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词学论著的影响力排名

教师之友网

王兆鹏：20世纪中国词学论著的影响力排名——兼论CSSCI评价体系的局限性
作者：王兆鹏（武汉大学） 来源:学术批评网

CSSCI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作为一种学术评价体系，已经越来越受到高等学校、科研部门和管理机构的重视和青睐。用CSSCI中的引用率来评价一位学者、一篇论文、一部论著的影响力，确实有一定的客观性、科学性和可比性。但是，如果将影响力等同于或认同为学术价值、学术水平甚至学术贡献的时候，就会出现不公正、不科学的偏差。有关管理部门用CSSCI进行评估时，往往是将影响力等同于学术价值和学术贡献的，认为CSSCI中的引用率越高，就意味着影响力越大，学术价值（水平）越高，学术贡献越大，反之亦然。
我们在用CSSCI统计分析20世纪词学研究成果的影响力时，发现CSSCI既有客观公正性，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操之失当，评价作者的学术贡献或成果的学术价值时就会有失公正和科学。
      
一、 20世纪词学研究论著影响力的统计排名

先看20世纪词学研究论著影响力的排名。

为了从不同的角度考察20世纪词学研究论文和著作的影响力，我们采用了两种统计数据，一是CSSCI的被引数，二是博士论文的被引数。通过答辩的博士论文，都达到了一定的学术水准，所引用的论著基本上是论文所涉及的研究领域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因此，通过统计分析博士论文中的引用情况，能够了解有关研究论著在博士这个特殊的学术群体中的影响力。

我们先抽样调查了《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2000-2007年间190篇与词学研究相关的古代文学专业博士论文的引用参考书目，再统计这些博士论文所引20世纪产出的词学研究论著的频次，然后根据被引数的多少，确定100种被引数较多的20世纪的词学研究论著。最后，再查2000-2007年间这100种词学研究论著在CSSCI 中的被引数。

之所以将博士论文和CSSCI统计的时间范围限定在2000年以后，是因为我们统计20世纪词学研究论著的时间下限是2000年，如果统计1999年以前的CSSCI和博士论文的引用率，那么对于2000年以后产出的论著就不公平，2000年以后产出的论著不可能在此之前被引用。

表1就是我们的统计结果。需要说明的是，表中的“论著”是以在CSSCI中的被引数和在博士论文中的被引数之和为序来排列的，高者居前，低者居后。CSSCI的影响力和博士论文的影响力的权重应有不同，但如何区分二者的权重，站在不同的立场会有不同的理解。我们试着将CSSCI和博士论文的权重分别定为0.7和0.3或0.6和0.4，并加以计算，其结果与不分权重的结果稍有不同，但相差不大。为求省便，二者的权重暂不加区分。于是，将二者的被引数相加，所得之和即为一部论著的综合影响力。

