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史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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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史述略

　崔自默

一、文字问题
　　 1．造字说
　　关于汉字的萌芽，有庖牺氏八卦造字、神农结绳记事和仓颉象形造字以及刻画符号说、手势语言说、权利记号说等说法，但谁也不能断言。
　　陕西半坡遗址新石器时代陶片上的刻划符号，距今约六千年，当是文字的一种雏形。在黄河下游年代稍晚的一些陶器上，也有一些刻划的象形符号，比如圆圈、月牙形、山形。所以，文字的产生，可以探源到新石器时期，从仰韶、马家窑、龙山、良渚等文化时期日常使用陶器上的描画或者刻画记号，以及大汶口文化的几乎成熟的象形符号，可以得到旁证。倘若依据“书画同源”之说，那么，文字史或者书法史的开端，至少不晚于此，甚至更可提前。虽然大多数文字学家认为中国文字“夏商之际(约在公元前17世纪)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如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但汉字的形成时代会早到什么时代确实难以定论。 有人把这些刻划符号称为最早的“象形文字”或者“意符文字”、“图画文字”，汉字正是从此演化而来。象形文字从发生到成熟，各种刻划符号，最终扩充、统一、完善和稳定下来，即完成抽象化、规范化、标准化的过程，把音、形、义三个因子融合一体，成为独特的表意文字体系。根据其造字结构，汉字有所谓“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和转注，其中以形声字为最多，占80%以上。汉字演变的总趋势是由繁到简，这种演变具体反映在字体和字形的嬗变之中。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论及汉字之美，云“今之文字，形声转多，而察其缔构，什九以象形为本柢”，“故其所函，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汉字之美，书法之美，渊源有自。

　　2．“两足”
　　 任何艺术的产生和发展，都依靠“两足”——实用价值和艺术价值。书法的产生、存在和发展，也不能例外，它是实用价值与艺术价值的合体，只不过“两足”不总是那么匀齐罢了。
　　 文字的最初产生和投入使用，实用价值捷足先登，稍后，文字的存在，不光是为了实用，还要满足自然的审美需要；文字的演化之所以那样迅速，与两足的竞走和兼顾关系重大。
　　 到商周时代的甲骨文和钟鼎文，虽然文字还主要是为了实用，但是已经有了象样的书法，“艺术之足”先声夺人。至秦汉时代，文字的沿革，已经偏重于艺术价值一侧，至魏晋时代及以后，文字几乎不再发展，它的存在，已经不是为了记事，更多的是表现为艺术价值凸显的书法艺术。
　　 字体和书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各种定义方法，其区分，其实就在“字”与“书”两字的判别上：“字体”的演化，是根据实用性的，而“书体”的丰富，是遵循艺术性的。
　　 文字发展至近代，出现了实用价值和艺术价值这“两足”的断离。作为实用价值的文字，有计算机录入照排等现代制版印刷技术，“笔墨俱废”。计算机字库里面存储着上百种字体，如宋体、仿宋、书宋、黑体、魏碑、隶书、行书、楷书、圆体、琥珀体、变体等，很多是新造出来的，有些装饰趣味的字体也很好看，但是，它们都只是实用性的美术字，不是书法，谈不上什么艺术价值。另一方面，作为艺术价值的文字，完全表现为书法家们的书法作品，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东西，没有任何实用价值（挂在墙上观赏、审美，仍然属于艺术价值范畴；至于书家依之赚钱生活，则属于商品经济范畴中的事情，于此处讨论的文字的实用价值是两回事）。


　　 （二）书与画
　　1．“书画同源”问题
　　 书与画之间的衍生关系，萦绕人们的思路已经很多年了。书法和绘画，在原始的最初阶段，到底是否为一物？这是美学上的一个难题，与“苍颉造字”之说一样，是难以确考的谜。然而有一个事实，就是书画之创造，都符合追求美的目的，正如徐悲鸿《积玉桥字题跋》文中所云：“中国书法造端象形，与画同源，故有美观。演进而简，其性不失。厥后变成抽象之体，遂有如音乐之美。点画使转，几同金石铿锵。人同此心，会心千古，抒情悉达，不减晤谈。”
　　“同源”于否暂可放置一边，但有一点应是毫无疑义的，即书与画的机制和功用不同。“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书画道殊，不可浑诘”（传唐张彦远《画估》）。清朱履真《书学捷要》云：“书肇于画。象形之书，书即画也；籀变古文，斯、邈因之。楷、真、草、行之变，书离于画也。昆虫、草木、山水，黼黼藻绘，博采饰色，画异于书也。”所表现的目的，是“意”还是“形”，是区分“书”还是“画”的一个法则。但这个法则，还是基于书画的本质意义而立论的，即还是从主要从实用性出发的。任何艺术，包括书和画，都同时具有实用性和艺术性两种功用，只是两者比重有所不等量罢了。
　　当书法的艺术性远远逾越实用性之后，也就根本脱离了“传其意”的目的，然而此时，它是否一定就会朝着“见其形”即“画”的方向发展呢？显然未必。这时，我们就想到一个问题：“书法本来（应该）是什么样子？书法还可以成什么样子？”
　　有一点似乎没有疑问，即很多汉字的雏形，就是绘画的童蒙态，就是所说的日、月、山、水等象形文字。另外应该看到，即使在最早期的文字实物如甲骨上，已经有大量的书写整饬的方块文字，从中很难看出什么绘画性的东西；那么，这些成熟的文字又从何而来？
　　中国的汉字，由绘画型的象形文字，经过转变彻底摆脱绘画形象，称为现在的这个样子，是一个巨大的革命和进化。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具有绘画味道的现代书法，我们不能不埋怨它的一定程度上的返祖。生物进化论上的返祖现象，不能视为退步，因为遗传基因的作用，其力量是无比的大，越千年而不违，超乎想象。生物遗传和文化进步，是两途，现代书法的挪用绘画诸法，无论如何不是指挥的选择。



　　2．书画“一律”
　　 苏东坡的“书画本一律”之论，着实吸引人。书法和绘画，绝对是两物，两种路线，但是，二者“本一律”，即：遵从一样的道理、法则和趣味。《石涛画语录·兼字章》云：“字与画者，其具两端，其功一体。” 书与画的相“通”之处，除了理趣之外，就是用笔的一致。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云：“陆探微亦作一笔画，连绵不断，故知书画用笔同法。陆探微精利润媚，新奇妙绝，名高宋代，时无等伦。”“张僧繇点曳斫拂，依卫夫人《笔阵图》，一点一画，别是一巧，钩戟利剑森森然，又知书画用笔同矣。”“吴道玄（子）古今独步，前不见顾、陆，后无来者，受笔法于张旭，此又知书画用笔同矣。”


　　 元赵孟頫提倡书画用笔同法，他在《题柯九思画竹诗》云：“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与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明王世贞《艺苑卮言》亦引前人“画竹，干如篆，枝如草，叶如真，节如隶”之说。清原济《大涤子题画诗跋》有诗云：“画法关通书法津，苍苍茫茫率天真。不然试问张颠老，解处何观舞剑人？”倘若真地像赵孟頫他们说的那样，作画像写书法，大概常人难以立竿见影。可是，有些人因此就指责这种说法的荒唐与浅薄，也是没有深悟。“通”，毕竟不等于“同”；“通”的是“法”，“同”的是“理”。作画时的用笔，假如真地能像作书时的厚重稳当，起笔落墨有把握、有法度，不能增一笔，不能删一笔，那样的画艺显然是十分精湛的，可惜，这种境界大概没有人曾经达到过。仅从此一点，我们可以再度领会到书与画的差别之大。
　　李苦禅曾说：“画至书为高度，书至画为极则”。这话应该辨证贴切地读解。书法虽然仍是书法，但有“画意”是相当的高度；画当然还是画，但用笔与书法是一致的，画法的最高法则当是以笔笔由书法出。
　　凡大画家，其书法肯定也是开宗立派的，否则其画本身也要大打折扣，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陆俨少等，无一例外。今展中的李可染、董寿平、何海霞，既是有代表性的大画家，而他们的书法，也各开生面。李可染的"酱当体"，结字与用笔、用墨，厚重中见空灵，如其画风；董寿平的书法，有其除绘画之外的多方面的文化修养作支撑；"长安三杰"之一的何海霞，直接承传了乃师张大千那颇具性情的书法，有风帆并进之势。
　　黄宾虹特别推重书法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书学的兴衰直接关系和影响到画法。他在谈及画学至清代道咸之际的复兴时，认为“盖由金石学盛，穷极根柢，书法词章，闻见博洽，有以致之，非偶然也”（《古画微自序》）。他还说过：““吴道子学书不成，去而学画”（《与郑轶甫书》1954年），此则有点偏爱书法过于绘画的味道。
　　书法不是一种纯粹的视觉艺术，更不是画，其视觉上的通俗性和可观性，远逊色于绘画、舞蹈、建筑、雕塑等门类。


　　 3．书写内容
　　中国的书法艺术，虽然其书写工具毛笔在现代社会风光不再，由上而下、自右而左的书写格式也为从左到右的现代格式所替代，但这反而促进了其艺术性一足的超速进展。
　　一幅书法，写什么内容，完全是作者的自由。书法，是一种雅文化行为，形式雅，内容也要雅，才可谓秀外惠中，大概没人喜欢悬挂文字内容恶心粗俗的东西。
　　在书展评选中，有文字把握一关，即检查书写的文字中有无错误，有错字，就是硬伤。“硬伤”，是相对的，手指头划破了，对手的皮肤当然是局部的硬伤，但对于整体生命而言，算不得什么。
　　书法，是艺术作品，不是作为文章字句来品评的，所以，光就书法水平而言，文字错误不算硬伤；但是，站在更高的水准上观察，书法既然是文化行为，就要注重修养，书写者连字都写不对，遑论其余。
　　京剧艺术中关于服装道具有一句戏诀，叫“宁穿破，不穿错”，那么，挪用于书法艺术，说“宁写破，不写错”，如何？
　　或问，有些现代书法，满纸符号，又怎么讲？中国书法，能不能脱离汉字？要立刻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不过，中国书法有其传统的特征和规定，大众的欣赏也有其相对稳定的习惯和定势。
　　（三）几种书法史
　　谈及中国书法史，有一个问题不能回避，即：最早的书法是什么样子？
　　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简单。不过，有四个方面的内容应该涉及到：一，可以查考的中国历史最早起于何时；二，文字是怎么产生的；三，文字史是否与书法史同步；四，现有的实物资料能否满足我们的研究要求。第一个问题纯归史学家们考虑，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留给理论家们去讨论，第四个问题，则属于我们的书法家以及书法艺术爱好者们；其实，实物资料的审美价值，更容易让人发生兴趣。 中国书法的历史虽然只有一个，但可以从不同角度给以关照，比如时间为序、书体为序、书家为序等等，于是可以得到文字发展史、书体演化史、书家风格史等等。 单从文字史或者书体史、书家史的角度来勾勒书法史，却又显然都不谨慎和准确。中国书法史，是一个整体，其中除了以上的文字、书体、书家等内容外，还有很多方面的内容，于是又可以有书法社会学、书法心理学、书法风格学等等。


