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贵族精神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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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贵族精神的命运

刘再复

    贵族精神的对立项不是平民文学、平民精神，而是奴才精神、流氓精神、痞子精神。
　　先是辛亥革命把“贵”扫掉了，1949年以后又把“富”扫掉了，最后文化大革命把“闲”也扫掉了。富贵闲人现在没有了。
　　贵族精神的缺失造成我们“象牙之塔”的瓦解和逍遥精神的消失，造成我们社会生活习俗、语言以及审美趣味的粗鄙化，造成我们富了以后不知道该怎么办。

　　王鲁湘：在西方文明的发展中，贵族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贵族不仅意味着一种地位，一种头衔，也意味着社会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意味着一种我们称之为“贵族精神”的东西。
　　中国是否也存在着贵族精神？如果有，它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它的兴盛和缺失又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在当代社会，我们应该如何诠释它？有关这些问题，请文化学者刘再复先生为我们作答。
　　刘先生，我知道您1989年出国以后，就一直在世界各地进行文化漫游，您有多长时间没回北京了？
　　刘再复：整整19年了。
　　王鲁湘：这么多年没有回来，再回来是什么感受？
　　刘再复：这次借着凤凰的翅膀能够回来，看到北京的变化真大。像我以前住的建国门外，现在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了，认不得了。
　　王鲁湘：包括社科院那座您很熟悉的大楼，外表也完全变了。
　　刘再复：对，完全变了。
　　王鲁湘：有人说，一个人离家远游，最终目的其实是为了回家，为了感受家里的亲切，为了更深刻地认识自己的家园。您这么多年一直游历欧美，在海外进行一些文化思考，现在反过头来看自己的家园，会有什么样新的感悟？
　　刘再复：我过去读《荷马史诗》，把《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读成人生的两个基本模式：《伊利亚特》是出征，《奥德赛》是回归。对于中国，我觉得处在中国看，可能看不太清楚；反而从国外回来再看，会感到今天的中国非常有活力。
　　王鲁湘：您对贵族精神的思考，可能也是游历欧洲的过程中，反观自己家园时产生的一个灵感吧。
    刘再复：有这方面原因。欧洲的贵族传统一直没有中断，虽然法国大革命打断了一下，但历史上形成的一些贵族精神至今还在延续。这对我很有启发，我想大国的崛起不止是物质和经济层面的问题，还是人文和精神层面的问题。我走了近30个国家，视野打开了，再看我们的国家，会看得更清楚，也更低调。
　　我是研究新文学的，也研究文学理论。我对“五四”这样一个伟大的启蒙运动评价很高。我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是充满慈悲心的，他们对中国下层的劳苦大众非常关心，做了一件功不可没的大事——“文字奉还”，使文字不再被垄断在少数人手里，而是可以被多数人掌握。在“五四”以前，文和言是分开的；新文化运动把文和言统一起来，提倡用白话来写文章，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文字奉还”工程。

　　五四运动的概念错位
　　除此之外，“五四”运动还有两个重大发现，一是发现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资源——以孔夫子为代表，已经不足以应对现代社会的挑战；二是发现逻辑和理性成分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阙如。这两个发现使“五四”运动永远带有历史的合理性，永远不可抹杀。同时，我对“五四”也做了一些反省，包括对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提出的“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平民文学”进行反省。建设平民文学固然是好事，但推倒贵族文学是有问题的。这其中包含了两个概念的错位。
　　一个概念错位是没有分清贵族精神和贵族特权之间的界限，也即没有分清贵族阶级与贵族文学的区别。什么是贵族？按照辞典的解释，贵族是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享有政治和经济特权的阶层。从这个意义上讲，推翻它当然带有历史的合理性。但是贵族精神和贵族文学就是另一回事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把国王送上断头台，推翻贵族政权，却把贵族精神和贵族文化保留下来，所以到现在法国的最高奖章还叫做“骑士勋章”。骑士就是次等贵族，是代表侯爵、公爵替国王打仗的阶层。
　　另一个概念错位是把贵族精神的对立项搞错了。贵族精神的对立项不是平民文学、平民精神，而是奴才精神、流氓精神、痞子精神。很多平民实际上是有贵族精神的，像《红楼梦》里的晴雯，“心比天高，身为下贱”；贾宝玉在《芙蓉女儿诔》里形容她“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她的人格很高贵，她的身上是有贵族精神的。