表1   20世纪词学研究论著影响力一览表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年 CSSCI被引数 博士论文被引数 合计 类型  
人间词话 王国维 词话丛编本 1986 318 51 369 D
词话丛编 唐圭璋 中华书局 1986 176 149 325 C
全宋词 唐圭璋 中华书局 1986 150 75 225 A
唐宋词通论 吴熊和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 52 53 105 D
龙榆生词学论文集 龙榆生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36 38 74 D
全金元词 唐圭璋 中华书局 1979 44 30 74 A
清词史 严迪昌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0 43 29 72 D
词学通论 吴梅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24 39 63 D
迦陵论词丛稿 叶嘉莹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7 41 21 62 D
唐宋词史 杨海明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 19 42 61 D
中国词学批评史 方智范等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19 39 58 D
全唐五代词 曾昭岷等 中华书局 1999 27 30 57 A
词籍序跋萃编 施蛰存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20 36 56 C
唐宋词流派史 刘扬忠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9 18 35 53 D
稼轩词编年笺注 邓广铭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32 30 52 B
宋代词学资料汇编 张惠民  汕头大学出版社 1993 14 27 51 C
唐宋词人年谱 夏承焘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5 22 27 49 E
词曲史 王易 东方出版社 1996 16 32 48 D
词学论丛 唐圭璋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21 23 44 E
唐宋词史论 王兆鹏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12 31 43 D
吴熊和词学论集 吴熊和 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9  19 21 40 D
诗词散论 缪钺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16 24 40 D
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 沈松勤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0 16 23 39 D
中国词学史 谢桃坊 巴蜀书社 1993  12 26 38 D
词史 刘毓盘 上海群众图书公司 1942 14 22 36 D
南宋词史 陶尔夫、刘敬圻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15 21 36 D
中国词学大辞典 马兴荣等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6 14 20 34 C
李清照集校注 王仲闻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19 15 34 B
姜白石词编年笺校 夏承焘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15 18 33 B
夏承焘集 夏承焘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23 10 33 D
全唐五代词 张璋、黄畲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15 18 33 A
清代词学的构建 张宏生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  12 19 31 D
宋元词话 施蛰存、陈如江 上海书店 1999 10 20 30 C
金元词论稿 赵维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11 18 29 D
词与音乐关系研究 施议对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3 25 28 D
宋代词学审美理想 张惠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 7 21 28 D
宋词通论 薛砺若 开明书店 1947 9 19 28 D
宋词纪事 唐圭璋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11 17 28 C
词与音乐 刘尧民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2  14 13 27 D
辛弃疾词心探微 刘扬忠 齐鲁书社 1990 13 4 27 D
灵谿词说 缪钺、叶嘉莹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11 15 26 D
唐宋人词话 孙克强   河南文艺出版社 1999 14 12 26 C
唐宋名家词选 龙榆生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9 16 25 F
唐宋词与唐宋歌妓制度 李剑亮 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9 6 18 24 D
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俞陛云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9 15 24 F
宋词举 陈匪石 金陵书画社 1983 9 15 24 F
唐宋词美学 杨海明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5 18 23 D
唐宋词论稿 杨海明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  3 20 23 D
词集考 饶宗颐 中华书局 1992  5 18 23 E
宋词辨 谢桃坊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5 18 23 D
词论 刘永济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8 15 23 C
唐宋词选释 俞平伯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9 14 23 F
唐宋词简释 唐圭璋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5 17 22 F
乐章集校注 薛瑞生 中华书局 1994 6 16 22 B
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 王兆鹏 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2  5 16 21 D
清名家词 陈乃乾 开明书店 1936 8 12 20 A
唐宋词集序跋汇编 金启华等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0 5 15 20 C
宋词研究 胡云翼 巴蜀书社 1989 8 11 19 D
东坡词编年笺证 薛瑞生 三秦出版社 1998 8 10 18 B
阳羡词派研究 严迪昌 齐鲁书社 1993 10 6 16 D


初看上去，这份20世纪词学研究论著影响力的排行榜，似乎没有什么问题。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列为20世纪影响力最大的词学论著，应该不会有人质疑。《人间词话》的影响，不止是在词学研究领域内，还遍及整个古代文学研究和文艺学研究领域。书中提出的“境界”说，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使用最广泛的本土化的核心范畴之一。所以，《人间词话》高居20世纪词学研究论著影响力排行榜的榜首，自在情理之中。

唐圭璋先生的《词话丛编》和《全宋词》，作为词学研究特别是宋词研究的两大基本文献，只要研究宋词，就不能不阅读、参考。其影响力位列第二和第三，也是名副其实。

龙榆生和吴梅先生都是宗师级的大学者，叶嘉莹先生是蜚声中外的词学专家，他们的代表作《龙榆生词学论文集》、《词学通论》和《迦陵论词丛稿》的影响力位居前十名，自然也是名至实归。

吴熊和先生的《唐宋词通论》、严迪昌先生的《清词史》、杨海明先生的《唐宋词史》，都获得过夏承焘词学奖一等奖，是公认的词学研究领域的优秀论著。其影响力排名前十位，也不让人感到意外。

表1中位居前十名的论著，其影响力之所以大，我们肯定会说是因为它们的学术价值高。我们接着要追问的是，学术价值高，是否影响力就一定大？影响力是否等于学术价值？影响力与学术价值是否成正比？影响力越高，是否表明其学术价值越高、学术贡献越大？影响力比较低的论著，是否意味着其学术价值也比较低？要回答这个问题，需分析左右影响力的有关因素。
  
