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克尔:如何判别好老师与差老师
最近芝加哥发生的教师罢工是二十五年来的第一次。不过教师们罢工的原因不再是为了工资、生计问题。事实上,现在教师们关注点转移到评价老师工作好坏的标准上。自从教师工会要求对教师的工资进行改革(以工作评估为基础发放绩效工资)以来,工会内部一直存在着质疑的声音,这看上去真的很令人惊讶。不管怎样,那些被“鉴定为”是好老师的教师会因此得到许多好处,比如那些受到学生好评的编外教师能有机会得到正式教师编制。与此同时,教师工会意识到,绩效工资的评判将成为今后的主流方式。
一直以来,教师工会认为评判一个老师是否优秀和高效的标准应当建立在教学经验和教学资格、而不是校长和教育管理部门的主观意见的基础上。教师工会认为,校长们可能不会依据教师的课堂实际表现,而是依教育主管部门的主观喜好和意见来评价一名教师。
教师工会还认为由管理者和家长来评价教师也是不合适的,因为这些人不知道一个好的老师应该是怎样的。我要挑战这个论断。我认为,大多数情况下学生与教师在谁是好老师这个问题上的意见是一致的,甚至我的在小学上低年级的孙子和他的同学们都知道他们喜欢和不喜欢哪一个老师。尽管如此,在教师的评估当中,我们还是采取了许多客观标准,比如标准化的测试(涉及数学、科学和语文水平)。那些学生们心目当中的好老师往往在测试中表现良好,而那些学生们认为是糟糕的老师则往往表现很差。
全美所有的教师工会都在反抗这种绩效考核方式,但是他们正在逐渐失去这场斗争。全美有超过一半的州已经开始使用建立在标准化测试上的绩效考核来对教师进行评级。即便是在罢工大获全胜的芝加哥,教师工会也未能完全将教学绩效考核完全去除,罢工的结果仅仅是:绩效考核占总成绩的比重降至25%(这是劳动合同第一年,在第三年、第四年分别升至30%、40%)
由于有一些学生在入学之前就受过非常好的训练,因此完全用分数来衡量教师的贡献不是完美的。出于这个原因,学术界把价值增量(VA)指标引入到学校改革,以VA测定一个学生在入学之前后的学业提升幅度。近几年《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等媒体披露了纽约和洛杉矶地区一些学校老师的学生价值增量数据,遭到了这些城市教师工会的强烈抗议。
这种“价值增量”法不能有效测定教师的努力对学生成绩产生多少影响。比如,成绩提升对差生来说可能比优等生更为重要。更重要的是,判断一个教师好坏的标准不可能建立在考试上,而应当建立在:1)教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学生进入大学继续深造的可能性;2)教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学生日后的工作收入;3)教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学生的守法生活。
最近学界的一些专家开始对学生“价值增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学生毕业后的发展进行研究。这些研究中的佼佼者:Raj Chetty, John Friedman, 和Jonah Rockoff的研究报告《伟大的教育》,发表在“明日教育《Education Next》”期刊上。他们得到了1988-1989年到2008-2009年的部分大都市学校的学生价值增量数据,时间跨度达二十年。数据包括了大约两百五十万三年级到八年级的学生信息。这些信心不仅记录了学生的成绩和升学,还包括一部分学生毕业后的收入状况。
他们发现,那些曾在老师帮助下取得学业进步的学生在日后的职业生涯中赚取比那些未曾在老师帮助下取得学业进步的学生更多的收入。如果教师的收入跟他所教的学生的未来的收入是挂钩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认为:那些在学生“价值增量”评级当中取得较好成绩的教师就应该赚得更高的收入。如果我们采用这种工资评级系统,那么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优秀教师进入到初级学校和基础教育当中来。那么可以预见的是,教师的工资福利收入将会有较大幅度地提升,原因是家长们(纳税人)发现教师工作对自己孩子的价值后会对教育事业更加慷慨。
也许其他的研究可能发现教师对学生今后的影响可能并没有那么强。但是Raj Chetty、John Friedman和Jonah Rockoff的研究结果仍然是值得重视的。虽然我们未能就什么是“好的老师”的标准达成一致,但近数十年来教师联盟对绩效工资的抵制仍然让人感到遗憾。事实上,一些家长已经对“差老师”失去了耐心,我预计绩效工资将成为未来教师工会、学校董事会和望子成龙的家长们的斗争焦点。
作者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译者: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助理—沈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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