　　贵族精神的四大内核
　　那么，什么是贵族精神？西方很多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从亚里士多德到但丁，从托克维尔到尼采、罗素，都不断地对贵族精神进行定义，提出过很多不同的看法。我把它们做了归纳，总结出最核心的几点精神。
    第一是“自尊精神”。这是尼采道破的。尼采相当天才，他在19世纪最后一年去世，好像预感到贵族将在20世纪灭亡。他预见到这个，所以当时就高举贵族主义的旗帜。在《善恶之彼岸》和《道德的谱系》里，尼采对贵族精神进行了定义，认为贵族精神之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是“自尊精神”，也即对自由意志和个人尊严的充分肯定。尼采认为上层人与下层人的道德水准和精神原则是不一样的。他很偏激，鼓吹上等人要向下等人开战，但是他推崇“自尊精神”并没有错。贵族有一个最基本的行为模式就是“决斗”，普希金、莱蒙托夫这些伟大的贵族诗人都死于决斗。决斗体现出一种信念：有一种东西比我的生命更重要，那就是我个人的尊严。所以，自尊是一个贵族最根本、最重要的精神。
　　第二是“讲求原则”。我们生活在人的社会里，人与人是相互关联的，与人相处时要讲原则讲规则，既要尊重自己也要尊重别人，这是贵族一个很重要的精神。比如决斗，双方按规则站在20米以内，用手枪互相射击，直到一个人倒地为止；如果其中有谁违反这个规则，不用比，就立刻是失败者。
　　英国的贵族传统很发达，形成了一种公平的游戏原则叫“费厄泼赖” 。鲁迅先生写过一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应该说有一定道理。上世纪80年代初，王蒙也写了一篇文章叫《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认为公平原则还是要实行的，游戏规则还是要遵守的。
　　我为什么说贵族精神的对立项不是平民精神，而是流氓精神、痞子精神，就是因为流氓最糟糕的地方在于不讲原则、不讲规则，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鲁迅先生在定义流氓时说过，凡是没有一定理论线索可寻的，都可以把他称为流氓。所以贵族精神除了自尊之外，还有自律。
　　第三是“保持低调”。凡是贵族，一定是低调的。他在自尊、自律之外，还有自明。贵族拥有土地和财富，也拥有较高的学识和修养。他知道世界有多大、历史有多长，知道个人的有限性，所以不敢唱高调。其实有力量的人都是低调的。鲁迅先生说，猫比较有力量，所以它不叫；老鼠没有力量，所以它“吱吱”叫。大象很有力量，所以它的耳朵总是垂着的；兔子没有力量，它的耳朵老是翘起来。
　　看看现在我们这个社会，那些“财大气粗”的人都不是贵族。因为凡贵族一定是财大而气不粗，这种低调是由学识与修养融汇形成的一种精神气质。中国有句俗话叫“皇帝话少”，按照托克维尔的定义，皇帝是第一贵族，所以他不讲太多话。
　　第四是“淡漠名利”，不把名利看得太重。这一点是南朝时期的沈约在《高士赞》里特别提出来的。他对贵族下了几个定义，比如避世、避言，离世俗社会远一点；淡漠名利，安于清贫质朴的生活，把争名夺利看成是一种耻辱。
    以上四点是我自己概括出的贵族精神的核心价值。贵族精神的形成需要历史的积淀。在欧洲贵族的历史传统比较悠久，贵族精神从原来由贵族主体创造，到后来变成整个社会共享的一种精神财富。比如我们现在一说起“骑士精神”，马上就想到“慷慨、正直、尊重妇女、扶持弱者”这些字眼。骑士精神已经成为一种全人类共享的优质精神遗产与高尚的思想境界。
　　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反省俄国的国民性时，认为俄国人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追求神圣但不追求正直。为什么呢？他说这是因为我们缺少欧洲的骑士传统和骑士精神。其实中国也有这个问题。我们追求当圣人，但是不太崇尚正直。圣人超乎寻常，标准太高，不容易做到。做不到就要戴面具，就变成虚伪，而虚伪恰恰是对人性腐蚀最厉害的一种东西。从这个角度讲，“五四”运动反对旧道德是有道理的。旧道德变成了伪道德，多少跟我们的文化传统中缺少骑士精神有关。

