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青：论理论的贫困与文学理论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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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青：论理论的贫困与文学理论的危机
作者：李春青


近年来我们的文学理论可以说陷入了某种困境，这从各个刊物层出不穷的讨论文章以及各种学术会议的议题上即可清楚地看出。如果从比较大的范围来看问题，则文学理论的这种困境与理论这种言说方式本身所面临的危机是息息相关的。理论的危机在根本上是因为其解释性品格和操控性品格都被过度使用了；而造成文学理论危机的原因除此之外还有文学本身拒绝解释与操控所导致的理论话语的失效以及文学本身的边缘化境况。然而，尽管文学理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我们依然有理由相信它具有存在和发展的理由。
在文学理论领域已经很久没有出现热门话题了，当人们回忆起上个世纪80年代那种层出不穷的热点讨论和众声喧哗的热闹场面时依然充满无限留恋向往之情。令人兴奋的是，最近一个时期这个领域似乎又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热点，人们的注意力又回到了文学理论本身；然而令人沮丧的是，这个热点却是以对于文学理论存在合法性的质疑为核心话题的，人们议论的是文学理论的合法性依据是什么，文学理论是不是已经死了这样的问题。这就难免使人产生这样的忧虑：这次的热点是否是这个学科的回光返照呢？文学理论究竟遭遇了什么？这个学科是不是真的应该寿终正寝了？是否还有新生的可能？这些问题都是该学科每一个言说者无法回避的。

一、
理论的贫困
文学理论的困境根本上乃是整个理论困境的一个方面，是一种思维方式或者审视视角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文学理论自身的问题。所以追问文学理论面临的问题时首先应该明了整个理论界究竟遭遇了什么。
什么是理论？这似乎是一个可笑的问题，实则不然。我们可以说，理论无非是一种言说，但日常生活中何处不充满言说呢？我们可以说理论是一种系统的言说，然而这类言说也范围太广了：如历史叙事、文学叙事等何尝不是一种系统言说呢？于是我们知道了，理论不是关于一般话题的系统言说，而是关于一个道理或者一种观点的系统言说。换言之，理论是以抽象的方式言说一个抽象的话题——它并不直接指涉具体的、个别的事物，而是指涉某类事物的一般性。根据我们对人类历史的了解，人类并不是从来就有这种言说兴趣与能力的，所以理论又是一种历史性的言说。那么人类为什么需要理论这种并不直接指涉具体事物的言说呢？关于这一点，前民主德国著名艺术史家W﹒沃林格关于原始民族的抽象冲动对于艺术发生之重要作用的论述或许是有启发意义的。他认为人类艺术的发生主要是在两种心理需求的驱动下完成的，一是移情冲动，二是抽象冲动。关于后者沃林格指出：
这些民族困于混沌的关联以及变幻不定的外在世界，便萌发出了一种巨大的安定需要，他们在艺术中所觅求的获取幸福的可能，并不在于将自身沉潜到外物中玩味自身，而在于将外在世界的单个事物从变化无常的虚假的偶然性中抽取出来，并用近乎抽象的形式使之永恒，他们便在现象的流逝中寻到了安息之所。他们最强烈的冲动，就是把这些外物从自然的关联中，从无限的变化不定的存在中抽离出来，净化一切依赖于生命的事物，净化一切变化无常的事物，从而使之永恒并合乎必然，使之接近其绝对价值[1]。
我认为这种观点完全适用于对理论起源的解释——人类将世界抽象化、形式化从而创造出理论形态，最初的动机或许并不在于认识世界，而在于在想象中把握世界，并因此消解对世界之无限性的恐惧与茫然之感[2]。事实上，今日的理论何尝没有这样的功能呢！人们用抽象的概念和逻辑构建起一个一个观念的世界，难道不是为了减轻面对瞬息万变的世界所产生的心理压力吗？古希腊的哲人们苦苦追问宇宙的本源与世界的本体问题、中世纪的神学家不惮其烦地论证上帝的存在方式问题、德国古典哲学家们殚精竭虑地建构自己的理念世界等等传统的理论探讨固然是为了一劳永逸地掌控这个世界，以便获得心理的满足，20世纪的存在主义者关于存在之可能性的深思、结构主义者对事物内在构成模式的揭示、后现代主义者对差异性、无深度、无中心之言说方式的呼唤、文化研究学派对当代边缘化文化与亚文化现象的探究，难道不是要对世界之真相给出自己的理解，从而使自己面对这个世界时充满自信吗？根据西方的学术传统，在后代言说者眼中，前人的言说总难免是片面的，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对这个世界给出最真切的理解，几乎每个人都是前代理论的终结者。