二、左右影响力的几个因素

如果我们对表1所显示的论著的影响力进行分类观察，就可以看出词学论著影响力的大小，不仅仅取决于它的学术价值，还与其他因素有关。

1.研究对象涉及面的广狭度与影响力的关系

从表1可见，影响力位居前十名的，全部是宏观性的研究论著。影响力居前的30种词学论著，有27种是涉及面比较广泛的宏观性论著，只有《稼轩词编年笺注》、《李清照集校注》和《姜白石编年笺校》3种是个体词人的词作研究。在60种影响力比较大的论著中，有54种是宏观性的研究论著，只有6种（前举3种和《辛弃疾词心探微》、《乐章集校注》、《东坡词编年笺证》）是个体词人词作的研究。这表明，论著的影响力，与论著研究对象的涉及面有密切关系。论著涉及面宽广，研究对象受关注的程度大，其影响力也比较大；论著的研究面比较窄狭，特别是只关涉一位词人词作的，影响力就相应地比较小。这是因为，研究个体词人的论著，只有研究或者关心这位个体词人的研究者才会参考引用，别的研究者可以不参考引用；而宏观性的研究断代或通代词史、词论之类的论著，则凡是研究这个断代词人词作词论的都需要关注和参考引用。很显然，后者的人数比前者的人数要多得多，也就是说，涉及面较广的研究断代或通代词史、词论著作的被引概率，要远远大于个体词人词作研究著作的被引概率。

兹以刘扬忠的《唐宋词流派史》和《辛弃疾词心探微》这两本论著为例。这两本论著的学术价值、学术水准应该不差上下，就对研究对象的开拓性和理论分析的深度而言，我个人觉得《辛弃疾词心探微》丝毫不亚于《唐宋词流派史》，可《辛弃疾词心探微》的影响力（被引数为27次）只有《唐宋词流派史》（被引数为53次）影响力的一半。这就跟研究对象的广狭度有关。因为，《唐宋词流派史》，凡是研究唐宋词的作者，都需要参考或引用；而《辛弃疾词心探微》，只有研究辛词的作者才参考引用。从各个角度研究唐宋两代词人词作词史的研究者自然比研究辛弃疾一人的研究者要多得多，所以《辛弃疾词心探微》的影响力自然要小于《唐宋词流派史》许多。与此相类似的，是杨海明的《唐宋词史》及其《张炎词研究》，这二种论著的学术含量和学术水平很难说有多大差别，但就影响力来看，《张炎词研究》的被引数总共只有14次，而《唐宋词史》的被引数有61次，影响力的差距甚大。个中原因，自然也跟各自研究对象的广狭度相关。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观点或结论：当论著的学术价值相同或相近时，论著的影响力与其研究对象涉及面的广狭度有直接的关系，研究对象涉及面宽广的论著往往比涉及面狭窄的论著的影响力要大。在评估论著的影响力时，必须考量其研究对象是否相同或相近。忽视这一点，就会造成不公平。因为，研究对象涉及面宽广的论著，其影响力具有明显的优势。

2.研究对象的冷热度与影响力的关系

影响力除了与研究对象涉及面的广狭宽窄有关之外，还与研究对象的冷热相关。热门的研究对象，受关注的程度比较高，引用率就比较高，影响力也就比较大。而冷门的研究对象，受关注的程度比较低，影响力自然会比较低。所谓“热门”，指大家熟知的普遍感兴趣的领域；“冷门”，指大家比较陌生的不感兴趣的领域。在词学研究中，关于词人、词作、词史的研究，属于热门；而关于词乐的研究，就相对属于冷门，因为懂得词乐的并不多，能对词乐进行研究的就更少。所以，研究词乐的论著受关注的程度就会比研究词人词作的论著要低，影响力也要小。施议对的《词与音乐关系研究》和刘尧民的《词与音乐》研究，影响力比较低，应该与其研究对象属冷门有一定关系。就这两部书的学术含量而言，其影响力似乎不应该屈居在40名左右。《词与音乐的关系研究》，在博士论文中的被引数达到了25次，影响力并不低，可在CSSCI中只被引3次，表明在CSSCI的来源期刊中的论文，研究词乐的论文相当少，所以被引数相当低。如果仅仅是按照在CSSCI中的被引数来评估《词与音乐的关系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学术贡献，由于它的影响力很低而认为它的学术价值也很低，显然是不合适也是不公平的。

同样一本书，也有冷热的变化。比如清词研究，直到本世纪的头几年，还属冷门，问津者不多。2003年之后，随着《全清词•顺康卷》的出版，清词研究渐成新的热点，因而有关清词的研究论著逐渐受到关注，影响力逐渐提高。比如，严迪昌的《清词史》，2000-2003年，在CSSCI中的被引数比较低，每年都只有一、二次，4年的被引数总共只有9次，到了2004年，一年的被引数就达到了9次，2007年一年更达到了12次。随着清词研究的升温，《清词史》受关注的程度和影响力也逐步提高。

