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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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 2009年06月02日　 作者：黄朴民　　来源：人民日报

黄朴民 　　思想史是最深层次的历史。人的活动产物（物的历史）只有通过人的活动才能了解，而人的活动（事件的历史）只有通过人的思想才能说明。可以说，只有进入思想史这个层次，人们才有可能完整理解人类历史的本质。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着力的重点。在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并形成鲜明的特色。 　　成果丰硕 　　新中国成立以来，众多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者以强烈的问题意识为导向积极开展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出版了一大批具有较高质量的学术专著。 　　就通史型专著来说，主要代表作有：侯外庐等人的《中国思想通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发展史》、杨向奎的《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孙叔平的《中国哲学史稿》、萧萐父和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冯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张岂之主编的《中国思想史》和《中国思想学说史》等。近年来，学者们还先后推出一大批专题性思想通史专著，如姜广辉主编的《中国经学思想史》、吴怀祺等主编的《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刘泽华等主编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赵国华的《中国兵学史》等。另外，由匡亚明主编、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的多达200种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也具有独特的价值，受到学术界推崇。 　　儒家、道家与道教、佛教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主体，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因此也合乎逻辑地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重中之重。这些研究涌现出不少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成果。比如，在儒家研究方面，有庞朴的《儒家辩证法研究》、侯外庐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杨向奎的《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陈来的《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张立文的《朱熹思想研究》和《宋明理学研究》等。有关老庄道家研究，有张恒寿的《庄子新探》、陈鼓应的《庄子今注今译》和《老子注译及评介》、刘笑敢的《庄子哲学及其演变》、崔大华的《庄学研究》等。有关玄学思潮研究，有汤用彤的《魏晋玄学论稿》、汤一介的《郭象与魏晋玄学》、王葆玹的《正始玄学》等。有关《周易》思想研究，有高亨的《周易大传今注》、金景芳和吕绍纲的《周易全解》等。有关佛教思想研究，有汤用彤的《隋唐佛教史稿》、吕澂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方立天的《佛教哲学》等。有关道教思想研究，有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史》、胡孚琛的《魏晋神仙道教》、任继愈主编的《中国道教史》等。这些著述体现了所在专题范围的前沿研究水平，对于深化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有着重要作用。 　　史料发掘 　　史料始终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王国维认为，自古以来任何一种新的学问之始起，大都由于史料上的新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之所以能得到不断深化，直接得益于思想史新史料的发现与利用。特别是地下文献的发现，对于记载简略、文献贫乏、聚讼纷纭的先秦两汉思想史而言更具有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新发现的史料很多，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湖南长沙马王堆帛书﹑湖北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楚竹书﹑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清华大学收藏的战国竹简等。它们的价值以及对深化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意义十分重大。如银雀山汉简对于认识和重估中国古典兵学思想意义重大，使历史上笼罩在《孙子兵法》一书上的作者与成书年代问题的迷雾得到彻底澄清；郭店楚简对于考察儒道关系的演变作用至巨，其《性自命出》诸篇使得孔子至孟子之间的先秦儒学传承关系得到明晰梳理，《太一生水》诸篇帮助人们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地认识和理解儒家与道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马王堆帛书对于探求黄老道家学派的本相、恢复《老子》一书的原貌起到关键性作用。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又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楚竹书所涉及的先秦古籍近百篇，从已经公布的《缁衣》、《性情论》、《诗论》等篇的内容来看，不仅可以用来与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等篇章对校，而且对于深化对先秦两汉时期学术思想发展源流与嬗递、儒家思想基本命题的认识也大有裨益。有学者认为先秦两汉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正在迈入所谓的“简帛时代”，提倡“重建中国古典学”，“重写中国学术史或思想史”。