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桥：他们那一代人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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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桥：他们那一代人的风采

董桥先生近照 　　《大师》：董先生，我看过您写的一些文章，回忆南洋时代父亲的书房，你小时候泡在父亲书房，是一种自发的性情吗？ 　　董桥：自发的，都是自发的，有很多书我都看完了，我父亲都忘了他有什么书了，我就躲在里面看，那时候看好多书，都是线装的老书，那些明清笔记一大堆。 　　《大师》：后来您去台湾读书，为什么选择当时以工科见长的成功大学？ 　　董桥：那个时候没得选择。当时印尼排华，学校都关门了，学生没有书念，有一大批回到中国大陆，还有另外一大批回到台湾去。我父亲是国民党，所以我当然回台湾了，我有很多同学到大陆，我们几个同学就一起到台湾去。 　　到了台湾之后要从头考，考完之后再分发你到哪个学校去，考得不好的就要去念先修班，幸亏我考到了，就分配直接到大学去，当然不能去台大，因为那时候已经过了开学时间，我们的船是9月中旬才到台湾，到考完试都10月了，学校都开学了，就分发就到台南去，台南成功大学那时候是个理工科很有名的学校，文学很小，就是中文系、英文系，台南是一个非常朴实的乡下地方，没有台北这么繁华，我在那边读了四年，是我很开心的一段日子。 　　《大师》：有个传说，五十年代在台湾的大学里面看禁书的学生会神秘失踪，有这么紧张的气氛吗？ 　　董桥：有，肯定有。那时候到处都是标语，“匪谍自首，既往不咎”，你要举报匪谍，你就有功劳了，学校里面很严，有教官。有的学生乱讲话，我们亲眼看到的就有一两个学长不见了，被抓去了，那个时候已经1960年了，还是那么严。 　　《大师》：您曾经在《忆往》里面写，美满的婚姻是把两个不同情节的故事编进一部小说了，融化成一个结局。您太太是您的大学同学？ 　　董桥：在台南成大的同班同学。文章你也相信（笑），怎么写都可以。婚姻还是要碰运气吧，有的婚姻不能成功，有的婚姻大家迁就一点就成功了。 　　《大师》：当年成功大学毕业都不好找工作吗？ 　　董桥：也不见得，我们那时候毕业之后也糊里糊涂，一下子就结婚，去新加坡住了一阵子，就跑来香港了，香港还是蛮好的，生活、找工作什么的，还是比台湾好一点点，机会多一点吧。 　　《大师》：好像刚到香港的时候你也比较辛苦？ 　　董桥：对啊，因为找不到一个固定的职业，那就做翻译、教家教之类的，我什么都做过了。即使找到要坐班的工作，晚上也要兼很多事情做。 　　《大师》：小时候您家里条件好像还不错，那个时候就完全要靠自己了？ 　　董桥：我不太喜欢靠家里，而且那个时候要寄钱回大陆去，是南洋那边寄来给我，我再转到大陆给一些亲人。六十年代的香港苦得要命，那时候真是一个黑白电影的世界，大家生活也很辛苦，所以在种情况之下，你说你怎么样靠家里养活，也不太好，反正自己就做很多工作。 　　《大师》：五六十年代在台湾和香港，您一直和大陆的亲戚有联系，那时候对五六十年代的大陆了解吗？ 　　董桥：那时候他们苦得要命，也没得吃，我们这里要寄很多东西去，香港有一些商行专门替你汇钱和东西回去。所谓东西就是糖、奶粉这一些，一箱箱弄好，你给他钱，他帮你寄过去。那时候也有很多人偷渡来香港，游水过来，很苦很苦。我有很多中学同学不是去大陆念书的嘛，后来有偷渡跑出来的，有俩兄弟半路上游水过来，结果弟弟就死了，很多这种故事，很惨的。 　　《大师》：您七十年代初去英国留学是很偶然的一个机会？ 　　董桥：对啊，因为那个时候要自己去留学的话，我已经结了婚有了孩子，去的话很贵的。刚好英国广播电台在香港招聘，我就去考，一考就侥幸考上，然后才可以带全家人去，那是个机会。然后到了英国就是就半工半读，一边上班一边到学生里面去报名读书。《大师》：董先生，我看过您写的一些文章，回忆南洋时代父亲的书房，你小时候泡在父亲书房，是一种自发的性情吗？ 　　董桥：自发的，都是自发的，有很多书我都看完了，我父亲都忘了他有什么书了，我就躲在里面看，那时候看好多书，都是线装的老书，那些明清笔记一大堆。 　　《大师》：后来您去台湾读书，为什么选择当时以工科见长的成功大学？ 　　董桥：那个时候没得选择。当时印尼排华，学校都关门了，学生没有书念，有一大批回到中国大陆，还有另外一大批回到台湾去。我父亲是国民党，所以我当然回台湾了，我有很多同学到大陆，我们几个同学就一起到台湾去。 　　到了台湾之后要从头考，考完之后再分发你到哪个学校去，考得不好的就要去念先修班，幸亏我考到了，就分配直接到大学去，当然不能去台大，因为那时候已经过了开学时间，我们的船是9月中旬才到台湾，到考完试都10月了，学校都开学了，就分发就到台南去，台南成功大学那时候是个理工科很有名的学校，文学很小，就是中文系、英文系，台南是一个非常朴实的乡下地方，没有台北这么繁华，我在那边读了四年，是我很开心的一段日子。 　　