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四地第三届当代诗学论坛”研讨会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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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十年中国新诗的回顾与反思——“两岸四地第三届当代诗学论坛”研讨会述要



2010年6月26日—27日，由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中国新诗：新世纪十年的回顾与反思——两岸四地第三届当代诗学论坛”在北京隆重举行。这是“两岸四地当代诗学论坛”继2007年珠海会议、2008年澳门会议以来的又一次盛会。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和美国、韩国、新加坡等地区与国家的新诗研究专家和诗人如谢冕、赵敏俐、洪子诚、王润华、向明、杨匡汉、吴思敬、王光明、简政珍、白灵、萧萧、朱寿桐、郑慧如、孟樊、林于弘、傅天虹、金龙云、江克平、戴迈河、程光炜、唐晓渡、陈仲义、古远清、沈奇、罗振亚、李怡、林莽等70人与会，提交论文50余篇。这是一次高规格、高水平的学术盛会。
此次论坛的主题是“新世纪十年中国新诗的回顾与反思”，在论坛安排的七场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和诗人们回顾新世纪十年两岸四地中国新诗创作与理论的现状，探讨新诗的本体特征与建构策略，并就如何拓展新诗发展空间、寻找新的诗歌生长点，以推动两岸四地新诗创作与理论的深入发展与繁荣展开了深入、广泛的讨论与争鸣。

