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淘尽：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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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淘尽：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
2010年09月29日 08:2 　来源： 新华读书

浪淘尽：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 刘宜庆 著 华文出版社 【内容简介】 《浪淘尽》可谓是五四时代著名知识分子的群像图。作者刘宜庆以饱含深情和人文关怀的笔触，深入他们生活、治学和命运遭际的历史现场之中，试图从历史风云变幻的视角解读一代知识者的坎坷命运和他们之间难舍难割的师生情谊。 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周作人、沈启无；陈寅恪、周一良、蒋天枢；陈垣、启功；胡适、吴晗；顾颉刚，童书业；闻一多、陈梦家；沈从文、汪曾祺…… 他们或分道扬镳，或反目成仇，或亦师亦友，或情同父子。这些消逝了的人物，其精神和风骨，并未消弭。 一部关于百年中国知识分子历史命运的厚重之书，浪淘尽风流人物，风采依然。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谢泳、著名学者傅国涌、著名作家岳南联袂推荐。 本书聚焦堪称学术界文化重镇的名师与高徒，以师道变迁映射出20世纪的历史风云。叙事生动，讲史独特，穿插了一些学术掌故和名人逸事，富有趣味性和感染力。 【作者简介】 刘宜庆，笔名柳已青。书评人，专栏作家。现居青岛。关注晚清民国知识分子群体，近年致力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史和心灵史研究。著有《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录》《红尘往事：民国时期文人婚恋传奇》等作品。作者博客：http://liuyiqing.blog.tianya.cn/ 【名人推荐】 通过本书可以了解中国现代学术的传统，可以感受学术大师的风采，可以反思当代学术的差距。——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谢 泳 刘宜庆是做新闻的，他更大的兴趣却在文史方面，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婚恋到西南联大的生活，再到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都围绕着旧时知识分子的各个生活侧面。他的着眼点并不限于怀旧，更多的是还是寻找，一种更好的生活，一个更值得肯定的时代。 ——著名学者、独立撰稿人 傅国涌 这部文采飞扬又情感真挚的《浪淘尽》，对一代学术大师和门下弟子经历的世事风云、恩怨悲欢，赋予了透彻的同情与理解。所谓人世几回伤往事，江湖夜雨十年灯，百年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往事堪哀，刘宜庆苦苦寻觅精研近十年，满含悲悯情怀的书写，对学术之灯传承的链条和重要性具有一种隐喻式昭示。——著名作家 岳南 目录 第一辑 长河落日圆 康梁的道路分歧和师生情谊 章太炎讲学记 历史链条中的“谢本师” 北大教授刘师培 章太炎与黄侃：大国手门下出大国手 第二辑 子在川上曰 蔡元培的风范 梅贻琦的风度 顾毓琇：百岁宗师桃李春风 叶企孙：甘当中国科技基石的大师 第三辑 行到水穷处 陈寅恪与周一良：文人书生不自由 汪篯为何被逐出师门 “陈门恩怨”中的金应熙 刘节：“独立之精神”的践行者 蒋天枢：陈寅恪的托命之人 第四辑 出入风波里 陈垣与启功：信有师生同父子 胡适与吴晗：两代史学家的命运密码 在历史分岔的道路上——李济与尹达的选择 “批胡运动”中的顾颉刚 顾颉刚与童书业：平生风义兼师友 赵俪生：虽九死其犹未悔 第五辑 曲终人不见 俞平伯：被批判的红学家 吕荧：美的殉道者 闻一多与陈梦家：两代诗人的悲剧 陈梦家之悲：新月伴他走向死亡 叶公超与赵萝蕤：英美文学的播种者 赵萝蕤之痛：沧海明月一滴泪 沈从文与吴晗：智慧与权力的天秤 沈从文与汪曾祺：文坛的双子星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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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追寻消逝的师道尊严 在传统中国社会，推崇“天地君亲师”，“君”与“师”的地位神圣不可侵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学生见到老师，总要执弟子礼，师生关系乃人伦中的大项，终生不变。“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师生之间的关系，是以“道义”来衡量的。孔子为扬其道，周游列国，众弟子侍其左右，有的学生甚至追随他一生，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谋的正是师之道，师之德，师之魂。 晚清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西风东渐，西方文明随着船坚炮利涌进中国。西方的文明终结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新式学堂的出现，改变了自孔夫子以来的师生关系。在社会的变革和转型中，传统师生伦理、封建士大夫之间的人际关系渐渐松动，西式学堂在中国生根发芽，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出现雏形。 本书聚焦堪称学术界文化重镇的名师与高徒，以师道变迁映射出20世纪的历史风云。20世纪，从晚清到新中国成立，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各种运动纷至沓来，问题与主义，革命与战争，交织在苦难的神州大地，这些名师与高徒在动荡的时代，选择各自的人生道路，他们或分道扬镳，或反目成仇，或亦师亦友，或情同父子。从排满革命的晚清到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回首一望，那些消逝在历史中的背影，为后人留下诸多悖论和谜团，需要我们省察，以追寻消逝的师道尊严。 “长河落日圆”这一辑选择晚清民国的国学大师，聚焦康有为与梁启超、章太炎与黄侃等师弟的思想分歧和师门情谊。“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清末民初，章太炎“谢本师”，康梁师弟道路出现分歧，不仅是引起学林瞩目的事情，也是当时政治局势、社会变革、思想转变的缩影。 百年风云，历史的舞台上演了一系列的“谢本师”。章太炎与俞曲园，周作人与章太炎，历史链条中的“谢本师”，一环紧扣一环，谢的只是师生之间不同的政治立场，而不是抛弃老师的学行、道器和师生之间的情谊。与师决绝，表面上背叛的是师门，但实际上是与旧社会的彻底决裂。陈独秀在上海筹建共产党，北大朱谦之虽未写《谢本师》，却有信曰：“吾为人民之自由起见，与先生誓不两立。”思想冲突虽然剧烈，但师道犹存。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晚清民国是个乱世，大批国学大师与军阀枭雄横空出世，那个时代的国学大师多为革命党人，又是著名学者。黄季刚师事刘师培，章太炎泪挽黄季刚，他们的是非成败并没有转头成空，他们的风骨，像一轮落日，沉入逝水中，留给后人评说的背影。 “子在川上曰”这一辑，选择北大、清华的教育家、科学家。蔡元培是新文化运动之父，他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成为北大的治校方针，开创了中国教育新气象。蔡元培缔造了北大的辉煌，奠定了民国的学术范式。清华终身校长梅贻琦，倡导通才教育，提出的“大楼与大师”论成为经典名言。梅贻琦推行教授治校，以独特的个人魅力，凝聚了大批大师级的教授，他掌舵的清华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成为民国高等教育的标杆。叶企孙是中国物理学的奠基人，发现并培养了大批物理学大师，他终身未娶，视学生如亲人，这样一位甘于奉献的科学家，在“文革”中身陷囹圄，被凶险叵测的恶浪淹没。顾毓琇是打通文理的大师，科学家兼诗人，教育家兼戏剧家。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与20世纪同行，经历百年风云，一生充满传奇。 潮起潮又落，逝者如斯夫。用“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来形容四位教育家，一点都不过分，从他们留下的精神资源中，或许可以回答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行到水穷处”这一辑，讲的是陈寅恪和他的弟子们，触及一段沉重的历史。“行到水穷处”是陈寅恪和以周一良为代表的弟子所面临的历史困境。遗世而独立的陈寅恪，自然没有坐看云起的闲适，1949年之后，在政治运动频起之时，他冷眼旁观，且做神州袖手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终生信念，不为时事和流风所移易。陈寅恪坚守气节，用生命来捍卫一代学人的尊严。陈寅恪最得意的三个弟子，周一良、汪篯、金应熙，无一例外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陈寅恪与三个弟子的思想冲突，显然超越了个人恩怨，是一个时代的见证。周一良成为驯服的工具，噩梦长达三十年，醒来之后慨叹“毕竟是书生”。 陈寅恪的弟子中，既有被他逐出师门的汪篯、周一良、金应熙，也有“风义平生师友间”的刘节和蒋天枢。如果说蒋天枢是陈寅恪的托命之人，刘节则是陈寅恪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坚守者。 “出入风波里”这一辑，关注学者在政治和学术之间的艰难选择，探讨学者从政的悲剧。在历史分岔的道路上，胡适与吴晗，李济与尹达，分道扬镳。在历史的激流中，当学术成为政治的工具，学者的独立性也就如一叶扁舟，难以找到可以停泊的彼岸。顾颉刚身处批判胡适运动的中心，他的浮沉，他的彷徨，内心的煎熬，精神的迷惑，思想的反复，可见与老师决裂的艰难。 一个世纪的风云激荡，一个世纪的历史沧桑巨变，以匡正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从政者，多被政治磨去了棱角。 曾在清华大学历史系求学的赵俪生，后来成为历史学家，在“反右”中也被打为“右派”。