这样的评价虽然还有待商榷，但是新近出土的文献资料对于弥补传统文献记载的不足或印证传世文献的真伪，深化先秦两汉思想学术史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无疑将起到重要作用。   　　范式转变 　　在一段时间里，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在方法上曾存在教条理解和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观点与方法，按唯物或唯心的标尺来简单划分思想史人物的阵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臧否评骘，予以价值评估。在研究对象与范围上，则存在着重视精英人物﹑忽略大众群体，重视个案分析、忽略思潮综合，重视文献名著、忽略边缘资料的种种局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历史唯物主义认识与运用的科学化、理性化，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无论是在理念整合﹑价值取向方面还是在范式建构﹑语境营造方面，都呈现出崭新气象，超越了思想史人物或学派定位上的唯心与唯物的简单对立、思想学说评价上的进步与落后的简单定性、思想与社会互动关系上的刺激与反应的简单模式，使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焕发勃勃生机。这表现为：一是过去相对薄弱的研究环节得到了有力加强。学者们在继续重视对先秦诸子、宋明理学、清代学术研究的同时，普遍加强了有关秦汉学术思想、魏晋玄学思潮、隋唐思想文化、明清实学的探讨，推出一系列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教与道教文化研究方面的论著。二是许多新的学术见解纷纷涌现，并在学术界产生一定影响，使陈陈相因的思维方式与基本理念在潜移默化中发生变化，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深化与发展。三是学者们在继续加强对精英思想文化研究的同时，日益重视对历史上普通大众思想文化的考察。诸凡民间文化、风俗习惯、祭祀信仰、民谣民谚等均已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对象，从而大大丰富了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内容。四是沟通古今，注重从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中寻求启迪，弘扬人文关怀精神，为现实社会活动提供借鉴与服务，正在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者的自觉意识。   　　交流加强 　　新中国成立以来，除了中国大陆，其他地区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也多有建树。但在改革开放之前，相互之间的学术交流相对较少。这种局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得到全面改观。 　　在改革开放背景下，不少港台地区学者的重要专著被引入内地，如钱穆的诸多相关著作、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和《中国艺术精神》、牟宗三的《心体与性体》和《才性与玄理》等。它们在内地出版发行后，曾引起较大反响，这不仅仅是因为其观点具有新意、令人耳目一新，更是由于其研究方法新颖独到，为人们认识中国古代思想史的面貌、特征及其演变规律提供了新的方法和途径。 　　与此同时，对外文化交流趋势日益强化。国外学者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关注以及积极参与，使得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打开了更宽阔的视野，成为国际性的学术主题。一些国外学者用自己母语撰写的有关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论著也多有被译成汉语出版，如美国学者艾兰的《水之道与德之端——中国早期哲学思想的本喻》、史华慈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以及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英国学者葛瑞汉的《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法国学者谢和耐的《中国和基督教》等。 　　一门学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国际化因素的有无或强弱，文化的多元对话﹑文明的异质互补对于探索中国古代人们的精神家园尤其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海外学者的研究，恰好为我们进一步深化研究、保持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主体意识与本土特色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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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古代朴素的素质教育观念 　2006年02月24日　 作者：张静凡　　

一　“有教无类”与面向全体学生 　　孔子一生最大的行径，就是开科授徒，而孔子的开科授徒并非选拔式的，而是“有教无类”。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人天生的资质也许不平等，但这种不平等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只要努力，每个人都能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孔子的这一思想，正与今天的素质教育思想异曲同工。 　　子曰：“有教无类。”孔子认识到“学”的重要，所以发这种宏愿。 　　孔子之后，朱熹特别强调了教育的作用在于“变化气质”，他认为“为学乃能变化气质耳。”通过教育便能够“变化气质”，“气质之性”有清有浊，有善有不善，只有通过教育来澄浊为清，去不善而从善。 　　“理”是永恒不变的，“气”是可变的，学为圣人就必须以“理”胜“气”，变“气质之性”为“天地之性”，“变化气质”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朱熹的这一观点还包含另一层意思，只要施教，那么人人都可以变好，都能自立，而不再有贤愚善恶的区别。 　　这是自孔子以来，古代教育家一脉相传的对人类、对教育的强烈的信心，而我们的素质教育，也同样需要这种精神。 　　二　全面发展与春秋礼乐 　　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在《论语》中比比皆是。