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青年文艺公社》专栏主持人 庄 苓 师友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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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金山：不当院长我就去写诗来源：兰州晨报

2008年04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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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金山近照（刚杰·索木东摄）

引言：

再过几个月，在彭金山身上将发生某种改变——
该换届了，彭金山说他不打算继续担任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
“到年龄喽。累！想轻松两年。”
3月下旬的一个清晨，我们见到彭金山时他正在家中静养。就在前些日子，他做了一次手术。明显浮肿的眼睛无疑就已说明了一切。“做了个手术（人）变得难看了。”对着咔嚓咔嚓的照相机，彭金山开了一句玩笑。
彭金山是一位有“分量”人物，无论是站在甘肃诗歌还是甘肃评论的角度。
“他一人而兼二者之长——他首先是个诗人，同时，他还是个文学评论者。”关于彭金山，在甘肃诗坛和甘肃评论界，这是一种公开的认识。
2007年年底，在揭晓的“甘肃省第二届黄河文学奖中”，彭金山的专著--《中国新诗艺术论》获得了综合类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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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金山在甘肃诗歌之夜上朗诵（刚杰·索木东摄）

“在这届黄河文学奖中，彭金山的论著《中国新诗艺术论》从评论作品中脱颖而出。彭金山以一个诗人和文学批评学者的身份结合大量现当代典范诗歌作品的分析举证完成此书，涵盖了新诗从形式、创作到阅读的全过程，从而使该书具有理论系统性和社会通用性。他采用专题的形式对”新诗艺术“做多角度的观照，他把新诗放在广阔的文化、知识背景中进行全方位的艺术思考，获得了一种特别的阐释效果。他采用的‘感悟式’的结构与诗歌传达生命体验的本质特点相暗合，使全书充满了诗意的境界、感情的激发、理性的思考。”诗人牛庆国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评价《中国新诗艺术论》。

《中国新诗艺术论》是彭金山几十年从事新诗创作以及高校教学研究的结晶。而对此，有观点认为，《中国新诗艺术论》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是高校中文系大学生的教科书，而更应该是当代新诗研究的一个重要收获。
“前两天我和家人乘着阳光明媚到黄河边去走了走，当望着黄河对面的时候，突然灵感就来了，其实我看到的（事物）也就是茶摊上红颜色的桌子椅子，但是顷刻间（我）就有了一种创作的冲动——椅子是花，人是花心。”彭金山说那一刻从内心爆发的冲动让他明白了一点，
“我还是可以写诗的。”
彭金山笑言，在生活中，这种“冲动”不断来访，但多因杂事缠身而未能完形为诗。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诗歌创作的彭金山多年已很少写诗了。

人物档案：

彭金山，1949年生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毕业于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硕士生导师、《敦煌》诗刊主编、甘肃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自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诗歌创作，出版《象背上的童话》、《看花的时候》等个人诗集以及专著《中国新诗艺术论》、《文学批评与文体透析》、《陇东风俗》等书籍1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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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金山主持首届甘肃诗人诗歌大展揭幕仪式（刚杰·索木东摄）

对话

“别人说我做了一项笨工作”

晨报：听到一种说法，说此次黄河文学奖参选是别人替您报名的，而并不是您自己，是这样吗？
彭金山：（黄河文学奖）刚一开始进行作品申报的时候，我就接到了作协的通知，不过我没有要申报参选的想法。

晨报：为什么？记忆中这也是您个人第一次获得黄河文学奖。
彭金山：这没错，对黄河文学奖而言我是第一次获奖。当时的想法就是想把机会留给年青人。后来，（黄河文学奖）在进行补充推荐作品的时候有人直接推荐了我。在这种情况下，我随后就填了报名表参加评选。

晨报：获奖是意料之中的吗？
彭金山：我觉得有获奖的可能。

晨报：《中国新诗艺术论》一书因为具有宏观诗学与微观诗学结合、理论与实践互证的特点，特别是它的独创性在于对于诗学界长期以来一些模糊的、存在争议的概念和范畴做出了新的独到的阐释。为此，你的这本专著一出版就得到很多学者和诗人的好评，它被评价为“是一部当代新诗研究方面的力作”。那么，作为作者，你个人是如何评价它的？
彭金山：就这本书，不仅仅别人说“我是做了一项笨工作”，我个人也承认“自己是做了一项笨工作”。对于有些关系诗歌本体的似乎清楚但实际上并不清楚的问题，我进行了正面的攻坚。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诗歌创作的一些具体问题--一些概念讲了千年，一些范畴说了万遍，但我发现其定性定值往往依然是很模糊很笼统的，对其研究远没到就可以“鸣金收兵”的时候；比如，常说诗是情感的表现，但诗的情感表现和其他文学样式的情感表现有无区别？差异究竟在哪里？诗与对象世界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我的这本书试图就从这些方面往前走一走。当然，这一步到底走得如何，我相信读者自有明鉴的。无疑，从一开始起了写这样一本书的念头的那一刻，我的行为似乎就是在知难而进了。

晨报：那么关于《中国新诗艺术论》，您个人觉得有遗憾吗？
彭金山：《中国新诗艺术论》可以说是我几十年从事新诗创作和高校教学研究的心血结晶。我自1973年开始诗歌创作，虽然未能成名，却有一些切身的感受。大学毕业后到高校工作，一是工作需要，二是兴趣所使，和诗的密切关系就一直保持下来了。从1996年起，我为本校中文系学生中开设了“诗歌创作与鉴赏”选修课程，后来又作为跨系选修课“诗词写作与欣赏”的一个部分，给全校学生开设，应该说这本书就是在课程讲稿的基础上形成的。
坦率地讲，仅从体例上看，这本书的总体框架并不新颖，这一点我很清楚。再是有些问题的论述还不透彻，不够圆合，需要再思考。

晨报：“诗人学者二者兼于一身”，这是别人眼中的您，不知道，您个人是如何定位自己的？
彭金山：我天性追求自由、散淡，这似乎更符合一个诗人的性格。事实上，似乎所从事的职业和这种个性有些“错位”。比如，“院长”和“诗人”在角色上不可能没有冲突，但既在其位，当谋其政 ，当（文学院）院长就要谋学院的发展，考虑大家的事情，所以，我认为自己还算是个好院长。（笑）

“如何突破甘肃诗人面临的问题”

晨报：作为一位诗人，您曾不止一次地说你的诗歌创作走了弯路，就此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彭金山：我把自己的诗歌创作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上大学之前。1973年我的第一首诗公开发表，那时候我在生产建设兵团，诗歌发表在当时的《人民军垦》报上。翌年两首诗被选入甘肃人民出版社诗集《青春似火》，自此我也进入了业余诗人的行列，陆续有诗歌发表；1978年我上了大学，这是（我的诗歌创作的）第二个阶段，在此期间我的诗歌创作多是青年题材，主题是人本主义的；大学毕业工作后，应该是属于（我的诗歌创作的）第三个阶段。如果说第一个阶段的诗歌创作更多地局限于配合形势的政治诗歌和歌唱劳动生活的诗歌的话，那么，这种现状的改变在上大学之后，诗歌创作开始走向表达个体情感方向。工作之后的诗歌创作则完全走向生命体验和历史感的东西了。很显然，（发生在我身上的）这种变化是经过了一些弯路之后才完成的。

晨报：同样，身为甘肃诗人的一份子，您个人怎样看待甘肃诗坛的现状以及甘肃诗人？
彭金山：到目前为止，甘肃的诗歌在全国都是走在前列的，甘肃是个诗歌大省的说法是无可厚非的。当然，甘肃成为诗歌大省的历史（原因）无须我在此赘言，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李季、闻捷为代表的诗人开始，到80、90年代随着一批甘肃本土诗人的崛起推动了甘肃诗歌的第二次崛起。其中，“60后”出生那一群诗人是推动甘肃诗歌往前走的中坚力量。
尽管甘肃诗歌在诗人们的推动下继续往前走着，但对诗人自己而言，他们目前所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如何突破的问题。

