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记忆2012·致敬历史记录者”致敬典礼昨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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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记忆2012·致敬历史记录者”致敬典礼昨揭晓2012年11月19日

来源：凤凰网文化






中国首个开放性公共历史节“历史嘉年华”圆满落幕
11月18日晚，“国家记忆2012·致敬历史记录者”致敬名单在京揭晓。为期5天的“历史嘉年华”顺利结束。
自2010年始，《看历史》发起、组织一个由知名学者、媒体人组成的评委会，并结合网友投票，发布“国家记忆·致敬历史记录者”致敬名单，获得了热烈的社会反响。今年是第三届。
《看历史》主编唐建光说，近一百年来，我们在向前奔跑的同时，对国和家的记忆，有太多的遗忘、遮蔽甚至歪曲。而幸运的是，在当下中国，有为数众多的人，勇于承担抢救历史记忆的责任。
“他们参与发掘、记录、整理、研究，参与教育、传播、动员，参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他们坚信并践行：每一个人的命运都值得记录，每一份抵抗遗忘的努力都值得尊重，历史记录需要公众参与、公共立场，需要传播和共享。他们尽自己的心力，默默耕耘。他们是这个时代当之无愧的精英。我们有理由向他们致敬。”
2012年11月14日至18日，“历史嘉年华”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首个开放性的公共历史节，由《看历史》杂志和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主办，国际金融博物馆联合主办，沱牌舍得酒业特别支持，众多历史及文化机构共同参与。
为期5天的“历史嘉年华”，包括预热、讲述、表演、展览、国家记忆主题论坛、国家记忆致敬典礼5个版块共16场活动。100多位各领域人士分享了他们的观念和故事，2000多名历史文化爱好者参与。
“我们旨在提供看得见的历史，听得见的历史，摸得着的历史，让人们的眼睛、耳朵、身体、心灵完全触动，充分互动。”历史嘉年华总策划杜兴称。
预热活动“历史相对论”辩论会之“梁启超之问”，围绕“走向现代或回归传统”、“中国需要‘公知’吗”、“民国范儿的正反面”等话题展开。“历史相对论”是《看历史》杂志发起并将持续主办的活动。“历史越辩越明。辩论的目的在于交换并展示优质信息。”杜兴说，“辩论者的观点有意义，但同样有意义的还有辩论规则的摸索，以及辩论习惯的养成。”
“博物馆的公众传播，艺术品的时间价值，纪录影像中的流动人群，历史公开课--重学《鸦片战争》，万里盐路--离不开的中国滋味，感谢苞谷--改变中国的玉米，金道锡行--青铜时代的资源流动，传统o土地o变革等等主题讲述活动，每一场我都非常喜欢。”从郑州专程来京参加“历史嘉年华”的观众赵小毛说。
音乐人洛兵表演的“拨动记忆”民谣弹奏专场，歆舞界-艺术实验室表演的舞蹈剧场作品《活着就好》，以及中英金融史特展、“故纸温暖”--民国最美图书私人典藏展等展览，也给历史爱好者以极好的视听享受。
11月18日晚举行的“国家记忆2012o致敬历史记录者”致敬典礼是“历史嘉年华”最后一场活动，一百多名历史、传媒、公益、企业、政府等各界人士出席。典礼现场揭晓了“国家记忆2012·致敬历史记录者”致敬名单，获奖者领奖并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和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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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记忆2012·致敬历史记录者”致敬名单
年度历史图书
获奖者：《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
年度历史写作（媒体）
获奖者：《南方人物周刊》：《1959-1961年的大饥荒记忆》
年度历史纪录片
获奖者：《先生》（制片人邓康延）
年度公民写史
获奖者：李玉谦
年度历史博物馆
获奖者：中国金融博物馆
年度历史记录者
获奖者：野夫
年度历史行动者
获奖者：关爱老兵网志愿者
年度特别致敬
获奖者：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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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共分十章，采用由近而远的倒叙方式，把俄国历史上几个典型的知识群体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做了独到的解释，另外还对两个不同时期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索尔仁尼琴和高尔基进行了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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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托雷平改革与俄国知识界的保守思潮





作者简介
　　 金雁，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秘书长。
　　 主要著作有
　　 《从“东欧”到“新欧洲”：20年转轨再回首》
　　 《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与思想变迁》
　　 《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
　　 《新饿乡记程》
　　 《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
　　 《火凤凰与猫头鹰》




