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川：文学课是最基本的精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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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西川：文学课是最基本的精神支撑（《教师月刊》2012年第10期）作者：诗人安琪

西川：文学课是最基本的精神支撑

采访 | 本刊记者  林茶居  本刊特约记者  安琪

西川  本名刘军，诗人。现为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1963年生于江苏省徐州市，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美国艾奥瓦大学2002年访问学者。出版诗集《中国的玫瑰》、《虚构的家谱》、《大意如此》、《西川的诗》，文集《深浅》、《水渍》、《游荡与闲谈：一个中国人的印度之行》、《让蒙面人说话》等，译著《博尔赫斯八十忆旧》（2004）、《米沃什词典》（与北塔合译），编有《海子的诗》、《海子诗全编》。其长诗《远游》被改编为管弦乐作品（郭文景改编），组诗《镜花水月》被改编为实验戏剧（孟京辉导演）。先后应邀参加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1995）、法国巴黎瓦尔德玛涅国际诗歌节（1997）、美国芝加哥人文艺术节（2002）、德国柏林国际文学节（2004）等。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荷、西、意、日等国语言。

他们让你就觉得上学有意思

教师月刊  我们要了解一个人的学习经历，往往首先会问“你什么大学毕业的”。今天我们不问你的大学生活，而想先请你谈谈你所受的中小学教育。
西川  小学三年级以前，我是在北京海淀区羊坊店街道七一小学读的书，那是一所海军子弟学校。1974年2月通过考试，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读四年级。这所学校是我作为学生所待时间最长的一座学校，从小学四年级到初中再到高中，前后七八半，跨越了文革末期、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等不同的历史小阶段。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来说，那么多事件的发生真可谓应接不暇。小说家余华曾经在意大利的一个活动上对意大利人说过，我活四十多年相当于你们活一百年。意思大概就是这样。
在过去至少二十年的时光里，在我为无数报刊写下的无数简历里，我几乎都没有提到过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不是说这所学校对我不重要。没提到它的原因，一来，诗人、作家一般很少会在简历中提到自己的小学、中学，因为那是简历，就把中小学阶段给“简”掉了；第二，这所学校已经没有了，或者说我曾经生活、学习过的那所“外院附校”已经不存在了，我从没有闹清过它为什么就停办了；第三，连它至少在名义上所依附的北京外国语学院也改名叫“北京外国语大学”了。