晨报：突破什么？
彭金山：突破自我，突破过去。

晨报：那就您个人而言，您将如何突破？
彭金山：我寄希望于年轻诗人们。至于我个人，今后能写出一半首让人记住的诗就行了。

晨报：对于曾在诗坛喧嚣一时的“梨花体”以及“下半身”写作，您个人持怎样一个观点？
彭金山：不管是赵丽华还是“下半身”写作那群人，都有一些让人称道的作品，但是对他们的有些“诗歌”确实不敢恭维，怎么看都不应该叫诗。诗嘛，还是有诗的规范的，这规范既有精神的，也有艺术的。

“评论要进入中心话语圈子不容易”

晨报：从诗歌创作的诗人到诗歌评论的评论者，发生在您身上的这种转变是一种必然的转变吗？
彭金山：有一定的必然性，创作到一定阶段，往往会自觉地思考其“所以然”，这“所以然”便是理论和批评。当然，还有建国后我国高校长期形成的“场”和“势”的作用。上大学时，我不理解我的老师为什么放弃了创作，后来我理解了。

晨报：对您的诗歌（文学）评论，有这样一种评价：具有明显的个性角色。能谈谈您的评论特色吗？
彭金山：《甘肃当代文艺五十年》是这样说的：他“在诗评中往往直接由直觉上升到本质，使评论文字准确、中肯；而且他还善于发掘作品中的文化内涵，用颇富文化意蕴的诗意语言表述出来。另外，多年从事写作学、民俗学研究，使他能以较为开阔的视野观照对象，进而选取独特的切入角度探幽发微。”这个看法我基本认同。

晨报：想知道，您选择评论对象的原则或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作品更容易进入您的评论视野？
彭金山：价值，首先是评论对象的价值，看其是否给当代文学提供了新的东西。当然，有些基层作者的作品虽然价值不明显，但我还是花费了大量时间和心血来评论他们。因为我理解他们的心情和不容易的处境，再者也是我的一份责任。

晨报：对甘肃评论界，您能给个评价吗？
彭金山：甘肃评论上不去。

晨报：这样说的理由是……
彭金山：评论的基础薄弱，人数也太少。一个新人出现后，往往不能得到及时的关注和扶持；其次，评论界无形中也形成了各自的“圈子”。像我们甘肃这样地理位置比较偏远的不发达省份，不但文学新人的发现和传播有局限，而且评论者的声音要进入中心话语圈子也是不容易的。

晨报：如果不当院长了，想知道，这种职位或着说角色的改变，在你心中将会有产生怎样的影响？
彭金山：（改变）对我没影响，即使有也只会是更好的（影响）。

晨报：我们应该怎样理解你的这个“更好”——无官一身轻还是其他的什么？
彭金山：我将有更多的时间去写我的诗了。我刚才也讲了，我发现我还是可以写诗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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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金山：诗艺的探求与发现

甘肃日报 　

诗歌评论或研究一直有学院派和非学院派之别，学院派往往以艰深的理论、晦涩的论述、严密的逻辑见长，而非学院派多凭对诗的感觉来进行阐述，文章轻灵多姿，具有报章体之风，兼容散文和评论之长。彭金山一人而兼二者之长，而尤以学院派身份为人所称道。 　　彭金山首先是个诗人，出版有诗集《象背上的童话》、《看花的时候》等，他以朴拙之情而兼灵敏童心，《远距离对话———给开开》就是一首富有童趣的诗作，“太阳公公敲门哩！他走热了，想进来歇歇呢。孩子用胖呼呼的手刚拉开门，太阳公公立刻站满了一地。”而他的代表作还是发表于《飞天》的《有根的石头和无根的山》、《沉重》等。“根就一代一代地续下来了／一代一代如藤如蔓／绕着石头／结出一个一个村庄”，“山／总是沉默不语”（《有根的石头和无根的山》），这样的诗句写出来让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而不是那种才子气的诗人可以想到的。 　　可惜的是在彭金山的诗歌创作中（包括散文），这样的作品不是很多，作为诗人，彭金山的影响是有限的，他的兴趣和他的业绩主要在诗歌研究上，尤其对诗歌的理论探索，颇有功绩。代表作《新边塞诗流变概观》洋洋洒洒一万余字，从边塞诗的概念、新边塞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繁荣到上世纪８０年代的高潮，进行了独具只眼的梳理，尤其从新边塞诗的诗歌内容到艺术成就等方面作了多角度多层次的阐述，在全国诗坛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还有《新时期诗歌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什么》、《后新诗潮感言》等都是不乏创见之作。代表作、诗论专著《中国新诗艺术论》更是他多年诗歌研究的心血凝聚，在学界和诗歌界影响较大。由于彭金山一直还从事写作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习惯思维使得他在书中很喜欢从写作学的角度深入钻探诗歌的奥秘，虽然个别地方有削足适履的过度阐述，与鲜活的诗歌创作总是有些距离，但综合来看，不乏创新之见，如在诗学概念的梳理和清理方面，就做了不少工作，对“聚核”、“拓境”、“心灵之象”等力图做出新的阐释，并根据诗歌的新的发展趋向，和自己多年的研究思考，提出了一些新概念，如“双向升值”、“双元异步透融结构”等。总之，《中国新诗艺术论》在既有的框架里，给读者提供了一些新的值得思考的东西，对诗人也不无启迪作用。如果作者能够在“接受论”一编多使用一点笔墨，此书就更加完美了（“接受论”在书中所占篇幅只有百分之七），因为“接受论”毕竟是２０世纪西方文论（诗论）的主要组成部分，对２０世纪诗歌创作影响甚巨。 　　彭金山在诗歌理论研究之余，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也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代表作《大海的追求———吕剑印象》、《雄浑壮阔的西部交响》等，前者作为他早年的代表作，现在看来虽不无稚嫩，但那种对诗的感觉，那种大气，还是让我们钦佩的。后者彭金山以四万多字批点甘肃诗坛，气势磅礴，既有对甘肃乃至西部诗坛的大写意，也有对个案的细部刻画，其材料之详实，论断之准确，在同类诗论中是上佳的，体现了彭金山诗人的妙悟和史家的眼界，在甘肃诗论史上是一篇奠基之作。彭金山在诗歌研究之外，还涉及小说散文领域，也有极见功力之作，如发表于《飞天》２００２年１１期的《简论马步升的散文创作》等文也为他在甘肃文坛赢得了话语权力和言说地位。 　　彭金山作为甘肃新时期诗坛的见证人、亲历者、研究家，从西北师大第一任诗歌学会会长开始，中经庆阳师专的历练，终又回到母校，就任文学院副院长，２０多年来一直钟情和耕耘于诗歌园地，以诗人之身而兼诗歌研究者、硕士生导师，在精研诗歌艺术之时难免也写了一些应酬之作，对散文诗的解读和研究虽倾入了大量心血，亦不乏新意。但因为过于细化，亦有机械板滞之嫌。如果更严格地说，彭金山的诗歌研究，最大的缺点可能是还停留在诗歌的外部研究，用新术语说，是社会历史批评，对诗歌的内部研究用力不多，比如诗歌的格律、语言等。张世英在《哲学导论》里认为：诗的语言之不同于非诗的语言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它容许甚至偏重无直观在场的语言的意义。诗歌语言是诗歌研究的一个难点，也是一个重点，由于没有更多地从诗艺上精研深挖，而主要从社会历史方面入手，所以，彭金山对一些诗人诗作的解读出现了偏颇，把不同层次的诗人等而同论，没有更好地体现出诗歌史家的经典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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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金山，笔名金山、菊山。1949 年 11 月生，籍贯河南内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高中毕业后先后在农村和西北林业建设兵团生活 10 年之久。1978 年考入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在校任青年诗歌学会第一任会长，与同仁创办诗刊《我们》。1985 至1986年在武汉大学修完本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现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西北民族学院兼职教授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民俗学会理事、中外散文诗研究会理事、甘肃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甘肃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关陇民俗研究会理事长、《敦煌》诗刊主编。         彭金山兼诗人、学者于一身，他自 20 世纪 70 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大学毕业后从事高教工作。迄今在《人民日报》、《诗刊》、《星星》、香港《诗》双月刊、《民族文学》、《民族文学研究》等报刊发表作品 400 多篇(首)，文学评论百余万字。出版有诗集《象背上的童话》(敦煌文艺出版社 1991 ）、《看花的时候》(金陵书社出版公司 1992 ），诗选《别一种风景》(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母亲颂》(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1992)《父亲颂》（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3)、《中国现当代抒情诗选》（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6)，编著《 20 世纪中国散文诗精品
  