目录
第一章 倒转“红轮”--索尔仁尼琴与俄国的“分裂教派”传统
第二章 破解“高尔基之谜”--大起大落的高尔基
第三章 百年“路标”--背负十字架的知识分子
第四章 “路标人”对“单色系”解释体系的挑战
第五章 奇特的俄罗斯“贵族”制
第六章 俄罗斯知识分子中的“狐狸”--贵族知识分子的形成及其特点
第七章 “平民知识分子”的僧侣社会背景
第八章 “刺猬”代表人物的成长历程
第九章 俄罗斯知识分子中的“工蜂”--“第三种知识分子”的社会实践
第十章 解开“俄罗斯之谜”的钥匙--俄国思想史上的“分裂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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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记忆作者：金师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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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背後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2-07-16

紀錄片《先生》的制片人 鄧康延 　　中評社北京7月16日訊／對十集紀錄片《先生》的制片人鄧康延而言，對民國精神的守望，對教育的支持，也是對未來公民社會的期待。他說：“我就是想回到小學課本一樣的常識。” 先生 時代的背影 　　2012年07月13日13:59　 　　一種稱謂，一部紀錄片，一種期許 　　“先生”二字，無論今日應用得如何廣泛，但在鄧康延這裡，它是“一種稱謂，一部紀錄片，一種期許”。由深圳市越眾影視公司出品的10集紀錄片《先生》，分別以蔡元培、胡適、馬相伯、張伯苓、梅貽琦、竺可楨、晏陽初、陶行知、梁漱溟、陳寅恪10位大師為傳主，穿越時空，再現先生們的人生歷練、思想倫理和個性修為。 　　再不紀錄人去景失 　　記者/劉春甫 　　鄧康延，曾任《鳳凰周刊》主編，現為紀錄片製作人 　　胡適，字適之，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曾擔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1939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 　　台灣作家張大春為《先生》題字：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梅貽琦，字月涵，師承張伯苓，有學生沈從文、楊振寧、汪曾祺等，1931年出任清華大學校長 　　梁漱溟，國學大師，有“中國最後一位儒家”之稱 　　竺可楨，字藕舫，氣象學家、地理學家，擔任浙江大學校長13年 　　記者：拍這部片子，您感受最深的是什麼？ 　　鄧康延：每一位先生都是個性分明、風骨卓然的，不管是早早去世的、留在大陸或去了台灣的。每個人都足以輝映後世。他們有跨越中西的學養、端莊的人格，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們是活生生的，有個性、有癖好、有擔當，在兵荒馬亂或是浮華喧囂中，保有民族文化的定力。他們的普通生活記下來都栩栩如生、熠熠生輝。這不是裝出來的，或被人做出來的，他們入世又出世，渾然天成。 　　記者：您從他們身上主要看到了一種什麼精神？ 　　鄧康延：胡適的儒雅理性可能遭激進主義一派罵，梅貽琦點滴務實辦校又可能讓人小瞧，晏陽初的俯身鄉村平民教育可能會讓現今名校教授們不屑一顧。比如說梅貽琦後來辦新竹清華，不求大只求符合教育規律，先辦研究所，扎扎實實辦到現在，在世界的大學排名，遠超過規模、人力、國家投入都大得多的北京清華母校。紀錄片就是要擺事實，少講道理。 　　記者：在中國目前的環境下，拍紀錄片其實是不賺錢的，您是如何一直堅持的呢？ 　　鄧康延：我會告知公司新來員工，這不是個賺錢的行業，能維持拍片就是贏。紀錄片是時間的沉澱，時間越長越耗力耗錢，而其價值也在時間的推移中顯現。難，拍的人就少；拍的人少，就越發需要。一些人或事再不記錄，就可能人去景失、混沌一片了。此外，實際操作中，政策上的規條，內容上的不及電影電視劇的花哨輕鬆，播出上的平台稀少，播出收入低廉的收支失衡，都是紀錄片的困境。好在有深圳的文化基金補貼，一些企業友人贊助，我們再做點商業片勉強維持。業內友人看我們已做了上百集片子還能喘氣，已覺得像奇跡。 　　記者：《先生》之後接下來您準備拍什麼？ 　　鄧康延：10集《先生》是說人，下一部10集《教育啟示錄》是說事，希望能對當下教育有所觸動。已啟動的10集《黃埔軍校》是我們與深圳廣電集團聯合出品、與台灣紀錄片前輩陳君天先生聯手製作的。還有12集《民間》，梳理本城的各類民間組織和機構，他們走在國內城市的前面，是公民社會的雛形，是社會變革的力量所在。民間力量當然應該有民間影視來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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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的時代過去不久

