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界定的迷茫
为什么会出现“高校开设语文课”这种令世人贻笑大方的决策呢?这是因为语文究竟是一门怎样的课程,至今还是一笔糊涂帐!因此,定性不清、归属不明、无以咎责,只好求助于“补课”。这里,就此提供两个思考的角度,以辨真伪。
一个是现实的例子
天津的资深语文教师王桐生先生曾经对一个中学语文教师进修班做过测试,让他们回答“语”与“文”是指什么?回答结果统计列表如下:
序号 | 观 点 | 人 数 | 1 | 语言+文学 | 18 | 2 | 语言+文字 | 6 | 3 | 语言+文学+文字+文章 | 3 | 4 | 语言+文学+文字 | 2 | 5 | 语言+文章 | 1 | 6 | 语言+文化 | 1 | 7 | 语言+文采 | 1 | 8 | 语言+文学+文法+语言应用 | 1 | 9 | 说话+写作 | 3 | 合 计 | 36 |
这里不去辨其观点正确与否。只是让大家看看语文老师对“语文”认识的分歧有多大。认识尚且如此相别,那么,他们在实际教学中会教出什么样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1999年笔者在“九五”国家教委重点课题“新世纪素质教育目标课程化理论的实验研究”所著的核心案例课题的阶段性小结:《识字教育科学化与小学语文教育新体系探索》(1999年教育科学出版社)一书中曾经指出,语文课程界定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在笔者看来,汉语文教育质量的症结首先要归咎于语文学科本身的定位失当,表现在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上。即—— 目标的误导。“为什么学”是课程目标问题,目标定位失误必然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当今的语文教育就是在自食其果。语文课程标准(教学大纲)和教材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科学的层进性的体系,既缺乏系统的理性认识结构之序,也理不清儿童层进发展之序,无序必然导致误导。 内容的错位。“学什么”是课程内容问题,课程内容的选择具有理据性,它包括一定学科范畴特定的事实、观点、法则和一系列探究的问题等等,构成概念化的逻辑体系。如果内容严重缺乏学科特质的系统规律性,无需“内化功夫”的必要,必定无所长进,断无质量可言。 无规矩难成方圆,造成“目标误导”“内容错位”的根本原因在于百年语文界定不明。今天,非重新认识现代语文教育不足以摆脱百年绝境。 一个是历史的反思
笔者在另一本拙作《大成全语文教育——探索科学的语文教育》(2001中国机械工业出版社)一书中曾经写道:
我国中小学语文教育半个世纪以来,关于语文学科的界定先后发生了多次变化,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我们似乎感到一种令人困惑的迷茫,因而认为当今的语文教育质量的不高与之长期定位不当不无关系,说得严重些乃是总根源之所在。从下面对“语文”的界定沿革的追述,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些。
“言语说”。“语文”源于1950年,当时将解放前的通称“国语”做了改变,原因是“口头为‘语’,书面为‘文’”遂定名为“语文”。鉴于界定阐释本身的表述,口头的‘语’和书面的‘文’不是语言而是“言语”,为说明问题方便起见,姑且简称为“言语说”。言语是具体的,显然,这里仅仅是实践层面的定位。
“分科说”。继而在1951年至1954年间,出现了“关于语言文学分科问题”的大讨论,这种讨论实际上反映出了对“言语说”的质疑。此后,教育部以此为发端,正式颁发文件;于是将语文界定为“语言”和“文学”两部分,并且编制《汉语》和《文学》分科教材进行教学。追溯其理论背景,显然受到“学科中心论”的深刻影响,学术味极强。我们不妨简称为“分科说”定位。
“文道说”。1957年以后,由于政治运动的影响,展开了持续多年的语文教学的“思想性”与语文教学“工具性”的大讨论,即所谓“文道之争”,可以简称“文道说”定位的纷争期。尽管“思想性”与“工具性”都是基于实践的考虑,但无论是对理论层面研究还是实践层面研究,都有积极的意义。
“工具说”。直到1963年,即在强调指出语文是学习其他知识的“基本工具”之后,才在解放后第一部语文教学大纲中明确提出“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突出了“工具性”,编制了全新的语文教科书,我们不妨简称其为“工具说”定位的落实期。
“思想说”。不久,在文革期间,由于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不知什么人发起且广泛倡导了“政治思想性”,我们简称此间为“思想说”定位的膨胀期。
“并存说”。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统编教材”(真正实现了天下大一统)。在教材相对稳定状态下,全国范围内出现教学方法研究与探索的高潮,思想空前活跃,相继出现基本提法包括“思想性与工具性并存”,“发展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并重”,“加强基础训练、发展智力能力”,各种“说”法不一而足。我们不妨简称其为“并存说”定位的发展期。
“统一说”。历史进入21世纪,我们的第一部语文课程标准则明确指出语文课程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强调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在此我们简称为语言与文化、工具与人文的“统一说”定位。
可见,语文学科始终没有一个经过严肃论证的科学界定,几乎每隔不足十年就发生“界定”的变化。人们的认识往往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或社会思潮的变化,乃至权威人士的引导或是思维习惯的惯性在“摸着石头过河”——尽管作为教育担负着“误人子弟的风险”本不允许“摸”,可是“一摸”就是半个多世纪。至今也还没有觉悟到——原本应该取承前启后、高瞻远瞩的境界,现在的状况依然是在“摸”,一直“摸”到高校!
由此看来,从“言语说”到“分科说”,从“工具说”“思想说”“文道说”“并存说”到“统一说”,姑且不论“孰是孰非”,也不必追究上述概括的简称“确切”与否,这里仅只是在表述语文教育“重心”的沿革,这种沿革至少令人有“丈二和尚”之感。尽管我们可以辩解地说,认识总是要有一个过程的,这不正是标志着我们认识的深化与提高吗?不错,正是如此。但是,我们不能没有“相对稳定的共识”,否则就没有明确的指导实践的总目标、总方针。事实上,造成的影响早已是“客观存在”地摆在那里,更何况过程历时之久、波折之大堪为空前,直到今天也未必让所有语文教育工作者搞明白,究竟如何认识语文教育?目前的“统一说”是不是比较地接近真理?如果一门学科的界定长期得不到科学的定位,大家搞不清自己“姓甚名谁” ,这门学科的教育教学活动的展开以何为凭?理论的与实践的研究合力又从何说起?这样,又如何能够取得理想的效果呢?
综上所述,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语文课程的界定歧义多多,最终造成从事一线教学的老师认识上的混乱状况,究其根本显然是出于专家学者教授们理论研究缺失或误导,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误人子弟万万千千,既无反省之意,也无咎责之识。
教师在迷茫中“摸”,学生在混沌中“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