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告别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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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告别教育”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曾鸣 实习生 袁幼林

钱理群以鲁迅自励，要在绝望中反抗，但基础教育十年试水，却令他收获“丰富的痛苦”。 （东方IC/图）

任教五十年，钱理群在2012年教师节前夕宣布“告别教育”。从北大退休后，他投身中学教育十年，试图“改变人心”，却得到屡战屡败的结果。他说，今后他会在“教育之外”关心教育。

“—切不能为应试教育服务的教育根本无立足之地。”2012年教师节前夕，在北京“寻找来自—线老师的声音”座谈会上，老教师钱理群表达了“告别”教育的意图。
1960年大学毕业后，钱理群被分配到贵州，先后任教于安顺卫生学校和地区师范学校；1981年从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2002年退休，再由大学转教中学，并持续关注中学与农村教育，在基础教育这片新战场上，钱理群“纠缠”十年，自称屡挫屡战，屡战屡挫。
任教五十年，2012年9月9日，在—位中学教师的追思会上，钱理群最终发出告别宣言。

“节节败退”
“钱教授，你的课与高考无关，我们的时间又非常有限。”

2004年4月末的—个下午，钱理群站在南京师大附中的讲台上，讲授“鲁迅作品选读”选修课，偌大的教室里，稀稀拉拉地坐着二三十名中学生。
2002年6月27日在北大的最后—节课上，即将退休的钱理群告诉那些眼含热洎送别他的大学生们，他在刚参加工作时有两个目标，—是去南师大附中教书，—是去北大教书。前者是他的母校，他要去那里完成未竟的梦想。
南师大附中课堂的冷清却令钱理群始料未及。开课之前，南师大附中的老师和鼓动学生报名时说的—样：你们都向往北大，钱先生是北大最受学生欢迎的教授之—，但你们现在考上北大也听不到钱先生的课，因为他已经退休了。他现在走到你们中间来上课，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
—开始，学生踊跃报名，不光报上了名的学生坐满座位，没报上名前来蹭课的学生们也在过道和前后排或站或坐，将教室堵得水泄不通。
教了大半辈子大学生的钱理群极为重视给中学生的讲课，他在北京备了两天课，—个字—个字地重写教案，并提前四天来到南京准备。他回忆，课程的质量和氛圈都极佳，每堂课学生都听得极为认真，课后作业也表示收获很大，但听课的人数却渐渐少了下去。
—位学生在写给钱理群的信里说了老实话：“钱教授，我们不是不喜欢听你的课，而是因为你的课与高考无关，我们的时间又非常有限;我们宁愿在考上北大以后再毫无负担地来听您的课。”
2005年，钱理群在北大附中和北师大实验中学再次试手，情形—模—样：—开始人很多，慢慢的就减少到二十余人。
钱理群不禁悲叹，他用“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来形容应试教育的坚固——“它反映了中学教育的—个根本性的问题：应试已成为学校教育的全部目的和内容，而不仅教育者(校长、教师)以此作为评价标准，而且也成为学生、家长的自觉要求，应试教育的巨网笼罩着中国中学校园，—切不能为应试教育服务的教育根本无立足之地。而应试教育恰恰是反教育的。”
在走进中学课堂之前，钱理群何曾预想到这样的冷清凄惨。他曾对自己的中学教学报以热望。在—次接受媒体访谈时，他谈到自己退休后投身基础教育的初衷：“就当下中国来说，我还是坚持这—点，我们既要进行制度的改造，同时也要进行国民性的改造。说到最后还是人心的问题。人心、人性、道德底线的突破，是你—下子解决不了的，是更带根本性的问题。”在中国最著名的大学教了三十年最好的大学生，钱理群得出—个结论：“我为什么关心中学教育？因为我觉得改变人心，可能是更艰难的，但也许是更重要的工作。”
但从中学生身上得到的反馈令钱理群始料不及，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他用了“节节败退”来描述自己的中学授课经历。—次在台湾的座谈中，钱理群苦笑着回应那位给他写信的学生：“这位天真的中学生哪里知道，今天的大陆大学教育已经被绑上就业的战车，也迟早有那—天：凡是与就业无关的教育，都进不了大学的课堂！”

你赶我，我偏赖着不走了
“钱教授您好好在北大待着，中学是我们的地盘，你来这里干什么？”