　　 二、书法史撮要
　　中国书法，艺苑菁华，历数千年，史迹流衍，面目多端，难以尽举。兹仅依时序，分作十段：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国，略撮其意而已。
　　（一）商周
　　1．甲骨文


甲骨文，或称卜辞、殷墟文字，是目前可以见到的最早的成熟书法。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王懿荣在一种称为“龙骨”的中药材上面，偶然发现一些神秘的刻划符号，他发生浓厚兴趣，旋即到当地收集这些“龙骨”，并带回去研究。其后，又有刘鄂等人继续搜罗。
　　“龙骨”，就是龟壳，而上面的刻画符号，后来经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证明，就是“甲骨文”。它最初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是距今约三千四百年前的商代遗物。那里曾是殷商盘庚的故都，由于洹水决堤，在地下沉睡了数千年的甲骨文，被冲刷出来，人们以为是龙骨，并用来做药材治病。当时人们敬畏鬼神，遇事先占卜，然后把卜辞刻在龟甲和其他兽骨上，涂红色表示吉利，黑色表示凶险，在心理上试图与神灵沟通。这些字，大字约一寸见方，小字则如谷粒，极其精致。 经过不断挖掘，出土甲骨片达十万枚之多；而上面的刻画符号，也总计达4500个，其中1700个被逐一破译和解释出来。甲骨文内容大多为“卜辞”，乃记载占卜吉凶之事件。甲骨文中，已经有了形声字，可见它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了。
　　甲骨文，主要是刻划而成的，从书法角度欣赏，已经完全具备了章法、结体、用笔等主要构成因素。如现藏历史博物馆的一片商武丁时期（公元前13—12世纪）的牛胛骨，上面刻字多达128个，记述丁酉日商边之事。另如祖庚祖甲时期甲骨、廪辛康丁时期甲骨、武乙文丁时期甲骨等，亦各具气象。
　　甲骨书法，其刀法灵秀，变幻莫测而奇趣丛生，其章法或整齐或错落，结体或规则或随意，线条或纤弱或刚劲，这除了所使用的工具材料的客观限定之外，不能否认在作者的主观审美趣味上，已经具有强烈和完善“书法意识”。而且有意思的是，少数甲骨不是刀刻，而是用朱书或墨书所写，这证明，当时已开始使用毛笔之类的书写工具。郭沫若在《殷契粹编·自序》中盛赞甲骨书法说：“卜辞契于龟骨，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辈数千载后人神往”，“足知存世契文，实为一代法书，而书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钟、王、颜、柳也”。


　　2．金文
　　比甲骨文稍晚出现的是金文，亦称钟鼎文、籀篆、籀书、古籀、史书、大篆等。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作为礼器的鼎为其代表，乐器则以钟为代表，所以“钟鼎”即作青铜器的代名词，而金文则钟鼎等器物上铸刻的款识文字，或阴或阳。金文的内容为记录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事件，既可祭祀神灵，显示威仪，又可记录事件，传诸子孙。和甲骨文相比，金文字体古朴厚重，更为丰富多姿。金文在汉武帝时已有发掘，有人将在汾阳出土的鼎送进宫中，汉武帝于是以元鼎(前116)为年号。 周代，金文为主要的书体存在形式与书法表现形式。
　　金文在商殷晚期（公元前14—11世纪）业已成熟，如《戍嗣子鼎》、《宰甫鼎》。其后西周武王时期的《天王簋》、《利簋》，成王时期的《何尊》，康王时期的《庚赢卣》、《大盂鼎》，昭王时期的《召尊》、《令簋》、《令方彝》，风格渐分，甲骨文的尖刻感彻底泯灭，但也并不拘泥于典型的肥厚笔画。西周中期，长篇金文更为普遍，如共王时期的《永盂》、《墙盘》，懿王时期的《师虎簋》，孝王时期的《大克鼎》，其大篆书也更显圆匀挺秀。至西周晚期，如厉王时期的《散氏盘》，宣王时期的《毛公鼎》、《虢季子白盘》，金文抵其颠峰，古奥浑朴，凝重大度，肥瘦自若，容与徘徊。
　　《大盂鼎》铭文近300字，横平竖直，行距字距均匀分布，而每字结构活脱，局部线画肥厚而有装饰意味，充分展示了方块汉文字的艺术魅力。《毛公鼎》铭文32行497字，为出土青铜器中铭文字数最多者，是金文作品中的极品。而作于宣王十二年正月丁亥日的《虢季子白盘》，通篇为韵文，与《诗经》“出车”、“六月”、“采薇”等篇相类，其书法线条婉转而不失于凝重，气韵整肃而又有节奏感，布局则疏朗整饬，为战国时期青铜器铭文所承袭，也为后来《石鼓文》谋篇之先导。《散氏盘》铭文书法结体取横势而重心偏低，颇显朴古，线条圆润凝练，颇显“浇铸”感。
　　至春秋战国，在周代金文基础上，诸侯各自独创自己地方色彩的书法，如《越王勾践剑》、《蔡侯尊》、《曾侯乙编钟》、《中山王方壶》（见图5），字体修长，颇具装饰和夸张意趣。



（二）秦汉
1．小篆的产生
　　篆书有古文、奇字、大篆、小篆、缪篆、叠篆等很多种，大致归类为大篆和小篆两种。其中大篆包括甲骨文、金文、籀文等。关于小篆，许慎《说文解字》云：“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
　　春秋战国时期的地区分裂，诸侯各自为政，致使书体也各具体格，面目多样。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不久命宰相李斯将当时流行各地的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及隶书等八种书体统一起来，实施“书同文”，制订了一套规范统一的书体，是为“秦篆”，亦称小篆。
　　秦代墨迹，今可见者有青川木牍、侯马盟书、云梦睡虎地秦简等。竹木简牍和帛书，告别了钟鼎器物的依托，使书法以墨迹的形式系统地出现了；而且，这些墨迹书体，已经由长而扁，由圆而方，开始了隶变之先声，在同时期的器物如《楚王鼎》上，亦有此消息。这种尚未脱离篆书体格的隶书，李健《书通》称之为“纯隶”——“无波笔，下笔直而不曲，独来独往者也”。
　　秦《石鼓文》（亦称《陈仓十碣》、《猎碣》、《雍邑刻石》），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石刻书法，其书体介乎古籀与秦篆之间，结体方整而宛通，风格浑穆而圆活，是由大篆到小篆的转型期代表作。石鼓文在唐朝初年出土于陕西宝鸡，韩愈曾作《石鼓歌》记之，因出土早，所以对后世影响极大。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的《秦诏版》、《秦铜量铭》，为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其书法通篇气息规整，而单字欹正多姿、大小随意，笔画之间则多呈平行态势。秦始皇率众出巡，观览山河，所到之处，立碑刻石，以颂扬其“横扫六合，威震四海”伟业。传为由李斯书写的刻石有《泰山封山刻石》、《琅琊刻石》和《峄山刻石》等。
　　《峄山刻石》为秦始皇登临峄山时命李斯记颂其德所立，唐时已毁，现存者为宋人转刻（称《长安本》），该篆书圆转遒正，与《碣石颂》、《会稽刻石》一样，为标准秦篆（小篆）。小篆书体章法行列整齐，规矩和谐；结体匀称，上紧下松、亭亭玉立，线条则圆润中不失劲健，被评为“画如铁石，千钧强弩”。 因小篆笔画线条直匀圆润，故又有“玉箸书”之称。
　　《峄山刻石》原石早在曹操登山时已毁，只留下了碑文，现今所见藏西安碑林里的，是宋代人根据五代南唐徐铉的摹本所刻。篆书大家，秦李斯之后，有五代徐铉，唐代李阳冰，清代邓石如，近人吴昌硕、齐白石等。
　　秦代刻石在实现其精神目的的同时，创造了一种使书法得以长久留存的方式，开拓了一个书法艺术的新形式。中国书法艺术有两大派系，一为碑派，一为帖派，而秦代刻石则无疑开碑派之先河。

2．隶书的产生和繁荣
　　关于隶书的产生，有传说为程邈所创。程邈是秦朝的一个徒隶，因得罪秦始皇，被关监狱，他觉得狱官的腰牌用篆书书写很麻烦，就化圆为方，创出一种新书体。秦始皇看后很欣赏，不仅赦免他的罪，还封他为御史，并规定这种字体以后在官狱中使用。因为这种新书体起初专供隶役使用，而程邈又是徒隶，所以被称之为隶书，或谓佐书、佐隶。当然，这只是一种传说而已，因为，实际上任何一种代表性书体的产生，不可能凭空出现，不可能是朝夕间可以完成的事情，只能经过一段相当的时间的渐变，逐步成型；至于某个人的贡献，一般只是综合整理、集其大成。隶书如此，楷书、行书、草书等的产生过程，亦是如此。
　　考古实物资料证明，战国至秦代的简牍墨迹，简化的和草化的篆书已然司空见惯，笔画减少，字形有长圆变为扁方，除上述“纯隶”之外，很多字的收笔开始出现捺脚波磔，称为“秦隶”（有“秦隶”之名，以区别于成熟期的汉隶，汉隶又有所谓古隶及八分等称谓，不必细分）。长沙马王堆帛书（如《老子甲本》和《老子乙本》）、银雀山汉简以及居延汉简等大批墨迹书法，已有明显隶意，此则不但展露了由尚带篆意的浑朴的古隶如何演化到劲秀洒脱的标准汉隶的这一过程，也让我们真切地领略到了汉人隶书的风采。战国末期至秦间，隶书虽已露端倪，在民间也已使用，但隶书独立地占据统治地位，却在两汉，尤其在东汉，汉桓帝(147—167年)至汉灵帝(168-189年)间，当为隶书的全盛期。
　　隶书的产生，同后来的楷书、草书的产生一样，乃是中国书法史上的重大变革。倘若从文字史的角度看，隶书的出现，结束了以前古文字的象形特征，跨进了书写符号化的疆域。从书体史上观看，隶书则上承篆书，下启楷书，是书体演化的一大关捩。隶书的用笔，突破了篆书用笔单调的束缚，点划分明，方圆相济，轻重有致，尤具代表性的主笔捺脚——蚕头燕尾，一波三折。
　　此外，汉隶的雄强朴茂之风格，正从一个侧面反射出大汉帝国的壮阔景象。可惜，如此精彩纷呈的艺术，它们的创造者们，那些当时书丹的书家们，没有留下姓名，连相关的史料记载也少得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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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文心雕龙·诔碑》云：“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树碑，当然是正经事，所以其书法风格庄重肃穆，当在情理之中。而汉简墨迹书法，则殊有不同之处，虽然也不失其谨严大度，但是毕竟随意些、自然些，于是，我们便可以真切地看到了汉人隶书的真面目，揣摩书家当时落笔时章法、结体以及用笔、用墨的诸般奥妙。尤其令人惊喜的是，在这些汉简墨迹中，已经有了成熟的章草书和类似楷书、行书的东西，这则透露了魏晋楷书和晋人行草的消息。