所以对于“外院附校”来说，这意味着双重的不存在。它变成了一座“天上”的学校。它存在过吗？那些现在走动在那个校园里的人们，他们和我有什么关系呢？说到校园，那倒的确还在。开车走三环路，过了苏州桥进入西三环的高架桥路后，如果我稍一走神，就会错过那几幢掩映在绿树丛中的灰色矮楼。好多次，当我意识到桥下边就是我的母校，想看一眼的时候，迎面而来的却是“外研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棕色大楼。在原来学校门口的北边，曾经有一家小商店，那是我买山楂丸当糖吃的地方——那时候我每周有一元的零花钱。紧挨着小商店的是一家小饭馆。我的同学没了碗筷就去那里“拿”。说“拿”是好听的。有一回一个同学竟然从那家小饭馆“拿”回了一摞盘子。
教师月刊  有印象深刻的老师吗？
西川  我第一个小学老师姓谭，后来一个老师叫刘畅，他们让你就觉得上学有意思，我特别受益于这一点。四年级时我转学到了“外院附校”，也碰到了一些特别好的老师。我记得有一个地理老师，他给你讲两个国家是不是一样大，他不告诉你怎么量面积，而是把这它们从地图上剪下来，比一下，很直观，你就知道它们是不是一样大了，这样你的脑子一下子就打开了，特别地好玩。
可以说“外院附校”的老师从整体上塑造了我。语文老师的名字我能说上好几个：鲁宝元、林三松、王若谷。他们的才能都远远超出当一个中学语文教师所需要的。语文课是我最爱上的课之一，因为在语文课上我可以大显身手：古文背得好，作文得高分。另外还有数学老师、生物老师、历史老师、地理老师，都是我所喜欢的。我们的外语老师，放在现在，都不逊于大学教授。我们当时所用的各种语言教材，全是老师们自己编写的。最早教我们英语的老师叫张永彪，一口纯正的伦敦音，曾经参与许国璋英语教材的编写，他不是教授谁是教授！我们从小就有外教。有个来自美国耶鲁大学的学生叫马克·塞德尔，他是文革结束以后最早一批美国来华留学的一个，他给我们上过口语课。2002年我去美国参加“国际写作项目”，在欢迎仪式上极其意外地遇见了马克，他已经是国际法教授了。他兴奋地对周围的人说：“看呐，看呐，我当年的小学生现在已经成大作家了！”
还有个老师叫邢励生，参加过《汉英词典》的编写工作。教我们英文的时候他也就二十来岁，还没有成家，有时间就跟我们泡在一起。每天吃过晚饭，上晚自习之前，他就来到教室，给我们读翻译小说，英国的、美国的、俄国的、法国的。吃完晚饭我们哪儿都不去，就急急地回到教室听他读小说。这样的老师，在今天的社会环境里，恐怕再也找不到了。从邢励生老师的身上，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那个时代的求知精神，那个时代没有金钱利害关系的那种朴素真诚的师生关系。邢励生老师后来娶了诗人贺敬之的女儿贺小风。他们结婚的时候，我们全班同学都去祝贺。他们的新房就安在教师集体宿舍里，两张单人床并成了个双人床。
教师月刊  除了这些老师，“外院附校”还留给你什么比较深刻的记忆？
西川  很多年以后我回想这一段附校生活，意识到我被这一段生活多有塑造并且多有改变。长期待在一所住宿制学校里，你就得学会独立生活，而独立生活当然会促使你独立思考。这座学校有一个图书馆，在与我同龄的孩子们苦于无书可读的时候，我得以借阅到《李太白全集》、《唐宋诗举要》、《古文字源流丛考》等对我后来的发展不无意义的书籍。可以说，“外院附校”打开了我的眼界，使我即使是在那个意识形态强力控制的时代，也能有机会扒开一个小窗，朝外看上一眼。