之所以走进中学课堂，除了青年时的梦想，这还是钱理群在基础教育领域的—次执拗的“反击”。
最开始介入中小学基础教育是在1998年，教育部基础教育司邀请钱理群参与制定新课标。
“时任教育部基础司副司长找我，说我们要进行语文教育改革，成立—个专家委员会，讨论新课标，准备请你来做新课标专家组的顾问。他真是找了我三次，我都拒绝了。原因很简单，我不懂教育。后来他说了—句话打动了我，他说你不知道，为什么找你，我们教育界已经推不动了，正因为你外行，借助外力才有可能推动，我就同意了。”
钱理群想着兹事体大，花很多时间去学习，大量写文章谈教育观念。“结果就触犯了其他利益，比如新课标要编新教材，那就触犯了出版社的利益。而且我的出现，对语文教育界的—些权威构成威胁和挑战。然后他们就联合起来，在全国范圈内批了我整整半年。”
不久后，钱理群去福建讲学，接到—个陌生电话，“他说钱教授您好好在北大待着，中学是我们的地盘，你来这里干什么。”
这通威胁电话激发了钱理群的犟脾气。“我脾气来了，我就不走了。我这回关心到底。”钱理群不仅讲，而且持续讲，而且比以前讲得更多。仅2007年11月份，钱理群就在福州、东莞、苏州、常熟、上海五地十五次大谈教育。
在1999年后，钱理群退出了教育部的官方序列，却不停在民间行动。“广东有—个老板要投资编—个课外读物，我就编新语文读物，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整整—大套，影响非常大;我还参加了清华大学高考改革试点，当时只要有人找到我做基础教育的事，我就去。”
钱理群以此明志：你要赶我走，我偏赖着不走了！
钱理群还陆续推出《语文教育门外谈》、《钱理群语文教育新论》、《我的教师梦——钱理群教育演讲录》、《做教师真难、真好》、《中国教育的血肉人生》、《钱理群中学讲鲁迅》、《小学生鲁迅读本》等七部著作，对基础教育进行持续发声;他其他的书里，亦不断提及有关中小学基础教育。
钱理群将自己的介入分为思想者和实践者两个部分。其中2003年出版的《语文教育门外谈》，是其思想者阶段的具体成果，他在该书中高举理想主义旗帜，提出教育目标，对教育制度进行全面的刺激与批判。“我—开始就提我的教育理论，中小学教育是干什么的，大学教育是干什么的，教育改革的根本问题是什么……然后我明确提出‘以立人为中心’的语文教育思想。”
在《语文教育门外谈》的后记中，钱理群自己也表示不甚过瘾，“付出太多，收获却有限。特别是在理论上并没有太大的建树，说的多是常识。”
著作—本—本地面世，这个倔强的老头在他的战场持续抛出投枪和匕首，却没有从他为之战斗的人们那里得到预想的回应。—些—线老师甚至向钱理群抱怨，“感觉你的理念非常正确，但是距离我们的教育实际差得太远。”
钱理群意识到，“在高举教育理想旗帜进行批判以后还要做第二步建设性的工作，我不仅是—个思想者，同时还是—个实践者。”
同时，教育界—些专家发出质疑，“说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还有人说要把鲁迅从中学课本里撤掉；我就有点不服气，我就说退休之后我要去上课，争取讲鲁迅，而且是开课。”

钱理群坚持向中学生讲授鲁迅，他总是说，鲁迅最可贵的一点是在绝望中还有反抗。 （南方周末资料图）

相濡以沫的朋友们
“真正的教师是在一线老师那里，要发现教师，总结经验，用我的地位影响去推荐他们。”

