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庆炳：学术规范----从做学问的过程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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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庆炳：学术规范----从做学问的过程开始

目前，学术界十分关注的学术规范问题，应该进行深入的讨论，以求得一个真正的解决。我的看法是，学术的不规范，除了治学的态度问题外，还在于一些人对于做学问的过程不甚了了。           必须明确做学问是一种精神劳动，这种劳动的一个特点就是要提出并论证新的观点，或对已有的观点作补充论证。凡是完全重复别人的观点，或没有新的论证的，就是无效劳动，或无结果的劳动，其结果不应该拿出来发表。因此一般的论文应该让编辑知道：那些观点和判断是你独立得出的，根据的是哪些事实；那些观点和判断是你参照别人的观点得出的，参照的谁的观点判断，你的推进又是什么。凡看不出上述两种情况的论文，就是不符合学术规范的论文，应返回作者，请其说明清楚。           现在许多青年人开始做学问，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是我们的希望所在。但他们中有不少人往往不知道做学问的过程，结果虽然写出了文章，常常不规范。我们应该把做学问的过程告诉他们。           我一直以为，治学的根本是要处理好才、学、识的关系。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说：“夫才须学也，学贵识也，才而不学，是为小慧；小慧无识，是为不才。”治学的过程，应是“学”的积累和“识”的锻炼的过程。下面讲三点：   首先是“学”的积累的过程。“学”要有对象。学问的领域太宽，不可能什么都想研究一番。必须确定有限的“学”的对象。“学”如何才能积累起来呢？这里要靠一个“进”字。面对自己的研究对象要能钻得进去，也就是说要通过长期的刻苦的努力，熟悉研究对象的方方面面，与对象相关的方方面面，搜集到真实的完整的资料。必须告诉青年学者掌握真实的而非虚假的片面的材料是研究的基础。离开这个基础，所谓的“学问”也就成了“空中楼阁”。那些所谓的“看法”、“观点”、“判断”等都是靠不住的。能不能进入对象，并不是容易的事情。这要有坚持不懈的精神。“学”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十年磨一剑”，“日积月累”，就是这个意思。学问永远不会“一蹴而就”，永远不会“立竿见影”，学问是永久的事业。我的老师钟敬文教授不久前逝世，就宣告了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一个时代的结束，因为至今仍然没有人在他研究的领域赶得上他，成为他的合格的接班人。他被外国学者称为中国“民俗学之父”，不是偶然的。记得１９９９年他的朋友、学生集会庆祝他９７岁寿辰时候，同样是我的老师的郭预衡教授首先讲话，他认为钟先生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民俗学、中国民间文学等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最可贵的就是他的“坚持精神”。钟先生从上个世纪２０年代初期开始收集民间歌谣、神话、传说、趣事等，并开始发表《歌谣杂谈》等，在中国民俗学这块学术园地上“坚持”耕耘了８０年春秋。在祝贺钟先生９７岁生日的时候，大家都收到了由他主编的刚刚出版的《民俗学概论》，一看前言，又发现这本３４万字的煌煌巨著的撰写用了８年时间。郭预衡先生说，一个学者一生只有始终专注于他的研究对象，坚持不懈，才能取得非凡的成果。“进”不容易。“进入”之后，能不能真正的“学”也是不容易的。一般而言，“进入”之后，一定要采取“无我”的态度，这里的“无我”就是排除主观的成见。不论资料符不符合你的口味，你都得“竭泽而渔”。在学习和搜集资料的阶段，带着主观的成见，就会遮蔽一些东西，导致资料搜集得不全面或不真实，这种研究就可能不客观，不可能获得真知灼见。           其次，我们还必须告诉青年人，“进入”研究对象，通过刻苦“学”而获得了真实完整的资料，是研究的开始，不是研究的结束。鲁迅先生在谈到郑振铎所著《中国文学史》时说过：“郑君所作《中国文学史》，……诚哉滔滔不已，然此乃资料史长编，非‘史’也。但有史识者，资以为史，亦可用也。”就是说，我们常见的那种单纯罗列资料的的文章，还不是什么研究，因为这里还缺少一种东西，那就是“识”。搞历史研究要有“史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同样我们搞文学研究的人，也必须有“文识”，没有“文识”，也不能算研究。但“识”的获得也是一个漫长的锻炼的过程。可以说“识”是学术研究的“神灯”，没有“识”这盏“神灯”的烛照，学术园地仍然是一片黑暗。因为所谓“独创性”、“新鲜见解”，哪怕是一个新鲜问题的提出，都决定于“识”的有无。“识”可能在一瞬间形成，但形成此种“识”的过程是长期的锻炼。这与前面的“学”养有关，但可能更重要的是对于人的生存与实践，对于现实生活的长期的观察、体验和思考。世事洞明，人情练达，都可能有益于“识”的形成。对于人的生活的深刻省察，往往可以帮助一个学者提高见识。所以，我感到学问不是孤立地读书、整理资料，学问之路与人的生存之路、生活之路是相通的。“远见卓识”意味着“有我”，也就是要把“我”的观点赋予对象以秩序。这个时候的“有我”，也就是有自己的观点、判断或理论假设。这就是学术创新的所必需的。“有我”的过程是既进入资料的又超越原始资料的过程。“有我”处于与研究对象最为贴近，又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也就是在一定意义上的“出”的过程，即从原始资料中跳出来提出自己的观点。           再其次，“有我”，即有了独特的见解和新的发现，是不是意味着研究的结束呢？没有。这最后还要一个“进”的过程。折叠如此“进”，是“求证”。也就是要运用你的搜集到的资料，小心的谨慎地证明你的观点和判断。这次再进入对象，就不是一般地搜集资料，而是对资料要加以分析，真与伪，精与粗，重要与不重要，都要进行重新的考察。在梳理考察的基础上，运用一定的方法，全力证明你的观点与发现，这是一个“证我”的过程。“证我”的重要是不言自明的。因为它考验一个学者的全部学术功力。“证我”的实质是将“我”的观点和发现变成为具有深刻的不可辩驳的说服力的论证。           我以为，学术规范在于这个过程中。如能经过进－出－进，学－识－求，无我－有我－证我这个过程，学术规范也就在其中了。所有的不规范的学术，包括抄袭、拼凑、重复等等，都是因为没有遵守这个过程。若能让青年人在他学术生涯岂不时，就明白这个道理，那么学术也就会规范化了。必须说明，我的这个说法，借鉴了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但又有所补充与改造，其中包含了我多年来指导研究生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