如此看来，理论的品格首先是对外部世界的解释，即建构一个观念的世界以对应实际的现实世界，其潜在的动因则是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尽管世界是大而无外、小而无内的，但是人类却可以在大脑里将其置换为理论的话语系统，从而完成对它的把握。这样人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才会一种安全感。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在这种心理动因的驱动下人们的理论建构就仅仅是一种寻求自我满足的智力游戏。从实际的效果看，人类创造了理论，的确使自己在理解世界的客观性上大大前进了一步。在没有理论的时代，人们只是凭借经验和幻想进入到世界之中，可是能够经验到的世界是极其狭小的，而能够幻想到的世界则多半是虚妄的，因此那时的人类就只能处于未开化的史前阶段。理论的产生使人们所处世界的范围空前地扩大了，而世界的客观性也更多地呈现到了人们的面前。例如自然科学就是这样的理论形态，它不仅使人们对经验到的世界作出了符合实际的解释，而且也使他们对经验不到的世界能够做出合理的推断。这就意味着，理论的解释性品格是人类的伟大智慧的产物，对人类的生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这样来表述：正是由于理论的思考方式与言说方式才使得世界（包括人类自身）作为对象呈现于人的面前，从而也使得人类真正感觉到自己与其他任何物种相比所具有的优势地位。
理论除了解释性品格之外还有着操控性品格，就是说他对人们的实践活动具有巨大的指导或推动作用。这里我们必须重温一下青年马克思的那段名言：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了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3]
这里强调的是什么？正是理论的操控性：一种理论一旦令人信服就会成为一种巨大的物质力量。那么理论如何才能令人信服呢？根据马克思的意思，在这里人的根本利益乃是绝对的标准，只要是真正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理论就会获得群众的信服。这里马克思实际上为理论，至少是人文社科理论预设了一个合法性前提：理论是为着人的存在服务的。这与孔子的“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正有着深刻的一致性。正是由于发现了理论的这种伟大品格，马克思才不仅仅满足于以往那种只是解释世界的理论传统，而是将理论视为改造世界的重要手段。事实上，理论的这种操控性并不是由于马克思的强调才产生出来的。西方中世纪那些虔诚的基督徒的生活方式不正是在神学理论的操控下形成的吗？文艺复兴的出现不也正是古希腊人文主义精神对西方近代社会的实际影响吗？在中国，则有儒家理论决定了人们千百年间的基本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当然青年马克思所强调的是人道主义理论的价值，这是在西方近代理论话语中才形成的主流倾向。
如此看来，理论对于人类来说实在是不可或缺的了，无论是其解释性品格，还是其操控性品格，对人类社会都具有巨大的实际影响作用。但是在20世纪理论的这两种品格都遭到了质疑，于是理论本身存在的合法性也就成了问题。
理论的解释性品格被18、19世纪自然科学所取得的伟大成绩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出来，也正是由于自然科学的成绩太过辉煌了，理论的解释性品格也开始出现问题——自然科学理论的有效性被无限夸大了，科学主义的理论方法开始泛滥开来，并逐渐占据了人文科学的领地。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人们才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人的精神价值和人生意义这类以往人文学科的理论话语所关注的话题被弃置不顾了，在科学主义理论的影响下，人们只对那些可以验证的经验范围的事情感兴趣，人正在变成高智能的机器。于是尼采、柏格森、狄尔泰、胡塞尔、亚斯贝尔斯、海德格尔、萨特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和其他许多一流的思想家们都不约而同地以各自的方式向科学主义或客观主义的理论发起了反击，他们所要做的是维护价值、意义、生命、存在这些被科学主义理论所屏弃的范畴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核心地位。实际上是要维护人本主义精神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绝对主导权。近代以来的反现代性思潮在20世纪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对人文理论异化为科学理论这一现象的深刻反思。在19世纪，科学理论入主人文领域是学术思想界的主潮，而到了20世纪如何划清人文科学学与自然科学两大领域的界限就成了思想家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时至今日这依然是困扰着人们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思想学术问题。