　　上周六的時候，在家接到鄧康延的電話，邀請我一起來北京看《先生》的首映。最近的他正在忙著宣傳他的這部紀錄片，幾乎每天都要去一個城市。而正在央視紀錄片頻道熱播的《發現上校》則是他的上一部紀錄片。

　　紀錄片《先生》歷時近10年醞釀，兩年多籌備、近一年拍攝，在拍攝的過程中，鄧康延說整個團隊都深受先生們的教誨和啟發，如同學生上了一課。

　　拍攝這部紀錄片的想法要追溯到十多年前，那時的鄧康延有了中國文化名人的想法，鄧康延說，孔子、孟子那些先生離今人太遠，而蔡元培等大師的時代過去不久，先生們的背影依稀還可以望見。

　　此前，鄧康延所著《老課本 新閱讀》一書，附帶鄧康延的閱讀解注，掀起了一股極盛的老課本關注熱潮。“這些老課本很多都是胡適、蔡元培等編寫，現在再讀這些百年前的老課本，我們都能感受到他們的體溫。《先生》與老課本一脈相承，我們看完了那個時候學生們的文字課本，想看看他們身後的先生。”

　　鄧康延眼下正忙著紀錄片《先生》的後期製作，10位民國先生大部分是當年的大學校長和教育大師。為何先選這些先生呢？鄧康延說：中國當下尤其是教育，缺乏一種做人做事的榜樣風範，希望這個片子能鏡鑒今天。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他在微博上征集應拍攝哪些先生，大家反響熱烈，足以擔當立傳的一下子就列出五六十個民國大師，反倒是當代的沒有一人被推薦，恰印證了“錢學森之問”。鄧康延說：我們這一代不反思，後代就要罵了。

　　陳丹青在接受劇組採訪時，指著那些民國先生們的照片說，現在頂尖的學者即使穿著他們的衣服，也沒有那種氣質了。他說要用一個詞形容這些先生，就是兩個字“耿介”。有一天，鄧康延正開著車突然為《先生》想到一句定位語，生怕忘了，趕在紅綠燈下幾筆記下：“他們的背影，讓我們看到民族的正面。”

　　溫暖又憂傷的拍攝過程

　　“《先生》的拍攝過程，充滿了溫暖，又透著憂傷。和故人故國對話，給了我很多的力量。”鄧康延說。

　　30分鐘一集的紀錄片裡，鄧康延希望可以將每一位先生的思想理論、救國情懷以及人生轉折盡可能記錄下來，並通過採訪先生周遭事物、後人以及研究者去呈現他們的真實風範。這是一部良苦用心的紀錄片，鄧康延在紀錄片中體現了自己願望“我希望《先生》有一點功能性的東西，讓它成為實用教育榜樣”。也正是如此，鄧康延對於該片製作也極其嚴謹。在確定了先生名單之後，鄧康延請來了一批學者作家為紀錄片撰腳本和做顧問。同時，著名的導演高小龍和高群書也主動請纓參與到《先生》的拍攝。在最終成型的紀錄片中，胡適一集和張伯苓一集由他們完成，陳寅恪一集則由紀錄片大家王韌主導。餘下六集由前鳳凰台編導錢喻任總編導。

　　“今天的《先生》雖然還未播出，卻有多家媒體採訪，我要強調，這是這個團隊的所有人的努力。”鄧康延說。前後一年的時間裡，《先生》的腳本成型，但是到了紀錄片導演的手裡，這些腳本雖然文字好，但卻缺乏紀錄片所需要的電視化的語言。於是借鑒原來腳本的文字，編導們又重新創作了一遍。“不同的導演有不同風格，我對導演非常尊重，也必須讓他們放手去做。作為制片人，我要求他們盡量把先生們的性格和對社會的認知表現出來，也盡量把他們為教育帶來的精神成果表現出來。”鄧康延說。

　　高小龍拍攝胡適，他在北京找來一位形似胡適的演員，再現“胡適之路”的場景。“他來回去了胡適家鄉3次，還去了台灣，拍了100多個小時，紀錄片中只需要30分鐘。難以割舍之下，又做了一個100多分鐘版本，期盼能進影院”。

