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叶圣陶日记所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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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叶圣陶日记所想到的

? 叶永和 蒋燕燕

最近，我们在整理爷爷叶圣陶的日记，爷爷的日记中记录了许多与教育有关的事情。我们选出了其中的几篇，结合现在的教育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

关于清退代课老师


    1957年6月8日，爷爷有这样一则日记：

    下午两点半，仍在社中听同人向教部提意见。究竟社中同人详知教部之实情，诸人见识亦较高，所提种种意见，皆中窍要。而教部之百孔千疮，无一是处，闻之令人又生气，又发愁，不知教育前途将如何糟糕。已届六点，钟华发言，谈其出外视察一农村小学时之所见。小学教师地位之卑微，教育行政人员之不以人看待小学教师，钟华描绘甚真切。余本心绪恶劣，闻之不禁哭泣。同人皆劝余休息，而不知余何以悲也。   

  因不知此事因何而起，致使爷爷如此悲痛，我们询问了在那段时期曾任爷爷秘书的史晓风先生。晓风先生说，当时教育部党组书记副部长董纯才和叶先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开会，听取大家对教育部的意见。听小学语文编辑钟华讲他们调查农村小学之事，讲到他们晚上住的地方没有厕所，学校备了尿盆。第二天早上，听到校长颐指气使地着令一位小学老师给调查人员倒尿盆，心里很难受。前一天他们还在和这些老师座谈，旁听老师讲课，敬佩这些老师在条件很差的学校教书育人，现在看到他们得不到最起码的尊重，心中很是气愤。爷爷听了汇报，当场失声痛哭。   

  最近看《作家文摘》（2010年2月23日）上登的一篇摘自《南方都市报》的文章《七十三岁，黄河边放羊——代课教师被清退之后》，文中写道：虽然教育部表示，“并没有听说2010年就是清退教师的最后期限”，然而其2006年宣布：“在尽短的时间内，把四十四点八万中小学代课人员全部清退。”如今全国仍有三十一万代课教师，正为自己未知的前途忧虑。这篇文章写了几个代课老师被“清退”后的贫困生活。在当代课老师期间，他们的工资不及公办教师的十分之一；而甘肃某县一名中学代课老师被“清退”后，县政府以每年代课补偿二百四十元为价，教书十七年，换回补偿四千零八十元；一个当了三十多年的代课老师，七十三岁了，只能靠养几只羊勉强为生。     代课老师是时代的产物，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偏远的农村和山区大部分是代课老师。一是学生住地分散，生源少，年级多；二是公办老师少，师资不足；三是贫困地区不能给予公办老师相应的工资，艰苦条件也留不住公办老师，所以只能就近请代课老师。请代课老师的好处是：廉价、任劳任怨、坚守岗位、不讲条件。

    上世纪七十年代，燕燕在陕北农村插队，曾当过两年半的“民小教师”，就是代课老师。当时队里给记八分工分（十分是最高工分，一天三毛六分，八分不到二毛九分，算下来一个月不到九元。记工分是不给现钱的，只保证她年底能分到口粮），另外，每季度公社补助八元钱，那八元钱也大部分用在给学生买本子和铅笔了。那时候她教一年级到五年级的复式班，对当民小教师的辛苦和清贫深有体会。     

代课老师之所以能够持之以恒的坚守岗位，是他们不忍看着这些娃不读书，不识字，成为文盲，这是他们忠于职守的信念；另外，他们相信政府部门给他们画的饼——有朝一日他们可能会转成公办教师，这是他们的企盼。但是几十万人等了几十年，最后等来的是“清退”，这个结果连农民工都不如。我不懂教育部说的“清退”一词的意思是什么？在企业管理中也有“清退”一词，叫“清仓退库”，那是对货物而言。对于代课老师，难道也可以用简单的“清退”一词来处理吗？代课老师和他所在的学校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不管有没有书面合同，合同关系或聘用关系已经形成，成为事实合同，那么学校就应该按照《劳动法》的规定，给代课老师缴纳与公办老师同样的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让代课老师在退休以后，可以享受退休金和医疗保障。目前，农民工进城务工十五年以上，都可以享受退休制度，代课十几甚至二三十年的老师为什么没有？难道代课老师不享有宪法给予的公民平等权利？不在法律保护的范围之内？如果在代课老师受聘教书期间，所在学校没有给他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那么教育部应当对这类学校违法行为进行管理和规范，责成学校给代课老师补交，以确保他们退休以后的生活。如果当过多年小学教师的爷爷看到现在几十万的代课老师被清退，不知会怎样的悲愤，他老人家一定会为这些代课老师大声疾呼。     1980年9月5日，爷爷在日记中记下这样一件事：  

   二日于大会堂中休息时，（吕）叔湘来告余，言今日《人民日报》登载一篇记者之报道，言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在大连开会之时，与会者颇受旅馆人员之轻视与折磨。叔湘言此即社会上轻视小学老师之表现，至可愤慨，拟写一信致《人民日报》言此事，邀余共同署名。余当然同意，且谓多邀几人署名更好。昨日报上已登出此信，署名者八人，叔湘列余名于首。