　　贵族精神的文学表现
　　贵族精神的精华通过贵族文学充分呈现出来。我把西方文学和中国文学里面表现出来的贵族精神概括为六条：
　　第一是品格的高洁。比如普希金和屈原，两人都是典型的贵族文学家。屈原在《九章?橘颂》里非常鲜明地表现出自己人格的高洁。普希金也有很多诗歌表现出诗人品格的高贵。品格的高洁是贵族精神在文学中的一个重要表现。
　　第二是精神的雄健。比如嵇康，嵇康是贵族，他精神的雄健除了表现在文字语言上，在行为上也表现得非常突出。他不想当官，朋友山涛介绍他当官，他气得要命，写了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跟朋友绝交了。钟会是当时司马氏王朝一个炙手可热的宠臣，权力非常大，想拉拢嵇康，有一天带着几个人去看望他。结果钟会进来的时候，嵇康连眼珠都不转去。钟会很生气，要走的时候，嵇康才问：“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回了一句话：“有所闻而来，有所见而去。”其实嵇康当时只要敷衍一下，就可以当大官；但他就是不敷衍，后来导致他上了断头台。临刑之前，他弹奏一曲《广陵散》，说从今以后，“《广陵散》于今绝矣！”这也是一种精神的雄健。
　　英国诗人拜伦也是一个典型的贵族。他20岁左右就在上议院获得了世袭职位，但他后来投身希腊的民族解放战争。他的诗文和行为都表现出惊人的雄健。
　　第三是心气的高傲。在俄国文学中屠格涅夫是一个很典型的贵族文学家，写过《贵族之家》、《父与子》。《父与子》里面的主角巴扎诺夫，那是一种非常高傲的气质，他所有的行为都表现出血液深处那股不可征服的骄傲。
    第四是理想的卓越。比如俄国贵族诗人薇拉•妃格念尔，她的自传《俄罗斯的暗夜》是典型之作。她有一种理想，可以为这理想献身。罗素在《西方哲学史》里说贵族造反与农民造反是有区别的，前者的造反是有理想的，后者则缺少理想。
　　第五是道德的完善。这一点表现得最为典型的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以及《复活》，其中的三个男主角彼尔、列文、聂赫留朵夫，他们共同追求的目标都是道德的完善。第六是艺术形式的精致。像沈约对“四声八病”的界定，法国古典主义对“三一律”的审美要求，都是贵族精神在艺术形式上的表现。以上六点是贵族精神在文学上的表现。