　　“高小龍拍完了胡適後說，自己也受到了很深的影響，變得不那麼急躁，學會了謙卑和寬容。”鄧康延說，“錢喻帶的團隊穿行大半個中國先調研再實拍，錢喻後來感慨，越深拍越被先生感動，每天都有新的發現。”

　　在鄧康延看來，有些紀錄片再不拍，就來不及了，可能連當事人都沒了。“拍《先生》的時候，很多先生的學生兒女都幾乎不在了，很多地方成了盲區。我們這一代不趕緊撿起來，後人就更不知道了。”拍攝結束後，有好幾位老先生離世，有很多熟悉的人和事會漸漸消失，鄧康延感嘆，這是紀錄片的遺憾，也是紀錄片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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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鄧康延 回歸常識  
  
　　2012-07-10 09:12:04　新京報　作者：劉雅婧

　　對鄧康延而言，對民國精神的守望，對教育的支持，也是對未來公民社會的期待。他說：“我就是想回到小學課本一樣的常識。”

　　 鄧康延，上世紀50年代生於西安，1977年考入西安礦院地質系。1982年開始寫作，出版有各類著作及電視作品。1992年南下深圳，曾任職《深圳青年》策劃總監、香港《鳳凰周刊》主編。現為深圳越眾影視公司董事長，主要從事紀錄片製作，作品有《尋找少校》《發現少校》《深圳民間記憶》《先生》等。

　　為了記錄片的拍攝，鄧康延2010年2月在美國國家檔案館查閱資料。

　　拍攝紀錄片《尋找少校》和《發現少校》的六年時間里，鄧康延多次去雲南，在騰衝搜到幾册民國小學國文課本，成為拍攝《先生》的契機。他好奇，“當時的教育之風如此，民國學生和先生都是什麼樣的呢？”於是，說幹就幹，醞釀近十年，籌備兩年多，拍攝近一年，召集數十人組成四個團隊，採訪上百人耗資逾百萬……紀錄片《先生》的前十集，終於於近日出爐。

　　從《深圳青年》到《鳳凰周刊》辦雜誌，再轉行做紀錄片，拍攝遠征軍抗戰系列，深圳民間記憶系列，再到不久前的《老課本新閱讀》和十集紀錄片《先生》。作為50後生人，幾十年對複雜社會歷史的親驗與觀察，最終變成一個簡單的行動綱領：如何講述，如何啟發，如何堅持。對鄧康延而言，對民國精神的守望，對教育的支持，也是對未來公民社會的期待。他說：“我就是想回到小學課本一樣的常識。”

關於《先生》 那些背影，讓我們發現民族的正面

　　《先生》第一個十集的背後，是他所理解的先生和大學，其中，既有“南渡派”也有“北歸派”。蔡元培和胡適的北大、馬相伯的複旦、張伯苓的南開、梅貽琦的清華、竺可楨的浙大，晏陽初、陶行知和梁漱溟的平民鄉村教育、以及陳寅恪的學術風範……由學者作家傅國湧、餘世存、張冠生、熊培雲等為紀錄片寫文本、做顧問。胡適一集和張伯苓、蔡元培兩集托付給導演高小龍和高群書，陳寅恪則由紀錄片導演王韌主導……所有的候選對象，都有文化人的正能量，不可替代，開風氣之先。接下來的第二輯里，魯迅、周作人、林語堂、梁實秋、傅斯年、錢穆、司徒雷登一一列入候選。

　　其中，他最愛胡適，拍胡適時好似聽先生在上課，“有些道理我不認同又沒辦法不佩服”，胡適認為包容比自由更重要，所謂民國期間的文化就是互相對壘中取長補短，達到新的融匯，這樣才會有相對合理的思想和文化體系出現。鄧康延最終敲定的先生形象是一襲長袍背影，清瘦矍鑠，眺望著遠方。他的片頭詞：“那些背影，讓我們發現民族的正面。”

50後是非觀 這種滄桑一定會落到你的生命里

　　在《發現少校》里有個鏡頭，騰衝九千多陣亡將士的墓碑卑微地羅列成排。一旁的館長介紹，很多人的骨灰都混在一塊，想到那些默默死去的十八九歲的軍人，拍攝中的他們淚濕了。“你無法不還他們一個真相”，鄧康延說，如果糊弄歷史，未來就會報復你陷阱。