与理论的解释性品格的误入歧途一样，理论的操控性品格也曾被人们所滥用。如果说人们创造出理论并赋予其以解释性品格原本是出于抵御世界无限性之压迫的心理需求，那么人们赋予理论以操控性品格则是出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求，因为这样才能使集体的统一性、实践的一致性、协调性成为可能。按照马克思的意思，理论本来就应该是为着人的根本利益而创造的——以人为目的而不是把人当作手段，这也正是自康德以来的德国古典哲学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然而理论的意识形态[4]化却打破了人们对理论的这种期望，原本是为着人的根本利益而创立的理论却常常被统治阶级改造成为控制社会的手段。于是理论就变成了少数人在思想上控制多数人的有效工具而彻底背离了自己的原初品格。在这一点上，理论的操控性品格与解释性品格是殊途同归了：他们共同承担着维护社会既定秩序、压制人文精神的职能。
鉴于理论已经不再为人类的根本利益服务，而且还异化为一种对人们的压制手段，20世纪许多思想家走上了对理论这种言说方式本身的解构或颠覆的历程。例如法兰克福学派对理性的反思实际上也就是对理论的反思，因为理论正是理性实现自身、确证自身最主要的方式。文艺复兴以来理性的胜利主要是以理论的方式获得的：无论是15、16世纪的自然哲学还是17、18世纪的启蒙哲学，无论是法国的唯理论还是英国的经验论，无论是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还是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都是理性的赫赫战果，同时也都是理论的伟大胜利。然而由于理论被滥用了，于是人们开始怀疑理论本身的合法性了。尼采依靠高扬个体生命的感性价值来颠覆理性或理论的统治地位，他所要“重估”的一切价值本质上正是以往统治阶级出于社会控制目的而利用理论的方式强制人们接受的那些东西；柏格森则是借助强调宇宙大生命的非理性特征来消解人的理性和理论的合法性的，他所理解的那种绵延不息的宇宙生命是超越于任何理论的掌控之外的。精神分析主义对传统理论的颠覆则主要是通过割断理论话语与理性之间必然的联系来实现的：包括理论在内的一切话语建构都是人的无意识心理或本能欲望改头换面的表现形式，是一种压抑性文明的形式而不是什么指导人们走向光明的真理。逻辑实证主义者则从认识范围与方式的角度来否定理论的合法性，“他们主要是反对形而上学，或他们称之为形而上学的东西，即任何认为在我们的感官所能感觉到的合乎科学和常理的世界之外还有另一个世界的看法。”（艾耶尔），认为“科学必须成为感觉的描述”（马赫），甚至坚持“哲学的非理论化原则”（维特根斯坦）等等[5]。到了后现代主义那里，消解理论的手段就从高扬一种外在的非理性实体而转为关注理论本身的谬误了。于是诸如“逻各斯中心主义”、“本质主义”、“语音中心主义”、“深度模式”、“宏大叙事”等等就成为他们给传统理论确定的几大罪状，而理论本身的合法性也就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在一个世纪以来各个思想流派的轮番轰炸之下，理论不仅失去了昔日的神圣光环，而且连存在的合法性都出现了危机。人们失去了倾听理论的兴趣，特别是失去了倾听那种涵盖一切、无所不知的黑格尔式的理论的兴趣。人们关注的是那种与人们的当下存在或者对象的可感受性直接相关的言说，而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纯粹的逻辑思辨。然而可以使理论聊以自慰的是：上述种种对理论的否定无不是以理论的形式存在的，即使是关于当下存在或对象的可感受性的言说也还是一种理论而不是历史叙事或者文学叙事。这真是一个悖论：用理论的方式否定理论存在的意义——正如老庄们以言说的方式否定言说的有效性一样。这种悖论实际上已然预设了一个基本前提：理论依然是有效的，无效的只是理论的滥用而已。

二、
文学理论的危机
毫无疑问，文学理论的命运与理论本身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具体言之文学理论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作为对于文学现象的理论概括，文学理论可以说与文学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那么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文学理论曾经做过什么？它的合法性是如何确立起来的？为什么现在出了问题？