　　中国的三大贵族时代
　　我们中国经历过三个贵族时代，第一个是西周时期的“氏族贵族时代”，第二个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贵族时代”，第三个是满清时期的“部落贵族时代”。三者之中最典型的实际上是西周的贵族时代。这一时代历经五六百年时间，那时候的贵族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是有姓氏，当时只有贵族有姓氏，作为血缘传承的标志，平民是没有姓氏的；第二是有分封土地，诸侯可以占领一方土地；第三是有军队、兵车，贵族具有一定的武装力量。
　　当时的贵族划分为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五个等级。贵族社会很讲究风度和文化，《诗经》就是贵族之间交往的一种文化通行证。那时候参加贵族的宴会、聚会或者外交场合，是要念诗的，如果读的诗与身份或场合不符，会造成很大的问题。《左传》里记载了一个故事，公元前500多年晋平公掌握政权后大宴诸侯，规定每个诸侯所读的诗一定要“诗必类”，也就是与宴会氛围相符。结果有一个齐国大夫高厚读的诗被认为“不类”，晋平公一名大臣荀偃拍案而起说：“诸侯有异志矣！”号召其他诸侯国同讨不庭，
　　险些为此打仗。可见《诗经》在当时不只是文学文本，也是道德文本，这一点是我们现在的文学教科书没有注意到的。如果想了解《诗经》，我推荐三本书，一本是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一本是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第三本就是《左传》。读过之后，我们会知道那个时代的贵族精神是怎样的。
　　西周的氏族贵族最后被战争瓦解。秦击败六国后，实行中央集权，用郡县制代替分封制，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一个很大的转变。后来汉武帝以中央文官制度代替分封诸侯，贵族制度进一步瓦解。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贵族制度来了一次复辟，讲门第、讲出身、讲血统，讲得非常厉害。那时候姓氏不同是不可以通婚的，选拔官员都要看血统。当时有一个历史背景是所谓的“五胡乱华”，很多胡人跑到江南去了。汉人可能担心与另外一种血缘相混，所以就特别讲门第和血统。
    与《诗经》相对应，这一时期出现了第二次贵族文学高潮，代表人物包括谢灵运、沈约、陆机，以及皇帝萧统、萧衍等。他们这一批王公贵族大玩词藻，大玩形式，大玩声律，四声平仄就是这时候发明的，在文学形式上为唐诗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功劳很大。我认为这是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
　　这个时代后来被科举制度打垮了。隋朝建立科举制，唐朝充分发展。这时候不讲血统了，开始重才华，谁诗文写得好谁就可以当进士。相反，如果没有才气，出身好、门第强也是没用的。科举制给中国社会带来很大的变化，“白衣卿相”代替世袭贵族的现象变得更为普遍。其实在战国时期像苏秦这种白衣卿相已经开始代替世袭贵族了，在隋唐时期出现了更多的白衣卿相，只要你有学问，诗词写得好，就可以当状元宰相。
　　宋明之后，虽然也有贵族，但只存在于宫廷中，贵族时代已经结束。到了清朝，又出现一个贵族时代，从满洲过来的爱新觉罗氏在关内取得政权，形成了部落贵族的时代。这一时代的贵族等级是极为严格的，爵位分得很清楚，共二十七等：第一等是公，分三等；第二是侯，分四等；第三是伯，分四等；第四是男，分四等；第五是子，也分四等；下面还有轻车都尉、都旗尉、云旗尉、恩旗尉，等等。汉人如果立了大功，也可以受封爵位，但贵族基本上还是由满清八旗子弟组成的。这个贵族时代最终被辛亥革命打掉了。
　　以上可以看出，中国的贵族时代有两个特点，一是比较早就瓦解掉了；二是没有形成强大的贵族传统，没有可考的长期的贵族系谱。这与欧洲很不同，所以我们也没能像欧洲那样形成核心价值比较清楚的贵族精神。
　　尽管如此，在中国社会里“富”和“贵”两个大概念的分野还是很清楚的。以《孔雀东南飞》为例，刘大杰先生说焦仲卿的妻子兰芝其实是很好的媳妇，出身的家庭也很富裕，为什么婆婆就是不喜欢她，非要把他们分开呢？就是因为婆婆嫌媳妇的出身不够高贵，与自己儿子的门第不相配，结果硬是逼着儿子把媳妇赶走了。可见，当时“富”和“贵”的界限是很清楚的。
　　从《红楼梦》里也可以看出“富”和“贵”分得相当清楚。贾宝玉和探春她们成立诗社，提议每人要有一个笔名。贾宝玉说，你们帮我取一个吧。有人说叫“无事忙”，有人说叫“绛洞花主”，他都不满意；后来薛宝钗很聪明，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富贵闲人”。薛宝钗说：“天下难得的是富贵，又难得闲散，这两样再不能兼有，不想你兼有了。”贾宝玉的特征，确实是“富”与“贵”二字之外，还兼有“闲”字。他虽生于大富大贵之家，却不把财富、贵爵、权势看在眼里，但求的是心灵的富足和精神的高贵。“闲”就是精神上的贵族，所以他对于“富贵闲人”这一称号，也就乐得接受了。
    清朝的部落贵族垮台之后，我们先是用辛亥革命把“贵”扫掉了1949年以后又把“富”扫掉了，最后文化大革命把“闲”也扫掉了。富贵闲人再也没有了。