等待奇迹：为新世纪诗歌把脉

论坛开幕式上，谢冕（北京大学中文系）在题为《奇迹没有发生》的发言中回顾了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诗歌发展态势：“在中国，诗歌如同往常那样，许多人在写，写的很多，但是很少有让人感动的、而且广为传诵的诗”，归结出“奇迹没有发生”的结论，但他并不失望，认为“诗歌是做梦的事业，我们的工作是做梦”，表示要心怀梦想，依然等待诗歌奇迹的出现。谢冕的这种诗歌姿态连同其满怀激情的发言感染了所有与会者。
研讨会上，许多学者纷纷为新世纪诗歌把脉，从正反两方面总结新世纪十年新诗的经验，提出发展建议，试图为未来诗歌的发展寻找药方。吴思敬（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指出“多元共生，众声喧哗”、“不温不火”是新世纪十年中国新诗的基本态势，他欣慰地发觉新世纪以来“在寂寞中坚守的诗人在本真的、自然的、个性化声音中展现新的姿态”，这种姿态聚焦于深刻的人性关怀，此正为新世纪诗歌的优秀品质。杨匡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指出新世纪十年来大陆新诗始终是在辱骂中成长起来的，主要症状有“四化”（商业化、时尚化、庸俗化、粗鄙化）和“四不”（不明不白，不三不四，不痛不痒、不伦不类），他建议从四个维度去建设新诗，即历史文化维度、生命体验维度、特立独行维度、艺术探索探求的维度。罗振亚（南开大学文学院）指出诗坛喧嚣热闹背后的残酷现实是平淡和沉寂，经典诗人诗作精神贫血，形式飘移，“问题”重重；但他也不否认，新世纪诗歌在沉寂中也孕育着一种生长，确立清洁的诗歌精神，介入社会和生活，同时注意打磨艺术自身，都使缪斯充满了希望。黄梁（台湾青铜诗学会）以大陆先锋诗人为焦点透视出大陆先锋诗歌的创作呈现为一幅具有“人之树”象征意涵的整体性文化图景，充分肯定了新世纪十年来大陆先锋诗歌的成就。王士强（天津社会科学院）指出要从新世纪以来诗歌发展中的 “典型现象”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才能继续推进诗歌的发展。也有部分学者表露出对新世纪诗歌的怀疑与忧虑。沈奇（西安财经学院）认为新世纪诗歌可以用“告别革命之重，困惑自由之轻” 概括，指出了新世纪以来新诗“无可选择地被进入到‘自由之轻’和‘平面化游走’的困惑境地，乃至颇有些无所适从的尴尬”，点出了目前诗歌写作过于泛滥、轻浮、轻松、轻率的要害。杨四平（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谈及他对新世纪十年诗歌的印象是“丰富”和“贫乏”，他认为新世纪新诗在丰富的外表下其实非常贫乏。林莽（《诗刊》社）则以诗人和诗歌编辑的现身说法见证十年来大陆诗歌创作“不温不火”的现状和评奖机制的“商业化”内幕，暴露了诗歌环境的恶化对诗歌生态的影响。这些怀疑与忧虑，无疑也是对新世纪十年诗歌弊病的诊断报告，将警醒那些沉醉于诗歌表面“繁荣”的学者和诗人。洪子诚（北京大学中文系）在闭幕式上呼应谢冕的“奇迹没有发生”论，指出奇迹是可以创造的，要创造产生奇迹的条件，首先要重新建立我们看待诗歌的方式，如老一代学者和诗人放下年龄、资格、辈分和美学标准等方面的傲慢心理，关注和培养年轻诗人和学者等诗歌后续力量。
与一些学者对新世纪十年新诗创作态势的整体把脉相呼应，一些学者从各种具体的诗歌形态如民生诗歌、网络诗歌、翻译诗歌、女性诗歌、散文诗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与探析。民生关怀是新世纪十年诗歌写作中出现的一种新倾向。王光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把目光聚焦于“面向下层民生”的写作倾向，认为这种民生关怀的诗歌为诗歌写作提供了新的征候，他指出：“关怀民生问题的诗歌不是一种只有社会学意义、没有艺术意义的诗歌，而是有现实与艺术的双重关怀的诗歌。”沈奇在点评中颇为赞赏地认为王光明所关注的诗歌民生关怀问题实际上回答了新世纪诗歌“写什么”的问题。新世纪以来，诗歌与传播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孙晓娅（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认为诗歌与传媒的关系是互相依赖、不可或缺，又处在各自之外。陈仲义（厦门职工大学中文系）指出网络诗歌是诗歌写作的“大跃进”和“黄埔军校”，不亚于印刷史上的雕版革命，为奇迹的发生拉开了帷幕，为诗歌的发展提供了活路、生路，使新诗发展格局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Michael Martin Day（戴迈河，美国国家大学文科学院人文与艺术系）从地震诗潮与网络传播效应的关系等方面充分肯定网络诗歌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林静助（台湾中国诗歌艺术学会）发掘了台湾现代诗多媒体化创作趋势对“台湾图像”的意义。王永（燕山大学中文系）在发言中从网络诗歌概念的广义和狭义两方面谈及网络诗歌的成绩与缺陷，概括出网络诗歌的特点：“即时速效性”、“口语尽兴性”、“多方互动性”。北塔（中国作家协会现代文学馆）从翻译学角度阐述了传播学与诗歌的关系，在发言中他谈及自己从写诗到翻译诗歌、再到研究翻译诗歌的学术之路，无疑对促进传播学意义上的诗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女性诗歌在新世纪的发展也获得了不小进展，霍俊明（北京教育学院）从博客时代的时代语境出发探讨女性诗歌，他指出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呈现“日常诗学”和“家族叙事”两种写作趋向。西渡（中国计划出版社）以翟永明、池凌云为例，充分肯定了新世纪以后女性诗歌“关怀的广度和深度”以及诗歌风格与美学风貌的丰富性。与其他学者对自由诗的学术探讨不同，罗小凤（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把目光聚焦于中国新诗之另一体：散文诗，发言中她认为此次大会提交的五十多篇论文中仅有两篇论及散文诗，而事实上新世纪散文诗一直自我“突围”，创作数量和内质都取得一定突破，却并未引起诗歌界评论家和研究专家学者的关注，这种状况正说明散文诗处于“边缘的边缘”，需要继续“突围”，寻找新发展的突破口。孟樊（台湾国立台北教育大学语文与创作系）与罗小凤不谋而合，也把目光投注于散文诗。这种在“中国新诗”研讨会上把新诗之一体散文诗的发展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的努力，无疑将有助于推进中国新诗各种形态诗歌的发展。
此外，许多学者从文本出发，以个案呈现问题，对新世纪重要诗人进行研究，萧萧（台湾明道大学，台湾诗学季刊社社长）、古远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孟樊、史言（香港大学中文系）、林于弘（台北教育大学语文与创作系）、丁旭辉、夏婉云（台湾耕莘文教基金会）、路羽（当代诗学会）、李文钢（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John Crespi（江克平，美国柯盖德大学）、程光炜、刘士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西渡等分别从林德俊、余光中、苏绍连、余光中、席慕蓉、杨佳娴、唐捐、黄河浪、黄灿然、于坚、雷平阳、西川、翟永明、池凌云等个案分析创作特色，挖掘诗歌问题，呈现了新世纪诗歌丰富的风貌。

