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蜀生：职业生涯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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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蜀生：职业生涯回顾
时间:2012年10月30日 作者：邓蜀生（人民出版社编审） 来源:黄安年的博客

１９４４年２月　复旦大学（重庆） 新闻系毕业。同年４月被征调以军委会外事局三级译员（少校衔） 身份，乘坐美军Ｃ－４６型运输机自昆明飞越驼峰赴印缅战区，降落在印缅边境城市雷多（印缅战区指挥部所在地）三天后被派到中国驻印军新六军第十四师担任翻译。

１９４４年４月—１１月　十四师出版军中报纸《战斗》三日刊，决定由我兼任编辑兼记者。期间，我以自由撰稿人身份为重庆《大公报》撰写战地通讯５篇（另有一篇是在１９４５年调入美军部队后所写）。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１９４５年５月　第十四师在１９４４年１１月回国，我奉印缅战区外事局办事处调派，派往美军正在深山密林中行军的第５３３２旅４７５团第２营担任翻译，前一个月，该营原翻译来自山东齐鲁医学院的董某被美军哨兵误认为日本人射杀。这支美军部队，下辖两个团，与另一支中国驻印军一个团合组成中美混合旅。参加过攻克孟拱、密支那等重大战斗。我所在的第４７５团第２营营长税尔克中校在一次炮战中死于日军炮击，１９４５年５月这支美军部队调出印缅战区，我也离开该部队。

１９４５年６月　我被调到中国驻印军团工兵第十团，随该团回国。

１９４５年７月　从云南楚雄驻地回到重庆北碚复旦大学休假。８月抗战胜利，我结束了一年多的军旅生活。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　经在重庆《新民报》工作的同学介绍，我进入该报担任记者。该报总编辑是陈翰伯，采访主任是浦熙修。起初的主要采访活动是协助浦熙修采访旧政协的新闻。１９４６年２月１０日采访“重庆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 群众大会时，遭国民党特务殴打，同时被打记者共有四人。特务们主要攻击对象是在主席台上的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等民主人士。在场采访记者们只是因为试图制止特务暴行而被殃及。这一事件引起舆论哗然，这就是“校场口血案”。

１９４６年３月　从重庆《新民报》调到新创刊的上海《新民晚报》，该报原定负责人是赵敏恒，后改由赵超构出任。我担任政治新闻采访工作。当时国共双方正在美国马歇尔“调停” 下进行“和谈”，我的主要采访内容也是这方面的消息，主要采访对象是在上海的中共和民盟人士。

１９４７年春　内战全面展开，政治形势急剧恶化。５月２５日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晚报三报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并逮捕记者。我侥幸逃脱抓捕后，在友人处躲避了一段时期，报纸复刊后，新民报系总经理自南京致信赵超构，示意让我辞职，离开报社。赵也认为我离开《新民报》是不可避免的事，并将我推荐时任上海《新闻报》总编辑的赵敏恒。二赵私交不错，而且赵敏恒与我还有师生关系，我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学习时，赵是新闻系兼职教授。他同意我去与他面谈。经过两次谈话，赵同意我到新闻报来，但考虑到当时形势，也表示，我不能在上海工作，要改名换姓，派往外地。１９４７年７月我改名后去西安担任该报驻西安记者，１９４９年４月回上海。

１９４８年１０月至１９４９年２月　兼任西安《时代新闻》日报总编辑。这个报纸的老板是李芳兰（女），她的丈夫曾是胡宗南手下专员级官员，后因内部倾轧而丢官，李芳兰则在西安妇女界上层颇为活跃，丈夫失势后，就想办一份报“撑场面”。她找到西安市政府新闻秘书林某，要他代为物色主持编辑事务的人选。我们在采访中多有接触，而且知道我有上海《新闻报》的背景，因此多次邀请我帮忙，并表示李芳兰决不干涉报纸的事务，只要把报办好有销路就行。我因新闻报的工作不多，每天发几条新闻电报就可对付，也就答应试试。李芳兰此人在解放前去台湾，后去美国定居。改革开放后曾来北京旅游、访友。

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１日　蒋介石在淮海战役中彻底溃败，而被迫宣布“引退”（下台） 由李宗仁任代总统。《时代新闻》在当晚九时许，收到该报在上海的特约记者，我的同事好友新民报记者李仲原发来的专电，我当即决定印发“号外”，在两小时后印出，报贩深夜在西安街头大声叫卖。这是西安唯一就蒋介石下台及时印发“号外” 的报纸。第二天，各报才刊出中央社发布的消息。当我决定印“号外” 时的想法是从抢新闻的角度来考虑的，而且是蒋本人自动“引退”，还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符合法律程序，料无大碍。“号外”发出后，各种传言不断，最多的说法是胡宗南大为震怒，有关《时代新闻》封门传闻更多，可是迟迟未有动作。估计是国民党地方当局还摸不清大势，过了一段时间后，蒋介石假引退，以退为进的真实打算显露后，才出狠招。１９４９年２月７日， “西安警备司令部” 司令钟松奉“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的命令查封了《时代新闻》，查封令原文如下：