赏析》(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及专著《中国新诗艺术论》(东方出版社 2000)、《文学批评与文体透析》(新华出版社2001)、《陇东风俗》(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等。 从事高校教学工作 20 多年来，他结合教学和创作实践深入进行当代文学和文体学研究，提出散文诗的“双元异步透融结构”理论。在新时期以来的诗歌思潮和诗学研究方面，也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他的文学研究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论，其中既有对著名诗人的评论，但目光更多关注的则是从
      基层崭露头角的文学新人的成长。多年来，他为扶掖校园和地方的文学作者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甘肃当代文艺五十年》指出，彭金山的评论“具有明显的个性特色。作为诗人，他与评论对象——诗歌作品易于沟通。在诗评中往往直接由直觉上升到本质，使评论文字准确中肯；而且他还善于发掘作品中的文化内涵，用颇富文化意蕴的诗意语言表述出来。另外多年从事写作学、民俗学研究，使他能以较为开阔的视野观照对象，进而选取独特的切入角度探幽发微。”彭金山先生曾获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首届学术著作奖、中国文联 2000 年度文艺评论奖、甘肃省第八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甘肃省“五个一工程奖”等十几项科研和创作奖励；在教学上，曾获甘肃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两次。 1987 年被评为甘肃省优秀大学毕业生、 2001 年获全国师德先进个人称号、 2003 年获甘肃省德艺双馨文艺家称号。辞条辑入《中国文艺家传集》、《中国当代文艺家辞典》、《中国华文作家词典》、《中国诗人大辞典》、《中国民间文艺家辞典》、《东方之子》及《中国写作教育家·重要学术观点会萃》等多部辞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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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金山《中国新诗艺术论》出版

彭金山学术论著《中国新诗艺术论》，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彭金山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在《人民日报》《诗刊》《民族文学》《民族文学研究》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400多篇(首)、文学评论百余万字。出版诗集《象背上的童话》《看花的时候》，诗选《母亲颂》《父亲颂》《中国现当代抒情诗选》，专著《文学批评与文体透析》《陇东风俗》《20世纪中国散文诗精品赏析》等，曾获全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第六届全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优秀评论奖、甘肃省“五个一工程奖”等十多项奖和甘肃省德艺双馨文艺家称号。 　　《中国新诗艺术论》是作者几十年从事新诗创作和教学研究的结晶，从诗的情感表现和其他文学样式的情感表现的差异，以及生活的“诗歌性”实现、“心灵之象”的原理和聚核、拓境等方面作了深入思考和独特发现，成为当代新诗研究的一个重要收获。(牛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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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金山/崛起的高地


    建国之初，甘肃诗坛同全国诗坛一样比较寂寞，只有林草、安十坡、杨文林、于辛田等少数诗人的创作。此后近 50 年的运行轨迹大体呈马鞍型走势。50 年代初，李季到玉门油矿落户，从甘肃大地掀开了我国石油工业诗的壮丽篇章。后来，闻捷也从新疆来到甘肃。1958年，李季、闻捷共同筹建了中国作协兰州分会，分别担任主席和副主席。50 年代中后期到60 年代初，从偏远的甘肃传出了新时代诗歌的大声，产生了《玉门诗抄》、《河西走廊行》等优秀诗作，《复仇的火焰》和《杨高传》更是那个年代叙事诗的扛鼎之作。这是甘肃当代诗歌的第一个高潮。在这个高潮期中，在李季、闻捷的关怀下，从甘肃本土站起了杨文林、于辛田、汪玉良、伊旦才让及农民诗人刘志清、张国宏等一批承前启后的诗人。在中国当代诗歌的大格局中，甘肃诗歌的开局是不错的，真正是高起点的。正是这漂亮的开局为甘肃诗歌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准备了充足的前进的动力．
　　甘肃诗歌的第二个高潮是从上世纪 80年代开始的，至世纪之交达到极盛。如果说前一个高潮带有某种外来性质，是由于著名诗人来甘肃深入生活而产生的短暂的繁荣的话，那么第二次高潮则是一次实实在在的生发于本土壮大于本土的诗歌盛景。甘肃诗坛在新时期的开局中，又奏响了一支漂亮的前奏曲。在这支前奏曲里，“归来的歌”和“新生代”的嗓音是两个最为鲜明的声部。唐祈，这个因历史的原因中断歌唱多年的著名九叶诗人，于1980年来到他青年时代学习和生活过的兰州工作。他没有像一般“归来者”那样久久舔舐旧日的伤口，而是以极大的热情关注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西部大地和西部人生，用他美丽的《大西北十四行组诗》在甘肃竖起一面诗的旗帜。50年代就以《大雪纷飞》、《珠穆朗玛》蜚声诗坛的高平，这时也得以重归歌手的位置一展歌喉，由此进入他诗歌创作的重要收获期。从1978年开始，高平“一面打扫，一面开始”（《心迹》），出版了《古堡》、《冬雷》、《高平诗选》、《中国情结》等多部诗集，他的诗歌愈到后来，愈见风骨。“归来的歌”中比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赵戈的《贺老总，请你再来听我朗诵》、《一束红柳祭李季》等。甘肃校园文学的觉醒是值得一提的。1979年1月，西北师大百花诗社的壁报栏里出现了一首歌唱爱情的小诗《雪花》，立即引起一场全校范围的激烈论争。后来，这场讨论转移到《甘肃日报》，演变成一场全省范围的文艺观念大讨论，为甘肃文艺界的思想解放奏响了先声。1980年，甘肃省青年诗歌学会成立，一些大专院校和地州市相继成立了分会，诗歌的早春热潮在陇原大地滚滚涌动。1981年，《甘肃文艺》改名《飞天》，率先在全国开办了“大学生诗苑”，为先锋诗歌提供了一块竞技的场地。纵横当今诗坛的许多名将，都在这里留下了他们最初的马蹄声。这些，都为新时期以来甘肃诗歌的成长营造了良好的氛围，铺设了最初的道路。此后，群体日渐强大，特色愈加鲜明，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一批数量可观的中青年诗人在全国诗坛崭露头角，甘肃开始迈入诗歌大省的行列。
　　西部诗情唱大风