　　除了这些珍贵的墨迹实物之外，汉隶中最具价值的，莫过于大批的东汉碑刻。

　　西汉碑刻如《五凤刻石》，与当时简书面目相仿佛，逮及东汉，隶书炉火纯青。彼时树碑之风甚烈，加之写手之层次多端，遂使各地碑刻隶书面目丰富无比。《张迁碑》、《张寿碑》、《曹全碑》、《鲜于璜碑》、《礼器碑》、《史晨碑》、《孔庙碑》、《朝侯小子残石》、《杨叔恭残碑》、《熹平残碑》、《乙瑛碑》、《衡方碑》、《夏承碑》、《张景碑》、《石门颂》、《西狭颂》、《孔庙碑》、《华山碑》、《封龙山颂》、《韩仁铭》……等等，各臻妙绝。

　　这些隶书虽然都是以称作“蚕头燕尾”的波笔捺脚为主要造型标志，但能各具特征特色，拉开距离，这不得不令人惊叹于汉人的艺术创造力。隶书仅就一种书体而言，在东汉获得了中国书法史上空前绝后的鼎盛期。汉代实在是中国书法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段黄金季节，尤其是隶书。近人康有为极力推崇汉隶，他在《广艺舟双楫》中写道：“书莫盛于汉，非独气体所高，亦其变制最多，皋牢百代。杜度作草，蔡邕作飞白，刘德升作行书，皆汉人也。晚季变真楷，后世莫能外。盖体制至汉，变已极矣。”

　　除了作为主宰的隶书，在秦篆的基础上，汉代篆书也有所发扬，如《开母庙石阙铭》、《袁安碑》、《太室石阙碑》等，更值得注意的是汉碑碑额，亦篆亦隶，开装饰风一路。至于《祀三公山碑》则尤独特，篆而参隶，峭拔奇耸。

　　另有一些刻石和砖刻，如《公羊传碑》（见图9）、《“急就”砖》等，亦引人注目，它们在为研究书体演化提供旁证的同时，还给我们以启示，出自民间书家的书法，其质朴不雕、天真率直，于法度谨严的传统之外别开生面。砖刻之外，汉代瓦当亦是中国书法史的珍宝，诚如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所云“秦汉瓦当文，皆廉劲方折，体亦稍扁，学者得其笔意，亦足成家”。

3．汉碑咀英

　　《石门颂》 全名《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造，为大型摩崖石刻。其结体因地制宜，笔法雄浑舒展，气象开张宽博。

　　《乙瑛碑》 全名《汉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吏碑》，造于汉永兴元年(153年)，现藏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此碑书法结体工整齐匀，笔法稳重合度，其燕尾姿态优美非常，乃汉隶规范与成熟的代表作。翁方纲称之“骨肉匀适，情交流畅”，何绍基赞云“横翔捷出，开后来隽利一门，然肃穆之气自在”。

　　《礼器碑》 立于东汉桓帝永寿二年（156年），全名《鲁相韩勅造孔庙礼器碑》，故又名《韩敕碑》，现藏山东曲阜孔庙。该碑形制独特，碑身四面镌文：碑阳16行，每行36字；碑阴3列，各17行；碑左3列，各4行；碑右4列，各4行。该碑书法章法轻松活变，结字左右逢源，用笔顿挫劲拔，而波磔厚重，堪称汉隶极则，清书法家王澍赞之云“一字一奇，不可端倪”。均未署书者姓名，似出不同手笔。

　　《鲜于璜碑》 全称《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延熹八年(165 年)立。该碑气势浑穆茂伟，结字宽扁丰厚，规整匀齐，用笔方刚瘦硬，斩钉截铁。

　　《史晨碑》 镌于东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现藏山东曲阜孔庙。该碑为两面刻，故又称《史晨前后碑》：前碑全名《鲁相史晨祀孔子奏铭》，17行，每行36字；后碑全名《鲁相史晨飨孔庙碑》，14行，每行36字。该碑书法工整，刻工精细，未署书者姓名，其书法结体典雅端庄，用笔清秀爽朗，波挑神采飞动。杨守敬《评碑记》云：“昔人谓汉隶不皆佳，而一种古厚之气自不可及，此种是也。”该碑被视为“八分正宗”，为后世临习之范本。

　　《西狭颂》 全称《汉武都太守汉阳阿阳李翕西狭颂》，又名《李翕碑》、《惠安西表》，俗称《黄龙碑》，镌于东汉建宁四年（171年），与《石门颂》、《郙阁颂》并称“汉三颂”，在今甘肃省成县城西抛沙镇东营庄子村。该书为西狭中段青龙头的摩崖刻石，高280厘米，宽200厘米，20行，每行20字，出于民间书家仇靖手笔，不平整的空间平增几分自然意趣，结体多有篆法，或者沿用篆书偏旁，用笔方圆并施。梁启超《碑帖跋》中称《西狭颂》“雄强静穆，汉隶正则”；杨守敬《评碑记》则赞云“方整雄伟，首尾无一缺失，尤可宝贵也”。

　　《曹全碑》 全称《汉合阳令曹全碑》，汉中平二年(185年)刻，1956 年藏入西安碑林博物馆。该碑书法清秀娟雅、风度翩翩，结体扁平匀齐，用笔舒展超逸，与《乙瑛》、《礼器》同属秀雅一路。其神采生动，媚态飞扬，为汉隶奇葩。

《张迁碑》 全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造于东汉灵帝中平三年（186年），出土于明代，碑高317厘米，宽107厘米。碑额为 “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12字，为汉“缪篆”体，碑文为隶书15行，每行42字，未署书者姓名。碑原在山东东平，现藏山东泰安岱庙内。此碑书法颇具个性，结体灵便，兼篆意楷法，用笔方刚朴拙（见图10）。

4．章草的产生和发展

　　篆隶之外，作为隶书之捷、今草之源的章草书，成熟于东汉。

　　章草，其名称的由来有若干种说法，各有其根据和道理，兹列之：一，史游作草书《急就章》（本名《急就篇》），后来省略“急就”二字，但呼作“章”；二，因汉章帝喜好这种书体，并命杜度等奏事用之，故得名，正如唐韦续《纂五十六种书》云“章草书，汉齐相杜伯度援藁所作，因章帝所好，名焉”；三，此种书体，专用以上事章奏，因以得名；四，取“章程书”词意，指此书体草法规范化、法则化、程式化。唐张怀瓘《书断》：“王愔云：‘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粗书之，汉俗简惰，渐以行之是也。此乃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速急就，因草创之意，谓之草书’”，“章草之书，字字区别。张芝变为今草，如流水速，拔茅连茹，上下牵连”，“章草即隶书之捷，草亦章草之捷也。”张怀瓘的话，勾勒了章草的来龙去脉，并给章草书的书写特性给了定义。

　　书写章草的代表书家有史游、皇象、索靖等。代表作有史游《急就章》和张芝《八月帖》、《秋凉平善帖》等。

　　皇象（生卒年不详），三国吴广陵江都（江苏扬州）人，字休明。擅章草、隶书、篆书，尤以章草最为著。所书《急就章》结字茂密，下笔凝重。其《文武帖》则点画精能，气息平和。唐张怀瓘《书断》云：“象草书入神，八分入妙，小篆入能……。”

　　索靖（239-303年），字幼安，甘肃敦煌人，官至太守。博通经史，擅章草书。清刘熙载《艺概·书概》云：“索靖书如飘风忽举，鸷鸟乍飞，其为沉着痛快极矣。”传世书作有《月仪帖》、《出师颂》等。著有《草书状》

　　后世草书，即今草（小草），源于章草。《书断》言：“草书者，后汉张伯英所创。学崔（瑗）、杜（度）之法，变成今草。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前行之末。世称‘一笔书’者，起自张伯英，即此也。”章草字字独立，长于横向行间的呼应，今草则字间连属，上下一气，更注有了后世狂草书意的胚胎。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后世的所有书体，如今草、楷书、行书等，几乎全部孕育于这一时期，这可从出土的大批简书和砖刻中得以见证。

（三） 魏晋

1．综览

　　汉末，经历六十余年的三国鼎立之后，晋代始立，而作为社会文化之一种的书法艺术，又出现了一次高峰。书法至魏晋，是一个空前的丰收季节，截止至此，篆、隶、草、行、楷诸体齐备，各立门户。

　　此一时期的书体变化也最为复杂多端，几种书体大规模地交轨并行，而不是单线发展。同时也可以说，在书法的实用与艺术这两个主要因子中，艺术因子空前活跃，所以，在这一时期，造就了中国书法史上空前的书法大师。

　　三国吴出现的《天发神谶碑》、《禅国山碑》，悬针篆书中蕴涵隶书气韵，这不只是地域性的书风代表，更能传达书家的个性。相传《天发神谶碑》为三国吴皇象所书，可惜不能定论。而魏《曹真残碑》，东晋《爨宝子碑》、《好大王碑》以及《谢鲲墓志》，奇纵方刚，隶书之形貌始蜕，启后来北碑书法体格。

　　曹魏钟繇《宣示表》、《季直表》，为楷书经典的开山之作。 吴皇象《急就章》、《文武帖》，晋杜预《岁终帖》，索靖《月仪章》、《出师颂》，陆机《平复帖》以及无名氏《孤不度德量力帖》等，为章草书之范本。

　　书法史上所谓的“二王”帖学派系，即出自东晋的王羲之与王献之。王羲之有章草《豹奴帖》、《十七日帖》、《寒切帖》，小楷《黄庭经》、《乐毅论》、《东方朔画赞》；王献之有章草《七月二日帖》，小楷《洛神赋》。

　　“二王”最有创新意义和存在价值的，是其流美飘逸的行书和行草书，如王羲之的《初月帖》、《丧乱帖》、《二谢帖》、《快雪时晴帖》、《游目帖》以及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帖》（唐人模本）等，而王献之则有《鸭头丸帖》、《中秋帖》等。此外，王珣《伯远帖》，亦有“二王”法度（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合称“三希”）。

　　关于行书，张怀瓘《书断》云：“行书者，乃后汉颍川刘德升所造，即正书之变体，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称之‘行书’。”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云：“翻难者人所共畏也，简易者人所共喜也。行书当因记载文字、传递信息需要简易而生。”“行书”如行（步），无疑是楷书的便捷体，若进一步迅捷，如慢走（跑）则为行草书体，如踱则为行楷书体。

　　晋人墨本《法华经残卷》，楷书而存隶书气息、得行书笔意，横笔轻起，捺笔重掷，在貌似谨严中暗含灵便，此类“经生书”，实现了实用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此外，楼兰出土的大批残纸，如《李柏文书》，不但使我们得以窥见晋人书法的真面貌，而且为研究当时书风的演化提供了实证。

2．陆机

　　陆机（261-303年），字士衡，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少有天才，文章冠世，尝著《辨亡论》两篇，所作《文赋》则为文论名篇，有《陆士衡集》。擅行、草，惜书名为文名所掩。《宣和书谱》云：“机能章草，以才长见掩耳。”

　　《平复帖》是目前传世最早的名人墨迹（见图11），历来被视为章草书圭臬。张丑《管见》评曰“陆机《平复帖》最奇古，与索幼安（索靖）《出师颂》齐名，笔法圆浑，正如太羹玄酒，断非中古人所能下手”。