从理论固有的解释性品格来看，我们必须承认文学理论同样曾经是非常有效的。例如被称为中国古代诗学之“开山纲领”的“诗言志”，在中国两千余年中一直是关于诗歌基本特征最权威的理论言说，即使今日也还是没有另一种言说可以取代它。又如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描写“可能发生的事”，而历史描写“已经发生的事”的著名区分，对于叙事文学来说，至今依然是最有普适性一种解释。即使像《毛诗序》这样带有明显时代意识形态特征的理论话语，也十分客观地反映了一个时期诗歌的实际功用而并非纯粹的政治伦理的说教[6]。这说明，文学理论对于文学现象的解释是有效的，能够让人们客观地了解到文学在一个时期内所具有的一些基本特性与功能。
从理论的操控性品格来看，文学理论之于文学实践的影响同样是不容置疑的。在西方文学理论史上文学理论常常成为文学的捍卫者与指导者。例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对于确立虚构的合法性，从而也确立悲剧乃至整个叙事文学在西方文学史上的地位具有关键性作用；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当有人对诗歌的社会功能提出质疑时，锡德尼那篇著名的《为诗一辩》就有力地捍卫了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从而推动了文学的发展。至于俄国文学理论家别林斯基等人大力弘扬的现实主义理论对于19世纪中后期俄国小说创作的巨大影响更是人所共知的。在中国，则两千余年间文人士大夫的文学创作简直可以视为儒、道、释三家文学观念的具体实践；曹丕那篇著名的《典论﹒论文》对于魏晋六朝时期“文学的自觉”的影响作用是极为明显的，而“五四”前后的文学大体上也可以视为对“为人生而艺术”与“为艺术而艺术”两种对立的文学思想的诠释。
这就是说，无论是就解释性品格而言还是就操控性品格而言，文学理论对于文学的发展都曾经发挥过十分积极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然而正如理论的解释性与操控性品格都曾经被滥用一样，文学理论的这两种品格也都出现过同样的问题。在解释性方面，由于受到来自科学主义的影响，文学理论一方面把文学现象当作某种物质存在来分析，试图发现文学创作、文本构成与文学接受的心理的甚至生理的机制，另一方面文学理论又试图揭示文学的某种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从而一劳永逸地把握复杂的文学现象[7]；更有甚者，文学理论还被当作是通过文学来揭示社会生活本质规律的一种途径。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是徒劳无功的，而且使人们开始动摇了对文学理论的信心，认为这是一种大而无当的主观臆说。在操控性方面，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的严重影响，文学理论常常被当作为着某种政治目的而控制整个文学领域的有效手段，成了一种工具，从而失去了理论作为人类智慧的最高表现方式所必须具备的独立品格，于是也就必然失去人们对它长期以来怀有的那份敬意。
这些都是造成今日文学理论处境日益艰难的重要原因。但是文学理论毕竟有着不同于其他理论的独特性，因而也就还有造成其合法性危机的独特原因。这原因主要来自于文学理论与其所解释或操控的对象——文学现象的关系上。如何理解这一点呢？
首先，从言说主体角度来看，文学理论之所以能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文学现象发挥巨大的影响作用，或者说文学之所以需要一种理论来约束自己，根本原因在于文学曾经是一种特权，是社会特殊阶层的身份性标志，这个特殊阶层为了造成和维护自己的尊贵地位就必须严格控制文学的话语权。例如中国古代的诗文创作乃是士大夫阶层的特权，是他们不同于普通百姓的最主要的特征之一，也是他们不同于那些掌握着权力却粗鄙无文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主要特征之一，因此他们才会拼命维护这种言说方式的合法性与神圣性——通过不断雅化、精微化的办法保持自己对它的掌控。维护文学的合法性本质上乃是为了维护文人士大夫这一古代知识阶层特殊的社会身份的合法性，是一种自尊自贵的集体性认同意识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古代文学理论乃是文人士大夫控制诗文领域的最有力的武器，也是他们在文学“场域”中获得文化资本的重要方式。