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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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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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言获奖之后，在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上出现两极化反应，前者一片赞扬，后者骂声一度占据多数。赞扬一望便知，先不说，骂声可以分析分析。反对的声音主要分两类：一类是不喜欢莫言的作品，认为他的小说写穷荒，写野蛮，写饥饿，写血腥，土气十足，再加上语言飞扬跋扈、恣行无忌，总之看不下去，这类读者其实是审美口味的取向，如此说情有可原，人毕竟都有喜欢什么与不喜欢什么的权利，口味的问题是不必勉强的。另一类呢，是从政治方面非议与抨击莫言，认为诺奖评审委员会是因为政治因素给莫言的奖，这种观点其实是有着对诺奖评审标准的忽视或无知的。始作俑者诺贝尔在遗嘱中，规定将文学奖颁发给“在文学方面曾创作出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杰出作品的人”，在百余年的发展中，评审委员会对“理想主义”的理解与阐释也在随着时代发生变化，大致有从古典美学、人道主义向挑战极权专制、坚守良知与自由的嬗变脉络。这也意味着，如果说近几十年评审委员会考虑政治因素的话，都会把奖项颁给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作家，比如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米沃什、布罗茨基，还有赫塔·穆勒，以及法籍中裔的高行健等。而作为共产党员及在官方机构担任职务的莫言，恰恰与此相反，他不是这样的作家，他是某种意义上的“沉默者”，国内许多人对他的不满也在于此。诺奖评审委员会如果考虑政治倾向，其选择应恰与现在相反，不会把奖项给莫言，现在给了他，如评委所言，只是基于文学标准。我认为，就是如此。

    还有地域因素，诺奖已经很多年没有授予亚洲作家了，虽然是“欧洲文化中心制”，但地域的平衡也是他们考虑的因素，毕竟获奖名单里如果长期只有欧美的作家，有太保守的嫌疑，且会减弱在全世界的影响。外界盛传的今年最终的竞争对手是中国的莫言和日本的村上春树，不知真相究竟如何，但评审委员会对亚洲作家的侧重考虑是明显的。村上春树已经被提名很多年，在国际上的名气要比莫言大很多，且近年来有不少自由主义倾向的言论，但评审委员会选择了莫言而不是他，我想或许是因为村上小说的通俗意味比较重，评审委员会十八位评委的文学口味偏向纯正，未必喜欢这样的作品，当然，只是一种猜测。

    那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行列里，莫言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准呢？可以考察一下本世纪以来的十三名获奖者，既有很有影响力的巴尔加斯·略萨、哈罗德·品特、奈保尔、库切，也有比较冷门的赫塔·穆勒、耶利内克，就作品水准而言，莫言大约能在中间的位置，处于平均水平。也就是说，莫言算不上大师级的作家，但仍是一位优秀的作家。评审委员会的评委是有很好的鉴赏水准的，最起码不会砸自己的牌子。而我们可以看到，诺奖评委会事实上也有某种焦虑心理，他们既把奖项给予世所公认的大家，但从不放弃自己去“发现”尚未得大名的作家，以体现自己的眼光与价值，尽管要冒一定的风险。帕慕克、赫塔·穆勒、耶利内克如此，莫言亦在此列。

    而在国内作家中，为什么是莫言，不是别人？从创作水准而言，与莫言写得一样好的还有贾平凹、王安忆、余华等，在我看来，贾平凹的创作实绩甚至在莫言之上。但为什么诺奖选择的是莫言？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评审委员会的颁奖词：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到一个出发点”。莫言小说的特点首先是很土，乡土气息很浓，但同时也很洋，在于他的表现手法，有魔幻现实，有荒诞，有文体拼贴杂糅；很洋气的写作手法去表现极乡土的内容，对外国读者而言，是既新奇，又少了理解与接受的隔阂的。而其他的中国作家比如贾平凹，作品极好、极厚重，但很难想象外国人能完全读懂他的《秦腔》、《废都》、《古炉》，那么本土化的内容，那么中国式的书写手法，大约是只有中国人自己可以领略其中的好处的；至于翻译，如果有人着意译贾平凹的《秦腔》，很难想象如何措手，难度太大。而莫言的创作根源于他生活的故土山东高密，民间性极强，也受文学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与威廉·福克纳的影响，这在西方人看来显然是比较亲切的，也就意味着，他们从莫言这里，既看到了中国，也看到了他们自己文化的折射。而且最近这十多年中国作家的作品进入海外，最有影响力的当属莫言，他的小说的翻译语种和数量是最多的，读者和研究者也超出了其他作家，这对莫言能进入诺奖评审委员会的视野显然是十分重要的。

    莫言的获奖意味着什么？有两种声音，一个是说意味着中国文学走向了世界，是中国崛起的象征；另一个与此相反，说莫言获奖只是他个人的胜利，没有必要夸大其词往宏观的方面扯。我想，文学的边缘化，中国当代文学创作长期以来就被骂得一塌糊涂，并不会因为莫言的获奖一下子就咸鱼翻身，具有了集体走向世界的资格，它的好处与许多弊端还是摆在那里。说莫言获奖只是他个人的胜利未尝没有道理，写作是一项寂寞的事情，写作者需要独自面对文学创作中所遭遇的所有困难与挑战，他本质上是个人主义者，写得好与坏主要取决于自己的才能与努力。至于说国家实力的上升是否是个因素，这只能是个假设，因为总可以举出反例。比如1966年诺奖评审委员会决定把奖项给中国的老舍，那时的中国闭关锁国，经济上很落后，政治上对外是与西方世界形成强烈的意识形态对立，对内呢，大的运动已经酝酿成熟，文革始发其开端，老舍先生被迫害身亡。当然，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吸引国际社会更多的注意，对中国作家的作品在海外的传播肯定是有好处的，这些因素不能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