受挫于城市，钱理群决定“离开中心”，转战“边缘地带、边远地区”。
钱理群首选的地点是自己曾经呆过18年的贵州，他在那里度过了青舂岁月，这也是—次寻根之旅。2005年，钱理群带了和朋友—起编写的乡土教材《贵州读本》，和“认识你脚下的土地”的课题，到贵州大专院校作巡回演讲。
在受到欢迎的同时，却意外受挫。钱理群和学生们谈民族文化传承，特别是民族语言的问题，但大学生们纷纷告诉钱理群，他们学了民族语言没有用。为了找份好工作，他们更需要学会如何熟练掌握汉语和外语。
“因此，他们向我这位北京来的教授提的问题是：如何学好英语？”钱理群在《我的教师梦》中回忆了这个尴尬的场面。
2006年，在给—个青年教师的回信中，钱理群写道，“我经常遇到‘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与‘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尴尬和悲哀，最后变成—种自我证明，无非是证明自己在坚守而已，而这不就成了阿O的‘精神胜利法’了吗？”
好在钱理群认识了—群“相濡以沫”的朋友。转向实践者身份后“屡战屡败”的钱理群，在清点自己的战绩时，常常说，这是他最大的收获。
1999年，钱理群被中学教育界广泛批判长达半年，但这种曝光也增加了给他写信的教师人数。最多的时候，钱理群—年要给两百多个教师回信，“亲笔手写”。
这是钱理群在进入中学课堂之外的—种实践方式，并且成为日后介入基础教育最主要的—种形式。
联系最早在年纪相仿的教师中开展，比如南师大附中的王栋生和福建—中的陈日亮，这些教师早已成名，并且是钱理群多年的朋友。但紧接着，—大批年轻的基层教师纷纷与钱理群牵上线搭上桥。这些联系，有的是因为有共同的学生和朋友，更多是素不相识的笔友。
其中，深圳中学语文教师马小平被钱理群激赏为“最具国际视野”的教师，他热爱阅读，经常将书籍、电影与同事与学生分享，提出与灾难赛跑的教育理念，并编纂《人文素养读本》，摘选罗素、爱因斯坦、黄仁宇、王小波等人的百余篇文章，力图对学生们的“人类文明缺乏症、人文素养缺乏症、公民素养缺乏症”对症下药。
四川成都新都—中语文教师夏昆自封为“国子监四门博士”，因为他除了主课“语文”以外，还给学生教“诗歌”、“音乐鉴赏”、“电影鉴赏”三门课。夏昆有—个“窗户守望者”的理论——“我们的教育是—个黑屋子，老师、家长和学生都在那个黑屋子里面拼命挣扎。我要做的就是把想要挡住窗户的人—脚踢开，告诉每—个人窗外有多么美好的景色，并守住这个窗户。”
湖北石首小河中学语文教师马—舜和许丽芬—道被钱理群并称来自社会最底层的两位教师，马在信中谈到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提出自己愿意作为—个“先觉醒了的父亲”，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应试教育“黑暗的闸门”，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这与钱理群不谋而合，作为鲁迅研究的专家，那正是他基础教育理论的最初来源。
湖北仙桃一中语文教师梁卫星则得到了钱理群“最有思想”的赞誉。这位湖北仙桃的农村教师，将对教育的观察写成小说《成人之美》。钱认为该小说将人性的阴暗描写得淋漓尽致，达到了“哲学的深度”。
钱理群将这些老师称为“真正的教师”，并总结其三个特点：有自己的思想，爱读书，具体教育理念虽不一样，但共同点是一切为了学生的健康成长。而“没有任何教育思想、理想，也毫无教育公心，既不真正关心学生的成长，也不从教育自身追求个人生命的意义，只是追求和教育本质相违背的个人名利”的教师，则被称为伪教师。
钱理群将这些“真正的教师”视为国家教育改革的希望。“真正的教师是在一线老师那里，不在我们这些教授、专家这里，所以要发现教师，总结他们的经验，利用我的地位影响去推荐他们。”
钱理群推荐他们的办法之一，就是为他们的书写序。钱理群在学术上的权威性，对于在学校不受重视、不合群的教师而言，是一种有力的声援，对马一舜和许丽芬等钱理群口中的“底层”乡镇教师而言，更拥有部分特立独行而避免格格不入的护身符效果。
2012年1月16日，马小平因操劳患脑癌去世，9月8日，一场有关马小平的追思会在北京召开，钱理群和那些文字之交的教师们聚首，并在会上动情地说，“我们是在寂寞和孤独中相濡以沫，我不能离开诸位，诸位也不能离开我，而且我们无需有更多的交往，但是我们会有一种心灵的契合，而且得到彼此的支持。”

“在教育之外言教育”
“一个真正的教育家，就不能只关心教育，而要超越教育，关心并参加社会变革。”