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老是被吸引到政治中去呢？赵俪生在回答美国学者舒衡哲的提问时，写下这样一首诗： 死亦无别语，愿葬君家土。 倘化断肠花，犹得生君家。 赵俪生说：“他们不能摆脱做弃妇的角色。无论他们怎样被遗忘，怎样被弃逐，怎样被虐待，他们都对君主怀有忠贞之心，都要死在君主附近。”赵俪生可谓一语道出了文人学者何以成为权杖下的奴仆。“愿葬君家土”，这是从封建社会一直延续至今的20世纪知识分子的集体无意识。如果文人学者保持住独立的人格，骄横的权杖并不能凌驾于全社会之上。另一方面，20世纪历史以激进的方式书写，没有为文人学者保持独立性带来制度性保障。 “曲终人不见”这一辑，探讨被动卷入政治运动中的学者和文人，从师生关系的变化来观察社会变迁。1949年之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成为时代潮流，一波接一波，无人能置之度外。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之后，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丁玲、陈企霞，批判冯雪峰，批判胡适，批判胡风，在文艺界，在教育界，不仅流行与旧我划清界限，更流行与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和反动思想划清界限。吕荧是国内第一个被批判的中文系主任，学生批老师之风由此开始；俞平伯是被批判的红学家，批判俞平伯矛头的背后是清算胡适的思想。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在知识分子的心中留下阴影和创伤。沈从文自杀未遂后，被时代的风暴分裂为文学家和文物专家两截；俞平伯“倦说红楼”，家人在他面前一度避免提及“红楼梦”三个字；陈梦家因反对简化汉字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因不堪受辱自杀；柔弱的吕荧敢为胡风公然辩护，最后成为美的殉道者…… 几代知识分子的悲剧，难道是历史的宿命，不可避免？当文艺、学术沦为政治支配的工具，成为思想改造的工具，学者的尊严何处寻？历次学生整老师以后，老辈心寒，这次整完，还希望下次老师悉心教授，岂不荒谬？槐聚翁言“弟子墨守者累师，出蓝者害师”，最有代表性。 大师的成长通常只有两条路，一则出世家，如俞平伯，二则从名师，如启功。1949年后，追溯师承被认为是学术陋习而被喝止。“浴乎雩，咏而归”的教学方式被中止，真正能继承大师的又有谁？ 中国知识分子经受的苦难、遭遇的悲剧，不应成为轻飘飘的一页往事，如过往烟云。我在本书中特意书写了几位国学大师生命的最后时光，聚焦大师与弟子之间的温情和恩怨，这些在中国社会近代转型中发生的历史场景，寓意薪尽火传。他们播下文明的种子，经受了疾风骤雨，需要几代人的精心呵护，才能长成参天大树。 历史的漩涡具有强大的力量，将个人吸纳，身不由己的沉浮、个人命运和时代变迁紧密结合在一起。不论是“行到水穷处”，还是“出入风波里”，风浪相激，凸现出抗争的勇气、担当的力量。他们是动乱年代的牺牲者，却成为历史航向的校正者。他们迸发出来的人性的灿烂光辉，让战争、离乱等动荡不安的历史背景略显黯淡。他们不是历史的创造者，也不是可无可有的历史的注脚。让后人景仰的是那些柔弱的身躯，犹如在强权的车轮下傲然开放的菊花，没有让精神的花朵零落成泥碾作尘。 历史激流中的大师，是文化的传承者，是现代文明理念的播种者，是社会转型的开创风气者，是混乱年代的抗争者，他们的存在，所代表的“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那些消逝了的人物，其精神和风骨，并未消弭。 一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不仅仅是宏大的革命叙事，也不仅仅是政权的更迭和兴衰，大师的足迹留下来，是我们回望历史、反思历史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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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是一次披荆斩棘的探索之旅，一次寻找历史真相的幽暗的航程。
2009年春节，拙著《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录》出版后，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他建议我写一写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他的一句话，点燃了久蕴于心的愿望。事实上，在《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录》中就已经写到了一些名师高徒，比如，金岳霖和他的弟子王浩、殷海光，吴宓与钱锺书等。而这本《浪淘尽：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可以看作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的前传和后续，将中国知识分子放在20世纪百年风云之中观照，看他们的学术传承和师生关系，看他们的肝胆相照和恩怨悲欢，以此折射百年中国的大事件，在他们的心灵留下怎样的印记。
说这本书是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前传，是因为康梁、章黄、蔡元培、刘师培等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五四运动时期在北大、清华执教或者求学的师生来说，影响深远。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执教鞭者，多章门弟子，而在北大清华求学的佼佼者，日后成为西南联大教授群体中的中流砥柱，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成为20世纪百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纽带。
说这本书是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的后续，是因为它关注了联大精神在历史的激流中怎样逐渐销声匿迹。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联大的学术自由、民主堡垒的精神资源是在什么样的历史中失传？1946年西南联大三校复员之后，国共内战经过一年多后，在北平的教授们，何去何从，不得不做出选择。梅贻琦可谓选择走出去的代表，吴晗则是选择留下来的代表。1957年发起的“反右”运动中，陈梦家、汪曾祺等被打成“右派”，1966年“文革”中，陈梦家、汪篯、吕荧等人在狂风暴雨的政治运动中凋零。是否可以这样说，1949年之后，历次政治运动将西南联大的生存土壤铲除殆尽，终生信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病逝，标志着西南联大的精神成为绝响。
出于对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历史命运的关注，我开始了这本书的写作。对百年中国的大师们，在把握他们的思想和内心时，试图按照钱锺书先生所提倡的“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之法，一切从史事和史料出发，以此为路径，尝试对名师高徒的思想和行为予以解读。
君特·格拉斯在反思德国历史的《剥洋葱》中说，“回忆可以作弊，可以美化，可以伪装”。历史是否也是如此——历史可以作弊，历史可以美化，历史可以伪装？戳穿层层覆盖的谎言，提供主流历史有意无意忽略的真相，20世纪的一百年，简直就是国学大师的受难史，一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一部百年中国的离乱史。
在瓣瓣洋葱之间，被遮蔽或忽略的悲剧，越往深处，越能感受到光阴背面那种惊心动魄。剥开历史的内核，呈现出来的是辛辣和酸涩，令人唏嘘，泪流满面。君特·格拉斯在《剥洋葱》中写到，一件东西能使人洞察一切，这就是叙述者在波罗的海海边捡到的琥珀。我想，我在这本书中也打捞出一些琥珀，触及几代学人的心痛、苦难和泪水，保留着琥珀形成时的原始信息。
本书最初定名《师说新语》，重点在“师说”，而少“新语”。《世说新语》写活了魏晋风度，让人景仰，而这本书呈现的名士风骨，也是从言行中现风流。说到“新语”，日光底下无新事，中国历史漫长，历次朝代更迭，总有相似的悲剧上演。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从旧朝到新朝的文人，其遭受的罪与罚，经历的悲与欢，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陈寅恪有诗云：“古今多少兴亡恨，都付扶余短梦中。”又云：“秋星若解兴亡意，应解人间不自由。”兴亡之事，无甚新意，但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梦魇，每个人身处历史漩涡中的感受和滋味，却各不相同。正因为触及大时代风暴中的苦难，触及学者们的内心滋味，这本书写的非常艰难。也许有读者质疑我的写作渗透了过多的情感因素，请原谅，那是因为我将每一条所征引的史料加上了人性的温度。这是我的文章区别于严谨的学术研究成果的所在，我所追求的风格是史学的冷静和文学的韵味，二者交融，知我罪我，一任诸君。自认为这部书并非严谨的学术作品，为方便读者阅读，故对所引用的史料，没有按照严谨的学术规范加以详细的注释。
我仍将继续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的相关研究和写作，推动我前进的有历史与现实的反差，有朋友的关注和期许。在本书的写作中，参考了不少师友的研究成果，除了行文中注明的，主要参考书目附在书后；书中的部分照片亦出自所附的主要参考书目。在此一并致谢。由于缺少原始档案材料和第一手史料，部分篇章写得不甚满意；另外，书中若有文史差错或不当之处，bdlyq618@163.com这个信箱，恳请方家和读者批评、交流。
最后还要感谢单位领导和同事对我的支持和帮助；尤其感谢我的岳父岳母、妻子女儿，是家庭的默默支持，使我安心，在工作之余，将全部的精力和时间用于读书和写作。女儿刘润菡在我写作《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录》时，曾将我所读之书中的纸条抽出来玩，散落在地板上，添了不少乱，到这本书的出版，她即将成为小学一年级的学生。时光匆匆，马齿徒增。惟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妻女相伴，写出满意的作品，不负家人和师友的期许。