　　這些年，他看過無數人的歷史。當時下的人們認為社會中堅的50後與諸多時代問題相關，且“非黑即白”的解釋系統非常可疑。他說：“每一代人都沒辦法去代替另一代人，骨子里的東西沒法改變，就像沒有皺紋的老奶奶是很可怕的，這種滄桑一定會落到你的生命里。”從上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每一輩人都形成特定世界觀，更年輕的一代看到的世界充斥著有毒大米和地溝油，非常可疑，所以他們消解崇高。而他們50後，因過去的耳聞目睹和經受的苦難，對非黑即白的事情更敏感。而非黑即白在追尋歷史真相時，也是一種可貴動力。

　　有一回，自己與楊錦麟對飲，聊到下鄉時倆人抱頭落淚，楊曾經恨過那個讓他帶病下地的生產隊老隊長。很多年後，老隊長臨死時，帶著懊悔念著他的名字，他哭了，這是兩個人也是兩代人的和解。他們不是無悔青春，其實很悔，想多看幾本書，不甘心青春耗在這樣政治混亂的時代里，但這經歷又成為他們的鈣質。最近播映的《知青》代表了50後的一種返甜情結，“現在分布在體制內外各個中堅的50後，多是一批上了大學的老三屆知青，都曾經天真熱誠。”而自己和楊錦麟這樣的人是那個時代的批判者。有好友說他偏激，可又認為他活得更率真。“當人們已經懷疑了原來信奉的主義，又找不到新的來支撐，就很可能以物欲和權力作為支撐。”他信奉那句簡單的話，好的制度能讓壞人變好，壞的制度能使好人變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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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先生》再拍《教育啟示錄》反差像刀子割心

　　搜狐　2012-06-28 10:12:13

　　《重回適之路》，是鄧康延擔任制片人的紀錄片《先生》中的一部。

　　恢復高考首年，鄧康延考入西安礦院。畢業分配後任地質工程師，之後南下深圳進入媒體。從《深圳青年》編輯部主任到《鳳凰周刊》主編，鄧康延又成立了以 “ 發現不應被湮滅的人和事 ” 為宗旨的越眾影視公司，專情拍攝紀錄片。

　　從《尋找少校》開始，到《深圳民間記憶》、《發現少校》、《遷徙》、《先生》等，到正在進行拍攝中的《重返野人山》、《黃埔軍校》、《教育啟示錄》……鄧康延說：“看著轉變挺大，其實都有內在的緣由。”

　　一本民國課本引出《先生》

　　2008 年，鄧康延擔任制片人，在雲南騰衝拍攝《發現少校》（今年4月在第 45 屆休斯敦國際電影節上獲得紀錄片競賽單元“雷米”金獎），無意中發現了1922 年騰越小學學生姜兆信的民國課本，課本中的方塊漢字，勾勒出一個與當下截然不同的語境。鄧康延被其深深打動，以此為材撰寫專欄、出版書籍，引發了社會上的 “ 老課本熱 ” ，也由此催生了他醞釀十年的紀錄片《先生》的拍攝：“民國先生，遠去的精神。蔡元培、胡適、馬相伯、張伯苓、梅貽琦、竺可楨、晏陽初、陶行知、梁漱溟、陳寅恪，十人十集，舒展性情、經歷、作為，感性血肉，理性骨骼，莫不傳奇而人性。”

　　知名紀錄片導演馬莉接下了蔡元培、張伯苓的拍攝任務；高小龍主動請纓拍攝胡適；知名紀錄片導演王韌主導陳寅恪—其餘六集則由團隊里原鳳凰衛視的紀錄片導演錢喻、劉碩勤執導。風格雖有不同，精神趨向一致。最終，除了每集三十分鐘、一共十集的版本外，高小龍和馬莉意猶未盡，各自又拿出了八九十分鐘的長版。《先生》未播，已引發諸多關注。鄧康延為此忐忑“這過於高調了”。

　　《先生》的海報設計簡潔、意味深長，大大的“先生”二字之下，是一位身著長衫的先生剪影。除了羅列十位先生的大名外，一句話被賦予除去黑白灰之外的唯一色彩：“他們的背影，一個民族的正面。”