3．钟繇

　　晋代书法，以楷书和行书成就最著，对后世的影响亦最巨。楷书，也称正书、真书，乃规范、楷模、法式之意。

　　楷书得隶书之方整、章草之便捷，带有隶意，故亦称楷隶，代表书家有“钟王”，即钟繇和王羲之。

　　钟繇(151-230年)，字元常，颖川长社(今河南长葛县东)人，曹魏时官至太傅，故史称“钟太傅”。 唐张怀瓘《书断》评钟繇书法云：“虽习曹、蔡隶法，艺过于师，青出于蓝，独探神妙”，“真书古雅，道合神明，则元常第一”，“元常真书绝妙，乃过于师，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他学曹喜、蔡邕、刘德升，而能博采众长，遂与王羲之并称“钟王”。擅隶、楷、行各体，尤以楷书最有影响。《宣和书谱》评价其书法“各尽法度，为正书之祖”。其楷书承隶书体格，有隶书遗风，结体开张，波挑外拓，外方内圆，雍容古雅。其书《贺捷表》，有姿态飞举，被梁武帝萧衍评曰“群鸿戏海，舞鹤游天”。其代表作尚有《宣示表》、《贺捷表》、《荐季直表》、《力命表》、《还示帖》、《墓田丙舍帖》等。

4．“二王”

　　王羲之(303-361年，或作321-379年)，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后徙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故世称“王右军”。为晋时最杰出书家，被后世尊为“书圣”。出身于东晋名门望族，父王旷，堂兄王恬、王洽均擅书。早年从石卫夫人（铄）习书，后转益多师。楷书得钟繇法度，草书学张芝、蔡邕等，诸体皆能，精研体势，取舍古法，一洗汉魏朴质书风，成潇洒流美一体。与钟繇并称“钟王”，与子献之并称“二王”。梁武帝《古今书人优劣评》称：“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清宋曹《论草书》云：“王逸少力兼众美，会成一家，号为书圣。”王羲之的最大贡献，在其行草书。羲之行草，结体圆转凝重，用笔内擫，脱略隶书笔意，开妍美流便一路。传世书作有行书《兰亭序》、《快雪时晴帖》、《奉橘帖》、《丧乱帖》、《姨母帖》、《二谢帖》、《上虞帖》等，草书有《十七帖》、《远宦帖》、《初月帖》，楷书有《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只惜真迹已难见，今所见者均为唐人摹本。

　　《兰亭序帖》，被宋米芾称此书为“天下第一行书”。 东晋永和九年(353年)农历三月三日，王羲之同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在绍兴兰亭修禊(一种祛祓疾病和不祥的活动)，堪称风流放旷的盛会，众人饮酒赋诗，并汇成集，羲之当即挥毫作序，此为有名的书法绝作《兰亭序帖》。此帖28行324字，记述当日雅集情景，兴来之作，寓拙健于秀美，含欹侧于规整，从容不迫，容与徘徊，其中二十三个“之”字，写法不同，各自殊态，可见其艺术意识和功力把握之精湛。据云他醒来复书数纸，终未逮意。《兰亭序帖》文书双美（见图12），为后人追慕。又传说唐太宗李世民极其珍爱此帖，遂将之随葬于昭陵；现流传者为唐人摹临本，著名者有《神龙本兰亭序》（传为冯承素摹本）、《张金界奴本兰亭序》（传为虞世南临本）、《黄绢本兰亭序》（褚遂良临本）。

　　王献之（344-386年），字子敬，小名官奴，琅玡临沂（今山东临沂）人，生于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羲之子，与乃父并称“二王”。官至中书令，故史称“王大令”。少享盛名，风流不羁。楷、行、草诸体兼擅，尤精行草。梁武帝《古今书人优劣评》中称之“绝众超群，无人可拟”。《书议》则评之曰：“子敬才高识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传世作品有《鸭头丸帖》、《送梨帖》、《洛神赋十三行》、《地黄汤帖》、《中秋帖》、《廿九日帖》等。《鸭头丸帖》为献之行草书代表作，现存于上海博物馆。2行15字，曰：“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见图13），其下笔随意，率性为之，笔墨真切，润枯分明，节奏明显。

（四）南北朝

1．综述

　　南北朝最突出的成绩是楷书，主要见于墓志碑刻当中。此一时期上续汉魏之隶意碑风，下开隋唐之楷体书韵。南朝名书家有羊欣、王僧虔、陶弘景、肖子云等。北朝名书家有崔浩、郑昭道、赵文渊等。

　　南朝曾一度禁碑，故碑刻少见,但墓志中不乏精品，如《爨龙颜》、《刘怀民墓志》、《肖胆碑》等，均为上品，其书方圆并济，已在碑体书中露出楷书灵秀之风。梁时《瘗鹤铭》石刻，楷书而有行书、隶书笔意，开张纵逸，有摩崖气度。

　　北朝书法风范，同时显著于大批造像、碑刻与墓志当中，其面目之丰富，似又重复汉碑之辉煌。初期碑刻，方劲斩截，尚遗隶意，如《嵩高灵庙碑》，而龙门造像诸品，因势布局，刀笔相加，《始平公造像》为其杰作。后来之《张猛龙》、《贾思伯》、《根法师》、《敬使君》以及造像《高归彦》、《五百人》等，更见用笔之灵变，而《石门铭》、《华岳颂》与云峰山石刻，则别有一番光景。

　　至若北朝诸墓志，则体态多姿，各具风韵，《张玄墓志》、《元桢墓志》、《元鉴墓志》、《元演墓志》、《元慧墓志》、《元倪墓志》、《元文墓志》、《元均墓志》、《元显墓志》、《元详造像》、《刁遵墓志》、《崔敬邕墓志》、《元显俊墓志》、《吊比干文》、《魏灵藏造像》、《郑长猷造像》、《广川王造像》、《杨大眼造像》、《高贞碑》、《李谋墓志》、《于景墓志》等等，不胜枚举，其中《元怿墓志》等，俨然已是唐人楷书的景象。

　　出土于新疆吐鲁番的高昌十一年《令狐天恩墓表砖》墨书，犹有碑书之劲健斩截，与出于敦煌莫高窟北魏皇兴二年墨迹《康那造幡发愿文》一样，颇堪玩味的是，碑书用笔方刚斩截之妙。

2．名品举例

　　“二爨”——《爨龙颜碑》与《爨宝子碑》 《爨宝子碑》（全名《晋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宝子碑》），是云南边陲少数民族首领仿效汉制而树碑立传之作，刻于东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其书法承汉《张迁碑》遗韵，为带有明显隶意的楷书，结体端古，用笔刚劲超拔，部分横画保留着隶书的波挑，朴拙厚重中见却飞扬之势。《爨龙颜碑》（全名《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立于南朝宋大明二年(458年)，其书法结体整肃，但笔画姿态丰富，用笔浑厚大方，使转处比《爨宝子碑》要圆活得多，已经泯灭了过重的棱角，更具后来楷书的特征（见图14）。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列为“神品第一”，评之曰：“下笔如昆刀刻玉，但见浑美；布势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度，当为隶楷极则。”

　　《始平公造像》 作于北魏太和二十二年(498年)，为《龙门二十品》（龙门石窟中二十尊造像铭记拓本的合称）中之代表作。与其它诸品不同之处，《始平公造像》全碑为阳文（见图15），转折处重刻，锋芒毕露，雄峻伟茂，为方笔极规。

　　《石门铭》 陕西汉中石门摩崖刻，作于北魏永平二年（509年），王远书。此铭书法翰墨浑穆神飞，颇见笔意，上接汉《石门颂》、《西狭颂》、《孔庙碑》之风骨。康有为临此铭而成书名，云“《石门铭》体态飞逸，不食人间烟火，书中之仙品也”。

　　《郑文公碑 》 又名《魏兖州刺史郑羲碑》，摩崖刻石，作于北魏永平四年(511 年)。书者为郑羲子郑道昭。书法结体宽博雄伟，笔法巧和方圆。清代包世臣《艺舟双楫》评之“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其中。布白本乙瑛，措画本石鼓，与草同源，故自署曰草篆。不言分者，体近易见也”。

　　《张猛龙碑 》 全称《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立于北魏正光三年(522年)。该碑书法用笔刚劲斩截，方起方折，点作三角，类《始平公造像》而精熟细腻过之。

　　《瘗鹤铭》 宋人黄伯思《东观馀论》考订为南朝梁天监十三年（514年）之作，陶弘景书，摩崖刻石，原在江苏镇江焦山西麓岩上，后崩坏坠江，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打捞移置于定慧寺，今残存九十多字。该铭书法中宫开张，笔势大度，历代评价特高，北宋黄庭坚爱之，曰“大字无过《瘗鹤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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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史述略二：书法史撮要（二）

（五）隋唐五代

1．综览

　　魏晋时期，虽已有楷书的体格，然“去古未远”，仍带有隶书的遗韵。至南北朝及隋，碑刻书法已然不再拘泥于碑书的斩截方劲之风，用笔渐呈简约素朴之势。

　　隋人书法的面目，介乎北碑与唐楷的中间过程。其他书体如章草书，代表作有《出师颂》，今所见者有写本和拓本两种，其用笔简率中兼得老到。智永为王羲之的七世孙，习字刻苦，“退笔成冢”。 传世《真草千字文》用笔藏头护尾，线条饱满，一波三折，含蓄而有韵律，可谓承前启后，为后代真草书重要范本之一。

　　隋代楷书，承传北朝墓志之精华，脱略更多的锋棱而日趋温雅，若《龙藏寺》、《董美人》、《贺若宜》、《苏孝慈》、《龙华寺》、《昭仁寺》、《孟显达》等，已然唐人楷书的模样。

　　唐代书法，各体皆备，名手辈出，可谓书法史上的又一高峰期。唐代书法艺术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兴隆有关，也与文学艺术的推动，以及科举录仕等活动把书法作为重要科目不无关系。在中国历史上，酷爱书法的皇帝不乏其人，自南朝梁武帝萧衍而后，至唐太宗李世民，更是对书法推崇有加。李世民尤其尊崇王羲之，认为羲之书法已经尽善尽美。在此政治背景下，唐初书坛主要为王羲之书风所垄断。

　　初唐，有所谓“初唐四杰”，即：欧阳询、虞世南、禇遂良、薛稷。初唐四家，留传者多为楷书范本，如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虞世南《孔子庙堂》，禇遂良《雁塔圣教序》，薛稷《信行禅师》以及欧阳通的《道因法师》等。其中，欧阳询的成就和影响相对更大。

　　至盛唐，书家群起，风格纷呈。李邕、颜真卿为其翘楚。盛唐书家中，值得注意的是颜真卿。中晚唐书家柳公权，又筑一重镇。

　　狂草，是唐代书法中除楷书外的主要贡献。狂草，堪称书法艺术中的表现主义作品，其中的代表书家，有所谓“颠张狂素”——张旭和怀素。

　　公元907年，唐灭梁始，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又前蜀、吴、楚、闵、南唐、荆南、后蜀、南汉、吴越、北汉“十国”，兵燹纷仍，天下裂乱，文事废弛，艺家凋衰。苏轼评五代书法尝云：“自颜柳氏没，笔法衰绝，加以唐末丧乱，人物凋落，文采风流，扫地尽矣。独杨公凝式，笔迹雄杰，有‘二王’、颜、柳之余，此真可谓书之豪杰，不为时世所汩没者。”杨凝式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的一大重镇，其人一出，承前启后，书艺振拔，遂使唐人尚“法”的规矩赞告消歇，开启宋人尚“意”的风气。