美丽的混乱：新诗理论发展的审视

洪子诚总观近年来的诗歌状况，套用郑愁予《错误》一诗中“美丽的错误”而归结出“美丽的混乱”，如果挪用于新世纪新诗理论的建构与批评场域亦颇为贴切。新世纪以来，各种命名、理论概念、代际划分层出不穷，纷繁复杂，不少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罗振亚指出新世纪诗坛有“命名综合症”；杨四平从理论维度反思了新世纪以来的各种概念或理论的存在合理性问题；张立群、王士强、冯雷等也对此做过一些反思。
研讨会上学者们还对新世纪以来的各种新诗理论问题做了探讨。傅天虹（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华文所）对他所提出的“汉语新诗”概念进行了阐说，着重探讨此概念的理论运行与美学价值。李怡肯定了这一概念对整合两岸四地诗学的努力。朱寿桐（澳门大学中文系）也肯定了傅天虹重新发现汉语问题的诗学意义与价值。意象是诗歌的基本元素，新世纪十年新诗的反思自然绕不开意象层面的考察。意象叙述美学是简政珍（台湾亚洲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在发言中提出的核心命题，属于诗之本体范畴的理论建构。李翠瑛（台湾元智大学）则对台湾新诗语言的虚拟意象做了探讨。翁文娴（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呼应《诗探索》前几年对“字思维”的讨论，也对诗歌的意象做了相关阐述。“元诗歌”概念以及诗歌叙述学等理论探讨无疑是此次研讨会不可忽视的话题。马永波（南京理工大学诗学研究中心）阐述了“元诗歌”作为对“元叙述”的反动，突出了对诗歌文本的构成过程及对技巧的关注，努力破除对语言再现能力的确信，颠覆艺术与生活的分野，暴露本文的符号性质、任意性和历史性，把读者从文本结构驱赶到现实空间之中。孙基林（山东大学威海分校中文系）则提出叙述的诗性如何成为可能，指出“如何去建构一门‘诗歌叙述学’的问题，这不仅是一个严肃的学术理论命题，同时同样重要的是，它也具有相当的当下实践意义”。此次研讨会的另一重要话题是重新关注了懂与不懂的问题。王光明认为：“新诗的懂与不懂，每到一个关卡就被提出来”。黄维梁（台湾佛光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从自己最近在台湾担任的一个文学奖评审工作的感受出发指出，“读到的大多数作品，完全不知所云”，决审的稿件十二篇也并不是美丽动人的“金钗”，而多半是“怒汉”，“虽九读其犹未懂”。此次研讨会还重新关注了新诗的诗体建设与形式问题。王珂（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谈及新世纪新诗的诗体建设，重提诗体建设对于新诗发展的重要性。向明（台湾诗人）在《台湾诗歌发展的突破与自律——成长中台湾现代诗的特色》中探讨台湾现代诗在发展中所体现的特色时论及现代诗的“突破与自律”，着重论及从“限制性写作”中学习诗的自律，其对诗歌形式问题的重新关注为新诗的发展提供了某种启示。喻大翔（同济大学中文系）的《汉语象形诗探索札记》一文涉及新世纪象形诗的创作探索，也显示了对形式问题的重新关注。

诗与历史：新诗史的叙述姿态

任何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的探讨都置身于历史的时间之流中，任何诗歌研究又其实都属于诗歌史叙述范畴，因此诗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历史意识是新诗史叙述包括诗歌研究中无法逃避的重要命题。经典化与历史化的问题是缠夹于新诗史叙述中的最大问题。洪子诚以《中国新诗总系》为基点谈及诗与历史、经典化与历史化的关系，探讨了新诗史叙述中诗与历史、经典化与历史化这一诸多矛盾中最为症结性的问题。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透过雷平阳诗集《云南记》剖析了如何理解“新世纪诗歌”的问题，他把目光由“新世纪”延伸至诗歌史研究：“我理解的诗歌史研究与一般的诗歌批评不同的是，它与研究对象之间产生了一种距离感，或叫一种陌生化效果。诗歌史所研究的新世纪诗歌应该是一种产生了‘距离感’、‘陌生化效果’的诗歌”，在他看来，诗歌一经诗人写出，就脱离诗人的控制范围而成为诗歌史研究的对象了，无疑触及了历史化与经典化的命题内核。张立群（辽宁大学文学院）从学理上通过对遵循“时间规律”的世纪初诗坛代际划分及其相关命名的历史述析而介入历史，透视关于历史的焦虑及其相关的深层次问题，他从这些现象既看到了历史经典化的“努力”，同时也看到“历史”不断向前拓展的契机，亦是对历史化与经典化命题的探讨。
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强调诗人的“历史意识”，其实对于诗歌研究者而言，历史意识更是不可或缺的诗歌立场与姿态。张桃洲（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通过重新审理和反思90年代诗歌“遗产”中的成就与不足，事实上釜底抽薪式地否定了新世纪诗歌的表面繁荣，这种史性观察与梳理诗歌历史以考察当下诗歌的姿态，没有强烈的历史意识是无法做到的。冯雷（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从近年来罗振亚、刘春、荣光启等人的论著谈及“准文学史写作”，认为“所谓中间代、60后、70后诗歌，起初并不是批评界的命名，而源自于一种历史情绪的涌动，是一些诗人出于‘文学史焦虑’而发起的一次集团式冲锋”，体现了冯雷颇富历史感的省视。郑慧如（台湾逢甲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发言视“诗现实”为当代诗意象叙述的主要方式，捻出“当代性”，作为讨论诗现实的切入点，这种站在新世纪历史基点对现实书写的当代性的重视，无疑渗透了较为强烈的历史眼光。需要提及的是，此次研讨会对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问题亦有所探讨，这也是学者们历史意识与历史感的重要体现。王润华（台湾元智大学中文系）从周策纵的《海外新诗钞》所建构的“海外五四新诗学”出发触及了五四新诗学传统在海外传接的诗歌状况，对新世纪诗歌发展与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启示作用。白灵（台北科技大学）从比较学的视野比较了两岸四地中生代诗歌创作的异同，其中对古典诗传统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差异，这种对照中显示的差异性特征无疑也将启示未来新诗如何对待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罗小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