这是中国古代文论（诗文评）极为发达的主要原因之所在，也是古代诗文作者几乎人人都有兴趣谈一谈诗学理论话题的主要原因之所在。现代以来，中国始终处于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因此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政治观点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极为激烈，于是文学理论就成为各种政治势力争夺文学“场域”控制权的重要工具，成为政治通向文学的方便之门。一个时期里这个学科被赋予太多的责任与使命了。然而上个世纪最后十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重要变化，在知识阶层身上那种残存的精神贵族特征被进一步荡涤，传统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越来越远离现代知识分子而去，这个社会阶层不断平民化、职业化，根本不再需要诗文来作为自身身份性的标志。除了关心自己的经济收入、生活水平之外，他们最关心的就是自己赖以谋生的专业了。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带来的商品大潮之中，传统文人那种根深蒂固的清高与脱俗就显得很不合时宜了。当下知识阶层的社会身份不是由他们的精神品位来决定的，而是由他们的职业来决定的。一句话，知识阶层不再需要文学来确证自己的身份了，当然也就不需要通过文学理论来掌控文学了。于是对当下的知识阶层来说文学理论就真的成为毫无实际用处的纯学问了，因而也就成了封闭在专业人士圈子里的东西了。
其次，从文学理论的言说对象角度看，当下的文学失去了特权的地位之后变成了什么呢？很简单，变成了消费品，当然是文化消费品。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作为一种身份性标志，文学也许并没有经济上的利益（在中国至少宋代以前的文学是换不来钱的），但凡是文人都必须修这一课，因为它标志着身份。在这里完全是社会价值观念发挥着主导作用。作为消费品的文学却是市场运作的产物，它不再确证任何人的身份，而只是确证资本的伟力。在生产者（作家）与消费者（读者）之间构成了某种经济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对文学人为的操控都会显得力不从心，因为它遵循的是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也就是说是一只无形的手控制着文学的生产与消费，文学活动似乎成为一种主体“缺席”的活动了。这样一来，文学理论即使想对文学有所言说也就很难奏效了。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现在的文学理论之所以不景气主要是因为它脱离文学实际，不能有效地解释各种文学现象，这是比较浅薄的看法，因为作为消费文化的文学并不倾听文学理论的言说，因此文学理论也就根本无法直接切近文学实际。就是说，直接面对文学的言说只能是无效的。作为一种无效的言说自然就面临着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文学与文学理论已经不是同一社会文化空间的存在物了，他们受着完全不同的两种动因的驱使，几乎成了两条永难相交的平行线，因此很难形成以往那样亲密无间的契合关系。总而言之，文学本身拒绝解释、拒绝操控乃是文学理论面临危机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再次，在现代大众传媒的冲击下，即使是成为消费品的文学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各种各样的更具刺激性的视像文化产品，诸如电影、电视、网络游戏、漫画、卡通片等等被称为“眼球经济”的文化消费品越来越多地吸引了青少年群体。被学界称为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东西铺天盖地而来，令人目不暇接，谁还有闲情逸致坐下来慢慢品味文学作品呢？文学已经不是人们业余精神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它们实际上已经被边缘化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如何还能指望文学理论能够处于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位置呢？

三、
文学理论的出路何在？
既然文学理论临着如此严重的危机，那么是不是说它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呢？假如还要存在，那么能够引导文学理论走出危机的出路何在呢？