　　贵族精神消失的后果
　　中国的贵族时代瓦解之后，在二十世纪出现了几个重要的精神现象。第一个现象是象牙之塔的瓦解和逍遥精神的消失。我说的“象牙之塔”是一种象征性的东西，与闲散、逍遥有关。这个概念最
　　早产生于1925年，鲁迅翻译日本文学家厨川白村的两本书，一本《苦闷的象征》，一本《出了象牙之塔》。此后“象牙之塔”就开始流行于现代文化。厨川白村这个人很有才华，他提出文学是苦闷的象征，这个命题很精彩。另外他希望作家能够走出象牙之塔，走到十字街头去关怀社会。这与鲁迅的思想不谋而合，所以鲁迅把他译介过来。
　　应该说，作家走出象牙之塔的观念在当时具有合理性，那时候中国正处于苦难的时代，受帝国主义列强压迫，需要作家去投入社会。但是后来我们把这种观念极端化了，把象牙之塔看成了一种不合法的、不合理的东西，结果是作家走向了十字街头，但之后再也回不去象牙之塔了。
　　其实，象牙之塔是一个作家、一个思想者进行个人的精神创造的私密空间。这个空间是完全必要的，是与关怀现实社会并不矛盾的。作家一方面需要关怀社会，另一方面也需要从事精神价值的创造。而精神价值创造必须处在一个沉浸状态，一个面壁状态，如此我们的艺术作品才可能精致，才可能有深度。一旦把两者对立起来，象牙之塔必然消失。所以鲁迅先生的时代还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到了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连放任山水的自由都没有了。周作人有一本书叫《自己的园地》，他也想有一个自己的象牙之塔，但是后来没有办法做到。
　　象牙之塔瓦解带来的结果是像贾宝玉这种闲散的精神与逍遥的自由没有了。一些作家很关心社会，热烈地拥抱是非，这很好，应该尊敬；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有一些作家选择抽离社会，远离是非，在象牙之塔的逍遥状态下进行很精致的精神价值的创造，应该也是可以的。象牙之塔一旦遭到否定，文学作品的精致化必然会受到影响。
　　贵族精神消失带来的第二个现象是社会生活习俗、语言以及审美趣味的粗鄙化。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论语言暴力》，总结了二十世纪中国出现的许多语言暴力现象；特别是六七十年代，到处充斥着粗鄙的语言，即便是我所在的高级知识分子成堆的社会科学院，也同样是人人声嘶力竭，整天“批倒”“批臭”“踏上一万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我现在想起这些还非常惭愧，当时怎么会是这个样子？！但那时候社会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作为风气中人大概也就不由自主了。我在文章中提出要告别语言暴力，尤其是暴力性的命名，比如叛徒、公贼、内奸、黑帮等等，都是非常粗鄙的语言。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讲话要文明、高雅，不能够连礼仪之邦的表面功夫都没有。
    另外生活习俗上也出现了某种粗鄙化的东西。如果说十九世纪中国人的陋习是抽鸦片，那么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经济大潮之后，我们又形成了一些新的陋习，比如讲排场、讲吃喝、比钱财、重名利，缺少一种高雅的、高尚的、高贵的追求。这种风气后来甚至影响到文学创作。
　　我认为文学创作有三个重要元素，第一是心灵，第二是想象力，第三是审美形式。文学是心灵的事业，有的作品比如《封神演义》，虽然情节很吸引人，但为什么就不是一流的文学作品？就是因为它没有切入人的心灵。好的文学一定要切入心灵。可是当我们的精神鄙俗化以后，文学已经不再是心灵文学，而变成身体文学、下体文学，甚至有些小说不写“性”就不行了。我其实是思想很开放的人，文学写情爱当然合理，但不能给每一篇作品都加上“性佐料”，这会使作品显得俗气。
　　我们过去有一段时期也是下里巴人压倒阳春白雪，但那时候下里巴人的文学也是很好的。现在是精神进一步鄙俗化了，作为贵族精神对立项的痞子精神和流氓精神日益泛滥。我对痞子文学并不全盘否定，但我们不能把“我是流氓我怕谁”这个口号看作是天生合理的，因为流氓、痞子是最不讲原则的，他们缺少敬畏。
　　我不反对世俗生活的充分发展。香港就是一个世俗生活发展到极致的社会，我很喜欢香港，也很高兴看到今天大陆世俗社会的发展。但是嵇康有一句话：“外不殊俗，内不失正。”“俗”是世俗社会，外不殊俗，是说在外表上不拿架子，不持与世俗世界格格不入的姿态；但内心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内不失正”。
　　爱因斯坦在这一点上值得我们学习。美国时代杂志评选出20世纪最伟大的三个人物，除了甘地和罗斯福，就是爱因斯坦。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也是最伟大的理性主义者，可是他晚年皈依上帝。对他来说，上帝存不存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人是不是要有所敬畏；人只有有所敬畏，才会有心灵的原则。
　　贵族精神消失的第三个现象是人富了以后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是一个新出现的现象，今天的中国发展速度日新月异，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富了之后怎么办？会不会朝“贵”的方向发展？这是一个问题。孔夫子在《论语•学而》里说：“富而好学，富而好礼。”而现在很多人往往是富而好利、富而好赌、富而好淫，富了以后失去了心灵的方向。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犹太人值得借鉴和效仿。
　　犹太人是西方最有钱的人，可能由于二战受害太重，他们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战后开始把大量财富回馈到社会中，办博物馆、艺术馆、学校……为提高整个社会的审美情趣和精神境界做出了贡献。阿曼德?哈默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他是一位成功的犹太企业家，也是第一个到共产主义俄国与列宁见面的西方企业家。他在洛杉矶建了一座哈默艺术博物馆，用他全部的资产购买名画，放在博物馆里让人参观。听说有一幅凡高的画作是用9000万美元买下来的。我觉得洛杉矶有没有哈默艺术博物馆是大不一样的，这座博物馆影响到整个城市的精神面貌，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精神境界。
    再比如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2005年6月，巴菲特宣布把自己420亿美元资产中的85％回馈给社会，其中大约拿出300亿加入比尔•盖茨的基金会，共同从事慈善事业、教育事业和艺术事业。这就是从富走向贵的过程。我们过去常说，富人要经过三代才能完成换血，变成一个贵族。他们现在不用三代了，从自己这一代开始就往高贵上发展。
　　我自己到现在一直感念一个人，就是陈嘉庚先生。他是一个很富有的华侨，他把财富用到了教育事业上，创办了厦门大学、集美学校。后来很多华侨受他的影响，都把资金注入到我的家乡——福建。费孝通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讲，说现在闽南之所以人才辈出，陈嘉庚先生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他给我们树立了一个由富走向贵的榜样。
　　最后我想说一句，我所讲的贵族精神不仅针对个人，也针对我们这个民族。如果今天我们多想着一点儿如何在精神上去向高尚、高贵、高雅提升，那么我们这个大国的崛起就会在物质极大丰富之后，在精神上也获得极大的提升。如此一来，这个社会才会更加美好。

