　　语文教材负有丰富学生精神世界和文化积累的责任，因此，选文应该具有开放的气度，帮助学生理解和尊重多样性文化，培养他们的全球性文化视野和吸纳人类有益文化的态度与意识，避免形成文化的“保守主义”、“封闭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

　　选文的开放性的内涵是丰富的，至少包括这样几个方面：地域、族别上的开放性，内容、思想上的开放性，题材、体裁上的开放性，风格、流派上的开放性，阶层、性别上的开放性，文本空间上的开放性。

总之，语文教材的选文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应该是多民族、多国家、多地区的，是不同思想、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通过选文这一桥梁，可以让学生突破原来狭小的心灵圈子，放眼多元文化的天光云影，领略缤纷灿烂的文化风景，同时从作品中感受伟大心灵的搏动，领悟言语世界的奥秘，提高语文水平，提升精神境界。

五、时代气息

　　所谓时代气息，是指语文教材的选文要具有现代意识，能够关注当代社会生活和先进文化，反映时代的风貌和时代的精神，体现具有时代特点的新思想和新观念。

　　强调教材选文的时代精神，是不是让教材全选“时文”，删去“文言文”呢？这显然是一种偏颇的理解。“所谓时代性，将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它不仅是指一个时代新有的精神产品和语言体征，而且更多的是指一个时代所认同的精神源流和语言系统。由此可见，作品的历史年代并不是判定其是否具有时代性的本质标准。”（李祖贵《辩证看“三性”，科学编教材》）一些优秀的文言文，其本身具有超时代性，虽然离我们很久远，但仍然令我们常读常新。一篇作品有无时代气息，学生是否感兴趣，首要因素不在于它的写作年代的远近，而在于它是否具有时空穿透力。实际上，也只有精神不死的作品，其语言文字才会有代代相传的生命力。

　　教材中的“时文”适当增加一些是有必要的，但一定要慎重。因为教材毕竟不是“新闻联播”，不是报纸杂志，它不可能迅速地反映社会现实。如果一味地追随“时尚”，结果往往是教材还没有出版，选文就已经落后了。例如1979年版的初中语文教材，到1980年再版时就更换了30多篇课文，到1982年修订时又更换了30多篇。至于1958年和1960年编的中学语文教材，则被认为是“报章杂志的集锦”，这方面的教训更为深刻。

   朱绍禹先生认为，语文教材是所有书籍中最有意义最富价值的一种，“它可能是一个人一生中所接触的最重要的读物，它的力量可能影响着受教育者一生的思想和行为”。所以，教材的编写者应该慎重地对待选文，尊重学生的心理和趣味，用洋溢着时代气息和富含着语文精神的中外经典去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滋养学生的情感和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