这些老师们更丰富了钱理群对基础教育的认识和思考。梁卫星向钱理群写信，表示他的大部分学生都信奉“活着主义”，“唯一要务在于活下去并且要活得尽可能好一些，不关心任何价值问题，为了避免价值风险，社会大众的价值观就是他们的价值观。”
在给梁卫星的回信中，钱理群指出，信奉“活着主义”的冷漠机械性人格的人，尽管自有其意义和价值，有时也会进行无声而绵长的抗争，但如果发展成活着就是一切的犬儒哲学，就会形成盲目听命的顺民性格。
之后，结合王栋生总结的“如今少年已成精”，钱理群总结出“我们正在培养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概念。即一己利益成为他们一切言行的唯一驱动力，为他人和社会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种“投资”，“精致”则指高智商与惊人的“世故老成”，经常做出“忠诚”的姿态，懂得配合与表演，善于利用体制获得自己的利益。
对于和教师们联系的裨益，钱理群说，“原来都是空谈的，现在和他们结合起来就不一样了，然后就开始慢慢地注意到体制。”
钱理群认识基层教师越多，发现越多“真正教师”的同时，他也对教育的基本面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
夏昆班上的一个复读的女孩，因为一次语文考试成绩不理想而自杀；在此之前，这位女孩曾经考过语文单科全市第一，她得知喜讯后在雪地里扔雪球的身姿仍印刻在夏昆的脑海里。
“有一次她来我办公室看成绩，120分考了不到100分，当时哭成泪人走了，夏昆和他的同事们纷纷说，这娃儿太可爱；并转而训斥其他的学生，‘人家没上100分什么样子，看看你们70分还不到怎么怎么’，现在想起来，我们做教师的有没有责任？”
夏昆自责：我们是不是推波助澜了？是不是她本来只有那个水平，而我们一直在给她层层加码，编织幻想？
许丽芬看到过同事撕掉孩子们的作业本，也见过他们把作业不合格的学生们叫到办公室，不给桌椅，让孩子们在地上罚做作业，脚踢，并以“蠢猪、笨蛋、烂货，你这个垃圾”等词辱骂。
梁卫星是和钱理群交往的老师当中的最绝望者，他曾经因为上厕所被记缺勤而愤怒地撕掉了考勤本，砸掉了桌椅；他见过学校在过年的时候，为祈求好的成绩而争着去寺庙烧头炷香；他声称“这个（教育）环境对我来说就是敌人”，并不对教育改革抱有希望。他把教师们的各种丑态展示在教育小说《成人之美》里，被钱理群赞誉提供“观察和认识当下中国教育问题上的启示”。他还打算就学生和领导各写一本，完成三部曲。
马一舜则最为愤怒，他指出校长为了提高学校中考的分数而将全校师生召集到操场，指导了包括“摸耳朵选C，摸鼻子选A，摸眼睛选D”在内的一整套作弊办法；教师们为了赚取辅导材料的回扣而拼命给学生布置作业；学生们在他勒令必须睡午觉的时候偷偷写作业……他告诉记者，他排遣负面情绪的办法之一，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中国教育的另一面。
十四年来，钱理群为基础教育奔走呼喊，虽然他自称这只是他治学中“很小的一块”，但甚少参加公共活动的钱老，几乎每次现身会议座谈，大多与教育有关。
种种的情况反馈和自己的观察，让钱理群这个秉持鲁迅“反抗绝望”原则的实践者越来越力不从心。
2007年暑假，钱理群在一个大学通识教育的师资培训班上讲课，介绍二十多年在大学开设“鲁迅研究”的经验和体会。会议结束后，一位大学教师提出要求，要钱理群举例说明“鲁迅课对促进学生今后就业的作用”。这一问，问得钱理群当即“大吃一惊，一时语塞，甚至有点手足无措，而心中却隐隐作痛”。
而越和基层教师们交流，对基层教育的状况了解越深，钱理群就越是沉默。他先是完成了从思想者向实践者的转变，如今，他已拒绝再高谈教育理论。

“丰富的痛苦”
“对现有格局下的改革，须有清醒的估计，不能有过高的期待。”

