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艺感咏 诗中议论

古今情思

         诗中议论

          人道诗歌主性情，模山范水绘心声。

          思量亦有超常例，论震群儒四座惊。


附：周振甫《诗词例话》

诗中议论
　　
                                                        一
　　
      谢太傅①于《毛诗》②取“訏谟定命，远猷辰告”③，以此八句如一串珠，将大臣经营国事之心曲写出次第，故与“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④，雨雪霏霏”，同一达情之妙。(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下)
　　人谓诗主性情，不主议论，似也而亦不尽然。试思二雅⑤中何处无议论。杜老古诗中，《奉先咏怀》《北征》《八哀》诸作，近体中《蜀相》《咏怀》《诸葛》诸作，纯乎议论。但议论须带情韵以行，勿近伧父⑥面目耳。戎昱《和蕃》云：“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亦议论之佳者。(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下)
　　①谢太傅：东晋谢安，死后赠太傅。　②《毛诗》：毛亨作传的《诗经》。　③訏谟：远大的谋划。定命：确定命令。远猷：长远打算。辰告：按时告诫。　④思：语助词。　⑤二雅：《诗经》中的《大雅》和《小雅》。　⑥伧父：庸夫俗子。
　　文学作品是通过形象来表达作者的思想的，那末诗中能不能发议论，或类乎议论的说明呢？这里认为在适当的场合，用合适的手法，诗里是可以发议论或说明的。
　　这里引了《世说新语·文学》中的一个故事。谢安问子弟，《诗经》中哪几句最好。谢玄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四句写景，写得有情味，是富有诗意的名句。谢安说；“訏谟定命，远猷辰告”，这两句“偏有雅人深致”。这里指出八句诗如一串珠，即《诗·大雅·抑》：“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有觉德行，四国顺之。訏谟定命，远猷辰告，敬慎威仪，维民之则。”这是说，没有人可以跟他竞争的是有贤德才能的人，四方都仿效他，他的德行使四方各国都顺从他。他作出远大的打算，定出正确的命令，按时颁布出去。他敬慎而威严，为人民所仿效。这些话类似议论的说明，为什么谢安说它是《诗经》中最好的诗句，有雅人深致呢？换言之，这些说明为什么是诗呢？这里指出，因为它把大臣经营国事的用心曲曲传出，也就是写出了大臣的精神。按谢安是东晋的大臣，他想的是怎样作出远大的谋划，制定正确的命令，按时颁布出去，而《诗经》里的两句诗刚好和他想的一致，所以他欣赏这两句诗。王夫之生在明末清初，对于明朝末年政治的腐败有很深感慨，感叹当时没有那样的大臣能为明朝制定远大的谋划，挽救明朝的灭亡，所以对谢安的话也深有同感。不过他认为谢安只引两句还不够些，所以他又扩大为八句诗，认为它写出了大臣经营国事的心曲。现在看来，谢安只引两句，这两句是抽象的，概念的，不能说是好诗。王夫之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把它扩大到八句，但这八句还是抽象的概念的，还算不得好诗。谢安、王夫之对这些话有他们的深切感受，这是另一问题。这两句或八句在《诗经》的《抑》这首诗里面是有作用的，《抑》这首诗是有有形象的，在形象中夹入一些说明的话是可以的，把这些话抽出来，让它跟诗中的形象脱离，那就不能算好诗了。所以用这些话来作为诗中议论的例子，还嫌不够。
　　这里还举出不少发议论的诗，如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诗先写自己的抱负，次写路上经历，最后写到家情况。开头一段就有议论，如：“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终愧巢与由，末能易其节。”这是说，自己像葵藿倾向太阳，忠于唐朝，这已成为天性，不能改变。看看像蝼蚁那样的渺小人物，只该守着自己的巢穴，为什么要慕大鲸到大海里去，到朝廷上来抓大权呢？自己耻于向当权派有所营求，生活穷困，又不愿效法巢父和许由去做隐士。这些议论同一般的议论不同，它的不同有两点：一，全篇里有很多形象的描写，这些议论是同形象的描写结合着的。正由于诗人具有那样的抱负和遭遇，所以他能够描写出统治者的荒淫和人民的苦难。二，这些议论不是概念的，是通过比喻等艺术手法来表达的，是用诗的语言来说出的，因此它也是诗的。比方说自己倾心唐朝，就用“葵藿倾太阳”来作比，说渺小人物用蝼蚁来比，说小人专权用蝼蚁慕大鲸来比，说不愿隐居用终愧巢由来比。这就同一般议论不一样了。这是古诗中的议论，再看他在近体诗中的议论。
