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得不通情达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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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得不通情达理

——我编《民间书信集》

? 徐  晓

一次阅读带来的契机和动力

　　一九九二年，杨健为撰写《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通过朋友找到我，希望我能提供一些当年读书沙龙和地下诗坛的资料。为此，我将自己多年来珍藏的一些书信和手抄的诗文找了出来。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赵一凡的遗物。一凡生前曾经致力于民间诗文的搜集和整理，一九八八年去世时大量资料都散失了，只有很少一部分保存在我手里。还有一些是我当年被捕后被公安局抄走，释放时又归还的。粗心的办案人员将信件清单也一并给了我，清单上有一栏记录着邮检的日期，我从中得知对我的侦察在我被捕的半年前就开始了。那时的通讯手段除了信几乎就没有别的，当时我们一边似乎很有经验地意识到信件可能已经被拆看过，一边又不得已地在信里互相提醒，好像我们真的有什么阴谋似的。公安局据此断定我们是反革命集团也未可知。出狱后家里人向我讲述抄家时的情景，除了柜子、抽屉、被子、床垫以外，连厕所的水箱和厨房的烟道都搜遍了，据说还带了专门的照明设备，说不定按他们的预想能在我家搜出电台或者武器。时间是深夜，在同一个时间我在另一个地方被捕。那时的荒唐是一般人的想像力难以企及的，使得像《红岩》等小说里描写的地下党的故事都黯然失色。正因为如此，多年来，不管房子多小，我一直带着它们。这些文字跟着我辗转了一处又一处住所，它们像是我的压仓之物，使我成为一个有历史的人。
　　没想到，事隔多年，重新翻拣那些已经发黄的笔记本和发毛的纸片，我仍然能一页一页地读下去，直到深夜，直到黎明……
　　这次阅读，促使我重新考虑一凡多年努力的意义。它们的价值何在？生命力何在？作为一凡最信任的朋友，我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除了内疚和惋惜，还能做点什么来弥补这遗憾和损失？这成为我不久后开始搜集并编辑文革书信的契机和动力。
　　真正付诸行动，还是因为认识了罗亚旗。他以出版社的名义正式向我组稿并且签定了约稿合同。那是一九九三年初，我正被家庭的重负所困扰，回想起来，在那种情况下决定做这样一件沉重而繁琐的事情，实在是有点不可思议。我的朋友王捷和罗亚旗参与了最初的征集行动。他们俩人都是爱睡懒觉的人，尤其王捷，完全是黑白颠倒，一年中他大概没有几天能在中午十二点钟以前起床。我们相约九点钟在万寿路地铁站集合，他俩没有迟到简直可以说是奇迹。那天是去陕北知青王克明家，他们夫妇保存了插队时的所有往返信件。我们读了一整天，选了二十多封信到街上去复印。至今还记得那天的感觉，就像一个淘气的小女孩旷课，和两个大男孩跑出来玩。

