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与文化:中国乡土知识传承与校本课程开发研讨会”综述
2009年10月9-10日,由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重点建设学术创新平台——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主办的“课程与文化:中国乡土知识传承与校本课程开发研讨会”在中央民族干部管理学院召开。来自中美两国、海峡两岸的教育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和历史学等多学科70余名专家学者和150余名社会各界人士就中国乡土知识传承与校本课程开发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
课程的发展和改革向来都是教育发展和改革的核心领域。新世纪以来的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实行了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管理,这既是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对教育全民化、教育民主化等世界教育思潮和教育运动的积极回应。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滕星教授带领他的团队,以民族学重要理论——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为理论基础,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罕镇中学和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皇城镇肃南二中为实验学校,通过4年半的努力,开发出了一套两本“多元文化乡土教材”,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校本课程开发探索出了一个理论与实践价值兼具的“主位范式”,在研讨会上引起了大家的浓厚兴趣和积极关注。另外,滕星教授还带领他的团队建成了“中国乡土教材收藏与研究中心”,目前已收藏中国两岸三地自清末以来的乡土教材5000余册,在大会上展出了2000余册,获得了教育部国家民委官员、与会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的一致好评,认为这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卓越工作。
与会专家学者先后围绕乡土知识与文化传承、基础教育改革与校本课程开发两个大的主题进行了研讨。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教授认为,用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各个民族的教育,是近年来我国教育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中国几千年来教育观念一以贯之,未发生根本的变化,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西方文化的四处蔓延,使得各国保护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性突出出来,让我们的孩子只知道麦当劳、肯德基,生活在“三片”(薯片、芯片和大片)中是很危险的,因此,传承本土知识,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是当前中国教育的迫切任务和重要使命;弘扬民族文化传统切忌走形式和庸俗化,处理好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关系;新课程改革给地方课程、校本课程留下了较大的空间,为传承乡土知识和民族文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我们应该把研究如何将乡土知识和民族文化融入到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中去当作目前的重要任务。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马戎教授认为,从中国当前形势来看,我们需要加强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性构建,中华民族文化既包括汉族文化,也包括各少数民族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文化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基本格局,因此,不应该简单地把国家课程(教材)和乡土教育(教材)对立起来,而应该使其更加自觉地共同服务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建设。他还进一步提出,为了使得在当地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各民族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学习国家课程教材内容,应该大力提倡在教育教学中不断摸索和提炼本土化的教学方法。
美国马里兰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周明朗副教授认为,国民教育的宗旨就是培养坚定的国家认同感,不同的国家建设模式确定了乡土知识在国民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乡土知识传承可以促进国家建设,也可以阻碍国家建设。中国的“多元一体”国家建设模式要求公民在每个层面上的权利和义务都是相当的、平衡的,要求国民教育和国家知识具有多元性和开放性的双重特征,并形成知识传承的双行道:上行道就是乡土知识通过国民教育系统可以上升为国家知识,国家知识不应该只是汉族文化知识,应该是中华民族各民族的知识精华;下行道是国家知识吸纳了各种乡土知识的精华,再通过国民教育系统传承到全国各个民族。在这样的模式里面,其结果才是乡土知识跟国家知识能有机结合起来。总之,如果乡土知识能够服务于国家建设,则乡土知识有助于形成坚定的国家认同感。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温铁军教授认为,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农业大国,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教育改革有责任、有义务配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三农问题”的解决。百余年来,师从西方的中国新式教育反映了服务于中国产业资本形成及其扩张的历史阶段的结构功能主义需求,而近年来世界发展的主流则因产业与金融双重过剩、资源环境与生态环保等方面国际挑战,迫切需要我国从服务于资本文明的标准化、集成化的制式教育形态转变到服务于生态文明的多学科、多元化教育形态,一个以多样性为内涵的生态主义需求的教育改革喷薄欲出、势在必行。此外,与“三农问题”密切相关的教育改革应该率先在两个领域开展:一是以乡土知识充实基础教育,二是以实用知识改善成人教育。这两个领域事实上既不可能过分超前地强调以“统编教材”推进统一的制式教育;也不可能过分激进地放开给私人资本牟利。在这两个领域推进结构调整,由于涉及已经形成的不同既得利益群体而属于“改革攻坚”工程。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张海洋教授认为,乡土知识不仅是各地方各民族当地生活的经验总结,还是一个国家社会文化创新的活水源头,也是多民族统一国家不同民族追求社会承认,实现国民文化认同,体现生活价值和体验幸福感的根基。他还基于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与范式转型”理论,针对当前中国西部和内地底边群体成为社会冲突热点的现实,通过解读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结构,提出中国教育内容要从“社会发展史”向“文化生态学”转型的主张,并指出这是中国发展的前提,也是教育伦理的要求。
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庄孔韶教授认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编篡乡土教材的动因是非常复杂的,从早年的忧患意识和借鉴外国到今天强调文化多样性保护,其间有许多动因参与其中,例如政治意识形态、社会运动、军事备战、市场经济冲击、文化遗产保护热潮、人类生态系统修补等等。但是中国乡土教材的开发很难找到直接与“人本”教育相联系的学术转换动因。欧洲大陆系统哲学取向的教育人类学主要是“人本”的研究成果,强调人性的转换,值得中国借鉴。另外,乡土教材不应像地方志仅仅是记录变迁的社会,要切实考虑怎么能让中小学生进入社会现场进行学习,乡土教育也不仅仅是编一个更好的校本教材,而是要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更广的空间参与到乡土教育活动中来。
中国教育学会教学论专业委员会裴娣娜教授认为,中国乡土教育是一个特指概念,是国民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乡土教育是在乡土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中孕育和生成,具有地方性、民族性、现实性、整合性特色;在全球化语境下,乡土教育相对于国家颁布的课程,它是动态开放的而不是规训的,它是具体的而不是理论预设的。基于这样的认识,她进一步提出了少数民族地区乡土教材开发研究的立论点应该有两个:一个是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整合,其目标是实现个人与集体的共同发展,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一个是学校教育的变革和创新,其实质是一种勇于改革的实践活动,是一种先进的学校文化,有回应时代挑战的持续发展的生命力。
对乡土知识传承和校本课程开发的政策层面的研讨也是会议的一个热点。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张力研究员认为,虽然基础教育三级课程管理体制为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吸收乡土知识预留了很大的空间,但是在乡土知识进入学校课程的理论基础、法理依据和实践政策方面仍有大量的工作没有开展。国家民委教育科技司俸兰司长认为,在国家教育发展政策制定的基本思路上应该强调认同、珍视、传承中华多元文化的重要性,应该强调重视发挥教育实用功能的重要性。教育部民族教育司张强副司长认为,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拟定过程中,支持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始终是一个重要内容,其中就涉及到少数民族教育的特殊性问题,如双语教育、民族文化传承与国家安全等问题;民族教育的基本功能定位于一方面要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公民的素质,提高其竞争能力,另一方面是通过教育传承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研讨会通过主题发言、小组讨论和专家论坛三种形式进行充分的互动交流。最后,与会者一致认为,(1)教育人类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的教育基础学科,在中国教育改革和教育研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虽然学科史短暂,但发展前景十分广阔;(2)中国教育研究应该着力提倡跨学科的经常性对话,直面作为社会问题的教育问题,强调学科知识互惠的实践价值和时代意义;(3)传承乡土知识不仅可以把中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有机地联系起来,而且有助于培植教育根基、增进国家认同和建设和谐社会;(4)现阶段,开发校本课程不仅有助于满足学生多样化学习需要,而且能促进教师专业成长,从而能为基础教育,甚至整个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基本保障和不竭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