毫无疑问，遇到危机并不等于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文学理论也罢，其他理论也罢，作为人类理解和影响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都依然有其存在的意义。理由如下：
第一、上述理论和文学理论遭遇的种种危机有一些是它们被“过度”使用所造成的，就是说是操作上的问题而不是他们自身的问题。例如科学主义对人文领域的入侵以及意识形态对理论的干预等等都是可以避免的。这就是说，如果文学理论能够重新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学术品格，能够坚持其原本具有的人文主义价值取向，还是大有可为的。在这里关键的问题是文学理论必须找到自己的依托，亦即一种更带有根本性的理论资源。如果说任何一种人文理论都应该是关系到人的生存意义的言说，那么文学理论与人的存在意义的联系则只能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因为文学理论直接的指涉对象毕竟是文学而不是人的存在本身。这样，文学理论就需要一种直接关涉到人的生存意义的理论话语来作为自身的价值依据。这样一来，文学理论的建设实际上就不再是单纯的文学理论问题，而是与某种更带根本性的理论话语的建设密切相关的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的组成部分。一句话，只有建设起自己独到的人文哲学理论，才有可能建设起自己独特的文学理论。在新的人文哲学理论的建设问题上，哈贝马斯对现代性所持的乐观态度似乎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点自信心的支持。
第二、文学本身对理论解释与操控的拒绝也不是绝对无法克服的难题。诚然商品化介入的确使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原来诗人们饮酒高会时的吟咏酬唱或者贵族沙龙和咖啡馆里那种纯精神性活动，但是在文学与接受者之间的基本审美关系并没有改变，文学的价值最终还是要通过接受者的审美过程而得到实现。这就意味着，文学创作固然要依赖消费规律，要进入市场化运作之中，但是消费规律与市场化运作最终却是要由消费者群体的口味来决定的。这表明，在文学本来遵守的审美法则与后来才有的商品法则之间存在着某种相契合之处——有品味的、受到大众欢迎的作品也就能够在市场化运作中获得最大的成功。于是文学理论的用武之地就出现了：提升广大消费者的欣赏水平，通过文学的接受来间接地影响文学的创作。如何操作呢？当然是通过真正有水平、有深度并且富于人文关怀的文学研究来实现。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这就意味着，文学理论的研究者必须懂得“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究竟意味着什么。如前所述，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康德所谓的以人为目的而不是以人为手段，也就是以人为本。如果一种文学理论能够做到以人为本，从每一个生命个体的生存、利益、幸福、发展的角度出发来建构自己，那么它就会得到人们的普遍接受，从而培养起一种普遍的接受心理，最终必然会表现于具体的文学创作之中。无可否认，在文学理论为人们所接受的过程中，教育——从小学到大学以至于成人继续教育——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应该认识到，在一个人的审美趣味的形成过程中，教育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这就要求着文学理论必须从少数专业人士的书斋中走出来，必须介入到被阿尔都塞称之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具体运作中去，即通过一切可行的方式去影响广大文学接受者，进而借助于消费规律来引导文学创作的方向。
第三、理论本身所固有的反思性是它获得新生的最可靠的保障。理论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能够将一切都作为对象来思考，包括它自身，这就是理论的反思性，理论的这种反思性来自于人的意识与自我意识这种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固有特性。任何具体理论都是面对某一特定对象和具体的社会需求而言说的，因此就至多带有某种“有限的合理性”，随着言说对象的变化，这种理论必然会因过时而陷入危机[8]。但是理论的反思性品格使它可以迅速将自身的处境作为对象来反思，从而找到超越之途。人类一切伟大的理论几乎都是在这种反思中产生出来的。