2012年9月8日深夜，一群中小学教师们在钱理群下榻的房间聚会。他们都是“相濡以沫的朋友们”中的一群，此番来京，在北京郊区交流经验，也像是抱团取暖。就像在北大无数个夜晚一样，钱理群被年轻人簇拥着，谈鲁迅，谈教育，谈人生，聊至深夜。
但在第二天的结束语上，钱理群告诉这些教师们自己“告别教育”的打算。
“现在已经不是教育理念的问题，是利益链条的问题。学校、教师、学生、家长都成了利益链条上的一环，谈理论他们也许会讲得比你还好听，但是做就是另外一回事。”
“现在不是教育大可作为的时候。”钱理群的告别语听来沉痛，但在和年轻的教师们说再见的时候，他又忍不住给他们打气，“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但一如十年前的退而不休，钱理群的离开决定同样“告而不别”。他告诉老师们，他虽然告别，却并不打算走远，而是准备“在教育之外言教育”。
钱理群“教育之外谈教育”的观点则来自高仁山。高仁山是北大教育系主任，1928年被北洋军阀张作霖杀害，为李大钊之后的第二位遇难者。钱理群对其“超越教育而言教育”的观点非常认同。其要点有二：首先，在教育内部，强调教育制度的改革于建设是根本，只想用教育方法的改革来做修补，不但无济于事，还可能南辕北辙；其次，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建设，必须以社会的变革和建设为依托。
钱理群的学术生涯恰如在为这段他如今寄以希望的话做注，他研究鲁迅，研究周作人，对自己和同代人前半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做痛苦的自我剖析和溯源，重新书写中国左翼文学史，探寻194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时代命运与抉择，所做的一切，都超出教育，而又与国民性改造这一终极命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个真正关心、热心教育的教育家，就不能只关心、热心教育，而要超越教育，关心并参加社会变革。”2010年5月，在高仁山墓碑揭幕典礼上，钱理群致辞讲话，似在总结他五十年教育生涯的失败和所得。
这个结局钱理群并不意外，早在2000年，钱理群就在《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中国语文教育改革的期待和忧虑》中指出，“没有相应的社会的改变，教育很难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也很难实行真正的素质教育……对现有格局下的改革，必须有清醒的估计，不能有过高的期待。”
至于失望与否，2006年，在与梁卫星的通信中，钱理群便提倡过“低调的理性的理想主义”，“把理想的追求落实为具体的可操作的现实行为，且预先估计其有限性，不抱过大希望，像鲁迅的‘过客’一样，听着前面的声音往前走，如果可能就联合一批人搀扶着走，如果没有，就一个人走。”
无论如何，钱理群和基础教育十余年的“纠缠”即将告一段落。钱理群73岁了，他终于确信对手“在彼处”，其间的意象颇有荒诞感，他仿佛堂吉诃德，满身风尘后，才发现自己和风车打了一仗。但他不以为憾。他仍会谈到鲁迅，他喜欢提到鲁迅与周作人的区别：“鲁迅老说绝望啊绝望，他最可贵的一点是绝望还能反抗”。他用自己一本书的名字来总结已经“告别”的教育生涯，那本书叫《丰富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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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地盘

梁卫星

[url=]　　上周，《南方周末》关于钱理群先生于教师节前夕“告别教育”的报道，不出我意外地引起了广泛关注。报道用了“宣布”一词，显得正式而悲壮。而在我看来，这个钱先生于一极小场合的发言，只是无奈的感慨，而非公开的布告。

　　钱先生深入中小学教育十多年，从理论探讨到实践干预，正如他所言，虽说是坚持不殆，但的确是屡战屡败，成效甚微。这是一个令人身心俱疲的过程，钱先生由此得以深化了对中国教育的准确认知，却也无可逃避地堕入了绝望之至的“丰富痛苦”。钱先生是一个执拗的人，他不殚于纠缠如毒蛇。他一度被人驱逐过，驱逐者气势汹汹地宣称中小学教育是“我们的地盘”，警告他滚回自己的北大，他回报以更多的中小学教育关注与一线教学实践。但现在，他终于不得不承认，中小学教育已经滴水不进，事无可为，再留下来也只是徒然耗费生命。他除了退出，还能怎么样呢？我可以想象，让这样一个终生为鲁迅先生说法，信奉“绝望的反抗”与“韧性的战斗”的老战士退出战场，那是一种怎样的不甘与无奈！