2010年5月4日

时，因倒春寒，青岛樱花始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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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淘尽：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 刘宜庆 著 华文出版社

第一辑
长河落日圆

康梁的道路分歧和师生情谊

    清末在野的风云人物，非康梁莫属。他们因提倡维新变法登上历史舞台，一度触及权力核心，可惜“戊戌变法”昙花一现，他们的政治理想灰飞烟灭。流亡海外时，康梁关系出现裂隙，政治主张、思想观念分歧越来越大。民国时期，康梁在张勋复辟问题上针锋相对，形同水火。梁启超那一代学者，具有封建士大夫和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他对康有为从未忘本，始终以弟子之礼事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两点都在梁启超身上得到充分体现。”

    探讨康梁的道路分歧和师生情谊，折射出清末民初的政治风云变化，康梁的命运归宿和历史困境令人深思。改良，还是革命？立宪，还是共和？回望百年历史，重温康梁的选择和路径，那个激烈动荡的时代，扑面而来。   

    背道而驰
针锋相对

    由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梁启超基本上跟着康有为走，世人以康梁并称。除了1899年至1903年，梁启超因倡导革命与康有为有所不合外，大体上态度是一致的。1903年前后，梁启超一度有赞成“孙党”革命之说的倾向，经康有为严词教训，梁启超作了检讨，重新归依师门。梁启超放弃民主革命而君主立宪以后，师弟一唱一和，搭配得天衣无缝。武昌起义爆发，梁启超仍与康有为相呼应，要求中国采用英国的立宪政体。岂料革命形势已成，民主共和成为全国大势，虚君立宪之说遂淹没在民主共和的潮流中。梁启超尽管曾向袁世凯兜售他的“虚君共和”理论，即保留清朝皇帝的名位，但使之“无否决之权，无永嘉海陆军之权”，但他很快就顺应时代潮流，抛弃了虚君立宪的主张，转变为积极的共和拥护者。

    据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梁启超正式与康有为分手，在民国元年四五月间。清帝逊位前夕，康有为写给梁启超一封信，要求一起拯救清廷于虞渊。梁启超作答，坚定表示绝不再为“虚君共和”这个缘木求鱼的想法去与袁世凯、北方军人及各省督抚相周旋，更不屑与那些羊狠狼贪的清朝亲贵相合作。他劝康有为改变主张，如若不然，“趋舍异路，怆恨何言！”

    梁启超选择民主共和，认为康有为虚君共和“不切时势”，代表了维新党一部分人士的意见。南北议和大局已成定势后，很多在国外的维新党人都主张公开拥护共和，立即回国组织政党，在政治上占一份势力。这时候，梁启超是准备和袁世凯“推心握手”、“分劳戮力”，共图天下事的。当年戊戌变法，袁世凯是向荣禄告密者，如今却成为梁启超政治上的合作者，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正如历史学家杨天石在《康有为的联满倒袁计划——读台湾所珍藏梁启超未刊函稿》文中分析：“分化不仅表现于康梁之间，而且更广泛地表现于昔日的维新、保皇党人之间，各派政治力量正在围绕着辛亥革命这一大主题重新组合，酝酿着新的角逐和斗争。”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就再也不肯对康有为百依百顺了。两人的分歧既源于政见不同，思想的矛盾，也有个性因素。

    在梁启超看来，康有为为人做事过于武断：“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此外，他还对康有为刚愎自用的主观主义思想方法提出了批评。“既标一说，则一切与己说反对者，辄思抹杀之”，“持己脑中所构造之事实以误真相”，可谓说中了康有为的要害。

    康有为的强势与梁启超的平易，从作文到做人，均一以贯之。二人治学以及思想历程之不同，也约略可见。康氏自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梁氏则“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所嗜之种类亦繁杂，每治一业，则沉溺焉，集中精力，尽抛其他；历若干时日，移于他业，则又抛其前所治者”（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而康之抱定宗旨、不再转移与梁之与时俱进、久领风骚，差别甚大。

    梁启超与康有为公开的分手，是在张勋复辟帝制上的形同水火。梁启超不仅反对袁世凯称帝，而且反对任何形式的复辟，他深信世界潮流不可阻挡，任何复辟阴谋都不能得逞。当康有为在《上海周报》上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公开主张清帝复辟时，梁启超立即发表《辟复辟论》，将矛头直指康有为，明确指出此文的实质是“党袁论”、“附逆论”、“筹安新派”。

    袁世凯搞复辟，首先制造舆论。一班无耻文人摸到主子的旨意后，立即组织筹安会，借讨论国体问题为名，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摇旗呐喊。针对社会上的这股复辟逆流，梁启超以他那酣畅淋漓的文笔，写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袁世凯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派人拿着20万元的银票，劝他不要发表这篇文章。面对巨额“封口费”，梁启超却不为利诱，毅然发表。

    袁世凯复辟后，梁启超联合蔡锷等人，组织护国军，以武力讨伐袁世凯。为了推动广西军阀陆荣廷独立，梁启超又只身前往广西，历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迫使陆荣廷于1916年3月15日宣布独立，所有重要电文，均为梁启超草拟。民主共和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护国战争很快便取得了胜利。

    在全国的声讨和叫骂声中，袁世凯的皇帝美梦仅做了83天就呜呼哀哉了。顽固的康有为并没有从袁世凯的复辟失败中汲取教训，相反，他却加快了让溥仪复辟的步伐。1917年7月，他联合统率辫子军的张勋，利用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之间“府院之争”的矛盾，请溥仪重新登基做皇帝。原来维新运动变法者，现在成为开历史倒车的保皇派。因复辟“有功”，康有为被溥仪封为弼德院副院长，并戴上头品顶戴，没想到12天后，复辟失败。张勋逃入荷兰使馆，康有为逃入美国使馆，溥仪宣布退位后也逃入美国使馆。康有为躲在美国使馆“美森院”里做诗品画，直到1917年12月，美国公使芮恩施准备专车，派兵护送康有为离开北京。

    与乃师康有为不同，张勋复辟一发生，梁启超立即随段祺瑞誓师马厂，参加武力讨伐。他不仅代段祺瑞起草了讨逆宣言，而且以个人名义发表反对通电，一面强烈谴责“贪得无厌之武夫”，一面斥责康有为“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据说通电写好之后，有人担心会破坏师生友谊，于是说：“足下上马草檄，诚为文士得意之举，然昔日庾公之期于子濯孺子，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今令师南海先生从龙新朝，而足下露布讨贼，不为令师留丝毫地步，其于师弟之谊何？”梁启超却理直气壮地回答道：“师弟自师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10年之后，梁启超在《公祭康南海先生文》中还旧事重提：“复辟之役，世多以此为师诟病，虽我小子，亦不敢曲从而漫应。”

    康有为在张勋复辟失败后，不仅不反省自己的过失，反而将怨气发泄在梁启超身上，咒骂他为“梁贼启超”，将他比喻为专食父母的枭獍，并作诗斥责：“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逢蒙曾向后羿学习过射箭技术，后来却害死后羿）在反对张勋复辟的斗争中，梁启超对老师康有为的态度，则可以用他自己的一句话来表述：“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

    曹汝霖晚年在其回忆录《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一书中，也写到康梁师徒在张勋复辟中的情形：“此次受处分者，除张勋外，牵及甚少，如康南海、梁敦彦等，素有名望之人，多未问罪，谅系任公的关系。任公与南海，师生之谊素笃，同为主张君宪之人，此次竟背道而驰矣。”看来，康梁在对待复辟问题上，师生决裂，在民国政学两界，是一件颇受关注的事情。

    叶兆言在《陈旧人物》一书中，有一篇写康有为，一篇写梁启超。在对比康梁师徒时，叶兆言说，自己不喜欢康有为，认为康有为顽固不化，自我吹嘘、标榜圣人，没有人情味。在评价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时说：“康有为的幸运，在于只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开头，他许诺了一大堆根本就实现不了的理想，真放开手来让他做，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糟糕局面。他是一个失败的英雄，因为失败，倒给人留下了一个壮志未酬的好印象。”

    反复辟的斗争成功以后，1917年7月，梁启超进入段祺瑞政府，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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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师康门
南海弟子

广东新会梁启超，完全符合我们对天才的定义和想象。6岁学完五经，9岁能够写千字文章，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中举时的主考官尚书李端棻以为梁启超“国士无双”，遂打破门第观念的束缚，把自己的堂妹许配给梁启超做妻子，这是那个时代表示对一个人的欣赏的最高礼遇。

    李端棻没有看走眼，梁启超的确是一位天才，对各种新思潮、新思想统统接受、吸纳的天才，也是识时务的俊杰。他拜康有为为师的时候，康还没有中举，在科举时代，一个有功名的人（梁启超17岁中举人），能拜无功名的布衣为师，其好学精神由此可见一斑。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曾表明他为什么拜师康有为：   