诗歌使我们拥有再生的秘密

教师月刊  每个人的文学梦想大都始于学生年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当诗人的想法的，高中？大学？
西川  写新诗是我离开“外院附校”以后才开始的。在“外院附校”时我主要是一个美术青年。当然文学一直为我所热爱。我从《中国现代作家词典》上读到一位老先生的名字：陈友琴。他是白居易研究专家，也是诗人何其芳的好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典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我给老先生写了一封信，附上几首自己写的古体诗请他指正。老先生回信说：“如果你有嗜痂之癖，咱们不妨见一见，谈一谈。”我首先就被“嗜痂之癖”这个古奥的成语给弄懵了，然后立即到陈先生的寓所。陈先生家里的书籍堆得满满的，这给了我很大的震撼。我和陈先生的交往持续到我紧张的高考复习之前。
另一位使我得以就近看到“文学是怎么一回事”的人，是我们年级四班的女同学唐棣。她当时写些散文，并且已经有一些作品发表在香港的报纸上。她的妈妈是赫赫有名的小说家张洁。我去唐棣家，见到她妈妈。她妈妈对我说的一句话使我至今受益：“不要以为别人的生活、远处的生活才叫生活。生活就是此时此刻，生活就在你身边。”有一次，我在路上碰到唐棣，她正要去上钢琴课，我就陪着她去了钢琴老师的家。她的钢琴老师是诗人杨炼的舅舅。唐棣把我介绍给他。他递给我一份蜡纸打印的诗稿，是杨炼的《乌篷船》。那应该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朦胧诗”——尽管知道“朦胧诗”这个名词是后来到了北大的时候。
1981年考上北大西语系后，在校园里学到了许多新东西，整个社会氛围也改变了我的画家梦。当时，北大“五四文学社”如火如荼，文学青年们经常到荒芜的圆明园举行诗歌朗诵会，常常是通宵达旦地谈诗。在这种气氛下，我创作的《秋声》和《人说……》都获得北大诗歌朗诵会的第一名。诗歌的才华很快得到认可，无意中决定了我的选择取向。我那时急于表达自己的内心，中国1980年代变化那么复杂，充满了矛盾，国画那些线条很难承载这些内容。而诗歌不是一种影子，它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表达。我算是这样走上了诗歌之路吧。
教师月刊  你高中时就喜欢背诵中国古典诗歌，但你的诗歌创作明显受西方的影响更大。这个你怎么看？
西川  这可能跟大学后主要阅读西方作家作品有关，那时好像有这么一种西学东渐的大潮流裹挟着你，对我产生较大影响的有浪漫派诗人雪莱、华兹华斯、济慈和叶芝，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以及拉美作家博尔赫斯和聂鲁达也深深吸引了我。近几年我的阅读转向了先秦诸子百家和六朝笔记，它们所达到的那样令人惊叹的辉煌，提醒我必须唤醒历史，必须重新建立现实生活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否则我们只能被动地阅读唐诗。
教师月刊  你的第一首现代诗写于什么时候？有教科书教育的痕迹吗？
西川  是1983年，我记得。这第一首现代诗题目叫“伞”。当时，诗歌对我来说只是一种表达方式，讲究的是富有韵律、用词精到、结构工整、信息清晰。应该就是教科书交给我们的那种吧。
教师月刊  你如何看待白话文对文言文的取代？
西川  任何一套语言都处理一套世界，中国古典语言处理的是一套中国古典的世界。中国古典语言都是短句子，更适合表达顿悟的思想。你现在用的这辆汽车，这种交通拥挤的情况；你坐在这儿喝咖啡，这种经验，古典的语言很难处理。现代社会的错综复杂，古典的短句子处理不了。
教师月刊  记得你在1987年《诗刊》的“青春诗会”上提出了“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对于当时的中国诗歌界来说，这个概念还是比较陌生的。
西川  不错，“知识分子”这个词在中国诗歌界是我较早使用的。我是在1980年代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个词的。有知识并不意味着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当具有批判性思维，有独立的价值观，并能将思想付诸文字。知识分子的核心是对社会和自我进行反思，对那些固化的东西提出挑战。我至今认为，“知识分子”这个词在当时（在今天也一样）的使用具有积极意义。在1980年代，中国的诗歌界或文学界需要“知识分子”这个词，因为当时指认那些不是老百姓所喜闻乐见之作品的风格时，用的术语是“贵族”，中国哪有什么“贵族”啊！文学界的批评术语有时候就是如此贫乏。有了“知识分子”这个词，“贵族”就没人说了。我尊重知识分子，无论是专业知识分子还是公共知识分子。在今天，在全世界，公共知识分子正在死亡，美国学者拉塞尔·雅各比说：“这令当代生活索然无味。”
教师月刊  所谓诗歌的生存危机，这些年一直是媒体关注的话题。对于这个“危机”的说法，你是怎么看的？
西川  在中国，过去这十几年的大环境是不利于诗歌写作的。但无论从语言、修辞的复杂性，还是处理问题的方法，以及诗歌的广阔性，中国现在那些优秀诗人正在努力超越自己。中国当代诗歌的成就，其写作题材之丰富、对国际化信息的消化能力等，都超过了五四时期的诗歌，可以说是和世界诗歌同步的。无论媒体如何渲染诗歌的“负面”，这些，都是抹杀不了的。每一个时代都有人宣判诗歌的死亡，他们其实不了解诗歌的生命力所在。无论谁都需要诗歌：它使我们拥有再生的秘密。