    甘肃，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东西三千里，丝绸之路纵贯全境。秦汉以来就留下了大量具有地域特色的脍炙人口的诗歌，唐代边塞诗更是成为一时之胜。 50年代，建设大西北的号角不仅使李季等前辈诗人落户甘肃，也吸引了诸如郭小川、邵燕祥、冯至、张志民等众多诗人的目光。新时期开始，边塞新诗首先在新疆唱起，崛起了杨牧、周涛、章得益等名重一时的新边塞诗人。而坚持最久、倡导最力者，我以为还是甘肃的林染。1982年就在他编辑的《阳关》打出“新边塞诗”的旗帜，开辟新边塞诗专栏，20 多年不遗余力地奋臂大呼，在《阳关》杂志刊发了大量的新边塞诗或曰西部诗歌。而他本人在西部诗歌创作方面取得的成就更是为人瞩目，3000余首诗作叙说着一个独立诗人不懈的追求。在对西部人生的体验中，他的诗跳出大漠、雪山、红柳、牧女的抒情框架，深入生命和地域文化的深层，触摸到了这片辽阔的世界那最让人感动的部分。“西藏的雪/展开在荒凉夜空的台座上/人迹罕至/偶尔的白羊从思想浮出/又没入思想”〈〈西藏的雪〉〉这巨大空旷孤独中瞬间的感悟，既是现实的存在，又是非现实的象征，如神凌空，轻轻地拂摸时间之河，鸟瞰造化的玄机。“西藏的雪”和“雪水流域”系列标志着林染诗歌新的高度。
    西北师大向有“诗人的摇篮”的美誉。的确，这所校院有着悠久的诗歌传统，从烽火连天的抗战年代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一批又一批年轻的学子在这里与诗神结缘。在校他们是缪斯虔诚的朝觐者，毕业后他们把自己融入立足的热土，西部诗歌的大合唱中有他们嘹亮的歌喉。从何来《火山口的晚餐》、吴辰旭的《牧归》到董培勤《巴丹吉林的恋歌》、彭金山采自陇东的《象背上的童话》、于进的《行走在镍色戈壁》、徐兆寿的《麦穗之歌》等，他们在广袤的陇原大地上继续用诗诉说心灵的发现。张子选在校就显露出出众的才华，而阿克塞的教书生涯则成就了他的诗名。他的《西北偏西》、《牧马人的妻子》等阿克塞风情诗歌，以视角的新颖和体验的独特为人称道。和他一起奔赴阿克塞的高尚，也在新的人生体验中找到了自我和表述自我的“行进”的方式。 1989年毕业的叶舟在发表了大量的诗歌之后，以《大敦煌》来了一个漂亮的亮相。《大敦煌》不仅在立意上别开层天，而且化用民间谣曲的形式，在繁富的意象转换间，给人以牧歌的悠长韵味儿。神奇的甘南草原给了阿信、桑子们异质文化的营养，他们以诗歌回报草原的馈赠，灵魂在与草原的对唱中抵达悠远与古朴：“玛曲：雪水汇聚的河流/抵达一座/雾气蒸腾的草原/三声鸟鸣，九座耀眼的帐篷/抵达一个人内心的边疆/梦中的牛羊/抵达《圣经》中遥远的故乡”（阿信《抵达》）这既是对现存世界的抵达，又是对精神家园的抵达。还有天水的雪潇、周舟、王元中、丁念保、欣梓等，朦胧的麦积烟云滋润着他们的生活更滋养他们的诗情，他们的抒情短章随意撷拾西部风物，在生命化的过程中见出独到的发现与个性。由于他们和王若冰等人的努力，天水的上空总是飘荡着诗的彩云。
    阳飏这些年一直走着一条卓然不群的道路，在诗歌的题材和审美选择方面进行了多种探索，而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西部诗歌。在这些诗歌中，历史与现实交织、碰撞，闪烁着诗人独到的体验与思想的亮光：“当我坐着长途汽车穿行在丝绸之路的时候 /仿佛坐在一本丝绸书里/没有文字/只有历史被轻轻撕碎的痕迹”（《丝绸之路》）。他和他的朋友古马常常结伴出现在生活中和报刊上。他们发表在《诗刊》上的《青海湖二重唱》及《西北日志》、《寄自丝绸之路某个驿站的八封私信及其它》等，都是广有影响的作品。
　　从泾水之滨到河西走廊，到处都有甘肃诗人们深情的歌唱，他们用五彩缤纷的诗歌织成了一条新的丝绸之路。
　　乡土诗味深千尺
　　　
　  黄土层最为深厚的陇东高原和绵延起伏的陇中山川连成一片浩瀚的黄土地，甘肃的乡土诗以这片黄土地及周边的诗歌最具特色。新时期以来，陇东诗人姚学礼的乡土诗率先在海外打响，丁国成曾撰文称之为“崆峒诗钟海外闻”。他的诗歌努力寻找心灵与自然、历史的感应契合，常能舍弃事物的表层意义而进入生命和哲理层面，开启了陇东乡土诗的新篇章。在陇东、陇中、陇南、天水，都有一个显示出强劲势头的乡土诗人群。高凯以乡土诗起步，一度以新英雄诗闻名，后又回到乡土诗写作上来。他的诗以他所生活过的陇东黄土高原为基地，男婚女嫁、推磨、识字、放羊、会友，社会众生相都在他的诗里得以展示。最具特色最感染人的，还是诗人与这块土地生死相依中的情感体验：“命中我们紧紧相连 /我的身上至今/还有一个深深的肚脐/即使背井离乡/我也是一个天涯断肠人”（《枯井》）高凯写乡土，却没有乡土的陈旧和封闭，他的艺术视觉是广为展开的。他的诗歌借鉴了后新诗潮的某些话语方式，在轻松中写出了沉重，幽默里见出机智，感情饱满而不恣肆，意象单纯却意味绵长。陈默的乡土诗也是相当厚重的，从他的诗集《聆听乡土》中，我们听见了黄土地的喘息与呼唤。
　  生于陇中的林野，也是写乡土诗的一把好手。正如他诗集的名字《黑与白》一样，林野的诗歌注重色彩和画面，虽然抒写的是“苦甲天下”的陇中，却给人以小令的明丽与淡雅。他的诗常能从庸常的农村生活场景，生发出令人艳羡的诗意美。“那条悠长的乡路在门槛上屈膝而坐 /小茶炉父亲样蹲着/日子是牛粪火/一些洒落在灰烬里/一些升腾为浅兰色的雾霭”____这是陇东、陇中一带老年人熬罐罐茶喝的场景，读诗如临其境，如唔其人，那鲜明生动的画面里蕴涵的哲理启示，也像罐罐茶一样品味不尽。诗画思的和谐统一，正是林野诗歌的魅力来源。在陇原坚守最久至今仍把身心植根于这片黄土地的诗人，要算夏羊了。他是甘肃当代诗歌最早的播种者之一，早在40年代的大学时代就发表了数百首诗歌。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家乡从事教育工作和文学创作，从1956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的《紫花苜宿之歌》到90年代的《希望的调色》，对绿的渴望是夏羊诗歌永远的主题。这是旱塬父老的心声，也是夏羊心灵的色彩。《飞天》原主编李云鹏也是从这块土地走出的歌者，他的诗里总是蕴藏着一个巨大的乡土情结。对乡土的感情扩张为强烈的生命关怀意识，使他的诗歌多着眼于生活或大自然中不起眼的事物，在物我契合里表述着诗人细腻的情感世界。后来的马青山也是从这块土地站起的歌者，他的诗歌在关注乡土人生的同时，叙说世事的沧桑，在对自然和人事的聆听中，力图触摸宇宙的真谛。比起上述诗人，牛庆国的诗是又一种“热爱的方式”。“它植根于故乡的热土，又沐浴了外部世界的阳光雨露”（吴思敬语）。他的诗既是乡土的，又是现代的，一些诗对故乡生存境况的揭示，达到刻骨入髓的地步：“只是天上没水/再吼也无非是/吼出自己的眼泪//好在满肚子的苦水/也长力气/喝完了我们还得去种田”（《饮驴》）。无奈中的抗争，催人泪下！在这块土地上伸枝展叶的诗人，还有苏震亚、郝明德、杞伯等。
    甘肃的乡土诗人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从五六十年代的刘志清、张国宏到七八十年代的曹焕荣、贾治龙、高仲选、于进、王韶华等，在辽阔的甘肃乡土上，留下了几代人跋涉的足迹。陇南的南山牛、波眠、小米、毛树林、苞谷，陇东的杨永康、邵小平、张志怀、魏向迥及河西的谢荣胜、倪长录、阎虎林、苟天晓、万小雪等，都是甘肃乡土诗群或西部风情诗歌的主力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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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彭金山：山边，行吟的歌者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a123f180100t9ww.html



人物简介：
彭金山，笔名金山、菊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78年创办诗刊《我们》，曾任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带头人、《敦煌》诗刊主编，西北民族大学兼职教授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民俗学会理事、中外散文诗研究会理事、甘肃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甘肃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关陇民俗研究会理事长、《敦煌》诗刊主编、甘肃文学院特约评论员。提出散文诗的“双元异步透融结构”理论，在诗歌思潮、诗学理论和作家作品研究方面成果丰硕，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