　　王鲁湘：可以说，从19世纪中叶开始，“强国梦”就是整个中华民族实现历史进步的一个最主要的动力。但是强国这个理念所导致的社会实践是有不同路径的。在西方，强调的不是强国而是民富，要让老百姓一个个富起来之后，才能实现国家的富强。我们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现在也认识到民富的重要性。但是只有“国强”和“民富”这两个目标还不够，同时应该摆在并列位置的还有一个“人贵”。把人的尊严放在第一位，把生命的尊严放在第一位，尊重每一个老百姓追求财富、创造财富的合理性，然后自然而然地国家就会强大。我觉得贵族精神在中国长期缺失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我们对人的尊严还没有足够的认识。
　　刘再复：这个问题非常重要。鲁迅在青年时代就提出一个命题：立国先立人。中国有句古话叫“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过去一些朝代在衰亡的时候，常常出现的一个大问题是“后继无人”。所以，人是关键因素。人的精神素质，人的生命质量，是一个国家能否持久、健康发展的关键。
　　现在我们的社会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有一条：必须讲规则。中国的发展是先打篮球再画场地的；先搞现代化运动，然后才慢慢制定规则。应该承认，在社会大转型的时期，我们的文化准备、心理准备都是很不够的。我们必须提高契约意识，必须要有守规则的意识，必须提高尊严意识，既要尊重自己也要尊重他人。不如此，我们的经济越发展，就越会漏洞百出。

　　王鲁湘：我们知道无论中国的贵族还是西方的贵族其实都是军功贵族，都先是在马上立战功，然后被封爵封地，成为可以世袭的贵族。在西方，私人财产的保护意识非常强，贵族的封号是不可以被随意褫夺的，贵族的财产是不可被随便剥夺的。但是中国没有”私有财产保护”这一条，你的祖先可以在马上得军功，得贵族的封号，得领地，得财产；但是这些财产和封号可能过不了三世、五世，就被褫夺了，所以中国很难有所谓的“百年之家”。但一个社会总要有一种高贵的精神作为支撑，中国在漫长的几千年的历史空间中，如果只有三个像孤岛似的贵族时代，那么你显然很难解释我们的社会精神支柱是怎么维系下来的。我觉得代替高等级贵族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低等贵族，也就是所谓“君子”或“士”。他们逐渐演变为儒家的文人群体，后来又在农村担任乡绅这种社会角色。另外还有一些没落的、消失在历史中的贵族，他们的精神传统是通过道家学说被保留下来的，并且被一部分知识分子继承发扬。
    刘再复：其实孔子讲“有教无类”的时候，已经开始区分君子和小人了。但君子、小人之分不再是血统之分、门第之分，而是道德之分。我认为中国文化分两脉，一脉是重人文、重秩序、重教化，以道德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传统；一脉是重自然、重自由、重个体生命的道家文化传统，两者互补形成了中国文化的支撑体系，替代了欧洲的贵族精神系统。