    其年秋，始交陈通甫。通甫时亦肄业学海堂，以高才生闻。既而通甫相语曰：“吾闻南海康先生上书请变法，不达，新从京师归，吾往谒焉。其学乃吾与子所未梦及，吾与子今得师矣。”于是乃因通甫修弟子礼事南海先生。时余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时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始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一个人在年青时，遇到什么样的老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人的视野与将来的成就。梁启超以传神之笔，道出遇到名师的心理感受，今天的读者读到这一段，心灵也会震撼。梁启超《三十自述》提到的陈通甫是康有为的大弟子，英年早逝，曾被称为康门的“颜回”，他死了，大弟子头衔自然而然落到梁启超的身上。从维新运动、公车上书、到戊戌变法失败海外流亡，梁启超一直追随康有为，成为康有为思想的代言人。

    1901年12月，梁启超一直在《清议报》发表《南海康先生传》，说到乃师的哲学思想，便以崇敬的口气道来：   

    先生者，天禀之哲学者也。不通西文，不解西说，不读西书，而惟以其聪明思想之所及，出乎天天，入乎人人，无所凭借，无所袭取，以自成一家之哲学，而往往与泰西诸哲学相暗合，得不理想界之人杰哉？

    先生之哲学，社会主义哲学也。泰西社会主义，源于希腊之柏拉图，有共产之论。及十八世纪，桑士蒙、康德之徒大倡之，其组织渐完备，隐然为政治上一潜势力。先生未尝读诸氏之书，而其理想与之暗合者甚多，其论据之本，在《戴记·礼运》篇孔子告子游之语。   

    康有为的哲学思想，包括《大同书》，带有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在这一点上，梁启超看其师看得透彻，并未被崇敬所遮蔽：“康南海果如何之人物乎？吾以为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者，不如谓之理想者。一言以蔽之，则先生者，先时之人物也。”

    梁启超、梁启勋兄弟都曾拜师康南海门下。梁启超万木草堂的同学中，颇有名气者有麦孟华、麦仲华兄弟。麦孟华是康有为的得意弟子，少时与梁启超齐名，在草堂弟子中有“梁麦”之称。麦孟华参加过公车上书，在上海参与创办不缠足会，做过《时务报》的撰稿人，是戊戌变法时的核心人物之一。1912年12月，麦孟华和陈焕章、朱祖谋、梁鼎芬、陈三立、沈曾植等人上书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和教育部、内务部，申请成立孔教会。在获得批准后，于次年在山东曲阜召开第一次全国大会，推举康有为为总会长，陈焕章为总干事。据说袁世凯称帝前曾两次召见麦孟华，并许以教育总长的位子，他都拂衣不见，并运动倒袁。袁世凯称帝后，麦孟华怒不可遏，以至气火攻心而死。

    麦仲华曾留学英日，学贯中西。麦仲华曾编纂《经世文新编》一书，专采近人通达时务的言论，以转移风气，为新政提供参考。庚子勤王时他在日本负责联络策应之事，并一度在香港担任电报局局长。1899年，康有为将女儿康同薇许配给麦仲华。康有为对这个女婿很满意，他常写信给康同薇，让她照顾好麦家。但也有误解的时候。麦仲华疾恶如仇，思想有些激进，戊戌维新失败后，他和梁启超、韩文举、欧榘甲等人一起主张放弃保皇实行革命，这等于是背叛康有为。弟子中也有继续保皇的，如罗普。罗普的妻子是麦孟华、麦仲华的妹妹。有一天康有为见到儿女亲家麦柏君，半是生气半开玩笑地说：“你有眼睛，选到一个好女婿（指罗普）。我无眼睛，选到一个不好的女婿（指麦仲华）。”{1}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考制》等书，看似离经叛道，实则维护道统。康有为是以托古改制的方式，为改革寻找出路。学者雷颐在《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一文中，对康有为的做法评论道：“以鬼斧神工之法颠覆了几千年来孔子和儒学形象，再造了一个改革的孔子和儒学，为自己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合法性。”在维新变法时，康有为主张：立儒学为国教，将“保教”、“保国”、“保种”作为变法的目的。对此，梁启超亦步亦趋。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日本接触到大量的西方新思想，于1902年发表《保教非所有尊孔论》，公开反对保教，反对立儒学为国教，此时的梁启超赞成政教分离、思想自由、信仰自由，他提醒保教论者，“保教”与“近世文明法律之精神”相悖。思想的分歧，这时已经非常明显，后来师生背道而驰，并非偶然。

    维新变法失败，海外流亡，康有为的政治思想也只是停留在君主立宪层面，不肯前进半步。早年维新，引领时代风气；晚年保皇，几乎沦为天下笑柄。他自号长素，素王即不用加冕的民间帝王，是封建社会对万世师表孔子的尊称。“长素”别号，将康有为的自恋心理暴露无遗：他不仅自视为圣人，而且认为自己比圣人还要神圣。康有为创办的万木草堂培养了众多弟子，也可媲美孔子精通六艺的弟子72人。孔子曾将女儿当作奖赏，嫁给有“案底”的平民弟子公冶长。康有为一生娶了六位夫人，儿女众多，嫁女仿效孔夫子，将康同薇嫁给麦仲华，将康同璧嫁给罗昌。罗昌，早年是康有为门生，曾游学日本、英伦，历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外交部驻伦敦及新加坡总领事等职，后执教于多所著名学府。

    康有为的众多弟子中，数梁启超的声望最高、影响力最大。梁启超被誉为“言论界的骄子”，他的历史功劳在于开启民智，育作新民。戊戌变法的失败，对他是一种强烈的刺激，在经过改良还是革命的徘徊之后，他提出要改造“国民性”，开始由“政治”转向“启蒙”，一跃而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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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颓木坏 哲人其萎

    梁启超早年拜师康南海门下，是梁的幸运；同样，康有为晚年能拥有梁启超这样的弟子，也是康的幸运。康有为晚年，梁启超执弟子礼甚恭，梁启超事师，可谓尊师典范。

    离开政坛的梁启超，开始了他最后十年的文化教育生涯。梁启超执教清华国学研究院，他的学术精进，培养了大批弟子，比如史学家张荫麟。四大导师中的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是末代皇帝的读书顾问，于是陈寅恪就给学生们写了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梁启超在清华园埋首学术，正当他以极大的热忱进行学术救国的时候，一个更猛烈的时代到来了。“风云入世多，日月掷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这是1902年12月，梁启超作《三十自述》时开篇的诗。武夫当国，军阀混战，这已经不是康梁的时代，进入到晚年的康梁，师生之间的裂隙渐渐弥合，而死亡的阴影也悄悄逼近。

    1924年9月，梁启超的妻子李惠仙因病逝世，给他以沉重的打击，身体衰弱得很快，血压不稳，并有便血，几次进出医院。

    1927年，是中国近代学者的死生之年。北伐军声势浩大，由南向北，节节胜利。长沙学者叶德辉被北伐军枪决，同时浙江军政府也籍没了章太炎的家产。北伐军的这种做法给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心理上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惶惑。

    1927年3月8日，正值康有为的七十大寿，梁启超和其他当年的同窗，亲自前往上海为老师祝寿。梁撰写了《南海先生七十寿言》的寿文，并奉上寿联：   

    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入此岁来年七十矣；

    奉觞豆于国叟，致欢忻于春酒，亲授业者盖三千焉。   

    梁对老师的敬仰之情跃然纸上，将康有为比作“至圣先师”孔夫子，极得以“圣人”自居的康有为的喜好。康有为寿辰的前一日，徐良由津抵沪，带来溥仪题赠的御笔“岳峙渊清”四字匾额和玉如意一柄，贺康有为七十寿辰。康有为为了向溥仪谢恩，起草《谢恩折》计1181字，由书记杜长铗用小楷清缮，石印千份，分赠祝寿贺客。

    在一派欢庆的气氛中，康有为却感受到生命气息中的不安，种种征兆表明不祥的音符在隐隐作响。

    据康有为女儿康同璧《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记载：康有为七十寿诞后，离开上海之前，曾亲自检点遗稿，并将礼服携带，临行前还巡视了园中好几遍，说道：我与上海缘尽矣！然后把他的相片分赠给工友们，以作纪念，好像预知自己将永别一样。

    北伐军所向披靡，康有为想把全家转移到一处安全的地方去，他选择了离沪去青岛。此前，他在青岛买下了一栋别墅，起名“天游园”。

    3月29日，康有为在青岛中山路上的粤菜馆英记酒楼，参加广东同乡宴。当他喝了一杯橙汁后，突然腹痛难忍，急忙回家。当夜呕吐不止，请了两位医生诊断，其中一位日本医生诊断为食物中毒。30日，呕吐了一夜的康有为感觉毒已清除，非常健谈，晚上照例夜观天象。可是观看了没多会儿，突然独自大呼：“完了，完了！”之后，又说：“中国无我立足之地了，但我是不能死在外国的。”到31日凌晨5时许，康有为在门人李微尘的怀抱中，“七窍出血而死”。

    康有为之死扑朔迷离，各种说法都有，留下诸多历史谜团。康有为身后甚为萧条。在北京的梁启超得知晴空霹雳的噩耗后，立即汇去数百元，使康能草草入殓，葬身象耳山。康有为生前在青岛李村附近买下墓地，认为他是一粒糠，藏在大象耳朵才能安全。4月17日，梁启超还在北京和康门弟子一起，为康有为举行公祭。他写了祭文一篇和挽联一副。挽联曰：   

