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新诗研究的全局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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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新诗研究的全局意义


  蒋登科
   这些年来，随着新诗历史的不断延长，新诗史的研究受到了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除了所有的现当代文学史著作都会涉及新诗之外，还出现了不少研究新诗历史的专著。尽管这些专家在资料收集、体例设计、具体论述等方面都花费了大量精力，可以使我们了解新诗发展的一些情况，但读过之后，我们总觉得，诗歌史变成了“优秀诗人及作品史”，许多具体的人事被遮蔽了，复杂的新诗历史在经过人们的解读之后显得相对单薄，很难在其中感受到风起云涌的动人景象。
　　　要实现新诗史研究的突破，需要众多学者的参与，而且大致要经过个案研究、群体研究、地域研究与总体研究几个层次。尤其是地域研究，是诗歌研究的重要维度。在《诗经》、楚辞时代，北方诗歌的现实主义特色和南方诗歌的浪漫主义特色就十分明显。在现代，乡村文化和都市文化影响下的诗歌存在着差异；发达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诗歌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是不同的；齐鲁文化与巴蜀文化中的诗人有着不完全相同的艺术观念、艺术风格和成就……这些都是诗歌具有地域特征的体现，也体现新诗的多元与丰富。诗歌的地域性研究有时与个案研究、群体研究相结合，推进诗人研究、群体研究的深入。总体研究就是宏观研究，是对整个中国新诗发展的研究。整体研究需要立足个案研究、群体研究、地域研究，才能获得新诗发展的多样信息，才能在广泛的参照中对新诗发展做出客观评价。
　　　在新诗批评史上，诗人研究、群体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成就，出版了不少专著。关于有些诗人与群体的专著已经出现了多部。这种研究为我们进一步开展新诗史的整体研究奠定了基础。但遗憾的是，大陆的地域新诗史研究还显得非常薄弱。这使新诗史的整体研究在把握和揭示诗歌的地域性特征方面还显得比较单薄。
　　　最近，这种情况逐渐开始受到学界重视。吕进主编的《２０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是中国大陆第一部地方新诗史，为地域新诗史的研究开了值得关注的好头。这部５０多万字的著作，从重庆新诗的文化遗传到２０世纪末期重庆新诗的发展状况都有全面涉猎。与“全国性”的新诗史著作相比，这部著作自有其独特与丰富之处。一方面，除了部分在整体性新诗史著作中提到的诗人、诗群外，书中讨论的大量诗人、诗歌事件、活动、刊物等在过去并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而他（它）们在新诗发展中是有其地位与价值的，有的是作为铺垫而存在，其艺术探索的某些方面可以为新诗发展提供启发；有的是因为研究者的遮蔽而被忽略的，比如与郭沫若同时且同过事的邓均吾虽然在初期新诗的诗体建设方面取得了独特的成就，但因为其艺术向度与主流诗歌存在差异而被长期忽略；又比如与何其芳同时的重庆诗人杨吉甫的小诗虽然受到瑞典学者马悦然等的高度重视，却较少得到中国诗学界的关注。另一方面，这部书的地域特色非常明显，通过对重庆新诗的各个时期的研究和对具体诗人、诗论家的打量，我们可以明显看到重庆诗歌与重庆的自然山水、巴渝文化的关系，以及它所体现出来的“传统的先锋”或“先锋的传统”的艺术特色。而且，这部书并不是封闭地研究重庆新诗，而是始终在整个中国新诗的发展框架中定位重庆新诗的发展，在论及抗战时期重庆新诗的第一次高潮时，就谈到了大量诗人聚集到陪都重庆的历史事实，论及了他们在重庆开展的诗歌活动和创作的作品；在论及一些重要的诗人与诗论家时，既涉及他们对重庆诗歌发展的贡献，也谈到了他们在整个新诗发展中的地位与影响。
　　　这样一部地域性的新诗发展史既为“重庆是中国新诗的重镇”这一说法找到了历史的证据，拓展了中国新诗的研究领域，也为进一步撰写更全面、科学的全局性的新诗史著作提供了史料、学理等方面的重要铺垫。可惜，这样的地域性的新诗史著作目前还太少。如果要写出比较满意的新诗发展史，我们还需要大量的类似著作的出现，甚至每个省（市、区）都应该编写一部这样的著作。我天真地期望这种梦想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