　　王鲁湘：实际上在中国乡村延续了上千年的“耕读传家”传统，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比较朴素的贵族传统。“耕”中间有“读”，读圣贤之言。
　　刘再复：是。陈独秀那时候批贵族文学，所谓“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其实指的是乡绅文学。乡绅文学确实带有一点贵族性，曾国藩就说桐城派文学“气清志洁”，品味很好，但还不能将它就界定为贵族文学。但是后来整个乡村士绅阶层也消灭了。

　　王鲁湘：我读章诒和女士的《往事并不如烟》，印象最深的倒不是其中具体的是是非非，以及一些人物的命运，而是发现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中国还有一小部分人是保留着一点贵族精神的。
　　刘再复：所以这本书在香港出版的时候改了个题目，叫《最后的贵族》。我觉得贵族的审美取向一定是追求精致、追求高雅的，而我们过去的问题是把追求高雅看成是负面的东西。我到卢浮宫参观过五六次，所谓“读不完的莎士比亚，看不完的卢浮宫”。卢浮宫里有两万多件艺术珍藏，每一件都不一样，每一件都非常精致。

　　王鲁湘：其实最高的高雅，孔子和老庄已经给我们做过定义。儒家把君子比作玉，“君子比德于玉”，而不是宝石，不是黄金。
　　刘再复：孔夫子“食不厌精”，连吃饭都要精致；“割不正不食”，讲究点规则，所以他是有贵族气的。尽管中国的贵族时代比较早就中断了，但仍然出现了三个贵族文学的伟大个案，一是屈原，二是李煜，三是曹雪芹。而曹雪芹的贵族精神又是和平民精神打通的。《红楼梦》里写的诗、吃的饭，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贵族化的，但同时又流露出对平民的大慈悲心、大同情心，这一点比尼采了不起。尼采也提倡贵族主义，但他向下等人开战。曹雪芹对下等人，特别是那些高贵的下等人，是很尊重的，完全打破了贵贱尊卑的界限。这一点很了不起，我们的贵族文学其实开掘出了一种比西方更伟大的、能够与平民精神相通的贵族精神。

　　王鲁湘：有一个凤凰网网友叫“三代人”，他说西方有一句谚语：造就一个暴发户只需要一天，造就一个贵族至少需要三代；而中国也有一句古话“富不过三代”，第一代创业，第二代守业，第三代就败业，历代财富拥有者都没有走出这个怪圈；如此一来，中国岂不是永远不会有贵族精神吗？
    刘再复：这是一个比较悲观的论点。首先，创业并不容易。中国社会从乡村时代进入城市时代，从农业经济进入工业经济，这个过程非常的不容易，非常艰难，我们应该尊重先富起来的这批人，对于成功的企业家要给予一种敬意。中国传统的观念是“重农抑商”，对商人常常抱有偏见，但我到了海外之后，完全扭转了这个观点。在美国真正的社会精英几乎都在商业社会里，许多文化规则也是在商业活动中形成的。我讲过一句话，中国人将会在未来的、巨大的商业活动中学会妥协。但是另一方面，成功者如果迷失了心灵方向，不知道富了之后该怎么办，也是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富人应该有一个觉悟，富了以后要造福社会，要从精神上提升自己。

　　王鲁湘：有一位叫“一介草民”的网友说，我觉得中国的有钱人应该听一听您的演讲，知道自己该去追求什么；但是刘老师，我恐怕此生都是一介草民了，那么贵族精神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
　　刘再复：经济地位的贵贱之分当然是划分贵族阶层与平民阶层的一个标志，但是人格上、精神上的贵贱之分其实是最重要的。我们一个草民，不管社会地位多低，人格可以非常高尚、非常高贵。人格的高贵不是将军、皇帝的地位可以决定的，我认为这恰恰体
　　现了真正的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就是自我确立。基佐在《欧洲文明论》里对贵族有个定义，他说贵族最重要的特征是“自我确立”，我的精神状态由我自己决定，不取决于他人或环境。所以即使是草民，在精神上也可以很富有、很高贵，对此不必悲观。