2．欧、虞、褚、薛

　　欧阳询(557—641年)，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敏悟过人，博览经史，入唐任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人称欧阳率更。工书，学羲献及北齐三公郎中刘珉。各体皆能，尤工楷、行。其楷书结体规矩，平中寓险，用笔硬朗劲挺，峻峭奇崛，自成面目，人称“欧体”。《新唐书·儒学本传》记云：“询初仿王羲之书，后险劲过之，因自名其体，尺牍所传，人以为法，高丽尝遣使求之。” 除《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皇甫诞》等楷书刻本外，其行书如《卜商读书帖》、《仲尼梦奠帖》、《张翰思鲈帖》等，皆为弥足珍贵的墨本，从中，尤可揣摩其结体和笔法之妙。《九成宫醴泉铭》由魏征撰文，欧阳询书（见图16），立于唐贞观六年(632年)。其书结字紧凑匀称，用笔方整险绝；“如深山至人，瘦硬清寒，而神气充腴”（明陈继儒语）。明赵涵《石墨镌华》更称此碑为“正书第一”。

　　虞世南（558-638年），字伯施，越州余姚（今属浙江）人。曾封永兴县，世称“虞永兴”。书法承王羲之七世孙智永传授，又取魏碑入楷法，楷书自成风韵，遒丽清和，外柔内刚。李嗣真《书后品》云：“虞世南萧散洒落，真、草惟命，如罗绮娇春，鹓鸿戏沼，故当子云之上。”。代表作有《孔子庙堂碑》、《汝南公主墓志》、《临王羲之兰亭序》、《积年帖》等。著有《书旨述》、《笔髓论》、《北堂书钞》、《观学篇》等。

　　褚遂良（596-658年），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博涉文史，封河南县公，人称“褚河南”。为人笃实，治学谨严。书法学欧阳询、虞世南，后直取“二王”，融汉隶。楷书自成一家，世称“褚体”，体势扁方，形态疏朗而气息内敛，用笔瘦劲，方圆兼施。《唐人书评》云：“褚遂良书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代表作有《雁塔圣教序》、《大字阴符经》、《倪宽赞》、《黄绢本兰亭序》等。

　　薛稷(649-713年)，字嗣通，蒲州汾阴(今山西万荣)人。官至礼部尚书、太子少保，世称“薛少保”。书学虞世南和褚遂良。时人有“买褚得薛，不失其节”之语。《广川书跋》称“其师承血脉，则于褚为近。至于用笔纤瘦，结字疏通又自成一家”。作有《信行禅师碑》等。

3．李邕

　　李邕（678-747年），字泰和，扬州江都人，官至北海太守，故称“李北海”。书法初学右军而得其气格，后能别有会心，自成面目，笔力遒舒，优游不迫，意态爽朗，平中见奇。《宣和书谱》云：“邕精于翰墨，行草之名由著。初学右将军行法，既得其妙，乃复摆脱旧习，笔力一新。”代表作有行楷书《岳麓寺碑》（又称《麓山寺碑》，见图17）、《李思训碑》（又名《云麾将军碑》）、《叶有道碑》、《法华寺》。明杨慎《杨升庵集》云：“李北海书风度闲雅，萦辔回策，尽有蕴藉。”李邕行书之气度闲雅，对后世影响深远，如宋代黄庭坚、元代的赵孟頫、明代文徵明、清代吴昌硕、近代的齐白石。

4．颜真卿

　　颜真卿(708—784年)，字清臣，祖籍山东琅玡临沂，后迁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曾作平原太守（故世称“颜平原”），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曾封鲁国公（故世称“颜鲁公”）。 家学渊深，五世祖颜之推乃北齐著名学者，所著《颜氏家训》为后世所重。秉性刚直，有正义感，后因劝谕叛将李希烈而遇害。书法初学褚遂良，后师张旭得笔法，兼取篆隶及北魏，一扫先前书风，开创朴厚雄强的“颜体”楷书。其书结体左右呈相向之势，中气内充，气度恢弘；用笔沉稳厚重，点画丰满而不失峭劲，尤其那带有“燕尾”的捺笔，一波三折，顿挫振拔。与柳公权并称“颜柳”，亦有“颜筋柳骨”之说。

　　其楷书代表作若《多宝塔》、《东方朔画赞》、《麻姑仙坛记》、《颜勤礼》、《颜氏家庙》、《告身帖》等，皆雄浑豪迈，一幅盛唐气象，对后世影响极大。《颜勤礼碑》（见图18）为颜真卿撰并书，为其曾祖所立，久埋土中，故历历如新，现藏于西安碑林，其雄劲雅壮可传颜书真面目，最宜初学临习。六十岁后楷书《麻姑仙坛记》，遒峻紧结，庄严雄秀，是颜体成熟期代表作。《颜家庙碑》（篆额有李阳冰书“颜氏家庙之碑”六字）则骨格风华，笔意老到，如屋漏痕，为学书者宝。

　　至如其行草书墨迹，有著名的“三稿”——《祭侄稿》、《祭伯稿》、《争坐位》，以及《自书告身帖》、《刘中使》、《湖州帖》、《送刘太冲》等，以楷法为基，收放得宜，法度森严，为后世推崇，其中《祭侄稿》墨迹稿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颇可显示用笔之妙，为元代鲜于枢评为“天下第二行书”（见图19）。

5．“颠张醉素”

　　张旭(7-8世纪中，？—？年)，字伯高，一字季明，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官至右率府金吾长史，故世称“张长史”。工楷书，尤善狂草，革新历代草法，下笔纵逸，变幻多端。张旭草书一出，彻底变革了“二王”草书的理路，时有“草圣”之誉。张旭嗜酒，放旷不羁，醉后呼叫狂走，乘兴挥毫，而每成佳作。画史上记载，他曾经用头发蘸墨写大字，人称“张颠”。 斐旻舞剑、张旭草书、吴道子画壁，时人谓“三绝”（或谓李白诗歌、斐旻舞剑、张旭草书）。工诗，与贺知章、张若虚、包融号称“吴中四士”，与李白、贺知章等称为“酒中八仙”。传世书迹有《肚痛帖》、《冠军帖》、《古诗四帖》（见图20）等。《肚痛帖》草书6行30字，笔墨纵横，一气呵成。明王世贞跋云：“张长史《肚痛帖》及《千字文》数行，出鬼入神，倘恍不可测。” 难能可贵的是，张旭狂草，笔墨纵横，然左右逢源而游刃有余，乃苦工使然，其楷书《郎官石柱记》颇为谨严，可见其来由；《宣和书谱》云“其草字虽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画不该规矩者，或谓张颠不颠是也”，所言恰切。诗人高适《醉后赠张旭》赞之“兴来书自圣，醉后语尤颠”；杜甫《酒中八仙歌》赞之“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张旭狂草，出乎天性，而力运天成。韩愈《送高闲上人序》述之更确，云：“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伎，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身，而名后世。”

　　怀素(725—785年)，字藏真，俗姓钱，潭州(今湖南长沙)人，幼年即出家，受法于颜真卿（颜真卿受法于张旭），学书甚刻苦，书法史上的典故“笔冢墨池”即出自他。其书在章法、结字、笔法等方面均有突破，脱开章草及“二王”派系草书字间独立的格式，参差错落、欹正多姿，下笔连绵不绝，鼓荡奔流，其痛快处若“飞鸟出林，惊蛇入草”，充分展示了线条艺术的造型能力，具有强烈的空间节奏和韵律感。怀素狂草书代表作有《自叙帖》（见图21）、《食鱼帖》、《苦笋帖》。李白有诗赞之：“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扫却山中兔。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恍恍忽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韩偓亦有诗赞之，曰：“何处一屏风，分明怀素踪。虽多尘色染，犹见墨痕浓。怪石奔秋涧，寒藤挂古松。若教临水畔，字字恐成龙。”苏东坡跋怀素《食鱼帖》赞云：“素公自序，尤能自誉，观者不以为过，信乎其书之工也！然其为人倜傥，本不求工，所以能工如此。如没人操舟，无意于济否，是以覆却万变，而举止自若，其近于有道者耶？今观此帖有食鱼、鱼肉之语，盖倜傥者也。至于行笔遒劲，如屋漏，如屈铁，非工其能如是乎？”除狂草作，怀素《圣母帖》、《小草千字文》，则冲和雍雅，尚有几分章草馀意，可窥其草法变化之源。

　　张旭与怀素草书相比照，有不同处：张旭字肥，参以隶意，或直接用章草，伏如卧虎，起如腾龙；怀素字瘦，笔画圆转活脱，活如游丝飘举，劲如刚绳绕空。

6．柳公权

　　柳公权(778-865年)，字诚悬，京兆华宋(今陕西西耀县)人，是历史上不多得的专业书家。为人刚正，穆宗皇帝曾问用笔之法，答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笔谏穆宗”遂则成为千古美谈。官至太子少师，世称“柳少师”。博贯经术，书学王羲之，后融北碑方笔于楷书，取“欧体”之密瘦硬险峻，又削减“颜体”之肥厚，结体中宫紧缩，宽博开张，用笔瘦硬挺劲，骨峻气遒，成自家楷体，人称“柳体”，与颜真卿并称“颜筋柳骨”。作品有《玄秘塔》（见图22）、《金刚经》、《神策军》，传世墨迹有《王献之送梨帖后跋》、《蒙诏帖》、《兰亭诗》等。

7．其他

　　孙过庭（约648-703年），字虔礼，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官至率府隶事参军。唐代著名书法家及书学家。草书最工，法王羲之，出规入矩，寓刚健于婀娜。张怀瓘《书断》称其“博雅有文章，草书宪章二王，工于用笔，俊拔刚断，尚异好奇”。传世墨迹《书谱序》（见图23）既是书学理论名篇，又是难得的草书杰作，为后世习书之法帖范本。

唐人擅篆隶者，有李阳冰、韩择木、徐浩、史惟则、尹元凯、李隆基等。唐诗人中，雅善书法者不乏其人，可惜墨迹鲜有流传，因此贺知章《孝经》、杜牧《张好好诗并序》等弥足珍贵。

隋唐墨迹中，名家之作固可珍贵，但敦煌隋人写经楷书《大般涅槃经》，唐人写经草书《因明入正理论后疏》等，均挥洒自如而妙合法度。

8．杨凝式

　　杨凝式（873-954年），字景度，号虚白、关西老农等，华阴（今陕西华阴）人，居洛阳（今属河南）。五代时仕梁、唐、晋、汉、周五朝，唐末为秘书郎，代时官至太子师，故称“杨太师”，卒赠太子太傅。畏于政途之险，常以“佯狂”外示，时称“杨风子”。尝作《题怀素酒狂帖后》诗，中有句云“草圣未须因酒发，笔端应解化龙飞”(《全唐诗》卷715)，可见其心迹。兴来挥毫，洛阳寺观院壁为之题写殆遍，黄庭坚遍观后云：“欲深晓杨氏书，当如九方皋相马，遗其玄黄牝牡乃得之”，并有诗赞云：“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栏。”