    祝宗祈死，老眼久枯，翻幸生也有涯，幸免睹全国陆沉鱼烂之惨。

    西狩获麟，微言遽绝，正恐天之将丧，不仅动吾党山颓木坏之悲。   

    康有为有“圣人”之名，将其死谓为“天之将丧”，表面寄寓梁启超的沉痛感情，其实是梁感慨时局而发，“全国陆沉鱼烂之惨”表明了他对当时中国前途的悲观。康梁奋斗几十年，最后几乎一事无成，如今，老师先已作古，弟子也在染病，想必已经成为梁启超不能承受之重。

    刚刚送别完老师康有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对梁启超又是一次沉痛打击。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先生还到学校，让校工去他家取成绩稿本，并与研究院办公处侯厚培谈论下学期的招生事宜，时间甚久。后又向侯借大洋两元，因侯当时没现洋，故借给他五元钞票，王国维随即雇车去颐和园。据园丁回忆，王进园后，先在石舫前木坐许久，后步入鱼藻轩，吸纸烟，旋即跳湖。从跳湖到得救，其间不到两分钟，湖水很浅，甚至连里衣都没湿，但已无呼吸，一代学者杳若黄鹤西去。王国维死后，人们从他的衣物中发现他留给儿子王贞明的遗书，上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蒿葬于清华园茔地。……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

    6月2日，王国维自沉而死，梁启超在给梁令娴的家书中写道：   

    静安先生自杀的动机，如他遗嘱上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篁辱，卒置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   

    此封家书中，梁启超流露出对工农暴动的恐惧。此前的梁启超家书中，对北伐的胜利忧心忡忡，“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一翻，翻过来要做政治的支配者”，“整天介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饭”，面对这样剧烈的社会变革，他无法理解和接受。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对北伐的政治主张，他反对社会主义，同时结怨于国民党。在给梁令娴的家书中，甚至将听到的一些谣言当作事实，王葆心（湖北籍学者）之死是误传。对梁启超而言，1927年的“天”已经变了，整个社会“颠倒过来”，社会急剧动荡，“中产阶级不能自存”，道德观念皆已破产，王国维之死，不亦有因乎？《梁启超年谱》中有不少他对当时社会变化的感受，屡经变法政变，见惯大世面，始终孜孜不倦探寻中国前途的梁启超，这时几乎惊慌失措，对中国前途有茫然之惑。可见刺激之深。

    1928年9月24日，梁启超编《辛弃疾年谱》时，突然发病，三天后入京就医。稍好些，出院返回天津，不断有些发烧，心情苦楚。10月12日，又伏案继续作《辛弃疾年谱》。巧合的是恰写到辛弃疾61岁，这年朱熹逝世，辛弃疾前往吊唁，并作文以寄托哀思，梁启超录此文中四句为：“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为公死，凛凛犹生。”这其实是他在自述自己背后的感受！当梁启超写完最后一个“生”字时，他那支如椽之笔便再也扶不起来了。

    11月27日，梁启超又被送往协和医院进行抢救，但效果不理想。1929年1月19日午后2时15分，梁任公与世长辞了。近代中国的一颗巨星陨落了。

    “成住聚散，人天之常”，这是康有为的名言。由此观康梁生死，是“人天之常”，还是命运无常？

    梁启超病逝，“任公我兄千古，故人章炳麟拜挽”：   

    进退上下，或跃在渊，以师长责言，匡复深心姑屈己；

    恢诡谲怪，道通为一，逮枭雄僭制，共和再造赖斯人。   

    章太炎的这幅挽联，上联道出了梁启超与康有为在张勋复辟上的矛盾和恩怨。“或跃在渊”语出《周易·乾》，是说梁启超在政治舞台上，或进或退，或上或下。康有为于1917年8月致书梁启超，对梁民国以来的政治表现大加抨击，梁念师教之恩，他以“屈己”的态度未加辩解。“恢诡谲怪，道通为一”语出《庄子·齐物论》，指原本互相矛盾的东西，但从道的观点来看，却是统一的。章太炎以此句来形容梁启超在一些历史事件中观点和立场多变，但变的结果是变到“共和”这一方面来了。梁启超反对袁世凯恢复称帝，出走两广讨伐袁逆；反对张勋复辟，参加马厂誓师。章太炎赞誉梁启超是再造共和的功臣。

    在梁漱溟《纪念梁启超先生》一文中，能看到他对梁启超诸多贡献的肯定，也能看到这样坦率而客观的评价：“梁公为人富于热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时天真烂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爱在此，其伟大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生遂多失败。”梁启超的失败，除了戊戌变法的失败，民初参政的失败，最令人叹惋和遗憾的，莫过于太过相信西医。

    1926年，梁启超身患肾疾，主刀医生林某出现严重失误，病肾依旧在，好肾却被割。梁启超的手术引发中西医论战，为保护刚引进的西医，为西医在中国发展计，1926年6月，梁启超在《晨报》副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详述这次手术的整个经过，替协和辩解。文章中说：“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除，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想我若是真能抛弃百事，绝对休息，三两个月后，应该完全复原。至于其他的病态，一点都没有。虽然经过很重大的手术，因为医生的技术精良，我的体质本来强壮，割治后10天，精神已经如常，现在越发健实了。”可叹，梁任公为保护西医的良苦用心；可惜，梁不能越发健实，说他死于严重的医疗事故也不为过。直到1971年，梁启超长子梁思成才从为父亲治病的医生那里得知真相——原来是医生标错位置，把左右侧弄颠倒了。

    这一起重大医疗事故真相，如果康梁师生泉下有知，会作何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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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讲学记

    “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这样评价章太炎。

    章太炎一生，革命与讲学并重，革命元勋与国学大师的身份，鲁迅只道出其一。我们不妨考察章太炎的三次讲学，这其中贯穿了章太炎与章门弟子的师生关系，又与晚清民国的历史风云紧密相联，这既是追寻消逝的师道尊严，同时又是重温一段风云激变的历史。   

    东京讲国学

    1903年，章太炎因积极鼓吹反清革命并为邹容的《革命军》写序而入狱，1906年5月出狱，随即流亡日本加入同盟会并主办《民报》，鼓吹排满革命，写了大批令国人振聋发聩的文章。1908年，他的“章氏国学讲习会”进入高潮期，吸引了众多弟子。章太炎东京讲学，薪火相传，影响深远，培养了大批高足，日后成为民国初年北京大学的台柱子，形成章门学派。

    1906年，章太炎在《民报》刊登《国学振兴社广告》，谓其国学讲授内容为：“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据《朱希祖日记》及许寿裳、黄侃等人回忆：太炎先生于1907年在东京创立“章氏国学讲习会”，1908—1909年初连续三遍“始一终亥”讲授《说文》，地点先在大成中学，后在《民报》社先生寓所，前后听讲者“百数十人”。

    许寿裳“幸侍讲席，如坐春风”。下面是他记录的章太炎东京讲学的实际情形：   

    先生东京讲学之所，是在大成中学里一间教室。寿裳与周树人（即鲁迅）、作人兄弟等，亦愿往听。然苦与校课时间冲突，因托龚宝铨（先生的长婿）转达，希望另设一班，蒙先生慨然允许。地址就在先生寓所——牛込区二丁目八番地，《民报》社。每星期日清晨，前往受业，在一间陋室之内，师生席地而坐，环一小几。先生讲段氏《说文解字注》、郝氏《尔雅义疏》等，神解聪察，精力过人，逐字讲释，滔滔不绝。或则阐明语原，或者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以故新义创见，层出不穷。即有时随便谈天，亦复诙谐间作，妙语解颐。自八时至正午，历四小时毫无休息，真所谓“诲人不倦”。其《新方言》及《小学答问》两书，都是课余写成的。即其体大思精的《文始》，初稿亦起于此时。这是先生东京讲学的实际情形。同班听讲者是朱宗莱、龚宝铨、钱玄同、朱希祖、周树人、周作人、钱家治与我共八人。前四人是由大成再来听讲的。其他同门尚甚众，如黄侃、汪东、马裕藻、沈兼士等，不备举。   

    章太炎讲国学，吸引了大批学生，“中国之留学生、师范班、法政班居多数，日本人也有来听者，不多也”。1908年，由于清政府施加压力，《民报》被日本查封，章太炎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讲学上，《章太炎先生答问》中如是说。这也可印证许寿裳提到的“同门甚众”，即使“不备举”的学生中，还有像刘文典这样的学者。

    刘文典拜在章太炎门下，大约就在这个时期。对于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刘文典曾专门撰文记录：   

    我从章太炎先生读书，是在前清宣统二三年的时候。那时章先生住在日本东京小石川区，门口有一个小牌牌，叫作学林社。我经朋友介绍，去拜见他。章先生一身和服，从楼上走下来，我经自我介绍之后，就说明来意，要拜他为师。他问我从前拜过什么师？读过什么书？