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己。” 　　孔子的教育思想，构成了他教育体系的主干。 　　而他对于美育的见解，也有过人之处。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子曰：“小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追求音乐的妙谛以至于“三月不知肉味”，足见其对音乐的重视。 　　孔子用以教徒的教育材料中，《礼》是讲礼仪规矩的，属于德育范畴；《乐》是音乐教育，属于美育的一方面；孔子的晚年编订鲁国历史《春秋》，向学生讲授历史，这与我们今天的中小学忽视历史教育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三　主动发展与“各言其志” 　　《论语》中的《卷六，先进第十一》，为今天的素质教育提供了非常好的借鉴，孔子让四个学生各自说自己的理想。 　　四人中，有人说，“千乘之国……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有人说，“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有人说，“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有人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如果抛开孔子对这些人生理想的评价，单从这一做法来看，孔子是相当重视学生的个体主动性的，而素质教育的第三要义就是让学生主动发展，只有让学生主动发展，人才规格才会有多样性，如果都是机械被动地发展，那将来都是一个模式。 　　关于主动发展，唐代柳宗元、宋代的王安石也都有着独到的见解。柳宗元认为，教育学生的根本方法是“不害其长”，不要妨碍其自然的成长。要按照自然规律教育学生，即“顺天之木，以致其性”，不能太过或不及，既不能戕害学生的发展，也不能放任自流。 　　应该说，孔子和许多古代教育家在“面向全体学生”、“全面发展”和“主动发展”等三个层面上的教育理论，有些是互相渗透、互相补充的。 　　在今天素质教育的大前提下，对孔子以及其他古代教育家的教育思想，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加以比较、分析和推理而得到的新认识，可以作为当今教育改革的参照和参考。(作者单位：辽宁省朝阳市教师进修学院《朝阳教育》编辑部，122000) 　　《中国教育报》2006年2月24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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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调新弹】古代教育怎样选贤举能 2007年01月07日　 作者：程方平　

中国的学校教育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管理与评价经验。依据中国最早的古籍之一《周礼·地官》记载，早在周朝之时，朝廷中就已有专门分管文化教育的官员：“立地官司徒使率其属以掌邦教。……小司徒之职，掌建邦之教法。……乡师之职各掌其治乡之教而听其治。……乡大夫各掌其乡之政教禁令。……州长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党正各掌其党之政令教政。……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从中已能看出各级政权对教育的管理职责。 　　自秦汉以后，随着官吏制度的不断健全和完善，对教育的管理也不断细化。礼部和吏部是主要对口管理教育的主管部门，前者偏重于学校教育的管理和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与后者协作控制人才的测评和考核；后者则主要负责人才的选拔和任用，包括对教育官员的监管和指导。到隋唐之时，过去作为教育机构的国子监成了官学系统的专管机构，各类教育人员、教材、专业和学校规章制度均以国子监的规定为准。此外，在一些职能部门内部，也确立了相应的教育与培训职能，如在医学、建筑、天文、历法、手工业、兽医、农业等的专管部门中，均有关于教育和培训的专职官员、专门的教材和对口的考试标准。 　　在地方上，除了学政和教谕等专职的教育官员注重教育的发展外，地方上的知名人士和德高望重者也是监督和促进地方教育发展的重要社会力量。与此同时，教育的兴衰也是考查地方官政绩的主要方面。因此，化民成俗、移风易俗、广建学校便成为衡量一个地区整体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通过这种目标管理，教育的发展便与社会的整体发展结合了起来。在上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人试图通过发展教育进行乡村整体改造的想法就主要是源于这一传统。 　　对教育的评价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人才的评价，即对教育成果和考试结果的评价。其源头也可追溯到上古时代。根据最早的文献《尚书》和《左传》记载，在尧舜时代就已经出现了选贤举能的做法，当时评判贤德人才的主要标准是“在知人，在安民”，“克（能）明俊德，以亲九族”。当时尧欲禅让帝位，听说舜虽地位卑贱，但很聪明能干，就在退位之前对舜“历试诸难”，最后不但非常满意，还将两个女儿都嫁给了他。 　　有此作参照，历代王朝在选贤用能、品评人才方面均作出了不断的探讨，并对选举考试制度进行了不断的改造。从先秦时的权贵世袭、军功封赏到汉代的辟举、三国魏晋的九品中正以及隋唐确立的科举，对人才的学识水平和实际能力日趋看重，学校的教育水平也在整个社会的人才评价中得到检验。在评价考试中除了测试学子对经史子集的熟练掌握程度外，也逐渐涉及许多其他方面的知识与技能，包括设武举以招军事人才，开算科以招算学人才，设特科（或称“制举”）以招管理类、经济类、艺术类、科技类、学术类等的“非常之材”，并通过政府的职能部门广泛搜集相关的管理与技术人才。甚至对于退隐避世的人才，朝廷也有探访求贤的机制与渠道。 　　对于学校和教育者的评价，官方主要是依据社会的认可程度和学术界的评价，包括其毕业生社会地位与社会影响，以及学校教育所体现的教育理念、学术追求和教育水平。春秋时，在诸子百家中儒墨两家并称显学，就是因为其门徒众多、学问独到、教学有方、桃李遍布天下。从唐末五代出现、繁荣于宋元时期的书院，在开始时多为著名学者在民间创办的具有民主讲学性质的教育机构，对文化的发展和教育的进步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并得到社会与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其规模与数量也大大超过了官学的发展水平。为此，政府采取了因势利导的政策，支持、引导、甚至逐渐收编，使书院很快成为了官学系统中教学形式颇为灵活的学校教育模式。（作者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教育报》2007年1月7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