说起来这个世界上好的东西谁都讲不了

教师月刊  你现在在大学教书，给学生主要上什么课程？
西川  以前主要教外语，现在是教中国古典文学，还有就是给研究生上理论课，就是讨论中国文化的历史，直接面对一些问题。我觉得我们大学里面很多的课程，知识性的特别多，而能够真正解决问题就不是很多了。有人以为美院学生都是以美术为主要课程的，但不是的，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都是必修课，不论你是学建筑还是学设计的，学油画还是学中国画的，都必须学。我觉得这个挺好，文学课是最基本的东西，是最基本的精神支撑。

教师月刊  你是怎么上课的？
西川  我给学生做过一些讲座，发现学生有好多的问题，我自己脑子里也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我讲课的方式以讨论为主，用一个问题带出另一个问题，而且要求每一个人给出不一样的解决办法。当然，有些问题你可以讨论，有些问题你就不能讨论，但是一个人的头脑只要经常这样碰撞，这样思考，就变得活跃了。

教师月刊  你如何看待那些被选入中小学教材的诗歌作品？
西川  入选教材那就说明它的文字比较规矩。教材并不是选好诗歌的地方，教材是选择标准汉语的地方，它就是为了让学生通过这个东西，学会标准的汉语表达。我想，中小学语文课本就是为了让孩子学好汉语，而不是学一个奇怪的想法。
教师月刊  海子的诗歌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看？不少语文教师感到海子的诗歌不好教，觉得自己不会教。
西川  肯定不知道怎么教！我觉得吧，一定要教的话，别用海子晚期的作品。海子早期的诗歌有些写得很优美，比如说有一首，他先写阳光下一些民工坐在街上晒太阳，最后有一句，是说当年基督也是这样在这阳光下生活的，非常温暖。说起来这个世界上好的东西谁都讲不了。你比如说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你敢说你能讲？你讲不了！然后还有但丁，但丁的《神曲》，你也讲不了！
教师月刊  海子生前，你是他的好朋友。对于现在的中小学教师来说，可以说海子是他们比较熟悉的一位诗人。我们以前也发过有关海子的文章。他的死亡，一直被认为是“天才之死”。
西川  1990年2月我写过一篇怀念海子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诗人海子的死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之一。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将越来越清楚地看到，1989年3月26日黄昏，我们失去了一位多么珍贵的朋友。失去一位真正的朋友意味着失去一个伟大的灵感，失去一个梦，失去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失去一个回声，对于我们，海子是一个天才，而对于他自己，则他永远是一个孤独的‘王’，一个‘物质的短暂情人’，一个“‘乡村知识分子’。海子只生活了二十五年，他的文学创作大概只持续了七年，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他象一颗年轻的星宿，争分夺秒地燃烧，然后突然爆炸……”——我至今依然这么觉得。
教师月刊  作为一个父亲，你跟你的孩子谈过死亡这个话题吗？
西川  死亡这个东西是人生的一件事。我不对我的孩子隐瞒什么。如果他问起，我会跟他委婉地讲；他不问，我不主动跟他讲。我就希望他比较自然地接受和理解这个问题。什么事总是自然的好。
教师月刊  你怎么看现在的教育问题？
西川  教育问题，它不是某一个单位的问题，某一个中学的问题，某一个大学的问题，或者是某一个国家政策法规的问题，它是整个教育思想的问题。我觉得，中国可能是整个教育思想出了问题，至少是在起点上出了问题。2007年，我在纽约大学教了一学期的课，当时我就想把我的孩子带到纽约去上小学。后来我去了看了一下那种公立的小学，我发现他们的小学基本上也不学什么，基本上就是玩，在教室里面大家全坐地上，他们可能也学点东西，但是我看到那个场面，就是寓教于乐。你看中国的孩子，有的从幼儿园开始就学英语了，已经开始上课了，差别确实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