难得的，未必是美好的

　　本书辑录的信件，涉及到文革初期的派性和武斗，知青上山下乡和返城，五七干校、牛棚、监狱等方方面面；涉及到的书籍，从古典文学名著、马列经典到现代哲学、黄皮书、灰皮书、手抄本和《圣经》；涉及到的人物，有老红卫兵领袖李冬民、《红卫兵战歌》的词作者阎恒、在缅共战场牺牲的张育海等精英，有朦胧诗人北岛等边缘人，还有在文革中落难的作家严文井、画家廖冰兄等。有些描述了生命中的重要时刻，比如，《野火春风斗古城》的作者李英儒（1975）的四封家信，详细地记录了他释放前盼望与亲人团聚那分分秒秒的迫切，与亲人团聚后婆婆妈妈的体贴。有些记录了精神求索的轨迹，比如，戎雪兰（1968）、何维凌（1970）等人致潘婧的信，潘婧的长篇附录《心路历程——文革中的四封信》，对于年轻时精神启蒙和发育的过程进行了极为冷静的梳理。赵振开（北岛）致金波（1972）的信中所表达的怀疑精神，已经可以看出与此后的著名诗篇《回答》一脉相承的思考。有些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情感关系，比如，一九七二年及一九七六年张华与刘小布的通信，其背景是，经历了革命时期的爱情并终于成为相濡以沫的夫妻；邢晓南致杨健的信（1975），特别是杨健的长篇附录《怀念阿南》，追述了与亡友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友谊，以及影响其一生的深刻的精神关连。还有一些是对社会政治问题的严肃思考，比如，卢叔宁致丁东（1973）、于首三致赵一凡（1972）、路谊致孙海（1972），对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不管是否足以深刻，起码显示出一代人的赤子之心。
　　遇到过一封特别意味深长的信。写信人在文革中被当作“5.16”分子关押了七年，女儿生下后两个月，直至上小学都没见过面。在最绝望的时候，她想到过死。经我多次说服，她将当年藏在墙缝里保存下来的遗书复印后给了我。遗憾的是，像蚂蚁一样小的字迹完全无法辨认。我请求她“翻译"，在我的反复劝说下，她也反复地考虑，最终还是收回了允诺。那是一块伤疤，我又怎么忍心去揭！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严文井夫妇，从五七干校写给在内蒙插队的女儿的信，看起来极其平淡，细读却意味深长。一家人天各一方，为了能在国庆节时团聚悉心筹划，两代人从南到北从北到南，除去路途上的时间，重合的时间只有一天，而且前提是得确保女儿请两天假能够得到批准。我不知道他们的计划是否实行了，如果实行了，他们怎样将一年或者几年的离别之情浓缩在于一天的宝贵时光？这种让人欲哭无泪的悲哀，在许多信里都有反映。
　　曾经用一年时间写作《野火春风斗古城》的军队作家李英儒，用八年时间在北京著名的秦城监狱反思改写了的人生。他在得到释放几小时后，给妻子和儿女发出八年来的第一封信，信的结尾特意用括号注明“我已经戴上手表了！”“再过三个小时我就可以坐上火车了！”。六十一岁的中医大夫由于不堪忍受在三伏天反复被批斗而自杀，他在遗书上详细地交待了自己的遗物：图书送给医院图书馆；三件破旧衣服、几把扇子、一个水烘炉交岳父收用；还有互助福利金二元、菜饭票二元、现金六角一分。这些细节读后使人颤栗。
　　我在征集信中描述了自己阅读老书信的感受后，写了如下的话：“我的同样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有这样一个夜晚，该会和我一样沉浸在回忆中，仿佛自己仍然年轻而幼稚天真而美好，当你轻手轻脚走过你们已经熟睡了的儿子或女儿的床前，他们的成长向你提示着时间的恩惠或无情，你会用成熟、理性的眼光审视自己走过的道路，你会有伤感，也会有欣慰和满足……你不觉得这种经验很难得很美好吗？”
　　然而，随着搜集到的信件的增加，我越发觉得这段话的空洞和肤浅。事实上，那个年代的私人信件，对谁来说保存下来都是难得的，但回味起来却未必是美好的。