　　我和钱先生相知已久，很早以前，钱先生就跟我谈过他对中小学教育的看法，认为中小学教育已经没办法做了，这并非受我之类的一线教师的影响，而是出于他自身的生命实践。我知道告别这一天终将来临，但真正来临时，我依旧感同身受了老人内心的苦痛，也为老人的退出感到了庆幸——他没有必要把美好的生命与珍贵的精力浪费在这一塌糊涂的某些人的“我们的地盘”！

　　对于老人的“告别”，我不仅理解，而且支持，即使是我这个以中学教职为活命之源的人，其实也早萌退志，只是因为某些顾虑，而迟迟不得实行而已，因为，那是 “他们的地盘”！——这个时代的中国人，谁又不理解生在自己的祖国而却只是强为寄居者的痛苦与悲哀呢？

　　以我近二十年的教育实践与观察，中国教育两大块，大学教育即就业教育，中小学教育即应试教育，应试教育是就业教育的门票，二者一脉相承不可分割，如锁链一般牢牢缠绕住了国人的咽喉，我总称之为吃饭教育或糊口教育。这是一件很奇怪也荒唐之极的事情：一个民族的学校教育，长达近二十年，一个人最美好的年华，一切的努力与承受，居然仅仅是为了一碗饭！我常常想，天生万物，无不天赋谋生之道，可见生存权乃自然法，既如此，人不应该一生下来就当理直气壮地自然而然地享有吃饭权、居住权吗？何以我们这个种族的人们一代代周而复始，无不为吃饭居住而在那永远大同小异的毫无价值的试卷与书本中耗尽青春华年呢？更何况，既然只为争一碗饭，那又何必读书，让孩子们早早去打工做事，在实践中习得生存技能，更好更快，而且还顺便可以维持生存，岂非更合理？试问问，那些大学毕业的青年人，又有多少人是读书给了他自处处人之道与术呢？然而，我们的就业教育与应试教育繁荣昌盛着，如此明显悖逆常识与逻辑，却成为普遍现实，为十多亿人接受，真真让人无话可说。

　　当然，我还有话要说。教育是什么？教育即理想，既要教之育之，若无理想，只是生存，本为天然，何必教之育之？所以教育为了糊口吃饭，是彻底的反教育。人的理想应当是什么？是全面实现自己，同时也成全他人；吃得一碗北大饭，端得一碗清华饭，甚至捧得一碗欧美饭，最终也不过是一个吃货，又何谈实现自己？更何谈成全他人呢？

　　教育即自由，无自由，即无教育。试看看我们的孩子，他们最早在四五岁的时候就已经丧失了成长自由。他们被取消了童年，被圈禁了少年，也被驯化了青年，他们不能按照正常的生理与心理规律自然成长，长年生活在规训与惩罚之中，他们因此少年老成、精于谋算、谙于活命……他们不知道自由为何物，甚至有的早早就成为了自由的大敌。其次，孩子们也无学习与发展自由，他们不能顺应自己的兴趣发展，他们不能学习阅读欣赏自己心悦的对象，除了课本与资料，教室与寝室，他们什么也不能做，哪里也不能去，他们在爱与饭碗危机论中沦为了考试机器，如此教育即物化，自由何在？再次，老师亦无教的自由，他们宿命一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劳动，机械轮作，目的只是为了那张荒唐可笑的试卷，原本该无限丰富的创造性人生就此沦为无数张试卷上一成不变且死板乏味的墨迹。

　　为什么我们的教育变成了这样？我们为什么无能改变？钱理群先生一定无数次这样问过自己，我也一样。很多人谈及体制的原因，这其实已经是一个共识了——教育的问题很大，但其根源在教育之外。对此，我早有深刻认识，自是举双手赞成，但对这一个几乎是无解的问题说三道四，是愚蠢的。我只是想说，我们的教育变成这样，我们无能改变，就教育范畴而论，正是因为，这是他们的地盘！他们是谁？他们是一群聪明人，他们不一定是每次教育改革的倡导者，但每次教育改革的吹鼓手和推行者一定是他们；他们谈起时下最先进的教育理论，一定可以口吐莲花，涛涛不绝；他们总是批评过往教育状态最力的人，也总是推行时下教育改革最起劲的人；他们总能时时否定自己，与时俱进——他们是观念的变色龙，但却是教育改革权力的永久享有者。他们越来越明白，教育改革越多越好，那会扩大他们的权力，提高他们的名声，增加他们的利益！他们中有些人甚至了解古今中外所有最美最真最善的教育观念，这一切的美好名词，当然永远只是他们变本加厉力行糊口教育的油彩。因为糊口教育最简单最机械，与创造和偶然无关，他们只擅长这个；因为糊口教育扎根于这个民族千百年来从未摆脱的饥饿的恐惧之上，容易绑架更多的人；因为糊口教育远离理想与自由，借助规训与惩罚，最易传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从而便于他们予取予求！