以下文字经彭金山审阅并授权发表。

记者： 彭教授，您曾经在平凉灵台县的万宝川农场下乡。
彭金山：是的，那对我是一段难忘的岁月，在显失公平的年代，个人的命运在历史的大潮中起起伏伏，但应该保持自己的信念，应该奋斗，苦难的生活会磨练人的意志。任何时候，信念不倒，我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我也常以此鼓励年轻人。
记者：彭老师，您身为诗人，同时也是甘肃著名的诗歌评论家，请问这种多重身份之间的矛盾您如何处理，即为了保持诗的纯度而需要的感性因素和为了保持评论深度而需要的理性因素怎样平衡？
彭金山：多重身份之间会有影响，有一定的矛盾。所以有些人只写诗，有些人只作评论，但这二者也有共性，也可以相得益彰。行行不精，才更容易受到影响而行行不成，相反，如果自己能深入精研，自己就可以将这种影响降至最低，保持自己的独立，甚至从两个方面互相汲取养分，互相滋润。创作到一定阶段，往往会自觉地思考其“所以然”，这“所以然”便是理论和批评。诗的语言之不同于非诗的语言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它容许甚至偏重无直观在场的语言的意义，而思考“所以然”，写诗就会写的更谨慎，相应的，在面对一首诗要说出自己的见解来也就会自然而然的附加上诗化的世界里所应有的触须。诗歌评论一直有学院派和非学院派之别，学院派往往以艰深的理论、晦涩的论述、严密的逻辑见长，而非学院派多凭对诗的感觉来进行阐述，文章轻灵多姿，具有报章体之风，兼容散文和评论之长。我从事写作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习惯思维使我很喜欢从写作学的角度钻探诗歌。
我觉得始终保持对生活的新鲜感很重要。这要求我们要有一双发现美、审视美、欣赏美、追求美的眼光和一颗灵动的心，这样，才会在平淡无奇的琐碎生活里常见常新，所谓的“平极则显峥嵘”。我天性追求自由、散淡，这似乎更符合一个诗人的性格。事实上，似乎所从事的职业和这种个性有些“错位”。比如，“院长”和“诗人”在角色上不可能没有冲突。现在我就可以更多的写写诗歌了。
记者：预祝您创作丰收。姚康康在《陇东行吟，试论彭金山诗歌的地理学意义》一文中指出，“从新时期开始至今，彭金山作为西部诗坛一位执著的歌者，他始终在不断探索中国的诗歌道路……陇东，作为诗人长期生活和工作的地方，那一片神奇的土地，既安放了诗人漂泊的足迹，又触动了诗人内心深处的乡愁。彭金山在陇东的行吟，在诗人这里，突出的个人化视角被一种浓烈而鲜明的地域经验所渗透和强化，其诗中一切关于民俗、自然和现实的观照即以此为基点得以进行。”实际上，在您的多重身份中，民俗学研究本就是您的学术研究之重要内容。那么，您的民俗学研究和诗歌创作也是相得益彰？
彭金山：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我们的甘肃文艺界办了一个民间文学的刊物，当时我并不太重视民间文学，因为我是从平凉灵台的一个农场走到了大学，在农场时也没有重视过民俗文化。后来到武汉大学念书之后，听了吴彬安（音）教授的一场报告深受启发，后来我又承担了省教育厅陇东文化研究的项目，到陇东特别是庆阳地区的好多县和村镇调查和搜集民间文化，在调查的过程中我一直被深深感动着，每次下去调查都会确定一个目的，但每次下去调查的结果却都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收获往往大于自己的设想，并且民间的这些艺人和普通群众都使我非常感动，所以后来我就深深的爱上了民俗文化研究。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根，我们民族的根和灵魂，我们的家园就在这里，从那以后我既不放弃诗歌创作又搞民俗研究，还搞诗歌评论，也是我感兴趣的。
《甘肃当代文艺五十年》说，我“多年从事写作学、民俗学研究，使之能以较为开阔的视野观照对象，进而选取独特的切入角度探幽发微。”我比较同意，我觉得，多一个视角总是好的。
记者：彭教授，您超脱其他诗人探索的潮流，而思考时代的演进，在《中国新诗艺术论》中提出了新诗发展的新理论:感情的双向升值、生命体验的写作、境界拓进、诗性语言及散文诗的双元异步透融结构,为新诗写作提供了新的生长点。那么，您作为甘肃诗人的一份子，怎样看待甘肃诗坛的现状以及甘肃诗人？
彭金山：甘肃诗坛我觉得发展态势非常好，从甘肃当代的诗坛来看，我觉得它曾有两次高峰，一次高峰在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这个时期是诗坛大家李季和闻捷来到了甘肃，当时李季是作协主席，闻捷是副主席，他们在甘肃创作了当时诗坛上称作扛鼎之作的一些作品；第二次高峰就是在八十年代以后特别是九十年代以后，随着一些“60后”的诗人走入诗坛，出现了甘肃诗歌的又一个高峰。到目前为止，甘肃的诗歌在全国都是走在前列的，甘肃是个诗歌大省的说法是无可厚非的。尽管甘肃诗歌在诗人们的推动下继续往前走着，但对诗人自己而言，他们目前所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如何突破的问题，要突破自我，突破过去。甘肃的文艺创作有广度，却欠缺深度，有平均高度，但缺乏绝对高度，缺少领军型的大家、名家，这需要我们继续努力。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我们甘肃诗歌一定会实现新的跨越。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您从事教育多年，这次来平凉调研，您对我们平凉的教育也提点意见吧！
彭金山：平凉教育现在发展的非常快。平凉本来就是一个在文学艺术等各方面比较发达的地区，你们举办的艺术精品进校园活动，请一些文学大家、名家来和学生们见面、对话，让文学艺术走进课堂，我觉得这个非常好，这样使我们的青少年从小就受到了高雅的、高水平的文学艺术的熏陶，从而接受这种滋养。人的一生中，有时一场报告或者某人的一句话，就会对他一生的道路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平凉请一些大家、名家到校园和同学们进行交流，这是非常值得提倡的。我觉得现在的教育存在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最大的一个弊端就是应试教育，因为我们现在高校里的大学生，研究生等都看书太少，有些学生靠的就是背诵复习资料才走进大学的，这点就不如我们那时上中学，我们上中学的时候还会去看一些小说之类的书，而阅读对整个人生来说是本就是一种提高，但现在的学生没有时间去看，所以他们的阅读面太狭窄了。现在的学生从分数看是提上去了，但是人生的营养是欠缺的，是干枯的，这样长期下去不行，所以平凉举办的这些文化活动我觉得非常好，希望你们做出表率，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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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河 无 限
———《西北师大校友诗选》序
赵逵夫