    那时候，我明知道他和我本师刘申叔（师培）先生已经翻脸，但是又不能不说，心里踌躇了一下，只好说：“我自幼从仪征刘先生读过《说文》、《文选》。”他一听我是刘先生的学生，高兴极了，拉着我谈了几个钟头，谈话间对刘先生的学问推崇备至。他忽然又想起来说：“是了。申叔对我提到过你。”

    从那天起，我就是章氏门中的一个弟子了。   

    拜师之后，刘文典几乎天天去章太炎的住处，向他请教，听他讲解研究经学、小学的方法。章太炎在东京时期的讲学，重点讲文字学，“开始讲顾炎武的《音学五书》，其次讲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其次讲郝懿行的《尔雅义疏》，其次讲王念孙的《广雅疏证》，这些都是小学的基本书籍”。小学讲完后，章太炎又为弟子讲诸子学，刘文典提及章太炎讲《庄子》时的感受：“我那时太年轻，他讲《说文》，我还能懂一点，他讲《庄子》，我就不大懂。再加上佛学，那就更莫名其妙了。”后来，刘文典在西南联大时期成为研究庄子的专家，十卷本的《庄子补正》于1939年出版，有了睥睨学林的气度和资本，放言“在中国，有两个半人懂《庄子》”。除了庄周和刘文典，那半个指的是冯友兰。要追溯起来，刘文典研究《庄子》的发轫，应源自在东京听章太炎讲庄子。

    章太炎有“章疯子”之称，在和军阀武夫、政要权贵打交道时，有狂狷的一面，性情刚直，嫉恶如仇；但对学生，刘文典强调，言行和举止非常平易近人。这正好印证了周作人对章太炎讲学时的描述：“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学生却极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样。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鳅须，笑嘻嘻的讲书，庄谐杂出，看上去好像是一尊庙里的哈喇菩萨。”

    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文中，回忆了章太炎讲学时同窗学习的细节：“听讲时，以逷先（即朱希祖，又作逖先）笔记最勤，谈天时以玄同说话为多，而且在席上爬来爬去，所以鲁迅给玄同的绰号曰‘爬来爬去’；鲁迅听讲，极少发言……”朱希祖“笔记最勤”，给同窗许寿裳留下深刻印象。朱希祖在日本记录下章太炎讲《文字学札记》笔记10册，后来赠与钱玄同，该10册笔记，现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钱玄同遗物中。鲁迅也记录下14页笔记，“朱希祖的最原始、最完备，也最近先生原讲”。

    从任鸿隽的回忆可知，章太炎还讲中国文学史。1908年，任鸿隽在日本听章太炎开讲国学：“当先生讲中国文学史时，有一天我们见先生的门首列了一个小榜，把中国古来的文人分为几类：第一是通人，如东汉的王仲任、仲长统，隋的王通，宋的司马光，属于此类。第二是学者，如明末的顾炎武、王船山，清代的全谢山，属于此类。第三是文士，如西汉的扬子云，唐的韩昌黎，宋的苏氏兄弟，属于此类。可惜当时没有把这个名单抄下来，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我们当时窃窃私议，以为先生是属于第一类的。”

    章太炎讲国学，有保存国粹、学术救国的情怀——承顾炎武“明道救世”排满抗清的宗旨来治经学和小学，把弘扬国学作为“识汉虏之别”之工具，要使国人“晓得中国的长处”，那么“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种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1}

    1913年，黄侃评述章太炎授国学的动因和目的时说：“日本政府受言于清廷，假事封《民报》馆，禁报不得刊鬻。先生与日本政府讼，数月卒不得胜，遂退居，教授诸游学者以国学。……寓庐至数月不举火，日以百钱市麦饼以自度，衣被三年不浣。困阨如此而德操弥厉。其授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望。故勤勤恳恳，不惮其劳，弟子至数百人。”（《太炎先生行事记》）足见章太炎苦志授学首先是为革命，为了在国亡族衰之际薪火相传，从而振奋民心再兴国运。

    事实上，章太炎是革命家，也是国学大师，正是革命的感召力，才吸引了大批日本的中国留学生。鲁迅的回忆文章特意指明这一点：“前去听讲，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听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不记得了。”

    也正是这个原因，章太炎评价这批弟子时说：“弟子成就者，蕲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者，音韵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其他修士甚众，不备书也。”（《太炎先生自定年谱》）章太炎嘉许的弟子只有黄侃、钱玄同和朱希祖，从学术传承的角度，他们三人的确得到章太炎的真传。《太炎先生自定年谱》是章太炎于1928年手定，新文化运动中周氏兄弟成为文坛双星，名气很大，包括许寿裳在内的三位“文化名流”，都算不上“得意门生”，可以看出章太炎品鉴人物，不受流俗影响。学者陈平原认为：“章太炎对于周氏兄弟以及许寿裳的影响，主要在思想和人格，而不是具体的文字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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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讲学记

    新文化运动是一个分界点，此前像康梁、章太炎、刘师培、林纾等晚清学者，身跨政坛学林引导思想界的风潮。此后，章太炎的弟子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借助《新青年》发出声音。新文化运动之后，前者退出政治舞台，成为相对保守的学者，似乎应了鲁迅的预言：“也许将为大多数所忘却”。后者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在文化界叱咤风云。当年在东京听章太炎讲学的弟子，现在已成气候，成了各大学讲坛上的教授。

    就在章太炎被指为“既离民众，渐入颓唐”之际，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东三省沦陷。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沪宁不靖，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国难当头，重新点燃起章太炎的爱国热情。一·二八淞沪抗战后，章太炎写了《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热情赞扬十九路军将士抗战业绩，并指出“自民国初元至今，将帅勇于内争，怯于御外”，对国民党政府表示极大失望。

    在这种形势下，章太炎大书篆轴：“吴其为沼乎！”这是春秋吴越争霸的典故，吴王夫差与越王勾践讲和，伍子胥反对：“二十年后，吴国大概要被越国毁坏成为一片荒凉的沼泽地了。”吴王夫差不听，结果不幸被伍子胥言中，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起兵灭亡吴国。章太炎以此典故，劝诫警告国民党政府不要不听国人的抗战呼声，以免大片国土沦丧在日寇铁骑之下。

    章太炎写下此篆轴后，激愤之下，北上见张学良，当时举国抗日情绪高涨，章太炎此行，欲代东南民众呼吁北方将领出兵收复东北失土，也有北上躲避战乱之意。此前，黄侃避寇，已到北平。2月29日，章太炎抵达北平，到5月末南返，居北平约三个月。

    章太炎先后在京津会见了段祺瑞、张学良、吴佩孚等人。刘文典写道章太炎张学良会见时的情形：“张学良去见他的时候，我在楼下龚振鹏的房里，听见他大声疾呼，声震屋瓦，那种激昂慷慨的声音，现在还留在我的耳朵里。”章太炎对张学良的大声疾呼，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不过从吴佩孚进京见到张学良的谈话可知大概。   

    吴佩孚见面就质问：“沈阳事变，你为什么不抵抗？”张学良脸色当时就变了：“我有中央命令。”“有命令也不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懂，真丢了你老父的脸。”吴佩孚甩开衣袖接着说：“国仇你不报，私仇你不报，你老子的棺材已经竖起来了！”张学良这时有苦难言，只得毕恭毕敬地说：“玉帅骂得对，我确是给父亲丢脸了。”{1}   

    章太炎对张学良可能不会像吴佩孚这样强悍和直接，但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却大骂不绝，痛恨蒋是卖国军阀，想来张学良听到这样的骂声，额头不禁汗水涔涔。不论吴佩孚这样的军阀，还是章太炎这样的学者，都对张学良奉命撤兵关内大肆批评，舆论的压力在张学良心头日积月累，这是不是迫使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呢？

    章太炎在北平的政治活动收效显然不如预期的那么大；倒是先后讲学于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各校，引起风气再度转移之中的故都学界连锁反应，影响所及，相当深远而广泛。

    这一次北平讲学，章太炎是否会想起被袁世凯禁锢期间在北京讲学的情形？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死。章太炎怒不可遏，先在上海发表反袁文章，后又只身赴京当面讨袁。章太炎到京后，曾摇着用勋章做扇坠的折扇，径闯总统府，以示对袁世凯的反对和蔑视，大有弥衡击鼓骂曹的气概。袁世凯先将章太炎拘于共和党本部，继又囚于龙泉寺，最后则禁于钱粮胡同。1916年3月，袁世凯死后，章太炎重获自由。