关于“重点”“非重点”  


   爷爷在1980年2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

    作随笔第七则，言学校系重点非重点，使非重点学校见得低人一等，师生心理上颇受损，社会观感亦歧视，殊非整个教育事业之利。惟其事为近年之决策，不便明畅言之，故成稿，殊不惬意。且待与至善商量后再说。   

随笔第七则在1980年4月11日《文汇报》的《晴窗随笔》栏目上发表，题为：《“非重点”》。爷爷用了姐妹俩的对话作为该文的引子，妹妹对姐姐期终考试成绩列全班第一不以为然，她对姐姐说：“别这么神气，在重点中学里只怕要考到尾巴上去了。”爷爷在文中写道：


    从妹妹的这句话，可见“重点”、“非重点”的差别已经深深刻在她心上，而且断定“非重点”不如“重点”，总归低人一等，不甚光彩。
    常话说“一滴水可以知大海”，这个妹妹这么想，许许多多弟弟妹妹不会同样这么想吗？那就是个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了。假如好些弟弟妹妹齐声说：“我们愿意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因而不甘心在‘非重点’。”那将会怎样切实而且恳挚地回答他们呢？恐怕不能责备他们不应该抱平均主义吧。   
  再说老师，难道不会跟上边说的弟弟妹妹那样，怀有类似的想头吗？   
  还有学生和老师以外的其他人，经过耳濡目染，难道不会印象深刻，分别看待，认为确然是此高彼低吗？
    还有文件和报上的评论里常见“必须把重点学校办好”的话，这固然是有必要才说的，可是这句话只能从正面看，不能从反面想。假如从反面想，就是非重点学校无妨不办好，那显然不是文件和评论要说的意思。不过这句话无意中透露了对“非重点”要求从宽，也是真的。   
  我想，提出重点学校的办法，而且有各级的重点，这就是通常说的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意思，自是教育战线上的好谋略。我恳切期望这个办法成功，培养大批全面发展，学能致用的优秀人才。对“非重点”却不免杞忧，由于想起那个妹妹的一句话就来写这则随笔。跟“非重点”直接相关的有那么多的人，他们实际上不如“重点”，心理上难免有委屈之感。该怎样开诚布公跟他们说清楚，“非重点”绝非不重要，让他们消释委屈之感呢？此外更多的人虽然并不直接相关，却是个舆论的海洋。该怎样实事求是，明白晓畅，跟他们说清楚分别“重点”“非重点”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以为这两项都是必须认真对待的。   
  我又想，（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公报里说要“确定适合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教育计划和教育体制”，那时候可能会就“重点”“非重点”的区别重行考虑，确定的结果可能会使我所虑的真成为徒然的杞忧吧。我希望如此。

     爷爷将“重点”“非重点”对学生、老师心理造成的影响，教育部门对待学校的不同区别，以及他的忧虑，说得如此恳切，并寄希望于教育体制的改变。但是三十年了，不仅没有任何改变，而是愈来愈严重，上重点学校已经被学生、家长、老师看成是学生通往大学的独木桥，而上大学又是学生奔向未来美好前程的唯一途径。即便是上了重点学校，学校还有不同名目的班级，如“试验班”“普通班”，“快班”“慢班”，甚至有的学校还有“富班”“穷班”，还有专门为农民工的子女办的学校，农民工的子女连普通学校都上不了，不知还要怎样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呢！   

爷爷如果看到现在的教育现状，一定会非常伤心的。

     在爷爷1979年的日记本中夹着一个字条，未注明是什么时间写的，写给谁的，内容是：

    学生受普通教育，不光是为了去应高考。总的目的应该是受到必需的训练，学到基础的知识，练成基本的技能；这些训练、知识和技能都要化而为自身的习惯，随时用来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中学生做到这样，如果升学，就是优秀的大学生，如果干各项工作，就是合格的人材。
    学到——知识     练成——技能     受到——训练     

这就是爷爷的教育思想。


《我呼吁》

    1981年10月31日，爷爷在听了父亲给他念的第20期《中国青年》杂志上刊载的《来自中学生的呼吁》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   

  《中国青年》杂志社发表中学生座谈摘要，座谈之事为学生对于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感想。彼要余作文，谈此事，至善已允之。至善为余诵其文，中学生各自叙其痛苦，闻之殊难受。     

当过教员，一生献身教育、关心教育的爷爷心急如焚，当晚写下了《我呼吁》一文，第二天即寄出。文中呼吁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来关注片面追求升学率造成的严重后果，文中说：“请各级教育行政当局都认真读一读这篇调查摘要，听听中学生的呼声，看看他们——岂止是他们，连同他们的刚进小学的弟弟妹妹——身受片面追求高考升学率的严重摧残的情况。”   

  他对教育部的领导说：“我们教育部曾经说过，不要片面追求高考升学率。”又曾经说过：“某些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做法必须停止，看来收效都不大，我们教育部能不能再说说话呢？能不能采取比说话更为有效的措施呢？我想，对中学生这样恳切的呼声，谁也不会无动于衷的。”

