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说不尽的三位恩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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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说不尽的三位恩师 　

1924年我由师大附小考入师大附中，三年后又考入高中理科班，只读了一年，又考到天津北洋大学预科。在北师大附中读书的四年，是对我一生最有影响的四年。母校的校风严肃活泼，校园整洁美丽。 　　学生们在这样的环境中日日熏陶，不知不觉地养成了知书达理、勤奋好学的风气。从这里毕业的学生在各行各业都领先是理所当然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赵世炎、为新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钱学森和汪德昭昆仲三人以及马大猷等众多科学家、我国第一代交响乐指挥李德伦等，仅是几个突出的代表人物。在教师中则有徐铭鸿、石评梅等思想进步的老师。四年里教过我的老师不下20位。 　　现仅对三位印象最深、同学们至今聚会时还津津乐道的恩师写一些片段回忆。 　　初中一年级教我们英语的老师是赵海天先生。赵先生毕业于师范大学，个儿不高，胖胖的，一口北京话；上课总是一张笑脸。但讲起课来则非常认真，对学生的预习和作业要求非常严格。记得那时英语课每周5小时，每堂课下课前，赵先生总是要求学生预习下一课，在家中先将生词查词典，在单词本上注上音标，选出恰当的词义(“讲儿”)。第二天一上课，赵先生就先点一名学生到黑板上写出生词并注上音标与词义。如果有人前一天在家没有完成预习，在黑板上写不出音标和词义，就会当场出洋相。这样的要求日复一日，一个学期下来，我们养成了查词典预习的好习惯，这也为我们一生的外语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初中和高一有两年的数学老师都是程廷熙先生。他鼻子大，又有些鹰钩，同学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程大鼻子”。程老师体高而瘦，端肩且有些向右下倾，喜欢夹着点名册来上课。一口皖南腔，但讲课时口齿却非常清楚，一句一句地，有条不紊，极少重复，逻辑性又强。听了他的课，觉得数学并不难学，复习起来也不太费力。程先生的板书好，尤其是画的几何图非常规矩。他画图时，先定好圆心，一笔下来，一定是一个闭合的圆，几乎与用木制的大圆规教具画得一样。 　　同学们对程先生的教学非常佩服，非常尊敬他。但有时也跟他开个小小的玩笑。记得在高一时，王怀宗同学上课前在黑板上画了程先生的个头部侧影，特别突出勾画出他那个大鼻子。我们全担心程先生看了要大发雷霆。谁知，程先生走进教室，站到讲台前，端详了黑板好一会儿，笑了笑，操着他那皖南口音评论说：“嘴太小，鼻子太弯。”同学们哄堂大笑，紧张的气氛一下子松了下来。 　　语文老师董鲁安先生是在20世纪20年代师大附中最为学生称道的老师之一。董先生给人们的印象是个乐观派、名士派，非常潇洒。他讲起书来慢条斯理，一板一眼。讲文章、念诗词时，到了精彩段落或句子，时常忘我地坐在讲台椅子上自言自语起来，说“妙哉，妙哉”、“妙不可言”一类的话。有时讲得出神，就给同学们讲述一些轶事甚至离题好远的趣闻。所以他的课深受学生们的欢迎。在高中一年级时，有一次董先生上课讲着讲着又走了题。我班高材生林津同学在下边悄悄地议论：“又神聊啰!”谁知董先生耳朵很灵，这话被他听见了。他笑了笑，没有说什么，就回到课文正题。过了些天，董先生讲课又走了题。这回大约是条件反射在起作用，董先生想起了林津的话，于是就问他：“林津，我是不是又神聊啦？”全班哄堂大笑，弄得林津红了脸，很不好意思。以后董先生不只一次开林津的玩笑。就是在这样和谐的气氛中耳濡目染，使我们非常爱上董先生的语文课。对这件事，同学们多年后再见面，还津津乐道。 　　董先生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似乎对佛经很有兴趣，甚至有些信佛的迹象。“七七”事变，卢沟桥一声炮响，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谁也没有想到，这个震动使名士派的董老师完全改变了他的人生观。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和我的爱人陆士嘉(也是师大附中校友，董先生的学生，当时在校学名叫陆秀珍)由欧洲回到北京，打听旧日老师的行踪时，才听说，董先生在沦陷的北平，由玩世不恭的乐天派转变到参加革命，做过掩护地下党的工作。在抗战后期，他又转移到解放区，参加了人民政权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进城，担任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委员，并改名为于力。知道内情的友人告诉我们，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中的钱教授就是董鲁安老师的写照。 　　以上短短的几段回忆只是我在母校四年受教过程中的片鳞半爪。每回想起当年在校时的种种情景，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好像这些才发生在昨天。这四年的幸福时光对我后来在大学的学习以及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工作影响十分深远，以至到今天仍使我念念不忘母校和多位老师对我的亲切教导。（张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