　　传世墨迹有《韭花帖》、《神仙起居法》、《夏热帖》、《卢鸿草堂十志图跋》等。《韭花帖》（见图24）为杨凝式行楷书代表作，风格凸出，结字独特，变幻多端，点画遒丽，意趣超脱。苏东坡尝赞之曰：“自颜柳没，笔法衰绝，加以唐末丧乱，人物凋落，文采风流，尽扫地矣。独杨公凝式，笔迹雄杰，有二王颜柳之余，此真可谓书中豪杰。”行草书《卢鸿草堂图跋》奇逸雄浑。狂草《神仙起居法》则纵横恣肆，“如横风斜雨，落纸云烟，淋漓快目”（《海岳书评》）。

（六）宋

1．综览

　　宋初书家，杰出者有徐铉、李建中。北方金朝以王庭筠（米芾之侄）的行楷、党怀英（资料缺）的篆书为代表。李建中传世作品《土母帖》、《同年帖》，“字形瘦健，始得时誉”，直追晋唐。然而真正代表宋代书法成就的，还是“宋四家”，即：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

2. 苏、黄、米、蔡

　　苏轼（1036-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与其父苏洵、弟苏辙并称“三苏”。为宋代最杰出文学家，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博通经史，才华横溢，词开豪放一派。绘画则为宋代文人画之领袖人物。书法远绍“二王”，中年后“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黄庭坚《山谷题跋》），结体笃实，笔墨润朗，列“宋四家”之首。其书法提倡“我书意造本无法”，开启宋人“尚意”书风。清书家刘墉《论书绝句》云：“苏黄佳气本天真，姑射丰姿不染尘；笔软墨丰皆入妙，无穷机轴出清新。”著有《东坡集》、《东坡词》、《东坡志林》等。传世墨迹甚多，代表作有《黄州寒食诗帖》、《书归去来辞》以及《致季常尺牍》、《赤壁赋》、《祭黄几道文》、《洞庭春色赋》、《天际乌云帖》、《新岁展庆帖》、《李白仙诗卷》、《江上帖》等。《黄州寒食诗帖》为纸本手卷，行书五言诗二首，17行，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清河书画舫》、《式古堂书画汇考》、《墨缘汇编》、《石渠随笔》等均有著录，《戏鸿堂法帖》、《三希堂法帖》亦刻入。苏轼因乌台诗案遭贬黄州，此间其诗文书画之成就达一高峰。该帖书于元丰五年（1082年），时东坡46岁（见图25）。章法跌宕，用笔以侧锋为主，凝重而潇洒，“悬针”长笔势如破竹，激情宣泄。“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君门深九重，填墓在万里。也擬哭途穷，死灰吹不起”，读之，其凄苦状况如在目前。卷后有黄庭坚大字题跋，云“东坡此诗似李太白，尤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后为之，未必及此。它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於无佛处称尊也”，并称绝倒。

　　黄庭坚（1045-1105年），字鲁直，号涪翁、山谷、山谷老人，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文章天成，与张耒、晁补之、秦观同为苏轼门生，合称“苏门四学士”。长于诗词，开“江西诗派”。书法宗晋唐而自成一家，为“宋四家”之一。其书结体中宫内敛紧凑而外围疏放宽博，用笔奔腾恣肆，左右纵横，如摇双橹，线画之间错落呼应，摇曳多姿。传世墨迹有《松风阁诗》、《书李白忆旧游诗》、《诸上座》、《廉颇蔺相如传》（见图26）、《行书王长者墓志铭》、《花气诗帖》等。著有《山谷集》。

　　米芾(1051-1107年)，名黻，元祐六年（1091年）改名芾，字元章，号襄阳漫仕、海岳外史、鹿门居士等，世居太原，迁襄阳（今湖北襄樊），后定居润州（江苏镇江）。宣和元年徽宗诏为书画学博士，迁礼部员外郎，人称“米南宫”。 精鉴藏，建海岳庵和多景楼藏历代法书名画。生性狂放，有洁癖，嗜奇石，人称“米颠”。《宋史·文苑传》云：“芾特妙于翰墨，沈著飞，得王献之笔意。”《宣和书谱》云：“大抵书效羲之，诗追李白，篆宗史籀，隶法师宜官；自谓‘善书者只有一笔，我独有四面’，识者然之。方芾书时，其寸纸数字人争售之，以为珍玩。”山水画创“米点皴”，有“米家云山”之称。书法取“二王” ，得其精髓，后直逼晋唐。用笔八面出锋，自谓“刷字”。 其行书笔画偃仰向背，倜傥多姿；“风樯阵马，沉着痛快”（苏轼语）。传世代表作有《蜀素帖》（见图27）、《论草书帖》、《苕溪诗卷》、《珊瑚帖》、《张季明帖》、《拜中岳命诗》、《多景楼诗》、《虹县诗帖》等，其中《蜀素帖》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该卷因书于绢上，故多渴笔，用笔以侧锋为主，卷舒飞扬。著有《书史》、《海岳名言》、《画史》、《砚史》、《宝章待访录》等

　　蔡襄（1012-1067年），字君谟，兴化仙游（今属福建）人。官至端明殿学士，人称“蔡端明”。书法得力于二王、颜、柳，真、行、草兼善。行草书婉秀端庄，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合称“宋四家”。米芾《海岳名言》云：“蔡襄如少年女子，体态娇娆，行步媛慢，多饰繁华。”传世墨迹有《扈从帖》、《万安桥记》、《山居帖》、《致彦猷尺牍》、《澄心堂》、《连日山中帖》、《思咏帖》、《入春帖》等。

3．赵佶

　　赵佶（1082-1135年），涿州（今河北涿县）人，初封瑞王，元符三年即帝位，称徽宗，在位25年，为政昏庸，但于艺术颇多造诣，是历史上最著名的皇帝书画家，艺术活动倡导者与组织者，曾命编《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及《宣和博古图》、《大观帖》等。其天分甚高，擅诗词、工书画、精赏鉴，人物、花鸟、山水皆精。其所创书体“瘦金书”，顿挫有致，瘦劲锋利，挺秀清雅，别具一格。陶宗仪《书史会要》称：“徽宗行、草、正书，笔势劲逸，初学薛稷，变其法度，自号‘瘦金书’，意态天成，非可以形迹求也。”传世墨迹有《千字文》（见图28）、《掠水燕翎诗纨扇》、《闰中秋月诗帖》等。

4．其他

　　宋代文人书家甚夥，若文仝、文彦博、林逋、范仲淹、欧阳修、苏辙、苏洵、司马光、王安石、张舜民、蔡京、蔡卞、薛绍彭、米友仁、叶孟得、赵构、陆游（见图29）、范成大、朱熹、吴说、张孝祥、文天祥、姜夔、吴琚、魏了翁、张即之、赵孟坚等，各自揭须眉。

　　宋代书法尚“意”，是对唐人书法尚“法”的一个创作理念上的更新。唐颜真卿和五代杨凝式的书法，之所以对宋人影响最巨，也正是二者书法于法度之外，更多得几分意趣。

另外，大批文人、诗人、词人书法之特长，也正在于超脱理法，而倾慕趣味。宋代，之所以没有篆书、隶书和楷书大家，既时运使然，亦与当时书家群体特征不无关系。可以说，中国书法及宋，乃一大转捩：艺术性这一“因子”，由实用性与艺术性之合体中游离出来。宋人传世的大批墨迹如书札，更多体现的，是书家有意识的个人性情。

（七）元

1．综览

　　金人入主中原，极力吸收中原文化，不过杰出书家仍为汉人，若蔡松年、王庭筠、张孔孙等。元初，书家如耶律楚材等，大多仍驻足于宋人习气。随着复古之风涌起，书法复兴，书坛三大家赵孟頫、鲜于枢和邓文元登上舞台。元中，书坛依然笼罩于赵孟頫书风之下。直至康里巎、杨维桢出，书风始令人耳目一新。

2．赵孟頫

　　赵孟頫(1254-1322年)，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水晶宫道人等，湖州（今浙江湖州市）人，宋宗室后裔，元代杰出书画家，因湖州旧称吴兴郡，故称“赵吴兴”。累官至一品，荣际五朝，卒追封魏国公，谥文敏，故又称“赵松雪”、“赵文敏”。博学多识，通音律，精鉴赏，擅诗文，工篆刻（以“圆朱文”著称），为著名的书画理论家和实践家。篆、隶、楷、行、草五体皆能，以楷书和章草为最工。其楷书与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并称“颜、柳、欧、赵”，结体端正秀美，用笔劲朗飘逸，为元代书坛盟主，虽然后世对其书法毁誉不一，但终归影响深远。代表作有《胆巴碑》、《行书欧阳修秋声赋卷》、《六体千字文》、《雪晴云散帖》、《书赤壁赋》（见图30）等。著有《印史》、《松雪斋集》。

3．鲜于枢

　　鲜于枢（1257-1302年），字伯机，号困学山民、寄直老人等，渔阳（今北京蓟县）人，居杭州西溪。善词赋、精鉴赏。吴宽《匏翁家传集》云：“鲜于（枢）书名，在当时与赵吴兴、邓巴西各雄长一方。困学多为草书，其书从真、行来，故落笔不苟，而点画所至，皆有意态，使人观之不厌。不若今人未识欧、虞，径造颠、素，其散漫连延之势，终为飞蓬蔓草而已。”善悬腕书，当时与赵孟頫书并称“二妙”。传世墨迹有《李愿归盘谷序》、《唐诗草书卷》、《醉时歌》、《晚秋杂兴诗册》、《论张旭怀素高闲草书》、《透光古镜歌》、《苏轼海棠诗》、《韩愈石鼓歌》等。著有《困学斋集》、《困学斋杂录》。

4．杨维桢

　　杨维桢（1296-1370年），字廉夫，号铁崖、东维子，诸暨（今属浙江）人。生性放旷奇诡。书法杂和众体，尤以行楷书见长，布局参差，用笔狂放，墨法大胆，揉章草法于其中。代表作有《张氏通波阡表》、《行书真镜庵募缘疏》（见图31）、《题邹复雷画春消息卷》、《周上卿墓志》、《城南唱和诗》等。

5．康里巙

　　康里巙（1295-1345年），字子山，号正斋、恕叟、蓬恕叟，康里（今属新疆）人。幼肄国学，博通群书。楷书法虞世南，行草法王羲之。“善真、行、草书，识者谓得晋人笔意，单牍片纸人争宝之，不啻金玉。”（《元史》）。以行草书见长，尤得章草笔意，通篇视之，有“大刀斫阵”之声势。代表作有《书李白诗卷》、《述笔法》、《渔父辞》、《唐元缜行宫诗》等。

6．其他

　　康、杨之外，尚有虞集、揭傒斯、柯九思、张雨、郭畀等书家。

　　元后期，吴镇（代表作《心经卷》）、倪瓒（代表作《淡室诗》）二家，同时均居绘画“元四家”（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之列，书画相参，自成高格。而饶介、俞和二家，亦颇有法度。其他诸家若管道升、赵雍、吴睿、钱选、钱良右、僧维则等，亦各具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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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明

1．综览

　　明初，书家以“三宋”——宋克、宋璲、宋广和“二沈”——沈度、沈粲兄弟最为著称。“三宋”中，宋克章草为明人之冠，影响亦最大。而宋璲的篆书、宋广的章草，亦秀出群伦。“二沈”中，沈度楷书为最工，被明太宗誉为“我朝王羲之”，行书亦流美脱俗。沈粲则工行草，下笔力度不凡。此外解缙的楷书、草书，李东阳的篆书、行草，均颇可观。