例如，没有对笛卡尔为代表的唯理论哲学与以洛克为代表的经验论哲学各自理论误区的双重反思，就不会有康德的伟大哲学；假如没有对黑格尔庞大体系的深刻反思就不会有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而没有对黑格尔与费尔巴哈各自局限性的双重反思也就不会产生更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文学理论而言，假如没有对宋学语境中产生的那种“以理为主”、“以意为主”的诗学观念的深刻反思，也就不会出现《沧浪诗话》这样影响明清数百年诗学发展的重要著作；假如没有对存在主义诗学的深刻反思，也就不会出现结构主义诗学，而没有对结构主义的反思，也就不会产生后结构主义。由此可见，反思常常是理论获得新的生命力的契机所在。文学理论只要保持这种反思的品格就一定可以找到超越困境的途径。
第四、时至今日，人们依然需要在理论上把握外部世界。如果说古人出于对世界无限性的恐惧而创造了理论思维，那么今天人们为了更准确地了解世界依然需要理论的帮助。因为不管人类的科学技术发达到何种程度，相对于宇宙的无限性来说，人的能力都可以小到忽略不计的程度，对于宇宙的压迫，人们依然怀有深深的恐惧与好奇，而且人们从来都不仅仅满足于在世界之中感受和体验世界，他们还需要站在世界之外来审视世界，这就需要借助于理论了。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理论界出现的一切的迷茫、焦虑、困惑、甚至绝望的情绪以及怀疑、解构、消解、颠覆的言说指向都不过是理论寻求新的突破与超越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伴随物而已，这很有可能恰恰是新的理论形态出现的助产士。根据历史的经验，人类精神不可能永远处于自我迷失之中。
第五、人类永远不会放弃理想，而理想是需要理论话语来支撑的。20世纪以来的西方思想理论中固然充满了怀疑主义情绪，特别是后现代主义盛行以来，人们更是除了对自身的当下存在或纯粹的个体存在有关注的兴趣之外，对其他事物都不大有热情了。但是这只是暂时的情况，人类的精神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如此消极的状态之中。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随着社会制度的不断合理化，随着人类各种文化系统的不断融合，各种新的、更加富于激情和浪漫色彩的理想主义精神必将诞生，而伴随着这一过程，文学依然还会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一旦文学和文学理论重新找到自己的价值依托，他们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重要性就自然会同时显现出来。
第六、文学理论还可以通过扩大自己的关注范围来获得存在的意义，形形色色的消费文化现象都可以作为文学理论研究的对象，就是说，文学理论可以和文化研究这样关注当下各种文化现象的研究路向联姻。
总之，对今日的文学理论来说，危机是存在的，出路也同样是存在的。








[1] W﹒沃林格：《抽象与移情》，王才勇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18页。

[2] 在这一点上原始神话、巫术都具有同样的功能，人类的理论思维方式与艺术思维方式都是在神话与巫术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的。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弗雷泽的《金枝》与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等著作。

[3]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页。

[4] 我们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是狭义的，指作为社会控制手段的观念系统。

[5] 参见麦基编《思想家》之第四章、第五章，三联书店出版社，1987年版。

[6] 在汉代经学语境之中，“通经致用”是主导观念。而“以《禹贡》治河，以《春秋》决狱，以《三百篇》当谏书”（皮锡瑞语）亦为普遍存在之事，故而《毛诗序》美刺讽谏之说并非无根之谈。

[7] 例如人们用进化论的眼光来看待文学的历史演变，将文学史解释为从低级向高级越升的过程，这就是典型的科学理论思维的产物。

[8] 以往的理论经常犯的错误恰恰是忘记了这一点，往往误以为自己所揭示的乃是千古不变的永恒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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