《大师》：有个传说，五十年代在台湾的大学里面看禁书的学生会神秘失踪，有这么紧张的气氛吗？ 　　董桥：有，肯定有。那时候到处都是标语，“匪谍自首，既往不咎”，你要举报匪谍，你就有功劳了，学校里面很严，有教官。有的学生乱讲话，我们亲眼看到的就有一两个学长不见了，被抓去了，那个时候已经1960年了，还是那么严。 　　《大师》：您曾经在《忆往》里面写，美满的婚姻是把两个不同情节的故事编进一部小说了，融化成一个结局。您太太是您的大学同学？ 　　董桥：在台南成大的同班同学。文章你也相信（笑），怎么写都可以。婚姻还是要碰运气吧，有的婚姻不能成功，有的婚姻大家迁就一点就成功了。 　　《大师》：当年成功大学毕业都不好找工作吗？ 　　董桥：也不见得，我们那时候毕业之后也糊里糊涂，一下子就结婚，去新加坡住了一阵子，就跑来香港了，香港还是蛮好的，生活、找工作什么的，还是比台湾好一点点，机会多一点吧。 　　《大师》：好像刚到香港的时候你也比较辛苦？ 　　董桥：对啊，因为找不到一个固定的职业，那就做翻译、教家教之类的，我什么都做过了。即使找到要坐班的工作，晚上也要兼很多事情做。 　　《大师》：小时候您家里条件好像还不错，那个时候就完全要靠自己了？ 　　董桥：我不太喜欢靠家里，而且那个时候要寄钱回大陆去，是南洋那边寄来给我，我再转到大陆给一些亲人。六十年代的香港苦得要命，那时候真是一个黑白电影的世界，大家生活也很辛苦，所以在种情况之下，你说你怎么样靠家里养活，也不太好，反正自己就做很多工作。 　　《大师》：五六十年代在台湾和香港，您一直和大陆的亲戚有联系，那时候对五六十年代的大陆了解吗？ 　　董桥：那时候他们苦得要命，也没得吃，我们这里要寄很多东西去，香港有一些商行专门替你汇钱和东西回去。所谓东西就是糖、奶粉这一些，一箱箱弄好，你给他钱，他帮你寄过去。那时候也有很多人偷渡来香港，游水过来，很苦很苦。我有很多中学同学不是去大陆念书的嘛，后来有偷渡跑出来的，有俩兄弟半路上游水过来，结果弟弟就死了，很多这种故事，很惨的。 　　《大师》：您七十年代初去英国留学是很偶然的一个机会？ 　　董桥：对啊，因为那个时候要自己去留学的话，我已经结了婚有了孩子，去的话很贵的。刚好英国广播电台在香港招聘，我就去考，一考就侥幸考上，然后才可以带全家人去，那是个机会。然后到了英国就是就半工半读，一边上班一边到学生里面去报名读书。 　　《大师》：你很重视在英国八年的时间？ 　　董桥：其实我很重视每一个地方，住过的地方，或者是去过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写文章的人，越是可以到各种不同的地方去生活，对写作我看是会有很大的帮助。比如说南洋好几个地方我都住过，英国也好，美国也好，年轻时候我去了很多地方，就看到很多不同的生活。我觉得要写东西的人应该有机会争取到各种不同的地方去看看，能住一段日子最好，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大师》：也是七十年代初的时候您对中国近代史、近代史人物传记这块感兴趣，为什么您在伦敦的时候，反而会对中国近代史这块感兴趣呢？ 　　董桥：我看人总是这样子，你在中国的时候觉得外国的东西好，你到了外国呢，又觉得中国的月亮大，每个人都会这样想，到了英国之后就很想知道更多一些中国的东西。那个时候英国伦敦大学有个亚非学院，剑桥、牛津图书馆，太好的中文书都有，比台湾大学里面的书都要多和齐，早年抗战之前的，清末的，那些全部有，这很难得，我很奇怪怎么会收这么多书，那个时候真的可以看到很多书。 　　《大师》：那段时间你不光是系统地学英文，其实反过来也对中文下工夫。 　　董桥：学英文，我想是占最多的时间。因为你在中国大学里面，所谓的外文系学到的还是很有限。你要把英文弄好，要生活在他们的地方，跟他们的人交往，然后整个进入他们的状态里面去，那你就慢慢可以摸到那个语言真正的一些深邃。 　　那个时候我很用功，比如说所有18世纪、19世纪经典的书，真是花了很多时间去看，看不懂也要看，看不懂就看到懂为止，那是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反省机会，整个是另外一种文化的洗礼，那种振荡很大，你真正进到他们的世界里面去，进到他们的文化里面去，你就知道英文是什么，然后你就会回过头来看看你的中文是什么，因为语言这种东西其实互相都会有一点关系在里面。看英文、写英文，你起初总是有中国人的味道，总是不像他们，慢慢你就会学到跟他们很像，你会跟他们的想法一样了，整个逻辑也跟他们差不多，那你就慢慢懂了他们整个构思、整个思路是怎么来的，然后你再回到中文世界里面去，看这样写跟那样写有什么分别，你那种感受不一样，你的要求也不一样。这个是我自己觉得比较珍贵的一个经验。 　　《大师》：那时候您那么积极地融入西方文化，有想法说要留在那边，还是知道迟早要回来？ 　　董桥：没有，我没有想到要留那边，我主要是对那个文化有兴趣，我就一直在寻找一些东西，不会说想到有太长的计划，都没有，走一步算一步。 　　《大师》：当时也在给这边的媒体写一些文章？ 　　董桥：对啊，你要生活要多一点钱呢，开专栏、做翻译，那时候时间好像都不够用。 　　