　　在甘肃，有人说西北师大是“诗人的摇篮”。西北师大学生为什么会形成爱好诗歌创作这样的一个传统，我想可能由于下面三个原因：
　　一、甘肃大地有很深的文化蕴藏和气象万千、风景各异的自然风光，又是民族风情丰富多采的多民族聚居地区，是孕育诗情，激发诗兴的条件。生长在东乡的著名诗人汪玉良，因为写阿克塞扬名全国的张子选，甘南草原上成熟起来的阿信、桑子等，便是证明。
　　二、师范院校的学生多数来自农村，也有工矿、城市等地的青年学生，生活充实丰富，古老的传说，民间歌谣是培育诗情的土壤，父老乡亲的喜怒哀乐是他们永不枯竭的诗的渊源。在校期间便蜚声诗坛的夏羊和何来便说明了这一点。
　　三、西北师大的历史，从北平师范大学的西迁，到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到西北师院的独立设置，兰州校本部的形成，都是在抗日的烽火中经历的。传统，就是在这时形成。西北师大，从成立之初，便是以培养教师为主要目标。但教师不是只靠粉笔在课堂上传授知识，教育人，还可以用诗笔去教育、鼓舞、感染、团结更多的人，它的作用远出于课堂之外。这也是我们西北师大学生对于教育的一种理解。
　　１９４４年，由进步学生创办了文艺刊物《新地》，还得到郭沫若先生的支持，郭沫若写信鼓励，并题写了刊头。抗战胜利以后，青年学生以他们的诗笔一方面抒写生活，抒写爱情，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争取自由民主和反内战、反饥饿的思想。王楚斯创作的小诗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之作。
　　四十年代后期的诗作则反映了争取自由民主、反对专制统治的思想。夏羊在这个时期写了数百首诗。他是定西人，他将陇中的歌声带入西北师院，又带着西北师院的作风回到定西。五十年代他写了大量歌颂农村变化的诗歌，直至新时期他还在放声歌唱，是我省创作时期最长的一位诗人。
　　五十年代走出师大校门的诗人，最有代表性的是汪玉良。此外还有以散文见长的谢富饶等人。六十年代的代表性诗人是何来、吴辰旭，此外还有以小说见长的黄英等人。
　　汪玉良是东乡族诗人，是我省最有成就的诗人之一。汪玉良的诗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写，以后四十多年，绝大多数采用四句为一节的现代格律诗的形式。五十年代李季、闻捷在甘肃写了大量诗歌，包括几部长篇叙事诗都是用这种形式。汪玉良运用这种形式不仅写了大量抒情诗，也写了三首叙事诗。《阿娜》写战争中牺牲的一位东乡族英雄的母亲，《白鸽姑娘》和《米拉尕黑》都是在民间传说基础上的再创作，情节美丽动人，语言生动传神，情文并茂。尤其《米拉尕黑》是一部长诗，是甘肃五十多年来诗歌创作的重要收获之一。
　　六十年代从西北师大校门走出的最杰出的诗人是何来。他从五十年代末开始创作。他的《我的大学》不仅在当时引起大的反响，在几十年之后也勾引起师大校友们对母校的回忆和惦念。他的《夜宿射鹿》、《烽火台抒情》等长久在同学中传诵。
　　六十年代前期学校有一个百花诗会，办有一个《百花园》的大型墙报，贴在学生饭厅的砖墙上。它培育出了不少有成就的诗人和诗歌评论家。吴辰旭、郭歌、李迎才、曾礼等都是上面的活跃作者。
　　新时期的诗歌不仅仅是题材新，思想新，而且在创作方法、创作技巧上也有很多新的探索。大约在１９７８年底或１９７９年初，师大７７级中文系学生栾行健在壁报上发表了一首叫作《雪花》的小诗，歌唱了爱情，立时招来了铺天盖地的争鸣大字报。后来，这场争论通过《甘肃日报》引发了一场全省范围的讨论，对甘肃文艺界的思想解放起到了促进作用。在这一声爆破之后，打开了一些人头脑中的坚冰，自由和煦的春风吹进了青年的心中，吹进了师大校园，吹进了甘肃高校校园。甘肃师大的诗歌创作进入了一个繁花似锦的时期。此前，中文系率先成立了“百花诗社”，———用文革前原有的诗社的名称，也反映了对于六十年代传统的继承。继而成立了全校性质的青年诗歌学会。彭金山、周永福、崔桓、董培勤、于进、刘芳森、张津梁、朱子国等都是当时很活跃的校园诗人。从此，这里走出了一届又一届阵容强大的诗人纵队。
　　彭金山是西北师大青年诗歌学会的第一任会长。由于他的积极组织、倡导，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西北师大的学生诗歌创作空前活跃，并继承和弘扬了师大学生诗歌创作的传统，深入生活，贴近现实，抒发真情，勇于创新。彭金山的《象背上的童话》等以他敏感的笔触写出了西部人的情感、回想与梦幻，如寒潭百丈，既清澈，又深邃。
　　张子选是我二十多年前的学生。我为他改过第一首诗。他的诗第一次在《甘肃日报》上发表时，他高兴地来告诉我。他不仅有才华，尤其有情感。二十多年来他的西部诗歌曾在全国产生了影响。阿克塞成就了张子选，阿克塞也因张子选更加为人们所向往。
　　１９８６年，同在历史系毕业的阿信和桑子一同奔赴甘南，也在与异质文化的相遇相融中，找到了自己的“家园”。他们的诗表现出了对脚下土地的深深理解与相知。阿信的《诗十四首》是甘南草原的风俗画，也写出一个生长在临洮的大学生以草原为家之后的特殊感受。桑子与阿信是大学同班。他也在创作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的组诗《状况及其他》是带有浓厚地域特色的作品，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北师大产生的诗人空前多，而且出现了一批很有才华、成绩突出的诗人，晏苏、汪幼琴、高尚、于跃、周舟、武承明、张中定、雪潇、王元中、叶舟、唐欣、杞伯、邱兴玉、欣梓等都为大家所瞩目。
　　叶舟、唐欣是持续多产的诗人，也是富于创造性和诗心特别敏感的。他们写甘肃，写青海，写西藏，也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料。叶舟的《致一位诗人》既有诗友的深情，也有作为诗人的信念。和叶舟同班的唐欣，以一颗敏感的诗心感悟生活，与时俱进，他以生活化、平民化、口语化的特色创作和写作实力，成为民间立场写作的代表诗人之一。
　　九十年代西北师大毕业的诗歌爱好者，似乎看到只有创作热情和对诗境的执着追求不成，还有一个工作条件问题：采风、体验生活也要经费，诗人也有吃、喝、住、行方面的种种问题；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也有一个寻找园地的问题。所以，不少人到了新闻、宣传、 文艺部门。颜峻、金延、刘晋、敏彦文、张海龙、王子恢、万小雪、马克、柴春芽、杨恒等俱是。颜峻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他是极具诗人气质的。他以其多产和思想的开放、技巧的创新而在省内外有大的影响。在文化部门工作的还有一个波眠，他以写农村生活，表现农民的情感与愿望受到关注。
　　九十年代西北师大成长的诗人的第二支队伍是大、中学校任教的教师。徐兆寿和扎西才让是其代表。十年中徐兆寿出版了长诗《那古老大海的浪花》和诗集《麦穗之歌》。在西北师大校园、课堂、图书馆，很多青年学生一方面受到诗的气息的薰陶，一方面也在不断地吸取着古今中外名著的乳汁。诗人就是这样产生的。徐兆寿的作品在表现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和人生的思考方面，是深刻的。读扎西才让的诗，常使我进入想象和沉思。他的诗大部分节奏均匀、舒缓，就象草原上空飞翔的鹰。萧音、何环永、尔雅、刚杰·索木东、王文扬、张文静、白眸、阎岩等也都是以教师的身份仍在校园里歌唱，但大部分所面临的已不是上学时所面临的校园环境。我们希望校友们有更多反映校园生活的诗作问世，以后有更多的青年学生在全省、在大西北、在祖国各地歌唱我们的时代，歌唱我们的民族，歌唱我们富有意义的人生。