3.类型的差异与影响力的关系

不同类型的论著，影响力也不一样。为便于比较，我们把表1中的60种论著分为六类：
A、总集编纂：5种。  
B、别集校注：5种。
C、资料汇编：9种。
D、理论分析：33种。
E、实证考订：3种。
F、词选评析：5种

这六种类型数量的多寡，透露出这样几点信息：

其一，理论分析型的论著最多，占总数的55%；而实证考订的论著最少，只占总数的5%。看来，理论分析型的论著容易受人关注，故影响力一般比较大。而实证考订类的论著，受关注的程度低，所以影响力相对较小。很显然，这与论著的学术价值无关，而与研究类型有关。

比如，夏承焘先生的《唐宋词人年谱》，是公认的20世纪词学研究中最杰出的著作之一，也是最能代表词学宗师夏承焘先生学术水平和学术贡献的著作，同时还是重印次数相当多和发行量相当大的著作，可它在CSSCI和博士论文中的被引数和影响力，不仅远远低于《龙榆生词学论文集》，而且也低于《词籍序跋萃编》、《宋代词学资料汇编》这类资料汇编型的著作。无论怎么说，《唐宋词人年谱》的学术水平和学术价值，都不会低于《词籍序跋萃编》和《宋代词学资料汇编》。同样的，饶宗颐先生考订词集版本的实证性著作《词集考》的学术价值、学术水平也绝不会低于《词籍序跋萃编》和《宋代词学资料汇编》，但前者的影响力却远远低于后者，《词集考》在CSSCI中的被引数只有区区5次，在60种影响力较大的词学论著中，其被引数排名倒数第二。很显然，如果仅仅是用CSSCI的被引数来衡量评估《词集考》的学术水平和贡献，是偏颇的，不公平的，因为它不能有效地测度《词集考》这类版本考证著作的学术水平和学术贡献。

同样是实证考据，像年谱这类词人生平事迹的考订著作，研究相关个体词人的时候，研究者一般还会找来参考；而版本考证的论著，就连研究相关个体词人的研究者，也可以不参考引用。所以，相对而言，版本的考订比词人生平事迹的考订，受关注的程度更低，因而其影响力更小。可在词学研究甚至整个古代文学研究中，谁也不能否认作家生平考订和版本研究的学术价值，更别说像夏承焘、饶宗颐先生这样大师级的学者所撰写的词人生平考订和版本研究的论著了。然而，CSSCI数据统计的结果却是，夏承焘、饶宗颐先生这样大师级的学者所撰写的词人生平考订和版本研究论著的影响力却相当低下。问题的症结在哪？显然不在于这类论著本身的学术水平，而在于CSSCI只能测度外在的学术影响力，而无法衡量评估内在的学术价值。由此也可看出，学术影响力不等于学术价值，不等于学术贡献。

其二，资料汇编的论著较多，而且影响力都比较高。因为资料汇编型的论著，适用性强，能够提供比较便捷和完备的资料，可以减省研究者寻检资料的时间和难度，所以，它的使用率高，被引数和影响力也就相应较高。资料汇编型论著的引用率高，只能说明它的资料价值高，影响力高，却很难据此评价说它的学术价值高，甚至进而认为作者的学术水平高、学术贡献大。

比如，施蛰存先生引用率最高、影响力最大的论著是他与友生合作编的《词籍序跋萃编》和《宋元词话》。可是，这二部论著，并不能真正代表施先生词学研究的水平和贡献。施先生学术价值较高的有关词籍版本、词人生平、词作真伪考订的词学研究论著，影响力很小，以至于“榜”中无名；那些并不能代表其学术水平和学术贡献的资料性论著，影响力却很大，这又说明影响力不代表、不等于学术价值。与此相似的是张惠民，他的《宋代词学资料汇编》属于资料汇编型的论著，而《宋代词学审美理想》则是理论分析型的论著，后者的学术含量也应该比前者高，可后者的影响力差不多只有前者的一半。