　　明中期，祝允明、文徵明、王宠出现，使明代书坛略有复兴之象。

　　由于明代帝王雅好书法，亦以书艺择仕，加之帖学之风盛行，影响了书法创作的多元化，众皆操书札之体，所谓“简牍之美，几越唐宋”。永乐、正统间，杨士奇、杨荣和杨溥入翰林院和文渊阁，制诰书法以姿媚匀整为工，号称“博大昌明之体”，即后来所谓“台阁体”。当时学子急于功名，竞相摹习，笔墨纤弱，习俗相染，书风乃颓乏生气矣。近代丁文隽《书法精论》评曰：“有明一代，操觚谈艺者，率皆剽窃摹拟，无何创制。”

　　晚明，徐渭、邢侗、董其昌、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许友、米万钟等人继起，踵武前贤，真正开始了一种复古运动，于是书风离俗而趋雅，渐归正宗。明末“四大家”——邢侗、董其昌、张瑞图、米万钟（又有“南董北米”、“北邢南董”之称），崇尚用笔个性。邢侗书法“二王”，参章草，颇有古韵。米万钟擅行草，间用章草笔意。

　　另外，于谦行楷、徐有贞草书、张弼草书、沈周行书、吴宽行书、邵宝行书、唐寅行书、王守仁草书、文彭行草、王稚登隶书、陈继儒行书、赵宦光篆书、钱士升行书、李流芳行书、左光斗行草、蔡羽行草，亦各自独绝。

2．宋克

　　宋克（1327-1387年），字仲温，号南宫生，长洲南宫里（今江苏苏州）人。博涉经史，喜走马击剑，与高启等人称“十友”，工诗，时称“十才子”。《明史·文苑传》称其“杜门染翰，日费十纸，遂以善书名天下。”其书以章草书最负盛名，章法有节奏感，结体疏密有致，笔法沉着痛快，融今草于其中，自有新意。传世作品有《急就章卷》、《孙过庭书谱》、《杜甫壮游诗》、《公宴诗条幅》、《草书唐宋人诗卷》等。

3．祝允明、文徵明、王宠

　　祝允明（1460-1526年），字希哲，号枝山、枝指生，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曾任应天府通判，故史称“祝京兆”。与唐寅、文徵明、徐祯卿合称“吴中四才子”。少聪颖，五岁能书径尺大字，九岁工诗。博采晋唐宋名家之长，自家个性鲜明。小楷最工，直追晋唐。行书、行草、章草、今草诸体皆善，草书成就更大。与文徵明、王宠为明中期“三大家”。传世作品有小楷《出师表》、《赤壁赋》，草书《行草书千字文卷》以及《章草长门赋》、《草书洛神赋卷》（见图32）。

　　文徵明（1470-1559年），初名壁，一作璧，更字徵仲，号衡山居士等，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曾授翰林院待诏，人称“文待诏”。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其书法“始亦规模宋元之撰。既悟笔意，遂悉弃去，专法晋唐”（文嘉《先君行略》）。小楷法王右军，草书法怀素，行书法黄、米，篆法李阳冰，尤工行书和小楷。王世贞《艺苑卮言》云：“待诏以小楷名海内，其所沾沾者隶耳。独篆笔不轻为人下，然亦自入能品。所书千文四体，楷法绝精工，有黄庭遗教笔意，行体苍润，可称玉版《圣教》，隶亦妙得受禅三昧，篆书斤斤阳冰门风，而皆有小法，可宝也。”代表作《跋刘中使帖》、《西苑诗册》等。又擅绘事，山水、花草、人物皆能，与沈周、唐寅、仇英合称“明四家”，为“吴门派”巨擘，对后世影响颇大。传世作品很多。另著有《甫田集》。

　　王宠(1494－1533年)，字履仁，后字履吉，号雅宜子、雅宜山人。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博学多才，工书法、篆刻，山水画与唐寅齐名，诗文誉于当时，可谓诗书画“三绝”。楷书以拙取巧，婉丽遒逸。代表作有小楷《滕王阁序》、草书《送友生游茅山诗》等。

4．董其昌

　　董其昌（1555-1636年），字玄宰，号思白、香光、香光居士、思翁等，华亭（今上海松江）人。累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加封太子太保，卒谥文敏。才华横溢，工诗文书画，亦精鉴赏。书法由唐宋而上溯晋人，楷、行、草皆工，用笔有弹性，显韵致，率意而秀雅，一时从者如流，与邢侗、米万锺、张瑞图并称“明末四大家”。曾自述云：“初师颜平原《多宝塔》，又改学虞永兴，以为唐书不如晋魏，遂仿《黄庭经》及钟元常《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舍丙帖》，凡三年，自谓逼古，……比游嘉兴，得尽睹项子京家藏真迹，又见右军《官奴帖》于金陵，方悟从前妄自标评。”(《画禅室随笔》)清王文治《论书绝句》赞之云：“书家神品董华亭，楮墨空元透性灵，除却平原俱避席，同时何必说张邢。”代表作有《跋米芾蜀素帖》、《潇湘图卷跋》（见图33）、《临阁帖册》、《跋赵孟頫鹊华秋色图卷》、《丙辰论画册》、《行书东方朔答客难卷》等。擅作山水，师董、巨，以黄、倪为宗，笔墨清润。著有《画禅室随笔》，以禅论画，首倡“画分南北二宗”之说。另有《容台文集》、《容台诗集》、《容台别集》及《筠轩清秘录》等。

5．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

　　张瑞图（1570-1641年）字长公、号二水、果亭山人等，福建晋江人。官至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封为太子少师兼太子太师，中极殿大学士。书法初学孙过庭，后融汇众家，行草书自成面目，结字奇崛，用笔多偏锋，取势峻峭，转折方劲外拓，存隶意而得章草味。传世书作有《醉翁亭记》、《后赤壁赋》、《行书杜甫诗轴》等。另著有《白毫庵集》。

　　黄道周（1585-1646年），字幼平，号螭若、石斋，福建漳浦人。官至少保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学问与气节并重。工诗文书画。书法宗“钟、王”，有魏晋风骨；楷书有碑意，巧拙并施；行草书势态超拔，遒密离奇，自成一家。王文治《快雨堂跋》赞其“楷格遒媚，直逼钟王"。传世墨迹有《双溪口惠政碑卷》、《赠答友人诗卷》、《赠倪献汝叔侄诗轴》、《行书七言诗轴》等。另著有《石斋集》、《孝经集传》、《易象正义》、《太函经》、《洪范明义》、《续离骚》等。

　　倪元璐（1593-1644年），字玉汝，号鸿宝、园客，浙江上虞人。谥文正。秦祖永《桐阴论画》云：“元璐书法灵秀神妙，行草尤极超逸。”其章法字距紧密而行距疏松，结体奇诡倾侧，用笔方劲、险绝、爽利，风清骨峻，有烟云之气。传世作品有《舞鹤赋卷》、《行书诗轴》、《金山诗轴》等。著有《倪文贞集》。

6．徐渭

　　徐渭（1521-1593年），初字文清，后更文长，号天池、青藤、田水月、青藤老人等，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旷世才情，恣纵不傥，诗、文、戏曲、书、画皆精。与陈淳（道复）合称“青藤白阳”，大写意花鸟画在中国绘画史上地位显著。草书行笔方圆兼济，轻重跌宕，笔墨纵横，貌似狂放不羁，其实暗含秩序，为后来书家效法。尝自言“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明袁宏道曰“文长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在王雅宜、文徵仲之上，不论书法而论书神，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袁中朗集》）。著有《徐文长集》、《逸稿》、《路史》、《天池秘集》及杂剧《四声猿》、《歌代啸》等。传世墨迹甚多，代表作有《草书七绝诗》（见图34）、《草书诗卷》等。

（九）清

1．综览

　　书法史称乾隆以前为“帖学期”，其后为“碑学期”。学帖之习由来已久，至清，康熙好董其昌书法，而乾隆好赵孟頫，上行下效，帖学之风炽热矣。初有帖学“四大家”（笪重光、姜宸英、汪士鋐、何焯），后有张照以及“翁、刘、梁、王”（翁方纲、刘墉、梁同书、王文治），虽功力不输，但无甚建树，尤其因科举书法讲究“黑、圆、光”，遂形成所谓“馆阁体”。

　　于帖学之外，碑学的另辟户牖，乃是中国书法史上至为重要的事件。碑学的出现及其迅速兴盛，与时代风气之浸染有关，与碑版实物的大批出土和金石文字学、考古学的兴起有关，更与书家学者们的极力鼓吹有关。前有阮元《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后有包世臣《艺舟双楫》，再后有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具体而微地剖析碑书之客观价值，既而在书坛上掀起尊碑浪潮，于是，自嘉道而至咸同，书家结社，竟习碑版，又成一种风气。

　　碑派代表书家甚夥，其中，邓石如篆隶双美、沉着雄厚；伊秉绶隶书面目独特，有朴拙敦实；何绍基以颜真卿为本而柔融北碑，碑帖互济，行书最精；赵之谦擅篆隶之法而参北碑，笔法斩截稳健，其行书则是融碑帖于一体之巨擘；沈曾植宗汉章草而用北碑笔法，辗转险奇，欹侧矫矫；曾熙、李瑞清号“南北二宗”，师法汉隶，用篆意而行笔战掣；吴昌硕师《石鼓》，用笔苍辣，大气淋漓；康有为吸收碑书之宏阔气息，下笔千钧，纵横开张。

2．朱耷

　　朱耷（1626-1705年），本名统，明宁王朱权后裔，字雪个，号八大山人，顺治五年（1648年）剃发为僧，法名传綮，字刃庵。擅画山水、花鸟，与原济、弘仁、髡残合称“清初四高僧”。

　　书法得力于晋唐及董其昌，秃笔行书，线条浑然干练，中气内敛，简净圆润，神情温雅含蓄。传世墨迹《临石鼓文并释文册》、《行书辞饮札册》（见图35）等。

3．金农、郑燮

　　金农（1687-1763年），原名司农，字寿田，39岁后更名农，字寿门，号冬心、金吉金、昔耶居士等，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工诗文，善书画，嗜金石，精鉴赏。将隶、楷、行熔铸一体，多显侧锋，方笔刷涂，孤高冷峻，创“漆书”体。年五十始学画，然落脱俗，为画坛领袖，居“扬州八怪”之列。传世书作有《王融传隶书册》、《金农自书三体诗残册》（见图36）、《金农相鹤经楷隶册》等。另著有《冬心先生集》、《画竹记》等。

　　郑燮（1693-1765年），字克柔，号板桥、板桥道人等，江苏兴化人。颖悟超人，落拓不羁。居扬州卖画，善作兰竹，为“扬州八怪”之一。诗、书、画“三绝”。书法搀杂篆、隶、行、楷、草诸体，自称“六分半书”，有“乱石铺街”之态，风格明显。传世墨迹有《删繁领异七言联》、《难得糊涂横额》、《行书五言诗》、《城皇庙碑记》等。另有《板桥全集》行世。