（作者系西北师大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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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物细无声的诗歌:评《敦煌诗刊》
书评人： 夏雨菡
中国诗坛在经历了80年代的辉煌之后，在90年代变得沉寂与荒凉。诗歌是精神家园里灵魂的歌唱，可惜这片家园荒芜的太久了。现在这种现象有所改观，标志就是一些诗刊重新焕发了生命力，还有一些新诗刊的出版发行。     值得一提的是，西部一本诗歌刊物——《敦煌诗刊》的出现，这本诗刊的创办让西部诗坛有了春天的绿意。《敦煌诗刊》是由甘肃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创刊于2002年，一出现就受到了诗歌界的关注。她就像生长在西部的胡杨树一样，生命力极强，有着鲜明的个性。我阅读了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敦煌〉诗刊2002年卷》，这本书纯黑色，特型本，雅致朴素，装祯精美，引人注目。     《敦煌诗刊》是一本厚重，有大气魄，深刻、别致的刊物。它的出现，改变了西部没有精品诗刊的现状，并且开创了西部诗坛的新局面。诗刊的各个栏目都由名家主持，内容多样，特色鲜明，博采众家之长：既有名家诗作，也有民间诗歌；既有现代诗作，也有先锋流派；既有犀利而独到的评论，也有针对当前诗歌现象的中肯批评；既有国外的诗歌荟萃，也有校园诗群的青春展露；既融入了诗人的诗歌笔记，也加入了论述诗人及其作品的精彩论文。     “名家新作”栏目的主持人是著名作家、诗人，甘肃作协主席高平先生。这个栏目选编的是省内外著名诗人的佳作，如选发的那位有“孩子诗人”之称的山东作家苗得雨的诗作《水忧》中的意象：“三十年后/孙辈已组成家庭/那时我们可能不在，/也可能在他们当中。/我们和他们一起，三个人把两碗水端平”。再如：“他们也在顾盼，也在挑选，/向着心中某种超常的愿望/……/有的那精心不亚于挑选郎君/一千中、一百中，那得挑个举世无双。/当我看见一副副满足的容貌闪过，/分明都像有春风在心中荡漾……（《欣赏商场》）。     甘肃著名女诗人娜夜主持的“大敦煌诗歌方阵”和“点将台”是诗刊的一个亮点。我读过娜夜的第三本诗集《娜夜诗选》，她的诗，沉郁而优美，洗练而柔情。娜夜不仅诗歌写得好，选编诗歌也颇有独到的眼力，将栏目做的有声有色。她在“点将台”上选发了阳飏的先锋诗歌，并且配上相关的评论，不仅延伸和分析了诗人的诗歌，也突显了栏目的风格。不仅如此，她在“大敦煌诗歌方阵”中也收集了许多优美的诗歌，让读者的阅读，成为一种享受。比如颇有江南瘦竹风骨的车前子的诗，“而我热爱的诗人翻墙而来/不热爱的诗人翻墙而去”（《薄荷味的香烟》）；庞培的诗“空气在问：你有没有怯生生爱过一个人？/原野吹来新麦的气息。/……/大地的蓝在我的脸上/新的血在脏黑的冰层跳舞/田岸旁那些老柳树，死而复生……（《冬天的圣境》）”；蓝蓝的诗“在我黑色瞳孔的中心/阳光从七月的灯光上燃出蓝色火苗/……/我看到水中，最低的地方/莲花笔直地升起火把……（《夏日》）”。这些诗人的作品风格各异，笔调悠长，韵味十足，都是优秀的诗作。     唐欣主持的“藏经洞”中可尽是诗歌的宝藏啊，篇篇都有闪光之处，比如著名诗人伊沙的《唐》：“当幽居的隐者/归来/醉卧临泉/洗去一身倦怠/独自孤清起来/……/唐时的朋友/我已经穿越了你的心情/干吗要了解你的抱负呢/ ”。又如四川诗人何小竹的《发现》：“发现山洞的人/他未必想在那个山洞里度过余生/……/而我们的发现则是/很多人已经络绎不绝的/进入那个山洞”。再如诗人苏历铭的《衡山路上的红蕃酒吧》：“调酒的侍者正把酒杯举在空中/透过他的手臂，秋天的梧桐树已经凋零……”。     如果说诗歌是诗刊的生命，那么诗评就是诗刊的灵魂。敦煌诗刊中的评论栏目选发的文章俯拾皆是珍珠，颗颗耀眼，粒粒生辉。每一篇都是沉甸甸的作品，非常值得收藏。     林野主持的“诗界焦点”栏目给中国诗歌界投放的都是重磅的炸弹。比如那份由达吾、马莉所著的调查报告——《抚摸与疼痛：关于现代诗歌在当代中国大学生中普及状况的调查》。他们在发放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18所大学的一千份调查问卷中，就有关现代诗歌有代表性的问题，做了广泛而深刻的调查，并对其结果进行了客观地、深入地评析和论述。整个调查报告所揭示的当今诗坛的真实现象，读来令人震动和深思，非常有价值。     如果说 “诗界焦点”的风格是犀利的，那么马步升主持的“敦煌论坛”就是厚重的。“论坛”中的那篇《海子论》是评论诗人海子的一篇不可多得的佳品，其中的观点独到和深邃。文章的作者是北大博士生谭五昌，他深入分析了海子思想的成长历程，其诗歌脉络的形成，评述了支持海子自身诗歌创作的精神资源，详细分析和论述了海子的“浪漫精神”、“史诗情结”、潜藏的“死亡意识”、“逃亡冲动”、以及海子迷恋麦地的“田园情怀和灵魂寄托”等等。并且客观地分析了“海子现象”的成因、影响、发展，以及文化意义。     林野主持的“长镜头”就是透过镜头看本质的栏目。著名的诗人昌耀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但是诗刊“长镜头”中尔雅的一篇《斯人昌耀》，让我们又看到了这位诗人的精神和样貌。看得出作者是很欣赏昌耀的，否则不会写得如此深刻和感人，也不会评述的这样到位和准确。写昌耀是很难的，那是因为大家都对他太熟悉了，他的诗歌风格，独特的气息，甚至他坎坷的经历和诗人的个性。但是尔雅论述起来驾轻就熟，语言洗练，诗歌的选取也具有代表性，我们甚至可以从这篇评述读出昌耀的个性，以及作者的尊重和感情，这是颇为难得的。     张林祥主持的“三原色”栏目，选择的是当代学院派学者的观点，选取的理论文章皆是学者们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比如《敦煌诗刊》的2002年卷就从不同的方位来表述“诗学与人类学”的关系，以及对诗歌的另类解读。如人类学博士庄孔韶所提出的“诗学与人类学”的相关联系，“中国民间唱本的研究”，以及“民族诗学研究的态度问题”。还有民族人类学博士周泓所提出的“人类学有必要发展出一种能纳入诗的品质的写作和叙述类型”，并且“人类学诗人以这些方式引导读者共鸣和经历他人的体验，并借助隐喻更深层次地认识人类本身”。还有北大学者孔庆东的“无题谈诗”，认为“诗歌这种形式在人类的艺术史上进入了衰变期。……，对现代派诗歌的研究最能有助于对这个问题的或肯或否，因为现代派被那么多的人诩为新诗艺术的珠穆朗玛峰”。     还有一些栏目也是各具特色，比如唐欣主持的“经典重读”的华彩与纯粹；彭金山主持的“校园诗群”的阳光和清新；蓝深主持的“阳光地带”的别致和风雅；“敦煌视线”的独特视角等等。     当然，如果《敦煌诗刊》能够更多地体现西部特点就会更有自己的特性。另外，希望诗刊在关注名人名家的同时，也能够更加关注于民间话语诗歌。一直保证自己的品味和质量，这才是诗刊长久立足的根本。希望这株诗歌之绿树茵茵，希望这本诗刊成为高原上的明珠。     诗刊的卷首语引用了马丁·海德格尔的经典句子“天地间自从有了诗，人类便不再绝望”。既然在西部已经擎起这面诗歌的旗帜，那就让我们“诗意地栖居”，让那诗歌之光照亮未来之路吧。 (源于2004年12月《莽昆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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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诗歌：地域性与身份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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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学从源头上就显现出了极为分明的地域性特征，北《诗经》南楚辞，对于文学和地域之间的关系，上世纪20年代鲁迅先生在其大作《汉文学史纲要》中即给予精彩评述。[1]（p372）]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既是民族文学自我意识的一种觉醒，又有着世界文学发展的大参照，所以，现代化进程中民族自我个性化身份的标示，也便如鲁迅所言“越是民族的，同时也便越是世界的”，或者，“我想，现在的世界，环境不同，艺术上也必须有地方色彩，庶不至于千篇一律”。另外，歌德也在看了中国的小说《好逑传》和《玉梨魂》后称赞“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到来，相信这代表了许多人的认知。其实，民族文化的个性化与本土性，为文学的地方化提供了很大的可能。从20世纪20年代北平的“乡土文学”开始，至其后的海派文学与京派文学，国统区文学与解放区文学、沦陷区文学，东北作家群等等，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可以说始终是有着与地域性相关的个性身份标示的。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构成格局中，甘肃诗歌创作因其独特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因此也表现出了鲜明的地域性和个性化身份特征。这一特征本应引起相关论述者的注意。