　　所以我多次向钱先生感叹，中国的教育问题，并非观念问题，而是利益问题，一切的观念，新与旧，中与外，不过是他们手中花样翻新的形容词，是糊口教育的皇帝新装。然而，不要小瞧这些皇帝新装，他们每换一件，就意味着他们名利的新增长点。他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吃透了教育，教育就是他们的金饭碗。这金饭碗抽取孩子的生命、父母的精血、普通老师的心力、民族的未来打造而成。

　　他们是谁？他们是教育官员，是教材教案教辅编者，是大小名师，是学校金字塔尖的无耻存在，他们割据了中小学教育，视之为禁脔，对于钱先生这个外来者，一个必然危及他们利益的人，他们当然如临大敌，不驱逐不甘心！现在，钱先生终于如他们所愿了，然而，钱先生虽然说要离开中国教育，但他却离不开中国，他的告别，注定了是告而不别，他早已经瞄准新的战场！——这些教育军阀何以能过去、现在还有不知多么久远的将来逍遥盘踞于整个民族的未来之上呢？这当然是一个无关教育的问题，也是告而难别的钱先生即将要面对并挑战的问题，是他余生奔驰的战场。好在他并非独自一人，正有越来越多的人如他一般站在外围试图打破这坚不可催的教育城堡。我多么希望我和我的兄弟们能够有一天与他们里应外合，毁灭这铁桶一般的高墙，那时，教育不会是某些人的，而是所有人的！那时，教育也许会是其所是！

　　注：本文于9月18日在《新京报》以《教育不是私人“地盘”》刊出，刊出时有删节，此为全稿。[/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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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教育——我们领受的希望多于绝望

蔡朝阳

[url=]　　90年代读钱理群老师著作。钱老师关注中学教育，恰是我初为中学语文教员之时，不能说钱老师没给过我影响。尤其，钱老师以北大教授之高位，转而关注基础教育之小道，十余年而不辍，无论道德操守，还是对语文教育的理论建树，还是亲力亲为编撰各类中小学生“人文读本”，从立德、立言到立功，都在我们视野之内。因而，看到钱老的痛心疾首，我真的很难过。所谓“丰富的痛苦”，很愿意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并且，我也想跟钱老说一句，您做的已经够多了，已经并且还在继续发挥作用，谦虚则可，又何必妄自妄自菲薄？

　　请原谅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浅薄的乐观主义者，就南周的报道而言，我全然不同意钱老对教育现状的判断，也很不赞成报道所呈现的对教育的理解。纳闷的是，为什么钱老会这么绝望，而16年来一直在中学教育第一线的，按理说应该被应试的战车绑架的我，甚至越来越充满希望，感受到力量？我还观察到，这几年，教育正在不断地往前推进。恰恰我认为，目前正是教育大有可为的时节。

　　从南周的报道来看，钱老师绝望的，无非是学校体制。但钱老师似乎没有意识到，体制内教育，并非教育的全部。而钱老师个人的所谓“节节败退”，也未必一定就是基础教育的节节败退。事实上，至少在一些沿海城市，体制内应试教育的模式确实已经开始破产，几乎没有家长不责怪这个应试体制的，而之所以仍在其中，无非暂时无奈，随大流而已，只要能够有一个较好选择，我不信家长还是会送孩子去应试。我倒认为，这不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恰是民间教育觉醒的征兆。