　　提问一：提到贵族，人们一般会想到两个先决条件：血统与财富。该如何看待物质财富与贵族精神之间的关系？
　　刘再复：我觉得要获得贵族精神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后天努力。除了不断提升自己的学养与修养之外，没有别的捷径。如何提升？一要有阅历，有修炼；二要不断读书，走“富而好学”这条路。
　　王鲁湘：我补充一点，有些人误以为贵族就是吃喝玩乐的公子哥儿，殊不知贵族子弟的成长要比平民子弟辛苦得多，因为他要接受非常严格的训练。举一个例子，康熙当年训练他的太子的时候，非常严格。小孩子早上3点钟就要起床，跟着汉文师傅读《礼记》，比康熙上早朝还要早两个小时。康熙下了早朝，来检查太子的功课；检查完以后，康熙又去办别的事了，太子继续读《礼记》到9点。然后又跟着满文师傅读《礼记》的满文译本，他需要通晓满、汉、蒙三种文字。中午11点钟的时候，太子可以吃午饭。然后休息一会，到下午1点钟左右又要开始练习作为贵族子弟必须掌握的骑马、射箭、摔跤等。下午4点钟，康熙又下朝了，陪着太子一起练习，直到6点多钟再去吃晚饭。一个小孩子每天都必须如此。
    提问二：有人说只有欧洲文化才是真正的贵族文化；相比之下，美国文化更像是一种暴富文化，特别张扬，而且急功近利。参照这两者，您觉得应该如何评价中国文化？
　　刘再复：美国文化与欧洲文化确实有很大差别。我到欧洲去的时候，许多欧洲人瞧不起美国文化，说美国哪有历史，建国才两百多年嘛。全世界人文传统最雄厚的是两个地方，一是欧洲，一是中国。欧洲比较推崇贵族精神，而美国好像天生秉持的就是一种平民精神。
　　中国在20世纪其实也是一个相当平民化的国家，因为1949年革命实际上就是平民的胜利。我讲过，凡是革命过的地方都比较平等，没有平民和贵族的等级观念，这是长处；但这个长处也会带来一个短处，就是贵族精神的没落，贵族精神当中的许多好东西，像自尊、自律、自明等等，是不可以丢失的。

　　提问三：西方的贵族精神和中国的贵族精神有什么区别？
　　刘再复：西方的贵族传统形成了几点基本特点，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自尊、自律、自明。但中国没有形成这么一个可以延续下来的贵族传统，很难像西方那样概括出几个明显的核心价值。在中国的乡绅文化中，贵族精神与其他东西是杂糅在一起的，必须加以分辨。比如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里面既有贵族精神也有平民精神；“富贵不能淫”算贵族精神，“贫贱不能移”就是平民精神了。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里面，儒家、道家的核心价值很容易概括，反而贵族精神很难概括，这是我们研究上比较大的困难，需要进行更细致的分析工作。

　　提问四：您对贵族精神讲了很多溢美之词，但我有一个疑问，贵族是不是还有一些没落的、不理想的或者现在应该被摒弃的东西？
　　刘再复：任何一种精神包括比较优秀的精神都会有一个变形变质的问题，贵族精神也会产生变质，比如堂吉哥德就令骑士精神变形了。你崇拜女子、扶助弱者当然没有错，但后来变成是为了表现自己才去扶弱除强，就失去了原有的真诚，骑士精神就会变形。再比如绅士风度，英国人讲得过分的时候像是在摆架子。所以我有时候更喜欢美国人的性格，比较坦率，比较天真。
　　另外贵族阶层本身往往是分化的。比如《红楼梦》里面贾宝玉是非常有贵族精神的，包括他的父亲贾政也是有贵族精神的；但是像贾赦，他是真正的世袭一等将军，却是一身流氓气；还有贾蓉，基本是个人渣，完全没有贵族精神了。所以说，一个人是贵族，但不一定就有贵族精神。

    王鲁湘：贵族是一个在历史中已经消失的人群，但消失的东西并不一定会消亡。毕竟由绝大多数普通人创造的物质财富经由少数人加以提炼，会形成一种比较精致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生活观念和生活品味。这是我们人类的精华，我们称之为“贵族精神”。它高居于人类精神的金字塔尖，如果它缺失了，就是人类精神高度的缺失。
                                                            摘自《从富强到文雅》

刘再复，1941年生于福建，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1989年辞职赴美。在芝加哥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科罗拉多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和访问学者。著有《性格组合论》、《鲁迅美学思想论稿》、《文学的反思》、《传统与中国人》《放逐诸神》、《告别革命》（与李泽厚合著）、《红楼梦悟》等，散文集有《读沧海》、《寻找的悲歌》、《人论二十五种》、《漂流手记》等。作品已被译成英、日、德、法等多种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