    相较于甘肃经济在全国的位置，甘肃诗歌在当代中国诗坛上产生过而且还在产生着较为重要的影响。除了80年代即已成名的诗人外，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甘肃诗坛的表现力愈益强劲，高凯、娜夜、古马、人邻、阿信、唐欣、桑子、高尚、张子选、高尚、牛庆国、叶舟、崔俊堂、沙戈、扎西才让、林野、周舟、王若冰、雪潇、南山牛、小米、毛树林、包苞、波眠、谢荣胜、胡杨、孙江、梁积林、李满强、马丁，及军旅诗人王久辛、辛茹等，[2]许多名字在《诗刊》、《人民文学》、《星星》等刊物和一些诗歌文学网上频频亮相，其中不少人成为有全国影响的诗人。前三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评选中，甘肃诗人就占了将近三分之一的名额。于此现象，《人民文学》主编韩作荣曾说，每年占《诗刊》版面最多的是甘肃诗人，这其实是一个事实了[3]；此外，《诗刊》、《绿风》、《星星》等全国知名诗歌刊物的编辑们在不同的场合中，也曾多次对于新时期以来甘肃诗歌的成绩给予好评（其实还有很多诗人并没有总在期刊上显山露水，虽不具有此文言及的地域性特征，但体现了很强写作潜力，如周舟、欣梓、丁念保、郭富平、赵鲲等中青年诗人。我们相信，诗歌荒地若得以坚守，这也许会是另一种甘肃诗歌的景观。）   
  在相对荒芜的当下中国诗坛，甘肃诗歌为何能够取得如此可喜的成就？这是一个值得热爱诗歌的人认真思索的话题。
    甘肃地处祖国的西北边陲，自然环境极为恶劣，山多，水少，土地贫瘠，资源困乏，与此相应，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比较落后。对于这块貌似长柄哑铃般的土地，外界的人多以偏远、贫瘠概括，但是“儿不嫌母丑，狗不限家穷”，外在人的不屑，在甘肃诗人自己的眼光之中，却是另外一种别样的景象。沙漠、戈壁、孤烟、窑洞等地域地貌特征成为诗人反复描写的物象，壁画、飞天、石窟、黄河、经幡等等意象大都也成为他们诗歌中标示鲜明个性文化身份的象征符号。除此而外，更具有地域和个性化身份特征的是甘肃诗人在边缘地带和贴近土地的生活中表现出的珍视精神生活、敬畏诗意生命的文学态度：“当现代文明的诱惑带来足够的浮躁时，酒绿了涉世的秋波，灯红了赤裸的筋骨，我还是把这块土地上的人和事当作奶和蜜，以用来保养我的诗歌圣体。”[4]
在为数众多的甘肃诗人群中，高凯、牛庆国、波眠、阿信、索木东等诗人的诗歌从总体上表现出了一种亲近乡土的倾向。高凯的陇东乡土，牛庆国的定西乡土，波眠的陇南乡土，索木东的草原想象，阿信、完玛央金的甘南图景等无不弥漫着一种清新的泥土味。他们或是对农村、乡土的生活和原生态劳作方式进行诗意的提升，或是对生活的本真进行反复的吟诵，风格虽然各个不同，时而苍莽粗犷，时而柔美淡远，但是在句式的长短交错与音节的抑扬起伏中传达着诗人们对于故土极为一致的念想和感恩。
    即使是身居闹市，甘肃诗人也大多保持了更多的乡村怀想，“带着‘村里人’的偏执，在陌生的城市，仿佛自己变成了从口袋里倒出来的洋芋，正被抹去一身的土再水洗一新”[5]，不改根性深处的泥土的清香。从80年代的李老乡、林染、杨牧、周涛、章德益等前辈诗人到当下的梁积林、李满强等中青年人，时代虽然不同，但在现代后现代之风劲吹的当下中国诗坛，甘肃诗人却始终能够扎根于脚下的土地，在对自己所置身的故土的自然和人文景观的反复吟诵之中，表现出了甘肃诗歌独自的魅力。
   比较而言，在中国当代新诗发展过程中，甘肃诗歌与主流诗歌之间有意识地保持了某种距离，它较少随波逐流，很少成为引领诗歌审美和艺术策略演进与嬗变的先锋，但却将自己对于土地与生命之间关系的深沉体味寄寓于朴实的文字，在形式主义的偏执充斥当下诗歌的语境之中，立足于本土自然、人文景观，表现出了较为丰赡深厚的诗意内涵。缘此，人们有理由相信，地域性和个性身份特征的精神护持，其实也便是甘肃诗歌之所以能给他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
   从纵深的层面看甘肃诗歌的精神内涵，甘肃诗人的诗作之中表现出了一种对于生命近乎于对神的虔敬与畏惧。叶舟、刚杰·索木东诗歌表现出了鲜明的宗教性和地域性（或异域性）特征，将“神”、“上帝”、“真主”等精神客体作为顶礼至上的力量，力求在想象的世界里，摹拟古人对自然神秘力量的敬畏，将精神力量放大，使其写作因此而染上了某种“神性写作”或“宗教性写作”的意味。
细加品味，可以清楚这一倾向源自于西部边远地区的人们对于土地发自内心的感恩之情。叶舟诗歌中的敦煌、菩萨、喇嘛、僧侣、经卷、经文、神明、寺庙等词语的使用，原本不是为了空洞的宗教宣喻，相反，这些词语在诗人主体的选择和组织之中，却附着了诗人所体察到的西部人对于环境所给予的命运的默然承受心理。在《祈愿》一诗里，叶舟说：“秋天/点亮一条金鱼；/夜晚/吹熄一盏灯笼；/草原上的毡房睡了/草原上，寺庙的尖顶亮了/青海湖以西，四匹寂寞的牧羊犬，阒无足迹；……枯黄的草地，繁茂的羊毛；/唱读完毕的一本经/要款款放进；/我知道那些热爱生活的穷亲戚们，吮着酥油，/到了山顶”，所有的一切都被“我”的那些穷亲戚们饮泣。《边疆》、《大地的课堂》、《从桑科草原到舟曲》等作品，其中也都充满了这样的对于苦难生命的喟叹与礼赞。
   从诗歌构成的内容看，甘肃诗歌较多关于诗人与周边自然人文环境关系的描绘，诗人们喜欢表达他们与自然风物、人文景观和百姓人家生活的亲近和亲密。从这个意义上说，甘肃诗的歌骨子里流淌着一种严正的现实主义精神血液。尽管他们中有一些诗人，如古马、阳飏 、叶舟、唐欣、王若冰等等，在艺术上寻找过刻意的突变，而大多数诗人如高凯、阿信、牛庆国、波眠、雪潇等诗人却基本都是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中默默而又平静地耕耘和劳作。他们的创作延续了文学与人的现实生存之间所具有的本真关系，源于这一关系，所以甘肃诗人的精神世界显现出了与诗歌内在精神的同一性，——即在表现人与生活的遭遇关系时，诗人的诗作大都体现出了他们所置身的乡土家园天长地久所坚守和默默传承着的生命态度。牛庆国、波眠、崔俊堂等诗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无论到哪里，都保持着一个诗人所应有的那种真诚品格和心性。“他们是在把诗歌创作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弄清楚之后，才考虑别的方面的事情的。他的诗具有很强的自给自足性，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出于一种稳定的经验，都给人一种浑然天成的感觉。” [6]他的诗所走的是——一贯的拙朴，一贯的厚实，一贯的悲天悯人的路子。“一颗牙掉了/就是一生的长城/被打开了一个缺口//现在连风都挡不住了/还说什么以牙还牙”(牛庆国《一颗牙掉了》)。这些诗灌注了他鲜红的血液，保持了他诗歌统一的风格，同时又很有智慧和才情，它们在土豆般的朴实中散发出了别样迷人的芳香，从而使得素朴、厚实的黄土情愫成为诗人诗作中流淌全身的血液。
    因为对于地域和以地域为代表的乡土、大地的眷顾，所以在诗人个性身份表现上，甘肃诗人也便往往显现出了某种鲜明的个性化特征。诗人对繁复的诗艺甚至技术的突变与创新所保持的清醒，对于乡土与自然的执着坚守，还有诗歌在语言表达上惯有的质朴，甘肃诗人表现出的这种独特让他们成为当下诗歌中的“这一个”，也促使他们坚信只要有生活就一定会有诗歌，生活是羊群，而诗人是牧羊的人，诗歌就是诗人们日常放牧生活的牧歌，是人的生命提升的精神能源。这种观念极为类似于当下底层的打工诗人的写作：“当他们真正地用他们的信仰、心灵甚至忍辱负重肩负起写作的旗帜时，也许他们的声音在世俗中细若游丝，但却使我们觉得弥足珍贵。”[7]在当下诗歌各自为政、相对狭隘的写作与表达视域中，甘肃诗人却表现出其惊人的生存能力，他们的努力和做为，是应该能够为中国当下诗歌走出困境提供一些借鉴的。
注释：
[1]鲁迅:鲁迅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甘肃乃至西北诗坛逐渐受到全国诗界的重视，这里列举很可能挂一漏万，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相关列举还可以参看：彭金山《中国西北版图诗歌一览》，见《文艺争鸣》2007年第10期　
[3]徐春萍文:名家看甘肃诗歌[N].转引自甘肃每日新闻网，2005年11月24日
[4] 崔俊堂:一滴泪里,深藏着什么? [J].诗刊2004年第2期
[5]彭金山:倾诉与呼唤——波眠诗歌简论[J].西北师范大学文学联合会内部刊物《我们》第26期
[6] 唐翰存:诗歌:关于苦难的感知和叙事——谈牛庆国的诗歌写作[J].诗探索2002年3-4辑
[7]柳冬妩: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关于打工诗歌的白皮书[J].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