《大师》：后来是怎么样回到香港来做《明报月刊》的？ 　　董桥：因为小孩慢慢长大，整个跟英国人一样的了，想来想去觉得这是个问题，你不让他回来一下，整个就会变成洋人了，就决定回来，还是回到美国新闻处，我去之前也在香港美国新闻处工作，美国新闻处完全是一个统战的机关，英国广播电台也是，它属于外交部的，所以美帝、英帝我很清楚（笑）。这种经验我看不是很多人有，我们那代人才会有的。 　　到《明报月刊》跟查先生（金庸先生）做了很久，大概有十几年，当然学到很多东西，因为查先生是非常聪明、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家，我可以跟在他身边，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荣幸，有机会跟他学做人，学做文章，都是很好的。他也不会教你什么，总之是潜移默化，你天天跟他来往，天天看他上班、下班，跟他一起，你慢慢就知道查先生这个人怎么会写出那么多书，武侠小说、社评会写那么好啊，慢慢你就会摸到一些东西。 　　《大师》：八十年代商业化媒体还没起来，当时《明报》应该是文人办报市场独大的那种？ 　　董桥：对，当然。《明报》是查先生一手创办的文人报纸，是很正统的一个知识分子报纸，可以说我是搭最后一班车，在我之后就没有像我那么大的运气，会跟查先生这样的人，跟他学，跟他做，这个是比较难得的经验。 　　《大师》：其实很多人惊讶，为什么你在文人办报的传统里面呆了那么久，后来会去到风格完全不一样的《苹果日报》？ 　　董桥：你要写文章、要出书、要写书的话，我看你没有商业头脑不行，很难成功。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那么成功，就是因为他有商业头脑，查先生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商人，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文人，这种结合，我看跟他的成功有很大关系，如果他一味地做文人要做的事情，或者看文人要看的东西，只限制在一个文人的小圈子里面，他就不会变成现在的金庸了，对不对？社评该怎么写才会有人看，小说该怎么写人家才会追，这些我看他都想得很周到，因为市场那么大，你说你关门自我陶醉也没有用啊，你还是要让你的作品进到更多人的地方去才好，不是说要写东西要赚大钱，而是说你的东西要有人看才行，没人看的话孤芳自赏没用啊，所以商业的头脑还是要有的。 　　我那个时候在《明报》，我们做得很辛苦，销路也就是很固定的水平，《苹果日报》一出来马上可以市场占有率那么大，总是有它的原因，我就很想知道是怎么做才会使得报纸变成一个大众化的东西。这对一个媒体人来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蛮重要的，应该要懂这些东西，懂得整个的趋势你才会掌握到一些比较新的看法跟做法。媒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运作，你必须要慢慢去摸，慢慢去调整，慢慢去把它拉到一个平衡，既赚钱又可以建立地位的那种水平上面去。我看这个很不容易，到现在为止我做的一些报纸也好，杂志也好，有时候会成功，有时候并不成功，你总是要不断地调整。写文章也是，你要怎么样变，才使人家看你的东西每一篇都有所得才可以，这很难的，我现在还在摸索。 　　《大师》：能谈谈“报人”和“作家”这两个身份的互相影响吗？ 　　董桥：很好，对我写东西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在报馆里面工作，光是世界各地的电讯就看得太多了，每天接触世界各地的大事小事，什么都有，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有太多东西是要学的。你暴露在那么强大的一股媒体威力面前，就会觉得自己很渺小，报馆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比在大学里面读书、工作都要好，都要有趣，因为你跟整个时代的脉搏可以接上去。 　　《大师》：作为社长的董先生，管理风格上是怎样的？ 　　董桥：我做社长的话必须要投入，要参与，要介入，不然这个报纸就很难做好。当然记者、编辑他们的运作我必须要非常清楚才行，我未必会直接地提出我的看法，可是我静静地旁观，对他们、对我个人，甚至对这个报纸、这个出版物，就会有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在里头。慢慢地他们知道，或者说我们大家知道将来的路要怎么走才行，这个要不断地调整，不断地弄，所以介入还是很重要的，领导还是很重要的，你要给他们有一种启发的作用才行，给不出一点启示的话，你的存在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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