4．邓石如、伊秉绶

　　邓石如（1743-1805年），初名琰，字石如，更字顽伯，号完白山人，安徽怀宁人。少喜金石，仿汉印极工。擅篆、隶书，遒劲浑厚，用笔灵便。又精篆刻，刀法爽利而不失婀娜，世称“邓派”，也称“皖派”，吴熙载、赵之谦、吴昌硕等均踵武之。传世书作有《海为龙世界草书联》（见图37）、《赠肯园四体书册》、《和毕秋帆岳阳黄鹤楼诗隶书轴》等。另有《完白山人篆刻偶存》行世。

　　伊秉绶（1754-1815年），字组似，号墨卿、墨庵等，福建汀州（今长汀）人，人称“伊汀州”。工诗词，善作山水、墨梅。书法楷法颜真卿，而以隶书盛闻。其隶书笔力沉厚雄健，结字宽博开张，结体则有装饰味道，颇多意态，得“恢宏壮阔”之美。赵光《退庵随笔》云：“墨卿遥接汉隶真传，能拓汉隶而大之，愈大愈壮。”传世作品有《行书横幅》、《隶书七言联》（见图38）等。另著有《修齐正论》、《留春草堂诗》、《攻其集》、《坊表录》等。

5．何绍基、赵之谦

　　何绍基（1799-1873年），字子贞，号东洲、蝯叟，湖南道州（今道县）人。通经史，精律算，工诗词，嗜金石。书法初习颜真卿，后遍临汉魏碑版，尤得力于《张黑女墓志》。行书自成风格，结体灵变，用笔轻重自如，气韵天成。杨翰《息柯杂著》云：“贞老书专从颜清臣（真卿）问津，积数十年功力，探源篆隶，入神化境。晚年尤自课甚勤，摹《衡兴祖》、《张公方》多本，神与迹化，数百年书法于斯一振。”。传世作品有颇多。著有《东洲草堂诗钞》、《说文段注驳正》、《东洲草堂金石跋》等。

　　赵之谦（1829-1884年），字益甫、撝叔，号冷君、悲庵、无闷等，浙江会稽（今绍兴）人。碑考、诗文、绘画、书法、篆刻，无一不精。官江西鄱阳、奉新、南城知县。篆刻初学“浙派”，继而印外求印，于古钱、汉镜、权诏、砖瓦等多方取材，变化无穷，同时以碑刻和造像入边款，形式美妙。绘画设色古雅，有笔有墨，开写意花卉之新路。书法初学颜，后专攻魏碑，以方笔为主，自成面目。信札则融碑帖于一体，跨迈古今（见图39）。传世书作颇多。著有《补寰宇访碑录》、《六朝别字记》、《梅庵集》、《勇庐闲诘》、《二金蝶堂印谱》等。

6．吴昌硕、黄士陵

　　吴昌硕（1844-1927年）初名俊，又名俊卿，字昌硕、苍石，号缶庐、苦铁、缶道人、破荷亭长、老缶等，浙江安吉鄣吴村人。清杰出书画及篆刻家，西冷印社首任社长。中年学画，初师任伯年，又得徐渭、朱耷、石涛、李鱓、赵之谦诸家写意画影响，融书法于画法，开一派画风。篆刻初学浙派，继参邓石如、吴熙载，以石鼓文、封泥及砖瓦文字入印，其“钝刀硬入”之法得苍润之旨。篆书出于石鼓文，朴厚雄浑，自成一家；行书学王铎，亦元气淋漓。传世墨迹甚多（见图40）。著有《缶庐集》、《缶庐印存》等。

黄士陵（1849-1908年），字牧甫，一作穆甫，号倦叟，安徽黟县人。制印初学吴熙载、赵之谦，后专攻汉印，在浙皖两派之外别开生面，对篆刻史贡献不菲。章法颇显匠心，险中求稳；刀法则劲健整洁，自出机杼。

7．康有为

　　康有为（1858-1927年），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戊戌变法失败后改号更生。广东南海人，世称“南海先生”、“康南海”。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偕弟子梁启超等纠合在京应试举人千余人上书，史称“公车上书”。清末著名书法理论家和书法家，于《石门颂》、《云峰山刻石》、《爨龙颜》、《六十人造像》等用功颇多，浸淫于南北朝碑版、造像，为“尊碑”之巨擘。长撇大捺，逆锋涩进，万毫齐力，豪气冲天（见图41）。博学强志，著书宏富，《广艺舟双楫》则多有己见。另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孟子微》、《春秋公羊传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以及《大同书》、《戊戌奏稿》、《南海诗集》等。传世墨迹甚多。

8．王铎与傅山

　　王铎（1592-1652年），字觉斯，一字觉之，号嵩樵，孟津（今属河南）人。官至礼部尚书。博学好古，擅诗文书画。书法得力于钟、王、颜、米，行草书最绝妙。字体大小参差、错落有致、左倾右侧、变幻多姿，用笔则奔腾恣肆、出规入矩，用墨则轻重自若、韵律盎然。得“似不经意”之旨。尤擅长幅，行气连绵不绝，行间则布白巧妙。传世作品有《忆游中条语轴》、《草书诗稿》、《行草枯兰复花赋卷》等。著有《琅华馆帖》。

　　傅山（1607-1684年）字青主，丹崖子、真山等，山西阳曲人。天才国人，寓目成诵，博览经史，通佛道之学，又深谙医术。工诗文，精鉴赏收藏，擅书画及金石篆刻。书法主张“四宁四毋”：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尤以草书最工，笔画婉转盘纡委曲，奔流而下（见图42）。传世墨迹颇夥。著有《霜红龛集》、《荀子评注》等。

9．其他

　　此外，若宋曹草书、龚贤行草、周亮工行书、查士标行草、郑簠隶书、王澍楷书、黄慎草书、桂馥隶书、梁巘草书、钱沣楷书、钱坫篆书、冯敏昌行草、孙星衍篆书、包世臣行书、吴熙载篆书、林则徐行书、莫友芝篆书、张士钊楷书、俞樾行楷、吴大澂篆书、翁同和行书、杨守敬篆书等，亦各有会心。

（十）民国

1．综览

　　书法艺术史，流衍数千年之后，已然蔚为大观，尤其在历清而至民国之际，更是百川竟奔而归于大海。

　　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社会转型期。近代书法，基本上是清代书风的延续。然而社会的更替，必然最终影响到文化艺术的变迁，书法艺术当然不能例外。随着政治与社会发生的巨大变革，以及西方文明的不断引进，新文化兴起，书法艺术出现新风气。随之各地建立起许多书法研究团体，比如西泠印社、北大书法研究会、标准草书社以及中国书学会，同时出现一些专门研究书学的杂志，推动了书法运动的前进。这一时期考古新材料的发现，特别是简椟经卷书法的大量研究，客观上为书法艺术的借鉴与创新提供了条件。

　　书法的成就，也是书家的成就。民国书法艺术的色彩斑斓，与其书家队伍的空前复杂有直接干系。或许因距离太近，这段风景比此前任何时期都清晰明透。

　　民国时期知名的书家实在太多，而又各臻其极，在此仅拈取其重者，当有：齐白石、黄宾虹、罗振玉、王世镗、梁启超、徐生翁、于右任、叶恭绰、李叔同、郭沫若、沈尹默、马一浮、谢无量、胡小石、郑诵先、
、刘孟伉、吴玉如、林散之、邓散木、张大千、陆维钊、王遽常、沙孟海、萧娴、高二适、来楚生、白蕉。

2．齐白石

　　齐白石（1864-1957年），湖南湘潭人，名璜，又名纯芝，小名阿芝，字萍生，号白石、白石翁、借山吟馆主者、寄萍老人、寄萍、老萍、借山翁、杏子坞老民、齐大、木居士、三百石印富翁等。诗、书、画、印皆出类拔翠。大写意花鸟画空前绝后。１３岁起学木匠、雕花，２７岁开始学画、习诗文、刻图章。６０岁后定居北京，以卖画和制印为生，卒年９５岁。其篆刻“胆敢独造”，章法、篆法、刀法皆有鲜明特色，其单刀直入法，阔斧大刀，势如破竹。书法工篆书（见图43）、行书。

3．黄宾虹

　　黄宾虹（1865-1955年），名质，字朴存，亦作朴岑、朴丞、劈琴，号滨虹，别署予向、虹庐、虹叟、黄山山中人，又号大千，中年更号宾虹，后以号行。安徽人，生于浙江金华。辛亥革命后居上海，任上海美专教授，37岁移居北平。现代杰出的山水画大师、书法家、美术史学家、诗人。其山水画作笔墨双美，“黑密厚重”、“浑厚华滋”；间作花草，淡雅清丽。书法工行楷，籀篆独绝，用笔圆浑，深得钟鼎之古奥渊雅，有金石气（见图44）。传世书画颇多。著有《古画微》、《画学通论》、《画法要旨》、《虹庐画谈》、《宾虹诗秒》等。　　 　

4．于右任、林散之

　　于右任（1887-1964年），原名伯循，字右任，陕西三原人，别署骚心、髯翁、太平老人。现代著名诗人、书法家。从小入私塾，25岁中举。1906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与宋教仁筹办《民立报》。1918年返陕，任靖国军总司令。1931年后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有“当代草圣”之誉。早年曾写赵孟頫，转写二王，后专攻魏碑，喜魏碑“尚武”精神、粗犷豪气。创“标准草书”，广纳历代草书之精华，用笔得北碑书之朴厚，熔冶碑帖于一炉（见图45），自成高格。曾编《标准草书》行世，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原则。内战之际，忧国忧民，尝有诗云：“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晚年身滞孤岛，情系大陆，1962年1月24日作歌曰：“葬我于高山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远不望(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著有《右任文存》、《右任诗存》等。　　

　　林散之（1898-1989年），原名以霖、字霖，号散之、江上老人、散耳、左耳等。祖籍安徽乌江，生于江苏江浦。现代著名书法家、画家、诗人。16岁习唐碑，并学诗文，早年曾号“三痴”：痴诗、痴书、痴画。后负笈赴海上师黄宾虹，得“诗书画合一，不朽也”之旨。尝行越七省，涉一万八千余里，饱尝辛苦。 “散体”大草，惯用长锋羊毫，下笔轻重有秩，沉着痛快，含隶意，重视用笔和用墨，时而凝重缓慢，时而轻灵奔腾，极具的节奏感（见图46）。诗词平易格清，著有《江上诗存》。

5．其他

　　王世镗（1868-1933年）章草，博采历代草书之长，下笔得疾涩之旨。

　　李叔同（1880-1942年）行楷书，朗润简净，颇见心性。

　　沈尹默（1883-1971年），书承“二王”，笔墨端秀。

　　谢无量（1884-1964年）行书，得钟王用笔之妙，巧中见拙，游刃有余（见图47）。

　　王遽常（1900-1989年）章草，参古篆籀，钝锋稳健，文意盎然。

　　沙孟海（1900-1992年）行草，参章草意，熔铸碑帖，雄强大气。

　　此外，书法之可观者，尚有不以书家名世之文化人，如马一浮、鲁迅、丰子恺（见图48）、沈从文、叶圣陶，以及画家如李可染、李苦禅、刘海粟、潘天寿、陆俨少等等。

　　站在整个中国书法史的坐标系内来观察书法发展的轨迹，不难发现民国书法地位的独特性。民国书法，承上启下，现代书法能得以延续而有当代的繁荣，直接受到民国书家的推动，其影响风被至今。

云梦杨欣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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