　　《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诗前四句主要是描写，后四句是议论。在描写中透露出诗人对诸葛亮迫切仰慕的心情。正由于心情的迫切，所以一开头就提到何处寻。寻到后又感叹“自春色”“空好音”，流露出无可追攀的感慨。由于这样描写，便同后面议论紧相呼应，感情强烈。这是一。议论中含有许多故事，具有高度概括性，能唤起读者的许多联想，从三顾茅庐到隆中决策，到扶阿斗和六出祁山，直到五丈原头积劳病死，它跟一般抽象的议论不同。这是二。正由于这些议论表现了强烈的感情，有感动人的力量，所以宋朝宗泽在临死前还念着这诗的最后两句。
　　
                                                                     二
　　
      徐州《汉兴歌风台》诗虽多，张安道诗最绝，云：“落魄刘郎作帝归，樽前一曲《大风》词。才如信越犹菹醢①，安用思他猛士为？”(阮阅《诗话总龟》卷十五)
　　临潼《朝元阁》诗虽多，唯陈文思二韵首出，曰：“朝元高阁迥，秋毫无隐情。浮云忽一蔽，不见渔阳城。”(同上)
　　王安石《登大茅山顶》：“一峰高出众山巅，疑隔尘沙道里千。俯视云烟来不极，仰攀萝茑去无前。人间已换嘉平帝②，地下谁通勾曲天③。陈迹是非今草莽，纷纷流俗尚师仙。”纪昀批：“二冯称此诗为史断④，太刻。必不容着议论，则唐人犯此者多矣。宋人以议论为诗，渐流粗犷，故冯氏有史论之讥。然古人亦不废议论，但不着色相耳。此诗纯以指点出之，尚不至于史论。”(方回《瀛奎律髓》卷一)
　　①菹醢(zūhǎi租海)：切碎剁成酱，即杀死。　②嘉平帝：秦始皇。秦称十二月大祭叫腊月，秦始皇改腊月为嘉平月。相传茅蒙成了仙，他的家乡茅山歌瑶说：“帝若学之腊嘉平”，即秦始皇倘要学仙，可以改腊月做嘉平。　③勾曲天：茅山本名勾曲山，有个山洞称华阳洞天。　④二冯：清人冯班，是老二，称二冯，著有《钝吟杂录》。
　　这里引了三首诗，诗里都发了议论。这种议论可以分为二：一是“不着色相”的，一是“着色相”的。“着色相”好比演员登台表演，把容貌长相给人看，也就是作者把他的意思说出来；“不着色相”，作者不把他的意思说出来：前者写得显露，后者写得含蓄。在诗里发议论，冯班称为史论，认为不是诗，纪昀认为还是诗，因为它“不着色相”，不把意思说出来，其实就是把意思说出来，也和史论不同，像上举的例子，还是诗，不是史论。
　　王安石的一首，后四句是发议论，反对学仙。秦始皇要学仙，听说把腊月称做嘉平月就可招致神仙，可是他还是死了。传说大茅山的山洞可以通到仙家洞府，可是没有人找到过这个洞府。这些传说都已成为陈迹了，可是世俗还在纷纷学仙。他认为学仙是虚妄的这个意思，没有明白说出。《朝元阁》诗，比喻唐明皇站得高，看得远，在他励精图治时，明察秋毫，臣下不能蒙蔽他。到晚年追求享乐，受到蒙蔽，再看不见安禄山的谋叛了。他的用意，君主一受蒙蔽，就会酿成祸乱，但在诗里没有明白说出。像这样运用比喻如浮云，结合具体的人或物，如嘉平帝、勾曲天来发议论的，跟史论不同，因为它还不离具体的人和物。而用意又比较含蓄，所以还是诗的议论。
　　写歌风台的一首，对刘邦直接提出批评。像韩信和彭越那样的大将之才，都把他们杀了，还说什么“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作者的批评明白说出，写得比较显露，但还是和史论不同。史论是作者结合史实来发议论，他的议论有一个前提，在议论中作者往往离开史实来说明这个前提，再根据这个前提来评论史实。比方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他就提出一个立论的前提，“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根据这个前提来评论孟尝君手下的都不是“士”。诗中议论，离不开事实，结合事实来发议论，“信越犹菹醢”是事实，“思他猛士”也是事实，把这两件事实对比起来，提出批评，但作者的论点和立论的前提都没有说出，可以供人体会。像从这个批评里可以想到。刘邦这时候才认识到，他的国家的最大敌对者是匈奴，而他手下的将领没有一个人可以抵当匈奴的，所以在思壮士，刘邦经过了白登之围，几乎逃不出来，这才懊悔不该杀了韩信、彭越；帝王的杀功臣，往往会给自己带来不利的后果等；这些意思，都可从这两句诗里去体会出来。那末它的批评虽然明显，通过他的批评还可供我们体会，里面还含有不少意思，所以还是诗而不是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