    在被囚禁期间，章太炎在钱粮胡同续办“章氏国学讲习会”，讲学自娱，听讲学子，人才济济，大部分是北京各大学的教员。章太炎讲述内典精义，由弟子吴承仕记录成《菿汉微言》，章太炎阅后，叹为观止，略加润饰，即以自己的名义，编入手订的《章氏丛书》中。黄侃的弟子金毓黻也参加听讲，写成《听讲日记》手稿，为世所重。这次讲学，章太炎在家书中说：“讲学之事，聊以解忧。”前者在北京讲学是无奈中的解忧自娱之举，背景是反对袁世凯窃国和复辟；这次在各大学讲学，是自由之身，更加关心日本入侵的时局。

    1932年3月24日，章太炎在燕京大学讲《论今日切要之学》；3月31日，北平师范大学研究院的历史科学门及文学院的国文系和历史系请章太炎做学术演讲《清代学术之系统》。4月18日、20日和22日，北京大学也请章太炎以《广论语骈枝》为题，连讲三次，演讲地点在松公府研究所讲堂，共设座60个，国文学系占40，研究所国学门占20。

    章太炎讲学，声势浩大。他名满天下，前来听讲者甚众，所以主办者干脆安排一次大课，满足听者所需。章太炎讲课，开口就说：“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当然也是我的幸运。”不妨看看张中行回忆的章太炎在北大风雨操场面向北大师生的公开演讲：老人满头白发，穿绸长衫，由弟子马幼渔、钱玄同、吴检斋（吴承仕）等五六个人围绕着登上讲台。太炎先生个子不高，双目有神，向下望一望就讲起来。满口浙江余杭的家乡话。说话不改老脾气，诙谐而兼怒骂。

    章太炎在北大做学术演讲的情形，钱穆在《师友杂忆》中有如下描述：   

    太炎上讲台，旧门人在各大学任教者五六人随侍，骈立台侧。一人在旁作翻译，一人在后写黑板。太炎语音微，又皆土音，不能操国语。引经据典，以及人名地名书名，遇疑处，不时询之太炎，台上两人对语，或询台侧侍立者。有顷，始译始写。而听者肃然，不出杂声。此一场面亦所少见。翻译者似为钱玄同，写黑板者为刘半农。玄同在北方，早已改采今文家言，而对太炎守弟子礼犹谨如此。半农尽力提倡白话文，其居沪时，是否曾及太炎门，则不知。要之，在当时北平新文化运动盛极风行之际，而此诸大师，犹亦拘守旧礼貌。则知风气转变，亦洵非咄嗟间事矣。   

    自新文化运动始，众多章氏门生在文化中心的北京学术界长期称雄。民国初年，浙江籍学人占据民国教育部行政要津；1917年，蔡元培长北大前后，刘文典、钱玄同、朱希祖、马幼渔马叔平兄弟、鲁迅周作人兄弟、沈尹默沈兼士兄弟在北大任教，北大国文系章氏门生取代桐城学派，形成“某籍某系”占主宰的局面，以至于引起学者的反感。杨树达日记（1930年8月14日）称“朱希祖、马裕藻两主任把持学校，不图进步，请当局予以警告”。章氏弟子在新文化运动中，思想、主张针锋相对，激进者如钱玄同，主张放弃音韵学而弄注音字母和白话文，同门师兄黄侃则强烈反对，钱的主张也超出了章太炎所能容忍的底线，但这并不妨碍师生情感，正如钱穆所说，“对太炎守弟子礼犹谨如此”。

    章门人才辈出，得到大师亲炙，治学由识字始，根柢深，则正，学问自然较一般同辈为高。但其中一些人既无著述，讲课也不见得精彩，却不仅能够立足于太学庙堂之上，而且地位极尊，究其实，个人学养尚在其次，主要还是有先生这棵大树的庇护，因而风雨不侵。所谓“学有本源，语多‘行话’，振臂一呼，影响更大”，就因为“是旧文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高足”。{1}

    章太炎这次在北平讲学，无疑是章门弟子聚会的机会，也是问学解疑的机会。《黄侃日记》中多次记录黄侃等弟子宴请章太炎，黄侃和老师交流学问，深夜始散。而章太炎对黄侃赞赏有加，是年3月，《国学丛编》第五册出版，末附广告《黄季刚鬻文》，章太炎“代为润例”，称黄侃“弱冠即从事于学，经训文字之学，能得乾嘉诸老正传，而文辞又自有师传”。

    章太炎将《章氏丛书续编》稿本交给钱玄同、吴承仕等弟子，于1933年出版。钱玄同《致潘承弼书》：“先师自民五南旋后，惟民廿一之春，复来平一游，弟等又得侍教数月，曾在北大、师大讲学数次，手授《丛书续编》，令弟等梓行。”

    讲学之余，北平的著名学者拜谒、请益章太炎，有助于学术界交流学术成果。根据杨树达的《积微翁回忆录》记载，杨树达和余嘉锡、吴承仕拜谒章太炎，杨树达送章太炎两篇论文，“先生讲《论语》鲁、古异读”，后来见面，“问《汉书》‘壁釭’为何物”。4月6日陈垣、尹炎武、伦明、余嘉锡、杨树达等以京都名席公宴于谭祖任家，吃的是粤菜。谢国桢、刘盼遂（4月13日）、徐森玉（16日）等人亦分别宴请。据周作人的日记记录：“四月十八日，七时往西板桥照马幼渔之约，见太炎先生，此外有逖先、玄同、兼士、平伯、半农、天行（魏建功）、适之、梦麟，共十一人，十时回家。”北平学者以及章门弟子宴请章太炎，酒席上的谈话除了上海的战事和时局，就是论学了，这可从黄侃日记的记录中看出来。

    1932年5月末，章太炎南返，在回上海的途中，道经青岛，为青岛大学的师生做了一次学术演讲。“章氏二十九日晨七时半由济（南）来青（岛），沈鸿烈、葛光庭等均到站欢迎。章谈，此来纯为游历。午后三时，青大请章演讲。”关于这次演讲的情形，天津的《大公报》报道：“章太炎二十九日晨由济来青，午后三时即赴青大演讲，听者颇众。章氏对‘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两句意义详加论述，尤对‘耻’字发挥意见颇多，引证亦多。意为人能知耻方能立国，遇难不抵抗即为无耻，因知耻近乎勇，既不知耻即无勇可言云。”

    章太炎在青岛大学演讲的题目，“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二语，分别出自《论语》的《颜渊》篇和《子路》篇，是孔子在不同场合答复门人问难时所提出的两个主张。顾炎武将二者结合起来，并赋予了时代的新内容，成了他的为学宗旨与处世之道。有鉴于明末清初有些学人和士大夫寡廉鲜耻、趋炎附势而丧失民族气节，顾炎武所说“行己有耻”，即是要用廉耻之心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博学于文”是顾炎武治学宗旨的一大特色，即他不仅强调读书，而且提倡走出书斋、到社会中去考察。章太炎自革命排满就推崇顾炎武，在演讲中，感慨于时局，有所发挥，围绕国民政府对日本不抵抗主义展开。

    章太炎的这次北上讲学之旅，和东京讲学时期的故旧门生晤谈，愈发感到自己和弟子思想的隔膜。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中言论思想激进，主张以罗马文易中土文；周作人对章太炎曾有《谢本师》一文公开发表；而吴承仕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弟子的这些做法，章太炎内心深处并不认同。除了黄侃和朱希祖外，他对东京讲学时期的弟子并不满意。钱玄同建议乃师专门编《同门录》，结果编出的《同门录》，包括自己在内的东京讲学时期的多名弟子未予列入，章太炎自称“但凭记忆所及”，绝无深意。但鲁迅、钱玄同、周作人等，却大受刺激。钱玄同戏谑地称这个《同门录》为“点鬼簿”。章太炎常引戴震所说：“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而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由此可见他对早期弟子的失望。于是，晚年章太炎讲学苏州，希望“南徙吴中，与诸子日相磨，若天假吾年，见弟辈大成而死，庶几于心无，于前修无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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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讲学记

    1932年秋，章太炎应金天翮（松岑）邀请至苏州讲学。初在公园县立图书馆讲学，勉励青年要学范仲淹的“名节厉俗”、顾炎武的“行己有耻”。接着在沧浪亭欢迎大会上讲《儒行要旨》《大学大义》《经义与治学》《文章源流》等，约一个月。同时，李印泉、张仲仁等建议，可以在苏州创立一讲学的组织，扩大范围，俾使各地研究国学者得有听讲学术的机会。

    苏州诞生了范仲淹、顾炎武等大批志士仁人，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章太炎的这次苏州之行，使他感受到“士大夫犹循礼教，愈于他俗”，“是于他州或不能举，”再加上苏州有一批热衷于国学传播的人士如陈衍、张一麐（仲仁）、李根源，倡议“效顾炎武读经会制”，成立了国学会。国学会以“扶微业，辅绝学”标榜，组织讲学，章太炎还起草《国学会会刊宣言》以告天下，强调砥砺名节，振起末俗的精神。