西安警备司令部（民国）３８年２月７日参宣字２１１号

一、奉西安绥靖主任胡二月四日安字第○○八一号训令：总统引退国人无不相顾唏嘘痛失主宰。时代新闻竟别具肝肠独出号外。过去太原被围形势危急时，该报忽发太原守城部队赵端部叛变阎主任意图自杀之荒谬消息，承德系自动放弃，该报标题为承德失守下并加一大惊叹符号。
    类似此种造谣惑众为匪张目之消息不胜枚举，实违背出版法第二十一条三项之规定，依法应于勒令停刊。仰即遵照办理具报为要。
二、该报着自令到日起停刊，并由本部稽查处派员监督执行。
    司令　钟松

１９４９年４月　赵敏恒同意我回上海。

１９４９年５月　上海解放后，我回新民报工作到７月２８日。华东新闻学院成立（上海军管会领导下的短期培训机构，对象主要是在职新闻从业人员），院长恽逸群，教务长张\桥。我离开新民报去学院学习。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　由华东新闻学院分配到北京新华社总社军事组从事编辑工作。

１９５０年１１月，新华社总社调派军事组组长普金带领军事组老编辑夏公然和我共三人赴朝鲜前线成立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

１９５２年—１９５７年　１９５２年初调回新华社总社，到由总社领导的时事性通俗刊物《时事手册》（半月刊），担任编辑工作，该刊发行量最大时达到每期３００多万份。１９５５年开始划归通俗出版社领导。

１９５７年整/风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罪状之一是宣扬“个人奋斗，成名成家” 的“邓蜀生道路”，罪证就是我写了几本小书。这八个字的罪状是出版界大佬陈×批判会上总结出来的，他亲自在报刊上发表邓蜀生道路必须批判的文章。１９５８年２月８日我被宣布为“极右分子，保留公职、劳动教养”。教养地点在天津附近的茶淀农场。

１９６１年３月　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劳动教养，回到北京。

１９６１年８月１日回到人民出版社，我被派到外史编辑组。从此开始对外国史的学习和研究，我自己决定主攻美国史。

１９６４年在《历史研究》１９６４年第二期上发表我研究美国史的第一篇论文《威尔逊与中国》。

１９６４年—１９６６年　先后参加湖南湘潭和北京顺义的“四=清”。

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业务和研究工作中止。

１９６９—１９７３年　下放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

１９７３年—１９７６年　文化部五七干校集中一批懂外文的编辑人员组成干校翻译组，调回北京接受出版单位外文材料的翻译工作。我被调入，组中包括萧乾、绿原等知名人士。１９７７年该翻译组人员陆续返回原单位。

１９７７年—１９８７年　在人民出版社从事外国史方面的编辑工作。

１９８０年４月—５月　作为第一次访问美国的中国出版代表团成员出访美国，团长陈翰伯，副团长韦君宜，访问历时２１天，回国后我写了一篇介绍美国出版事业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１９８３年　评为编审。这是全国出版单位按照国务院的规定评出的第一批正高职称编辑人员。这次共评出６人。

１９８４年　加入中\党。

１９８５年春　作为第一届香港中国书展筹备人员陪同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刘杲赴香港与香港出版界交流。返回后，组织编写《书人·书事·新语》一书，作为书展上的展品和售品。撰稿者多为出版人，“作家寄语”一栏中有，费孝通、伍修权、罗尔纲、施蛰存等名家的赐稿。全书２２万字，自认为是我数十年编辑生涯中具有特色的一本书。

１９８７年１１月　离休。

１９９２年开始享受国务院颁发的专家津贴。

１９９１年—２００２年　受聘担任“美国福特基金会赞助的中国美国学者著作出版补贴基金”评审委员。

１９８７年—２００６年　参加东方出版服务公司（简称人民出版社老干部公司），协助总经理尤开元抓组稿、编稿、审稿工作。２００６年尤开元同志因病去世，我因眼疾也离开了公司。

２００８年以后，因黄斑病变眼疾，中止编辑及写作生涯，只能接受少量的访谈，其中有香港阳光卫视、北京《新京报》、学术交流网、学术批评网等。

职业生涯从１９４４年算起，时间跨度近７０年，不算短，人生经历也是跌宕起伏，几度陷落低谷，身处险境，但依靠“不甘心”、“不认输”的信念，活下来了。友人常问我“长寿秘诀”，我说：乐观、平和、站着做人。“反右”时给我贴的“个人奋斗、成名成家”标签，我认为前四个字还靠谱，后四个字看高我了。“名”与“家”岂能自封。在五十年代落后的中国和２１世纪直追的中国，以成名作为追求目标，不能算错吧。由于我在１９９２年开始，享受国务院批准发给的专家津贴，因此在某些场合我被冠以“家” 的头衔，我也就默然接受了，其实是受之有愧，离真正的专家，差的是很远，与对于当今的青年朋友来说，该抓住时机，为己为国为民奋斗再奋斗，成为各方面的真正专家吧！这是一个已登记捐献遗体获赠荣誉证书的一个九十岁老人的心里话。人之将去，其言也善，如何！

写于２０１２年６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