    他对各省、市、自治区的教育局的领导说：“……你们那里有没有片面追求高考升学率的问题呢？你们那里的中学生有没有同样的呼声呢？……假如有，那么请恕我直说，你们切不要回避问题。摧残学生的身心换取本地区的虚誉决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请赶快设法把局面扭转来，解除中学生身上的压力，让他们得到复苏。”

接下来他对大专院校的领导和教职员说：“……你们要招收的决不是那些‘死记硬背的东西太多，缺乏独立思考和丰富的想象’的学生。你们要不要对中学教学提出你们的要求呢？你们要不要对他们在教学方面的那些不正确的做法提出建设性的批评呢？”

   他对小学的领导和教职员说：“看一看片面追求升学率在中学里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你们千万不要在小学生身上再施加影响了。如果从小学起就一天到晚给学生灌输唯有考大学是一条出路，临到考大学的时候再给他们讲‘一颗红心多种准备’，十寒一曝，能起什么作用呢？”

     他对中学的领导和教职员说：“在这个问题上，你们起的作用是关键性的。如果上级领导要你们片面追求升学率，你们要顶住，为的是爱护孩子。如果社会舆论从片面追求升学率出发来指摘你们，你们要顶住，为的是爱护学生。……升学率大小不是教育办得好不好的唯一标准。我们要培养的是全面发展的人，社会主义国家合格的公民，四化建设各个方面的人才；其中少数的一部分要由大学培养，极大部分可不然。……凡是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种种做法，如分设‘快班’‘慢班’，给毕业班指派‘把关’老师并规定‘指标’，尽量多发复习资料，无休无歇的种种考试，尽量提早准备高考的时间，等等，奉劝你们一律停止，为的是保护学生的身心健康。”     

他对学生家长说：“你们都希望孩子成才，这是当然的。进大学是成才的一条道路，可不是唯一的道路。……高中毕业生只有一小部分能进大学，这个情况在本世纪大概不会有多大改变。所以孩子进不了大学，千万不要责备他们，把孩子逼坏了，甚至逼死了，那就成为毕生的遗憾了。”   

  他对报刊的编辑们说：“请你们不要在你们的报刊上鼓吹哪个学校升学率高，哪个地区考分高；不要在你们的报刊上介绍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方法和经验；不要在你们的报刊上宣传高考成绩优秀的学生……不要在你们的报刊上刊载试题和考卷，因为这些都将成为下一届毕业生的沉重负担。”“请你们不要再印行历届高考试题解答之类的书，不要再印行供准备高考之用的各科问答。这些书轻则加重学生的负担，重则助长某些学生的侥幸心理。……你们不要再印行什么假期作业，因为这将侵占学生应得的休息权利。”   

文章的最后爷爷呼吁：“爱护后代就是爱护祖国的未来。中学生在高考之下已经喘不过气来了，解救他们已经是当前急不容缓的事，恳请大家切勿等闲视之。”   

在当年召开的五届四次人大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最近，叶圣陶代表发表了题为《我呼吁》的文章，批评了当前中学和一部分小学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错误做法，词义恳切，表达了学生、教师、家长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希望有关方面认真注意这个问题，切实加以改正。”  

   时至今日，爷爷所呼吁的，不但没有得到扭转，还有愈演愈烈之势。爷爷在教育方面的种种倡导和见解，被教育界的人士所称道，甚至被奉为经典，但是不准备去做的道理还有什么意义呢？

后  记   

1957年，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爷爷曾这样评价教育部：“教育部不懂教育。”他6月9日在日记中写道：  

   余谓教部之病，在于无知无能。今之整风，在除去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三大病害。此盖就有知有能而言，有知有能而去此三病，工作自可奏绩。而教部则无知无能，其病更为严重，一时殊无法可医。人家以为教部为一中央机关，殊为了不起，实则类乎“空城计”。且戏台上之“空城计”，除两个老兵而外，尚有诸葛亮。教部之“空城计”则并诸葛亮而无之，惟有两个老兵在城门边扫地而已。   

  前些日子教育部官员曾说：教育乱收费的情况已经基本没有了。这话遭到广大网民的质疑：“是有？还是没有？”

    最近教育部作了一个十年的教育规划纲要，并公之于众。教育部某官员表示，现有的文理分科高考今后将逐渐淡化其惟一性，文理分科的形式也将逐渐改变。“那么多国家，没有像中国这样从高一高二就开始分文理科的”。为表示改革的决心，他以一种调侃的语气向记者们承诺：“如果2020年高考仍然是现在这种文理分科的形式，我请你们吃饭。”教育部也曾表示“教育部历来不支持文理分科”。但是从教育规划看，一直要等到2020年才“拟实现高考不分文理科”，人们还要等上十年。这十年无论教育部怎么表示所谓“不支持”文理分科，高中都必然会文理分科，否则如何应付文理分科的高考呢？教育部的这种表态，不过是一种自说自话，没有前因哪来的后果？教育存在的问题已经不是十年八年了，几十年过去了，教育越来越成为一种功利性事业，没有有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的根本改变。我们希望再听听爷爷的呼吁，唤起教育界人士和社会全体的良知，救救孩子们！“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