但愿不是历史的局限

　　编选这本书的原则是尽量在平民百姓中搜集信件，试图从中挖掘出所谓民间思想。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共搜集了三百多封信，入选的有一百多封。像近年来其他一些研究文革的文章、图书一样，其中有鲜为人知的事件，有催人泪下的故事，也有超前的思想和反叛的勇气。但遗憾的是，具有反叛意味的言论，大多都在政治的社会的层面上，少有在思想的文化的层面上的展开。例如：将中国的社会制度与苏联的社会制度进行比较（于首三致赵一凡1972）；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怀疑，但依据却是修正主义（李南致陈彬彬1975）。
　　这只能说明，在一个专制的环境里，百姓往往只能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里思维，所谓民间思想常常只是对主流思想的回应，并不能等同于独立思想，虽然其中一些反主流的因素，由于不具备公开的语境，也会相对萎缩，很难具有鲜明和系统的个性。
　　高压之下，勇气是罕见的，如同荒漠里的绿草是罕见的，因而是特别值得赞赏的。在颠倒事实、无视常识的社会，如果只有一个张志新能够面对真相，如果只有一个遇罗克能够道出常识，他们当然是当然的英雄。但是民众如果不能意识到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哀，便没有资格因他们而感到自豪。简单或者极端地说，假如中国有更多的张志新、遇罗克，也许就不会有十年的浩劫；我们的民族失去两个英勇的战士，却会减少成千上万个冤魂。我们赞美荒漠中的绿草，但是不得不承认，荒漠里长不出大树。如果衣着、发型与众不同都能成为批判斗争对象，在亲朋好友中对时局有所置疑、对某位大人物稍有不恭都能成为反革命，哪里还有思想的空间和思想的勇气？当年被当作反革命集团重犯的我和我的同案们，不过就是议论和传播了一些小道消息，既没有严谨的学理也没有深刻的思想，甚至谈不上足够的勇气。我们的被关押只能证明专制的荒唐。
　　本书中不乏思考之士、有识之士，但是毕竟太缺少思想的营养和必要的资讯。全书一百多封信中所涉及到的书也就几十本。萨特成名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其存在主义哲学已经风靡整个西方社会，成为一代青年崇尚的人生哲学。但是到了七十年代，在中国由知识分子子弟组成的读书圈子里，知道萨特其人和学说的也只是凤毛鳞角，其中只有一个人提到了《厌恶及其他》并且说：“我仍然不觉得自己了解了萨特的东西。”
　　从开始搜集、编辑到终于出版，我的遗憾在不断地加剧。制度的变革可以靠机制和突发事变来实现，我相信这只是时间问题；而观念的革命却需要思想的力量，并伴之以文化的建设。这显然更本质因而更致命。但愿这遗憾只是编者的局限而不是历史的局限，毕竟还有更多的人在做更有价值的挖掘，历史的边际也不是随手就可以触摸到的。
　　所以，我希望读者不要期待这本书能辑录多少深刻的思想，应该看重的是它的实录性质。我相信，不管多么悠久而宏大的历史，总是靠点点滴滴琐琐碎碎的个人记忆和记录来完成的。每一个人的每一封信都可以考证出独特的个人化情境，但汇集在一起时，信件与其他文字形式相比，其绝对意义上的原创性可能展现出真实而丰富的社会状况和生活场景。为未来的学者提供比较和判断的依据，为未来的思想者提供自由思想的材料，是这种搜集和整理工作的意义所在。

奈何得了谁

　　几天前，清理这本书的原稿，儿子在一旁问：“好像我上幼儿园时你们就在编这本书，怎么我都小学毕业了才出版？”我和李南相视而笑却无言以对。的确，本书从编辑到出版历时八年，那时他才四岁。绝非本人具有足够的韧性，也不意味着这件事不值得用八年时间去做。事实上选编工作只用了两年时间，惭愧的是，由于其间几易出版者，使我自己对于最终能否出版产生了动摇。我需要检讨的是，如果在以后的六年继续搜集，今天献给读者的该是一本内容更加厚重的书。对于保存了多年的信件，每个当事人都很在乎，有些人不愿意提供，能够提供的又几乎都不愿意出借原件。经王捷介绍，我到住在建国门附近的张爱萍家取信，那时她是光明日报记者，她将十几封信都重新打字并且写了非常详细的附录；何志云的信是抄在笔记本里的，好几千字也是自己打字腾清的；牟敦白的情书都很长，几乎像是一篇篇文学作品，我们是写了收条复印后马上还给他的。不管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出版，不管信的内容是什么，作为生活的见证，每个人都很慎重。所以，我没有继续做不是怕自己白费时间精力，而是怕不能出版无法向支持者交待。
　　与我签了约稿合同的出版社不明不白地退了稿，不是因为不够出版标准，也不是因为稿件没有做到齐清定。对此，我没有试图与任何人理论，也没有试图索要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的退稿费。像许多作者一样，我们不得不习惯于接受现实。当年罗亚旗向我约稿时，我只是他的一个作者，结稿时我已经成为与我签定合同的这家出版社的一名编辑。以编辑的身份，如果我约的书稿和当年罗亚旗约我的书稿一样遭到这样的下场，我的作者来和我讨论除了战争、自然灾害这些国际社会公认的理由，该如何解释“因不可抗因素不能出版”这种条款，并以此索要退稿费的话，我一定会认为这个作者不通情达理。也就是说，接受是惟一的选择，编辑要接受，作者也要接受。当然，我的通情达理并不是由于身临其境，即使我仍然仅仅是一个作者，又奈何得了谁？
　　当年的《文革书信集》改名为《民间书信集》终于出版后，有朋友感慨说：这几年此类史料性的书出版了许多，如果是五年以前出版效果一定会更好。我想从市场和社会效应来说这一定是事实。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什么时候出版都不能算晚。八年只是一瞬，文革至今三十多年，也不能算长。这话由我自己来说有点阿Q，但我不知道如果不这样说，怎样说才能使自己更像一个成人，一个成熟的人，才能使自己活得比较心平气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