　　回望歷史的最終目的何在？《先生》的介紹中寫明：“為而今一塌糊塗的中國教育立鏡一面，呼喊十聲。”鄧康延說：“當今中國的大學教育讓人心痛，各大學急惶惶攤大餅改名號，十年店都開不下去，何況百年店？我想讓《先生》有一點功能性的東西，就是教育榜樣，讓它實用。這雙鞋不僅式樣好，還要能穿，可以走路可以登山，讓人走得更遠。 ”

　　舊文本全部推翻重來

　　《先生》拍竣後，鄧康延啟動了《教育啟示錄》的拍攝。

　　《教育啟示錄》計劃以“五四“為始，無斷層地談至今日。其中，“家國童年”講“五四新教育的氣象”，“西風烈”說“留學教育”，“鄉村建設”談“農村教育的維度”，“苦難輝煌”贊“民國大學的教育奇跡”，“大師之風”呈現“民國學人的師德師風、師生關係”。此後，教育在“政治與學術的維度”中“失落與喧囂”，再後，“教育革命”、“大學突圍”直至“孔子歸來”。

　　《教育啟示錄》的文本構想圖，已由北京理工大學文學院教授、21 世紀教育發展研究院院長楊東平和他的團隊完成了十之八九。但鄧康延和他的團隊決定推翻重來，這是反覆研討後的決定。“是我之前誤導他（楊東平）了。開始我想讓《教育啟示錄》把過去當作一面鏡子，因為民國兵荒馬亂，教育卻有條不紊，人才源源不斷。後來，跟年輕的團隊碰撞了好多次以後，我們覺得與其談那麼遠的時空，真不如記錄眼下的許多發生，這樣更切中時弊，刺痛我們的肌膚。”

　　和電影、電視劇不同，紀錄片的走向往往會被現實牽引到出乎意料的境地。讓鄧康延感觸頗深的是原本計劃中的一小塊章節：“我們的團隊利用端午假期做採訪、收集資料。北京的小學升初中的考試，原本計劃中是輔助其他內容的一個小環節，但我沒有想到有那麼多的例子，那麼多令人憂傷的故事。”於是，這一小塊章節可能會變成一集。

　　鄧康延說：“一度我不知道這個局該怎樣重新布？今天有朋友說，在一個開放的空間里，哪怕一個小問題能拍深了，就有了縱深。我本想用大致相當的十個大問題梳理教育的脈絡，但我不是教育部長，宏大問題讓他們去解決吧，我們來談一個六年級的學生，每天晚 11 點之前睡不了覺，節假日要去學奧數、鋼琴，只為能考一個好的中學，然後才能考到名牌大學。只有考到名牌大學，才能夠找到如意郎君或如花媳婦，才能找到一個好的單位，最後得到好房子好車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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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這些問題全部攤到桌面”

　　記者拿到了《教育啟示錄》其中幾集的全新腳本，它們的名字看上去有幾分詩意，但描繪的內容或許並非如此。其中，“呵護童年”講的是“幼兒園小學化”、“ 小學初中化 ” 。腳本開頭寫道：“應試教育和‘成功學’，粗暴地綁架了中國孩子的童年；肩負‘成功’重任的孩子們像遭遇寒霜的花蕾，還未綻放，便已枯萎。”

　　在“天梯”的部分，有這樣的文字：“是什麼隔開了城市和鄉村？所有中國人都知道，是一堵看不見的制度的高牆。它是那麼堅固，千萬人甚至幾億人的悲傷和憤怒都無法將它撼動。”這一部分羅列的數據觸目驚心：1980 年代，北大學子三成多出自寒門；2000 年至今，考上北大的農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與上世紀 80 年代相比，普通工人階級子女考入重點高校與普通高校的比例，分別減少了 7.9% 與 5.6% 。

　　“在路上”一集中，焦點集中在南方科技大學。在鄧康延眼中，該校校長朱清時是當下最接近《先生》氣質的人。但腳本中卻又反問：“當理想遭遇現實，僅憑朱清時一人之力，能否攪動積習已久的體制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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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康延說：“看到《先生》里那種血肉豐滿的、風骨倨傲的精神，再看現在教育的這一灘渾水，有時候反差像刀子一樣割人心。”他希望“把這些問題全部攤到桌面，讓大家展開多元思考。在一個開放的空間里，才能去把這些事情一步步地解決。捂著按著，或者像鴕鳥一樣頭鑽在裡面，屁股撅著，只會給後代留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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