    事实上，章太炎和苏州有不解之缘。1901年，章太炎经吴君遂介绍，应聘苏州东吴大学，在“东吴”执教期间，章鼓吹民族大义，引起张之洞和端方的震惊，被清朝江苏巡抚衙门称为“言论恣肆”，“有乱党章某煽惑学生作乱”，因东吴大学是美国基督教会主持的教会学校，于是，要求西人校长索捕，章被迫东渡日本。晚年章太炎定居苏州，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成为他最后的绝唱。

    1934年秋，章太炎举家由上海迁居苏州，积极筹备设立讲习会。在章氏国学讲习会筹备期间，还组织章氏星期讲演会。从1935年4月到9月，共讲九期。除星期讲演会外，章太炎还利用间隙组织读书会，集弟子于一室，逐章逐句，扎扎实实，通读全书。

    苏州讲学时，章太炎的鼻息肉之疾非常严重，这是民国初年，他被袁世凯软禁龙泉寺时落下的病根。“先生虽衰老，然于讲学则未忽稍苟。”1935年3月29日，蒋介石派丁维汾（鼎臣）前往慰问，并送上万金为章疗疾之用，“先生初不欲，既受之，则以此款为人民血汗所出，不欲用诸个人，因复成立国学讲习会于苏州寓庐，冠章氏二字，距初在东京讲学时，盖已二十有八年矣。”章太炎将此款移作章氏国学讲习会经费。

    章太炎在苏州办的国学讲习会实际上是私人学校。学校初设在章宅，后因为学生不断增加，只能购地建房，作为教室和学生宿舍。章太炎为主讲，另聘有多名讲师，章夫人汤国梨担任该校教务长，弟子孙世扬承担了大量的教学行政工作。依学生程度不同，分班教学，有类似预科的基础班，也有“研究生”。后来，该校还开办了附属中学。

    1935年9月16日，章氏国学讲习会新学舍落成，正式开讲，标明以研究国有文化，造就国学人才为宗旨，讲习期限二年（学制两年），分为四期，学程为：   

    第一期：小学略说、经学略说、历史学略说、诸子略说、文学略说。

    第二期：说文、音学五书、诗经、书经、通鉴纪事本末、荀子、韩非子、经传释词。

    第三期：说文、尔雅、三礼、通鉴纪事本末、老子、庄子、金石例。

    第四期：说文、易经、春秋、通鉴纪事本末、墨子、吕氏春秋、文心雕龙。   

    章太炎开讲之日，听者近500人，济济一堂，连窗外走廊也挤满了人。以后每逢太炎主讲，“诸生慕先生名，听课时无一缺席”。章氏则“一茶一烟，端坐讲坛，清言娓娓，听者忘倦，历二三小时不辍。”

    章太炎极重视讲学，临终前仍坚持带病上课。王基乾《忆余杭先生》文中写道章太炎扶病讲学的情形：   

    先生讲学，周凡三次，连堂二小时，不少止，复听人质疑，以资启发；不足，则按日约同人数辈至其私室，恣意谈论，即细至书法之微，亦无不倾诚以告，初不计问题之洪纤也。二十五年夏，先生授尚书既蒇事，距暑期已近，先生仍以余时为足惜，复加授说文部首，以为假前可毕也。顾是时先生病续发，益以连堂之故，辄气喘。夫人因属基乾辈，于前一时之末，鸣铃为号，相率出室外。先生见无人倾听，可略止。然余时未满，诸人复陆续就座。先生见室中有人，则更肆其悬河之口矣。以此先生病弥甚。忆最后一次讲论，其日已未能进食，距其卒尚不及十日。而遗著《古文尚书拾遗定本》，亦临危前所手定。先生教学如此，晚近真罕有其匹也。

    先生病发逾月，卒前数日，虽喘甚不食，犹执卷临坛，勉为讲论。夫人止之，则谓“饭可不食，书仍要讲”。呜呼！其言若此，其心至悲。凡我同游，能无泪下？   

    时局危艰，国事蜩螗，激发出一代硕学大儒生命的热忱和能量。苏州讲学，可谓盛况空前。“颇有少长咸集，群贤毕至的气氛”。新老弟子如朱希祖、汪东、孙世扬、诸祖耿、王謇、王乘六、潘承弼、马宗霍、沈延国、潘重规等，南北耆硕如王树、陈衍、张其淦、杨锺羲、唐文治、孙雄、张一麐、孙德谦等，南方学人如吴梅、陈柱、冯振、吕思勉、高燮、蒋维乔、姚光、金天翮、闻宥、唐长孺、黄云眉、胡朴安、郭绍虞、古直、邓尔雅、叶长青、夏承焘、钱仲联、饶宗颐等，由北方南下者如钱穆、邵瑞彭等，纷纷加盟。

    为配合讲学，1935年9月还创办了《制言》半月刊杂志，章太炎亲自担任主编。他在《制言发刊宣言》中称：讲习会“言有不尽，更与同志作杂志以宣之，命曰《制言》，窃取曾子制言之义。先是，集国学会时，余未尝别作文字；今为《制言》，稍以翼讲学之缺。”《制言》以保存国学，研究国学为基本特点。章太炎去世后，章氏国学讲习会继续编印，出至第47期，苏州沦陷，被迫停刊一年多时间，1939年1月，在上海复刊，期数续前，但改为月刊，共出版63期。

    张昭军回忆，学校门口挂着章氏国学讲习会和《制言》杂志社的招牌，不设门房，自由出入，一派思想自由活跃的气氛，学生从全国各地负笈而来，最小的18岁，最大的73岁，住校者达百人之多。

    1936年4月，《太炎通告及门弟子启事》文写道：“况余多衰耄，来日无几。岁时接席，岂可久疏。”“来日无几”，不幸被章太炎言中。6月，章太炎讲完《尚书》后，又加开《说文部首》新课，准备在放暑假前讲完。不料他带病上课，劳累加剧，6月14日病逝。章太炎在去世前，曾留下遗嘱：“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

    次日，《申报》刊发苏州十四日专电：“朴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以胆囊炎症今晨八时在此逝世，春秋六十有九，远近莫不哀悼。”国民政府拨专款三千元作为章太炎的治丧费，他的生前友好纷至吊唁。在张继、居正、冯玉祥等人的努力下，南京国民政府决定为章举行国葬。国葬令（7月9日）全文如下：   

    宿儒章炳麟，性行耿介，学问淹通。早岁以文字提倡民族革命，身遭幽系，义无屈挠。嗣后抗拒帝制，奔走护法，备尝艰险，弥著坚贞。居恒研精经术，抉奥钩玄，究其诣极，有逾往哲。所至以讲学为重，岿然儒宗，士林推重。兹闻溘逝，轸惜实深，应即依照国葬法，特予国葬。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用示国家崇礼耆宿之至意。此令。   

    在北京，章门弟子马裕藻、许寿裳、朱希祖、钱玄同、吴承仕、周作人、刘文典、沈兼士、马宗芗、黄子通等人为先生举行了追悼会。他们发《通启》道：“先师章太炎发生不幸于本年六月十四日卒于江苏吴县，先生为革命元勋，国学泰斗，一旦辞世，薄海同悲。”

    许寿裳撰挽联云：   

    内之颉籀儒墨之文，外之玄奘义净之术，专志精微，穷研训故；

    上无政党猥贱之操，下作懦夫奋矜之气，首正大谊，截断众流。   

    上联用了章太炎的两篇文章：《瑞安孙先生伤辞》和《菿汉微言》，下联也用了两篇文章：《答铁舒》和《与王揖唐书》，构思巧妙之极。上联是指国学大师，下联是指革命元勋。“以先生之德业巍巍，文章炳炳，远非数十个字所能形容，不过轮廓依稀在是而已。”

    章门众弟子中，属钱玄同的一幅挽联写得最为精彩：

    缵苍水宁人太冲薑斋之遗绪而革命，蛮夷戎狄，矢志攘除，遭名捕七回，拘幽三载，卒能驱逐客帝，光复中华，国人云亡，是诚宜勒石纪勋，铸铜立像；

    萃庄生荀卿子长叔重之道术于一身，文史儒玄，殚心研究，凡著书廿种，讲学卅年，期欲拥护民彝，发扬族性，昊天不吊，痛从此微言遽绝，大义莫闻。

    上联纪其革命功绩，下联述其学术成就，客观持允，符合章太炎“有学问的革命家”之称号。下联特意指出章太炎“讲学卅年，发扬族性”，难掩沉痛的感情。

    在上海，病重的弟子鲁迅先后写成《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纪念先师，后一文成后仅两天，鲁迅逝世。

    章太炎最有成就的弟子有5人，时人用太平天王制戏分为：天王黄季刚，东王汪东，西王朱希祖，南王钱玄同，北王吴承仕。他们各继承师说一端，自成系统，自成学派。五大弟子中除汪东和朱希祖外，他们的寿命也极其相似，黄季刚只活到五十岁，钱玄同活到五十二岁，吴承仕五十六岁。另外名声更大的鲁迅五十五岁。对于学者来说，五十多岁，正是出硕果的时候，天不假年，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