　　就我自身的经验，即便接近破产的体制内也并非没有空间。我不多的几次电影讨论课与读书讨论课，多数孩子们都津津乐道。“—切不能为应试教育服务的教育根本无立足之地。”这个全称判断显然有问题。因为空间可以由教师个体去开拓，梁卫星和夏昆老师便可以作证，他们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呵护孩子们自由的心灵。为什么呢，因为以应试为目的的教育，基本具有非教育、反人性的特征。而人性本身有巨大的力量，只要是快乐的、有趣的、自由创造的，其力量显然大于其反面。钱老说“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这属于夸张的修辞手法。

　　—位学生在写给钱老师的信里说了老实话：“钱教授，我们不是不喜欢听你的课，而是因为你的课与高考无关，我们的时间又非常有限……”这样的情况我在每一届学生中都遇到——他们认为我说的，让他们讨论的，都是务虚，而与分数无关。这个时候不该你绝望，既然你是教育者，你秉承爱的教育的宗旨，那么，就请你俯下身来倾听一下，他在想什么，他究竟需要什么。这个时候，人文精神之类的大词，显然很无能，解决每个孩子的具体问题，更为迫切。又则，既然我们以自由看待教育，那么，还有一个前提，自由是需要习得的，不是每个孩子天生都懂得自由为何物。如果孩子们天生都知道，那么还需要教育做什么呢？正如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教师的民主教育，并非仅是告知孩子们你需要选票，而是在生活中，与孩子们平等相待，耐心倾听，尊重其意见，这种身教，是民主素养培育的最好方式。教育是慢的艺术，教育是生活本身。教育的价值在于，我们不能直接干预当下，我们是在为尚未到来的社会准备新人。

　　然后我们来观察整个社会，教育不正是整个社会应该一起来努力的事吗？你会发现希望在民间永存。2009-2010年，一场关于小学教材的谬误的大讨论遍及全社会，深度发酵，之后民国老课本大卖，最后以老六的《共和国教书》为终极版，一度洛阳纸贵。这说明一个问题，全社会都在关注教育，并且都在急切寻求出路。最近邓康延先生的追寻教育传统的《先生》系列片热播，也是一种呼唤。我的朋友，令人尊敬的徐冬梅女士，她的“亲近母语”是一家民间教育机构，一直在将最纯正的汉语教授给孩子们，并且她们一直走在儿童教育的前列，对哲学启蒙教育、审美启蒙教育，都做出了前卫而尖端的探索。“现在不是教育大可作为的时候。”钱老师的告别语别人听来沉痛，我听来很刺耳。钱老师，这个社会正在呼唤各种各样的崭新的教育，所谓独立教师，自由教育，您怎么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呢？我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事例，商业的、清教徒式的、公益的，各种各类，并非全部是应试教育的有益补充。即便有人争取话语霸权是为了名利，但我认同人的自利本能，只要不损害公义，自私的资本也可以像索罗斯的开放基金那样，成为一个推动社会开放的力量。

　　对教育的希望，还要寄托在我们的孩子们身上。这不是机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而是技术推动中国进步的现实版本。正如印刷术和电视直播技术促成教育的深刻变革，互联网带来的深刻变革，仍在我们的教育中起着深刻的作用。孩子们的信息来源丰富了，这切实地训练了他们的自由思想。教师开始不能在课堂上独霸真理了，因而孩子们的理性、自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育。这才是我想要的自由的启蒙，并且在客观上为一个多元的社会做了准备。

　　关于希望与绝望，确也曾纠结过我。但我想的与钱先生不同。钱先生说，他经常遇到“播下龙种，收获跳蚤”的情况。嗯，我很怀疑，何以我们会有这么一种自负，认为我们播下的便是一定是龙种，或者何以我们便知道，我们所播撒的，正是他们想要的？教师，也需要一种谦卑，一种道德自省，我反对教育“改变人心”的说法。教师并非上帝，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而教师的，才能归于教师。人心自在身上，教师或可激发，改变则存疑。正如我友郭初阳说，只要把我们的课堂，以及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变为练习自由最好的场所便够了。我们想过要胜利吗？要看你想得到的是哪种胜利。当场只手，毕竟还我万夫雄，以一己之力，扼住历史的喉咙，这是浪漫的自我神化的英雄主义情结。所以，我想说，我们都对中国教育怀有希望，但我的希望，并非你的希望。教育人生的意思，是我们这些教师，在教育的过程中，无论怎样的境地，我们都努力去收获尊严感与价值感。[/ur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