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史学的殿军”章学诚

教师之友网

“浙东史学的殿军”章学诚

http://www.sxywh.cn  时间：2012-7-26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人，是清朝著名的史学家和教育家，中国古代最后一位著名史论家。他不仅继承了浙东史学注重史学研究的优良传统，而且在史学领域创立了自己的尚意史学理论体系，对清代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而后世称他为“浙东史学的殿军”。 章学诚出身于读书人家庭，少年时酷爱文史书籍，且能举其得失。后寓居北京，游于内阁学士朱筠之门，得以遍览群书，并与钱大昕、邵晋涵、戴震诸名流往还甚密，讨论学术源流及异同。乾隆四十三年（1778）中进士，其后历主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讲席，纂修和州、永清、亳州等方志。后来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器重，入其幕参与《续资治通鉴》纂修，又主修《湖北通志》。晚年将家眷从亳州接回会稽，自己则离湖北而游扬州、安庆、桐城等地，继续从事讲学与著述。章学诚的著作甚丰，主要有《文史通义》、《校雠通义》、《文集》、《乙卯札记》、《丙辰札记》、《史籍考》等，其《和州志》、《永清县志》等也很受世人推重。著作后人编为《章氏遗书》。 《文史通义》内篇6 卷、外篇3 卷，是章学诚自35 岁时始着之书，经20 余年的竭思尽力，积文而成，是章氏探讨古今学术、文史、教育等文章和论学书的汇编，凝结了章氏的毕生精力和思想精华，可以说是章氏的代表作。这部著作，对清初以前的史学从理论上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并提出了许多史学新观点，把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推进到最高阶段，是堪称能与唐刘知己《史通》匹敌的第二部史学理论巨著。 第一，“六经皆史”的学说。《文史通义》开卷便宣称“《六经》皆史也”，以为《六经》皆属先王的政典，记述了古代的典章制度，说明史之源起先于经，并且指明经术乃是三代之史而为后人所重视，提出学术必须“切合当时人事”。这个命题的提出，源自章氏史学“经世”的思想，不但将史学的产生上溯至《六经》之前，而且扩大了古史研究的范围，对先秦史学史和史料学的研究作出了贡献。 第二，欲为良史，必具史德。章氏发展刘知几的史学理论，于“才、学、识”之外，提出“史德”问题。他认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着书者之心术也。”这是说，史家治史要有尊重历史真实的基本态度，即“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态度。这是“欲为良史”的基本条件。 第三，有“史意”方能“别识心裁”。在章氏看来，“史识”是史家的具体论断，“史意”则是史家的思想体系，即作史应有创新，成“一家之言”。他把“史意”的思想概括为：一是明大道，二是主张通古今之变，三是重家学，四是贵独创。基于这种观点，章学诚把古往今来的史书划分成两大系列，一是撰述，一是记注，而“圆以神”、“ 方以智” 则确定了史学的两大宗门。“圆”指体例上的灵活变化，使之能充分反映历史认识；“方”指体例的严整有序，使之能储备、容纳尽可能完备的历史知识。“圆以神”的撰述和“方以智”的记注各有优缺点，不能相互代替。这是史学“心意”和“别识心裁”的具体要求。 第四，方志“乃史体”。我国方志起源很早，但把方志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提出系统的理论主张，始自章学诚。梁启超把他誉为中国“方志之祖”、“方志之圣”。改革开放后中国修志热潮兴起后，他的方志学说还被用来当作启蒙理论学习。章氏不但对方志的性质、内容、体例等问题有独到的见解，而且将其主张贯彻于具体的编修方志的实践中。他认为，方志“乃史体”，与地理不同，二者不能混淆，这就从性质上划分了方志与地理的区别。至于方志的内容，章氏认为，它既然属历史，专载一方，就不应只重地区沿革，而轻一方文献。因此，在体例上，他主张方志立三书，即记载大事记和人物的“通志”、记载典章制度的“掌故”、记载文献诗文的“文征”，以及作为附录的“丛谈”。为了征集文献资料，便于编修方志，章学诚还提出了各州县建立志科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