再如，唐圭璋先生最受欢迎、影响力最大的论著是《词话丛编》，其次是《全宋词》、《全金元词》和《词学论丛》。就学术含量和成书的难易度而言，《全宋词》编纂的学术含量及其所需要的工作量无疑比《词话丛编》要多得多，因为《全宋词》需要辑佚补遗、校勘考辨，仅仅是对数百种词集版本优劣的斟别，对数千首词作真伪互见的考辨，对几千位词人生活年代和籍贯的考订 ，就需要异常丰富的学识和巨大的劳动量才能完成。《词话丛编》将80多种词话论著搜罗成一书，固然不易，但就编校的学术含量而言，显然不及《全宋词》。由于《词话丛编》是词学理论批评资料的总汇，涉及整个词学史，无论是研究哪个断代、哪个领域，都需要从中获取原始资料，所以它的影响力要高于《全宋词》。一般情况下，只有研究宋词的人才引用《全宋词》，研究金元明清词的人可以不引用《全宋词》。《全宋词》的影响力高于《全金元词》，则是因为研究宋词的人比研究金元词的人多，所以其引用率相对高一些，影响力也大一些 。《词学论丛》是唐圭璋先生毕生研究词学的论文总汇，而且考据的论文占的比重较大，学术含量之高自不待言，其引用率、影响力却低于《全宋词》和《全金元词》等，可见一部论著的影响力与其类型的适用性有关。

其三，在60种影响力较大的20世纪词学研究论著中，100%是论著，没有一篇论文入围，表明著作的影响力普遍高于论文。

其四，在60种影响力较大的论著中，没有一部是港台学者的论著，也没有一本是海外学者的论著（叶嘉莹先生除外。因为叶先生的身份比较特殊，她本是华人，只是国籍属加拿大，学术活动在国内相当频繁。她有影响力的词学论著也基本上是在大陆出版）。这其中也许有学术水平的差异，但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是，港台学者的论著和在港台出版的包括大陆学者的论著，因为发行流通渠道的限制，大陆的学人、读者一般不容易见到，所以，引用率和影响力都不高。举个例子，笔者的《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是1990年在台北文津出版社出版的，而《唐宋词史论》是2000年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二部书的学术含量，自以为应该是旗鼓相当。但由于台版书在大陆流通不广，大陆的读者不易见到，所以，《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的影响力（21次）只有《唐宋词史论》（43）的一半。由此看来，在当下特殊的社会环境里，论著的出版地也是左右论著影响力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第一、学术影响力不等于学术价值和学术贡献。

第二、论著的学术影响力跟学术价值只有一定的正比关系，而没有完全的正比关系。可以说，论著的学术价值（含量）较高，其影响力会相对较大；但不能说，学术论著的影响力越大，学术价值越高。因为，学术影响力的高低，不完全取决于学术价值的大小，还跟其他因素有关。

第三、论著的学术影响力，与学术含量的高低、研究对象的广狭冷热、研究类型的适用与否、出版流通的畅通与否等因素相关。如果用公式表示，可以写成：论著的学术影响力=学术含量（乘以一定的系数）+研究对象（乘以一定的系数）+研究类型（乘以一定的系数）+出版地（乘以一定的系数）。

左右学术影响力的四个因素，权重各不相同。但每个因素各起多少作用、各占的权重应该是多少，也难以一概而定。在不同情况下，各自的影响因子又有所不同。

在研究对象、研究类型和出版流通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学术含量的高低是决定一部论著影响力大小的主要因素。比如，20世纪先后出版过二种《全唐五代词》，一是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一是199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这二种断代总集，不仅书名完全相同，而且研究对象、研究类型完全相同，也都是中国大陆两家著名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书局本比上海古籍出版社本晚出版13年，但后来居上，学术含量明显要高些，所以“中华本”的引用率和影响力比“上古本”高，前者的被引总数是57次，后者的被引总数只有33次。
在学术含量相同的情况下，研究对象、研究类型或出版流通条件就成为左右影响力变化的关键因素。所以，就会出现前面已分析过的现象：有些学术含量很高的论著，影响力反而远远低于学术含量并不算高的论著。  

三、CSSCI作为评价体系的局限性

既然我们肯定地说，只有在类型相同、研究对象大体相同的情况下，学术含量（价值）才是决定论著影响力的主要因素；如果研究类型不同、研究对象不同，学术含量就不是决定成果影响力的主要因素，那么，要用CSSCI的引用率来比较、评估论著影响力的大小，就只能是在同类型的论著中进行比较，如果不分类型、不分对象，仅凭CSSCI的引用率这一项指标来衡量评价所有论著的影响力，是不公平、不科学的。根据CSSCI引用率，来衡量评估那些研究对象和类型都相同的论著的影响力，是具有可比性、可行性的，但衡量评估不同类型论著的影响力，却没有可比性，是不可行的。

既然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学术影响力不等于学术含量、不等于学术水平，不等于学术贡献，那么，将学术影响力等同于学术含量、学术贡献，用CSSCI的引用率作为唯一的指标来衡量评估论著的学术含量、学者的学术水平或学术贡献，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公平的。
如何完善CSSCI的评价体系，还需要各个领域的学者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